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故事》

导读：　《邓小平的故事》篇一：读《邓小平的故事》有感 杨蓓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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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故事》篇一：读《邓小平的故事》有感 杨蓓丽

光辉的人生

——读《邓小平的故事》有感

二办 杨蓓丽

在建党90周年之际，学校进行了党的教育活动，在利用空余时间，我阅读了《邓小平的故事》一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感触。

读完此书，我的思绪停留在了这一伟人身上。从邓小平的呱呱坠地，富有正义感的童年，抗日做出的贡献，以及后来为国家经济建设开辟的心思路，都无不体现了他的伟大，也充分认识到了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邓小平的故事都非常感人。同样没有人能够否认邓小平的功绩，他的着实远见，他的英明果断，他的赤子深情，都是如此令人赞叹与佩服。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波澜壮阔，又极具传奇色彩，而《邓小平的故事》中，将邓小平的一些生活片断写成了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故事。邓小平爷爷虽已故去，但他却为世人留下了许多。正因为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全国人民才会崇敬他、爱戴他，孩子们称他“小平爷爷”，大人们称他“小平同志”，老战友们称他“邓政委”……一个个亲切地称呼证实了一切——他对人民心有牵挂，人民待他情深意长。

在他的一生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理论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各尽所需的社会，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穷共产主义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中国前进的航向。一个词汇在那一年产生，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是邓小平的胆略和睿智的见证。改革开放也是一次冒险，很难说它大的结果是好是坏，所以，要去尝试，要去试验，好了，继续用，不好，总结经验，进行调整，再接着走，这里关键的一环是实践。5年来，特区的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亿元，1983年达到了7.2亿，就一年间，产值就翻了一番。

邓小平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怀疑，说什么中国饿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的判断，建立经济特区的话是不是改变了。所以，现在我要肯定说两句话，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还有就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也应证了不断的尝试，好的留下来，坏的进行调整，总结总结再总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通过不断的努力，使得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我无不佩服邓小平的伟大，经历过抗战艰辛，三进三出的波折，都没能让这一名身材矮小的人屈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主席，在不平凡的岗位上折射出更耀眼的光辉。

从书中，我还学到邓小平的光荣品质，比如说：诚信的作风。邓小平也曾说过：“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凭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的确，承认落后就能更大

地激发中华人民建设祖国的斗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做出努力，在老一辈共产党的光芒的照耀下，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的力量，不断的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一份贡献。

《邓小平的故事》篇二：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的故事》心得体会

看完了《邓小平的故事》那一幕幕激动的画面一遍遍的在头脑中回放。五星红旗随风飘扬，随着人们的欢呼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中国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一支支香烟在黑夜中燃烧，化成了灰烬，那袅袅残烟吸入了他的肺中，最终化成了指引新中国道路的一个个航标。在被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整整绑了十七年的中国社会。想要推翻拨乱反正，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这条道路坎坷难行。

派人探访数学家陈景润、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恢复高考、“两个凡是”大讨论、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制、知青回城、意大利女记者采访、与撒切尔夫人会谈香港问题、创建特区、南巡讲话、视察上海杨浦大桥……；看完影片之后，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回响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再一次被这位伟人的非凡智慧和远见卓识所感动，我觉得邓小平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巨大贡献，更因为他有一颗深爱祖国的心、深爱人民的心。

影片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邓小平派人去接数学家陈景润的画面。那个黑兮兮的屋子里，一掌灯苟延残喘的闪着微光。在那堆成小山的书中，探出一个虚弱病残的身体。当得知邓小平恢复工作，他的第一反应是：“我还能搞研究吗？……..我还有没算完的题。”当看到这样的陈景润，被四人班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很多的苦， 被打磨得除了研究再也装不下其他东西的陈景润，他们悲切的离开了。在他们走后，陈景润失声痛哭，他其实什么都懂，他只是用“我还有没算完的题”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十七年过去，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搞研究。那十七年来受的苦痛今天终于有可以治愈的一天了。邓小平相信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上不去，搞政治都是空话。1977他恢复了高考制度.

影片中邓小平多次提到 “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正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法宝。我觉得整部影片围绕这条主线，生动再现了邓小平的胆识和魄力，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正是他，带来了中国科学教育的春天，开创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新风，为科教事业的振兴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意大利女记者采访时，邓小平的评论,毛主席后期所犯的错误的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不能把毛主席和四人帮相提并论，毛主席在他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多不幸，但是对与我们的共和国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挽救回来，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是时间。他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我们绝对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会忘记毛主席对我们的贡献，我们要做的是把毛主席正确的东西继承下来。”记者最后给邓小平的评论是：“我们没想到我今天遇到了世界上最公正的政治家”邓小平不管对待什么事，都是以公正公平的态度。毛主席的确是伟大的领袖，然而，纵横上下五千年的泱泱大国，伟大者又 岂止这一个？“一花开放，灿烂不了整个春天；一星陨落，黯淡不了整个夜空”，一个伟 人，又怎能扼住历史的脉搏？那些始终强调的，人们会牢

记，而人们想要去挖掘和了解的， 也应该像那被强调的一样渐渐走入人们的记忆。无论如何，我们回不到那段日子了，不管 内心怎样的激荡，也无缘与他谋面了，但是，对着影片，我们的思想还可以飘荡，聊以营 造追忆往昔的气氛以自慰。 有人说，继孙逸仙、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闪光的名字应该属于邓小平。

《邓小平的故事》篇三：邓小平的故事三则

邓小平的故事三则

邓小平同志25岁时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开始了革命军事生涯。长征胜利后，他又与刘伯承一起立马太行，逐鹿中原，决战淮海，挥师渡江，挺进西南……战无不胜。邓小平走过的革命道路是一条胜利之路、成功之路，也是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曾回忆说：“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但危险过好几次。” 邓小平的故事一

广西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创建了红七、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邓小平从龙州出发，进入右江地区的思林县指导工作。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放心不下邓小平的安全，因为自从红七军去攻打贵州后，右江一带“剿共大队”活动很猖獗，这一路又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他找了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向导，又增派了赤卫队一个班配合红军警卫排护送。为了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邓小平把队伍分成3个战斗小组：赤卫队一个组作前卫，邓小平带着警卫排一组在中间，另一组作后卫。天快黑了，队伍到东江村宿营。深夜，邓小平刚回到屋里准备睡觉。忽然村头南面山上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村口小河上也有枪声。这时，警卫排叶排长向邓小平报告说：“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我们被包围了！”邓小平沉思了片刻，叫警卫员把向导找来，了解地形分析敌情：东江村四周环山，只有一条道通往东兰，现在敌人把道路堵住了，如果天亮前冲不出去，将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果断决定趁黑夜突围。赤卫队的一个小组往村口的山头转移引诱敌人，其余的在邓小平亲自指挥下，向村南面小路前进。敌人听到村口山边的枪声，便急忙调兵增援。趁敌人慌乱之时，邓小平带着战士们迅速向南面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又急忙调头回来，妄图把红军重新包围。在这紧急关头，陈鼓涛带领赤卫队赶来了。激战到天亮，敌人被赶跑了。

邓小平的故事二

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决定发起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那县大道上的一个较大的集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连绵，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不便大部队展开。11月20日下午4时，敌第109师进至直罗镇。我军当夜将其包围。次日拂晓，红军对敌展开猛烈攻击，全歼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直罗镇战役打响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和副主任邓小平等人在一个山头指挥战斗。突然，一股敌人向山头袭击。敌人来势凶猛，火力密集。情况十分危急。眼看敌人就要冲上山头，恰好我军一个连冲了上来，打退了这股敌人，邓小平、罗荣桓才幸免于难。当时邓小平身上穿着由傅钟送给他的那件大衣，被子弹打了好几个洞，不过没有伤到身体。

邓小平的故事三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父亲是在重病昏迷的状态下听说的。那是因为，1936年底，父亲得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副伤寒。”杨尚昆同志曾向毛毛回忆过当时的情景：“杨伯伯告诉我，那是在甘肃庆阳一带，你爸爸得了伤寒，非常厉害。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什么东西都没法吃，吃一点东西就会把肠子戳破，只好煮点米汤喂他。正好那时候张学良和我们搞统战，派他的副官来慰问红军，送来两车慰问品，有吃的，还有香烟和一些其他物资，其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聂伯伯（聂荣臻）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给小平。全靠这些炼乳，救了你爸爸的命。”肖克将军也讲过当时的情况：“1936年11月、12月间，我们的部队走在一块儿，听说你爸爸病了，我就去看他。那时候他病得很重，用担架抬着，不省人事，很危险。”邓小平后来回忆时也说，那次他病得很重，差点死掉了。西安事变爆发，他在昏迷中隐隐约约听到几句，就又昏迷过去了。邓小平是幸运的。他一生历经艰险，但都化险为夷。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时候，因为叛徒出卖，邓小平曾两次遇险，与追捕他的敌人前后仅差半分钟。战争年代，他又两次被敌人包围，子弹把他的衣服打穿了好几个洞，却没有伤到他身体……

《邓小平的故事》篇四：邓小平的故事

首长”和“脚掌”邓小平有五个子女。长女邓林出生在 1941 年 9 月。当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对共产党抗日根据 地疯狂扫荡、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军情紧迫,邓小平夫妇无法带着孩子率兵打 仗,就在邓林出生后的第七天,把她送到了老乡家。两年以后,当邓小平夫妇找到那位老乡,再次见到邓林时,她已经奄奄一息。极度的 营养不良,多种不知名的疾病,使得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任凭苍蝇在小脸 上飞来飞去。邓小平夫妇心疼孩子,可他们依然无法把她带在身边,不得不把她送 进了延安保育院。4 岁时,邓林口腔里长了瘤子,连开几次刀,再大些又得了十二指 肠溃疡,内分泌产生了严重障碍。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邓小平千方百计为邓林寻医治病。邓林 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的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子。邓小平下了大决 心,费了许多周折,使邓林得到了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治疗。此后,虽然邓林的身体仍 不能和同龄人相比,但却能以基本正常的体魄面对生活,建立家庭,承担责任,作出 成绩。邓林说:我知道,这一切是爸爸、妈妈给予我的。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二女儿邓楠相继出生。邓小平率领 部队打到哪里,卓琳就带着孩子们把家安在哪里。解放后不久,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在重庆出生。1952 年,全家老小跟随邓小平一同来到北京。在从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女儿邓楠 问他:“在四川的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他风趣地回答 说:“脚掌。”这就是邓小平,他从来不跟孩子讲自己的地位,孩子们也不知道父亲的 官有多大。邓小平对孩子从不娇惯。三个大孩子上小学,全是上寄宿学校,每星期自己乘公共 汽车往返于远在郊区的学校和中南海的家。上中学都是骑自行车。“文化大革命”之前,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经济上不太宽裕,几个孩子穿得都很朴 素。往往都是下面的孩子穿上面孩子的旧衣服。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 着穿。邓小平每学期期末都要看孩子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了解,优点、 缺点、 性格、特长,他心中都有数。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回忆说:父亲教育孩子从不说教,不讲大道理,都是在潜移默化 中。比如管我们学习,就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对我来讲,为了 学期末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他看了,多是表扬,但对我们来 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 他不过分看重课本,而是希望我们知识广泛。他带我们出去总拿着地图,告诉我们 往返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

我们家的孩子地理学得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 都带着我们,因此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一点。另外 他干事非常认真,遇到不清楚的字、词就查《辞海》、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 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也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词源》、查《辞海》、 查《康熙字典》的习惯。我们很小就学会了拼音,都是他教的。

《邓小平的故事》篇五：十个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的故事》篇六：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开豆腐店

邓小平留法期间，在巴黎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留学生们轮流推磨豆腐 。中国豆腐这种新鲜的食品很快为巴黎人所接受，豆腐店生产的豆腐供不应求。就这样，留学生们解决了勤工俭学问题，也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活动经费。

蛛网蚊帐

1930年夏在广西右江，当时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在一次外出布置任务途中，遭遇到白匪一个连的袭击，在摆脱白匪追赶时，不小心把腿摔伤。危急关头，正巧被我地下党的一个叫“金刚锥”的交通员看见，赶紧背起邓小平，渡过布柳河，钻进离河不远的一个旧瓦窑里躲藏起来。瓦窑里阴暗潮湿，蚊子特别多，邓小平和交通员被叮咬得受不了。

邓小平根据生活经验，想出个好办法：他俩悄悄地来到瓦窑外，捉了许多善于结网的花背蜘蛛，把它们放在洞口结网。同时，邓小平与交通员挥动衣服，从里面向洞口赶蚊子。过了一会儿，蜘蛛竟结起了好几张网，网上粘住了不少从外面飞进来的蚊虫。追赶邓小平的白匪并未罢休，搜索到了窑洞口。洞里漆黑一团，白匪连长命令一个排长进去瞧瞧。排长胆小害怕，便推出一个士兵去。士兵无奈，胆战心惊地走向洞口，一抬头发现洞口结了许多蜘蛛网，于是赶紧转身跑回来报告：“蜘蛛网都没有破，哪里有什么人进去呀！”白匪连长听了觉得有理，于是手一挥说：“走！”便到别处搜查去了。小平同志的智慧惊人，他发明的这一“蛛网蚊帐”，不仅挡住了蚊子，还迷惑了敌人。于是“蛛网蚊帐”的故事很快就在红军中传开了。

邓小平童年生活点滴

1904年8月22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牌坊村的一座普通的三合院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邓小平。

1910年，6岁的邓小平进入私塾读书。蒙童时期的功课主要是读《三字经》、《千字文》等。那时，老师讲课只是照本宣科，逐句教读，然后让学生死记硬背，可是，聪明伶俐的邓小平却爱动脑筋，敢于不懂就问，一直到弄明白为止，所以他背课文总是理解着背，不仅背得快，而且记得牢，为此，老师也特别喜欢他。 在私塾先生的精心培养下，邓小平学会了用毛笔写字。他对写字特别感兴趣。每天放学后，他从不在路上贪玩，回到家里，读书后便开始反复练习写字。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

酷爱读书、习字的邓小平并不是个小“书呆子”，他非常活泼顽皮。每天放学回到家中，他总是把姐姐和妹妹叫到一起，让她们坐好，自己则站在她们对面，学着课堂上老师的样子，一只手*在腰部，一只手拿着书，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背诵着刚学会的诗文，逗得家里人哈哈大笑，都戏称他为“小先生”。

戒烟趣闻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1988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也介绍了他在与邓小平会见中，反映邓小平性格与特点的一些趣事。

书中写到：邓小平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话不绕山绕水，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幽默感。比如，当我谈到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办烂”，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表现得很干脆。邓为人豁达，看得开。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小平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的故事》篇七：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开豆腐店

邓小平留法期间，在巴黎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留学生们轮流推磨豆腐 。中国豆腐这种新鲜的食品很快为巴黎人所接受，豆腐店生产的豆腐供不应求。就这样，留 学生们解决了勤工俭学问题，也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活动经费。

戒烟趣闻之一：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1988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也介绍了他在与邓小平会见中，反映邓小平性格与特点的一些趣事。

书中写到：邓小平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话不绕山绕水，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幽默感。比如，当我谈到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办烂”，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表现得很干脆。邓为人豁达，看得开。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小平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戒烟趣闻之二：

邓小平戒烟的趣事还有一例：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

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

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逢人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

《邓小平的故事》篇八：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2006-01-01 来源：书摘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章夫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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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6岁的邓绍昌与广安淡家坝

（今广安恒升镇）淡氏姑娘结婚。淡家也是广

安世家大族，清代家庭中便有人在湖北省通

城、江苏省嘉定和甘肃省渭原出任知县。淡氏

18岁嫁到邓家，1902年

他们的女儿邓先烈出生。1904年8月22日

（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一个幼小的生命“呱呱”的啼哭声，从离“德政坊”百米开外的瓦屋里传向世间。他，就是邓小平。 当儿子诞生后，邓绍昌似乎看到了一线光芒，捕捉到了他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

按照邓家辈分族牒“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燕尔昌荣”，邓小平属“先”字辈。

“邓先圣”――这个给予刚刚落地的婴儿的名字，饱含着邓绍昌的苦心的希冀。

邓小平在家虽然只有16年时间，但父母对其影响甚大，母亲淡氏信奉“逢恶不怕，逢善莫欺”的古训，宽厚待人，邻里纠纷多请她去调解。邓小平对母亲十分敬重，他曾深情地说：“当时那个家庭能够维持

生活下去，全靠母亲。”1919年下半年，邓小平离开家乡，从此一去不返，淡氏十分挂念，辛勤的劳作和对远在异国他乡儿子的长久思念，终致积劳抑郁成疾，于1926年过早辞世。

邓绍昌在外面也很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他对子女们尤其严格，近乎苛求。邓小平在协兴小学堂读书时，有一次学业考试，因为连续几天生病没有能去上课，考试成绩列在第二名。邓绍昌闻得此事，异常生气，回家后将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直到邓小平的祖母出来解围才罢手。

从邓小平祖上的脉络可以看出，无论是邓氏家族的家庭遗风，还是父辈们的前瞻预测和把握大局的能力，都给了邓小平很大的影响。 在邓小平断奶以后，祖母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睡觉时祖母常把他搂在怀里，一边用手轻轻地拍着，一边哼着广安的儿歌：“月儿弯弯照楼台，打个呵欠瞌睡来，瞌睡虫，我的乖乖，哎哟哎哟。瞌睡虫，我的乖乖……”一天又一天，小平都是在奶奶的儿歌中酣然熟睡的。

1909年小平5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离家约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翰林院子是邓小平先祖邓时敏的旧宅，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邓时敏有子无孙，香火延续中断，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教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拨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老先生。邓小平入私塾时，名字为邓先圣。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认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于是给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那时的私塾，进行的是老式教育，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一类；修习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习字和作文。

邓小平在翰林院子读了一年多私塾。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堂。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大地主庄园的侧院里。邓绍昌又将小平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学校100多人，分甲、乙、丙、丁4个班，邓小平分在丁班。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他经常抛开书本进行一些“野路子”的教育，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运动等史事，这种启蒙教育对幼年邓小平思想影响非常大。 在北山小学堂期间，邓小平还有过一次“偷钱”的经历。一天放学的路上，发现一位同学正哭得伤心，他询问原委，原来同学的妹妹重病在家，家里贫穷，无钱医治。怎么办？小平心里盘算着回到了家。第二天一早他迫不及等地塞给那位同学5个银元，嘱咐他快拿去给其妹妹治病。

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其实这时邓小平家也不是特别宽裕，家里全靠母亲织布养蚕撑着。不久，邓绍昌便发现丢了钱，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当得知是小平所为时，邓绍昌操起一根竹片怒打。后来母亲知晓儿子拿钱的原因后，心疼地把儿子搂在怀里。

1915年下半年，邓小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位于县城西北考棚巷的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此建筑原系清代紫金精舍书院，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广安人蒲殿俊于光绪三十年以紫金书院为主体，将培文、渠江、甘棠书院并入，建立了广安县高等小学堂。

邓小平被分在12班，其班主任老师是位清末秀才，名叫李腴膏，古诗词功底甚为深厚。教理科的老师是上过几天洋学堂的曾树森。小平同班同学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重病不起，读了不少旧书的李再标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病。母亲病日重，李决定割肝尽孝，邓小平知道后厉声喝止：“肝子是药吗？你怎么活命？”新学堂讲求科学，相信科学，小平陪同李再标请医生给其母亲看病，结果，肝未割，其母亲倒康复了。

1918年夏，14岁的邓小平结束了在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近4年的学习生活，随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这原是清朝进行科举的考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县立中学堂。在这里，邓小平接触了数、理、化等新型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小小的广安也成

立了“学生爱国分会”。“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近因吾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希同胞转相劝勉，或助以言论，激励民气，而

图救我国危局。”紧接着，罢课运动，上街游

行，抵制日货的活动层出不穷。在慷慨激昂的

公启中，作为一个热血男儿，耳闻目睹的事实使邓小平爱国、爱家的种子在心底深处萌芽了。

踏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对于这位弱冠少年而言，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邓小平的故事》篇九：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1909年小平5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离家约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翰林院子是邓小平先祖邓时敏的旧宅，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邓时敏有子无孙，香火延续中断，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教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拨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老先生。邓小平入私塾时，名字为邓先圣。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认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于是给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那时的私塾，进行的是老式教育，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一类；修习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习字和作文。

邓小平在翰林院子读了一年多私塾。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堂。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大地主庄园的侧院里。邓绍昌又将小平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学校100多人，分甲、乙、丙、丁4个班，邓小平分在丁班。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

他经常抛开书本进行一些“野路子”的教育，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运动等史事，这种启蒙教育对幼年邓小平思想影响非常大。

在北山小学堂期间，邓小平还有过一次“偷钱”的经历。1915年，邓希贤（邓小平小时候的名字）考上了广安县高小。这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广安县只有这么一所高小，每年只招一两个班，能考上的都是优秀的学生。广安离家10多千米路，邓希贤只得住校，每周回一次家。

一天，在邓家老院子里，邓文明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他满脸怒气，大声问道：“你们谁做的好事，快点承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邓文明在查账时，发现丢了5块银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5块银元可买5担谷子。院子里空气有点紧张。这时，只见邓希贤站了起来说：“是我拿的！”说着他拿起一根竹片递到父亲手里，转过身去，意思是情愿挨打。邓文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偷了银元，气得脸都变了色，挥起竹片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母亲想要拉住，一看邓文明那张铁青的脸，没敢说话。

邓文明打了几下，看到儿子忍着不哭，泪水在眼睛里转来转去，他想到平时这孩子很节俭，给他零花钱都舍不得花，怎么偷偷拿这么多钱呢？于是他放下竹片，大声喝问：“你说，这钱你干什么用了？”小希贤忍着疼痛，倔强地站在那一声不吭，母亲着急了，拉着儿子的手说：“好孩子，你快

说，让我们都急死了呀！”邓希贤看着母亲眼里的泪珠滚落下来，才说出其中的原委。

原来，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他看到有个同学在哭，哭得好伤心。他便走上前问道：“你怎么了？”那个同学说：“我妹妹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快要死了！”“那快去请医生呀！”听了这话，那个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希贤打量了一下这个同学，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心里明白了，没有钱怎么请医生呀！回到家里，邓希贤一个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他悄悄拿了父亲的五块银元来到学校塞给那个同学说：“快去请医生给你妹妹看病！”父亲听了儿子的叙述一下子明白了，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一把抱住儿子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小希贤回答说：“我偷了钱是该挨打，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其实这时邓小平家也不是特别宽裕，家里全靠母亲织布养蚕撑着。不久，邓绍昌便发现丢了钱，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当得知是小平所为时，邓绍昌操起一根竹片怒打。后来母亲知晓儿子拿钱的原因后，心疼地把儿子搂在怀里。 ）

短腿裤和长命毛巾

30年代初，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当地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一些生活用品奇缺。邓小平一再倡导干部们要

艰苦朴素，并处处以身作则。

一次开完县委会议后，邓小平回到宿舍翻看文件。正在扫地的工作人员小吴抬头忽然发现邓小平的裤子都几乎缩到小腿肚子上了。“邓书记，您都可以不用挽裤腿??河了！”小吴笑着说。“这可是我最时髦的裤子！虽短些，可还是挺好的嘛！”邓小平认真的样子逗得小吴咯咯直乐。事实上，作为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并非真的连新裤子也穿不起。只是在当时艰苦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想自己搞特殊化。那条灰白色的裤子是他唯一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只有在参加重要活动时才舍得穿。但是时间久了，裤脚磨破了，他就让妻子把破的地方卷进去缝好。时间久了，裤子自然变得越来越短。

小吴扫完地，又走过来问道：“邓书记，我发现您那条花格毛巾都用了整整两年了，还没有破，而我的那条毛巾用了不到半年，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您一定有什么使用毛巾的窍门吧。”“有！你以后看我怎么洗脸就知道了！”邓小平笑着回答。以后几天，小吴惊奇地发现邓小平在洗脸时不是拧毛巾，而是用手挤毛巾。“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很容易拧断。用手挤，水顺着线纹流下去，不是比拧更好吗？”小吴这才明白，邓小平这么做原来是为了节约，她感到一阵惭愧。于是，她不仅自己使用了这个窍门，还把窍门告诉给了其他人。

精神：热爱人民

红薯的故事

1931年的一个夏日，一位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的年轻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大步朝前走着。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真正使瑞金成为牢不可破的铁壁铜墙。”邓小平说。

当时的瑞金已经完成了土改工作，可是分到土地的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呢？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一天中午，邓小平来到了村子里。当他走进农民黄木生家时，看到他们一家人正在吃着野菜红薯拌饭。

“老黄，秋粮刚刚收下来，你们怎么吃野菜红薯呢？”邓小平疑惑地问。黄木生好不容易才开了口。邓小平这才知道，黄木生家里虽然分得了三亩地，但都是山田，土质差，又缺水，根本不能种水稻，只能种红薯。然而，即使种红薯，也收不了多少。 邓小平一听就明白了，这里面肯定有人在捣鬼。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就挨家挨户地调查，惩办了暗中捣乱的地主土豪。随后，他又发动大家重新丈量土地，并按照好坏均分、远近搭配的原则合理分地。这样一来，贫苦农民都乐了。

有一段时间，前线用粮紧张，为了让前方的战士们吃饱，邓小平规定干部们每人节省8到15斤粮食，支援前线。邓小平带头执行规定，经常煮稀饭充饥，等到收红薯时，便常用红薯来填肚子。“心里装着老百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一原则伴随

《邓小平的故事》篇十：【邓小平的故事】邓小平的生活

邓小平的生活

邓小平：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

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动乱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

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

4.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

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送。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3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作出任何处理决定。

接下来邓小平被监管3年，就是在他的祖籍，也是他第一次落难的地方——江西省。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内有幢原校长、政委住的二层小楼，叫做“将军楼”，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了进来。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将军楼里的“囚徒”，迈着沉静的脚步，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周而复始的“邓小平小道”。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

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

——曲折延伸的“邓小平小道”。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罗朋，从监管人口中得知邓小平夫妇第一天来厂路途中就引起了部分行人注意，很感不安。罗朋和“排长”(相当于车间主任)陶端缙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如果在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监管人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

从此，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监管人“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

1970年3月的一天，从山西插队的农村来江西探望父母的小儿子邓质方，要返回山西，邓小平夫妇完全可以不去工厂劳动，再同儿子叙叙亲情，帮儿子整理一下行装。但是，邓小平很平静地表示:“去吧！小飞那里有什么需要安置的？我们还得去劳动嘛！”

来到车间，邓小平像往常一样站在工作台前，双手紧握锉刀，来回地锉着。不一会儿，他突然额头上冒了大粒汗珠，眼前直冒金花，他一下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在车间另一角落里干活的卓琳闻讯赶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邓小平搀扶到椅子上坐下。听说邓小平晕倒在车间，监管人也顿时紧张起来，忙问卓琳:“老邓这是怎么啦？老邓平时有什么病没有？”

听到问话，卓琳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她说:“平时倒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有过低血糖病。” 这时，工厂领导罗朋恰巧有事外出，大家围在邓小平身边一时束手无措。还是卓琳有经验。她用手摸摸邓小平的头，看看他的眼睛，告诉监管人，“给他冲点白糖水喝就会好一些。”在电工班和卓琳一起干活关系很好的青年女工程红杏忙跑回家中，端来冲得很浓的白糖水。喝过白糖水，邓小平渐渐地清醒起来，脸色也略为好些。随后，陶端缙驾驶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笔者1995年5月到该厂，还看到这辆拖拉机放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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