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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第一分编 先秦文学教案(39课时)

2015-07-16 14:38:26 编辑:chen15372000260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教案 浏览:

导读: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先秦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先秦时期诗歌和散文等文学样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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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第一分编  先秦文学教案(39课时)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先秦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先秦时期诗歌和散文等文学样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诗经》、《左传》等作品、屈原及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文学成就。难点是《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庄子怪生笔端的想象与虚构、楚辞巫祭文化与屈原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先秦文学概述                 1课时
第二讲:古代神话                        2课时
第三讲:《诗经》                        8课时
第四讲: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10课时
第五讲: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10课时
第六讲:屈原与楚辞                   8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周建忠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一讲 先秦文学概述
 
教学目标:
1、了解文学的起源;
2、先秦文学的形态;
3、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4、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早期诗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
2、了解先秦文学形态文、史、哲不分
教学方法:
讲授,使学生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形成轮廓。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这一节课主要介绍先秦了解文学的起源、形态以及先秦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一、先秦社会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最初阶段是在先秦时期,这是从远古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秦统一(前221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据1996-2000年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结果断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是夏代文化的遗址。据说夏禹传位于启,“公天下”成为“家天下”国家组织逐渐形成。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了商朝,第20位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附近),史称殷商。商代农业、畜牧业、商业都得到发展,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代祭祀文化盛行,主祀者为巫。尊神祭祀的祝颂实即表达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敬畏以及祈求和愿望,也形成了融合歌舞乐绘画、表演、原始宗教等一体的文化形式。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周统治者鉴于殷商的教训,实行分封制,并确立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典章制度,以此作为统治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西周至夷王、厉王时期,统治日趋腐败,国力日衰,传至幽王,愈加暴戾,内忧外患,幽王终于在公元前771年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
公元前770,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愈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合纵连横,二百年争战,最后由秦统一。
先秦文学就是指秦统一之前的中华大地上的产生发展的文学。
二、文学的起源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等;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
中国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尚难确定,据今所见数量较大,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甲骨文是占卜所用,文辞虽少,但可见卜者的愿望和捉摸不定的心理。上古巫史不分,甲骨文卜筮结果的记录,以及铜器铭文的事件记录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历史意识。甲骨文与金文是今天已知最早的文字,也标志着书面文学的产生。
三、先秦文学形态
第一、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一个叫做“葛天氏”的部落歌舞祭祀的活动: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这八阙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三人手持牛尾一边投足一边歌唱。有歌有舞。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形态。
第二、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著作,如《左传》、《战国策》;或哲学著作,如《孟子》、《庄子》。这些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第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四、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第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第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所以召公云:“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 赋,矇诵。”(《国语·周语》)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 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 用以美、刺王政。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周朝同时也有许多 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 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
第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五、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第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
第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
第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第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思考与练习】
1、中国古代文学如何分期?
2、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有何特别的意义?
 
【阅读书目】
1、《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国文学史疑案录》,朱恒夫、王基伦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讲   古代神话
 
教学目标:
1、上古神话的产生与记录
2、神话的分类
3、上古神话的散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神话分类及其内容
2、上古神话体现出来的思维特征
3、神话的历史化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授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分类及神话所蕴含的民族精神。
一、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 神话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始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类发展成为能通过语言交流表达思想的人以后,自身的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仍处于低级阶段,对于威力强大的自然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某些发明创造等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把自然物、自然力和社会力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幻想出一些超自然的神和神的故事,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产生了神话。
2、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3、神话的功能: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再次,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 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 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 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 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 《左传》、《国语》、《逸周书》等。
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 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 《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 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 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 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 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
(三)《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约成书于 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 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 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 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 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 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中最浓 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 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 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 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 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总之, 《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
二、古代神话的分类  
    (一)创世神话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了战国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章,讲的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创世神 话文献。”帛书所载伏羲生四子,即春、夏、秋、冬四时之神,四神从一团混沌中开天辟地,使日月分明和四时运行,而日神与火神祝融奉天之意及炎帝之命统率四神,进一步完成创世工程,使天象由混乱到有序,这是南方楚文化所传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伏羲是开天辟地的始祖。
除此之外《淮南子》中所载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之说:
 
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窈窈冥冥,……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淮南子·精神训》)
 
《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有所谓浑沌为太始,“太始生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之说。《淮南子》所说带有道家所主张宇宙万物由气生说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外国神话所描述的卵生型和尸体化生型创世形态。可以说,战国楚帛书和《淮南子》所载是中国本土的创世神话。至于为人常论及的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其本源是伴随佛教而传来的印度神话,它的创世形态分为卵生型和尸体化生型,但传入中国后被改造与气生型神话相融合: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这是三国时吴人徐整记录的流行于南方的神话。徐整在另一篇《五运历年纪》中还记录了盘古死后化身的神话:
   
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绎史》卷一引徐整《五运历年纪》)
 
从这些创世神话中,可见中国先民已经在积极探索自然之物的本源问题,并将它与人类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思索。
    (二)始祖神话
    人类不仅对万物起源感兴趣,而且对于自身是如何产生的也努力探究。原始社会探索人类起源与祈求子孙繁衍、人丁兴旺观念相一致。新疆呼图壁岩画中心就是一高于真人的双头同体人像,其左右上下皆为裸体男子像及男女交媾图,表现出人们持有一种始祖观念和生殖崇拜思想。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记载着伏羲与其妹女娲兄妹成夫妻而繁衍了人类的传说,大量少数民族传说以及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砖画也证实了这一点。汉画像砖上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或异体交尾,或同体异首,是人类的始祖。此外还有女娲抟黄土造人之说: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这是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遗留下的观念,是对女性生育作用的肯定,至于说贫富贵贱的产生是女娲造人时精心制作与粗制滥造的结果,则是后代阶级社会中命中注定天生贵贱观念的附会之说。
    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 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
    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 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 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的产下稷姜 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 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 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 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 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 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 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
    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 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 留在中国汉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 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 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雄当数鲧禹父子。
    《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 (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 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
    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 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为疏通水路,禹不辞辛劳到处控察河道、地形, 据《吕氏春秋》载,他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 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 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 “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 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他还要和诸多恶神展开艰苦的斗争,如 诛杀相柳(《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擒服水怪无支祁 (《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等。他的精神也感动了诸多的神灵,传说 河伯献出河图(《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伏羲帮助他丈量土地,还有一条神 龙和一只灵龟帮助他从事劳动(《拾遗记》卷二,《楚辞·天问》)。总之,弥 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 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 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四)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 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载: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猿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 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 其志。
    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 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 战场是“流血漂杵”。而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 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 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 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 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炎黄汇合后,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 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 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八十一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 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 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 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 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 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 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 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 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 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 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 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 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 等等。
    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 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 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羿最为辉煌的业绩,要数射落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 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 。《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 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兒子,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 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
    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 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 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 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 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 的悲剧色彩。
    另一则与自然抗争的悲剧神话,发生在一个纤弱的女子身上: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叫)。是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 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女娃被东海淹死,化而为鸟,坚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 海复仇,这是何等的悲壮!正是这种明知徒劳仍要抗争的精神,支持初民走过那 险恶而艰难的年代。夸父和女娃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三、古代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 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从《山海经》 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先民 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 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 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 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 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 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就 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古代神 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 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 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 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曰:“黄帝钻 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再如南方之神炎帝,《淮南子·修务 训》记他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炎帝对人类的生命可谓关 怀备至,甚至不惜以身试毒。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 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 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 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 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 干戚以舞。
    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 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 巨浪。
第二课时
这一节课主要讲授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散失和演化三个问题。
一、上古神话的思维特征
    第一、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的思维
由于原始先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同自然界截然分开,因此,他们在 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形成以己观物、以己感物 的神话思维特征。这在解释自然现象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山海经·海外北经》: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 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这则神话即以人的一些常见的生理行为来解释昼夜、四季以及风的形成。再 如盘古化生万物的神话,则是以人体的各部分推论天地间的诸物形成。
原始先民 习惯将自己所熟悉的人体本身作为参照系统或标准,以诠释自然万物,为此,他 们必须设想了一些巨大的、初始的神灵,从而也就创造了一些十分壮丽的开辟神 话。以此为基础,从人体稍稍扩大到人的性情、行为人所熟悉的环境,则神话的 领域进一步扩大。比如在解释星系为何多偏移西北、中国地理形势为何西北高东 南低时,一则神话说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 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夭文训》)
    以自我来观照万物的思维特征几乎渗透在所有的神话中,它的表现形式也是 多样的。人们正是从自身的生命形态中,感受到精灵的存在,这才有了神话。可 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先民理解神秘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
    第二、具体、形象的思维
由于原始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尚 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思维还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象,不能脱离那些具体的 感性材料。因此,神话思维是一种具体、形象的思维。比如,原始先民为了把握一日之中时间的变化,就利用太阳在空间的 位置变动来加以说明,并因此创造了种种关于太阳的神话,诸如日出旸谷,至于 蒙谷(详见《淮南子·天文训》)等。时间的流逝,在神话中成了一连串具体可 感的情节。同样,在神话中,四方也并不表现为纯粹的几何学空间,它必然和某 些特定的内容甚至特定的情感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东方被表现为春神勾芒、 春天、青色、木等,而北方则与冬神颛顼、冬天、黑夜、黑色、水等不能分开。 一定的时间、空间往往和一定的神明相对应,时间、位置等观念是无法从具体内 容中抽象出来的。
    在神话思维中也有对事物的综合,通过一定程度的概括,使某些神话形象脱 离了具体事物。比如龙这个神话形象,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综合而形成的,但是, 神话的综合仍然离不开具体形象,还不能达到真正的抽象。龙的前身只不过是一 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标志,由于“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 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才最终形成这一威武雄壮的神话形象。显然,这一形象 不是纯粹想象的产物,它只不过是对具体物象的再组合,仍然带有具体、形象的 特点。
    第三、神话思维伴随着浓烈的情感体验
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在先民心中引起 恐惧、敬畏或惊喜等情感,先民认为这些情感也是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因而, 在先民看来,自然万物或是神秘的,或是恐怖的,或是有魔力的。同样,在神话的传播、复述的过程中,也是充满了情感体验的。比如楚 辞《九歌》表演中那些充满激情的场面,显然与神话形象的情感故事有关。再比 如《山海经》中每当出现龙凤神话形象时,总是伴有歌舞音乐,显示了祥和安乐 的情感体验。神话中所蕴含的情感,是神话之所以感人的魅力所在,不过,随着 时间的流逝,现代人往往难以理解神话中所附属的情感体验。
    由以上的特点可以看出,神话思维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或隐喻性的思维。所 谓象征、隐喻,就是某种具体的物象和某种特定意义之间的联系。原始思维的特 点决定了原始人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进行独立的思考,但随着文化的发展,追溯 历史、交换思想、总结经验、表达信仰等,往往会涉及一些较为抽象的观念,因 此,他们必须借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暗示某些特征上相似或相联系的观念,比如 把葫芦和禽卵视为母体崇拜、生殖崇拜,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例子。可以说,原 始神话就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象征性、隐喻性的意象符号系统构成的。
     二、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历史化
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 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 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 现过。
神话历史化的途径主要有:
第一,删削。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 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一些触犯 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遭到删削。如司马迁所说:“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 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 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我们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 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 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 《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 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
    第二,改造。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 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塊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 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 《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 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比如《左传·昭公十 七年》载: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 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 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 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
    我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 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 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二)神话发展为仙话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 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 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和西王母。《史记 ·封禅书》所记黄帝在荆山脚下铸鼎,鼎成,有龙垂胡髯在鼎上,迎他骑龙升天 一事。这则故事有着明显的仙话的痕迹。而黄帝战胜蚩尤,在仙话中则被归功于 “九天玄女”“授(黄)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 蚩尤于中冀”(《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同样,窃药奔月的嫦娥、操 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是仙话中的重要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 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 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 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三)古代神话的影响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神话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 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 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 《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 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 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 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 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 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 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 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 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 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 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 戒以及他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 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 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 《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 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 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 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 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 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 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 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 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 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 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 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 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 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 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 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 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思考与练习】
1.略论中国古代神话的特点
2.月中蟾蜍嫦娥形象
3.共工形象两面性之我见
4.治水神话的蕴含
5.神话中的女性形象
 
【阅读书目】
1、《山海经校注》,袁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中国创世神话》,陶阳、钟秀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神话与中国社会》,田兆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三讲 《诗经》
教学目标:
1、《诗经》的编订与体制
2、《诗经》的思想内容
3、《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
1、风、雅、颂分类标准及特色
2、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3、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介绍《诗经》的基本知识。
一、名称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称《诗经》。
二、篇数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总集。
三、作者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墉风·载驰》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记为“徐穆夫人”所赋等,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难确考。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四、产生的地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周颂》出于镐京,“二雅”乃王畿之乐(西周都镐京,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十五国风”,其名称大都标明了产生的地域;唯《豳风》和“二南”(《周南》、《召南》)尚难确指。总之,《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五、产生的时代 
确切年代已难一一确考。可大致确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三颂”最早,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 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 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 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 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
六、《诗经》诗篇的来源和编订 
《诗经》实包括了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的乐歌。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记载。历史上有广泛影响的“献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 和编定的一些消息。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则是有史籍可考 的。《诗经》中当不乏这类作品。汉代人认为周代设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献于 朝廷以了解民情。这种说法是否确切,颇有争论。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既有自己的创作,也未必没有采集来的作品。周王朝是否实行过采诗制度,虽不能确定,但如无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乐官的参与,民间之诗很难汇集于王廷。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 存下来的宗教了宴飨中的乐歌等。
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经过孔子的删定。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 孔子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可能周王朝的乐官在《诗经》的编集和成书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约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采集来的民间之诗,最后都集中到王朝乐官手中,乐官掌管的诗一定很多,整理编选其中的一部分为演唱和教诗的底本,是完全可能的。
七、《诗经》的分类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风》诗共有160篇。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诗共1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大多是宫廷宴享的乐歌,大部分是西周时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
八、用诗和传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实例(举《晋公子重耳之亡》中秦穆公和重耳赋诗的例子)。在诸子百家著述中引诗也屡见不鲜(举《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齐宣王引《诗经》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例)。孔子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曾以“诗”教授学生,并对学“诗”的重要性和社会功用有独到的见解: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所谓“兴”,起也,这里指感染作用;“观”,观察、认识;“群”,聚集,犹现在所说的“团结”、凝聚;“怨”,怨刺,讽刺,讽谏。孔子还特别强调《诗》的实用价值。
《诗》遭秦火之后,因易于记诵的特点,特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代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四家传授《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当时并列于官学,书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诗”;《毛诗》晚出,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三家诗”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三家诗”后先后失传,存者唯《毛诗》,即今之《诗经》。东汉大经学家郑玄为之作《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作《毛诗传笺》作疏为《毛诗正义》,宋朱熹作《诗经集传》,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诗经》研究的权威读本。
九、关于《毛诗》和《毛诗序》 
相传荀子《诗》学承自孔子弟子子夏,毛亨承自荀子,毛亨在西汉初年开门授徒,著《诗故训传》,后简称《毛诗》,传于赵人毛苌。东汉流传的《毛诗》,在305篇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略文字,简述诗的题旨、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诗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是列在《关雎》题解中总论全经的一大段文字,是一篇价值很高的文学理论文献。“小序”即列在每篇诗题下的文字。关于《毛诗序》的作者,众说纷纭,研究者多认为“大序”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所作。
第二课时
从这一节课开始,我们讲授《诗经》的内容。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祖,又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数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婚姻爱情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 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
《诗经》中的情诗,从单相思至初恋、热恋、成婚或分手,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写单相思的《周南·关睢》,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 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又如写热恋中情人的约会。如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 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 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 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 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 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 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 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 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 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 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 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 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 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在婚姻生活方面,《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 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
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 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 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赶走。
《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 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 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 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二、颂歌和怨刺诗 
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如揭露和嘲讽统治者丑恶行径的《新台》:
新台有泚,  新台倒影好鲜明,
河水瀰瀰,  河水洋洋流不停。
燕婉之求,  本想嫁个美少年。
籧篨不鲜。  不料嫁了癞蛤蟆。
这首诗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荒淫乱伦而作。卫宣公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只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在河上高筑新台,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卫国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挖苦他。
三、农事诗
《豳风·七月》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 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 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全诗8章,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
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四、感伤诗 
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
第三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继续讲授《诗经》的内容。
五、战争诗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 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 月》、《采芑》等等,大都反映了宣王时期的武功。《江汉》是写宣王命召虎领 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班师回朝。宣王册命召虎,赏赐他土地、圭瓚、 秬鬯等,召虎乃作召公簋,铭记其事。《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七章写王师行进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用一连串的比 喻,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小雅·六月》写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另外,秦风中的《小戎》、《无衣》 等,也是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斗志昂扬,情绪乐观的战争诗。《诗经》中这类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所写的战争诗,不注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集中表现军威声势,如《小雅·采芑》写大臣方叔伐荆蛮之事,突出写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挥若定,曾北伐玁狁扬威,荆蛮因此闻风丧胆,皆来请服。《诗经》战争诗中强调道德感化和 军事力量的震慑,不具体写战场的厮杀、格斗,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 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表现出与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战争诗不 同的风格。
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更多的 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北方玁狁侵犯周朝,士兵为保家卫国而出 征。作者疾呼“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说明其所怨恨者是玁狁而非周天子。 诗人对侵犯者充满了愤怒,诗篇中洋溢着战胜侵犯者的激越情感,但同时又对久 戌不归,久战不休充满厌倦,对自身遭际无限哀伤。如末章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 悲,莫知我哀。
昔日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情,今日归来的悲凄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 说《采薇》还是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乡自伤之情的矛盾体,《豳风·东山》反映 的完全就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出征三年后的士兵,在归家的途中悲喜交加,想 象着家乡的景况和回家后的心情。“我”久征不归,现在终于脱下戎装,穿上平 民的衣服,再不要行军打仗了。归家途中,触目所见,是战后萧索破败的景象, 田园荒芜,土鳖、蜘蛛满屋盘旋,麋鹿游荡,萤火虫闪烁飞动,但这样的景象并 不可怕,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家中的妻子独守空房,盼望着“我”的归来。遥 想当年新婚时,喜气洋洋,热闹美好的情景,久别后的重逢,也许比新婚更加美 好?这里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 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我”的兴奋、伤感、 欢欣、忧虑等心理活动。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如果说在战争诗中,除了厌战思乡之情外,还有少数激奋昂扬之作的话, 《诗经》中的徭役诗,则完全是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了。无论是大夫为天子、 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的强烈不满。《唐风·鸨 羽》第一章: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 有所?
由于“王事靡盬”,致使田园荒芜,人民不得耕作以奉养父母,怨恨之极而 呼苍天,揭示出了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不仅写战争和徭役的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即写一位 妇女由于思念远戌的丈夫而痛苦不堪,其第二章云: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率真质朴地 写出了思妇内心的相思哀痛。《王风·君子于役》也以思妇的口吻抒发了对役政的不满。黄昏时候,牛羊等禽畜都按时回家,而自己的丈夫却不能回来,即景生情,因情寓意,在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小景中,渗透了思妇的无尽相思和悲哀。
六、周部族史诗。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许多民族都产生了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 三年》)。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 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 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如被认为是周族史诗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 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开国的历史。《生民》写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他对农业的贡献。《公刘》写公刘率领周人由邰(今陕西武功)迁徒到豳(今陕西彬县、 旬邑一带),开始了定居生活,在周部族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绵》写古公亶父率周部族再次由豳迁至岐(今陕西岐山县)之周原,划定土地疆界,开沟筑垄, 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创业立国,并叙及文王的事迹。《皇矣》先写太王、 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的经过。《大明》先叙王季娶太任生文王, 文王娶大姒生武王,然后写武王在牧野大战。从《生民》到《大明》,周人由产 生到逐步强大,最后灭商,建立统一王朝的历史过程,得到了完整的表现。五篇史诗,反映了周人征服大自然的伟大业绩,社会制度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以及推翻商人统治的斗争,是他们壮大发展的历史写照。因此,它们与后 世的庙堂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如《生民》这样写后稷出生时的神奇经历: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实际上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姜嫄弃子的原因歧说很多。这种描写,使后稷的诞生,充满神话色彩和人类童年的纯真气质。他是感天而生,一出世就经受了种种磨难。后五章写后稷懂得耕作, 栽培五谷,在农业上取得很大成就,又创立了祀典。全诗不仅生动地写出了周人始祖后稷一生的事迹,而且反映了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历史背景。其他祭 祖颂歌,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殷周时期的历史图景,以及人们敬天祭祖的宗 教观念,是特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的产物。
第四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讲授《诗经》的艺术特点。综合起来看,《诗经》主要有以下主要艺术成就:
第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 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
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第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第三、多种修辞手段的成功运用。
《诗经》中对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对偶,如《谷风》“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文字变化多姿,声音和谐美妙,语句婉转流畅。夸张,正如刘勰所说:“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刀,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文心雕龙·夸饰》)指出《崧高》、《河广》、《云汉》等诗恰当地运用夸张,更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产生了让人感觉更真切、更强烈、更深刻的艺术效果。其它手法如对比、排比、设问、顶真、呼告、拟人、借代等灵活运用,表情状物,不胜枚举。
第四、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雅、颂多是严整的四言,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较多,大雅和颂中则较少;国风中有许多语气词,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雅、颂中则较少。这些差异说明雅、颂多出自贵族之手,体现“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来自民间,更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五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向大家介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面向现实的传统
总而言之,《诗经》 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 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 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 画卷。《诗经》中,不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而 且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可以说,《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经》的现实精神,在国风和 “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真实地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而在周道既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箴戒国君大臣,抨击政治弊端, 讽刺背德违礼,斥责宵小谗佞,身处乱世的诗人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腐朽、黑暗、 世衰人怨的社会现实,而其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作品 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针对战争徭役,婚姻恋爱等生活抒发诗人 的真实感受,在对这些生活侧面的具体描述中,表现了诗人真挚的情感,鲜明的 个性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二、抒情诗传统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 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的,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叙事诗。《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二雅”的传统。汉乐府 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 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他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 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 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 的优良传统。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古风》其一);杜甫更 是“别裁伪体亲风雅”(《戏为六绝句》其六),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 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实际上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 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 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黄遵宪,也代不乏人。
四、比兴的垂范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 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 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 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 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 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 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 歌中的兴象、意境等,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后世诗歌中的兴象、 意境等,都可以在《诗经》里看到萌芽。后代的民歌和模仿民歌的文人作品中, 以兴句起头的很多。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以及魏晋时期许多文人的创作中, 都不乏其例,这明显是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而兴句和所咏之辞融为一体, 构成诗的意境,则是《诗经》比兴发展的更高阶段。
《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 寄托的表现手法。同时,《诗经》中不一定有寄托的比兴,在《诗经》被经学化 后,往往被加以穿凿附会,作为政治说教的工具。因此,有时“比兴”和“风雅” 一样,被用来作为提倡诗歌现实性、思想性的标的。而许多诗人,也紧承屈原香 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写了许多寓有兴寄的作品。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 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第六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来阅读欣赏《诗经》中的经典作品《关雎》和《蒹葭》。
 
关 雎[1]
周南[2]
 
关 关 雎 鸠, 在 河 之 洲。窈 窕 淑 女, 君 子 好 逑。
参 差 荇 菜, 左 右 流 之。窈 窕 淑 女, 寤 寐 求 之。求 之 不 得, 寤 寐 思 服。悠 哉 悠 哉, 辗 转 反 侧。
参 差 荇 菜, 左 右 采 之。窈 窕 淑 女, 琴 瑟 友 之。
参 差 荇 菜, 左 右 毛 之。窈 窕 淑 女, 钟 鼓 乐 之。
 
【解读】
[1]关 雎 : 篇 名。 它 是 从 诗 篇 第 一 句 中 摘 取 来 的。 《诗 经》 的 篇 名 都 是 这 样 产 生 的。
[2]周 南 : 西 周 初 期 周 公 旦 (公 元 前 1063-前 1057 年) 住 东 都 洛 邑 (在 今 河 南 省 洛 阳 市), 统 治 东 方 诸 侯。 “周 南” 是 周 公 统 治 下 的 南 方 诗 歌。 《关 雎》 是 一 首 情 歌, 写 一 个 贵 族 男 子 爱 上 了 一 个 采 荇 菜 的 姑 娘, 思 慕 她, 追 求 她, 想 和她结婚。
 
【作品分析】
 
1、结构:
此诗依郑玄分为五章,每章四句。
首章,以雎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幽闲的好姑娘,她正是君子适宜的配偶。
次章,以采荇为喻,采到如意的荇菜不容易,求得“窈窕淑女”也不容易,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在追求她。
三章,接着二章递进一层,求之既不可得,则更加深了对她的思念,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在想她(“服”,怀也)。这思念是如此悠长,以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了。
四章、五章,复以采荇为喻,想象一旦求得她,则必以和美的音乐迎接她,使她高兴。全诗以追求和思念为主旋律,展示了一个男子的痴情,中和平正中含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激情,代表了《诗经》的总体风格。
2、主题:
(1)《毛诗序》“后妃之德”说。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这里所谓后妃指周文王妃太姒。《毛诗序》认为《关雎》的主题是颂美后妃之德,她见到窈窕淑女便寤寐思求,以配文王,毫不纵恣己色以求专宠。
(2)申培《鲁诗故》“讽刺康后”说。曰:“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讽刺康后不遵礼法,以致康王晚起误了朝政。薛汉《韩诗章句》也认为“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毛、鲁、韩三家对此诗的解释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与王、妃有关,是一首关乎政治教化的作品。这种解释一直被承袭下来,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固然是如此,宋朱熹的《诗集传》也是如此。
(3)《诗集传》“歌颂文王夫妻恩爱”说。曰:“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朱熹以淑女指文王之妃太姒,认为《关雎》是宫中之人颂美她和文王相与和乐而恭敬的关系,这与毛诗的讲法大同小异,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汉儒解诗有很大的弊病,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都是为圣道王功而作,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所以对诗的解释多有穿凿附会之处,而且常常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牵扯,于是许多作品被曲解了。
(4)闻一多情歌说。闻一多《风诗类钞》说:“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余冠英《诗经选择》说:“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苗条形象使他寤寐不忘,他整天地想;要是能热热闹闹地娶地到家,那是多好!”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说:“这是一首描写男子追求女子的民间情歌。”显然,这种解释比汉儒、宋儒的解释更切合实际。
 
3、 “君子”解。
(1)人君,汉儒的解释。
(2)贵族男子。如果释为贵族男子,则此诗是一个公子哥在思念一个乡间姑娘,也未必妥贴。
(3)有才德的人。如《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子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荀子·劝学》:“故君子结于一也。”《礼记·曲礼》:“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我看《关雎》里的“君子”就是指这种人。那位“窈窕”的“淑女”是配得上一个“君子”的,而“君子”也正思念着这样的姑娘。娶这样的姑娘必须有隆重的仪式,弹奏琴瑟以表示亲爱(琴瑟友之),敲钟打鼓以使之欢乐(钟鼓乐之),岂能轻易就得到她呢?那么,“窈窕淑女”究竟是怎样的女子呢?《毛传》:“窈窕,幽闲也。”即幽雅闲静的意思。《方言》卷二:“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曰窕。”秦晋与《周南》地理位置不合,《方言》著于汉代,“窈窕”又是联绵字,似不宜拆开解释,所以此说可以不取。
4、淑女解。
《毛传》:“善也。”意思是说她是个好姑娘;“窈窕”形容她怎么个好法,她不是轻簿放荡之辈,她有高尚的品德。“淑女”配“君子”正相宜,所以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的配偶)。”  
那么,这“淑女”是不是正在采择荇菜呢?我看诗的原意并非如此。这与《采葛》不同,《采葛》说:“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明明用了一个“彼”字,指出是思念那个采葛的姑娘。在《关雎》里并没有类似的提示。我看,与其说采荇的是淑女,还不如说是那君子,或者说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不要忽略“参差”二字,“参差”是长短不齐的样子。还不可忽略“左右”二字,“左右”有到处寻找的意思。那“流”字释为“求”,似乎暗示并不易得。那“采”字和“芼”字,都有择取的意味。
采荇,是要从那些参差不齐的荇中采到那最好的荇;求女,是要从众女中求到那“窈窕淑女”。一般的女子是不值得为她“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就是诗一开头的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毛传》:“和声也。”“雎鸠”,水鸟名,俗称鱼鹰,相传雌雄有固定的配偶。然则这里的“关关”就是雌雄求偶相和的鸣声了。这两句既有“比”的意思,又有“兴”的意思,妙语天成,原是不待修饰的。
 
 
蒹 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解读]
这是一首描写追求意中人而不可得的诗,表现了诗人希望见到意中人的深切感情。秦:指春秋时的秦国,故址在今陕西、甘肃一带。
【作品分析】
1、体裁:我国最早一首朦胧诗。朦胧诗的三个特点:一是主题朦胧;二是景物朦胧;三是意境朦胧。
主题朦胧:有人说是爱情诗;有人说是哲理诗,理想与现实之间、结果与期望之间的矛盾;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即的感受等。主题不确定。
景物朦胧:从夜晚到凌晨的芦苇荡之景,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
意境朦胧:朦胧的爱与朦胧的失落,一种难以表达的心绪。
2、结构:
第一章:写到主人公隔水远望,伊人正姗姗而来,且行且望,望穿秋水,苦苦追寻,伊人仿佛就在不远处的水中陆地上,若即若离。
第二章、第三章是第一章的反复咏叹,突出追寻之路的艰险与漫长,渲染主人公感情的绵长持久,表现出主人公不能够走近“伊人”又永远点亮希望的情感状态。
3、艺术手法
(1) “兴”的特点更加突出。“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浑然一体,用作起兴的事物与所要描绘的对象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开头写秋天水边芦苇丛生的景象,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的主人公心中的那个“朦胧的爱”的境界。
(2)以时间、空间的推延与诗人情感的逐层加深相统一,特殊的时空转换来表现诗人内心的等待与无奈。白露从霜——到晞——再到已。时间的延长来表现诗人一直在苦苦等待;苍苍——凄凄——采采,空间的转换来写出天越来越亮,视觉效果越来越清晰,既符合生活经验,又忖托内心的失望。当朦胧越来越清晰的时候,美就渐渐在消失。
(3)写主人公的形象,则着力写他的远望。远,就有距离,写出距离即美的美感效果。一开始,他若有所思地站在水边,向对岸望去,看到他所爱慕的那个姑娘正向水边走来,心里很高兴;可不久,芦苇挡住了他的视线,看不到她了。他以为那姑娘正向上游走去,也就沿着河岸向上走;走了长长的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路,却依旧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不灰心,又折回来去追寻她,最后终于看到她正站在河中的一个小洲上;这时他内心便充满了喜悦。十分明显,主人公跟那姑娘并无交往,甚至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只要能够远远地望见她,便感到心满意足。这种爱是“朦胧”的,它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朦胧”和距离感。
第七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阅读欣赏《诗经》中的代表作品之一的《氓》。
《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赂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殒。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帏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作品分析】
1、结构:全诗分六章,每章十句。
结构图一:  
第一章:男子求婚,女子许婚(赋)
第二章:男女恋人相思、结婚(赋)
第三章:劝诫女子不要痴情(比、兴)
第四章:控告男子移情别恋(比、兴)
第五章:补叙多年的苦楚和处境(赋)
第六章:今昔对比的怨恨和痛苦(赋、比、兴)
第一、二章追述恋爱生活。女主人公“送子涉淇”,又劝氓“无怒”;“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是一个热情、温柔的姑娘。
第三、四、五章追述婚后生活。第三章,以兴起,总述自己得出的生活经验:“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第四章,以兴起,概说“三岁食贫”,“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第六章表示“躬自悼矣”后的感受和决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2、主题。《氓》是一首叙事诗。叙事诗有故事情节,在叙事中有抒情、议论。作者用第一人称“我”来叙事,采用回忆追述和对比手法。作者顺着“恋爱——婚变——决绝”的情节线索叙事。作者通过写女主人公被遗弃的遭遇,塑造了一个勤劳、温柔、坚强的妇女形象,表现了古代妇女追求自主婚姻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3、艺术分析  
(1)对比手法。《卫风·氓》中的“我”是在回忆中叙事,抒情的,在回忆中主要运用对比手法。  
⑴婚前婚后对比。  
婚前:“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婚后:“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⑵爱与婚后的思想变化的对比。  
恋爱前:“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婚后:“静言思之,躬自悼矣”,“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⑶“氓”婚前婚后的态度的对比。  
婚前:“氓之蚩蚩”,“来即我谋”,“信誓旦旦”。  
婚后:“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二三其德”。  
(2)诗歌常选择典型的情节来烘托具体的气氛和情调。典型情节:“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乘彼垝垣,以望复关”→“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情感特征:所遇非人的悲愤与义无反顾的决绝。  
(3)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赋”的表现手法:“赋”即“铺”,是陈述铺叙的意思。如《卫风·氓》叙述古代一个女子从恋爱——婚变——决绝的过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用赋的手法写男子向女子求婚。这个男子一脸憨笑、耍着小小的花招,假装卖丝,向女主人求婚。一方面男子有点嬉皮笑脸不太严肃,另一方面这一男子求婚心切,不惜乔装冒险。这一句描写既表现了男子的狡黠、急切,又为下文两人的婚姻悲剧埋下伏笔并构成对比。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是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情感旺盛之时。“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另一说,喻男子情意的衰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氓》中的第3、4两章——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朱熹《诗集传》)。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这是比兴结合的例子。
(4)弃妇形象分析
《氓》中的女主人公为什么被遗弃呢?关系到对《氓》中那个男子(士)的形象的理解:  
 ⑴“士”之变心说。“不见复关”,“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由此可见一斑。  
⑵社会道德说。“兄弟不知,咥其笑矣”,这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人们的爱情观所造成的。  
⑶社会制度说。“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由贫富的变化引发婚姻危机,可以看出婚姻制度建筑在经济之上。  
⑷年老色衰说。“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年老色衰,引起“士”的变心。
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第⑴⑵中较为准确深刻。《氓》中的“士”可能为商人。  
女性形象分析:
婚前,“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我”纯真、热情。
婚后,从痛苦生活经历中得出教训:“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她悔恨多于哀伤,决绝而不留恋。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表现出她清醒、刚烈的性格特点。
(5)女人因年老色衰而被抛弃,不仅是古代生活中的现象,及至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弃妇,成为中国文学一大题材。这一点,也看出《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第八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阅读欣赏《小雅·采薇》。
采 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xiǎn)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戌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gǔ),不遑启处。忧心也疚,我行不来!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騤騤(kuí)。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⒅。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作品分析】
 
1、主题:《采薇》描述久戍在外的士卒在回家的途中的情景。诗人一开始就交待了回家的时节,正是岁暮,而从与玁狁作战的战场上归来,又是何等的有幸。自然会在战后的归途中回忆当时戍边作战的艰苦,忍饥挨饿,不遑启处,战事频繁,形势危急。抚今追昔,诗人借景写情,感时伤事,表现深沉的行役之思。
 
2、结构:
第一、二、三章,写士兵回家时心中边走边想;
第四、五章,回忆同玁狁的战争。
第六章,抒情,照应前文。
 
3、艺术分析
(1)结构上,采用倒叙手法。
(2)以植物的生长,写出时间的延长,薇:作——柔——刚。以时间的逐渐延长来表现心中痛苦的逐渐加深。思想感情的变化十分细腻。
(3)末句以乐景写哀情,又以哀景写乐情。造成强烈的对比。乐景与乐情对比,哀景与哀情对比,深刻揭示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
(4)重章叠唱,反复渲染。符合“歌”的特点。
 
【思考与练习】
1.《诗经》内容有哪些方面?
2.“诗六义”
3.什么是《诗经学》?
4.《诗经》对后世现实主义精神有何影响?
 
【阅读书目】
1、《诗经原始》,方玉润,中华书局1986年版
2、《诗经注析》,程俊英,中华书局1991年版
3、《诗经选》,余冠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第四讲《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教学目标:
1、《左传》、《国语》、《战国策》的作者、编订与体制
2、《左传》的叙事、《国语》的记言、《战国策》的人物形象塑造等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掌握《左传》的叙事特点和记言特征
2、《战国策》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10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授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1898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文字就是记载商代人占卜情况的卜辞,甲骨卜辞就是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的 如:
    癸已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占)曰,(有)(祟),其(有) 来  (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 “土方正(征)于我东鄙,(灾)二邑。(鬼)方亦牧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五一二片)。
这条卜辞,有叙辞(癸已卜,贞);有命辞(旬无祸);有占辞(有崇,其有来艰);有验辞(迄至五日,丁酉,有艰来西)。时、地、人、事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是记事散文的雏形。这些卜辞, 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
历代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人们称之为“金文”,又因其大多铭刻在礼器(如鼎)和乐器(如钟)上,故旧称其为“钟鼎文”,内容多为锡命、征伐、约契、祀典的记录。商周代铜器铭文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统治者意志和历史的人生的主题意识,主要表现在铜器是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铜器上镂刻铭文,目的是纪念统治阶级的祖先,歌功颂德,记载人生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求永远传世。《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左传·襄公十九年》臧武仲对季孙云:“……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从文辞上来说,商代的铭文与甲骨文相类简单短小,而西周铭文最为整齐繁富,西周宣王时代的毛公鼎497字,是目前所见最长的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告诫赏赐毛公的言辞,侧重于记言。虢季子白盘铭记述了虢季子白与玁狁作战获胜,“折首五百,执讯五十”,向周王报捷获赏的情形,有一定细节描绘,且用韵文,反映出早期文章的形态。
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
《尚书》亦称《书》,西汉以后称为《尚书》。汉儒尊之为经,故又称《书经》。“尚”即“上”,《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尚书》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尚书》据传为孔子编定,原为一百篇,今存较为可靠的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但其中《虞书》《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辨伪书》)一般学界认为比较可信的是商、周之书。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尚书》的内容时间上与甲骨文、铜器铭文相近,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章结构和规模,更具散文的特征。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点明《尚书》为上古时王者之言的汇编,揭示《尚书》主要是记言的特点。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六家》中概括了《尚书》记言的六种主要文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命,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尚书》的语言虽然如唐代文学家韩愈所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艰深古奥,但一些篇章记言仍能做到口吻毕肖,神情如见。《盘庚》三篇是《商书》的代表,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遭臣民反对,盘庚审时度势,在迁殷前后进行了三次讲演以说服臣民。全文感情充沛,言辞犀利,“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数千年之后,仍能感受到盘庚向臣民们发号施令的声口神情。为了说明问题,盘庚用了一些贴切形象的比喻,“若颠木之有由蘖”,砍倒的树木又长出新芽,把旧都比作“颠木”,把新都比作“由蘖”;“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将自己的威严比作爟火,将同心戮力比作如网在纲有条不紊和尽力耕耘终有收获。接连三比,形象生动。再如揭示流言惑众之影响“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以及不听劝诫,“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象乘舟不渡坐待船朽一样,比喻都很恰切。
《周书》中收录的是周初至春秋前期的文献,文字较《商书》更流畅成熟。《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的言论,围绕“所其无逸”,“知小人之依”的中心论题反复论证,据题抒论,条理分明,层次清楚。《秦誓》是秦穆公伐郑兵败后的追悔自责之词,语意恳挚,痛切自剖,口吻毕肖。记事如《顾命》将成王临终嘱托,康王册命而立的过程和场面,诸侯朝享的礼仪叙述得井然有序,历历分明。《金滕》记叙了周公忠贞,金滕藏书,成王信谗而猜忌周公,天雷示警,成王启书打消疑虑的过程,情节离奇曲折,为后世许多故事所本。
《尚书》中的一些名句亦常为后人引述,如《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对后世诗乐理论影响甚大。《汤誓》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成为有道讨无道的传檄之语。《牧誓》中的“‘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后演为成语。《无逸》中周公所言“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中“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都成为后世君子修身治道的名言。
《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二)《春秋》
《春秋》本是周代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曾提及周、燕、齐、鲁皆有《春秋》,并云“吾见百国春秋”,但这些史书皆已亡佚,今天我们所说的《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的史书的专称。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纲目式的记事方式,仅以一万六千余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春秋》的内容为周王室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战争及日食、地震、水旱灾等自然现象。
它只是标题式记述时、地、人、事,缺少对人物性格、行为、事件前因后果具体的描述,却将对人物、事件褒贬评判寓于记事之中,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王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弑”,“人”与“国”又有区别,“人”是少数人,“国”是国人)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人称作“春秋笔法”。司马迁曾指出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左传·成公十四年》举君子曰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被后人指为《春秋》义法的五条标准。“春秋笔法”被后人无限夸大为字字寓褒贬,处处有大义。但也遭到了后代有识之士的谴责,“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宋郑樵《通志·灾祥略》)。“春秋大义”成为后世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理论依据,对后代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春秋》文句过于简短且语义隐晦,因此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著作,较著名的有先秦时产生的《左传》和汉代写定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被人称作“《春秋》三传”。《公羊传》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至汉景帝时由公羊高后人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写定。《谷梁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至西汉时,传其学之人将它写定。公羊高与谷梁赤皆为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谷梁》主要从不同角度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即所谓“书法”,也即“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对《春秋》史实增补不多。《左传》则是叙事生动,史实丰富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
《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比《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左传》的文学成就。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 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 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并附记灭智伯之事(前454)。全书分六十卷,共十八万多字。
《左传》以详细丰赡的史料记叙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各方面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二、《左传》的思想倾向
第一,尊礼的思想倾向。《左传》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是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一部分有识之士思想的客观反映,在记述中和它所创设的“君子曰”、“君子是以知”等议论中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倾向。
礼是周代宗法社会为维护统治秩序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而制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在君国大事、外交往来、宗庙祭祀、人际交往中都必须受礼的约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桓公二年);“治兵于庙,礼也”(庄公八年);“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庄公三十一年)。甚至两军交战,君子也坚守尊卑之礼。齐晋鞍之战,晋军将领韩厥赶上已败逃的齐顷公战车“韩厥执絷马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晋将郤至多次与楚共王相遇,“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成公十六年)。“这种使后世很难理解的情形,正是反映了表现等级尊卑的礼是维护这个社会形态的核心思想和制度,较之两国之间一时性的矛盾要更为重要”。
第二,重民的思想倾向。商代和西周神权天命观往往与王权君命连为一体。春秋时王权削弱,神权天命观念也发生了动摇。一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对于调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重民比之神权天命更为重要。最为人所道的是桓公六年随国季梁论民为神主:“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神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后,进而至于在君、民关系上也强调重视民之作用。“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扶其民”(昭公二十五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左传》对于那些灭绝人性、野蛮残忍的统治者给予谴责和揭露:“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宣公二年)。对以人祭祀和殉葬,司马子鱼批评道:“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僖公十九年)《左传》表现出的重民思想,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虽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的文学成就体现在它的叙事、写人和记言上。《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 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 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 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 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 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第一,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 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 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 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 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 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 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 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 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 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 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第二,《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 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 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 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 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 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 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 满结束。
    第三,《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 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 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 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 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 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 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 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四,《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 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 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 “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 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 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 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第三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讲授《左传》文学成就中的写人艺术与语言艺术
四、《左传》的写人特点
第一,《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 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 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 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鞌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第二,《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 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 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第三,《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 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 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硃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 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 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 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 现。
    第四,《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 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 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 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 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 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 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 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 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五、《左传》的语言特点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 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
第一,《左传》的行人辞令,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 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 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 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 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 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 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 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 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第二,《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 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 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 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 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 字外。”(《史通·叙事》)
第四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学习《左传》中的代表作品《烛之武退秦师》。
   1.解题
    本文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主要是记公元前 630 年郑国烛之武利用秦、晋矛盾,向秦伯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说明了保存郑国对秦有利,灭掉郑国对秦不利的道理,终于说服了秦伯。秦伯不但撤走了围郑的秦军,反而派兵保卫郑国,迫使晋国不得不撤兵,从而消除了郑国的危机。烛之武临危受命,不避艰险,只身说服秦君,解除国难,表现了他深明大义和捍卫国家主权的使命感,以及机智善辩的外交才能。
    2.时代背景
    秦、晋围郑发生在公元前 630 年(僖公三十年)。导致事情发生的原因有二点。其一,郑国曾二次得罪过晋国,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跑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二是公元前 632 年时晋、楚之战中,郑国出兵助楚国,结果城濮之战以楚国失败告终。后郑国虽然即派人出使晋国,与晋结好,郑伯甚至与晋侯“盈于衡雍”,但最终没有感化晋国。其二,晋秦两国联合围攻郑国,是因为晋秦都要争夺霸权,均需要向外扩张,晋国发动对郑国的战争,自然要寻找这样得力的伙伴,秦晋历史上关系一直很好,所以秦晋联合也就必然了。
    3.主要人物介绍
烛之武是中心人物。虽然“臣之壮也,犹不如人”满腹的委屈和牢骚,但在国难当头,深明大义,以捍卫国家主权的使命感只身赴敌营,以机智善辩的外交才能消除了郑国的危机。不卑不亢,委婉曲折,步步深入,说服了秦伯,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在第二部分中“臣之壮也,犹不如人”暗写烛之武在年轻时并没有得到重用;“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流露出他满腹的委曲和牢骚。这一情节的描写,使在郑国危于旦夕之际,郑伯由于佚之狐的推荐看到的一线希望又趋渺茫。郑伯用自责化解了烛之武的不满,使他只身卦秦。文章在有张有弛,曲折有致中显示烛之武不计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精神。
    佚之狐,慧眼识英雄的伯乐。“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说明佚之狐对烛之武的外交才能有足够的了解,对郑、秦、晋三国的形势有充分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郑伯,勇于自责者。当郑国所处危险境地,需烛之武退秦师时,烛之武却流露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的满腹委屈与牢骚。面对此,郑伯先是“是寡人之过也”以自责,从谏如流,情真意切,并欲扬先抑,设想假如郑国灭亡的话,对烛之武也无好处,这种透彻的分析,诚意的表白,终于感动了烛之武,使之临危受命,义无反顾赴敌营。
   4.结构:
    全文以烛之武说退秦军为中心。全文故事情节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秦、晋围郑,既点出了战事爆发的原因,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又为下文“烛之武退秦师”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烛之武临危受命。郑国君决定通过外交途径来解除危机,佚之狐向郑伯推荐了烛之武。郑伯自责,情真意切感动烛之武,烛之武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定只身见秦伯。进而阐述保存郑国,对秦的好处,利用秦晋的矛盾,指出晋国的贪得无厌,灭郑之后必然要进犯秦国,使秦国意识到与郑订阅盟约不助郑的危险。终于达到秦郑为盟有的结果。
第三部分,烛之武说退秦师。
    烛之武首先向秦穆公承认郑国处在危亡的境地,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不再谈。然后一面说明秦国灭郑则无益而有害,舍郑则有益而无害。一面举出事例,说明晋国不可信赖,秦国不应与晋国共事,晋国得到郑国,必将进而损害秦国。烛之武利用秦、晋两国的矛盾,根据事理和事实,把秦灭郑和秦与晋共事的害处分析得十分透彻,终于说得秦穆公不仅撤兵回国,而且留下一部分人助郑防御晋。
    第四部分,晋师撤离郑国。
    当晋国的监军秦国成为郑国的盟友后,晋侯毅然撤军。说帮伯而退晋师正是烛之武所要达到的目的。
    烛之武奉命说秦,完全是为了郑国的利益。但在说辞中表现的则是处处为秦国着想。使秦君易于接受。一个面临亡国之危的小国使臣,面对强大国家的君主,不卑不亢,从容辞令,语言分寸,恰到好处,可见语言艺术达到的水平。
    关于从本文的写作特点,看《左传》的文学价值。
    本文突出的写作特点有二。其一,波澜起伏跌宕有序的情节展示。其二,说理透辟,善于辞令的语言。从这些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传》较高的文学价值。左传写了 400 多次军事行动,著名的大战如城濮之战、殽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等都写得非常出色。《左传》写战争,是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来展开的,把描写的重点放在战争的性质和起因、战前的策划和战后的影响等上,对战场的正面交锋则采用略写。这样写既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也有利于刻画人物。《左传》写战争也非常注意谋篇布局,情节曲折细致,文章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有时在紧张的气氛中穿插一些生动有趣的情节,使文气优游不迫,摇曳多姿。
第五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简要分析一下《晋公子重耳之亡》、《秦晋崤之战》。
一、《晋公子重耳之亡》
(一)翻译并作字句疏通
(二)分析
重耳出亡的原因:晋献公宠幸骊姬,王室发生内乱,申生遇害,重耳受牵连,不得不出亡。重耳出亡十九年,历尽艰难,备尝冷落,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逐渐锻炼成为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胆识才干,气量恢宏、性格坚强的一代霸主。文章真实生动的记载了这一流亡过程和重耳性格的成熟过程。
艺术上,这篇文章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涉及的人物多,时间长,头绪多,作者络绎写来,繁而不乱。选材布局,繁简适当。层次之清楚,几乎无懈可击。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戏剧性。作者在叙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时,恰当的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匜、降服谢罪等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
第三,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机智,赵衰的稳重,曹共公的委琐,寺人披的阴险狡诈,竖头须的随机应变,介之推的高风亮节等;文中的七个女性也都各具特色。
二、《秦晋崤之战》
(一)翻译并作字句疏通。
(二)分析
 1、围绕中心选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秦晋崤之战》紧紧围绕秦穆公“劳师以袭远”的战略错误导致战争失败这个中心,把众多的人物、纷杂的事件组织起来,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穿插描写,以蹇叔论战为纲,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先轸论战等情节,来一一印证蹇叔的预言。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则不是叙述的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这种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手法对后世的历史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写法。
2、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来突出人物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如蹇叔的忠直耿介、老谋深算,秦穆公的刚愎自用、最后能自我反省,王孙满和弦高的机智聪明,先轸的忠直急躁,文嬴的花言巧语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3、含蓄委婉、巧妙得体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三段外交辞令:弦高犒师的一段话语意双关,外表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虚实相间,软中带硬,句句是弦外之音。皇武子辞客一段话,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婉转而又严厉的揭露了秦国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秣马厉兵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辞一段话绵里藏针,话中带刺,所谓“三年将拜君赐”,表面上感恩戴德,骨子里却含有报仇雪恨的誓言,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理。
第六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讲授《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国语》的成书及体制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 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国语》以记言为主,也记载这八国的史事,记事起于周穆王征犬戎,迄于赵、韩、魏灭智伯(约前967~前453年)。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是《左传》的作者左丘明。然后人多有异议,一般人认为《国语》是汇编之书,非一时一人所作,约编定于战国时期。
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 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 政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 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议论。《齐语》记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 管促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 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 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也较少记重要 历史事件。《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国语》的思想倾向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在书 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 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重视人民 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鲁语上》鲁太史里革评晋人弑 其君厉公时,认为暴君之被逐被杀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为无可 厚非。又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中,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 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 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国语》的记言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 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 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当然,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 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比如《周语》旨 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 《吴语》、《越语》则文字流暢整饰,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有的 与《左传》相同,但文字不如《左传》精彩,有的则难分高下。有的为《左传》 所不载的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 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等(《吴语》),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而《国语》 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 谤,《鲁语下》敬姜论劳逸,《晋语八》叔向贺贫,《楚语下》王孙圉论宝,都 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四、《国语》的记事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 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 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 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 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 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其中有虚拟 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谗言,非 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 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如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 里克饮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里克夜半召优施,欲 中立以自保等(《晋语二》),描写细致入微,具体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 点。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写得生动活泼,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安于寄人篱 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晋语四》),《左传》 只写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国语》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幽默 有趣,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 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 语》叙事的成就。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 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 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 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 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 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 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第七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开始学习《国语》中有代表性的一篇《召公谏厉王弭谤》。
(一)翻译并作字句疏通
(二)分析
 1、记言与记事相结合而以记言为主的写作手法。先简要叙述形势的严峻和厉王的自鸣得意,再详记召公的谏辞,最后以冷峻的几笔写出厉王一意孤行,终于垮台的下场。
2、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召公的谏辞颇有特色。其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贴切的比喻,也有引用历史的论证,继而再谈民言不克壅的道理,既打比方,又引证,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
3、文章漫画式的勾画了厉王这个暴君的形象。着笔虽不多,但“王怒”、“王喜”、“王弗听”,一个残暴专断、轻浮浅薄、顽固昏聩的暴君形象跃然纸上。
 
第八课时
这一节课,我们来共同学习《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 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 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 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 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无书名、篇名,整理这些帛书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或帛书《战国策》,其中11章内容与今本《战国策》、《史记》相同,16章属于佚作。这说明战国时史官及策士记载所谓“纵横家”论辩言辞的资料是很多的,传到汉时仍为数不少,刘向编订《战国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的思想比较复杂,今略举大端。其进步思想表现在:
第一、反映了民本思想。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十分流行,《战国策》有些文章表现出对平民力量的重视,如“赵威后问齐使”把平民的地位放在君位之上,认为“苟无民,何以有君?”(《齐策四》)这和《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有相通之处。又如冯谖为孟尝君营造三窟,其中之一就是“焚券”、“市义”,使薛地百姓皆呼“万岁”。虽然是为了收买人心,但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人心向背对贵族的安危是如何重要。这种思想在书中比比皆是。
《战国策》对那些残害百姓、杀戮忠良、荒淫无耻的统治者予以无情地揭露。如宋康王无道,“骂国老谏者,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任之背,锲朝涉之胫,而国人大骇。”于是“齐闻而伐之,民散,城不守。”(《宋卫策》)齐闵王拒谏饰非,枉杀直臣,弄得百姓不附,宋族离心,国被燕所伐,身卫淖齿所杀。(《齐策五》)作者对这些暴君都持有鲜明的否定态度,表现了一定的正义感。
第二、有明显的“贵士”的倾向。把士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颜斶见齐宣王,大胆宣称“士贵耳,王者不贵”“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垅”。燕昭王筑黄金台,尊郭槐为师,礼贤下士,“士争凑燕”,终于破齐复国,报了大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思想对于束缚人才的世卿世禄的官吏制度是一个冲击。书中还提出发现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求全责备,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看大节,而不苛求小疵;要充分信任,而不要随便怀疑等,这些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三、《战国策》记录了许多嘉言善行。虽主要是对某些统治者的规劝,但对后世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主张贵族子弟要及早为国立功,长辈不要溺爱,否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是非常危险的。公子牟劝范睢,“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果肉期而果肉至,果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唐且向信陵君建议:“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这些话具有格言意义,包含了某种生活哲理。
第四、对于锐意改革、励精图治的国君,《战国策》给予充分肯定。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遭到国内保守派的反对,他毫不退缩,同他们反复辩论,坚持到底。他多次宣布“反古未可非,循理未足多”。“便国不必法古”,礼、法、政、教都要从实际出发。并且明确表示,儒家所提倡的那一套不合时宜,不足取法。“仁义道德,不可以束朝”(均见《赵册二》)这些都是当时观念形态变化的真实反映。
《战国策》艺术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而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学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刘向已指出《战国策》的这种倾向。三国时秦宓曾攻讦:“战国反复,仪秦之术,杀人纫生,亡人纫存,经之所痊”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 北宋曾巩指责《战国策》是“邪说害正”,要“放而绝之”。元人吴师道认为“是书善恶无所是非”,“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战国策序)甚至宣扬受贿有功,造谣言说假话有理,露骨的提倡个人功名利禄,宣扬利己主义等,无疑都是糟粕。
    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第一、《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  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第二、《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第三、《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第四、《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第五、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第九课时
本节我们讲《战国策》中两篇有代表性的作品《苏秦始将连横》、《冯谖客孟尝君》。
(一)《苏秦始将连横》
1、翻译并作字句疏通
2、分析
本文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士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写法上:
 1、文章极力夸饰、渲染苏秦的说辞最典型的体现了《战国策》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风格特点。
2、对比手法:苏秦前后形象的对比,嫂“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对比,揭示当时的世态炎凉。
(二)《冯谖客孟尝君》
1、翻译并作字句疏通
2、分析:
本文通过冯谖给孟尝君作士过程的叙写,反映了战国时期权贵善养士以及士为知己者用的社会风气。写法上:
 1、故事情节曲折:
作客三歌:三歌(要肉食、要车马、要养母)
收债三命:三命(签署受命、矫命焚券、买义复命)
经营三窟:三窟(为文市义、复谋相位、请之宗庙)
2、先蓄后放的手法,引人入胜。
3、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者很懂得用文学手段来刻画人物,例如冯谖藏而不露、装愚守拙、巧于试探的行为,表现知恩图报、远见卓识、果断善谋的性格。对复杂局面的政治洞察力,同时也刻画了孟尝君宽容大度、善于养士、知错就改的长者君子风度。
第十课时
本节课主要讲授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 尤为明显。
    第一,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 《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 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 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 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 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 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 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 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 《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 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 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 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 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第二,《左传》、《国语》、《战国策》 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 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 《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 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 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 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 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 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 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 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第三,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 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 《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 《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其 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 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 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 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
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 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 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 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
第四,我 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 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 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思考与练习】
1、《左传》的文学价值
2、《国语》文学上有何特点
3、《战国策》寓言的特点
【阅读书目】
1、《春秋史》,童书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讲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教学目标:
1、掌握《孟子》、《庄子》、《韩非子》的文学价值。
2、了解《论语》、《墨子》、《荀子》的文章特点。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孟子》散文的论辩技巧
2、《庄子》“三言”
3、《韩非子》的寓言故事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10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孔子生平及《论语》的文学成就。
一、孔子生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家世: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二、《论语》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孔门后学辑录而成的,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书中对话说理的形式已具有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论语》短小简约,还没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三、《论语》的文学价值表现在: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三)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论语》中代表性片段。
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1、字句解释、疏通文意
2、分析
本篇中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动作,首尾圆合,基本上具备了篇章的规模。孔子及其几个弟子的形象、性格也比较鲜明。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率直,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小心谨慎,曾皙的从容不迫,高雅清华,深不可测,都各具特色。尤其是写曾皙回答一段,绘影绘形,绘声绘色,很有文学色彩。南怀瑾先生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论语别裁》527页)打个比方,子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莽张飞,曾皙就像庞统。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件事情,这就要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庞统屈才当了县长,整天喝酒,不理政事。张飞去视察,见状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旁等着,一会就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案件处理完了。之后庞统就升任副军师。你看,孔子和其它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皙在旁边悠闲的鼓瑟。当孔子点到他时,他从容不迫的弹完这支曲子,站起来回答。从这一段描写看出,别人讨论时,表面上曾皙在搞他的音乐,实际上大家谈的内容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
曾皙回答的一番话描绘了一幅“春暖图”,这跟“志”有什么关系呢?孔子为什么赞成曾皙的话?南怀瑾先生说:“曾皙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孔子与曾皙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子路等人的政治抱负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南怀瑾《论语别裁》)
二、《楚狂接与章》
本章写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去楚国途中与楚国隐士接与的一次遭遇。隐士与儒者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消极因世,后者积极入世。但本章只是表达了瘾者的态度。双方没有展开思想上的交锋。
文中着重刻画了接与的“狂”:他敢于“歌而过孔子”,很快又“趋而辟(避)之”,行为大胆,一狂;他敢于指责孔子,并劝孔子改弦易辙,二狂;他认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对现实政治有清醒的认识,隐居避世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故采取不合作不调和的态度,三狂。
三、《子路从而后章》
本章仍然写了隐者和儒者两种人的形象及其政治态度.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篇章的深层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人在斗智,而隐者略胜一筹.有“含不尽之意在言外”之特点。
第三课时
本节介绍《老子》、《墨子》的文学成就
(一)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生平。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 间 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幼年牧牛耕读,聪颖勤快。晚年在故里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学,死于扶风 。约与孔子同时,但年长于孔子,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老子平素“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后来看到周室衰落,就离周西去。出函谷关的时候,在关令尹喜的强求下,“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老子是隐士一类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汉代时人们对他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所以司马迁又说,当时有人认为,与孔子同时的楚国人老莱子,还有战国时的周太史也是老子。
2、《老子》。老子所著之书,世称《道德经》,也叫作《老子》,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五千余言。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对“道”及其规律的论述。“道”是老子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宇宙的本原,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此外在《老子》中,老子还以其道的学说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他的独具特色的治国之道、用兵之道和修身之道。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至为深远,对于世界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3、老子的哲学思想
《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 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 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 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 规律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 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 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从文学角度而言,《老子》一书主要是老子自撰,是一部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语录体著作。《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它是以韵文为主,散韵结合的诗体散文,这是我国哲理性著作《易经》的文体的嬗变,也蕴含着《诗经》的风韵,是老子独创的一种文体。
作为议论文,《老子》采用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例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这段论述运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但却借助物象来表述,不仅说理透彻,而且鲜明的物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
《老子》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也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它调动了多种手法,构建词章,锤铸语言,使之变得非常精美。如,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声希音,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九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七十三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
这些词章,有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有理奥思远的哲言,也有辞藻华丽的美言。《老子》的某些篇章,还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如:
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未孩。儡儡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已,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感慨繇深,语调深沉,简直是一首哀怨动人的抒情诗。
总的来说,《老子》的文章,神思恢宏,意超象外,析理入微,极具理趣之美;结构严谨,句式多变,言辞精炼,富有词章之美;常假比兴,形象生动,情感丰富,毕现形象之美,且讲求押韵,注重节奏,往复回环,亦不乏音乐之美。有人称其为散文诗,实非过誉;刘勰说它 “五千精妙”,(《文心雕龙•情采》)确非虚言。老子以道为学,以诗为文,并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散文以神理为体,以形文为用的文章体制。
(二)对话体——《墨子》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
墨子,名翟(约前468—376),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春秋战国之际,战乱频仍,兼并激烈,社会动乱,民生困苦。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墨子,对此感受尤深,救世之心,更为迫切,他怀着“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的理想,奔走于列国之间,宣传“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反对大国进攻小国,谋求制止战争。并且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名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主张作为救世之策,同主张厚葬崇礼,亲亲疏疏,爱有差等的儒家张开了激烈的争论。与儒家学派同为战国时的显学。墨子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社会活动家。他把自己的门徒组织成民间团体,实践着艰苦的生活,也为制止战争而奔波。
墨子的思想体现在《墨子》一书中。此书是墨子与他的门人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墨子尚俭务实,反对浮华,为文旨在说理,不事文饰。墨子的文章虽不华丽,但是,他注重说理,精研逻辑,为议论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首先,墨子奠定了我国议论文的基础。墨子创制了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墨子之前,论说性散文体制短小,一般是些简单的说明式、论断式的文字,而墨子首先创制了围绕一个主题,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推理严密的论说文。例如《辞过》,围绕着指责当时的人主生活奢侈这一主题,文章分别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然后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和过分的危害性。文章结构谨严,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是一篇独立的完整的议论文。再如,《兼爱上》、《非攻》、《节用上》等都是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这种文体后来成为我国议论文的主要形式。
《墨子》中运用了多种议论文的体制。《墨子》既有专论体,如前面提到的文章,也有论难式的体制。所谓论难式,就是设为主客二人,一问一答来讨论问题。这种体式肇始于《尚书》,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如《孟子》、《黄帝内经》、《太平经》以及汉代的大赋都主要用的是这种文体。《尚书》中的论难比较简单,是一个求教者和一个讲解者在对话。而在《墨子》中,提问者所提的问题,已经含有驳难的成分,对话具有辩论的性质,从而使得文章更具辩论性。如《三辩》、就是这样。《墨子》还运用了自问自答的议论体式,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就是自问自答式的议论文。自问自答的议论体式,后人也经常应用。例如,中医的《难经》就是如此。《墨子》中还有散论体论文。所谓散论,就是一篇文章所论述的不是一个中心,而是把对于不同问题的不同讨论收集在一篇文章中。例如《耕柱》就是这样的文章。
其次,《墨子》的议论文具有逻辑谨严,推论清晰,语言质朴,简洁明快的特点。例如:《非攻》旨在论证攻人之国的非正义性,文章开头通过:“今有一人,如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的事例推导出了“以亏人自利”属于不义行为,而不义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处罚的道德行为准则。然后,逐步深入,又通过“攘人犬豕鸡豚者”、“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杀不辜人也,扡其衣服,取戈剑者”的事例,进一步确立了“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评判准则。最后指出“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达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为义。可为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文章逐层推论,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结论自然得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且论证从日常生活中取例,语言质朴,浅显易懂。
第三,墨子对于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辩论。对于门人弟子,循循善诱,旨在使其提高认识。如:“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于羊,子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耕柱》)对于一般的认识不明者,或正面施教;或设喻启发,使其自己省悟。前者如墨子对鲁阳文君论忠臣(《鲁问》)。有人对鲁阳文君说,所谓忠臣,就是“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的人。他拿这种说法向墨子请教。墨子告诉他,“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指出了这种说法的荒谬性,然后正面告诉他真正的忠臣应是什么样子。后者如:“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卒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卒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鲁问》)对于论敌,特别是对于儒家学者,往往针锋相对,声色俱厉,充满战斗性。如,“子夏之徒问于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苟豨,伤矣哉!’”(《耕柱》)这里,墨子对于子夏之徒的不当言论,凭不是从道理上去和他理论,而是抓住儒家标榜仁义而取譬卑污的矛盾,给以嘲讽奚落。(《非儒》)
第四,《墨子》尚质,不求文饰,但是,他也常常借助形象说理,某些语词、篇章也显得生动有趣。例如:“鲁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闻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泽人惟恐其有赐于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惟恐其以牛羊祀也。”短短数语,借助祭祀揭示了一种常见的贪婪心理。他的一些比喻也很精彩。例如“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用“甘瓜苦蒂”来比喻说明“物无全美”贴切生动,言简意明。又如“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今天下之乱,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义》)“人之生乎地上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兼爱夏》)“吾譬兼之不可为也,犹挈泰山以超江河也。”(《兼爱下》)这些比喻都贴切生动,想象奇特,富有文学色彩。
有时还能用纤细的笔触,刻画出鲜明的形象。如;“昔者,楚灵王好细要,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兼爱中》)寥寥数笔,那些细腰之臣娇柔纤弱之态便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公输》篇幅不长,对于人物着墨不多,但墨子、公输班、楚王三个人物各有特色,特别是墨子:当他听到楚国将要攻打宋国的消息后,“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制止战争,一个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义士形象跃然纸上。
《墨子》中议论文的体制尚不统一,这说明了当时的议论文体制正在发展阶段,还没有成熟,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墨子善于用多种方法来讨论问题,因而对我国议论文的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而议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则有待于来者。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及其思想
 1、孟子的生平。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
2、《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言行和学说,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是《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著作。《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
二、《孟子》的艺术特征
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
《孟子》的文章素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这种风格表现在各种场合。孟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和必胜性,所以,当他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充满自信,积极乐观,气势恢宏。例如: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这是一篇宣讲仁政必胜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时”、“势”为基点,全面分析了齐国当时的国土、民力、时势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够实行的历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条理清晰,信心十足,语气坚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泻千里,充分表现了博大恢宏之气。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具有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把“爱人”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施政的基本出发点。而当时的统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顾扩张,随意发动战争;或作威作福,穷奢极欲,极力盘剥百姓,而对于人民的生计乃至生存,却漠然视之。孟子对这种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抨击诸侯争霸的局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他曾当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诸如此类,感情激愤,言辞激烈,甚至显得尖刻,但他的言词和态度,出自于对正义的维护,对现实的揭露,自有一股浑厚的力量和凌厉的气势。
孟子生活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滕文公下》)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的继承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 (《滕文公下》)的重任,经常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同样表现出了谈锋似刃,气势如虹的特点。例如,孟子与信奉农家学说的陈相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曾有过一番辩论。在那次辩论中,他首先抓住农家学派的主张无法完全贯彻到其行为之中的破绽,反驳了对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然后牢牢立足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这个基点,全面展开,长篇大论,层层进逼,直到论敌彻底缴械,充分表现出了他刚建的谈锋和如虹的气势。
在辩论中,孟子惯于长驱直入,穷追不舍。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梁惠王上》)
 
当孟子询问齐宣王的“大欲”时,宣王避而不谈,于是孟子明知故问,一连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穷尽性的排除性的追问,缩小了包围圈,使对方无可逃遁,最后一语中的,迫使对方默认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文章一连串的追问,犹如一连串的炮弹,处处紧逼,势不可挡
孟子文章的气势,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现。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他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于“圣人”的立场,对于“邪说”、“淫词”,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了。其次,孟子有独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对于肉食者、对于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这样一个人格独立,桀立特行之士,说起话来自然不会畏首畏尾,看别人的脸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气势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文章的气势与作者心理的志气密切相关,而心理的志气与生理的气血密切相关。《孟子》文气浩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养气。苏辙说过:“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孟子通过对生理的气与精神的气的培养,使他的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表现在文章中,自然就气势浩然了。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千斤,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位不用恩焉。’”
 
这里,孟子先用两个浅近的事例,让齐宣王自己说出孟子想要让他说出的结论,然后类推下去,顺理成章地得出了齐宣王对百姓没有“用恩”的结论。齐宣王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他所同意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他如果要反驳这个结论,就会陷入逻辑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愿地默认了。这时,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当!上当!”可是,为时已晚矣。又如,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他先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然后指出了齐宣王自己就不称职的事实,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逃避,“顾左右而言他。”了。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如:“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他用人们手指有病懂得求医的事例,说明了心灵有病更需医治的道理。又如:“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这里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现象说明了人们受外界的影响的量的重要性。还有他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喻,察秋毫与见舆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墙而搂其处子之喻,鱼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缘木求鱼之喻等等,或两两相比而其理自显;或设为反诘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发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贴切简明,用浅显简捷的语言说明复杂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动,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孟子》中的许多妙喻因而成为成语,前百年来广为流传。
   有时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助长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坟祭、却又以此冒充富贵,自夸妻妾的“齐人”,来譬喻名利场中那些“求富贵利达者”。故事短小,但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寥寥几笔,对于奔走在官场、名场、利场中那些只知富贵名利,不顾人格、不知羞耻之徒,虚伪萎缩、可鄙可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极为辛辣,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性。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除了譬喻,孟子还运用了别的修辞手法。他喜欢运用排比句。如:“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梁惠王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许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气贯下,显得丰润显豁,坚实有力。孟子还喜欢使用反问句。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下》) “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一连串的反问显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欢运用对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这种语句反差极大,对比明显,可以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晓畅,警策动人。
《孟子》的语言通俗畅晓,平实浅近而又精炼简约。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操舵,中流自在。”孟子为文本在说理,不祈古奥华丽,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刚直,喜欢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语言风格,但是,孟子的语言平实,却绝不平淡,相反,他的语言又总是精炼简约,警策动人的。有时,寥寥数语,揭示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有时,用简洁的话语,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与处事的原则。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有时,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生经验,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告子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这些话语,晓畅简洁,而又内涵丰富,意义深刻,警策动人。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散文艺术成就仅次于《庄子》,影响深远,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孟子进行推理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这种论证方法缺乏必要严密性和客观性,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孟子讨论问题,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从而诱导人(也许还有他自己)陷入误区,得出错误的认识。此外,孟子与论敌辩论时,务在必胜,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方法上,自然难免片面性之弊。作为发展中的说理文,这些缺陷自然是难免的,议论文的成熟,还有待于来者。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齐桓晋文之事章》。
1、翻译与字句疏通
2、分析
本文集中体现了孟文善辩的特点。孟子在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游说各国,滔滔雄辩。客观形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这样。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锻炼,成就了他的辩才。
他的论辩技巧很高,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和论辩的主动权,总是居于有利的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图,层层进逼,步步深入,将对方引入自己设置好的“口袋”和“埋伏圈”,最后只好就范。为此,他在论辩中,往往采取迂回包抄引人入谷的策略,欲擒故纵,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具体说,本文的论辩思路是:
齐宣王的兴趣在“霸道”,而孟子要向他宣讲“王道”—→孟子巧妙的岔开,顺便提出“王道”的话题—→齐王愿听—→孟子举以羊易牛的例子,肯定齐王有行王道之心,以满足齐王的虚荣心—→小大之辨,又否认了齐王能行王道,牵着齐王的鼻子走—→当齐王难堪时,又肯定他有仁爱之心,又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使他继续对王道感兴趣—→孟子岔开话题,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引导齐王上钩—→打比方以提出“不为与不能”的话题,引导齐王发问—→打比方说明什么是“不为”与“不能”,顺势指出齐王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从正面说明行王道的基础是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之心——→乘势逼问齐王的大欲—→齐王不好说,孟子替他说出来,实际上是树立批驳的靶子—→指出其“大欲”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指出行霸道“后必有灾”—→引起齐王的警觉,愿听—→不从正面说危害,再设置陷阱,以邹人和楚人战的比喻,引齐王肯定楚人胜—→迫使齐王接受“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终于说服了齐王—→最后才从正面向齐王宣讲了他的王道的政治主张和具体做法以及要达到的效果。
文章虽然是对话体,但论点(行王道)鲜明,论据(大量的例子、比喻)充分,论证过程完整。有时从正面立论,有时从反面反驳。全文基本上是先提出论题,经过层层论证后,最后解决问题。符合政论文的一般思路和形式。
 
第六课时 
本节讲授《庄子》文学成就。
一、庄子的生平及思想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据《史记》与《庄子》得知,他生活在齐宣王、梁惠王时代,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尝为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任职时间不会多久。平素主要靠自力为食,经常陷于贫困之中。曾“处穷闾阨想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庄子•列御寇》)也曾“衣大布而补之,正系履而过魏王”,还曾乞贷于人。可是,他却极端蔑视功名富贵,拒绝为当权者用。《史记》载,楚威王曾派人聘他为相,他却厉词拒绝,说:“我宁游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也。” 《史记》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万馀言”。其所著之书即《庄子》。《庄子》,汉代著录52篇,现存33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著,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
 《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 (《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本是学术著作,书中广泛地探讨了人生、社会、自然的各种基本问题,可是庄子才极高、学极博,思想博大精深,想象奇特宏丽,语言华美生动,使得《庄子》成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纲》中说庄子:“著书十万馀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庄子》最具文学性的特点是它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在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用缜密的思维,严谨的推理,明晰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运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这就使得《庄子》一书具有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用寓言连缀成篇,以形象直接说理。
庄子自述其表现手法为:“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倘,不以觭见之也。以卮言为漫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所谓寓言就是把自己要说的话寄寓在他人他物他事中借以表达的语言。所谓重言,是引用别人的话,以增强可信性,借以自重的语言。所谓卮言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出于本心自然流露的随机应变的语言。实际上,这三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也就是庄子塑造的或借用的形象化的语言。
《庄子》的内容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以和天倪。”(《寓言》)也就是说,寓言是这本书的主要成分。《庄子》的寓言包括一些神话般的幻想故事、历史故事,也包括通常借事物寓意的故事等。运用寓言说理,在先秦诸子中并不罕见,但是别的学者,多是应用寓言作为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庄子则是用寓言连缀成篇,使之成为直接表现思想的工具,这就创造了一种新的说理方法——形象说理。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水》等篇都是如此。
庄子之所以用形象说理,是因为他认为“道不可言”(《知北游》),言不尽意,就是说,逻辑性的语言的表达力是有限的,某些精妙的道理无法用逻辑性的语言说清楚,同时还因为他“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于是索性把寓言故事作为事物本身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悟。如,为了说明对于社会不应人为的治理的道理,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乎,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而混沌死。(《应帝王》)
 
这里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未下断语,可是这个故事还是清楚地表达出了他所要表达的统治者的治理是对于人性的残害的观点。还有仲尼心斋(《人间世》),颜回坐忘(《大宗师》)的语言形象的表现了他体道的主张和方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庄子》一书充满了寓言,虚构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言、事。他随意编制故事,构成一篇篇文章;信手驱使虚构的人和物,诸如天地风云、河海山川、草木土石、人鬼神乃至形影梦幻纷纷在纸上奔走,充当了表达他的思想的符号。像这种主要靠形象来表达思想的做法,是庄子的独创。
 
二、想象奇特,形象新奇。
庄子的寓言充满了奇特的想象,它塑造的各种形象构成了一个新奇的形象世界。诚如前人所说“意出尘表,怪生笔端”,有的奋鳍翼于天地,恢宏扬厉,极尽雄宏之壮美。如:北冥之鱼,躯体数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迁往南冥,起飞时,激起的水柱高达三千里,它盘旋着上升,直到九万里的高空。(《逍遥游》)任公子钓鱼,蹲在会稽山上,用大钩长线,五十头牛作为鱼饵,投竿东海,“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外物篇》)有的纳须弥于芥子,洞玄发幽,尽显细小之微妙。如:庖丁之刃在骨肉的纹理之间优游有余(《养生主》),触氏,蛮氏之国在蜗牛的触角上躯兵鏖战。(《则阳》)有的形状怪异,触目惊心;有的行为乖僻,骇世惊俗。前者如山木(《山木》)、支离疏(《人间史》)之俦,后者如庄子丧妻,鼓盆而歌(《至乐》);子来观化,甘为鼠肝(《大宗师》)之类。
庄子塑造的形象,不仅形象新奇,行为独特,而且天地万物莫不有情有信,莫不互通互化。譬如,罔两可以问影,骷髅能够论道,蝶与庄子互化,木鸡以德全而胜等等。他用自己塑造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其万物平等,万物运化的思想。而在文学上给我们留下的则是超越象外,匪夷所思的想象。
庄子塑造的形象富有典型性。例如“真人”形象:“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等假于道者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吸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这种真人形象,在后世,不仅成为道教的一种理想人格,而且也经常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
还有《庄子》中的庄子这一人物,就极具典型性,千百年来一直为许多知识分子所仰慕、所效法。又如,鲲鹏、鸱枭、河伯、庖丁、匠石、还有斥鴳、山木等等,都是悬挂在祖国文学史的画廊中,熠耀发光的永存的文学形象。
 
三,拟容取心,善用比喻。
庄子善用比喻,其运用之妙,出神入化,历来为人称道。他的比喻贴切巧妙,形象生动,极具表现力。玄妙的哲理,一旦借助比喻,立即收到化玄妙为习见、变枯燥为机趣之效。如:“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嘘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天运》)“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外物》) 第一个比喻用以说明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它形象地说明了在良好的生存环境中,每个人都能自足自乐,相互之间自然形成的淡漠的人际关系,要远胜于在艰苦的环境中迫于生存因互助而形成的密切的人际关系。第二个比喻说明了经验主义者认识上的局限。第三个比喻说明了无用之用。这些个比喻,言简意赅,生动形象,一个比喻的功用简直抵得上一篇论文。
《庄子》的比喻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的是一事一比;有的是一事数比或数事一比,特别是比喻的套迭更为绝妙。如《逍遥游》,“夫水之极也不厚”一段,本来是用水和舟的关系来比喻说明风与大鹏之翼的关系,可是为了说明水和舟的关系,他又用杯水和芥草这种常见的事物来比喻说明水和舟的关系。《庄子》比喻之多,罕有其匹;运用之妙,更为绝伦,与寓言一同构成了象喻性表达方法。
 
四、感情强烈,爱憎分明。
庄子一生崇尚真善美,憎恶假丑恶,且为人严肃认真[i],性情至真至诚,在其著作一书中,对于他憎恶的丑恶现象和卑鄙小人,猛烈抨击,尖刻嘲讽,不遗余力。如,他直斥当时的时代是“处昏上乱相之间”,(《山木》)他一针见血的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对于统治者的昏乱,对于统治者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对于儒家鼓吹的仁义的虚伪性、对于当时社会道德观念论为工具的可悲现实和越是干坏事越能得到社会承认的荒谬社会现象,给予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又如,曹商使秦的故事,用破痈舔痔,所治愈下,得车逾多的比喻(《列御寇》),辛辣地嘲讽了曹商一类靠出卖人格,谋取富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市侩小人。诗礼发塚的故事(《外物篇》),惟妙惟肖地刻画了那些一边高唱着仁义道德高调,一边干着盗墓的无耻勾当的“仁义之士”的虚伪嘴脸。盗亦有道的故事(《盗跖》),深刻地揭露了道德伦理的工具性和局限性。
对于他喜爱的美好事物,则热情拥抱,极力赞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是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逍遥游》)欣羡之情,溢于言表。“旧国旧国,望之畅然。纵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千仞之台悬众间者也。”(《庄子。则阳》)游子的故国之情,沛然流出,不能自已,千载之下,犹可感人。施惠死后,庄子送葬,在老朋友的墓前,他慨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以言之矣!”两个沉重的感叹句,真实的流露出作者良友永逝、曲高和寡,知音难遇的孤独寂寞和无奈。
 
五,辞章华美自然,文风浩荡恣肆。
庄子天才特出,又师法自然,独得天籁。其为人酷爱自由,不受束缚;作文也汪洋恣肆,以自适快意,因而呈现出浩荡恣肆的风格。《庄子》行文如天章云锦,随意舒卷明灭,好像没有章法;语言似像行风流水,缘物曲折赋形,似乎没有定质。无端而起,突兀而变,物象迭出,场景仍换,主旨隐约难明,章法变化多端,充分展现了其汪洋恣纵的风格。
他驾驭语言的能力也臻于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凡状物摹形,无不惟妙惟肖,绘声绘色;书写性灵,多能曲尽其妙,真切如见。兼之句式错落多变,用词新奇瑰丽,宛如诗歌一般,历来为人称道。如上边引文中摹鲲鹏则“垂天”“九万”,状斥鴳则“腾跃”“数仞”,所写之物,无不各具情态,曲尽其妙。
此外《庄子》的篇章结构,语言风格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他的文章采用了轮辐式的结构,即围绕一个中心论点,用表面上各自独立的材料连缀成篇。《庄子》三十三篇的结构,基本上都是这样,而这三十三篇又是围绕一个中心相构成书的。
《庄子》是先秦诸子文学作品的巅峰,也是我国文化宝库中散文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对于后世的思想、文学、文化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李白称赞他:“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郭沫若称《庄子》的文笔为“古今独步”,还说:“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秦汉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第七课时
 
本节讲授《庄子》代表作品《逍遥游》。
1、庄子天才卓绝,聪明勤奋,“其学无所不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并非生来就无用世之心。但是,“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不可得也”(《庄子·天地》)。一方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胠箧》)的腐败社会使他不屑与之为伍,另一方面,“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现实处境又使他无法一展抱负。人世间既然如此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的追求之歌《逍遥游》。
《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2、《逍遥游》的结构。全篇可分为四部分。
①(开头—圣人无名)以大鹏图南,列子御风为比喻,揭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主旨。而“无所待”又归结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②(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许由故事申明“圣人无名”;
③(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以神人故事申明“神人无功”;
④以无用为大用,申明“至人无己”。
3、《逍遥游》的论证层次
第一段从篇首至“圣人无名”。作者采用了先述后议、先破后立的写作顺序,首先通过描绘一系列具体事物形象地说明:无论是“扶摇而上”的乘天大鹏,还是“决起而飞”的蓬间小雀,也无论是“不知晦朔”的短命朝菌,还是春秋八千的长寿大椿,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有所依赖,有所期待都是一样的,都是并不得逍遥游,进不了绝对自由的境界的。
然后又通过三个层次的人物来反复申明绝对自由的难得。那些为世所累,心系功名的“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自不必说,就是“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宋荣子之流仍是“犹有未树”;列子虽然已能“御风而行”,胜过宋荣子,但是仍然“犹有所待”,待于风,算不上逍遥游。
怎样才能“无所待”地去作逍遥游呢?庄子在本段的最后说:必须能够“乘天地之正”(顺着天地的法则,亦即自然规律),“御六气之辩(驾驭阴、阳、风、雨、晦、明的各种变化)以游无穷(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才是无所待,才是逍遥游。什么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唯有“无己”的“至人”。“无己”就是忘记自身的存在,做到任乎自然,顺乎物理,把自己的形体连同思想都看作是虚幻的不存在之物,也就无所限,无所待了,也就绝对自由地作逍遥游了。 
他所想像的境界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个“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境界,除了庄子又有谁创造得出呢?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的美丽形象,将那种境界人格化、具体化,使人明知其假,宁信其真。 把自己的缥缈幻想写得这样实在,这样美妙,除了庄子,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庄子随心所欲地想像出这些物事、境界,并非空言诳人,而是其构思匠心的必然体现。他极写鹏之大,椿之寿,一则造成一种声势,一种氛围,引人入胜;二则形成一种对比,一种暗示--以鹏之大暗示人之小,以椿之长寿暗示人生之短暂。
大鹏必须乘风而飞,尚且要有所待,人生的不自由不难想见;重负之下,立言、立功、立名还有什么意义,争名夺利根本没有价值,而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无为、无己,在“无何有之乡”去作逍遥游! 
其次是炽烈而隐蔽的情感。看透了人间的沉浊肮脏,庄子耽溺于纯洁无瑕的幻想王国中,否定了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世人。庄子醉心于动物、植物与神仙的世界里,所以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写虚的、空的、幻想的、非人世的事物,似乎做到了“无己”;但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背后有深深的苦闷,虚幻的“无何有之乡”产生于对人间世的绝望,他追求着逍遥却无法摆脱人生的羁绊。他把“至人”的境界写得那样不可企及,其中不正隐约露出他追求逍遥而不可得的苦恼失望吗?他把那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得那样美丽绝伦,其中不正燃烧着他那炽烈的、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之火吗?还有,他虽然提出应该“无己”,物我不分,却发自内心地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由此可见他对智慧的重视,对生命的热爱;可见这个一心要飞离人世的作者要否定的不是人生社会,而只是人生社会的黑暗和肮脏。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大鹏这个形象。尽管作者从原则上否定了大鹏,但是却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蜩与学鸠的嘲笑,强调指出有“小大之辩”,并且三次用浓墨重彩,不避重复地描绘了大鹏的雄伟形象,热爱之情跃然纸上。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作者在才能无双、向往着逍遥却无法逍遥的大鹏的形象里,正隐藏着自己难言的苦情。什么苦情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比较想像:一只大鹏在茫茫北冥中冲天而起,一颗心灵在深深苦闷中挣扎而出,幻想翅膀张开了,怒而飞向无何有之乡……有所待的大鹏失败了,那么心灵呢?有所求的心灵能在那广漠之野找到慰藉吗?那雄伟的大鹏形象所体现的正是作者这种欲飞的理想和无法飞走的悲哀。
第八课时
本节讲授《荀子》的文学成就
一、荀子生平及思想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生活于战国晚期,赵国人。五十岁时,到齐国游学,于同侪中齿尊学高,“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焉”。后来有人向齐王进谗迫害,他就到楚国去了,曾担任过兰陵令。后来终老于兰陵。
战国晚期,兼并战争激烈异常,亡国乱君接连不断,面临国家安危存亡,大多数诸侯国的国君不去寻求富民强国治世的正道,而是“营於巫祝,信禨祥”,乞灵于鬼神。儒家学派的流裔鄙陋无能,只知墨守成规,对于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束手无策,而庄周这样的学者又无志于政治,对社会不负责任,“猾稽乱俗”。荀子对于这种情况非常痛心,“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系统地研究总结了各家学派的学说,吸取了它们的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从而成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博大学者。
 
二、《荀子》的文学成就
 
荀子的著作,汉时称为《孙卿子》,三十三篇。唐代杨倞为之作注,改称《荀子》。今存三十二篇,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学说。荀子是我国先秦各个学术流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教育、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荀子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认识,比起前人,大大进了一步。他提出,文学对于人的成长,具有养成作用。他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大略》)琢磨可以让玉变成器,“鄙人”“被文学”可以变成“为天下列士”。这就是说,文学对于人的成长具有养成作用。这比起孔子的“兴观群怨”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认识,显然要深刻得多。他还提出,文与道要兼顾,不能偏废;著文立义,要以“圣王”为师,要遵循礼义。这些说法成了后人为文要明道、征圣、宗经的主张的先声,从而奠定了传统文学观的基础。
其次,荀子使议论文的写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体制上说,《荀子》中的议论文,标志着议论文体制的定型。荀子的论文,摆脱了前人语录式的体裁,采用一篇文章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论述的专题性学术论文的体制。从文章技巧上说,《荀子》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荀子》中的议论文论点明确,推论清晰,逻辑严密,结构谨严,说理透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例如《劝学》,中心议题是鼓励学习,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素质,全身远祸。第二部分论述了学习的根本态度应该是持恒专一。第三部分讲述了学习的方法、步骤和对待求教者的态度。第四部分进一步指出学习应该完全彻底,取得真正的成就。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论题,层层递进,次第展开,说理全面而又透彻,议论精辟而又生动,论据充分,气势雄宏,充分展现了荀子议论文的特色。
不仅单篇文章是这样,而且,文章中相对独立的部分也是这样。例如:《劝学》第一部分提出的分论点是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素质,全身远祸。这一部分又分为五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能围绕这个分论点,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同样表现出了绵密严谨,全面透彻,详尽清晰的特点。
第三,使用譬喻,形象生动。荀子的文章,不仅以议论取胜,而且表达也富有特色,他继承了老庄孔孟惯用象喻性表达方法的传统,大量运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为比喻,用来说明抽象高深的道理,深入浅出,辞理并茂,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与说服力。例如: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这段话旨在说明环境对于人的成长的重要性,但他不是用单纯逻辑论证的方法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从自然界袺取了一连串的事例,借助丰满的形象来说理,效果远远胜过单纯的逻辑推理。
第四,荀子还大量地使用排比句,对偶句,以增强文章的气势。注意句子的音节结构,使得文章便于诵读;遣词用语更是千锤百炼,极具匠心。例如: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这段话气势充沛,语句精炼,排偶工整,形象生动,节奏明快,简直是诗一般的语言。
    荀子在写作与语言上取得这样的成功,与他对言辩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说过:“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佣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非相》)他说的“辩”是善言辞,口才好的意思。荀子把言辩看作“君子”的必备素质,他在实践上的确也这样做了。
 
除议论文而外,荀子还创作了两篇其它体裁的文章。一篇是《赋篇》,由五章独立的篇章构成,采用了谜语的形式。如: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始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箴。”
 
这类文章,作为文学作品,其艺术水平不是很高的,但它的体制,对于后来汉赋的形成和谜语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
另一篇是《成相》,系歌谣体,用以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如:
 
“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
 
用歌谣体宣传某种思想学说,是后世常用的方法,这类作品很难算作文学,但荀子的《成相篇》出现的较早,对于人们研究古代歌谣具有一定价值。
第九课时
本节讲授《劝学》
1、翻译并作字句疏通
2、分析
本篇选自《荀子》第一卷,是《荀子》的代表作。作为一篇讲学习问题的专论,文章依次论述了以下问题:
 1、学习的重要性(“知明而行无过”);
2、学习的态度(“用心专一”,“锲而不舍”);
3、学习的内容;(“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4、学习的途径(“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
5、学习的最终目的(“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本文以标题概括论旨,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学不可以已”),以下各段就用大量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事例作为论据,从各个角度层层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加以论证,把学习的重要性等问题论述得十分透辟。是先秦立论文的典范之作。
文章大半篇幅是用新巧的比喻连缀而成。全篇比喻引类连翩,层出不穷,且用法灵活而富于变化。或正面设喻(如“蚓无爪牙之利……”),或反面设喻(如“蟹六跪而二螯……”);或先说比喻,然后再说所比道理,(如“故木受绳则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或单说比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发人深思(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连用数个比喻,如连珠炮似的,更显得根据充足,理直气壮。这种寓理于喻、喻理结合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在句法上,这些重迭排列的比喻构成了不少对偶和排比的句式,文句整齐而流畅,显得词采缤纷,气势充沛,音韵和谐,已具有明显的赋化倾向。
 
第十课时
 
本节讲授《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韩非生平及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
韩非的思想渊源不一而自成体系,他的政治学说基本上是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的结合。其君主专制理论实受墨家“尚同”思想的启示;他的“循名实”、“因参验”的认识方法也与墨家“以名举实”有关。他的哲学世界观主要是对老子自然哲学的发挥和改造。韩非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深受儒、道、墨诸家思想的影响。实为战国末期综合各主要学派的大思想家。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四、韩非的文学成就
韩非对于文学的贡献首推议论文的写作。
 
(一)、议论文的成就
第一,他的议论文,逻辑谨严,议论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例如《五蠹》为了说明他的法治思想符合时代的要求,先从社会历史发展着手,逐个分析了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确立了“世异则事异”“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作为全篇文章讨论问题的前提,接着又分析了他所处的时代的主要矛盾及时代特点,认为他的时代具有“当今争于气力”,“仁之不可以为治”,“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的时代特点;最后提出“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的法治主张。这里对于问题的讨论,严格地遵循着逻辑规则,同时又注重从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从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强大的逻辑力量,厚重的历史知识,加上作者透彻的议论,使得文章雄宏博大,理由充足,极具说服力。
第二,韩非子的议论文,思想敏锐,辩锋犀利,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例如,《难一》“历山之农侵畔”的故事,韩非针对儒家既要歌颂舜的德化,又要歌颂尧的明察的做法反诘道:“然则仲尼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是天下无奸也。今耕鱼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一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这里,揭示了“舜之德化”与“尧之明察”不可两存逻辑矛盾,并且进一步从“舜有尽”与“天下过无已”之间的矛盾入手,对于儒家“德化”的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分析透彻,言辞尖锐,行文语气斩截,气势逼人,显得犀利无比。
第三,韩非的文章描写细致,剖析深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庄子曾说过,儒者陋于知人心。孔孟之徒,重理想,尚空谈,但往往陈义过高,迂阔古板,不切事情。而韩非子恰恰相反,他根本不相信仁义道德的力量,而是一切从利害出发来看人看事,且聪明深刻,善于观察思考,对社会和人性研究得颇为透彻,特别是对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僚们的心理活动及种种权谋,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常常把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外表撕得粉碎,而把人性中自私的一面,特别是宫廷内、官场上一些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心理及行为剖析得细致入微,揭示得淋漓尽致。例如:如《备内》写君主的妻妾嫡子盼望君主早点死去的心理动机;《八奸》写了君主的“同床”者,“在旁”者、“父兄”们利用特殊的关系,以售其奸,从而腐蚀君主,败坏国事的现象;《说难》描述了专制君主喜怒无常,猜忌无度,一切从个人好恶出发来决定事情的特殊心理,《孤愤》中对于法术之士在专制制度下个人悲剧的历史必然性的论述,等等。无不洞微烛幽,入木三分,惟妙惟肖。《韩非子》对于人情世故剖析得非常深刻,对于事情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更是细致入微,所言之事虽然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但今人读之,如在眼前,这不得不归功于文章的表现力。
第四,韩非的散文具有冷峻的风格。韩非的学术思想以黄老为归依,深得老子虚静之旨,能够客观地看待事物,冷静地对待人生,同时,他又崇信法术势的力量,且为人自信、坚定、孤傲,这些表现在文章之中,形成了冷峻的风格。他学高才赡,生逢乱世,想有所作为而不得,所以文章中又隐隐透露出一种悲愤之气。如《说难》、《孤愤》。
总而言之,韩非子的散文,逻辑谨严,论辩透彻,条理清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表现力,标志着先秦议论文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他的散文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取例极端,不能从质量互变的角度把握事情的性质,所以,立论难免偏颇。司马迁对韩非子的评介是:“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这个评价对于我们认识其人其文颇有参考价值。
 
(二)寓言的成就
韩非对文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寓言方面。借助寓言进行形象说理,早在庄子、列子手中,就已驾轻就熟,成为惯用的手法,荀子也曾借用寓言来说理,但是,在他们那里,寓言只是作为整篇文章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第一,使寓言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却是始于韩非子。他有意识的收集、整理、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并把它们编辑成文集。据统计,《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多达300余则,数量为先秦诸子之冠。《韩非子》中有许多篇,如《十过》、《喻老》、《说林》、《内储说》、《外储说》,都是寓言专辑。从此,寓言就从议论文中分离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
第二,他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历史事迹和现实生活,形象化的表现了他的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例如:
 
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涧深,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有尝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痴聋、狂悖之人尝有如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如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河为不治?”《内储说上七术》
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直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屦之为履也,而越人跣行;缟之为冠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说林上》)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返归取之。即市,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适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外储说上》)
 
第一则寓言表明了峻法严刑治国的思想。第二则寓言说明了物有所适,做事要看对象的道理。第三则寓言对于那些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知死抠理论,不知理论来自实践的教条主义者,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第三,韩非子的寓言不仅寓意深刻,说理贴切,而且,构思精巧,形象生动,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例如:
 
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文公召宰臣而谯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以为法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贯脔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奉炽炉,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无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堂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内储说下六徵》
 
故事中的宰人,滑稽多智,辩言自保,化险为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借机陷害别人到头来却又有自害的“堂下”,也让人悚然。
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郢书燕悦,画鬼最易、老马识途、滥竽充数、自相矛盾,买椟还珠等等。或寓意深刻,或形象生动、或妙趣横生,因之后世广为流转,至今常常被人征引,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五、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 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第三、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思考和练习】
1、《庄子》寓言的特色有哪些?
2、孟子散文的雄辩体现在哪里?
3、荀子散文如何进行论证的?
【阅读书目】
1、《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2、《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六讲  屈原与楚辞
 
教学目标:
1、掌握屈原的生平和作品
2、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3、屈原的爱国思想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2、《离骚》艺术成就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楚辞含义、结集及楚辞产生的原因
一、楚辞的含义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义:
       第一,诗体。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
       第二,作品。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
       第三,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人所写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
      
二、《楚辞》的结集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三、四百年,共分五个阶段:
       一、先秦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辩             第二                           宋玉
       纂辑者可能是宋玉。此为《楚辞》雏形。
       二、西汉武帝时(前140前后)。增辑作品七篇:
       九歌             第三                           屈原
       天问             第四                           屈原
       九章             第五                           屈原
       远游             第六                           屈原
       卜居             第七                           屈原
       渔父             第八                           屈原
       招隐士         第九                           淮南小山
       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或即淮南王刘安本人。以上九篇作品的合集,是淮南王刘安以后、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
       三、西汉元帝、成帝时(前48~前8年间),增辑作品四篇:
       招魂             第十                           宋玉
       九怀             第十一                       王褒
       七谏             第十二                       东方朔
       九叹             第十三                       刘向
       增辑者为刘向。
       四、班固以后、王逸以前(100年前后),增辑作品三篇: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惜誓             第十五                       贾谊
       大招             第十六                       屈原或景差
       增辑者已不可考,既不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在一个时期,而是在较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陆续增辑而成。以上十六篇作品的合集,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据的十六卷《楚辞》本。
       五、东汉后期(100~150年左右),增辑作品一篇: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增辑者为王逸。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卷,即后世流传的十七卷本《楚辞》。
       逮及宋代,因其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即: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歌             第二                           屈原
       天问             第三                           屈原
       九章             第四                           屈原
       远游             第五                           屈原
       卜居             第六                           屈原
       渔父             第七                           屈原
       九辩             第八                           宋玉
       招魂             第九                           宋玉
       大招             第十                           屈原或景差
       惜誓             第十一                       贾谊
       招隐士         第十二                       淮南小山
       七谏             第十三                       东方朔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九怀             第十五                       王褒
       九叹             第十六                       刘向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这就是宋代以后通行的《楚辞》版本。而《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与篇目内容,也透露了“楚辞”二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
 
三、楚辞产生的原因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跟“猃狁”、“戎狄”并列。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第一、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最后楚为秦所灭。但秦时的楚地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第二、楚国的地理因素。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第三、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第四、楚地歌谣的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第五、屈原的贡献。“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二课时 
本节讲授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
屈原,名平。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后人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句推测其出生年月日,诸说不一,邹汉勋定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戊寅正月二十一日;郭沫若定为楚宣王三十年(前340)正月初七日;浦江清定为楚威王元年(前339)正月十四日;汤炳正定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前342)正月二十六日。又据《哀郢》、《怀沙》及《史记·楚世家》推测其卒年月日,亦无确证。黄文焕定为顷襄王十年(前289),林云铭定为顷襄王十一年(前288),蒋骥定为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前283),刘梦鹏定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
屈原生平资料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楚世家》、刘向《新序·节士》。屈氏与楚王同姓(芈),楚武王子瑕食采邑于屈,因以为氏。屈原年轻时曾得怀王信任,任左徒,史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怀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心害其能。怀王派屈原起草改革朝政的宪令,在草拟阶段,上官大夫代表保守势力要修改其中关于条文,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恼怒异常,谗于怀王,云“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后任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王逸《楚辞章句》)。屈原疾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忧愁幽思而开始创作《离骚》。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秦惠文王欲伐齐,令张仪厚币委质事楚,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楚绝齐。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结果受骗,未得其地,怀王怒而伐秦,秦楚由是交兵。十七年(前312),秦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十八年(前311),秦因暂不能灭楚,且齐楚复交,愿割侵占的汉中之半以和楚,怀王云,“愿得张仪,不愿得地。”于是张仪又至楚,用事者靳尚、宠姬郑袖使怀王释去张仪。时屈原出使齐国刚返,谏怀王云:“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怀王二十四年(前305),楚背齐合秦,往秦迎妇。一向坚持联齐抗秦的屈原因谏怀王合秦,被贬斥到汉北之地,《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怀王二十八年(前301),秦与诸侯兵击楚,杀唐昧,取重丘。怀王二十九年(前300),秦复攻楚,大破楚,杀二万,将军景缺死。
怀王三十年(前299),秦复伐楚,取八城。时秦昭王欲骗怀王入武关,怀王轻信欲行,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之子子兰劝行,云“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果为秦扣留。楚立怀王子横,是为顷襄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入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
二、屈原的思想
第一、忠君爱国。  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
第二、独立不迁。  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
第三、上下求索。  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
第四、好修为常。  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
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三、屈原的作品
《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关于屈原作品的分类,姜亮夫分为三类解读:《离骚》、《九章》等为一组,大多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天问》为一组,是屈原思想与学术造诣、批判精神的表现;《九歌》为一组,从民间祀神乐曲整理加工而来,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显示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而《离骚》、《九歌》两组,构成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第三课时 
本节讲授《离骚》题旨与内容
一、创作时间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 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二、题旨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按,史迁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
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
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
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老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但以班、马二人之说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
三、《离骚》的内容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首先从自叙平生着笔,历数内美,论修明志。他有众多的“内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但“又重之修能”,通过江蓠、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带,说明后天的努力,博采众善,自我约束,锻炼与完善。同时,在汲汲自修的过程中,还带有春秋代序、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季节更替,日来月往,激发了诗人的敏锐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也会引起诗人的时间忧虑,故《离骚》一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再则曰:“及荣华之未落兮”,三则曰:“恐鹈鴂之先鸣兮”,四则曰:“及余饰之方壮兮”,五则曰:“及年岁之未晏兮”,这比兴与直陈的交互表现,凝聚着诗人人生追求的可贵的时间意识。
    其次,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而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自伤自叹之余,又将哲学视野从狭小的空间——楚国宫廷斗争飞越到悠久的时间:道不同,岂止不相为谋,简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与邪曲怎能和平相处?小人得志,贤良受气,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为了理想与人格,受到打击与诬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即使忍尤攘垢、溘死流亡,即使郁邑侘傺、穷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为为清白、为正义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这震憾人心的独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铸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宣言。
    接着,《离骚》则从“为臣”的角度,转到“为君”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为了使怀王醒悟,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从而构成了古代统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汤、禹、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为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为: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启、羿、浇、桀、纣等,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为: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离骚》还反复叙述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文王、齐桓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原的苦衷与渴求,于此可见。
    再次,《离骚》通过上下求索抒发了自己“进”与“退”的激烈思想斗争。诗人虚拟了一个“知音” ——女嬃劝导自己,希望自己随和顺从,作一些让步,正所谓“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但诗人不能接受劝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儿陈词,结果意气风发,驾龙乘凤,凭风飞行,寻求理想。这次行程声势浩大,仪从颇盛,有白龙、凤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廉、雷神雨师相助,不仅浩浩荡荡,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风驰电掣。“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所以诗人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下文“三求女”来看,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与本旨对应来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实现。若从深层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独立不迁的人格准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
最后,《离骚》抒发了“去”与“留”的矛盾与斗争。诗人在求女失败、上天入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灵氛占卜,其结论为:出必有合,于楚无望;诗人怀疑,又请巫咸降神,结论为:远逝择君,速去可成。诗人因“恋楚情结”而生犹疑,继而自念,感到恋楚有祸,国无知音。三层推进,如出一辙,反复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势在必行——于是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作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作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
第四课时
本节讲授《离骚》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离骚》反映的思想
   第一、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第二、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第三、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第四、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第一、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第二、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第三、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第四、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九歌》
一、《九歌》是楚民间祭歌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来源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可见在神话传说中,《九歌》是由禹之子启(即夏后开)从天上偷来人间的。屈原《九歌》之题,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十一篇。
《九歌》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定而保留下来的,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所祭祀之神分别为:①天神(《东皇太一》)、②日神(《东君》)、③云神(《云中君》)、④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⑤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⑥河神(《河伯》)、⑦山神(《山鬼》)、⑧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整个这套曲子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九歌》前十篇各祀一神,可分为三类:
第一,天神:东皇太一(天之尊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人寿之神)、少司命(主子嗣之神)、东君(太阳神);
第二,地祗: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
第三,人鬼:国殇(死于国事者)。闻一多认为,《九歌》中有八篇属于哀艳的恋歌,用独白或对白的方式陈述悲欢离合的情绪。从现存《九歌》来看,只有“二湘”为配偶神,比较醒豁,其他六篇写到男女情爱,但不是夫妇神。
《九歌》所祀十神,有些在考古发掘中已被发现,如1965年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墓主人祭祀的对象中有“大水、句(后)土、司命等山川神祗”;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墓主人祭祀的鬼神有“司命”、“司祸”、“地宇”、“云君”、“大水”、“东城夫人”等。这些发现,有利于对《九歌》神格的认定与研究。
二、《九歌》的抒情方式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借神灵形象的塑造以抒情。这些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点。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歌词内容符合各种神的身份,表现人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写了阵亡战士的哀怨悲壮。楚地祭神主要是借男女恋请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故《九歌》中最动人的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男巫扮女神,女巫扮男神,借人神恋爱的表演、歌唱来取悦于神灵,吸引神灵。
《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它是歌、舞、乐和一的,它中间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巫与神分脚色表演。这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代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此外,《九歌》中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状态。
三、作品选读——《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澹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按郭沫若说,《山鬼》可视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屈原以楚国民间有关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来源,从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和抒发了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约会。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第六课时
本节讲授《九章》。
 
一、《九章》编辑
 
《九章》凡9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
关于《九章》的编辑,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一般认为,《九章》9篇并非出于一时一地,而皆为“随事感触”、直抒胸臆之作。司马迁曾分别提到《哀郢》、《怀沙》两个单篇,至西汉末年刘向编成《楚辞》一书,辑9首诗为一组,并定名为《九章》。刘向《九叹·忧苦》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清人戴名世《读扬雄传》亦提到,“《离骚》、《九章》皆忠臣爱君拳拳之意。”说明《离骚》、《九章》属同一性质的作品,后人将《九章》称之为“小《离骚》”。
二、《九章》作年
关于《九章》各篇的作年,一般认为是屈原一生历程的写照。陈本礼《屈辞精义》云,“《九章》则直赋其事,而凄音苦节,动天地而泣鬼神,岂寻常笔墨能测。”《橘颂》为屈原早年立志之作,《惜诵》、《抽思》、《思美人》三篇与《离骚》为同期作品,其余五篇作于被放江南之后,是顷襄王时期的作品。
从内容上来看,《九章》中每一首诗都与屈原生活中的一两件经历有关,其感情基调与脉络与《离骚》互为呼应。由于采取了“用赋体,无它寄托”(朱熹)的创作方法,《九章》如实描绘了楚王朝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情景,描绘了楚国由兴旺走向衰亡的过程,揭露楚国宫廷群小蔽君误国的罪恶,以及他们尔虞我诈、相妒以功、排斥贤才的种种丑行。同时,也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生不逢时、遭遇排斥打击、使其伟大理想破灭的痛苦与不平,抒发了他热爱祖国、忠于楚王的情怀,表现了坚持理想、保持廉正的美好品德,以及不随波逐流、秉德无私的高尚情操。
此外,《九章》善于描绘楚地的自然风物,如《涉江》、《惜往日》、《悲回风》,都有精彩的景色描写,楚地山川的灵秀,在诗中得到充分展示,显示了屈原自然的审美倾向。
三、《九章》各篇简介
 
(一)《惜诵》  此篇作于屈原初被楚怀王疏远、尚未离朝远去之时。明代汪瑗云,“大抵此作于谗人交搆、楚王造怒之际。”(《楚辞集解》)蒋骥亦云,“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山带阁注楚辞》)本篇与《离骚》前半部分描写有重叠之处,可以看出,《离骚》是在《惜诵》基础上发展、成熟的。此篇开头介绍创作动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这是文学创作具有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诗中“九折臂而成医”等名句,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二)《涉江》  此篇为顷襄王时期屈原被流放江南的作品,记叙了诗人流放江南的行程:济江湘 、乘鄂渚 、上沅江,发枉陼,宿辰阳,最后进入溆浦。开头两句:“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饱含了诗人的愤懑、苦闷、冷峻、执著,是对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他对被放江南作出的反映。所以“涉江”之“涉”,不仅仅是被放逐的行程、路线、地点的旅途记录,更着重于诗人一生所涉的人生道路与追求。故此篇是一篇线索明瞭、水陆并行的游记,也是一篇悲愤凄怆 、见景生情的苦难历程记,更是诗人一生上下求索、宁折不弯的行记。
    (三)《哀郢》  此篇为屈原长期滞留流放之地、归郢无望之作。据东方朔《七谏》“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可知,屈原出生于郢都(今湖北江陵),故
《哀郢》一则曰:“去故乡”、“去闾”、“去终古之所居”;一则曰:“出国门”、“发郢都”。诗人的思念亦分为两组,即“故都”、“郢路”与“故乡”、“首丘”,而诗中的“龙门”、“夏之为丘”、“两东门”等,都是指郢都的城门宫殿。由此可知《哀郢》是一首思国念乡之作,是思乡,又是恋阙;是怨君,又是忧国。家、国、君,使“郢”成了诗人的聚焦点。此诗否定副词“不”先后出现十次,反映屈原明知其不可,却又欲罢不能。而积累长久的愤切之情,亦宜以反诘句出之,全篇以问始,亦以问终;问中有答,问而坚志。此诗的思乡名句,如“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亦极感人。
    (四)《抽思》  此篇为屈原流放汉北而作。诗中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抒写。思,思绪。“抽思”就是把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无限思绪抒写出来。此诗先后出现了“少歌”、“倡”、“乱辞”等乐歌结构上的形式,并以“少歌”为界,前半追述往昔,后半叙述滞留汉北之地的孤独情怀。
    (五)《怀沙》  此篇为屈原自沉汨罗前的最后一篇作品,后人谓之“绝命诗”。怀,即归、依。沙,指水中(胡念贻说)。清代林云铭云,“此灵均绝笔之文,最为郁勃,亦最哀惨”(《楚辞灯》)。其中“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也”,尤为动人。
    (六)《思美人》  此篇作于楚怀王晚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此篇大旨承《抽思》立说,然《抽思》始欲‘陈词美人’,终曰‘斯言谁告’。此篇始言‘舒情莫达’,终欲以死谏君。夫乍困者气雄而渐沮,久淹者心郁而逾激,势固然也。两篇皆作于怀王时,与《骚》经皆以彭咸自命。”
    (七)《惜往日》  此篇亦为屈原晚期之作。钱澄之《屈诂》云,“《惜往日》者,思往日王之见任而使造为宪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终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学术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为上官所谗,中废其事,为可惜也。原之可惜,非惜己身不见用,惜己功之不成也。”
    (八)《橘颂》  此篇为屈原早年咏物言志之作。
    (九)《悲回风》  王夫之《楚辞通释》云,“此章亦以篇首名篇,盖屈原自沉时永诀之辞也。”当为《怀沙》、《惜往日》同期之作。
学术界亦有人怀疑《九章》中的《惜诵》、《惜往日》、《思美人》、《悲回风》可能不是屈原的作品。
 
第七课时
本节讲授屈原的另外两部作品《天问》、《招魂》及屈原的影响
一、《天问》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一部长篇抒情性哲理诗,全诗374句,1553字。采用巫术降神中一问到底的句式,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天问”二字即“问天”之意,当然“天”的涵义不仅指宇宙天体,也包括“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之事”(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天问》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宇宙天体;
其二,神话传说;
其三,历史兴亡。
郭沫若称赞此诗为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那种怀疑精神,文学的手腕,简直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屈原研究》)
《天问》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是罕见的。句式简短,节奏明快,能有效的宣泄积蓄已旧的激情。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二、《招魂》
《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 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 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徠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 但从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呼唤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 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 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
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 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三、屈原的影响
屈原对后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上,一是文学创作上。
郭沫若《屈原研究》说:“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屈原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追求的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人格境界,刘安认为“可与日月争光”。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是他的爱国行为与品行操守。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在人民反抗强暴、维护正义的时候,在外族入侵、国难临头的时候,在遭受打击、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屈原精神的体现与重演,屈原精神亦成了历代人们追求、抗争的动力与源泉。
屈原作品在文学上的影响,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的阐述最具代表性:
 
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屈原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地位主要表现在:一、开创了个性化的文学;二、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形成、发展;三、开创了新的诗歌体裁;四、奠定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五、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悲剧理论;六、形成了中国山水文学发展的基础。
《楚辞》与屈原在国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730年《楚辞》传入日本,日本人的起源极可能是楚人,日本史学界有人主张“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这一观点;1972年,日本首相角荣访华,毛泽东主席赠送的礼品就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在西方,《离骚》的翻译,先后有1852年费兹曼的德译本,1870年圣·德尼侯爵的法译本,1879年巴克的英译本,1900年桑克谛的意大利文译本。1953年,屈原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1959年,英国学者霍克思出版了《楚辞》的全译本。《楚辞》在国外汉学界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
第八课时
本节讲授宋玉等其他楚辞作家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其中重要的楚辞作家是宋玉。
       关于宋玉生平,历史记载均极简略,主要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汉书·地理志》,又见于韩婴《韩诗外传》卷七、刘向《新序·杂事第一》、《新序·杂事第五》、王逸《楚辞章句》,且诸说不一。陆侃如《宋玉评传》考为:宋玉生年与屈原卒年相近;宋玉与威、怀、襄三王无君臣关系;宋玉与屈原等无师生关系;宋玉做过小臣,与荀卿仕楚相近;宋玉不久失职,作《九辩》;宋玉作《招魂》当在楚徙都寿春以后;宋玉穷得很;宋玉卒年与楚亡时相近。
       宋玉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载,凡16篇。现今相传为宋玉所作的,王逸《楚辞章句》收《九辩》、《招魂》;《文选》收《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7篇;《古文苑》收入《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南宋·陈仁子《文选补遗》另收《微咏赋》;明人所辑《宋玉集》另收《高唐对》、《郢中对》。但可信而无异议的仅《九辩》一篇。
随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御赋》残简的发现,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七孔横笛的发掘,学术界逐步认为,宋玉作品包括:《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钓赋》、《讽赋》、《笛赋》以及《御赋》残简。
       《九辩》乃长篇抒情诗,长达250句,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云,“《九辩》本古辞,玉取其名,创为新制,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全诗通过古乐旧题抒写悲秋、感遇、思君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生平、年龄、去职、归隐等,大致可补宋玉生平研究之阙,然又不可拘泥考实,直指为生平事迹。其悲秋主题与借景抒情之法,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篇以铺陈之笔描绘女性神情体貌,在文学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宋玉作品为“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完成了《楚辞》到汉赋的过渡。
       后代往往“屈宋”并称。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时序》又云:“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才略》复云:“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李白《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戏为六绝句》“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汤漳平认为,历来“屈宋”并称,是因为屈原、宋玉分别是“辞”与“赋”两种文体的代表作家。“楚辞”为屈原所创,而他的作品,又是《楚辞》作品的最高典范。宋玉是“好辞而以赋见称”,《九辨》为“辞”,不能代表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唯有经他的手而臻于成熟的“赋”(凡十一篇),才使他成为赋体文学之祖。
       与宋玉同时的楚辞作家还有唐勒,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4篇,楚人。”后皆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残简,凡26枚,保存文字232个。对照《淮南子·览冥训》,可知此赋是谈御术的。饶宗颐、谭家健、赵逵夫等学者认为残简作者为“唐勒”,而李学勤、朱碧莲、汤漳平认为残简作者为宋玉。
另有宋玉、唐勒同时的楚辞作家景差,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无载。今存作品,仍有争议。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两说并存,但王逸的具体训释仍以“屈原创作”为主。
 
【思考与练习】
1、何为楚辞学?
2、你如何看待屈原的爱国精神?
【阅读书目】
1、《楚辞补注》(重订修订本),洪兴祖,中华书局
2、《楚辞集注》 朱熹 上海古籍出版社
3、《楚辞选》,马茂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周建忠,湖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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