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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华文明》解说词 (全文)

2015-07-21 10:03:10 编辑:chen15372000260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成考报名 浏览:

导读: 5000年前,黄河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黄帝和炎帝,从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万年前就已经播散的文明种子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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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华文明》解说词 (全文)
一、曙光初照
5000年前,黄河孕育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黄帝和炎帝,从此,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自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万年前就已经播散的文明种子遍地开花,如同满天星斗,文明的强大能量逐渐向中原汇聚,那是一副远古时期壮丽多彩的画卷,它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即将诞生。
曙光初照
公元前91年,中国汉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太史公书》,他讲述的中国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的。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梦一般的传说吗?有没有证据表明黄帝和他的人民确实存在过?
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座落在黄河南岸。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通向已经被废弃的村庄,那些残垣断壁,很快将彻底的消失,但是“仰韶”这个名字,将会被永远地保存下来。
最初的线索是由一位欧洲人发现的,他叫安特生,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1921年,安特生第二次来到仰韶村,目的是为了调查脊椎动物化石。在这之前,谁也没有注意到远古的人群在仰韶村给我们留下的通行标志——那些随处可见的灰土层和众多的袋形窖穴。安特生在厚厚的灰土层里挖出了一堆石器和陶片,这些红底上描绘着黑色图案的彩色陶片难道是史前遗物吗?安特生的心里充满着疑惑和不解。之后,安特生又在黄河南岸发现了其它几处史前遗址,他把这些遗址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把“仰韶文化”与来自中亚及欧洲的彩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在纹饰上有着某种相似性,因此他猜想这些彩陶文化可能源出于同一个地方,但究竟是从中国传到西方,还是从西方传到中国呢?安特生当时认为,“仰韶文化”应该是从西方传播来的。
难道中国文化真的是从西方传播来的吗?
一些中国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东部的齐鲁地区,力图探寻出新的、不同于西部地区的古老文化,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根是扎在本土的。
1928年,27岁的吴金鼎登上一处高高的土城墙,这个地方叫龙山镇,陪同告诉他此地叫做“鹅鸭城”,养鹅养鸭何须有城?他怀疑“一部古代史迹深藏在黄土垄中”。果然,在断崖上的灰土层中,他找到了像是抹了一层油似的黑色陶片。随后,由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先生分别带队,先后两次进行了发掘,他们发现的黑陶文化后来叫“龙山文化”,完全不同于在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这一重大发现动摇了几乎成为定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两次发掘成果于1934年编成《城子崖》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
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大量精细的黑陶,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把有黑陶的史前文化都叫做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高超的制陶技艺让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其中有一种黑陶杯,重量不到50克,器壁最厚处1毫米,最薄处仅0.3毫米,比鸡蛋壳还要薄,人们叫它蛋壳陶。即便是现代的制陶技师,要想要仿制出类似龙山文化的蛋壳陶来,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龙山文化距今4600年到4000年左右,它的根又追溯到哪里呢?
1959年,中国京浦铁路复线工程启动的同时,也启开了100多座大汶口人的墓葬,那些远古的灵魂,已静静地在这片土地上躺了6000多年,现在,他们的沉默被打破了。人们惊异地发现,从6500年前开始,大汶口人以泰山为中心区域,创造了灿烂的中国东方古文化,被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人的墓葬充分显示,在距今5700年左右,一夫一妻式的家庭正在建立,他们死后被埋在了一起;氏族内的人人平等制度已不复存在,大量的精美陶器和其它陪葬品出现在富人的墓葬里,而穷人死后仅有几件粗糙的陶器陪伴。在大汶口人的墓葬中,有一种特殊的随葬品,它的外形像一枚炮弹,具有爆炸性的不是它的用途,而是刻在它上面的符号,一些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最初的文字,其中一个字的含义是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
以泰山为中心的古代东方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文化区域,与仰韶文化的特征并不相同。那么仰韶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呢?
传说华夏族的首领黄帝和他的另一位氏族兄弟炎帝的部落都是起源于中国西部的渭水流域,在华山脚下,人们终于找到了仰韶文化最初的源头。西部的华山和东部的泰山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也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它们几乎在同一个时刻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6700年前,仰韶人的一支选择了华山脚下一片肥沃的土地生存下来,今天,这个地方叫半坡。1954年,半坡人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这是一处中国远古时代的伊甸园,一条宽8米、深近6米的大壕沟仿佛把半坡人装进了一个最安全的城堡。这是一处典型的聚落遗址,在当时的渭河流域可能分布着很多这样的氏族聚落,他们过着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生活。大部分聚落有100多所房子,人口在500人左右,他们种植农作物: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米。人们发现,早在8000年前,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古代先民们就把狗尾草驯化成了粮食作物——粟,这是一项充满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的伟大发明。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是骨制或石制的。他们用石铲翻地,用石刀收割,最后在石杵上加工脱粒。他们还捕鱼、狩猎,然后又把这些生活绘制在他们的彩陶作品中。其中的一位画家还把他的绘画工具石砚留了下来,在它的里面还残留着红色的颜料。小口尖底瓶是仰韶文化独特的器物,把它放入水中,它的上半部会自动倾倒,当水增多时,瓶的下半部会逐渐下沉,直到水满而直立起来。这种精巧的设计就像打水的半坡少女,透着天然的灵气。实际上,半坡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利用了重心与浮体稳定性关系的科学原理。
仰韶文化跨越的年代大约距今7000年到5000年,分布的中心范围主要在渭河流域、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而这个位置恰恰与传说中黄帝的发祥地相吻合。
仰韶文化的一支曾沿着黄河东岸的汾河北上,在今天河北省北部桑干河上游与强大的红山文化碰撞并融合到了一起。
红山,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赤峰市。早从1908年开始,中外考古学者就围绕着红山附近的古代遗存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把它命名为“红山文化”。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发现了牛河梁积石冢,它距今5500年到5000年。
积石冢的意思就是在墓上堆积石头,这正是红山文化独特的墓葬形制。
掀开厚重的石板,拂去历史的尘埃,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会给我们带来新的震撼吗?
大片的墓葬被揭开了,石棺里的随葬品中没有陶器和其它物品,只有玉器,看来这里曾生活着一群尊崇玉的人。让墓主人灵魂不灭的,是玉雕龙,它仿佛在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玉雕龙被墓主人贴在胸前,它们在向我们传递着远古神灵的气息,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神秘的王国。
这是一片由石头构筑的世界,红山人把它们建在山顶上,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死去的祖先接近天国。这些石头在15公里外才有,它是靠人工一块一块地搬运来的。究竟是谁能调动大量的人力来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呢?
有一处积石冢是方型的,近1米高的石砌台阶忠实地护卫着冢内的中心大墓,它应该是一座王陵,方型的积石冢旁边是一处砾石筑起的三环石坛。奇怪的是,它外环的直径正好是内环直径的两倍,可能是来自于对冬至与夏至时的太阳运行轨迹和运行速度的观察,应该反应了5000年前中国天文学的最高成就。在每层石环的内侧都有大量破碎的陶片,这些陶片复原后是桶形器。它上下贯通,毫无实用价值,显然是基于一种沟通天地的宗教观念。我们终于明白,这一大片积石冢原来是祭坛,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原始祭坛。它东西长150米,南北宽80米,三环石坛是祭天的,而方型积石冢是祭地的,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中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它们是中国最早的天坛和地坛。
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为死去的人建造了石棺,而活着的人又居住在哪里呢?
考古工作者在山林里找到了一些大型泥塑的残骸和熊的下颌骨,根据这些泥塑残件的比例判断,最高的一尊泥塑像竟达5米以上。那些修长的手指、圆润的肩膀和丰腴的乳房残件表明,她们是一群神秘的女人。令人震撼的是这其间有一个慈祥的老祖母,难道这就是5000年前的祖先形象吗?人们相信,这里曾经是神的居住地,那是一座庙,一座供奉着女神的庙。
毫无疑问,5000年前,在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曾经有一个强大的王国,是王国的统治者和他的人民营造了这处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它包括了女神庙、祭坛和方圆50公里的13处积石冢。
与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享受的是同一轮太阳,此时的长江流域也开始大步迈向文明时代。
6000年前,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就已经相当发达,他们的彩陶杯、彩陶碗上描绘着各种美丽的图案,独特的白陶制作工艺创造了中国史前时期最精美的浅浮雕艺术。
湖南省澧县的城头山是洞庭湖畔的一个偏僻的村庄,1996年,它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因为这里发现了一座古城。它高出地面5米,城内面积有8.8万平方米,城墙的顶部最宽处有13米,而墙基的厚度竟达35米,再加上围绕着城墙外的30多米宽的护城河,我们简直不敢想象6000年前的洞庭湖畔耸立着一座如此气势雄伟的古城。
城内的土地已经“涨”得和城墙一样高,那是数千年人类生活物质和大自然的堆积,今天的人们在上面种植水稻来延续生命,那么,6000年前的人呢?
当考古工作者挖走覆盖着古城的厚厚淤泥的时候,一处和现在一模一样的稻田显露出来,掰开一块泥土,人们仿佛会闻道一股稻谷的清香,那稻谷是6000年前种下的。事实上,洞庭湖地区稻谷栽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以前。
享受稻米的人们并不仅仅局限于长江中游地区。沿江而下,我们来到中国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它位于美丽富饶的宁绍平原。大约距今7000年前,有一群人来到了这里,他们才是河姆渡最早的居民。
1973年,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厚达4米的文化层中,河姆渡人完好无损地把他们的故事堆积到了今天。
尽管已经时隔7000年,可当时的河姆渡人已经种植着大量的水稻,那金黄色的是稻谷,碧绿色的是稻叶,河姆渡人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昨天的邻居。如果把这里发掘的稻谷堆积换算成新鲜稻谷的话有12万公斤,差不多够500个人吃一年。可以想象,河姆渡人的村落里每天都弥漫着米饭的喷香,以致于煮糊了的锅巴至今还粘在陶釜上。河姆渡人还饲养猪、牛等大型家畜,还种植蔬菜。
河姆渡人还创造了令人吃惊的艺术品,大海和在大海中戏浪的海鸟飞进了他们的世界,他们喜欢飞鸟,崇拜太阳。有一件象牙雕,在光芒四射的太阳两旁各有一只昂首相望的鸟,也许中华民族最初的凤凰就是从这里飞起来的。
河姆渡人居住在高出地面的木头房子里,这是一种像鸟巢一样的干栏式建筑,在木桩上架设龙骨以承托楼板,上面再立柱、架梁、盖顶,就成了干栏式房屋。它最大的特点是防水防潮,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卯榫结构,以及具有很高工艺水准的地板拼合企口技术。卯榫结构与企口技术是中国木构建筑最基本的要素,一直沿用到今天,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建筑技巧是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的石器时代发明的。
河姆渡人在此处生存了1700年之后,离开了这处家园,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灵魂与肉体都融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里,他们去了哪里?难道像鸟儿一样永远地飞走了?
5000年前的某一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厚重的葬礼。死者是一个古国的国王,他躺在精美的丝绸上,巫师把玉钺放在他的身旁,那是他掌握军权的象征;玉琮表明他具有通神的功能,他生前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巫师,大量的玉壁拥集在他的身上,那是他的财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在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与其说他们在举行葬礼,还不如说他们在举行一个为了国王永生不朽的仪式。这是一群什么人,在创造最初的中华文明过程中他们又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什么?
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湖泊与河流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织成了一张繁密的水网,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被人们誉为人间天堂,可是,考古工作者却让人们相信,在这片土地的下面还有一座天堂。1936年,供职于浙江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余杭良渚镇发掘了新石器时代遗址,并编著考古报告《良渚》。由于出现了大量的黑陶,人们认为这处遗址是由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因此也把它定名为龙山文化,直到1959年,它才被重新命名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到4100年左右,广泛地分布在太湖流域、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以及江苏省西部和北部地区。中国的丝绸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而谁也没有想到最早享用丝绸的却是良渚人。碳14测定出土的麻和丝织品距今5000年左右,它表明良渚人已经驯养了家蚕并掌握了缫丝技术,他们织出的绢和现代的绢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历史记录也许还可以打破,因为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艺术中已经有了蚕的形象。
现在我们知道了追求永生的是良渚的最高统治者——国王。他们的尸体早已烂成了泥,永生不朽的是随他们一起安葬的玉器。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挖开了余杭县一处长满了杂草的土堆,这个叫“反山”的地方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他们小心翼翼地用两段毛竹横架在墓口的两边,然后在吊板上仔细地清理墓内的遗物。啊,一件件魅力四射的良渚古玉!他们用蒸馏水漂洗掉残存的灰泥,玉器露出了它原有的晶莹的光泽。良渚人曾经开创了一个辉煌的玉器时代,他们的文明在被遗忘了整整5000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它的外壁是方型的,中心部位有一个两面对钻的圆形直通孔,每个玉琮上都雕刻着繁简不一的图像。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图象不管是繁琐复杂,还是简单明了,都坚守着同样的造型,仿佛是良渚人的一种虔诚的信念,这种神秘图象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玉璧也是一种礼器,雕琢水平不如玉琮复杂和精致,它炫耀更多的似乎是玉石自身斑斓的色彩。
钺,最初是一种武器,演变成玉钺,就作为权力的象征,类似于权杖。有件玉钺的下角刻有一只小鸟,它的上角雕刻着一幅细致而又完整的神人兽面像,这种神人和兽面复合成的图案,正是良渚人所顶礼膜拜的神。这完整的神像只能受到一个人的供奉,那就是良渚人的最高统治者——国王。
良渚的国王们培养了一大批制作玉器的工匠,但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他们制作玉器的工具。良渚玉器主要是以透闪石和阳起石为原料,这种矿物质被称为软玉,可它比钢铁还要坚硬。在没有金属的时代,良渚人究竟用什么办法刻划出如此繁缛而又纤细的花纹呢?至今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份令人信服的答案。
良渚玉器有很多称得上是真正地微雕杰作,线条细到肉眼无法辨认。因为它在1毫米的宽度内竟刻有5根细线,人们想象不出来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良渚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
在链接中国东南部地区的104国道的一侧有座巨大的土台,土台附近的山,叫做瑶山。令人惊奇的是这座小山的山头竟然被人工削平了。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一处经过精心设计的祭坛遗址,在祭坛的周围还有大量的良渚人墓葬,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表明他们都是贵族。考古发掘表明104国道一侧的长方形土台全部是由人工夯筑的,面积达30万平方米,至少需要一万个人工作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在司马迁的记述中还有一位远古的英雄,名字叫蚩尤。传说蚩尤勇武善战,有兄弟81人,大概是指众多的部落结成的联盟,被称为东夷集团。他们活动地点主要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而黄帝和炎帝结成的部落联盟被称为华夏集团,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今天的河南、陕西、山西一带。考古发现表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越来越发展,大概在5000年前的时候,这两个文化碰撞与交汇在一起。最终,它导致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都成为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
事实上中华民族不仅仅是炎黄子孙,也是蚩尤的子孙,是所有不知名的祖先们共同的子孙。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个英雄的故事就从那个时代开始流传下来,无数个传说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文明的曙光初照在中华大地,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那是最早的中国。

《中华文明》解说词
二、青铜时代
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伟大的青铜时代,历经夏、商、周,持续了1500多年的时间。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古代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在中国发现的青铜器,不管是数量、种类还是精美程度,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与青铜器同样辉煌的,还有商代殷墟甲骨文,它的被发现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
                               
青铜时代
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洪水。那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洪水如同猛兽般吞噬了人们的生命和家园。在那场人与自然的抗争中出现了一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大禹,他带领人民疏通河川、开导阻滞,治理了水患,最终让人民安居乐业。
近代科学已经证明,地球在冰川末期随着气候转暖,曾经有过世界性的大洪水。那次大洪水已经成为世界各民族的远古记忆,而流传在各种神话传说中与世界各国不同的是,大禹被明确的记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和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禹因为治水受到了广泛地尊重,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并最终建立了夏王朝。
而夏王朝是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中国。
都城不仅是朝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探询远古文明的时候,许多震撼人心的考古发现都和都城有关。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带着几名助手沿着古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区域进行考察。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他发现了很多陶器的碎片,直觉告诉他这里可能是一处古代都城的重要遗址。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清理出两座大型宫殿基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近几年,在二里头遗址又发现了多座宫殿建筑基址,有些宫殿基址左右对称,并由前后相连的几进院落构成。在一些中小型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器,以及由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铜牌饰和玉钺。
古文献记载,禹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并集中各地的铜料铸了九鼎以象征国家范围。人们在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发现了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一件铜鼎,它是否就是禹铸的九鼎之一呢?换句话说,这些青铜器是夏朝人制造的吗?
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中国历史从夏朝进入到了商朝。据说,大禹铸的九鼎也传到了商朝。商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东夷民族集团,后来他们和中原的华夏族融合到了一起,商人与夏人在文化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1983年的春天,在离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面积1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这座城建于3600多年前,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在夏都附近建立都城的目的是为了向当时的3000多个诸侯国显示,商王朝已经成为天下的中心。
黄河中游地区古代称为华夏,居天下之中,又称中原。随着夏朝的建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华夏中原为核心舞台展开了。中原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汇聚的大熔炉,铸就了华夏民族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随着统治的日益稳固,商王朝又在偃师以东100公里处建造了规模更大的都城,今天称为郑州商城。半个世纪前,考古工作者就试图彻底解开郑州商城的秘密。1989年底,郑州小双桥村的一位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一件商代的青铜构件,可能是装在宫殿大门前端的枕木上,那些石柱础的上面曾经有巨大的木柱,它撑起的应该是商王朝的宫殿。在郑州商城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瓷器,说明商人已经懂得在陶器上施釉。商人已经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礼器、兵器以及生活和生产用具。郑州商城出土的一件大铜鼎,高1米,重达86公斤,人们相信这些大型的青铜礼器将会展示商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代国王盘庚把都城迁到了殷,到公元前1046年商代灭亡,殷一直是商都,从汉代开始被称为殷墟。但是,殷墟究竟在哪里?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谜。
公元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挖一种被称为龙骨的动物骨头,并把这些骨头卖到了药店里,因为一堆龙骨远远比他们在一年里种的粮食更有价值。就这样,不知道有多少龙骨被磨成了粉,当做中药吃掉了。直到1899年的秋天,有一个人认识到了这些龙骨的真正价值,他叫王懿荣,是当时著名的古董收藏家和金石学家。在一次熬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龙骨上的一些刻划符号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金文非常相似,他立刻到出售这种龙骨的中药店把所有带字的龙骨都买了回来,经过仔细研究后他断定这些符号是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龙骨就是殷商时期的甲骨。就这样,王懿荣成为发现和收藏商代甲骨的第一人。但是,这些甲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甲骨贩子们一直秘而不宣。经过多年的明查暗访,当时的另一位金石学家罗振玉猜想这些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点可能是在河南安阳小屯。1915年春天,罗振玉来到小屯考察,他认识到小屯不仅仅是中国出土甲骨的地方,而且是商代的都城,是2000多年前史书中所说的殷墟。紧随罗振玉之后,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商王名称和世系排列绝大多数都刻在甲骨卜辞中,从而证明了《史记》中有关殷商王朝的历史记述是惊人的准确。
殷墟的发现,意味着一扇紧闭了3000多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已被打开,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殷墟,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两岸。在254年中,殷墟共经历了八世12位国王,国王们居住的宫殿和祭祀祖先的宗庙不断地被发现,目前仅在殷墟宫殿区的夯土建筑基址就有70多座。与偃师商城及郑州商城的王室建筑相比,殷墟宫殿越来越高大雄伟,它们在炫耀着商人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那是中国青铜时代最辉煌的时刻!
目前发现的殷墟范围达30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条殷商王朝时期的大道,它宽近10米,足够并排行驰四辆马车。今天,我们将沿着这条宽大的马路,步入殷商王朝的殿堂。
把马和车结合在一起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加速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商代马车的结构复杂,工艺已经十分完善,对于商朝的王公贵族们而言,拥有马车是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他们所追求的时尚。
一个“王”字。在甲骨文的含义中,王是国家的统治者。“王”字是由“钺”字演变而来的。钺,最初是一种实用的武器,形状像一把战斧,后来成为一种礼器。目前,在殷墟仅发现了十几件青铜钺,它表明,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拥有它们。
商王朝的军队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精良的青铜武器,他们头戴铜盔,身披皮制铠甲。在商人墓中,出土的青铜武器有成千上万件,各式各样的青铜戈和锐利无比的青铜矛是最常见的随葬品。几乎每个成年的男人都有可能随时成为勇猛的战士。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现了一座商代墓葬,比起王陵来,它的规模并不算大。幸运的是,这座墓从来没有被盗掘过,墓中的随葬品竟有数千件,仅青铜器就达468件,有些器形是以往从未见过的。当考古工作者把这些青铜器上的斑斑锈渍去掉后,铜器上的铭文清晰地显露出来,上面写着“司母辛”、“妇好”、“好”等等,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人,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在甲骨卜辞中,也经常见到“妇好”这个名字,多达250多条。妇好墓是迄今为止在殷墟发现的唯一的一座既能确定墓主身份,又有甲骨文记录的商代王室成员的墓葬。妇好生前曾参与过一系列国家大事,是有史记载的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也是一位美丽的女人,她的发簪就有490多根,使她每天都以新的面容出现在商王武丁的面前。她墓中出土的玉器有755件,造型十分生动,有玉鸟、玉马、玉虎、玉龙、玉凤等等,说明当时的王公贵族们驯养着很多宠物,包括大象、熊等大型动物。在殷墟发现的一座象坑里,小象的脖子上还系着一只铜铃。
距殷王室宫殿仅一公里的地方,就是商王朝的铸铜作坊,它的面积达到了一万平方米,虽然有着数不清的工匠在这里工作,但是只有国王一人控制着整个王朝的青铜器的产量、品种和规模。
商代的工匠们熟练地掌握着从他们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用陶范铸造青铜的工艺,并使用了独特的组合陶范,来铸造大型器物。工匠们把经过晾晒的泥土捣碎,与掺入含有大量石英矿的细小砂子搅拌、揉搓,然后在泥块上雕刻种种纹饰和图案,烘干后就成了陶模与陶范。一个范只能用一次,因此在殷墟找不到完全一样的青铜器。当铜矿变成了铜液时,就可以浇铸铜器了。铜液盛在一种被称为将军盔的陶器里,有时它也被当做炼铜用的“坩锅”,类似这种小型的熔铜炉具,在今天还一直被使用。与商人不同的是,今天的操作人员戴上了一层隔热的透明面具。铜液的温度高达2000℃以上,浇铸时,陶范被埋入到沙中,在顶端留下不同数量的浇口。他们采用分铸法铸造的司母戊大鼎重达875公斤,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重的青铜器。
要维持大规模的青铜器铸造,所需用的矿石量也大得惊人。仅妇好墓出土的铜器就达1600多公斤,至少需要8吨以上的矿石,但在殷墟的周围并没有发现商人采矿和冶炼基地,那些冶铸用的矿石来自哪里呢?
距殷墟900多公里的地方,今天属于江西省瑞昌市。这里盛开着一种名叫“海州香薰”的美丽小花,人们又叫它铜锈草,它只盛开在铜矿的地表层。一根残存的木桩在彻底腐朽前向我们传递出了最后的信息,它原来是矿井的支架,是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支起来的,这座矿山是中国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的矿冶遗址。而位于瑞昌西北面的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至今仍是中国六大铜基地之一。商朝人在这里既有露天的采矿场,也有通往地下的采矿巷道。他们把其中最美丽的闪耀着翠绿色光泽的孔雀石挑拣出来,然后用木滑车运送到地面上。商都铸造青铜器时所需的铜料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来源于大冶铜绿山矿区。
对于战略资源如此丰富的长江中游地区,商王当然会加强对这个区域的控制。殷墟甲骨文中多次记载,商王朝曾与远在西南的“蜀”发生过关联。“蜀”是今天四川省的简称,而古代的蜀国却像是裹在历史迷雾中的幻影。
四川广汉三星堆,传说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洒下的三把土。所谓三星堆,其实就是残存的古城墙,城墙上的夯土层清晰可辨。对于古蜀人来说,厚厚的城墙似乎是他们固守的最后的堡垒,今天却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听到了有人在扣响这个王国的大门。
那是公元1986年的夏天,几个工人象往常一样用锄头使劲地刨着坚硬的土地,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堆土里夹杂着破碎的陶片、骨渣,还有玉器。很快,挖土烧砖的行为被阻止了,这一片曾属于古蜀国的土地被保护起来。在这个土堆的下面,3000多年前的一个神秘王国的大门正在徐徐打开。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没有比这种时刻更令人紧张的了,坑内的夯土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清除,奇迹会发生吗?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各种金器,它们是国王的财富,守护它们的是一群咆哮着的猛虎,这些守护神在地下为这个王国尽职了3000多年。人们终于发现那个神秘的古蜀国和中原的商王朝一样,有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那么,古蜀王国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古蜀人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因此有人猜测说他们是从太空来的外星人,这当然很荒唐。
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个象方向盘一样的东西,当热不可能是宇宙飞船的残件。它的上面闪耀着太阳的光辉。传说,建立古蜀国的第一个王叫蚕丛,他的眼睛是往前长的,被称为“纵目”。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纵目”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直到有一天,一件青铜面具的出现让人们大吃一惊!它究竟是人还是兽呢?它与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铜面具在造型上完全不同,它的眼睛往前伸出了足足有20厘米,仿佛要穿透这个世界。它会不会就是古蜀人的祖先蚕丛呢?也许他高度智慧,神力无边,他护卫着他的古蜀王国成为远离中原王朝又一处文明的中心,可古蜀人根据什么塑造了这位祖先的形象呢?
尽管出土了那么多青铜雕像,但是来自古蜀王国的最后一个客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惊。这是一尊高达26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没有发现过这一时期的如此巨大的青铜雕像。他头戴高冠,衣服上绣着龙凤和各种兽面纹,他的手中紧紧握着什么;他神妙莫测,赤脚站在一个兽面纹方台上,他会是谁呢?人们猜测这个站在方台上的神秘人物可能是古蜀国的某一代国王。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鸟的造型,它们美丽的身影像天上的凤凰。传说中的几代蜀王的名字都和鸟有关,其中一个叫鱼凫。中国古代的东方部族也是以凤鸟做为图腾,我们曾经在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见到过。不管怎样,无论是中原还是巴蜀本地的古代文献,都认为蜀王子孙为黄帝后代,是与夏朝同源平行发展的一支文明。
人们被三星堆的巨大发现鼓舞着,当一颗青铜树重返人间的时候,必须借助于吊车和木架才能把它立起来。虽然树干的顶部已残断,但也接近4米高,考古工作者命名它为神树。它的底座像是一座山,神树仿佛从山顶上长出来,树干上有三层树枝,树枝上挂着熟透的花果,而飞鸟就落在了花果上。在古蜀人看来,高山和大树是通天的阶梯,而飞鸟则是往来于人间和天上的使者,在传递着祥和的信息。有研究者认为,青铜神树可能代表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扶桑”,而扶桑是太阳神居住的地方,神树应该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
三星堆出土的铜尊、铜罍等礼器和中原商王朝同类器物在形制和风格上极其相似,显然是来源于商文化。我们在中国其它地方常见的龙在古蜀人的心目中同样也是神圣的。学者们认为,那些青铜尊和青铜罍表明深入蜀地的是商代的礼制,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交流和影响。
考古工作者们相信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象牙可能是古蜀人在某一次祭祀性的礼仪活动中留下的遗物。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3000多年前古蜀人的祭祀活动:国王是最大的巫师,他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对他的信仰。王国的大量财富集中到了这里,那是献给祖先和神灵的。祭祀的威严让所有的人感到颤抖,在熊熊的烈火中,神树消失了,国王消失了,三千多年前的一个古蜀王国也消失了。他们仅仅留下了一个“蜀”字,这个字我们只有在千里之外的殷墟甲骨文中才能找到。
甲骨文的被发现使中国历史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时代。殷墟的甲骨文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汉字,这些文字在商王频繁地祭祀活动中被保留下来。贯通天地是源于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商王非常迷信,从刮风下雨、农业收成到出游狩猎、战争胜负,他们几乎天天卜、事事卜,所有的占卜内容都被记录在龟甲或牛的肩胛骨上,成为商王朝的国家档案。那些记录在龟甲上的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
“仓颉造字”的传说几乎是家喻户晓,它表明古代中国人对汉字起源非常关注。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诞生宣告了人类文明史的开端。随着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人们至少可以断定汉字的起源是在商代以前。甲骨卜辞中的单字已经超过了4000多字,目前可辨认的至少有1500多字。学者们相信商人所使用的文字数量会超过5000字,甚至6000字,那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富有逻辑性的文字系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
从远古时期的刻画陶符,到甲骨文、金文、小篆、汉隶和楷书,汉字沿着它自己的文化脉络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传遍了世界。甲骨文是刻写在甲骨上的,实际上,商代的书写工具主要还是毛笔。当时的文字记录是用毛笔写在用竹简编成的典册上,可惜竹简容易腐烂。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商代的典册。
虽然殷墟甲骨文在外形上和今天的汉字有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文字的构造方法上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地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了,是一个与世界上其它语言文字完全不同的独特的文字系统。甲骨文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具有不朽的品格和永恒的价值。
虽然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方言差异相当大,但是,汉字的独特系统使它可以通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它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表达,进而维护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对中国的长期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并且依然在使用着的汉字,它承载着久远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历史,不断地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延续至今。

《中华文明》解说词
三、礼乐颂歌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在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各区域的文化开始了大融合与大统一的进程,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礼仪之邦的美德传承至今。

礼乐颂歌
2000多年前,汉代学者就宣称“中国者,礼仪之国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礼”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和历史,以致于在整个西方语言中,没有一个翻译词能和中国的“礼”字内涵相对应。那么,中华礼乐文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形成的呢?
现在让我们从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再往前追溯一千年,那是古史中记载的中华民族的尧舜时代。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从距今4600年前开始,陶寺文化延续了500年之久,和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几乎存在于同一个时期。尽管陶寺已发掘了1300多座墓葬,但丰富的随葬品全部集中在几十座大、中型墓中,说明那是一个贫富不均、等级分明的时代。从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彩绘的陶器,作为陪葬品显示出墓主人的社会身份。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玉钺、玉璧和玉琮,这种礼器我们曾经在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中见到过。陶寺文化里也包含了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广大地域的各种文化因素,成套的大型礼器和乐器在陶寺也出现了。礨鼓和石磬是一种乐器,它们原本是被悬挂在厅堂上的。还有成套的酒器和食器,只有在举行祭祀活动时才会被使用。在中国古代的持续的祭祀活动中,礼乐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今天,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祀遗址。2000年的10月,考古工作者来到内蒙古赤峰市的城子山遗址进行调查。这个地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众多的石砌或土筑的城堡,它们连成一片,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遗址群。遗址的中心范围达6.6平方公里,有人推测它们可能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可它们是谁建造的呢?又是防御谁的?难道当时真的有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吗?
在这些石砌的城中除了围成圈或成堆的石头外,见不到任何生活设施,很显然,在这座石头城里没有人居住。这一大片被称为古城堡的地方,会不会是哪个不知名的北方王国的祭祀中心呢?在地面上,如果没有人指点,也许人们看到的不过是散落在山梁上的碎石头。但是,从空中望去,这些祭坛的形状和布局一目了然,它由数百个几何图形共同组建了一幅巨大的图画,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祭坛数量最多的祭祀遗址,而这仅仅是城子山发现的十个祭祀地点中的一个。城子山祭祀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几乎和夏王朝同时存在。到了商、周之际,除了要敬天法祖,人文思想开始兴起,礼、乐成为衡量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标尺。周武王讨伐殷商时,就宣布殷纣王的三大罪状是:不顾先王明德,忘记祖训;侮蔑神祗,对天不敬;不顾民生,残暴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为由而提出来的。周武王伐商的行动得到了各方诸侯的响应,他高举敬天保民的大旗,率军从镐京出发,沿黄河东进,迅速抵达商郊牧野。
21世纪初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明确了武王伐商的年代在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青铜器利簋的铭文上也记载了这件大事——武王伐商。从此,在新的相对统一的疆域里,周人继续着礼乐文明的创造,一个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西周王朝开始出现。可周王朝原本是商王朝西北方的小邦国,仅仅在一个早上,他们所拥有的疆域甚至比商王朝还要大,究竟如何有效地行使周人的统治权呢?
采取分封制。周初共分封了70多个小国,其中华夏族的姬姓占了50多个,它标志着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融合其他各民族的新国家诞生了。
这么多的诸侯国,有的距王都千里之遥,如何让拥有众多人民的国家在一种和谐有序的制度中发展呢?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为周朝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周朝建立了一个礼制高度发达的社会,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祭祀、丧葬、交际、征战和吉庆五大类。礼的本质,是强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长者还是幼童,每个人都要遵守社会为不同层面的人制定的道德规范。
为了体现礼的差异,无论是重要的祭祀礼还是宴饮、丧葬,都要按照不同的等级区别使用成套的青铜器。西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中,鼎和簋相配使用,鼎是专门盛肉的,而簋则是盛其他食物的,这种组合,形成了用鼎制度,是西周礼仪制度的核心。按照《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所谓一言九鼎即由此而来。而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等等。鼎的大小与多寡标志着主人社会地位的高下。如此一来就规范了社会身份,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起一个差异有别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差异的社会里如何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呢?
用音乐。所以音乐的功能就是教化人民和谐相处。如果君臣上下一起在庙堂上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敬”的效果;如果同族老小一起在乡里听音乐,就可以达到“莫不和顺”的效果;如果父子兄弟一起在家里听音乐,就会达到“莫不和亲”的效果。礼乐用于宗庙社稷,就产生了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廷贵族雅乐。后世的儒家孔子对于这种礼乐文明赞赏至极,听到这样的音乐后,甚至三个月都不知道肉的滋味,称其为尽善尽美。在建立和遵守国家秩序的大型乐章中,周王朝希望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发出最和谐的音符。
礼乐制度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周人将这种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周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西部地区的黄土塬上,属于华夏族。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翻山越岭,迁徙到了岐山脚下,并开始营建他们的都城岐邑。它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扶风县与岐山县的交界处,那个地方叫周原。从汉代开始,周原就出土了大量周人的青铜礼器,成为周人非常重要的历史活动的见证。
1976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农民白新恩在村南平整土地,突然,铁锹触碰到一个坚硬的物体……陕西省周原考古队当天就赶到现场进行清理发掘,他们将最上面的耕土小心翼翼地清除掉后,发现在它的下面是一层层码得整整齐齐的青铜器!在这个口径仅仅只有2平方米左右的土坑中竟然出土了103件青铜器!
此处被称为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属于周代贵族微氏家族。其中,七十四件上刻有铭文,微氏家族中先后共有8人铸造了这批青铜器,历经西周初年一直到西周晚期的200多年时间。其中一件铜盘上有284字铭文,记载了西周早期许多重要的历史。青铜器上的铭文表明微氏家族人口庞大、财产众多。每天,大量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奏响了他们生活的乐章,是一个钟鸣鼎食的世官大族。而在周原这样的家族有很多。庄白一号窖藏中的这批青铜器在周代属于礼器,被放置在庙堂上,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会被使用。周人的祭祀活动通常是在宗庙里举行。因为周人十分看重祖先,所以从王室到贵族都会建立宗庙,以祭祀祖先。周人的宗庙会是什么样子呢?
197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周原一带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发现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它位于岐山县凤雏村。这组建筑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面积接近1470平方米。它坐北朝南,以中轴线为基准,三进院落,东西厢房布局。30多间房子组合有序,规划得非常精细。当时的匠人在构筑城墙和房屋时,首先借助于水平面和线坠来找平施工现场;在整平的场地上立一标杆,靠线坠检查标杆是否垂直;以标杆为圆心,适当的长度为半径,用规划圆;与日出日落时的杆影相交于两点,这两点的连线就是东西方向线。可见在罗盘发明之前,中国人是靠杆的影子来确定方向。而测定平面的方法是用水,即使在今天,水平仪仍是我们在寻找平面时的最简便的工具。
考古工作者判定凤雏建筑基址曾经是西周的宗庙,宗庙是周人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诗经》中就有很多关于周人祭祀祖先的描述:在礼乐齐奏声中,周人放声歌唱,颂扬着他们的祖先:“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安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瑝瑝”(《诗经·执竞》)。
周人十分珍视人的生命,摒弃了商王朝大量地杀人祭祀和陪葬的陋习,而是改用牛、羊、猪等为主的牺牲。自夏商以来,祭祀祖先就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周朝的祭祖活动十分频繁,大大增强了王室、贵族及人民之间的亲和感和凝聚力。实际上凤雏宗庙仅仅是周王室建筑中的一小部分,在周原遗址中心还有一个规模更为壮观的建筑群基址,鳞次栉比地分布着许多高级建筑。有一组大型建筑建在高台之上,在主台基南侧的东西两个台阶下面各有一条石子路,台基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规律的排列着的柱础,台基的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破碎的瓦片。
瓦在夏代就已经出现,到了周代制瓦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品种也很多,有板瓦、筒瓦和瓦当。有的瓦上还装饰有花纹。瓦的出现对中国古代建筑技术有着重大地影响,直到明、清时期,宫殿顶上琉璃瓦的样式还和周人采用的陶瓦几乎完全一样。
为了体现礼乐制度,在建筑规模和建筑布局上周王朝对不同的阶层有着严格的规定,即使是故宫的建筑也是遵循着周礼的传统。这种西周初期制定的礼乐制度为什么到了数千年后的明清时期还一直在使用呢?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可贵在它营造了一个和。人如果失去了礼身上就都是野性,就是不和谐的。人跟人之间交往,古代是通过礼来尊重对方,然后获得对方对我的尊重。
虽然西周先后建都丰镐,但周原也一直是周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因为周原是周人的老家,是周王朝的故都,那里有周王和许多贵族的祖庙和宫室,周王本人也常在周原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并召见和赏赐居住在岐邑的王公贵族。那些王公贵族们就铸造青铜礼器来铭刻家族的荣耀,纪念每一次的重大事件。但是,这种行为并不仅仅局限在周原,而是成为整个周王朝统治区域内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的一致性标志着对青铜礼器所代表的华夏礼乐文化、政治制度和相关信仰观念的全面认同。
黄帝、尧、舜、大禹,这些华夏远古英雄的故事都被编成了乐舞,隆重地展现在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里。在歌颂祖先的乐舞中,不仅有周武王伐纣,而且还有商代始祖成汤灭夏的事迹。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经过夏商周三代的交流和融合,奠定了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西周初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已有“中国”一词的存在,“中国”一词的政治、文化内涵日渐被强化,这一概念也渐渐地被华夏大地各民族广泛地接受,一直延续至今。
礼和乐的结合把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到了政治、军事、教育和生活等各种领域。今天出土的周代青铜礼乐器,除了鼎之外,最多的就是青铜乐钟,如果说鼎构成了西周礼仪制度的灵魂,那么钟则是这种礼仪制度的血肉。古代文献记载的周代乐器达70多种。西周的礼乐制度对音乐的规定十分地具体和精细,周王室还专门设置机构培养礼乐人才,使得贵族及其知识阶层普遍重视音乐素养,音乐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方式。这个机构的领导人就是大司乐,他负责整个王朝的音乐教育,培养人们的中和守常、孝敬父母、爱护兄弟的优良个人品德。《周礼》中记载,除去那些不好统计的表演民间乐舞的人数外,王室里有明确定额的乐官和乐师就达到1463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歌舞乐队。
周王室的乐队我们无从寻觅,但是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再次引领着我们走进了古代礼乐的殿堂。那是公元1978年的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西郊发现一座大型墓葬。当墓冢上的封土被挖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巨大的木椁的盖板,面积有220多平方米,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从未见过。墓主人是当时的诸侯国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当考古工作者打开曾侯的墓葬时,那气势磅礴的编钟、令人眼花缭乱的青铜礼器仿佛是一座礼乐的宫殿。
在出土的7000多件文物中,有125件乐器,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考古大发现。编钟历经2400多年,仍然悬挂于编钟木架上,共有65件,最重的达到200多公斤,最轻的仅为2.4公斤,总重量达到2500多公斤,每件编钟上都刻有铭文,总长达2800多字,铭文表现了周代创制的乐律学的伟大成就。这套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见到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12个半音的古乐器,总音域跨度达5个八度,能够在旋宫转调情况下完整地演奏七声音阶的乐曲,而欧洲在18世纪初出现的钢琴上才有五个八度的音域,比曾侯乙编钟的出现晚了将近2300年。专家们研究发现,曾侯乙编钟架上的中部挂有一件镈钟。铭文中说,楚惠王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让曾侯乙世世代代永远享用。楚王送的这件钟,通高90多厘米,近135公斤重,与其它钟相比还不是最高和最大的。曾国是楚国的邻居,相比较这个楚国的版图而言,曾国只是个弹丸之地,曾侯尚且如此,何况楚王!可以想象当年的楚王宫在金石的交响中闪耀着何等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宫廷中几乎都有规模宏大的歌舞乐队,他们随时为王室和来宾表演气势磅礴的乐舞。西周末年,王室的乐师四处分散,他们把王室的乐章传到了各个诸侯国,和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从而继续承担起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
周朝的礼乐制度使人们在一种礼仪规范中遵循着社会道德和秩序,它不仅维系了周王朝长达800多年,更为以后秦汉帝国建立的大一统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2000多年来,礼乐成为儒家思想根本的支撑,礼乐教化在人们修身治国与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尽管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中华文明的礼乐精神却始终贯穿在历史的长河中。

《中华文明》解说词
四、理性光辉
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曾有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段学术争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地理性时代,中华文明的思想文化长河开始喷流不息,流淌至今。

理性光辉
战马是将军梦想的翅膀。这群战马曾经随着主人东征西讨,立下过赫赫战功,但是今天,往日的风光已经不再。在齐国国君齐景公的墓葬里殉葬的600匹战马,静静地躺在周围,忠实地陪伴着春秋时期齐国最后一位霸主的大墓,它们似乎还在聆听2700多年前中原大地上传来的群雄争霸的战鼓声。
西周末年,各诸侯国的国君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创建一个政治清明、社会有序的国家,华夏大地上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重新大调整。这段大调整由公元前770年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结束,整整550年,史称“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经济、文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五个实力雄厚的国家逐渐脱颖而出,它们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吴国,史称“春秋五霸”。后来“春秋五霸”又演变为“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调整中中国的未来会在哪里呢?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大变革的历史舞台。
就在那个时代,中国古代开始进入思想与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的兴盛局面。作为百家争鸣的先驱者,一群被称为儒的人开始活跃起来。春秋末年的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周朝首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求学,他叫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曾跟随很多老师学习各种学问和本领,对周王朝的礼乐制度怀有满腔的热情。青年孔子勤奋好学,熟读大量古代文献,注重身心品德的修养,常常为方圆百里的人们解答祭祀礼仪方面的各种问题。孔子坚定地认为只有严格遵守西周时期制定的礼乐制度,才能持续地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他听说首都洛阳有一位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大学者,十分熟悉周王朝的礼、乐,决定去登门求教。
那位传说中的大学者就是时任周朝“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老子,又称老聃,姓李,名耳,他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吸引了众多的问学者。面对远道而来的孔子,老子热情地带着他考察各种宣教场所,体验祭祀典礼和礼仪活动。孔子由衷地佩服老子,认为老子是云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
回到鲁国,孔子对西周王朝的礼仪作了全面的整理,针对当时诸侯纷争的社会,他描绘了一幅自己心目中理想世界的蓝图。遵循着西周以来的礼、乐精神,把以孝为先的和谐家庭做为社会基础,以德服人作为治国方略,协和万邦作为外交策略,用这种以“和”为核心的思维来创造一个天道与人道整体和谐的大同社会,真正做到万众一人、天下一家。从此,一个新的学派——儒家出现了,一种维护中国两千年来社会安定有序、生生不息的伟大思想即将诞生,以“和为贵”的中国历史舞台再次拉开了灿烂的序幕。
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孔子开始了向世人宣讲他政治主张的伟大行动,周游列国。此时,孔子最钦佩的师长老子也要远行了,与孔子不同的是,没人知道老子为什么要离开,更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此关地势险要,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进取关中,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据说当时函谷关的关令尹喜突然看到紫气东来,认为有高人路过,便出关相迎,果然见到长须如雪、道骨仙风的老子骑着青牛悠悠而来。尹喜把老子奉为上宾,彻夜长谈,向老子讨教问题,并再三挽留这位慈祥的老者,他被老子自然无为的学说深深折服。在尹喜的再三恳求下,最终老子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在函谷关写下了关于“道”和“德”的五千字短文,然后出关,飘然西去。从此,这位百家之祖、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便消失了踪迹。后来,人们把老子留下来的五千字称作《老子》,又叫《道德经》,把以老子为代表的这一派称为道德家,简称为道家。
道家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在道家学派的历史长河中,与《道德经》同为根源性典籍的是《庄子》,他的作者是道家学派的继承人庄子,后世也称南华真人。庄子一向喜欢独来独往,楚王听说了庄子的贤明,便准备了厚礼请他去做官,却被庄子谢绝了。庄子认为到楚国做官是被当作祭祀品供奉起来,如同作茧自缚。与老子内敛、以退为进的风格完全不同,庄子个性张扬,追求精神上无拘无束的逍遥。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应该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一样,遨游天空,自由自在,这就是《庄子》一书的开篇“逍遥游”。庄子认为:人,如果为短暂的名利而死,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庄子的哲学是一种艺术的哲学,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他的智慧。“人生如白驹过隙”、“化腐朽为神奇”等等,也都或是演变或是直接来自《庄子》一书。庄子看到,人们创造了财富,却又被物质所累,因此,他竭力主张人应该回归自然,回到自由自在的精神家园。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个体生命的极大重视,它认为,生命的价值远比名利和物欲更为重要。庄子的思想继承于老子,后人把庄子的著作与老子的《道德经》一起列为道家经典,称为“老庄哲学”。
为了传播西周的礼乐文明,实现“仁者爱人”的政治理想,十多年来孔子带着几十个弟子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也就在那个时代,有一位社会声望与孔子不相上下的人物也在积极地寻求国君们的支持,这位赫赫有名的智者叫墨子,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备受世人关注。他的“兼爱”与“非功”思想迅速使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当时的“显学”。
墨子,名翟,他博学多才,擅长守城技术工巧和制作。有一次,楚国在发明家公输般的协助下,制造云梯,准备征服宋国。墨子为了拯救宋国,从鲁国首府曲阜狂奔十昼夜,赶到楚王国首都,就是现在湖北钟祥西北的江陵城。曲阜到江陵,千山万水,盘旋弯曲,即使按照今天的公路距离计算,至少也有1000多公里。墨子赶到了楚国的都城以后,紧急拜见楚王。为了劝阻楚王,墨子和公输般当着楚王的面摆开了沙盘,在沙盘上演习攻防。公输般用他发明的云梯用九种办法攻城,墨子就用他发明守城的器械用九种方法来加以抵抗,最后公输般失败了,楚王终于放弃了攻打宋国的计划。在《墨子》一书里就记录了这段墨子智救宋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把墨子的勇敢和智慧生动地展示出来,也为当今世界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墨子看来,两个敌对的国家不必在战场上厮杀,只要双方的科学家、工程师走到一起,把各自实验室里的攻防守御武器加以展示和进行攻防演练,并以此来决定战争的胜负,也就避免了流血和牺牲。墨家学派崇尚夏朝大禹的刻苦自励的精神,主张平等地爱一切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墨子的这种“非功”思想表达了人们向往和平的强烈愿望。
与此同时,一个专门研究战争艺术的学问也在那个时代诞生了。一些传授兵学和写作兵书的人被称为兵家,兵家承认战争的必要性,同时又反对滥用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当时,兵家对于各诸侯国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可能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兵家的代表人物叫孙子,他是齐国贵族的后裔,逃亡到了吴国,并献给了吴王《兵法》十三篇,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孙子兵法》。公元前506年,吴王任命孙武为将军统领吴国军队与楚国交兵,结果是五战五胜。后来人们把孙武称为兵圣。但是《孙子兵法》究竟是不是孙武写的,人们争论了2000多年,直到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代墓葬,并发现了用竹简分别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法虽然同出一脉却风格迥异。自此,一个争论千百年的历史谜团终于揭开,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而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兵书《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与兵家不同,还有一个学派采取政治外交的方式,以高超的智慧、务实的态度、灵活的手法、雄辩的口才来筹谋一个理想社会,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战国群雄中,秦国逐渐强大,开始对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构成威胁。基于当时的国际情况,以张仪为代表的一派提出连横和解政策,即和平共存,主张从西到东,各国同时和秦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多边和平关系。另一种是以苏秦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合纵对抗政策,主张从北到南,各国缔结军事同盟,共同抵御秦国的侵略,秦国如对某一国发动战争,各国同时出兵作战。纵横家是以外交斗争为重点,以游说诸侯为主要方式的一种注重实践的学派。
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具有超凡的谈判艺术和游说的技能,是卓越的政治外交家。他最早去了秦国,但是秦王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他就来到了东方六国。苏秦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同时担任六国宰相的人。这的确是一个戏剧性的时代,它可以使一个平民凭着自己的才华在一夜之间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人物。纵横家以三寸之舌击退百万雄师,显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这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最早也是最特殊的一群外交家,他们的活动对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言论都被保存在《战国策》中。
最终,秦国还是打破了各国合纵的策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源自于商鞅变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国的延续和发展。
1975年冬天,当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清理云梦睡虎地第十一号墓葬时,奇迹出现了。木棺内放置着漆器、陶器、铜器以及粮食和瓜果,但是这些随葬品的价值比起墓主人身边的竹简来实在有点微不足道。竹简上的记述表明,墓主人叫喜,他是秦国从事法律工作的小官吏。喜十分热衷于自己的工作,他把秦帝国的法律和日常发生的案例恭恭敬敬地抄在竹简上,直到他死后,那些竹简还一直陪伴着他。这1100多支竹简记录着秦代法制建设的面貌,它让我们看到因为法家巨子商鞅的到来,秦国从一个位于西部蛮荒地带默默无闻的贫穷小国翻天覆地的蜕变为世人仰视的新国家。
在商鞅看来,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赏罚分明,任用贤才。“变法”是人类智慧所能表演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有时甚至会产生改写历史的巨大能量。在那个诸侯纷争、战乱不断的年代,它让秦国摆脱了旧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只用了19年时间,秦国就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变法,它的成功预示着动荡了550年社会结构大调整即将结束。
公元前484年,先后拜会了七十二位诸侯和数以百计朝野名人的孔子已68岁了,整整14年的奔波与壮志未酬,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仁政”、“德治”的理想。怀着传承古代贤明政治的使命和信念,如同不畏严寒的松柏,孔子继续追寻着他拯时救世的伟大理想。据说,孔子有3000多弟子,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者有七十多人。孔子认为任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竭力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后世教育体系的根本理念。他希望通过教育让每个人都能具有“仁义礼智信”的美德,进而使家庭和谐美满,社会诚信友爱,国家安定有序。
孔子的教育方式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他的教育方式前所未有,孔子还亲自整理和确定了古代典籍教材。经过孔子充分发掘整理的典籍有《诗经》、《书经》、《礼经》、《春秋》和《易经》。《易经》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最古老的著作之一,它用一种卦象符号和今人很难读懂的爻辞记载下来,据说是周文王所写,是周文王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进行的记录和总结,所以又叫《周易》。孔子为这部书作了十篇解释性的文章《易传》,第一个用哲学思想对易经的经文进行分析和解释,并对儒家的伦理精神和阴阳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经书成了官方规定的必读书籍。到了宋代,朱熹又补充倡导了《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从此,“四书五经”成了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从修身养性到跻身仕途,一生都离不开的经典著作。
一块由清代康熙皇帝御笔亲书“万世师表”的匾额,位于北京的孔庙,显现着后代帝王对这位圣哲先师的尊崇。今天,中国将在全世界各地建立200多所孔子学院,天下大同的思想被继续发扬光大。在孔子的引领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思想上最自觉的“百家争鸣”时代,呈现出百花怒放的奇观。此后,群雄并起,人才辈出,持续了260年的战国时代也揭开了帷幕。
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社会结构大调整已经经历了400多年,如何在群雄中胜出,如何在一统天下后管理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了各国君王面前。作为当时大国之一的齐国积极作出回应,不失时机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兴土木,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创建了“稷下学宫”。广泛招揽天下的知识分子来传道授业、著书论辩,齐国政府以“来者不拒,往者不追”的态度奖励各家自由探讨学术,纵论天下大事,还根据各人的知识构成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衔及财物。一时学者云集,盛况空前。这些人被称为“稷下先生”。列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稷下学宫”里关注现实,议论世界,反思历史,探索未来。
儒家的孟子和荀子曾是“稷下学宫”的风云人物。孟子在齐国住了十多年,继承了孔子的主要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认为“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治理国家必须以礼乐教化,不能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要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成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后世尊称孟子为“亚圣”。孟子去世后不久,另一位儒家巨匠荀子来到“稷下学宫”,荀子曾经三次成为“稷下学宫”的学术领袖,当时叫做“祭酒”。在他看来,社会阶层差异的存在恰恰是社会和谐的保证。而政治清明,社会有序,仅仅靠“礼”也是不完善的,还要加上“法”的辅助以及“乐”的熏陶。荀子成为先秦文化集大成者和百家争鸣的总结性人物。
稷下学宫中还有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解释世界的阴阳家学派,其代表人物邹衍也在那里讲过学。还有以采集民间传说议论,考察民情风俗的小说家。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农家。以“诡辩”著称,注重逻辑问题的名家。以及典型的齐国本土文化杂家学派。另外像道家、墨家、兵家、法家等各种学术流派的继承者也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
在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大变革时代里,一群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为着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所展开的学术争鸣,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使中国文化从神秘的氛围中生出了清晰的理性主义,与上古的混沌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那个辉煌的时代虽然已经远离我们两千多年,但是,那理性的光辉却一直照耀着中国大地,成为后代中华文明思想智慧的基础和源泉。

《中华文明》解说词
五、长城内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千古一帝。到汉武帝时代,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在大一统的国家里,各民族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共同造就了秦汉大一统文明,其辉煌的成就,一直是东方文明的骄傲。

长城内外
秦人的祖先居住在权丘,位于今天甘肃省和陕西省的交界处。后来秦将都城迁移到雍城,即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秦是在西部偏远地区成长壮大起来的。春秋时期,东方的诸侯们认为秦是不懂礼乐教化的戎狄,实际上并非如此。伴随着对周人礼乐文明的向往,秦人的宗庙里也悬挂着大型的青铜礼乐器。雍城秦公一号大墓是目前所知的春秋时期最大型的墓葬。大墓中出土的石罄铭文记载,他们是黄帝的后代,属于华夏族。
秦国真正强大起来是在秦孝公任命卫鞅变法后,这一年是公元前356年。卫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后,贵族们世袭的特权被废除了,所有的赏罚都是以军功来决定的,极大地鼓舞了想建功立业的平民百姓。以重农的政策来发展国家经济也是卫鞅变法的根本思想之一。秦律中规定,损坏借用的公物是要按价赔偿的,唯独借用的铁农具因破旧不堪无法使用时,只需要写出书面报告即可免除赔偿。在秦公一号大墓中就出土有多件铁铲和铁削,说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秦国的农民就在使用铁农具。鼓励农民垦荒耕种,使得秦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迅速增长。由于粮食富足,秦国在全国各地到处设置粮仓,首都咸阳的一个粮仓就可装十万石粮食,相当于300多万公斤。
秦孝公把商地的15个邑封给了卫鞅,它位于今天陕西省丹凤县,从此卫鞅又叫商鞅。至今这些厚厚的夯土层中还能见到带“商”字的瓦当。在卫鞅的主持下,秦国将国都迁移到了咸阳,咸阳城建在关中平原中心地带的黄土台塬上,前有泾水与渭水的交汇,背依大片沃野良田,最终成为统一后的中国封建王朝第一座都城。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战国群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的军队更是英勇无敌,威震四方。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秦王朝,他自称为“始皇帝”。这个始皇帝所统治的疆域已经广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对统一后的空前的大帝国,究竟如何统治和管理呢?群臣们纷纷提出建议。
最终,秦王朝废除了西周以来分封诸侯的制度,把全国分成三十六个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和里,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所有的地方主要军政官员都由中央直接任命,但官职不是世袭的,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提升或罢免,这种政治制度成为后世王朝的典范,最后演变成近代以来的省县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制度从此建立起来。
由于疆域辽阔,少数民族在全国分布的地域范围很广,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中上游以及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非常多。从长江下游到今天的广东、福建一带有百越人,云贵川一带有西南夷,广西也有很多少数民族。西汉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的县叫做道,就是民族自治县,这个制度也是从秦朝开始的。
战国时期,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形状、大小、轻重和单位都各不相同,全国统一后,秦王朝规定废除六国旧币,以原秦币为基础统一制定新的货币。与此同时,秦王朝还规定统一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标准器。在考古出土的一些秦权和量器上,人们发现刻有这一诏书的全文。在交通上,实行车同轨,轨宽六尺,便于在大道上行驶。汉字原本同源,在商和西周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因国别和地域的差异,往往一个字会有不同的写法,秦王朝规定以秦国的字体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文字的统一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强大的秦帝国虽然远离了我们2000多年,但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地为我们展示它曾经有过的辉煌。被称为秦咸阳宫第一号的建筑遗址就是一处由夯土筑起的三层高台建筑,经过电脑复原后十分的雄伟。在宫殿遗址内不仅出土了巨大的雕刻着龙形图案的空心砖,还发现了迄今中国古代最早的宫殿建筑壁画。
1974的春天,关中平原发生了严重的旱情,陕西省临潼县的一群农民挖了一个 5米深的水井,然而,那没有渗出一滴水的水井却通往了2000多年前的神奇世界。一个伟大的序幕拉开了,即将上演的是20世纪最为壮观的考古发现。
经过两年多的钻探、试掘,到1976年时,人们发现这里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陵园中的一处大型兵马俑陪葬坑。目前已发掘的秦始皇陪葬坑中的兵马俑有步兵、车兵和骑兵,指挥这支军队的,是那些打扮得与众不同的将军们,他们的等级区别在于穿的铠甲。有件将军俑,他身上的花穗显示出他的军衔,他手中的利剑支撑起他那厚重的身躯,也许他正在猜测,谁将会首先向这个地下王国发起挑战呢?
目前已经探明的三个陶俑坑中,有陶制的兵马俑近8000件,木质的战车140多乘。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军权高度集中,50人以上的军队调动完全根据皇帝的命令。调动的凭证就是“虎符”,它一半在皇帝处,另一半在大将手中,两半合在一起才可调动军队。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军30万挺进北方,控制了阴山山脉西段及其山南的广阔平原。为了巩固国家的北部疆域,蒙恬将军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长城!
秦王朝修筑的长城西起临洮,即今天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郡内,长达5000多公里,是名符其实的万里长城。经过秦、汉和历代王朝的修筑,长城被称为世界奇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
伟大的创造并不仅仅是万里长城,就在长城开工没多久,秦王朝又修筑了一条通往北部地区的“直道”。“直道”是比喻路线笔直,它南起云阳,即今天陕西省淳化县,北抵九原,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附近,一半的路程修筑在崇山峻岭中,一半修筑在沙漠和草原上,长达700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家公路。这么巨大的工程,仅仅在两年半中就全程通车,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的奇迹。
公元前220年,秦王朝的丞相李斯主持修建了一条从咸阳通往河北、山东,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驰道”,是世界上最早建成的国家级高速公路。“驰道”是指飞速奔驰的国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5次大规模巡游天下,其中三次就是沿着驰道出函谷关,然后抵达东方和南方。
公元前209年的夏天,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病死,终年50岁。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国家成为他不朽的丰碑。
秦时明月汉时关,长城内外是故乡,秦汉时代陆续修筑的长城,被当作中原农耕社会的北部屏障,曾经起到缓冲北方各游牧群落袭扰的作用,但这并不牢靠。到了汉初,长城依然没有挡住塞外骑兵的马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刘邦对他刚刚建立的汉王朝既满怀期待也忧心忡忡,因为他的王朝还远没有摆脱来自北方的威胁。就在这一年,刘邦在长安城的皇宫未央宫刚刚建成。
汉长安城遗址。始建于公元前202年,那一年正是汉朝的开国纪元,刘邦将国都选定在渭水南岸,取名长安。然而,这座大都市并不安全,来自北方草原的骑兵经常突入长城,其前锋部队甚至进逼到长安附近。当时的汉朝还相当虚弱,没有能力与强大的北方游牧群落正面对抗。公元前198年的冬天,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负有“和亲”使命的汉朝公主离开都城长安,远嫁匈奴单于。这种和平外交国策为国家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在史称“文景之治”的40年间,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真正实施了轻徭薄赋的国策,农民的田税实收仅三十税一,也就是3%多一点。民生复苏,国家开始变得富强起来。汉景帝刘启,史称“文景之治”的一位好皇帝,他的陵墓被称为汉阳陵。汉景帝是汉朝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之一,然而在他的陵墓中竟也聚集着大量的财富。不少汉代皇陵的周围都有数量惊人的陪葬坑,仅在这个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的阳陵陵区中,陪葬坑就有157座。
从20世纪9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阳陵的部分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其结果令世人震惊,仿佛整个物质世界在这里汇聚。从真实的粮食、车马、牲畜到陶俑,男仆女佣,骑士卫兵,猪狗牛羊,应有尽有。所有这些,都象征着财富和美满。为数众多的男女俑引人瞩目,他们或许就是象征着皇帝生前的禁军、侍卫和侍女。这些陶俑在下葬时应该都穿着丝绸衣服或皮质的铠甲,尽管衣物大多已经腐朽,还是不难想象他们昔日的风采。汉代妇女服饰有款有型,线条自然流畅,淑女们举止安详,内心却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秦兵马俑都是毫无表情的冷面将士,而这些汉俑,个个面部表情放松,似乎对生活很满足。
马匹在古代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现在的坦克,汉文帝开始创办国家马政事业,到汉景帝末年大见成效,朝廷开设在西北地区的36所马苑已储备30万匹战马,汉朝终于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成为日后汉武帝积极防御的主要打击力量。汉武帝曾经两次从中国西北地区寻求优良马种,一次是在敦煌附近得到了一种称为神马的好马,另一次由李广利将军率领大军西征大宛,得到汗血宝马,之后汉武帝非常高兴,专门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表示庆祝和纪念,就这样“天马西来”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汉朝开拓疆域、联通东西的壮阔雄心的象征。
在都城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上,突起了11座西汉皇陵,东西逶迤50多公里,其中最高大的一座是汉武帝的茂陵,是仅次于秦始皇陵园的最大的陵墓之一,这些看似小山丘的陵墓两千多年来无声地述说着西汉王朝的辉煌。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登位,继承了一个继“文景之治”而日趋强盛的国家,汉武帝几乎从一开始就不能容忍他的王朝面对攻击的被动和软弱。汉朝建国100多年来,由于经常受到北方游牧部族军事力量的压迫和骚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使汉王朝的政治地图北面总是残缺破损和移动变化。随着国力强盛,汉朝决心扭转这种局面以维护国家疆域的稳定。汉武帝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刘邦承继下来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刘邦期待的“猛士”终于出现了。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率军出征,与北方游牧群落进行决定最终胜负的漠北会战。两路大军出塞千里之外,分别在今日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南和乌兰巴托以东大获全胜,霍去病的部队甚至追击其残部远至呼伦湖和贝加尔湖。至此,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到了汉武帝时代才算真正巩固下来。
战败后的北方游牧群落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其中南部的一支开始与汉王朝和解,并长期保持亲善,汉朝也在西北边陲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那时候,长安城里很多新建的房屋都镶上了一种刻有“千秋万岁,汉并天下”字样的瓦当,满街望去,都是一片令人昂扬振奋的口号,犹如我们今天的节日标语。
汉朝所称的西域主要是指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西域的绿洲上共有大小36个国家,最大的国家有8万人,最小的仅有600多人。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历尽艰辛,13年后返回长安。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张骞建议推动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并维护这条中西交通大道的安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丝绸之路”正式被纳入汉朝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战略选择。张骞的报告中有今天的伊朗和印度以及西亚各国,随后,汉朝也获得了当时中国丝绸出口最西面的目的地罗马帝国的消息。
汉军击败匈奴,河西走廊被打通之后,西域36国归顺汉朝,汉朝开始在轮台等地驻军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府,对西域各国进行有效的控制,它们彼此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盛世出现在西汉中叶。张骞通西域,史称“张骞凿空”,东西方的文化与经济交流随之展开,丝绸之路的繁华景象经魏、晋、隋、唐并一直持续到了元朝。
“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到了西汉中叶,这座都城几经扩建,规模空前宏大,宫殿群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此外另有160多个居民小区,汉时称“里”。市场是城市生活的必须,长安城内有所谓“九市”,都设在由政府管理的东市和西市,这种城市内一切贸易都在官方指定的市场内进行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唐代末年。汉朝的长安已经非常繁华、富有,街道宽阔,行人如梭,商业十分发达。汉武帝即位6年时全国人口已经达到3700万,长安城里有25万人,若连同其都城的卫星城七座陵邑,则人口超过了100万,与罗马并称为古代世界东西方两大都会。
乐舞百戏是汉代市井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融入多种外来艺术成分的乐舞和杂耍颇得豪门大户青睐。而民间则盛行说唱表演。汉代财富之丰盛令人难以想象,文献中记载着许多关于皇帝经常赏赐大量黄金的事例。从汉初到汉武帝即位的70多年间,国家政治安定,没有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财政年年盈余,民间也是人给家足。这时的大汉王朝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它不仅是人口最多,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在长安城未央宫中的天禄阁里收藏着许多图书、档案,司马迁可能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公元前98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即后世所称的《史记》。这部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将中国历史从遥远的黄帝时代说起,直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西汉百年历史。总结秦汉以来的历史经验,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创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是那个时代许多文人学者的共同抱负。因为华夏民族的国家观念在这一百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更新,这个漫长的一体化进程始于汉代,延续至今,源远流长。
这是一个追求国家理想的时代,是华夏民族共同体逐渐建立并最终形成的时代。汉代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传播汉文化的种子,确立从文字、法律、伦理道德直至风俗习惯的一整套汉文化规范,并融合各民族的智慧求同存异,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但是,地广民众,前所未有,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观念、理想来治理这个空前庞大的新国家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人延续了2000年的“尊孔”从此开始了。
汉朝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是一整套国家理想的创新与实践。从刘邦到汉武帝之前政治主导思想是黄老思想,它的特点是无为而后有为。随着国家政治军事的强大和经济文化的发达,汉武帝要变无为到有为。对历史传说中以黄帝为首的五帝崇拜代表着汉朝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天下赖以千秋万代的根基,它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相互融合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
公元前110年,在五岳之首的泰山出现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场面,汉武帝率领数万随从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中华民族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
秦王朝开创的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汉武帝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正是这个伟大而充满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承载着中华文明古往今来的生生不息,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尽沧桑,也曾战乱分裂,但是不管危机多么深重,由秦汉帝国开创的这一民族共同体总是能够重新走上统一、安定的大道,重现蓬勃生机。

《中华文明》解说词(六.1)
六、七彩长虹
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第二次大变动。北方民族大面积融合,中原文化大量南渐。在这漫长的四百年里,魏晋南北朝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它是一个思想和艺术大丰收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呈现出缤纷绚丽、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

七彩长虹
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的阴历三月初三,晴空如洗,天气绝佳。绍兴郊外的兰亭,清澈的兰溪河畔,列坐着四十一位峨冠博带的文人。他们把一种叫做羽觞的轻便酒杯放在水上,任其顺流而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原来这是文人学士们按照千百年旧俗在水边举行祭祀,捎带着进行春游。席中五十岁的王羲之借着酒意,即席挥毫,为众人写下了一篇诗序。
在座所有的人都没有料到,这一天会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永远的纪念日,那篇序文就是后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此书共28行,324字,在结构上舒缓有致,在用笔上每个字都不断地出现新的变化。全篇有7个“不”字,21个“之”字,个个富于个性,无一雷同,通篇看去完美无缺。魏晋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觉醒和自觉的时代,王羲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的全面成熟,书法史上一个高峰诞生了。
公元303年,王羲之出生于琅玡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沂。西晋末年为了躲避战乱,世家大族纷纷南迁。公元317年,中原士族在南京拥立司马睿为帝,史称东晋,谁也没想到这个在动荡中建立起来的王朝,却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大家。
王羲之,字逸少,因为他作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右军。王氏家族是东晋望族,诗书满室,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书法艺术的深刻熏陶。成年之后他又多次离家远游,遍访名山大川,临摹了无数名家名碑,书法造诣日加精湛。《晋书》记载,王羲之年少时期就有美誉,朝廷公卿都爱其才器,频招他为侍中吏部尚书,皆辞而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传统中国社会以功名利禄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在王羲之这里坍塌了。正是这种真性情,使王羲之的书法没有一丝一毫的尘埃气,充分表现了他用自由自在的心灵感悟的这个世界,这也正是晋代士族文人们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魏晋士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玄学为中心的清谈。所谓清谈,类似于现在的学术辩论会。饱学之士们挑选一个清幽的场所,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与交锋。
西晋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使中国回到了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中。西晋的统治者一度比较重视发展生产力,加在老百姓身上的税赋也有所减轻,经济文化得到了极大发展。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是对《老子》、《庄子》、《周易》“三玄”思想的重新阐释,老庄旷达玄远、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生活态度给了晋人极大地启发。士人们在清谈中激烈地辩论,人怎样活才算快乐;物质的满足和心灵的解放哪一个更重要;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完美的人格。他们思考后的结论是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物质得失,而在于心的自在,真性情的释放。自由洒脱的玄学激活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魏晋时代沿袭秦汉以来的中原文化脱胎换骨,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魏晋时代的每一个文化大家的思想里都充溢着浓烈的玄学气息,一举一动都流露出飘逸的魏晋风度。
公元1960年4月,江苏省文物考古队南京分队在南京西善桥附近发掘一座南朝刘宋时代的砖室墓葬,发现了一幅竹林七贤大型摹印砖画。七贤即稽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七人,他们是清谈与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人品各异,观点有别,但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同点,那就是认为活生生的生命不应该受伦理教条的拘束,而应该向自我、人性、真情回归。在这幅砖画中,七位贤者或袒露上身,或宽衫大袖,他们热衷于清谈和玄学,崇尚空灵之道,但是又比较注重内心的调养。稽康为七贤之首,他爱好音乐,如痴如狂。文献记载,他“博综技艺,以丝竹特妙”,且常“弹琴咏诗,自足于怀”。40岁那年,稽康被人陷害判为死罪,临死前他不担心别的,只担心他的音乐,怕的是“广陵散从此绝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田园诗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自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在中国诗人的笔下。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玄学的背景下,士人们首次发现了大自然的超然之美。许多人辞官归隐,钟情于自然山水之间,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29岁走上仕途,几经宦海沉浮。东晋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11月,陶渊明在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天的彭泽令之后,永远地回到了庐山脚下。只有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里才能真正体味到生命超越的意义,他在自己的陋室中展开纸笔,在大量的田园诗中写下了千古名篇《归去来辞》。“田园将芜兮,胡不归”,陶渊明不但抒发了自己回归田园的喜悦和轻松,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仅建立了一种新的诗体,更是塑造了一种新的人格。“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泛此忘彼物,远我达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从陶渊明开始,表达超脱尘世纵情山水的愿望,歌颂清新美丽、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成为中国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诗人和作家们不再把宣传教化、谋取功利作为文学的目标,他们的笔触转向了内心世界,由此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自然。陶渊明的不朽诗篇和伟大人格影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等几代文人的思想和创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李白的这一名句清晰地说明了魏晋风度对历代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魏晋时代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第一个自觉时代。
魏晋以前,中国书法经过了甲骨文、钟鼎文、秦篆和汉隶四个发展阶段,产生了李斯的泰山刻石,汉代《张迁碑》等书法名作。然而这些书体规范性过强,很难让人率情任性。魏晋时期行草和楷书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行草的出现极大的解放了书法家的手腕和胸怀。王羲之、王献之、王询等魏晋书法大家的作品下笔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意,可谓天马行空,自由自在。从此,中国书法真正突破了工具范畴,而真正成为一种任情恣性的抒情方式。
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天下第一行书成为后世所有中国书法家必须临摹的作品,二王开创的书风主宰了后世书坛近两千年,诸体书法,无论楷书、行书、草书,都是在王羲之书风的基础上向各个方面的延伸和拓展,后世的所有大书法家都是从王羲之这里汲取了丰厚的文化养料。唐代的张旭临遍王氏法帖,在行草的基础上创立了狂草,把王羲之行草中的放达不拘推向了极致。苏轼,作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开山之人,十分推崇二王书法的“绚烂至极,复归平淡”,王羲之那种不激不厉平淡深邃的书法风格是苏轼心中的最高典范,他的笔下尚“意”而不尚“法”,师其意而不师其表,就是说不拘泥于外在形式,被公认为是书法艺术的更高层次。
二王书法超尘脱俗,逸气满纸,学习者必须有极高的文化修养才能得其神而不流于俗。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继承了王羲之的风流俊秀,洒脱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被公认为王羲之的嫡派传人。从魏晋到今天,“书不入晋,故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意思是说学习书法如果不从晋人入手,就不能提高书法的品味;如果不遵从王羲之的法度,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魏晋书法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精神和性格,“重神轻形,以神为上”成为中国书法永恒的审美标准。

《中华文明》解说词(六.2)
七彩长虹
公元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发掘了一座北齐的墓葬,墓主人是北齐右丞相娄睿。娄睿墓出土的文物很多,但最为世人瞩目的是71幅壁画,这些壁画完全摆脱了秦汉以来墓葬壁画的刻板程式,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在表现技法上则采用了写实主义的绘画手法,线条流畅,形象生动,色彩绚丽,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品。
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彩陶,殷代青铜器上的花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但是在魏晋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署名的绘画作品,那时的绘画都是由无名画工们完成的。而绘画成为真正的艺术,这种自觉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晋代人精神追求的多指向性,个性表达的充分自由,给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力的条件。
生活在东晋的顾恺之,一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矫揉造作之气,在纸笔间注入了自己的气质和灵魂。他作画是要在画纸上书写自我,而不是格言和教条。他并不一味地追求形似,而更重传神。老子称道为精,称道的妙用为神,庄子进一步将人心称为精,将心的妙用称为神,合而言之,则称为精神,魏晋的所谓精神就是由此而来。《世说新语》上有这样一个故事,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画眼睛,人问其故,顾恺之回答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意思是说,肢体的美丑不是那么重要,画人物要想传神,关键在这个眼睛里头。
传世的顾恺之作品均为后世摹本,《女史箴图》是根据晋人张华的《女史箴》创作的,画中的女性人物身躯拉长,强调腰身转折与衣带飘举的美感。这种不具重量感的匀细线描,后来被称为春蚕吐丝。《洛神赋图》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画面上曹植痴情凝视,怅然若失,宓妃含情脉脉、依依不舍的悲怆心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于心。从顾恺之开始,传神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成为中国人物画不可动摇的传统。
从汉末到魏晋的400年间,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奇迹般地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进入了全新的唯美主义境界。士族文人们所热衷的玄学,使他们在寄情自然山水之间,在清谈思辨、饮酒作赋之时得到了意外的艺术收获,士人们主动追寻自然,赋予自然人格化,进而在自然山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中国的山水画并非要模仿某一山某一水,而是以许多山水为创作的素材,艺术家要创造的是为自己的精神所需要的新的山水。
从魏晋时代起,中国的绘画艺术从写物层次升华到了写心层次,写意重于写实,神似重于形似的艺术原则开始走向成熟。五代两宋时期是山水画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画家以真实的自然山水为生活依据,描绘出北方重峦峻岭的万千气象与南方逶迤连绵的秀丽风光。宋代山水画中最具创造性的画法是米芾、米友仁父子所创造的米氏云山,米芾是著名书法家,对笔墨的抽象美有着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于是以水墨挥洒点染,表现他对江南山水的印象和感受,不求形似而求神韵。元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学士特别推崇信奉玄学的魏晋时代,对自然无为的生活状态极度向往,他们不仅在生活上效法老庄的隐逸,艺术上也极力从魏晋吸收营养。“闲咏渊明诗,静学右军字”,他们的山水画无论构图还是笔墨都达到了虚中实、实中虚的境界,力图把自我和自然合而为一。
魏晋时期的艺术是崇尚“自然”的艺术,它创造了东方式的艺术思想,从而产生出气韵、形神等美学概念。
悠远的驼铃声回荡在广袤的戈壁滩上,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了遥远的中亚以及罗马。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不同的文明开始在这里交汇和融合。从晋代开始,一批又一批西域僧人进入中原传播佛法,同时也传来了石窟建筑。随着佛法东流,石窟建筑也沿着佛教传播的途径先后出现在中国的新疆、西北、中原和南方。
366年的一个黄昏,一位叫乐僔的僧人手持锡杖西游来到敦煌。快走到鸣沙山的时候,一抬头,只见对面的崖壁上一派金光耀眼,霞光万道,闪烁的光芒中仿佛有千万身佛像向他显现。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形成的幻影导致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大的一座艺术宝库的诞生,乐僔决定不再西游东行,他雇工匠在鸣沙山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拜佛修行,这便是莫高窟第一窟的缘起。
莫高窟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建筑、塑像和壁画三者的有机结合上,莫高窟的壁画造型简练,线条奔放,用色大胆。那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大胆的想象,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这些西北画师对理想天国动情的描绘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不受礼教束缚的狂野不拘的艺术激情,北方民族浑厚雄健的气魄跃然壁上。
中国文化艺术史自古以来就有北雄南秀之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中国分为南北两大地域,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北雄南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极端,使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化特征在强烈对比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凸现。探究其原因,是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珪趁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复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公元398年,拓跋珪又把都城迁到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第二年拓跋珪称帝,史称北魏。
公元2003年冬天,考古学家们在大同城北的操场城街发现了北魏的建筑遗址,这些残存的遗迹让我们找到了复原北魏王朝历史的重要线索。北魏的几代皇帝统一了北方后,深切的体会到文治的重要性,他们大量任用汉人士族,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礼仪制度,把北魏政权逐步引导到封建化的道路上。数以百计的北方少数民族融入到了汉族之中,刚毅雄健的游牧文明给本来就浑雄厚重的中原文化注入了草原的粗犷剽悍之气,因此中原文化也于此时别开生面,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
最能体现北方民族文化个性的是大量的石窟造像。在莫高窟开始建造后的一百年间,河西地区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石窟。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万佛峡的榆林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甘肃永靖县的柄灵寺石窟、甘肃张掖的马蹄寺石窟,如此众多的石窟包括莫高窟谁都没有拔得那个时代石窟艺术的头筹。它们建成后不久,在遥远的河东地区,北魏皇帝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这座石窟无可争议的创造了石窟艺术的绝世辉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其盛况空前。
云冈石窟选址于山西大同郊外武周山北崖,这里是一片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所在。为开凿云冈石窟,北魏几乎耗尽了全国的物力。据史书记载,开凿石窟时北魏帝国征发天下工匠数万人,每天吃掉的粮食和盐巴高达15000斗,就连做佐料的辣椒每天都要消耗5斗。经过三十多年日以继夜的开凿,云冈石窟中代表性的昙曜五窟终于建成,这些佛像都异常高大硕壮,最高的是19号窟的主佛高 17米,连最矮的16号窟佛像也高达13.5米,佛的威严神秘和雄伟气魄在他们身上表现的十分突出。大体大面平直刀法的直接运用以及造像线条的舒缓、洗练形成了云冈石窟早期雕像雄壮粗犷的美学风范,这些威武健壮的佛像有力地表现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帝王的雄心壮志,象征着鲜卑人的豪迈气概,令后人惊叹不已。鲁迅将“云冈的丈八佛像”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把它们看作是“耸立在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的艺术。
公元5世纪末,北魏王朝的政权转移到一个少年手中,他就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北魏政权极力推行改革政策,促进了北魏经济和文化的高速发展。公元494年,北魏把都城从平城迁往洛阳,并开始用几乎占全国税赋一半的财力兴建了洛阳龙门石窟。这座花了三十年时间营造起来的石窟,其主体石窟是著名的北魏三窟,古阳洞、宾阳洞和莲花洞。
我们无法知道开凿龙门石窟的和开凿云冈石窟的是不是同一批工匠,看上去这些佛像从外表到气质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龙门石窟是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的产物,此时的造像充分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营养,在印度的佛教艺术重表现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艺术重形似的美学追求。怎么样塑造佛的面部表情一定让这些工匠们费了不少心思,佛的面容既要庄严肃穆,让人产生顶礼膜拜之心;但又不能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搬到洛阳之后,佛像平添了几分人间气息,他们开始穿上了南方的褒衣博带,面容中消减了过度的威严,脸上的微笑使他们看上去不像神,而更像生活中的人。
经过南北朝文化的交融,唐代匠人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找到了最佳结合点。建于唐代的龙门奉先寺造像是龙门石窟造像中艺术书品最高的一处,造像主尊为坐式,头高4米,耳长1.9米,波状发髻,眉高而长,目光凝视前下方,口角微含笑意,既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又有女性的温柔之美,是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典范,被誉为中国雕塑史上伟大的经典。
清代乾隆年间的某一个下午,书法家黄易来到龙门石窟,不经意踱到了著名的古阳洞,瞻仰过雄伟的佛像之后,他举目四顾,在昏黄的光线中,他发现佛像旁边似乎刻着几行文字,他走近一些,原来这是一幅《造像记》。这些造像记是用来记录造像者姓名、造像年月及缘由的,这些刻字很显然都是佛像的附属品,它们处于不显眼的位置,占据着小得可怜的面积,可以想象这是匠人们经过千辛万苦完成造像工程后,擦擦汗水喘口气放松了精神,带着大功告成的喜悦和成功感在旁边随手凿上的那么几个字。然而正是这不经意间刻上的文字让黄易震惊无比!
黄易发现,正因为是无名刻工随手刻就,所以他们采取了最为简洁粗犷的直刀法。使刻出来的字用笔方折峻整,棱角分明,刀痕明显,锋芒毕露。这种笔法本来是对士大夫书法技巧和法则的生硬破坏,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纯任自然,绝无做作,把旧有的规矩掌法全都打破,反而使文字天然质朴,灵气飞动。这种看似笨拙生猛的字体里,透出的是磅礴的内在力量。黄易大喜过望,他立刻命人把这副字拓制下来,很快龙门石刻就以《龙门二十品》为名,成为天下瞩目的书法极品,被称为魏碑。
在王羲之的精美劲健之外,魏碑为中国书法注入了豪放质朴,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开创了又一片崭新的空间,很快中国书法史上兴起了碑学的大潮。北魏石工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们信手凿刻的几个字后来居然能与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并列,成了后世难以企及的经典作品。东晋法帖和北魏石碑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并峙的双峰,耀眼的双璧。
这是一个思想开放,学术自由的年代,这是一个汉族联合北方少数民族在广大富饶地区积极开发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催生了先秦诸子,催生了百家争鸣,为秦汉帝国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第二个大变动时代魏晋南北朝,思想的解放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书风,以顾恺之为代表的写实画派,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以莫高窟为代表的佛像造窟艺术,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永恒经典,和世界艺术史上的不朽的瑰宝。
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这个时代得到了充分体现,以雕刻、绘画和书法为代表的艺术迎来了全面繁荣的新阶段,并最终完成了从实用到自觉精神的历史性的跨越。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为隋唐盛世的到来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中华文明》解说词(七.1)
七、厚德载物
在整合中创新,在传播中升华。民族大融合,南北大流通,中外大和合,儒、释、道各种思想与学术大交汇,文学艺术空前繁荣,隋唐时代的中国生机勃勃,自信而宽容,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锐意求新的创造精神,营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绚丽多彩的辉煌时代。
厚德载物
北京昌平城东南的白浮泉,从高昂着的石雕龙头上人们依然能看到清泉喷涌,一迳东流至通州,汇入大运河,成为近4000里运河最北端的源头。在中国古代众多的伟大工程中,大运河跨越的空间十分广阔,实用价值极其巨大,影响后世非常深远。直到今天,大运河上仍是长笛远鸣、船舶穿梭。所谓大运河,其实是由四条运河组成的一个完整的运河体系,它北起北京,南下杭州,穿越黄河,跨过淮河与长江,东出大海,连接长城沿线,正是这条大运河为隋唐之后中国历史的延续和演进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魏晋以来持续了280多年的大分裂局面。极受世人称颂的西汉经过了四代皇帝累计70年的休养生息,才达致富强。而在隋朝,在第一代皇帝的治下国家就已经相当富足。仅隋炀帝的两座仓库里就贮藏了2600万石粮食,还有几千万匹的布帛,直到唐朝初年这些粮食和布帛还未用尽,隋朝时的国家富有一直被后世的传统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20世纪70年代文物工作者甚至还在洛阳含嘉仓里发现了隋唐时期没有用完的大量的粮食。
隋朝统一后建成了贯通南北的运河体系,西起长安,北通涿郡,南达余杭,全长5000多公里。中国的自然河流主要都是由西向东的走向,隋朝之前的中原历史大致也是东西向的运动和展开。而大运河是把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凝结为一体,启动了唐以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南北向运动。大运河拉动隋唐时代的经济社会空前活跃,运河沿岸出现了众多的新城镇。更显重要的是大运河将长江流域纳入到国家的经济战略轨制,促成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公元618年,唐朝开国。从此,中华文明掀开了更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改年号为“贞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始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大势以及隋朝完成的南北政治统一,各种条件经过再一次的重新整合,终于促成了社会大发展。此时的唐朝,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迅速恢复,社会繁荣升平,中国再次出现了自西汉全盛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太平盛世。
完成国家统一是隋朝奉献给后世的最宝贵的“天时”,除此之外,在土地制度、政治框架、学术风气等等方面,隋朝也为唐朝留下了诸多遗产。唐朝充分利用了隋朝留下的这些政治遗产,并通过实践运作得更完善、更高效。唐朝所得的“天时”、“地利”多半应归功于隋朝的作为。那么,对于成就盛世而言,最为可贵的“人和”这一条则完全是唐朝人自己赢得的荣耀。
贞观之治的核心思想就是民本思想,隋朝已经废除了很多前朝的严刑酷法,唐初对隋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并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公元637年修建了《贞观律》,制定了一个更富有人性化的法律,强化了人的生命价值。这个法律到了唐高宗时期进一步得到完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华法系里面第一部完整的法典。这种重视生命的人道主义态度与唐代文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人的需求、愿望、个性、情趣和创造精神在唐代得到充分的肯定,是唐代文明的主要闪光点之一。
“贞观之治”为唐代中国带来一种豁达大度、兼收并蓄、求新唯美的精神气质,民族融合,宗教宽容,社会和谐,精英辈出。那个时代的唐都长安既是国际贸易中心,更是空前繁荣的文学艺术的大舞台。
今日的西安市自3000年前的周朝起,就是后世秦、汉直至隋、唐历代王朝建造都城的首选之地。唐朝的长安城基本上就是公元582年隋文帝兴建的隋都大兴城,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做了局部的修改和添加。到盛唐时长安城的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存的明清西安城即今天老城区的七倍,规模极为宏大。外城的夯土城墙有 12米厚,绕城一圈要走37公里,与今日北京的三环路总长度相当。城墙的每一面都有三个城门,城内规划极为规整,所有街道均呈正南正北交错,11条南北向大街和14条东西向大街将城市均匀的划为110个里坊。全城中轴线所在的朱雀街宽150多米,是今日北京长安街的两倍。
贞观之治中的群臣们亲政爱民的言行一直受到后世的赞誉,而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皇帝。他的发妻文德皇后去世令他悲伤不已,这位皇帝又伤感地想起曾经先后伴随他出生入死的六匹战马。太宗请大画家阎立本根据他的口述回忆把这六匹骏马画出来,再由名家雕刻于巨石之上,放置在埋葬着他的妻子昭陵的祭坛,被称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扛鼎之作。令人痛心的是,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将“六骏”中最富艺术价值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偷运到美国,现藏于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的石雕在偷运过程中被当地老百姓追回,可惜破成了碎块。
不仅是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名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几乎个个都是“性情中人”。其中的一位是后世以“唐僧”著称的玄奘。他一心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惜远涉千山万水,西天取经。公元628年,玄奘离开长安,沿着西汉时代张骞走过的“丝绸之路”开始了他的漫长跋涉。玄奘的西行没有走吐蕃,因为这条道路还不太安全,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公元640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向唐王朝请求联姻,李世民应允了松赞干布的请婚,把文成公主嫁给了他。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深得吐蕃人民的爱戴。
唐王朝既重新启用古老的“丝绸之路”对外开放,又广泛地利用大运河来沟通内部,于是东西顺达,南北通畅。到唐玄宗继位,唐朝立国近100年的时候,无论是人口的增长还是耕地的扩大和财富的积累,都达到了鼎盛。
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古国遗址。玄奘西行曾路过高昌,这里的居民本是汉人,汉末中原战乱,他们的祖先举家西迁来到这里,大多数人家在高昌已经生活了好几个世代。自上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阿斯塔那墓地发掘了近500座墓葬,出土各种文物达数万件。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极富灵性和想象力的阿斯塔那文物向人们报告着唐代中原的繁华。
17年后,西天取经的“唐僧”玄奘终于又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回到长安,他这趟往返行程5万里,途径110个国家。后世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就是从玄奘西天取经得来的灵感。此时的长安已经比玄奘离开时繁华了许多,街上到处是商人和外国人,驼队、马帮往来穿梭,沿街的酒肆、茶楼生意红火。携带着657部梵文佛经经卷回到长安的玄奘,受到了朝廷的盛大欢迎。唐太宗还安排他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在此后的十多年间,玄奘翻译了大约1330卷佛教经文。尤为可贵的是玄奘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详细记述了西域及中亚和南亚各国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既是唐朝中央政府掌控国家西部边疆的重要依据,又是一部世界著名的地理著作。时至今日,由于古代印度缺乏文献记载,《大唐西域记》依然是研究印度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那个时候的长安是连接中国和中亚及更遥远国家的贸易路线的东端终点,它统辖着甚至是超过了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来自亚洲各地的人们,突厥人、印度人、波斯人、叙利亚人、越南人、日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拜占庭人充塞着它的街道,增添了它的国际色彩。它可能是到那时为止已经建成的经过全面规划的最大的城市,在他那雄伟城墙以内,居住着约一百万人,另有一百万人住在城墙以外的市区”,美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他的《亚洲史》一书中是这样地描述着盛唐时期的长安。

《中华文明》解说词(七.2)
唐朝的都城长安以其雄伟博大的气势、海纳百川的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看做是世界的中心。长安城里挤满了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长安街头简直可以说是世界的大商场,一场永不闭幕的国际博览会。
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把西域的交通线经过整合,直达中亚地区,并与通往波斯的交通线连接,贯通到罗马,这时候才真正形成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打通以后,从汉到唐,从长安到罗马,实际上是把当时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串联起来,成为世界史的一个缩影。到了唐朝,丝绸之路使得中外文化交流产生飞跃性的发展。
唐六典中记载,当时的唐朝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属于中国边疆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像今天的日本、韩国、印度、中亚各国等等这些周边的国家,以及来自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人。各种欧亚文明在此汇聚、碰撞、交融,形成古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大开放。
唐王朝尊重一切外来宗教,基督教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到中国。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东罗马帝国的聂斯脱利教派、景教在唐代中国的兴旺教业。伊斯兰教也在唐高宗时代由大食国使者传入中原。而在南方沿海的泉州、广州等地,伊斯兰教随阿拉伯商人的对华贸易而传入,或许还更早一些。各种宗教在长安和睦相处,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盛唐时期的中国有着拥抱世界的宽阔胸怀,不仅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地超过了汉朝,与周边乃至远方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拓展到新的领域和更大的规模,表现出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和接纳。在继承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的文化,为大唐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广度和深度。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昂扬而自信。
李唐王室源出西北军事贵族世家,入住中原后很希望与中原文化接上渊源,从而担当起文化与道德的表率。唐王室的“寻根”到了和他们同为李姓的老子,于是认老子为祖先,立道教为国教。而老子所主张的道法自然、天人和谐的思想也和初唐朝廷崇尚和谐宽松、以德治国的意愿相合拍。于是,做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之一的道家思想在唐朝迅速普及。武则天改变了唐初重道轻佛的局面,她对各种形式的宗教都很热衷,于是佛教也开始在唐朝兴盛起来。
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见证了佛教在唐代的空前繁荣。法门寺真身宝塔底下的神秘地宫,在沉睡了1000多年后,于1987年重见天日。考古工作者首先清理出一套八重宝函,最里面的一层是一座精致的小金塔。揭开塔身,人们惊呆了,原来是佛界的最高圣物佛指舍利!法门寺始建于东汉,古称阿育王寺,迄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茶具一共13件,是唐僖宗的御用真品。从这套形质高贵、面面俱到的宫廷茶具可以想象唐代的饮茶已多么的考究。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虽然唐代以前早已出现了茶叶,但饮茶蔚然成风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写于8世纪,即唐德宗年间,为提高茶的品位开了风气之先,至今仍被广泛的阅读。古代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在唐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出土的一些饼看起来很美味,很难想象这是1000多年前唐朝的流行食品。在长安街头随处可见这种“胡饼”,人们把它叫做“馕”。今天,生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们还一直延续着这个叫法。小麦食物在汉代被认为是粗茶淡饭。到了唐代,由中亚传入改进的磨面新技术后,中国人很快就发明了自己的小麦食物——面条。
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的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当时从西域到唐朝的人特别多,不但有西域各国的王室成员,还有一些数量庞大的使团以及大量的胡商。他们把异域的文化带到唐朝,促进了唐朝的文化艺术面貌为之一新。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之一就是玩从波斯传来的马球。
绚丽多姿的三彩器代表着唐代的美学理想、丰满和金壁辉煌。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黑发粉面,神态悠闲而矜持,是唐代贵妇照镜梳妆的瞬间写照。唐三彩以及唐诗中的骏马、骆驼和胡人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唐代文化符号。在著名的“载乐骆驼俑”上歌女正在放声歌唱,身旁七个男乐师身着胡服,弹琴吹箫,连骆驼也陶醉其中。
在唐末建立的前蜀国王建的陵墓中,雕刻在棺床上的歌舞伎乐石雕几乎囊括了一千多年前中国的所有乐器。史书中描述唐代的乐队在演奏《秦王破阵乐》时“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气吞万里。唐代不仅注重对传统音乐的整理与融合,还从边疆或域外引进了其他各种音乐。唐王室的“十部乐”中就有四部是来自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有四部来自国外。有音乐就有舞蹈,千古传颂的《霓裳羽衣舞》是唐玄宗作的曲,它把人们带进了天上与人间、神话与现实的梦幻般的意境。长安城里,无论皇宫、豪门还是街头市井,到处都有舞蹈表演。从单人或双人的“健舞”、“软舞”到数百人的大型歌舞,千姿百态,洋洋大观。敦煌壁画中就记录了大量的唐代乐舞场景,展示的舞蹈很多是从国外传入的,如胡腾舞来自中亚,飞天乐舞来自印度。大唐盛世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盛唐时代的政治宽松也带动了社会宽容,更促成在“天下一家”的氛围中各国各民族文化交融和再创造的宽广、博大。唐朝的统治者没有什么种族意识,“天下一家”,各民族一视同仁。宰相、中书、边将甚至皇宫的禁军都有非汉族的,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唐太宗的母亲窦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的母亲长孙氏、唐玄宗的母亲窦氏都是非汉族的姓氏。当时的长安,各族人民和平相处,安居乐业,一派人气兴旺、百业红火的人和景象。为了表达对唐朝的尊敬,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专门修了一条路直通长安,并把这条路叫参天可汗道,以方便到长安朝见唐朝的皇帝。正是由于天下一家,所以唐朝在很长时期都保持着和平安宁的局面,各族人民融洽相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也加速了汉族自身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经过吸收、改造、融汇和创新,为唐代文化增添了极为绚烂的色彩。
《明皇杂录》里记载,公元755年阴历8月5日这天,整个唐朝首都长安都在为玄宗皇帝的70大寿载歌载舞。这其中包括一支由100匹会跳舞的马组成的表演队,在勤政殿前为唐玄宗献艺。这队舞马入场后,随着《倾杯曲》的节奏翩翩起舞,曲终,马儿们衔杯跪伏,给皇上祝寿。当年观看过舞马场面的宰相张说有诗说“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这种情形让人无法想象,大唐盛世是否真的有那些优雅、潇洒的长安舞马呢?
1970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发现了1000多件唐代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只唐代的舞马纹仿皮囊式鎏金银壶。银壶的图案竟然与历史记载完全吻合!这其实不足为奇,毕竟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大爆发的时代,它成就了一个魅力无穷,让后世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的旷古盛世——大唐王朝。
唐代中国也是诗人的天堂,李白和杜甫都是那个时代的骄子。李白的诗留存到今天有900多首,大多想象力奔放、壮阔,充满奇情,被称为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如此人生和艺术境界令后世中国诗人向往不已。与意气风发、自由自在的李白不同,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更关注民生,杜甫有感于“天下寒士”的悲苦,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吁。唐代不满300年,收入《全唐诗》的诗歌近5万首,比西周至南北朝近1700年流传下来的全部诗歌加起来还多几倍。而在《全唐诗》的2200多位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中,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不少于五六十位,也大大超过了从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大的一宗也是最荣耀的遗产。直到今天,不仅仅是中国的文人、学者、平常百姓,甚至不分妇孺老幼,或多或少都读过唐诗,或多或少都受到唐诗的影响和熏陶。
在隋唐大运河上,最繁华的码头是扬州,也是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国际大都市。玄宗时代,扬州的鉴真和尚应邀赴日本传法,五次东渡失败,并双目失明。公元754年,66岁高龄的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奈良。如果说玄奘西行印度是唐代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象征,那么,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之举堪称中华文明向东方各国、各民族传播的一次可歌可泣的身体力行。
唐朝的伟大精神、理想开始走向世界,纵观人类的古代社会,唐代的中国人是那样的有激情和想象力,唐代处处精彩纷呈和充满着自信。那时的中国仿佛正经历着一场人类的情感、智慧和创造力的大爆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和”理想构成唐代文明的核心内容,它的光辉长留人间,照耀了一千多年。
《中华文明》解说词(八.1)
八、星河灿烂
继汉唐盛世之后到了宋代,中华文明的科学技术成就一直领先世界。那时涌现出一大批博学善文、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他们把中国古代科学带到了灿烂辉煌的顶峰,令后世的中国人感到无比自豪。那些勇于探索的人们仿佛是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密布在中华文明浩瀚的科学长空,直到今天依然闪烁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
星河灿烂
河南省开封市,古代称为汴梁,是宋朝的国都。北宋熙宁七年,也就是公元1074年的夏天,天气持续大旱。忽然,汴梁城上空连着几天是乌云密布,人们似乎听到了即将来临的雨声。然而,雨并没有如期而至,天空又重现了烤人的烈日。这让宋神宗皇帝更加忧心忡忡,他在急切地等着一个人,而来人便是沈括。皇帝问沈括:“雨,何时会来?”沈括回答:“明日,有大雨。”在场的众人都大吃一惊。沈括心里明白,在水气充沛的季节,连日天阴,说明水汽已经聚集,而后阳光又烘烤着地面,在水汽和地面的热力作用下,作雨的条件已经成熟,是必然会下雨的。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比较早的、有据可查的、准确的天气预报,而这次对话也被记录在沈括的传世名著《梦溪笔谈》之中。沈括是钱塘人,钱塘,就是今天的杭州。沈括当时的身份是司天监的主持,司天监的职责是观测天象和制订历法,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国家天文台。
在中国古代有天狗慢慢地吃掉太阳和月亮形成了日食与月蚀的传说,是一种很神秘的天象变化。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上就刻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的记录,中国先人在人类早期科学探索的活动中不仅留下了大量杰出智慧的结晶,也为宋代科学尤其是天文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054年7月的一天早晨,在汴梁城东方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颗不知名的星星,看上去红里透白,光芒四射。这颗突然闯入的星星被人们称作客星,突然出现的客星惊动了司天监,人们一阵忙乱。那时,人们是将人世间的事情与天象变化神秘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次客星的闯入兆示着什么呢?结果是,一年之后这个不速之客悄悄地消失了。而在开封城郊外的观象台,司天监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总共有23次能够在白天看到客星的观测记录。2006年,国际天文学会专门在杭州召开了中国超新星1000年讨论会。
就在那次客星天象过去18年之后,沈括来到了司天监主持创制和改进天文仪器。在司天监期间,沈括陆续写出了《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这三篇重要文章对后来一系列重大的天文仪器的改进与发明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公元1092年,宋代大天文学家苏颂发明了水运仪象台。今人根据史书的记载,按原大的五分之一复制还原了水运仪象台。人们看到苏颂开创了多项天文仪器研制史上的世界第一:它是目前用来控制望远镜随天球同步运转的转仪钟的先驱;它也是望远镜观测室活动屋顶的始祖。
距今1500年前,祖冲之将中国古代天文数学最初所使用的圆周率用罗列算筹反复计算,数值从3精确地计算到如今人们常说的3.1415926。祖冲之辞世一千年后,这个记录才被国外同行打破,这也让学者们断言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曾领先世界1000年。
沈括是世界上最先提出简仪概念的科学家,随后便在中国首先出现了简仪。它既是赤道仪,也是多功能综合测量仪,可以说中国人将世界古代天文观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苏州,有一块高 2.16米、宽1.06米的宋代大石碑,碑上刻有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天文图。公元1078年,司天监对星空进行了系统的观测,几年里记录了丰富的资料。后来,人们又根据这些资料绘制了天文图并刻在了石碑上。苏州天文图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实测天文图,让当代学者震惊的是,石碑上刻有1431颗星,其中有266颗恒星位置的误差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微乎其微。
实测手段也促进了宋代历法建制,北宋初期颁行的《明天历》回归年长度是前代历法误差的一半。而到了南宋,《统天历》的误差只有令人惊叹的22妙,跟目前国际通行的公历完全相同,比欧洲整整早了400年。中国古人遵循着观天象服务于农事的科学观念,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不断地修正历法。宋代初期采用的是传统的阴阳合历,阴历农时和阳历节气时常会出现误差,耽误农事安排。为了使节气和月份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沈括提出了《十二气历》的设想。可以说宋代的历法使农事开始真正的对应了农时。
当年隋炀帝开凿的运河到了宋代已经发展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南方生产的稻米通过运河漕运一路北上,直抵汴梁。为了运输的便利,宋代发明了运河船闸,而欧洲建造船闸的确切年代是1373年,比中国晚了整整400年。
农业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宋代科学与社会的高度发达很大程度上就是宋代农业高度发达的结果。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汴梁城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50万,是盛唐时期长安城的1.5倍。即使到了南宋时期,临安城也超过了一百万人。因此,宋代的粮食问题自然也就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宋代农业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作物接替的多熟制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发展,在宋代,由于已经培育出一大批早熟而又适应性好的水稻品种,使得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原来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种上了高产的水稻,而原来种一季的农田在宋代也都种上了二季甚至三季作物。宋代的这些农业成就被当今的学者称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绿色革命。
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今天,人们随处可见古代先人的身影,他们的聪明智慧和取得的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使得中华民族一直傲然屹立于世界古代科学技术之巅。这当中有站在圭表前密切注视着日影的周公;为楚国制造云梯的鲁班;造诣精神、成就卓著的墨子;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研制出首台地动仪并成功测出地震方位的张衡;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像毕升那样的能工巧匠……他们不仅在促进人类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古代四大发明在宋代汇聚作了精心缜密的文化铺垫,打下了深厚的科学基础。
傍着京杭大运河有一个城市叫镇江,1985年,为纪念中国科学史上伟大的科学家沈括,镇江人民重建了梦溪园。那里是沈括晚年居住的地方,当年与沈括比邻而居的还有大科学家苏颂。在梦溪园沈括编写了著名的《梦溪笔谈》。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造诣颇深的李约瑟博士认为,《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它详尽记录了宋代人的科学思想与技术发明,是一部“百科全书”。李约瑟博士热忱地将沈括誉为整部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称沈括是一个神奇的人。
沈括的确很神奇,他在延安任职时发现了那里出产石油,经过实验,沈括了解到石油燃烧产生的浓烟可以用来代替松木制造烟墨,这将有助于减少对松林的砍伐,保护已遭破坏的植被,沈括甚至开始批量生产石油产品,并给石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延川石液”。沈括断定,石油日后肯定会大有用途。不仅如此,沈括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记录者。
火药最初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主要用于祛除瘟疫和治疗创癣。早在唐代,炼丹家们在探索人类长生不老的秘途中,将硫磺、硝石和炭三种药物混在一起时,意外发生了!从那之后,人们就把这种能着火的药称为“火药”了。借助火药,宋代人已经懂得利用喷射的反作用并制造出了火箭,这可是现代火箭的前身。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相传黄帝发明了指南车。指南车逐步演变,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王充在《论衡》中说把杓状的磁石放在地盘上,杓柄会自然的指向南方。根据这一原理,大约在唐末宋初,人们用人工磁化方法制造出了指南针。指南针,又叫罗盘针,最初被称作司南。早期的指南针在指定方向时并不准确,沈括在试图提高定向的精度时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这就是地球的磁偏角现象。虽说司南以及罗盘在宋代以前就出现了,但是将指南针这种指定方向的工具运用在航海上,却是在宋代才出现的。经过磁偏角校对后的指南针为大海航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茫茫大海中的航船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会迷失方向。宋代的大船携带着沈括改进后的指南针越行越远,中国的指南针也漂洋过海,被应用在了更广阔的世界航海中。几百年后,人们发现了美洲大陆,中国的指南针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笔。
中国福建省的泉州,人们在海滩的下面发现了一个秘密。那是一艘700多年前的宋代航海船,这艘长34米的宋代古船,有三桅船帆,13个隔离舱,可载重200多吨,是目前世界上出土最古老的木质海船。但这绝不是宋代建造的最大的船。那时,中国已经能造出长达上百米、可载重上千吨货物的航海巨船。而在当年,中国指南针推动的宋代航海还为人类文明史上另一个伟大历程的海上丝绸之路,定向护航。
古船将宋代发明的水密隔离舱技术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专家们断言中国宋代的这项发明是世界造船史上的重大奇迹,它使更多的人免于葬身海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源于宋代的这种隔离舱技术现在的造船业仍在使用。
泉州,古称刺桐港,当年满载着中国宝物的宋代大船使这个小城声名远播。那时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其中有些人是专程来看一座桥的,那座桥叫万安桥。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当时最长的大型石梁桥。万安桥桥长约1200米,宽约5米,共有47个桥孔。公元1053年,也就是北宋皇祐五年,由民间发起,用了六年时间才建成。在世界建桥史上,万安桥首次采用了两头皆尖的船型桥墩,成百上千吨的巨石当时在没有任何技术设备的情况下是如何整齐的码放在一起的呢?专家们考证后认为,人们是利用潮汐的涨落飞架石梁,并且还采用牡蛎来胶固桥基和桥墩,这也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个奇迹。

《中华文明》解说词(八.2)
宋代时的泉州是中国著名的海港口岸,它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一起并称为当时世界性的两个贸易大港。
有学者将瓷器说成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最好的瓷器是出在宋代。上世纪末的十到二十年间,随着水下考古的进行,沉睡在海底近千年的宋代瓷器被人们急切地唤醒了。这些宋代古瓷也让人们有机会重温那段历史,回到当年窑火兴旺的真实现场。均窑瓷釉色丰富,色彩绚丽,流行至今的器物很少;定窑白瓷曾被选为官廷用瓷;汝窑后来代替了定窑,也成为宫中用品。流传至今的汝窑瓷器全世界不足百件。而在古窑遗址中最著名的还是江西景德镇的宋代官窑。
昌河南岸有一个大镇叫昌南,有人说,在宋代远销海外大量的瓷器中被人们争相抢购的就是来自昌南出产的瓷器。昌南,就是后来的景德镇。景德,是宋真宗皇帝的年号。那时的瓷器让真宗皇帝爱不释手,景德镇的名声跟着传了出去。昌南,也就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如今,即使是不懂瓷器的人也知道景德镇,那里出产的宋代瓷器让世界知道了中国。
循着《梦溪笔谈》这座中国科学史上的丰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括和中国古代先人在科学技术探索中做出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书中记录的一个人几百年后依然惊动了整个世界。
历史中只有沈括将毕升发明泥活字用文字记载了下来。用现在的话说,毕升是个雕版工人,然而,正是这位工人在中国古代科学创造与技术发明的发展历程中刻下了庄重的印记,这个印记一出现便即刻印在了纸上。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已经出现。但西汉纸很原始,纸组织松散不宜书写。到了东汉元兴年间,蔡伦改进造纸术,扩大造纸原料来源,那时出现了质量较好的植物纤维纸,人称“蔡侯纸”。在此之前,那些刻在陶片、甲骨、钟鼎、竹简上的文字使得中华文明中有多少典章古籍未能远行,而“蔡侯纸”的出现让文明传播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中国的造纸术一经传播于世,人类书写材料也同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并彻底改变了人类文化的书写方式。
世界文明史上纸的时代是首先从中国开始的。虽然纸也不是在宋代发明的,然而经过千年演进,当文明的记载以及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变得更加便捷,科学技术的传播也变得十分地迅速的时候,宋代的造纸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已经出现了平滑、润墨、易于书写的竹纸工艺,而且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苏东坡用过竹纸之后,感叹道,自己比古人要幸运的多。此时,令后世文人争相追捧的宋版书也大量地出现了。精美的宋版书至今还在为人们讲述着一个伟大的民族在那个伟大时代所创造出的伟大成就。
这一成就的续写还要从沈括的家乡杭州说起,毕升就是在那里发明的泥活字。而且那时的杭州还是全世界最繁荣昌盛的印刷中心。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及政府的许多机构都曾组织刻印典籍,使得中国文化的文脉能延续至今。而书籍,以纸写本出现与演变的历程,也能够清晰地刻画出中国古代印刷技术所走过的曲折发展之路。在印刷术普及与繁荣之前,书籍大多是一些手写本,然后再继续抄写流传。这样,很容易出现错字、漏字。宋代初期,在中国出现了一种版式非常奇特的书籍,那就是拓本书。
享誉中外的西安碑林,也被人们誉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图书馆。西安碑林藏有汉代至明清各个时期的碑石三千多方,刻写了大量的古代经典著作。天下读书人纷纷云集此地,把碑文拓下来直接装订成册,阅读校对。这样,拓本书便成为了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载体。在宋代要做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就不能不读这种书。然而,这样的书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太过于沉重了。
实际上雕版印刷技术以及木刻版书籍已经在宋代初期出现,只是雕版印刷技术本身存在着一些缺陷,制约着中国早期印刷技术的发展。一方面,雕印刻版时间太长,大型书籍往往要雕刻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雕版刻印要花费大量的木材,一页一版,那时刻印的一部《大藏经》用版在13万块以上;同时,木雕版也极不便于存放。就这样,在国家的文化需求中活字印刷术终于诞生了。
公元1180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并亲自定下《学规》,倡导“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晚年,朱熹转至湖南任职,又将办学理念带到了岳麓书院。宋代的官办与民间教育蓬勃发展,宋代有书院300多所,而且已经发展成为授业、讲学以及刊印书籍的重要场所。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的学校中,还首次将数学和医学列为教学的内容,并设有专门的算学科和医学科。
据专家统计,在北宋中期,国子监每天印刷出的书页有一万多张,也让今天的人们还能有幸看到像《伤寒论》这些宋代以前的书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铜版印刷的国家,有张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版上镌刻着世界上最早的商标图案。专家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印刷在宋代达到炉火纯青的原因是活字印刷的出现,它节省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社会时间。
毕升死后,他发明的活版一直就收藏在沈括的家里,所以人们也把毕升活版称为沈氏活版。今天,人们在灿烂的星河中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并编号为2027号。为纪念对人类古代科学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沈括,国际天文组织将这颗星命名为“沈括星”。
宋代的确是一个星河灿烂的年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终于在这一时期汇聚,标志着宋代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了巅峰。从那时起,人类有了科学复兴的有力手段,人类的精神创造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令人耳熟能详的唐宋八大家宋人竟占了六位,宋词更是和之前的唐诗、其后的元曲一样,代表着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宋代的学者延续民族文化传统,将儒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对天地的正确认识而使人民走上理想社会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的核心观念,强调人是社会生活之本,抒发了宋代哲学家的宏伟胸怀与抱负。直到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作用。
北宋时的汴梁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经济大都会和科技文化中心之一。800年前,南宋时期临安的夜晚也是万家灯火恍如一夜芙蓉开遍。史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
画家张择端是用写实的手法让今天的人看到了当年的大宋奇观。许多研究《清明上河图》的学者认为,《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艺术史上的杰作,它还是研究科技史、社会史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史料。
宋代的科技文明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西方科学家坦普尔说,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就不可能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而活字,——那是中国的发明。

《中华文明》解说词(九、一)
九、天工物华
500多年前铸就的永乐大钟回响在2000年的庆典上;500多年前建成的紫禁城的琉璃金瓦辉映着今日的蓝天;500多年前的郑和远下西洋更是人类世代咏叹的航海壮举……中华文明发展到500多年前的明代,创造了无数手工业制造业的传奇。在建筑、造船、制瓷、纺织多个领域创造出无数“中国制造”的产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为中华文明与人类世界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天工物华
1368年,大明王朝初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很快,600年前的中国就初显繁荣,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到了1405年,明王朝昭告天下,要在北京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宫殿,就是今天的紫禁城。此时,浩瀚的印度洋上正航行着一支当时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船队。300多艘大船雁阵排开,云帆高张,旌旗招展,那是大明王朝派遣的郑和船队第一次远下西洋。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宫殿中的工地上一次性汇集了23万名工匠和100万民夫,开始兴建这座宫殿,还有更多官员和夫役们冒着危险正在四川湖广等地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开采木材和石料。
当时的明朝既统治着大陆帝国,又同时拥有伟大的海上梦想。郑和是明王朝实现海上梦想的理想人物,此时的郑和35岁,多年来南征北战、屡建功勋。他身材高大、智勇兼备,娴熟外交礼节,被甄选为船队统帅。此时的郑和面对的是变幻无常的海洋和吉凶难卜的旅程,除了中华民族拥有的勇敢和坚韧,他此时所能依靠的就是他们乘坐的航船了。
远航之前的1403年到1405年,几乎整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全国共要建造和改造2000艘以上的船只。南京龙江造船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数以万计的大型木料通过长江运到这个聚集了数万人的庞大工地。造船与航海是综合性的科学技术,涉及到流体力学、材料力学、天文学、气象学及制造工艺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因此造船事业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的科技水平的象征。明代先进的造船技术突出表现在航海船舶体积的增大上,其中郑和船队中最大的“宝船”约长 126.72米,宽51.84米,这个面积比今天的国际标准足球场还大。排水量保守估计也在万吨以上,可载千人以上,它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海上宫殿。87年后哥伦布的环球航海,他的圣玛丽亚号只有35米长,是郑和“宝船”的五分之一。
造船厂内工匠们在夜以继日的赶造大船。造船厂下设许多分厂,根据不同的工种编为四项,分别为木作、铁作、舟念作、篷作,明朝造船工场有与之配套的手工业工场,加工帆篷、绳索、铁钉等零部件。从宝船厂出土的文物看,当时的每一根木材都刻有编号,这表明船厂已经使用了标准化生产和流水线作业。
郑和宝船甲板下面分四层,上面有三层,共七层、接近船底的两层,一层是压舱石,一层用来储备粮食和淡水。靠近甲板的两层供船员和战士居住;甲板上的第二层是官员卧舱,这也是整个宝船最舒适的一层,晃动最小,空气最好,视线也最好;甲板上第三层是工作间、高级客舱和导航瞭望的地方。郑和宝船的设计者按前人传统经验使船身成V字形,长长的龙骨以铁筋将数根长木料捆束而制成。整个船体构造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有稳重的压舱设计。船体的长宽比值保持在2.45左右,从而避免了因船身过狭而经不起惊涛骇浪的冲击发生断裂。从船体强度理论研究,板材厚度达到340和380毫米,使船体强度得到保证。在尚无螺扣和焊接工艺的明代,能造出如此巨大的宝船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秦汉以来,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一直居于当时世界的先列,宋代就可以建造体型巨大、结构合理的船只了。特别是在船内采用密封隔舱,既加强了抗沉性能,又有利于船上货物的分舱装卸和管理。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建造的巨型海船更是将中国的造船与航海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如此庞大的船只将怎样驶出船厂,驶向大海呢?
今天南京城西的中保村有三条狭长的大水塘,濒临长江,平行排开。这三条水塘就是600多年前明代的造船坞,古时称为“作塘”。宽达40米的作塘为制造巨型船舶提供了可能,当年船只就是在作塘里敷设龙骨,拼接船壳。一条船完工后,把作塘闸门打开,放水入塘,新船就漂浮了起来,驶出船厂,顺水进入长江驶向大海。
1405年7月,郑和首次远航的日子到了。太仓刘家港码头热闹非凡,郑和船队300多艘大船的风帆如同海上绽放的花朵。郑和统率317艘远洋帆船组成的船队载乘27000多名船员和官兵,起航了。中国人的伟大航海开始了,这是一个大陆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远洋航行,史称郑和下西洋。
在郑和第五次扬帆远航的时候,在遥远祖国的大陆上新皇宫也展露出它宏伟的格局。宫殿沿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排列,南北取直,左右严格对称布置。这条中轴线也同时贯穿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雄伟、堂皇、庄严、和谐。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绵延一片,使紫禁城和周边建筑完全区分开来。紫禁城建造之中制造了成千上万块工艺复杂的砖瓦,以及无以数计的建筑构件和雕刻品。保和殿后,有块宫中最大的丹陛石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紫禁城的四角各有一座结构奇异复杂、和谐美观的角楼,呈八角形,人称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由1500个建筑构件卯榫相连,严丝合缝,确实是巧夺天工的杰作。
功大者钟大,1418年,早已决定迁都北京的明王朝决定要在新的都城里铸造一口举世无双的大钟,来显扬其开创盛世的功绩。1418年3月,一批铸钟高手被招到北京,皇家监工给出了永乐大钟的制作数据。换成今天的数字是高6.94米,钟口直径3.3米,重量为46.5吨,这在今天的制造水平上来看也是庞然大物。
铸钟高手们决定采用传统的泥范法来铸造大钟,泥范铸钟法就是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用草木灰和三合土做好一个巨大实心的芯,上面涂上细泥,把写有经文的宣纸反贴在细泥上,刻好阴字,加热烧成陶范,然后再一圈圈做好外范。钟体巨大是浇铸永乐大钟的一大难题,46.5吨的大钟至少要熔化50多吨的铜水,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炉子,须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铜水依次沿槽道逐一注入陶范,而且要一次铸成,其间哪座熔炉的时间和火候控制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
明王朝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边防。因此在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线上,明代修建长城的工程在横跨5千公里的国土上持续进行着。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坚固城墙,内外都以巨砖砌筑,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数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敌楼、烽火台等等,其建筑本身的布局、造型及雕饰、绘画等都非常复杂精细。中国的长城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修建,几乎贯穿了中国2000多年的整个古代社会。其连续修筑时间之长,地理跨度之广,工程量之浩大,施工之艰巨,世界其他任何古代工程都难以相比。明代长城的工程技术、形制和防御功能均达到了我国长城修筑史上的高峰。
从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由郑和统帅的船队七下西洋,远航至东南亚、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当时的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郑和立志要走到天空和海洋的尽头。但是,在漆黑深夜的风暴中,很多人还是担心船只会不会突然走到世界的尽头而坠入不可预知的无尽深渊,是怎样的航海技术让他们的船队闯过暗礁巨浪航行万里的呢?
远行的中国船队主要是利用传统的水罗盘和丰富的天文星象知识保持稳定的航向。郑和船队中有被称为火长的领航员,他们同时也负责修订和记录走过的航程,以确保到达目的地并且安全返航。《郑和航海图》上非常详细地标出了沿线的参照物、航向、水深、浅滩、礁石等等,在水罗盘和郑和航海图的指引下可以近乎完美的到达目的地。
郑和远航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世界宣示明王朝的富有和文明,他的政策是睦邻友好,他的方式是厚往薄来。明朝曾经动员大半个中国为郑和筹备货物,尤其以精美的瓷器和丝绸为多,郑和的船队几乎就是巨大的移动仓库。郑和船队曾携带上万册中国书籍随路发放,以期宣扬文明的儒家思想。但是,所到各国的人们更感兴趣的是灿烂夺目的丝绸。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至少有37个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中国的各种丝绸。郑和船队所载丝绸商品主要来自中国的江南,明代丝绸业鼎盛时期江南大城小镇,作坊遍布,纺织业是明代第一大手工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
丝织是东方古典制造业中极其富有美感的部分,东方古国的织女们在那精美的织物中织进了她们细腻的巧思,天才的匠艺,也让自己的优美形象绘满历史,进入永恒。从蚕到丝到丝绸,这是中华文明中最神奇的创造之一,直到以丝绸贯通了一条连接欧亚的商路——丝绸之路。公元初年,罗马城的富豪显贵们极为珍视来自中国的丝绸,它被称为大地的鲜花,天空的彩霞。透过华贵的丝锦,浪漫的西方看到了东方古国的神秘缥缈和技艺的巧夺天工。
《中华文明》解说词(九、二)
中国丝织技术十分早熟,在长沙战国时代的楚墓中就有两色提花织锦、各色花绮、绢、纱罗、刺绣等丝织品。 1957年10月5日,打开明朝万历皇帝棺椁的考古工作者们目睹了十六七世纪明代中国纺织业的最耀眼成就。棺椁内简直就是丝织品的博物馆,三百多年的掩埋都不能暗淡它们的绚丽色彩、华贵质地。而这个丝织品宝库中有一件稀世至宝,就是万历皇帝的龙袍。这件龙袍在轻、薄、透的真丝纱地上织有四合如意云地纹,龙袍料所用的纱地是极细极韧的上品蚕丝,共织有各种姿态的大小龙纹17条。
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一件,该所运用创所30多年的研究经验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才织造完成。中国丝绸织造这个品牌由汉经唐宋直至大明都不曾减色,明代纺织业把中国古典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
麦哲伦、哥伦布等欧洲船队的远洋航行中,许多船员在途中死于无法救治的坏血病。直到18世纪初,英国海军军医才发现病因是维生素C缺乏。早他们八十多年航海的郑和船队,水手们并未遭到过坏血病的噩运,秘密是他们在大量运载着的瓷器中栽种豆芽,做为菜肴食用。而豆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更妙的是生长的豆芽同时又保护了瓷器不被大海颠簸破碎。在郑和经过之后,所到各国基本上都有中国瓷器。
明代是中国陶瓷生产的黄金时代,景德镇的陶瓷早已名扬天下。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云南玉溪窑和建水窑的青花瓷都负有盛名。这些制瓷胜地的能工巧匠把手里的一抔清水精泥造化的贵比金珠晶莹如玉。郑和船队外运的瓷器中以景德镇陶瓷最多最好,景德镇的官窑在明代初年就已经有20座,成为中国的“四大官窑”之首。皇家专用瓷器由这里供应,大量民用瓷器也在这里生产。瓷窑日夜开工,火光烛天,人声鼎沸,当时人戏称景德镇为“四时雷电镇”。瓷器制作的全部过程被精细地进行分工,从制陶土到烧窑分为十几个工序,每道工序有专业工匠实施。这种工艺流程内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和流水作业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在手工业时代这里就开创了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而他们的产品在单调的流水化批量生产中却能渗透了个性化追求,把年年岁岁的重复劳作变成艺术创作。
南中国海的水下考古证明,明代瓷器对外行销达到历朝鼎盛。当时阿拉伯、印度、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许多外国商人来中国从事陶瓷贸易,明末清八十年间仅荷兰人就贩运中国瓷器达1600万件以上。明代中国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销路遍及亚非欧美各洲。于是,在英语世界里干脆把中国和瓷器用同一个词称谓,CHINA,这个中国名牌真正拥有了全世界。
郑和统率的宏伟船队给遥远的异邦载去了一种梦想不到的文明,紫禁城的建筑师们更是为修建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竭尽心力。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一直未有大的变化,完成这个宏伟制作的传统工艺被概括为“八大作”,就是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就凭这些名称平实的有些土气的制造术,无数不知名的工匠们创造了古代中国建筑的巅峰之作。
太和殿地上铺设的黑砖看上去并不起眼,但人们叫它金砖。其工艺之复杂、用料之考究,今天的科技手段都难以复制。太和殿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当年,它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工艺水平的集中体现,也凝固着中国数千年哲学思想的精髓。
1420年从刚刚完工的紫禁城城楼上向南眺望,另一座与它建筑面积基本相同的大型皇家宫殿群也正在营建,那就是天坛。天坛祈年殿的全部重量都依靠28根茂大的楠木柱和各种互相衔着的斗枋角支撑着,力学结构巧妙完整。而这些柱子和横枋都有象征的含义,中心四根象征一年四季,中间12根柱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层12根柱子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整个28根柱子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祈年殿体态雄伟、架构精巧,内部空间层层升高向中间聚拢,外部台基屋檐呈圆形层层收缩上举,既造成强烈的向上动感,又使人感到端庄稳重。
中国产品所享有的崇高声誉让郑和的航程一路荣耀,郑和第六次远航一直到达非洲沿岸。这次远航带回包括来自非洲、亚洲的16个国家的1200多人的庞大外国使团,明王朝不得不紧急征调四万匹绸缎做为国礼赏赐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异邦使者。其中勃泥国28岁的国王随同郑和的船队来到中国,想一睹中华文明的博大雄伟。不幸的是几个月后这位勃泥国王身染重病,临终前留下遗嘱,希望留葬中国,明王朝追谥他为恭顺王,今天还安然长眠在南京的南郊墓园里。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匆匆结束,后人猜想与迁都大典有关。1420年,紫禁城即将完工,明王朝希望紫禁城完工与大钟铸成应该基本同时,铸钟开始了。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50多吨的铜水同时熔化,铜水依次沿槽道逐一注入陶范。1420年,也就在紫禁城即将完工的这一年,大钟一次铸成,世称“永乐大钟”。大钟声音优美洪亮,一次撞击余音达两分钟之久,具有明显的音乐效果。现代人测出的大钟合金比例是含铜80.5%,含锡16%,其中还有铅、锌、镁等元素,这种成份配比使大钟具有防锈耐蚀,质地坚固又钟声优美洪亮。当时的条件下需要多少经验才能摸准产生这种功效的合金比例。大钟历时500多年,钟声依然悠扬浑厚。永乐大钟是500多年前中国冶金、铸造、力学、声学等各项技术和工艺的整体水平的真实物证,《大英百科全书》把永乐大钟列为世界著名古钟之首。
1420年,紫禁城竣工。紫禁城是中国中世纪的工程师和能工巧匠们留在大地上的伟大的中国制造。
明一直修筑的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从东方的海滨延续到风沙肆虐的西北,以难以想象的气魄横跨东亚大陆。长城大都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也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塑造出奔腾飞跃气势磅礴的巨龙形象,从而常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和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等一起被誉为人类的奇迹。
明朝编撰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1637年,明朝宋应星刊刻了百科全书式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这同时几乎也是中国手工业生产的总结性著作。徐光启撰写了总揽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经30年考察撰成《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明朝中叶,李时珍集毕生心血编著了《本草纲目》,成就了几千年来中国医药学之大成。在思想上,王阳明等学者的哲学展现出一种别于其它时代的生命思考。文学艺术方面明朝更是巨匠名作异彩纷呈,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部就出于明朝。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至今仍在上演。
明代中国是16、17世纪世界上手工业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国家。紫禁城、长城等宏伟建筑和大航海的壮举造就了明王朝盛世的荣光,丝绸、瓷器等精湛的工艺制品带给西方世界无尽的向往。1999年12月31日晚,千年之交的狂欢时刻,人们三次敲响北京大钟寺举世无双的永乐大钟。在这21世纪的现代都城的铜钟长鸣中,我们可以听出那500多年前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恢宏交响。

《中华文明》解说词(十)
十、和合大地
是中华民族全面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形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版图,东方出现了人类史上最大的人口国和最大的经济实体。这个时代的中国创造出百世不朽的文化经典,这个时代的中国为世界文明贡献出卷帙最为浩繁的图书典籍,这个时代的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形成了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清朝在全盛时期创造了中华文明的新高度。
和合大地
1644年是清朝顺治元年。按字面理解,顺治二字的含义是“顺从天意民心,以达成国家大治”。然而,这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此时,中国大半山河还烽火未熄,动荡的土地上流淌着不受约束的洪水。战乱与水患的双重压力让新政权不堪重负,这个新兴政权为谋求天下大治开始了艰辛跋涉。
这个时代,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流入江苏,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运河由南而北穿过淮河,又要借黄河 90公里水道北去。由于明朝末年的长期战乱,导致水利工程严重失修,到清代初年这些历史欠账的后果全面爆发出来。黄河挟带大量泥沙,淤塞河道,加之提防不牢,经常泛滥决口。由于三条大河相通,水系紊乱,一旦黄河泛滥,运河、淮河、洪泽湖便一起成灾。
康熙元年至康熙16年,黄河沿岸较大的决口竟有67次之多,平均一年四次有余。百姓深受水患之苦,国家稳定面临严重威胁。为了治水,朝堂上下都在殚思竭虑,沿河百姓都在终年辛劳。治水让这个时代承担着沉重的辛劳。在继承前人治水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经验积累与创新探索,康熙时代形成的治河方略是以工程手段逼使淮河的清水进入黄河,带走泥沙含量过大的黄河水,刷深河床,增加河道的行洪能力,以防止黄河泛滥。并且在黄河与运河、淮河交汇之处开挖中河,让运河与黄河分道而行,避免黄河沙水对运河的冲击和淤塞。这个治河方略表现出极大的创新精神,也显示了突出的有效性,明朝末年以来的黄河淮河水系混乱、运河多灾的局面得到明显扭转。
新政权通过创造性的治水成就突出表现了自己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强烈表达了对国计民生的热诚投入和勤奋。在17世纪80年代的黄河大提上,热衷治水的执政者和万千治河劳动者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完成着时代要求他们必须承担的使命。以农为本的中原农耕文明需要执政者懂得治水,江河纵横的中原大地具有辉煌的治水立国传统,清朝新政权要融入中原文明,就必须卓越地继承这个传统。
中国历代王朝都把完善防洪体系、兴修水利当成稳定天下、造福民生、保证社会安定的基础工程,“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太否关乎大清江山”,这是清王朝初建时代坚定的治国理念。到清王朝建立第45个年头的时候,黄淮两岸已经是乱流归槽,堤防完善,水患已经大为减轻,运河上的船队畅通无阻。1689年农历二月初九,大禹陵前举行了最高规格的祭奠大礼,清政府君臣向大禹立誓,一定要效法大禹,舍身忘家,为民治水。这是一个时代在表达自己热诚的建设意志,充满献身精神的上古治水圣人大禹让新政权的执政者们无限景仰,他们希望自己像大禹那样创造一套百代受益的水利体系,还有气象一新的国家政局。
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中国许多帝王都曾到这里祭拜孔子,而清代皇帝祭孔的意义尤为特殊。康熙皇帝在祭祀大禹之后的返程中来到了这位华夏人文宗师的祠庙,对孔子像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文”,随后又到孔子墓前虔诚祭奠。康熙帝对孔子的虔诚与恭敬向汉族士大夫表明,他的到来既是新朝皇帝君临,又是宗儒子弟朝圣;既是皈依华夏文明的重礼大典,也是治国观念取向的郑重抉择。
从汉代开始孔子的思想就成为华夏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清王朝从初创的顺治时代就开始“尊孔读经”、“尊儒重道”,努力向所有遵信孔子思想体系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表明,自己是汉王朝以来的政治体系的正统延续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大的尊奉和继承者。新政权在真诚地寻求着中华大地上深远而广泛地文化融合。
尊孔读经为统一的国家奠定了统一的思想意识,重教兴文则促成着广泛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清王朝积极兴修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在努力开展文化工程建设。1689年,扬州天宁寺设立了官书局,征召江南文士纂修刊刻《全唐诗》。2500多位唐代诗人在700多年后集结聚首,的确是“盛世之举”。这种文化建设工程所传达的文化意识足以让所有的唐诗推崇者产生温厚的文化亲和感。
主持编纂《全唐诗》的官员是曹寅,他的孙子曹雪芹后来写出了注定百代流传的《红楼梦》。《红楼梦》完成于18世纪中叶,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具成就的小说。它包蕴着说不完的精神内涵,挖不尽的深厚思想,看不够的审美形象,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文化创造,那是一段民族文化心灵史的永恒记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构建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中国文学对人类文学史的永久性贡献,延伸的历史正在把它的价值永久地放大着。
就在《全唐诗》编纂完成27年后,清朝学者们又投入7年时间编纂了一部《康熙字典》,收录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汉字。这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汉字汇总,汉字是汉文化的基本载体,是汉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一个为汉字汇总如此投入的政府当然会让所有的汉字使用者产生尊重、甚至爱戴之心。
在《全唐诗》成书十年前的初春,紫禁城的“体仁阁”内举行过一次特殊的考试。科目既有文学词赋,也有策论,史称“博学鸿词制科”。这次考试的策论题目是“以天下为一家,论省耕”。题目本身就来自儒家经典,而谈论“天下一家”是在强调民族融合,“省耕”则是对农业生产情况的调查了解,进而为发展经济出谋献策。重视农耕,让人民丰衣足食,这是天下一家的物质基础;百族和谐,国家稳定,这是发展农业,繁荣经济的政治保证。
新兴政权对发展农业的重视绝不仅仅停留在策论的卷面上,而是不懈地在现实中推进。从顺治朝开始就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流民返乡耕种,进入康熙时代,政府公布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农民安心务农,勤奋生产。这些重农政策是富有成效的,从康熙初年到乾隆末年的130多年间,全国耕地面积由5亿亩增至9亿亩,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21世纪中国耕地总数的一半。
治水是为了兴农富民,民富农兴,自然就奠定了国家强盛的基础。强秦、隆汉、盛唐这三个伟大时代都是治水与重农的盛世,在这些时代的治国者看来,如果江河桀骜不驯,那就建造一套装置摆布它;如果大地缺少河流,那就用人力挖出一条。从秦代水利杰作都江堰到隋唐时代的大运河,都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显示出整合力度强大的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情,这样的人群堪称是大禹事业的卓越继承人。他们的开拓与创新雄起当世,鼓舞百代。
新兴的清朝政府同样继承了这个豪壮的治水传统,并发扬广大,锐意进取。中国的治水传统到了清代,有了更多的科学精神。在测算水的流速、流量和水位时,依靠的不光是经验,还有了大量的科学测量仪器。对科学新知的追求和对科技工具的拥有既是一种求知的乐趣,又成为治国的必要。
公元17世纪末,圆明园的畅春园里设立了蒙养斋算学馆,这是当时的国家数学研究中心。在清政府的有力推动下,数学研究得以顺利展开,出现了一批数学家,并编修了大型数学类书《数理精蕴》。为了引进世界的先进数学,算学馆还聘用了几位外籍教师。这是一部代表中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汇集了已经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的主要成果,也收集了中国传统数学经典,内容涉及了初等数学的各个方面。
这些事实都显现出中华民族对人类新知的理解力,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交流意愿,表达了古老东方对科学的接受热情。
公元18世纪初,清朝的大地测绘队已经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测绘仪器行走在江南塞北、大漠荒原,他们要通过测量绘制出一幅精确的国土疆域图。人人都看到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但再长的黄河也有源,对黄河源的一探究竟对于打消黄河的神秘感、增强治黄信心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中国人在这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时代对母亲河追本溯源的热情是强烈的。那支国土勘测队终于探查到了巴颜喀拉山中的黄河之源,回京后他们绘制了一幅《星宿海河源图》。至此,身居政治中心的人们才知道黄河之源波光映天、银湖铺地的景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幅河源图。此后,大规模的国土勘测仍在继续进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具有近代科学水平的测量,在人类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中华文明》解说词(十、二)
完备而精确的国家地图成为了一个大国了解自身,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地图让中国的执政者第一次用近代的地理观念来审视中国的版图,国家主权的空间范围完整而精确。无论是遥远的西藏、新疆,还是置身大洋的台湾岛,都清晰在目。它是国家主权巩固建构辽阔国土坚实统一的真实描绘,大图铺展之间流露着一统山河指顾万里的自信。
也就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各民族的来往空前频繁,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全方位深化。1652年,西藏政治和宗教领袖阿旺罗桑嘉措应顺治皇帝的邀请,率3000多人来北京朝觐。清政府修建了专为接待的西黄寺。第二年,清政府正式册封阿旺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明确地成为法定称号,以后历世达赖喇嘛相传,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一直沿用至今。康熙年间朝廷赐予五世班禅以“班禅额尔德尼”称号,这个称号也沿袭到现在。国家对西藏的领有全面的确定和巩固下来。六世班禅曾带领西藏僧俗官员2000余人行程1万余里,历时1年多,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与皇帝商谈国家大事。为了能与班禅活佛直接对话,乾隆皇帝还专门向章嘉活佛学习了藏语。清朝自开国之时起,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融汇发展的亲切而深厚,西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意识诚恳而坚定。
1691年,塞外草原春风浩荡的时节,多伦诺尔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蒙古各盟各旗首领齐集多伦的汇宗寺,向中央政府表达忠诚团结之意。随着避暑山庄的建成,清朝的统治者几乎每年都北巡塞外,与蒙、藏各地少数民族首领在热河行宫聚会。乾隆皇帝说,这主要是为了“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
土尔扈特蒙古部族原来生活在新疆,16世纪中期游牧到了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18世纪下半叶,土尔扈特部族决定“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万土尔扈特人毅然踏上东归的旅程。他们跋涉山川险阻,抵御着敌人的袭扰,行程5000多公里,历时半年多,终于回到祖国。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回归极为重视,命令沿途各地方官员做好衣食住行的接待。祖国的厚爱使他们倍感游子归来的温暖,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碑文,记述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壮举,御碑至今还竖立在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里。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曾祖阿玉奇留下的一把传世宝刀,来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清政府封给渥巴锡“汗”的称号,并赐予印绶。回归祖国后的土尔扈特部族被妥善安置在天山脚下水草丰美的牧场,成为祖国边疆的忠诚建设者和守卫者。
重视农耕,推进农作创新,一直是清代发展社会经济的主旋律。此前从海外引进的玉米和红薯等农作物到了清代才开始大面积推广。1703年,地处坝上高原的热河开始试种早稻,这场试种具有引领作用,使承德周围成为中国北方最早大面积播种水稻的地区,至今仍是水稻优势产业带。在原本属于中国的粟作农业区努力推广水稻种植,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创新。稻粟两作文化之间的界限在农作技术创新中消融,如同山海关外的游牧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相互融合而相互充实一样,并激发出更多的创新。
在历史上,国家针对成年男性劳动力征收的人头税称为“丁税”。1712年,清政府决定过去对每个成年男性劳动力都收取“丁银”的政策予以废止,劳动力多的家庭也只收取一名劳动力的“丁银”,即使以后家庭人口增加,也是税额固定,这就是著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23年后,政府进一步深化赋税改革,实行“摊丁入亩”政策,其核心理念是彻底取消以劳动力本身作为征收对象的做法,改为完全以土地作为征收依据的赋税制度,这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永不加赋”政策推行的这一年,北京郊区玉泉山和天津附近也开始试种早熟稻,并逐年扩大播种面积。到乾隆时期中叶,京津及河北地区水稻播种面积已经超过了百万亩,成为充实国库的重要粮源,大大减轻了从南方漕运稻谷的压力。此时中国的土地利用率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耕地总量逐年增加,粮食单产也有所提高,使粮食总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扩增的粮源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乾隆时代中期中国人口已经突破2亿。到乾隆朝晚期,中国人口突破了3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占当时世界生产总值的约三分之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经济总量大国。
以倾力治水和重视农耕为经济建设基础,以思想统一与民族融合为社会稳定的保障,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终于使国家逐步走向强盛,这个时期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康乾盛世”。
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市民文化渐趋丰富。尤其到了乾隆时期,中国特色的市民文化娱乐业空前兴旺,民间的文化创造力强劲释放。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各地剧种百花齐放,这样的区域文化繁荣景观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1790年,南方久享盛名的剧团“三庆班”进京演出,就此,来自南方的戏剧文化与北方戏剧文化相融合,创造出一个博大精深的舞台艺术新种“京剧”。京剧融入了中华文化自周秦汉唐宋元明以来的所有原创基因,中华民族已有的诗词歌赋舞蹈音乐等在京剧中都有鲜活体现。它是中华悠久文化艺术的集成与凝萃,成为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又是当下文化的鲜活创新,适应着当时市民社会的文化需要。同时,京剧还是全国各地方剧种熔炼合成的,这使它既是地方的,又是全国的,它兼容南北的丰富内涵让四方观众都在其中感到了故友般的亲切,它独到的创造又让天下人耳目一新。在京剧诞生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巅峰时期,京剧成为国泰民安的盛世之音。
在徽班进京18年前,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珍本古籍也曾奉诏进京。从乾隆37年开始,朝廷策划编修《四库全书》,建立了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征集各种图书典籍。天一阁第一个接到来自北京的进书诏令,连续八代倾力藏书的私家图书馆天一阁应诏进呈了638种珍本图书。遍及全国的图书征集历时七年之久,就是为了保证《四库全书》选编的广博与全面。在全国征集的图书加上宫廷收藏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典籍,经过严格的校订汇编,纂成《四库全书》。总容量达到79337卷,7亿7千万字,工程耗时9年。曾参与编纂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余人,抄写人员也有3800多个。《四库全书》修成后,由于篇幅浩大,未能刊印,由数千人手工抄录成7部分存于7处,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囊括了乾隆时期之前中国的主要典籍,该书被现代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21世纪初,国家曾刊制五套《四库全书》,平均每套书有一吨半重,600多名工人花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完成。可以想象两个多世纪前首倡此功的创造者该是何等的魄力。

结语
纵观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那一件件文明创新的成果如同洪荒烈火粹炼的精金,是亘古风霜琢磨切磋的美玉,是古老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明皇冠上的明珠。它不仅照亮了鸿蒙大地,更引领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走向日有所长的新生。
历史推卷着忧患丛生的挑战,激发着大河文明的子孙永不懈怠的焕发精神、坚韧劳作、好学多思、自强创新,与日夜奔行的江河激扬共进。
中华民族具有融合万方、崇尚和谐的文化传统,融合万方使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包容博大、内涵深厚的伟大民族,凝聚起万古不衰的辉煌文明;珍视和谐造就了中国推重和平、崇尚稳定发展的传统。
中华民族更有自主开创新知的优秀秉赋,自强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中华文明依靠自主创新精神创造了自己的千古辉煌,书写了无数个东方的创举传奇。
和谐发展与自主创新,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复兴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与自主创新的传统,才会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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