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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读后感

2016-01-14 11:11:01 编辑: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成考报名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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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一
《读《货殖列传》有感》

读《货殖列传》有感

起初,我刚听到老师推荐我们读《货殖列传》时,我很迷惘。第一次听到有《货殖列传》这本书,我对它有点陌生又有点好奇,然后便心里暗自问“《货殖列传》里究竟讲什么呢?”课后,我带着好奇心把《货殖列传》仔细读了一遍,发现自己深有所感!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记录经营农、牧、工、商诸业生殖货利及相关的人物传记,体现着司马迁的许多经济主张。这一书中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关,社会经济活动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货值”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而在这一书中,司马迁也举了很多经营致富例子,介绍了许多古代著名商业家,他们利用他们敏锐的商业头脑和丰富的商业知识来寻求利益。致富是人民的本性,但也应要求利的技巧和头脑才能致富的,致富这并不仅仅是空想的,需要付出行动才能得之。一个国家想致富,那也应该有致富之道,理财之政。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产生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方面的阻挠和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满足人们物资的欲望,是货值最基本的功能,这也是“致富”的意义之一,书中还通过许多事例来充分展示了致富的意义,“上则富国,下则富民”,即国富民强,一国家想要发达起来、提高自己国家的地位也应致富。

从这一书中,更让我印象深刻、让我沉思的是其致富的方法。从富国的角度而言,政府欲致富则需要重视财富赖以生产的农、工、商等行业。设置一定的经济部门;制定合适的物价,协调致富各业的均衡发展;国家统一,开通市场,开放资源。而若用今天的角度,这些富国的方法几乎属于经济的宏观政策,也值一国家借鉴其致富之道。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称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一句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分工理论在农牧工商四业中都具有创造财富的积极作用,而区域分工和社会分工的自然形成必然导致商业这一流通枢纽的出现,从而肯定了商业在调剂余缺,沟通有无,货币流通和积累财富方面的重要价值。除了分工论外,司马迁笔下的经济思想还有义利论、善因论、价格规律等,由于时代的局限,统治阶级不可能采用他的主张。但这是值得读者一读,值得专家教授研读的,也可使现在的经济学家从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吸取经验。

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员,读《货殖列传》更是让我受益匪浅!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二
《货殖列传读后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读《货殖列传》有感

近日读了货殖列传一文,感想颇多。没有想到西汉时期司马先生的经济思想是如此先进,有好多经济主张都和我们西方经济学不谋而合,真的是很意外的发现啊。

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描述的不仅是当时的普遍社会现象,恐怕也是现在甚至将来的社会写照吧。千千万万的人,“不择老少”,“出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只为去“奔富厚”。虽然我曾经对这种求富奔富,趋利逐利的行为很不屑,但现在我却认为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人的天性就是要为个人谋求利益的,谁又会否认呢?农工商虞无需谁去号令和组织,他们都能自发自愿地各尽其能,竭尽其力,各劝其业,乐其事,不过,很神奇的是,当大家都顺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去追求财富时,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在史记和西方经济学中都有提到。

那么,人民都去逐利求富了,当政的人该怎么办呢?司马先生再次展示了其远见卓识,即顺应自然,国家不要干预工商业者的自由发展,放手发展经济;其次因势利导,疏而不堵,即国家的适度干预与调控;其次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也就是抓精神文明;再次,是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思想很先进,有没有?比西方经济学家早提出来两千多年啊。

司马迁还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地位总是同财富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我很悲哀的表示认同。

《货殖列传》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如孔于的弟子贡经商以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晕,就连圣人孔子的出名,也是和子贡的财富分不开的。

虽然当时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然而,商人的富有,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如,以畜牧业发财的倮,“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还有蜀地靠丹砂致富的寡妇清。“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傈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所以,只要有钱,。“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紊封’者邪?非也?”

司马迁还把社会上的奴役关系视为财富占有的多寡而决定的。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删物之理也。”它反映了司马迁已经把人对财富占有的多寡看做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认为是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从而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物质基础。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司马迁认为礼仪道德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仔细想想,也有一定道理。近年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道德品质也有一定提升。并且,中国人在外国的公共场合精神面貌也有所提高,这是财富带来的正效应啊。

最后再来谈谈司马迁的生意经。首先是价值规律,他说:“晓余缺者,才知贵贱”。只有注意市场行情变化,丁解市场商品剩余和缺乏情况的人,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昂贵.什么东西低贱。又说:“贵上极则反残,残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

水。”商品价格昂贵到极点时反过来就会低贱,低贱到极点时就会昂贵。这是市场的价值规律在起作用。经营者在昂贵时,不要惜售,要把商品像粪土一样抛出去;在低贱时不要惜购,要把商品像对待美玉宝珠一样珍惜地买进来。这样,你在市场经营中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你的财富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而来。

除了抓时令、赶季节外,司马迁还注意到“人和”的重要性,他说:“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善于谋生计、做买卖的,都具备能选择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和凭借时机、抓住季节的本领。作为经营者,能够吸引顾客取得人心.实际上已成功了一半。也就是具备了“人和”的条件,此外,就是讲究天时地利。还有薄利多销说。“欲长钱,取下谷”,要想使资金增长,最好去经营那些老百姓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必不可少的五各杂粮。这些下等粮食虽然利薄,但是销量大,利润反而多。而那些高档商品,虽然利润大,但由于购买对象少,必然会“曲高和寡”。

虽然司马迁生活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但他的经济思想却十分先进,如果他能去从商,一定会是成功的商人。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三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商业经济之于社会的重要性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经历了多年的学习生活,对于史记,我们应该已经是是相当熟悉的了。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时间断限,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为三千年。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史记》是中国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其开创性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学术上来看,他开创了史书绝撰的全新领域;其次,《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人文历史、自然科学、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第三,《史记》的语言通俗流畅,文笔生动优美,言人状物,栩栩如生,不仅是优秀的历史作品,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清代学者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史学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其后代的二十三部正史,都以纪传体写成,便是例证。《史记》中表现出了司马迁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和进步的历史观。如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阴阳五行、神仙方土的种种邪说,都有揭露和讽刺。司马迁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对国家兴衰、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他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史料,体现出深刻的经济思想。他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评论历代君主的是非功过,都显示出他史学思想的光彩。

作为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片,《货殖列传》无疑是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尤其是表现他对工商业问题看法的一篇及其卓越、及其精彩的文字。《货殖列传》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代工商业的发展状况,并未许多卓越的工商业者立了传。是研究汉代经济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

通篇观之,不难发现《货值列传》的文章布局十分的清晰、紧凑。整篇列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段从理论上分析阐述了商业发展、商人的出现,以及人们追求财务的现象,都是事势。事理之必然,以破儒、道、法诸家以及秦汉治者对此类问题的荒谬看法;第二段主要记载了先秦著名商人的活动与言论;第三段记载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物产、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人情;第四段,分析论述了财货对人类活动,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决定作用,肯定了追求财富乃人性之必然;第五段记载了著名商人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货殖列传》是不同于《史记》中其他篇章的作品,《货殖列传》的本身并不在于为一个特定的任务开篇立传,而在于对古代经济的述写,在于挑战古代对于商业的“重本抑末”的不公平政策。

在文章的开端,作者司马迁就引用《老子》中的言论,并评价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作者的立论一开篇就是非常明朗的,直接性的表明了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大同社会的构想是不显示的,是虚幻的。紧接着在下文中,作者接着论述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这里司马迁充分的肯定了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和商业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司马迁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评价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作者引经据典的运用《周书》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指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基础,“农不出则乏其事,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认为从事农、工、商、虞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创造者,都是自然形成的,都有其不可辩驳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活动都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并且“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又例举了姜太公被封在营丘,通过在营丘发展商品经济,最终使得齐国的经济极为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齐国“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这与儒家的那种只强调“仁义”,说什么只要国君实行“仁政”,天下百姓就将“无敌于天下”的夸夸其谈,形成鲜明的对比。“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就这样被司马迁在下一句中顺利的抛出,直接表明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使人不得不叹服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思维严密性和逻辑的强条理性。在第一段的结尾,作者也关注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的社会问题,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穿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又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之”,深刻的解释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性,可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重视的商品经济问题是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背景的,是为当时的古代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在有关于先秦著名商人的例举中,有说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所以商品经济得以在他的国家良好且迅速的发展,十年之后国家就富起来了,越王用重赏奖励士兵,使士兵冲锋陷阵像渴极了找水喝一样的勇敢自觉,于是很快的灭掉了吴国,并出兵向中原国家示威,最终成了“五霸”中的一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古代,经济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国家军事的强盛,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的强大。

在范蠡帮句践洗刷了会稽受困的耻辱后,又到了宋国的陶邑,称自己姓朱。他认为陶邑“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然后便再次经商积累家财,但是“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见他不是只一味的经商,迷恋财富,而是用自己积累起的财富去创造美好的行为,所以文章中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也”。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足并不是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的不良诱因,而且恰恰相反,通过商业的发展,经济的富足反而成了社会良好道德行

为的有力支撑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即使他的心理有要行善,帮助他人的想法,但由于经济的困窘,最终也只能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漂亮的幻影而已;但假使他再心怀行善的想法时,同时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那这个想法就能轻而易举的变成现实,而不只只是一个美丽的幻影。

圣贤孔子的弟子子贡,在跟着孔子学成以后,回到魏国囤积货物做起了买卖,成为了孔子七十多名著名学生中最富裕的一个。作者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可见空有一腔热血的政治抱负,空怀一腹学术知识的孔圣人少了子贡的物质支持也会不得不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困境,这甚至有点现代经济学中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味了。

从事商业需要的是头脑,是被称作智慧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狡黠。列传中的白圭说过:“吾治生产,尤伊尹、尚吕之某,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后文的猗顿、乌氏倮、寡妇清因为懂得商业,经济富足,甚至能让天子对他们以礼相待,名闻天下。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社会还是一直在重本抑末的古代社会,不论社会有无正面的承认,经济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影响非常重大。

汉朝建国以后,天下一统,国内取消了各地之间往来的限制,于是商人们积极的活动了起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篇中,不仅对商业经济的合理性、重要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也不仅记录了一些来自于民间的成功的商人事例,更重要的是,在文章中他还对全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做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这使得这篇列传变得愈发的珍贵,对现在的古代经济研究具有非凡的研究价值。

此篇列传对财货的剖析也一针见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爱钱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不管是隐士、是朝臣、是士兵、是赵郑美女、是富家子弟、是渔猎之人、是赌徒、是艺人还是是制造赝品的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生产储存货物,让自己的财产越来越多。对于财货的追求、渴望只不过是正视现实与自己的天性而已,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之,倒是一种人之常情,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作者除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记录先前的商人事例,还记录了当代自己国家发了财的能人,诸如蜀卓氏、宛孔氏、鲁国曹邴氏、齐国的刀间、洛阳的师史、宣曲任氏、桥姚、关中的田兰等人。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也不是靠着为非作歹而发财的,“尽推其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们这些人变化有方,是值得称道的。靠着省吃俭用不惜力气,这是发家的正道,但想要发家还得出奇制胜,只要专心致志的从事某一项工作,最终一定会达到富裕的目的。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总结道:”又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什么行业都有可能会发财,而

货币也并不是总属于谁家,有本事的就能赚大钱,没出息的就会赔出去,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经济的规律,这就是商品经济。

通览《货殖列传》,不难发现作者一直在肯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和经济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货值列传》不同于史记其他列传的篇章,它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个人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群体而书写,它所强调的是一直做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中最重要,但却一直被压抑的一部分——商业经济。司马迁希望让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批判汉武帝推行的管工官商制度。司马迁还在文章中总结了商业活动的若干规律,诸如薄利多销等等,至今还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钱钟书老先生也曾高度的评价过这篇作品说:“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司马迁传货殖,论人事似格物理然,著其固然、必然而已。”又说“此篇全非‘大事纪’、‘人物志’,与新史学不帝口手辟鸿濛矣。”

当我们站在现在的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货殖列传》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为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且对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类价值非凡的古籍,对我而言,是十分有阅读研究和再阅读的价值的,这次读《货殖列传》,读得可能是很浅薄的,但还是算小有所获。司马迁能在一个整个社会舆论和价值导向都是“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情况下,勇敢坚定的提出商业经济的重要地位,这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这种远见卓识无疑都会令人叹服。作为当代的大学青年,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提高自己的涵养、素质,培养如同司马迁一般的胆识和见地。

班级:中文一班

姓名:杨妍君

学号:20111141134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四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五
《探究白圭的经商之道及启示——读货殖列传有感》

探究战国时代背景下白圭的经商之道及其启示

——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 历史学院11级本科班 沈哲凡

提要:《史记·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专门记叙从春秋末年到汉初从事“货殖”活动(即依靠工商业致富)的杰出人物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商业的发展状况的类传,同时也是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阐述,翦伯赞和钱钟书等泰斗都曾对其赞赏有加①。笔者每每阅读《货殖列传》,总是被范蠡、白圭、计然这些成功的货殖大家的经商理念深深吸引,其中尤以白圭最吸引笔者,太史公用短短两百多字就展现了白圭的经商之道和商业成就,而本文将深入探究这两百多字背后的故事,探究在战国那个纷乱、社会大变革且自然经济占据主导的时代中,白圭取得成功的经商之道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战国、工商业、白圭、经商致富之道、经商德行、商品流通等

第一部分 白圭生活的时代背景

1.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原因探究

(1)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对商业的作用:战国时期,各国出于增强国力赢得兼并战争胜利的考虑重视发展经济,农业和手工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

A.农业方面,从春秋末期到战国,种类多且式样全的铁农具和因此而获得发展的铁犁牛耕技术开始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田农之本②”“许子以釜甑,以铁耕乎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馬,恶金以铸锄夷斤,试诸土壤④”等记载都反映了铁农具和铁犁牛耕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即扩大垦荒面积、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粮食产量等,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为农产品的富余和流通以及人口的聚居和交易创造了条件⑤。

B.手工业方面,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尤其是铁器的大量使用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此时的手工业生产按其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具体经营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小农家庭手工业、个体小手工业、私营大手工业和官府手工业⑥”。小农家庭手工业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典型代表,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点,在战国期间受到了各国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持,“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⑦”;个体小手工业数量逐渐增多,并且从事的手工业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百工⑧”;私营大手工业由大地主大富豪控制,以盐铁等行业为代表,在国民经济中其重要作用,“……夫盐,食者之将……铁,田农之本⑨”;官营手工业占据比重最大,各国从中央到地方都重视其发展。整个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为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2)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春秋时,商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⑩”的现象,齐、周、卫、晋等国都以重商而著称,大力发展商业,至战国时,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不断增加,其商品化也不断增强,加上各国对发展商业的重视和自身便利条件(除秦国之外,秦国在战国前期仍恪守商鞅的“重农抑商”思想,且其地处偏远,与东方六国从事商业贸易的条件并不好)及货币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等都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资本、原料与渠道,商业自然兴旺发达。

二.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新气象

(1)商人地位提高和一批富商大贾的出现

作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媒介,商人在经济贸易领域中参与度越来越高,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不仅人数迅速增加,从事贸易的地域范围和商品种类也随着资本和利益的不断聚集而日益扩大,甚至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和官僚纷纷转向商业,出现了“农不如工、工不如商⑾”的局面。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逐渐走出商业圈,向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渗透。商人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事业做得很成功的一部分人就成了所谓的富商大贾,他们活跃在商品流通的各个领域,以各自的经商理念经营着,使其积累的独立的商业资本获得迅速发展,大家熟知的范蠡、白圭、猗顿、郭纵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2)货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市场对金属货币的需求,而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则为此创造了条件,于是各国兴起对本国货币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金属货币数量增多,流通范围扩大,尤以铜币为甚,而黄金被更多地用于流通手段,已经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参与流通的货币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为市场的稳定运行、为富商大贾的兴旺提供了必要条件。

(3)高利贷盛行

高利贷的盛行是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富商大贾们是债权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仅放债给农民,甚至也放债给官员和政府,“凡称贷之家出钱三千万,出粟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⑿”,放债也成为富商大贾们财富的重要来源。

第二部分 白圭的经商之道及其启示 一.《史记·货殖列传》对白圭的记载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二.白圭的经商之道探究及其启示

(1)“乐观时变”思想

A.探究:所谓“乐观时变”思想,表现在白圭身上就是“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⒀”,能够灵活机动地掌握好经营的时机,绝不错失良机,这种“时变”,在经营农产品上就是掌握年份的丰歉变化规律,在经营手工业商品时就是掌握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物价的涨落情况。《货殖列传》中“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一句形象阐述了白圭运用丰歉规律进行粮食交易并获得成倍收益的“乐观时变”思想,而这一思想在管子那里也得到了回应,“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⒁”的把握时机的思想与之异曲同工。

B.启示:市场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物价也处于不断的涨跌之中,究其原因,不仅有人为因素,也与自然规律有关。商家经营时需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抓住

时机,因为在市场竞争中时机就是金钱就是财富;同时要做出快捷、灵活、机动的反应,像白圭那样如猛兽鸷鸟般果断出击。要做到这一切需要商家长时间的培养,培养自己的全局意识、决断力和用于冒险开拓的品质,方可达到白圭“乐观事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境界。

(2)“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贸易原则

A.探究:“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针对粮食交易过程而提出的,类似于李悝采用的“平籴法”,即丰年粮食大量上市,农民出售多余粮食导致粮价降低时大量收购粮食储备,歉年时粮食供不应求导致粮价上涨时适时出售粮食,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乐观时变”的思想。其目的则是实现所谓的“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⒂”,即在不同的市场变化中总是保持屹立不倒,通过不等价交换来获利。然而,我们要注意的事,白圭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贸易原则与投机取巧、囤货居奇之辈完全不可等视,白圭在丰年时虽然收购储存但不抑制买卖,在歉年时虽然抛售但不居奇,他粮食的交易量和价格都是合理的,是对农民和消费者双方都有利而无害的,而在此基础上又为自己赢得了大量财富,这就是白圭的高明之处。

B.启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以薄利多销为主要形式,在合适的买卖时机中依靠合理的差价来赚取利润,这种方式客观上起到调节市场商品供求的作用,对生产者与消费者均有利无害,这与我们当下很多商家投机取巧、哄抬物价、炒房等只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破坏市场稳定的行为产生了鲜明对照,商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消费者的切身问题和整个市场的正常运转,他们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在这方面白圭无疑为后世的商人们作出了榜样。

(3)勤俭经营、吃苦耐劳的经商品质

A.探究:“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⒃”是太史公对白圭吃苦耐劳品质的写照,笔者认为,一个伟大的商人并不是只会赚钱,也要会正确地对待钱、处理钱,白圭就是一个伟大的商人,坐拥无数财富,却能节衣缩食、与用事僮仆同甘共苦,并能终始其毕生的事业,这样艰苦创业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并且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白圭的创业中来。

B.启示:很多企业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终于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但是他们很快就被物欲和奢华的享受蒙蔽了双眼,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奋斗信条和人生观价值观,其结果只会是产业衰败、两手空空,所以白圭的经商之道其实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事业处于低潮期还是高峰期,我们都不要停止奋斗和前进的步伐,停下享受的结果只能是倒退回原点。

(4)“智、勇、仁、强”理念

A.探究:“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⒄”是白圭对自己“智、勇、仁、强”理念的阐述,在他看来,想做一个像他一样有能力、事业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满足这四点要求。“智”即“权变”,与“乐观时变”类似,要做到权衡时机;“勇”即“决断”,要敢于在迷乱的市场中找准目标、果断出击,以免错过时机;“仁”即“取予”,不能只追求个人经济利益,还要考虑到生产者、消费者与市场的协调关系,做到诚信经营;“强”即“有所守”,即在确定好目标和决策之前不能轻举妄动,需要做好准备,等待时机。这四

点和谐统一、相辅相成,对事业能走多远至关重要。

B.启示:当下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大部分都缺乏着白圭提出的不同的素质,有些人缺“智”,在错误的时机做错误的决策;有些人缺“勇”,行事犹疑,贻误时机;有些人缺“仁”,利欲熏心、虚假经营;有些人缺“强”,一味冒进,撞到南墙才知回头,从白圭这里,企业家们能学到很多,只要他们能放下自傲的架子,虚心向两千多年前的祖宗虚心求教。 总结:

太史公对白圭的推崇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在战国那个大变革的时代,白圭抓住商业大发展的时机,推行一系列科学的致富理论和经商品德,最终不仅使自己成为后世景仰的“治生祖⒅”,也为后世指明了致富之路,为我国封建社会商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下我国商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企业家经商致富之路出现了很多弯路,因此两千多年前白圭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引导世人走上科学致富之路和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面重要的旗帜,我们应该放下身段,向两千多年前的先人虚心求教,定会获益匪浅。

注:

①:钱钟书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中说:“当世法国史家深非史之为‘大事记’体者,专载朝政军事,而忽诸民生日用;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乎辟鸿濛矣。” 翦伯赞也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②:出自《汉书·食货志》

③:出自《孟子·滕文公篇》

④:出自《国语·齐语》

⑤:《战国策·魏策一》有言:“地方千里,地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 ⑥:出自《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周自强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⑦:《吕氏春秋·上农》引《后稷》云

⑧:出自《孟子·滕文公》篇:“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⑨:出自《汉书·食货志》

⑩: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序》(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⑾: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⑿:出自《管子·轻重丁》(姚晓娟、汪银峰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⒀:出自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⒁:出自《管子·国准》(姚晓娟、汪银峰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⒂:出自《战国策·赵策三》

⒃: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⒄: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⒅:出自《史记·货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参考书目:

《中国商业通史》(吴慧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货殖思想论略》(吕庆华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版)

《战国秦汉时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研究》(张弘著,齐鲁书社2003年版)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周自强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

《管子》(姚晓娟、汪银峰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汉书详节》(汉朝班固原著,宋朝吕祖谦编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著、中华书局版)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六
《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

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

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

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

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

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七
《《货殖列传》读书报告》

《史记·货殖列传》的读书报告

我们组做的内容是《货殖列传》,为了进一步解读我们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思想精髓,我们一共看了20篇论文,有从期刊查的,有从著书摘录的,当然,还充分发挥了科技的力量,上网浏览了一些相关言论,总的感受就是:史书浩如烟海,但当我们重温经典,用我们现代人的视角来分析司马迁的思想,并且用他精髓的语言来总结我们现在的社会某些现象时,我们深深感受到古人伟大的智慧和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上次读了上一组的作品,如果说他们对论文材料的运用采用的是纵向罗列分析,那么我们组采用的则是横向比较分析。大家都知道,《货值列传》记叙了从春秋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体现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我们通过对论文的阅读,发现绝大多数论文都是都是着重研究和运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引用的、研究的那些《货殖列传》中的句子也就那几句,所以我们对《货殖列传》中的相同的一句话找出几篇不同论文的观点来做一个横向比较,主要是通过比较来体会论文作者的分析角度、思维特点和引用技巧,为我们以后写论文做一些铺垫,当然,我们的这种只是做一些肤浅的表象分析。

对于报告的内容,我们主要是根据《货殖列传》内容将我们搜集的资料分类,《货殖列传》中除了涉及经济领域外,还有一些关于历史地理的,包括各地自然资源分布、民族风情、地区划分等。第三块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文中列举了许多诸如范蠡、白圭、巴寡妇清等古代大商人、大企业家的事例。我们的报告也分为经济思想类、历史地理类和历史人物类来分别运用资料做比较,首先做微观的横向比较,比如说在经济思想类这一块中,我们会把手中关于写经济思想的内容整理到一起,对某一句或某一段所引发的不同作者的不同见解进行横向比较,得出一些结论,其它两块中的,我们也按这种方法来做,到最后再在这三块上做一个宏观的横向比较,用各块中总结出的共同特点和其它两块中的共同特点做比较分析,看看从事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们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有什么异同,我想,这将是我们最终的收获。

下面是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思想方面,先从整体上看,我们在阅读的论文中共整理出来6种对司马迁典型的经济思想的总结:1.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的经济思想;2.肯定市场作用的经济思想;3.既开放又管理的经济思想;4.因俗变迁的经济思想;5.“素封论”思想;6.“本末奸富论”思想。

其中,在《从<史记·货值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中体现了第一种观点,作

者指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反映的全部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在于他以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点去观察社会经济活动。司马迁继承了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传统,并受到了当时最流行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的思想体系具有较强烈的发展观点,使他观察事物有素朴的辩证法的方法,同时反对神学天道观。他认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司马迁主张发展工商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

有不少人提出第二种观点,《<货值列传序>与中国政府职能的发展》一文的作者认为:司马迁特别指出“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就是符合经济法则的。而司马迁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调节这一过程的基本因素就是物价在贵贱之间的波动,以此来促进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循环进行。„„充分认识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肯定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时,特别指出,“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显然,司马迁认为这是市场发挥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命令和教化,“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充分肯定了市场的作用。„„政府并不是什么都管。作者认为这些非常完整地回答了市场在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实说明的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但两者之间的时代相差甚远,从而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市场经济思想。

施丁则在《司马迁经济思想四题》中提出了第三种观点:说司马迁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有点片面,应当注意到他既强调“善因”,反对“与民争利”,又主张因势利导,加以教诲管理,是主张既放开又管理的经济政策思想。

持第四种观点的代表作是张俊的《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现代价值》,他认为司马迁对老子文本“甘”、“善”、“安”、“乐”的引用,在于表明他对因俗变迁的渴望,至于人民因什么俗、得什么欲,则就顺其自然。„„为此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论述,即因俗没变迁的机制设计是经济学追求的帕雷托最优解,用利益引导为次优解,而道德教化和整齐同一则又在其次,与习俗斗争背离更是最下解。所以作者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体现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

持第五种观点的代表作是刘蕴之的《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他指出司马迁的“素封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之与之比者,命曰‘素

封’”。„„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能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缪雨在《史记与新闻学》中提出了第六种观点,他说,司马迁认为“治生致富之道,以本富为上。”所谓本富,就是从事农林牧渔而富,比如陆地牧马牛羊,泽中养猪,水居养鱼,山居种植栆、栗、桔、漆、桑、竹,市郊种植姜、韭等等。其次是末富,就是从事商业而富。最下是奸富们就是靠“危身取给”犯法而富,特别是那些有爵邑俸禄的人却还要弄法犯奸而富。司马迁的态度很鲜明,提倡本富,反对奸富。作者评价到:从中可以看出,它不但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而且几乎接触到了某些社会科学原理的边缘。

当然,以上只是持各个观点的典型代表,比较前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司马迁在朴素的唯物历史观的指导下,主张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干涉;第二种观点认为司马迁看重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不主张人为的干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司马迁既主张开放的经济政策,又强调必要的人为干涉管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三个观点都侧重于从政府应不应该干预社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各自所理解的思想又有偏差,可见人们对史料的解读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接下来让我们从文章的部分进行几个例句的比较分析。

1.“夫神农以前,吾不 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 乐,而心夸矜持能之荣,使欲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从<史记·货值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司马迁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

而张俊在《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既现代价值》中对这句话的理解则是:司马迁指出,虞夏以来出现的求娱乐、求物欲、求荣耀、求享受的心理,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对人民浸染许久,即使用最美妙的前论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前者强调的是物质需要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唯物的角度;而后者强调的则是求享受的心理(也是一种需要)是一种习俗,更倾向于唯心的角度。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乘之候,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从<史记·货值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是司马迁

看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们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观必然的,对待这样的问题,莫善于“因之”、“利道之”,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因循为用”,反其道而行之是不会发生好结果的。而张俊在《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既现代价值》中对这句话的理解则是:这句话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

前者指出提高物质生活是普遍要求,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站在客观角度看的;后者则指出人们追求利益(提高物质生活)具有正当性,是站在主观角度看的。

3.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 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 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从<史记·货值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司马迁这是说工商业活动是“ 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是必然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是应该因势利导而提倡,不应 该强行压抑。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蒋福亚在《评“末业,贫者之资也”》 中是这样理解的:很显然,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时,是将“末业”看成与农、工、虞一样重要的富国富民的事业和途径,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贫者之资”中的“资”,实际上就是“衣食之源”。也就是说,“末业”对于贫困农民而言,同样是他们借以谋生活命的事业和途径。

前者的观点侧重于合乎社会规律,要因势利导;而后者则强调末业的重要性。

4.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从<史记·货值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句话说明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人或受人奴役,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恩格斯说:“……所有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经济状况的产物。”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胧朦地感到这一点,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重视社会 生产活动,承认“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这一基本事实,并且把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经济情况联系起来叙述,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显然是进步的朴素的唯 物

主义观点。而钟祥才《中国古代贫富思想评述》中的理解则是:从大的方面讲,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贫富差别的对策思想分为不干预利于干预两派,在司马迁看来,“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可以清楚的看出司马迁把贫富差别视为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这就是说,由于财富,编户之民可以成为素封的侯王;而侯王失势,也是出现“客所居之”的局面。因此,他才说:“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世。’此言非虚也。” 司马迁道出了财富对仁义的决定作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他能认识并能道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才能比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史学家都更加接近真理的边缘。

前者提出了财富占有情况决定奴役别人或受人奴役,即财富对社会地位的决定作用,礼节道德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体现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以及贫富差别是社会地位差别的原因;后者则认为,贫富差别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结果,财富对仁义起决定作用。

除此之外,钟祥才《中国古代贫富思想评述》中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有人认为贫富差别来源于产业的分工。当然,在我们看来,这种分工又何尝不是取决于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地位如果真如之前分析的是由财富占有情况决定,那么这将是一个封闭的二级循环,将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

5. “夫山西饶材,竹、gǔ@①、@②、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③、梓、@④、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 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 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 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从<史记·货值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一文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从肯定财产私有制出发,把人们自发的营利活动看成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生活准则,„„司马迁对物质财富的来源问题,正确地提出了形成物资财富的自然物资和人的劳动这两个要素。„„在提法上,司马迁也只重视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认为这个源大就富足,小就贫乏。„„在这里,司马迁受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既没有意识到私有制本身 只 有历史的暂时性;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在他的论述中有混同社会规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八
《货殖列传翻译点评》

货殖列传·原文、译文与读后 张建平

前言.现在的人学经济学,必是西人所论。然比这些西人之论丝毫不逊的,当属司马迁所著《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从农业还是工商业,从行业经济到地域经济都有论及。可谓中国古代的《国富论》《通论》和《经济学原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实当代经济学除了比比皆是的软硬伤之外,可取的部分很少有超出司马迁所记述的古代经济思想水平的。

【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翻译】《老子》一书中写到:“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

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读后】看来,自司马迁时代“闭关锁国”的做法就已经不再时髦了,但这种认识已经背离了老子对和谐社会的认识。老子的《道德经》现在又非常热,大概是人的思想认识的一个轮回吧。

在提倡“和谐社会”的时候同时鼓励“充分竞争”,“竞争”与“和谐”能否达到完美统一或者说竞争之下还有没有“和谐”,这是需要当政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原文】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翻译】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挨门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读后】当今各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并且以市场角色进行所谓的“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干预;各地政府都以发展地域经济为己任;财政从均衡财政变成了赢利财政或者赤字财政……这些不都是“最下者”之策吗?

国不与民争利,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连封建君主都知道这是治国的下下策。行政机构以种种借口敛聚民财。国企的存在,就是一个国与民争利的工具,实属

不当。国企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剥离其“企业”功能,做为纯粹一个生产单位服务于基本的民生方面,即变“国企”为“国厂”。

【原文】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翻译】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

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请自来,各种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读后】这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比斯密早了一千八百多年的。据此也可以说斯密的《国富论》其实是欧洲版的《货殖列传》。司马迁将自由的交换秩序看作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这种经济思想放在当今,应该是排斥和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

古代的这种自由经济秩序之所以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稳定存在着,其实有其前提,即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以当时之人力开发其一小部分即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不存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事情。广袤无垠的资源,只要你有能力,尽可以去开发。因此当时不存在现在经济学所说的资源稀缺问题。

而现在资源相对于人的能力发展和近乎贪婪的需求来说,已经不再是足够充裕的了,那么争夺资源的现象就自然产生,资源有了归属权问题,也就无法实现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然经济秩序了。

“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看来,高抛低吸是自古的经商之道,亘古未变,当今的商业也不过如此,似乎没有多少新意。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不知道何时算物贵何时算物贱。

【原文】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於威、宣也。

【翻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

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威王和宣王时期。

【读后】在八十年代中国流行一句格言,叫做“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兵不安”,颇有点抄袭周书之嫌。

姜太公的治国之策,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很懂得“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有特色则发扬特色,没有特色就创造、培育特色来发扬之,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

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必定是人流、物流、财流的中心,其中以人为主,毕竟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没有了人就枉谈经济了。

古代,类似管仲这等“富可敌国”的现象是现实,但是商人和贵族是两码事。而今是政商合一的社会,只要富可敌国,就可以以商摄政,问鼎天下。另一方面,政府代表的全民权力又在防范着私有权力的膨胀,所以,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声称经济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要施以“反托拉斯”“反垄断”大棒的。

货殖列传读后感篇九
《史记读后感》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史记》。

《史记》开创了我国历史“纪传体”的体例;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通史;还开创了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治史传统。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史记时就说:“史家之绝唱,独韵之离骚”。可见,《史记》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史书。

《史记》由司马迁所著。司马迁讲历史,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在《史记》里,他介绍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贪利失地的楚怀王„„但是最伟大的还是他在书里所表达的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达进步的民族观。首先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大一统”,并且还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事业虽然依靠了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而且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其次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战争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司马迁的时代,人们的民族思想却是比较落后的,推崇“尊夏贱夷”,认为中原文明高于所谓的“夷狄”。 但司马迁不同,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少数民族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每一篇都渗透出他的民族平等的意识。而通观这些民族史传,可以发现其内容并非单纯的夷夏分离的记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给人以各民族从来都是杂处、融合的印象。 表达进步的经济思想。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 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 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 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种思想在《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中,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 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

表达了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他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歌颂下层人士的品质才干,用了很多篇幅为他们树碑立传,诸如《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都属这一类。

表达了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马迁著《史记》把自己的生命也

投射在了其中,因替一位将军辩护而遭受宫刑,痛不欲生,他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身,但为了完成《史记》,为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就极刑而无愠色”,并在牢狱中“发愤著书”。

读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在探求其心智的源头和演变,观山河所以存,观生民所以养。《史记》一部伟大的史书,影响了中华名族世世代代的人,而它还会再继续塑造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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