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咏叹调阅读答案 公共汽车咏叹调答案

导读：　　　公共汽车，城市客车，即巴士或大巴，是客车类中大、中型客车的典型车型，是为专门解决城市和城郊运输而设计及装备的商用车。以下是中国 ...

　　公共汽车，城市客车，即巴士或大巴，是客车类中大、中型客车的典型车型，是为专门解决城市和城郊运输而设计及装备的商用车。以下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 分享的公共汽车咏叹调阅读答案 公共汽车咏叹调答案，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公共汽车咏叹调阅读答案 公共汽车咏叹调答案

　　公共汽车咏叹调(节选)

　　将心比心是人类的一种优美素质。

　　人心隔肚皮。理解别人的心思很不容易。

　　但应当有理解别人的愿望。

　　难。

　　难得普遍地产生这种愿望。

　　乘客们从一个网结流向另一个网结，借助于 时，他们的心灵或处于暂时的麻木状态，或沉浸于自我的思绪。对于他们来说，“公共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售票员”是两个抽象的概念，尽管面对着活生生的司机和售票员，他们很难产生出如下的心绪：那些人各有各的名字，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

　　乘客们的这种心态无可厚非。

　　当乘客们受治于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时，他们是无辜的。

　　当韩冬生在西单气恼而执拗地轰乘客们下车时，那满车的乘客便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来坐公共汽车的，谁也不容易。

　　当韩冬生和小小礼他们往下轰乘客们时，有几个乘客的心灵最受伤害。

　　其中就有那位递过钱去要买票，而遭夏小丽拒绝的人。他是国家机关的一位技术干部。

　　韩冬生觉得自己比出租汽车司机挣得少，委屈，这位干部实际上挣得比他还少。

　　单看固定工资，这位四十岁出头的干部是比韩冬生拿得多。但韩冬生他们加上补助和奖金，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元，这位已经开始谢顶的干部却是干拿一份工资，额外的附加收入一年也不过一百多元。

　　韩冬生他们还都开辟了第二财源。

　　韩冬生的同事里，有的经常泡病号。其实没有什么病。他们是同什么什么公司挂了钩，给人家到广州一类的地方接车去了。他们日夜兼程地从那边把车给人家开回来，或一周或半月，人家给他们一笔报酬。最多一次能拿到六百元。

　　韩冬生胆子小。秦淑惠也不让他那么干。

　　秦淑惠头两年从街道上揽了糊纸盒的活儿。是糊装西装套服的那种漂亮的纸盒。糊一个大的能挣三分六厘钱。糊一个小的能挣两分四厘钱。韩冬生成年上早班。天不亮出去，中午一点半回到家里。吃过午饭，略事休息，他便帮秦淑惠糊那纸盒。

　　他们能从下午一直糊到吃晚饭，吃完晚饭一边看电视一边继续胡。韩冬生糊到九点来钟先睡。秦淑惠最来劲的时候能糊到十一点去。

　　最多一天能糊出二百多个来。

　　一月到头，把纸盒交上去，除了扣除百分之十的管理费，以及扣除浆糊钱和耗损费外，最多一月能挣到八十块钱。

　　那位平时骑自行车上班，偶尔才坐公交汽车的中年干部，可是一点这类的第二财源也没有。他和他那也当机关干部的妻子都没有开辟第二职业的魄力。客观条件也不具备。都说机关干部分房子占便宜。也不尽然。不过总的来说，确比公共汽车司机或售票员或然率高一点。那位干部前些时确实分到了一个两居室的单元。但说来韩冬生他们可能不信，那干部家里家具非常寒酸。他们也想添置点家用电器，一台十二时的黑白电视看了多年，暂不作更新之想，算有一件了吧，最急需的洗衣机他们就还没有买。要买个双缸的，他们就还得再攒一阵钱才能办到。

　　韩冬生家里除了一台十四时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外，已经迎进了一台广东中山县出产的威力牌双缸洗衣机。秦淑惠特为它扯了两米花色艳丽的平绒布，不用时盖在上面，标志着它在他们家中目前所享有的荣耀地位。

　　韩冬生真不该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他在西单遇上点麻烦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对待工作，对待乘客，实在并不占理。

　　但乘客们也该知道知道他的家庭悲欢。

　　买那台双杠洗衣机对他们家来说是一桩大事。钱是用两双手辛辛苦苦糊纸盒子糊出来的。可是从百货商店运到家里，刚使两回就出了毛病。

　　气得不行。立即再去借平板三轮，运回百货商店，要求调换。

　　人家让他们先搁那儿，得研究研究，看究竟是机器本身有毛病，还是他们使用不当。韩冬生急了，跟人家吵。吵也没用。就象公共汽车上的乘客同他吵架一样，没用。权力，尽管是小小的权力，在人家手里。

　　洗衣机放那儿了。韩冬生第二天早上开车心绪不宁。经常没刹车。乘客们被弄得东倒西歪。没有哪个乘客知道，这除了惯性作用以外，还有司机本人的心理作用，而这竟又同一台搁在百货商店仓库里的待查洗衣机有关。

　　不细述了。韩冬生和秦淑惠四出四进，到百货商店换了三次，最后猜得到现在稳定地覆盖着碎花平绒布的这一台。这一台真可爱，开动起来一点毛病也没有。

　　可是他们生活中的小北环仍在细波回澜般地展开着。

　　有一天韩冬生回到家，只见秦淑惠坐在床边上抹眼泪。

　　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蛆”。说他们是双职工，没权力领纸盒子到家里来糊。于是人家不再发给他们那样的纸盒糊了。

　　韩冬生对出租汽车司机们眼红。没想到也有人对他们两口子眼红。

　　韩冬生气得不行。怎么着?八十块钱的外快挣得容易吗?有时候为了赶上交活的时限，得帮秦淑惠一直糊到半夜，第二天开车都迷迷糊糊的，万一出了事儿，自己吊销执照，坐班房，老婆孩子不得喝西北风去?

　　韩冬生忿忿然地想：把我们挣的那八十块钱，拿出来跟你们劈分吗?有那么个理儿吗?

　　其实韩冬生这是真也该想一想，人家出租汽车的司机就那么轻松吗?不错，是挣得多，可开车的时间，不也比开公共汽车长吗?有时候一天有十六个、十八个小时都在跑车，最少也得跑十二个小时，容易吗?难道就该把他们多挣的钱，拿出来跟开公共汽车的劈分吗?这就合理了吗?

　　眼睛都朝比自己挣得多的人看，越看越眼红。

　　红眼病。这是目前中国人最常见、最多发、最普遍的心理症状。

　　失去了糊纸盒的财路，韩冬生秦淑惠便另辟蹊径。秦淑惠不知怎么的认识了邮局的人，于是他们从今年开始趸报纸卖。

　　趸来的报纸，《北京晚报》卖一张能挣四厘，《大千世界》和《球迷》合起来平均一张能挣五厘。他们没回趸三百份《北京晚报》二百份《大千世界》和《球迷》。他们坚韧地几厘几厘地积累他们的财富。

　　韩冬生如今每天下午去卖报纸。一天能挣两块多钱。当秦淑惠每天点着挣来的钱——净是钢镚儿和皱皱巴巴的分票儿——她总要知足常乐地说：“把一天的饭钱挣出来了!”

　　中国是个以烹饪技术著称于世的国家。

　　但中国一般民众的三餐饮食仍旧相当简朴。

　　北京一般小市民宁愿牙缝里省一点，攒出钱来置“大件儿”。

　　眼下北京市民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准，主要不再是吃得怎么样，也不是穿得如何讲究，甚至也远不是有没有组合家具或壁灯吊灯，现在主要是看拥有家用电器及高档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

　　有所谓“八大件”的说法。按其重要性，彩电稳定地排在第一位，其余的在各人心目中次序略有差异，它们是：洗衣机、缝纫机、录音机、照相机、摩托车和录像机。

　　为了向“八大件”进军，韩冬生一家在吃上非常节俭。他每天早上不吃东西就去上班，跑车跑到八点多的时候，他在终点站附近的回民小说点买四根油条，就着热茶水啃。天天如是。中午全家等他回来一块儿吃。他家中午饭全院知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炸酱面。秦淑惠每三天炸一次酱，油搁得比较慷慨，但里面只有鸡蛋和虾米皮，并没有羊肉末。自从羊肉涨到一块九毛钱一斤以后，他们一月只买一次，每次只买一斤来吃，晚上一般吃米饭、炒菜。菜是哪样便宜了吃哪样。这一阵子柿子椒便宜了，一角六分钱一斤，秦淑惠就天天买两斤来炒着吃。

　　那位要买票反倒遭到拒绝的干部当然不知道，使他所乘那辆公共汽车搁浅的司机，便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

　　夏小丽拒绝卖给他票，使他非常难堪，也使他非常气愤。

　　他愤然说：“你怎么不卖?我做了国家的车，我就该买票，不能让国家吃亏!”他固执地伸着胳膊，把一毛钱递到夏小丽面前。

　　夏小丽竟越发粗暴地把他那拿钱的手推开，仰着脸，两眼眯成两条缝儿，下巴颏抖动着，嘴里象吐葡萄皮儿似地一连串地说：“得了吧得了吧得了吧……”

　　她不仅拒绝售票，还拒绝接受那位干部的正确道理，使周围的乘客难以再保持沉默。

　　一位花白头发的女乘客忍不住对她说：“你这样可不对……”

　　夏小丽没等她说完便又尖声地截断她说：“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对又怎么着?!”

　　那眼睛瞪成一对鼓鼓的豆荚。

　　另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也实在看不过去，激动得有点结巴地批评她说：“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你……怎么能这么工作?”

　　“就这态度!我还不想干呢!”

　　夏小丽的回答斩钉截铁。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车更崴泥了。可怜满车乘客心!

　　夏小丽原是远郊区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她父母都是那边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她上的那所学校是所谓“非重点”学校。全校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三个人考上了大学。她高中毕业时适逢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招聘售票员。她是自愿来应聘的。

　　谁知经济改革的迅速进展，使所谓个体户活跃起来。破产或并无大赚的个体户人们很少顾及，到处传说着个体户暴发的消息。也不都是夸张。夏小丽的一个同班同学，如今是母校那一带的“糖葫芦王”，他通过从家庭车间里生产出的糖葫芦，垄断了那一片地区的糖葫芦批发业。存折上究竟有多大数目，不得而知;“八大件”置全了，可是有目共睹。夏小丽就被请到他家看过录相。对比之下，夏小丽越来越后悔当初为什么非来当这售票员。早知道的话不如在家耗一耗，耗到能领个体营业执照时，也领它一个大干一番。夏小丽觉得自己也不是个玩不转的人。

　　夏小丽在穿戴上原不怎么讲究。可如今刺激她的时髦事物实在太多。刚觉着“华姿系列化妆品”新鲜，电视上又退出了“威娜宝系列化妆品”的广告。刚置备了眉笔，百货商场化妆品柜台里又出现了睫毛夹子。最近北京街头陆续出现了港式的发廊，里面尽是打广州请来的有手艺的美容师，什么“小巴黎”、“秋子”、“新浪潮”、“迷你”……光那发廊的名字就让人心里头怦怦怦乱跳。看过几次时装展览，她懂得了什么事“国际流行色”，什么事“X型”、“H型”、“A型“服装。光东长安街高台阶上的丽都百货商店里，就有那么多五光十色的真假首饰。刚买上一双细高跟皮鞋，人家就告诉说如今最新潮的女鞋倒是平跟的。

　　乘客们真该理解和谅解夏小丽的心思。

　　她虽不是如花似玉，到底正当青春。爱美是可贵的素质。万不可对之轻蔑。

　　问题是她越来越不乐意当售票员。公司发了工作服，蓝色，黄纽扣上的图案是方向盘，她嫌难看。料子很次。车队队长说值四十八块钱。她拿到信托商行估过价，人家只给开九块钱。她不按规定穿那工作服售票。她总按自己的心愿打扮自己，坐到那售票台上去。

　　她嫉妒那些比她打扮得好的女乘客。尤其外地来的女乘客。

　　有一回外地一位女乘客问她：“同志，到颐和园在哪儿换车?“

　　她斜眼睨着那位女乘客。女乘客的西装套服材料高级，剪裁得也好，耳垂上的耳夹闪闪发光，不知是纯金还是包金……嗬，瞧那派份儿，敢情头一回来北京，口音透着“怯”，颐和园都没见识过。夏小丽撇撇嘴，傲慢地说：“这车不去颐和园!哪儿换你下去问去!”

　　对方很伤心。人家头一回来北京。车子刚开过天安门。人家打车上望见天安门广场心里热乎乎的。人家觉得这是首都。首都应当处处、人人都比外地强。人家兴冲冲地要去游颐和园。人家家里的人还等着她回去讲述首都的风光。人家不过问一声怎么转车，首都的这位售票员就给人家一对卫生球眼珠，一句透心凉的冷话!

　　人家不能不提意见：“同志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说话啦?”夏小丽振振有辞地说，“这叫北京话!你懂吗?告诉你这车不去颐和园，你罗嗦什么?”

　　对方激动了：“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这态度!”夏小丽把头一扬，“受不了这态度你坐小出租去呀!有能耐你坐专车去!”

　　人家气得要哭。有颐和园的兴致全给冲没了。

　　时常有乘客想：为什么汽车公司不对夏小丽这样的司、售员采取严厉措施，比如说，他们屡教不改，便加以开除?

　　有的乘客给公司打电话、写信，正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提出这类建议并不器官，头两年电影、电视剧里不净是这类的改革故事吗?新上任的改革家，铁腕人物，第一招就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人物实行“炒鱿鱼”。你不好好干?你改不改?你还捣乱?好，请你卷铺盖卷，滚蛋!

　　夏小丽那样的司、售员却不但不怕这一招，甚而巴不得你给他们来这一招。

　　在公共电、汽车的一万名司机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打了正式请调报告。有的人甚至要求离职。有的管你批准不批准，他就不上班，自己另辟财路去了。

　　售票员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夏小丽就曾经闹过退职。不批准，她就把气往乘客身上撒。她经常懒得卖票。目前公司的规定是票款达不到指标不影响奖金，超过指标才能有额外奖励，数目也有限。夏小丽跑的那条线坐车的净是有月票的，买零票地不多，反正也超不了指标，所以她懒得卖票。

　　夏小丽不但不怕除名，她还自己除过自己的名。

　　头几个月，她忽然失踪了。老不来上班，车队干部去她家找她。她父母只是说：“我们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呀!”“许是到沈阳她姑那儿去了吧!”其实她就在北京。那个“糖葫芦王”帮忙，给她联系到一个外贸单位，当了接待室的接待员，负责给外商端茶递水，虽说是临时工，挣的不比售票员多，但实物油水非售票员可比，而且夏小丽觉得既体面又轻省。

　　车队终于找到了她，给那个单位说清楚，她是擅离职守的，于是人家辞掉了她。

　　夏小丽在这之后有一天来到了调度室。她穿着当接待员时候人家发给她的工作服，那是多么鲜亮的一身套服啊!她还戴着港式的蔚蓝色项链，耳垂上缀着雪花形的耳饰，脚上穿的是一双罕见的淡蓝色的人造革新款式高跟鞋。

　　简直是“衣锦还乡”的气派!

　　连韩冬生走进调度室，同她久别重逢，脑中也丝毫没有她犯了什么错误的意识。他只是乐呵呵地望着她说：“嗬，鸟枪换炮啦!”

　　夏小丽被一群女售票员围着。有的用手捻着她套服的料子，有的在问她那头发是哪家发廊里做的，是九块钱还是十二块钱的工钱，有的皱着鼻子凑拢她闻着她身上的香水味儿。夏小丽得意洋洋地用一条腿掌握着平衡，因为她脱下了一只鞋，正让另一个姑娘试穿，那试穿者脸儿涨得红红的，心理翻腾着微妙而汹涌的思绪。

　　“嘿!”她招呼韩冬生说，“吃陈皮梅!”

　　她买来一包陈皮梅，摊在了调度桌上，让大家随便抓着吃。

　　韩冬生吃了一颗。

　　“人家外商都时兴吃这个，没人吃那奶糖!”她宣谕着自己获得的人生经验。

　　调度员也吃着陈皮梅。她一边嚼着一边问夏小丽：“嘿，我说你打算哪天来上班啊?”

　　夏小丽恩赐似地说：“那就明天吧!”

　　处分?除名?从总公司到车队的头头们心里都明白，与其用处分和开除来吓唬这类司机和售票员，莫若随时随地提醒他们，他们将永远被该公司雇用。因为该公司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司机、售票员因待遇问题打了请调报告，出勤率一直保不住。公司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只能防止他们自行脱离，一旦 有人自行脱离，他们就要象找回夏小丽那样找回他们来。他们不被除名就办不下个体户执照，也不能被别的单位正式录用，因而到头来还得认命，该开车开车，该售票售票。

　　公共汽车咏叹调一 刘心武

　　气恼。凡是公共汽车的乘客都难免气恼。

　　死等，死不来车。终于来车，轰隆隆从站前一掠而过。动不动竖起“区间”、“快车”的小牌子。好容易跑拢车门，偏“咣啷”猛然关上。总算挤了上去，售票员从后面推你搡你，就仿佛对付一袋土豆。来劲儿时，售票近于刁难，没劲头时，你要买票他还懒得卖给你……

　　终点站上，听着好多辆车。为什么一辆也不发?

　　淤成一团的乘客个个心急火燎。

　　站上有间小屋，是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乘客闯进去，质问道：“怎么还不发车?”

　　没有人理他。

　　调度员拉长着脸，在一张表格上填写者什么。几个也不知是司机还是售票员的年轻人坐在长椅上，管自互相聊天。

　　那乘客提高嗓门，再问一次。

　　几个声音同时响起：“你等着去呗!”“现在没车!”

　　终于有一辆车开拢站前。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挤。

　　忽听售票员宣布：“西单不停!去西单的甭上!”

　　西单是大站，为什么不停?

　　乱哄哄。有人想退下去，再等一趟西单停的，但游移之中，车已起动。

　　车驶出站后，乘客们开始纷纷呼吁：“西单干吗不停?”“我们都去西单!”“快车也得快的有道理，西单不停算怎么回事儿?”

　　前面那位烫发描眉的售票员撇着嘴说：“甭跟我嚷，你们跟司机说去!”

　　真有几个人去跟司机说。或恳求的口吻，或激动的语气。

　　原来快车省停有一定的随机性。调度员的安排并非圣旨。

　　司机嚷了一声：“一站西单啦!”

　　售票员便也呼应了一声：“头站西单!”

　　车有十七米长，分前后两截，塞得满满的，有人没听见，有人没听清，有人没听。

　　调度员对乘客闯入调度室大声质问早已习惯。

　　她懒得回答。甚至懒得抬眼望一下质问着的模样。

　　小小的调度室，是乘客们锁不了机的的另一世界。

　　调度室的一面墙上，是木制的大幅人事调配表。车队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木牌，名字写在木排上。木牌按出勤安排，排在大表上。总有若干木牌被另挂在一侧，那是病假和缺勤栏。

　　是的，难怪乘客们眼睛出火——站里明明有车，为什么不发?

　　非高峰时间，只出一半的车。停驶车的司机下班回家了，车没人开，自然不能发出去。高峰期也可能有车停在那儿开不了，因为司机出勤不足。

　　出勤不足，这是调度员管不了的事。

　　调度员打着哈欠，填写着表格。表格上有一栏是“正点率”。她尽在那一格里打叉叉。

　　车行不能正点，怪路;有的马路至今还是清朝走轿子的宽度。怪车多;如今北京机动车已达三十万辆，自行车已过五百万辆。怪红灯。怪事故。怪预料不到的种种情况。

　　谁了解一个调度员的工作?她连续工作二十四个小时，然后再连续休息二十四个小时，这叫“隔日勤”。车队除了调度室，还有几间活动房，其中有一间是收了末班车后，给调度员睡觉的，行话叫“住站”。

　　因为路上受阻，那一头终点站的车开不过来。半天不来，一来一串。她能让那一串车再像糖葫芦般地开出去么?她得让那些车甩开距离，所以得发“快车”，得发“区间”。她自有她的道理，所以她对质问者拉长着脸。她让那辆车西单不停，为的是让它快些开往东单，好缓和东单站的淤积形势。她将另调一辆车空驶西单，装走西单站上所有焦躁的乘客。

　　乘客天天不理解，她天天这么干。

　　“也不知那些调度是怎么搞的?!”乘客们常常怨恨地说。

　　至少这个调度员蒙受着一定的冤屈。她不是故意要让乘客们难受。她已经结婚。她同婆婆有矛盾。她的孩子有点佝偻症。她爱人在工厂里跟车间主任关系搞不好。她还没买上洗衣机。她身上穿的那件格子呢的外套不慎掉上了一个大油点。听说有一种“洗油净”特灵，她还没有买到。她还很想买一双白颜色的坡跟皮鞋。头发刺痒，该洗头了。她很想买一套“华姿系列化妆品”。可是谁愿意知道她这一切呢?

　　“你们是怎么搞的?怎么还不发车?”

　　她眼皮也不抬。她填着那张表。

　　那辆车在西单站停靠了。

　　许多乘客如释重负地涌下车去。许多乘客如获至宝地涌上车来。

　　可车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而西单不停地。

　　司机韩冬生原以为自己是做好事，没想到遭到这样的突然袭击。

　　韩冬生个子不高，但精壮茁实。她眉眼粗，汗毛重，一望也不是个好惹的。

　　他顿时火冒三丈。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的。他心想你们非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他觉得自己真是亏透了。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车一停能停半拉钟头。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5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茬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 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真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车撂这儿开不了你们负责!”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你们给证明证明!”

　　只有前面的售票员夏小丽呼应他：“可不是吗!都嚷着要西单停，真西单停了又来捣乱!”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的。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又转身冲着车下的二位对吵起来。他甚至想跳下去同他们扭打一番。

　　西单站那里形成了淤塞。后面来车了，因为这车堵着，开不动。很快淤上了一长串。十字路口的交通民警一时顾不上这里，一边指挥着车辆一边干着急。一些过往的行人驻足围观。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停车围观。

　　这里是西长安街。前面就是电报大楼。街上挂着一串串小彩旗。街心车如流水。

　　事情还在恶性发展。

　　车上的乘客没有应声作证。

　　这并不奇怪。

　　嚷嚷着要西单下车的，早已都下去了。

　　听见了“西单下!”“停西单!”嚷声，尚未下车的乘客，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这类事，实在并非罕见，能不介入就不要介入。

　　车上主要是些才从西单站涌上的乘客。他们感到不快可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皱眉忍耐着。

　　交通警走过来了。还有治安联防的人员。

　　车下两个寻衅的小伙子走开了。韩冬生还是不开车。他豁出去了。他冲车厢里嚷：“这车不开了!下车!都下去!”

　　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寻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你们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来，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那本事他胸兜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怕被交通警缴去的。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两眼直愣愣地望着电报大楼的大钟，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交通警见一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便先去疏导淤在这车后面的其他车辆。治安联防的人员劝散了围观的人们。原先被韩冬生这辆车挡住的车陆续绕过它开了出去。

　　韩冬生再次转身对着车厢里嚷：“这车坏了，不走了!下车!都下去!”

　　有十多个人下去了，多数人不动。特别是坐到座位上的人。挤车而能得到座位，难。哪怕这座位即将作废，他们也舍不得决弃。再说他们等待惯了。

　　许多原来不能实现的事通过耐心等待都能等到。还有一些人从开着的门朝上登。夏小丽对他们尖声嚷着：“不走了不走了，下去下去!”可仍有人坚持登车。他们觉得无论如何先登上去总是好的，下一辆什么时候才能来呢?眼前哪怕是可能落空的机会也该抓住，它总比一个圆满但还没有影儿的机会实在。

　　有一个人拿钱找夏小丽买票，夏小丽不耐烦地说：“不卖了不卖了，你买哪门子的票?”

　　“我起点站上的。”那人解释着。

　　“甭买了甭买了。”夏小丽依旧摇头撇嘴。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

　　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三十一岁。他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那不是有名的饭馆，是一条胡同口上的一家最不起眼的小饭馆。他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是给“红案”切菜备料的，一个是端盘儿的。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因为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四十块钱。韩冬生在弟弟面前原来并不觉得寒碜。这类事多了，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他哪知道后来中学毕业生用不着“上山下乡”了。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真有了这么个机会，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一九七九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上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的时候，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忧郁，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是从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当了司机。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

　　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

　　原来北京市的出租汽车不过一千多辆，也没怎么听说过出租汽车司机发财的事儿。如今北京市的出租汽车过一万辆了。到处流传着出租汽车司机挣大把钞票的故事。

　　整个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才一万名司机。如今出租汽车司机的数目，已经赶过他们了。

　　出租汽车事业还在迅速发展。

　　最大的一家首都汽车公司，车辆数目已过三千。就是同属一个北京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管的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车辆数目也已达到一千八百辆。其他各种名目的出租汽车公司已经超过一百家，什么翔远、安乐、渔阳、远东、京深、友谊、广达……还有叫香格里拉的，瞧人家那抖劲儿!

　　解放初，是蹬三轮的仰头望着公共汽车司机，羡慕个贼死，如今，是公共汽车司机低头望着出租汽车的司机，嫉妒得牙痒。

　　韩冬生其实还不算牙痒得最厉害的。

　　每天天还没亮，韩冬生就从床上爬起来。

　　他住在北京一条古老的胡同里的一个小杂院里。

　　他住的那间小南房只有十多平米。家具很简单。自己打制的酒柜上有一个闹钟，结婚时候买的，近二年已经不能闹了，他也没去修，因为不用钟闹，他一到三点半过后准能猛地醒来。

　　他和爱人、孩子睡同一张床。那是一张目前已经不时兴的木板双人床。孩子已经四岁。他们是回民。回民托儿所比重点大学还难进，他们没门路，孩子托不进去。这样的苦恼他有一大堆。比如他和爱人都仍在经历最旺盛的阶段，性生活的要求都很强。可是在一个已经会说话的孩子身边作爱孩子一声梦呓，一阵磨牙，都使他们既败兴又自卑。但这类的苦恼再深再重，也还比较容易恢复心理平衡。同院不少家的住房情况也差不多。最让他梗在心里化不开的，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同是握方向盘，为什么人家就能握出租车的，而我却只能握公共汽车的?从洗脸、刷牙开始，两种方向盘所带来的差距便萦回在他的心头。不到四点，他已经出了胡同，他乘上203路夜班环行车，来到景山前门。

　　每天凌晨三点半到四点之间，许多辆公共汽车公司的接班车汇聚在景山前门那里，众多的司、售员纷纷在那里转换去往自己车队的接班车，情景蔚为壮观。可惜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乘客都无缘目睹这一景象。

　　在接班车上，韩冬生同熟识的司机最经常的话题，就是谁谁谁走了什么什么路子，调到出租汽车上去了，这类的信息常象火红的煤球般烫伤着他的心灵。他觉得不公正。被调去开出租车的多半是场里头头们的儿女或其他亲友。他一一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准确的亲属关系，达到睡梦中摇醒过来也能脱口而出的程度。

　　到了场里或总站，做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心里更加别扭。他想到如今的出租车越换越漂亮，越舒适。有空调，冬不冷夏不热。有录音机，虽是能听个《血疑》主题歌什么的。后头放个香座，还有摇头狗什么的，前头挂串塑料葡萄，或者粽子香袋什么的。车里永远不会臭烘烘。不爱拉的还能推掉。虽说规定了一定比例，让上缴外币兑换券，自己终究能捞到一些。跑完了车子能开到家门口停着，省多少事儿，还能用它拉拉关系，好处多了去!

　　逢到冬天，在场里给公共汽车灌热水，尤其是热水溅到手上烫得钻心的时候，他就更生动更具体地想象着出租小轿车里种种令人艳羡的景象。

　　在街上开着车，他脑子里流动着种种杂念，那最难压抑下去的，也还是“我怎么就不能调去开那出租汽车呢?”

　　象韩冬生这样的司机，工资待遇的确低。公共电、汽车公司的一万名司机的平均工资仅仅五十元。开中间带转盘和摺棚的大车有一天六毛钱的“斗儿费”，加上公里费、节油费以及奖金，一月不缺勤不出岔儿能有七十元左右，这样一个月总共能有一百二十元左右。

　　韩冬生家里的温饱成问题吗?

　　现在全北京每一个市民的温饱大概都不成问题了。

　　问题是谁也想过上更宽裕更舒适的日子。

　　以往北京市民们见了面，总是问：“吃了吗?”

　　吃饭曾经是头等重要的大问题。

　　如今北京市民们见了面，倘是一段时间没遇上过，常问的是：“家里买彩电了吗?”

　　黑白电视早已不稀奇。不问那个。

　　“买彩电了吗?”

　　还要接着问：“多少时的?”还要接着问：“什么牌儿的?”

　　说是牡丹、昆仑、金星、孔雀……什么的，对方会忍不住地摇头：“您不买个日本的?”

　　说是福日，“啊，打日本进的流水线攒的，还行。”说是东芝、松下、三洋、索尼、夏普，“嗬，真棒。原装的吗?什么路子买下的?”

　　这就是时下北京市民的典型心理状态。

　　韩冬生一家也未能免俗。

　　他家的那本经还有特别难念之处。

　　他岳父年纪不算太大，但已偏瘫了十多年。

　　他爱人秦淑惠，在跟他搞对象的时候跟他一五一十交代清楚了。

　　岳父不仅偏瘫，行动不便，脾气还很古怪。

　　岳父现在住在他们隔壁一间更小的不怎么见光的屋子里。岳父床边有个大箱子，旧得看不出漆色，据说是樟木的，可韩冬生从未闻见过樟木的味儿，那箱子谁也不让动，就连小外孙京京摸摸，他也要嘴角一抽一抽地制止。

　　院里的老住户们之间流传着这位老头的许多奇闻轶事。她现在是个退休的七级工。偏瘫了，人已经不成形状。但据说退回三十多年，他是个风流倜傥的京剧票友。唱起《白门楼》来，风姿不让叶盛兰。他有过红火的时候。他有他的个人秘密。他的履历可以查清，他的心路历程别人永远不能知晓。如今他那逝去的甜蜜和神秘的隐私都浓缩在了那口樟木箱子里。据传那里头有三、四十年代北京戏园子的所有戏单和说明书，还有无数当年的京剧小报，以及若干他自己和别人的照片。盛传那些照片里有梅兰芳、筱翠花、荀慧生、言慧珠、梁小鸾……等从一流到三流的名伶亲笔签名的戏装和便装照。“文革”“破四旧”时他已成为最普通的工人，没有“红卫兵”抄他的家。他的樟木箱里所塞满的东西如今更具有文物价值。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人倘若知道，一定会兴奋不已，并采取相应行动。可是有关的传言并不能流出他们那条窄窄的胡同。韩冬生听到这一切时只是一笑。他甚至有些失望。他原期望那樟木箱里有点元宝金条之类的东西，最不济也该有些金银首饰。

　　韩冬生不懂京剧，并且不喜欢一切戏曲。

　　他也不爱看书。在他家屋里甚至找不到一本印刷物。

　　他模模糊糊知道有个梅兰芳。不过他更熟悉和崇拜山口百惠与程琳。

　　他没有调低秦淑惠的家庭，秦淑惠母亲早故，剩下个父亲又是这种情况。他还是同意和秦淑惠结婚。回民找回民不好找。差不多也就行了。

　　秦淑惠家住房比韩冬生家总算宽敞一点。他就入赘了。他们过得也还不错。

　　自从生了京京以后，秦淑惠一直没去上班。她是一家羊毛衫厂的工人。现在算是“吃劳保”。一月只有三十多块钱。这真够恼人的。可她有什么法子呢?孩子入不上托儿所，父亲又是那么个情况。原先父亲还能凑合着自己下点方便面吃，如今端碗都端不稳了。特别糟心的是老头最近常有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她一个人得洗一老一小两个人的褯子。真够呛!也曾考虑过雇个保姆，但算来算去，还是不如自己“吃劳保”呆在家里合算，“我雇我自个儿吧!”想通了，她倒也快快活活。

　　韩冬生有回开车开到日坛路，猛刹车，跳下车去揪住一个乱骑自行车的人吼了一通。表面上是因为那人违反交通规则妨碍了他行车，实际上是韩冬生头天下去窝了一肚子火，憋了十多个小时，总得借个碴儿撒放出去。头天下午淑惠领着京京出去买菜的功夫，岳父突然大便失禁了，呼哧带喘臭作一团。韩冬生能不管他吗?管是管了，心里头别扭。他想，我上午在马路上伺候乘客，下午回到家还得伺候病人，可我家连台彩电都没混上，我怎么这么倒霉?

　　韩冬生心理偶尔会升起这样的念头：“他怎么还不……呢?”但他总能自觉地立即把它压抑下去。

　　岳父有时候精神稍好，能含着漱口水似的说话。这种时候他可能会叫过韩冬生去：

　　“给我买两包烟来!“

　　岳父哆哆嗦嗦地递给韩冬生一块钱。韩冬生默默地去了。岳父有一笔不算太少的退休金，但他并不把那钱交给他们打伙用。每月领到钱后，他只交上十五块伙食费，此外，就全留在自己身边。他嗜好抽烟、喝茶，没香烟没茶叶了，便掏钱让小两口去给他买。碰伤身体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他兴许会蹭到街上去站站，然后给晶晶带回一点零食来。他们就是这么个经济关系。

　　韩冬生买回了一包四毛四分钱的“翡翠“和一包四毛七分钱的”红梅“，老头只认这两个牌子，剩下的九分钢镚儿，韩冬生全数随烟交了上去，而岳父也就颤颤巍巍地收下。

　　望着岳父不住痉挛的颜面，韩冬生又可怜起老爷子来。他心里升起这样的念头：“谁也难免有这么一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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