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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清华大学

2016-11-21 09:02:56 演讲稿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李世默,清华大学(共8篇)李世默在清华演讲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中共李世默在清华演讲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中共12月21日下午3时,应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邀请,TED视频演讲名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来到清华建筑学院报告厅,以“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给听众带来了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然后与现场师生...

李世默在清华演讲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中共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一篇

李世默在清华演讲 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中共

12月21日下午3时,应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邀请,TED视频演讲名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来到清华建筑学院报告厅,以“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给听众带来了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然后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而直率的互动。

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开讲现场(图片来自清华大学张舜栋李佳林)

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

原标题:李世默: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据光明网: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曾在TED演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的风险投资人、政治学学者李世默有自己的看法。

12月21日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借用五位政治学学者的理论,分析认为21世纪是靠改革竞争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在此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正处在少年期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全世界大国中最具有改革能力。

观察者网报道:【12月21日下午3时,应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邀请,TED视频演讲名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来到清华建筑学院报告厅,以“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给听众带来了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然后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而直率的互动。

深冬的北京虽然寒风凛冽,但清华校园里的气氛尤为热烈。开场前两小时,已有十余名师生入场占座;开场前1小时,1/4座位上有听众。2点50分,六百人报告厅座无虚席、水

泄不通,其中多为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场外尚有大量校外听众等待。公开课开讲后,过道上挤满了听众,许多未能入场的听众在侧门外旁听,为此不得不打开侧门。

为使众多未赴现场读者也能一览这节别开生面的公开课,观察者网特此刊发经李世默本人审阅的文字实录,以飨读者。】

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大家下午好,很开心来清华和同学们交流。我不是老师,我是生意人,但赚钱以外,我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时候试过,但可能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被拒绝了(笑)。后来入党未成,一不小心当上了资本家。我平时是周一到周五做资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点——不能说是学问——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心得提出意见和批判。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政治学,英语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学,但政治学是一门软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软的东西。

那么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学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设立一个假定,拿这个假定到实验室里去验证,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对的,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错的。验证了对的假定可能成为理论。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验证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论,成为新的理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

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说“我们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来讲这个题目。

塞缪尔·亨廷顿:政治衰败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位叫塞缪尔·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学里我觉得他最好的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是近代政治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迁,可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政治衰败。他还说在体制很稳定、很成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政治衰败。意思就是说,现有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的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

曼瑟尔·奥尔森:分利联盟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第二位叫曼瑟尔·奥尔森,他的代表作是《国家兴衰探源》。他创造的概念叫“分利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研究民主体制,他说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团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寻租,他们可以俘获甚至操控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为分利联盟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甚至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分利联盟的利益。奥尔森说在民主体制里,分利联盟俘获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的冲击。如战争。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角度,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否决制

2016李世默在清华演讲稿全文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二篇

2016李世默在清华演讲稿全文

李世默在清华演讲稿全文,2016年,李世默在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上,借用五位政治学学者的理论,分析认为21世纪是靠改革竞争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在此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正处在少年期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全世界大国中最具有改革能力。在演讲中一起上了一堂"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的公开课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李世默在清华演讲稿全文

大家下午好,很开心来清华和同学们交流。我不是老师,我是生意人,但赚钱以外,我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时候试过,但可能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被拒绝了(笑)。后来入党未成,一不小心当上了资本家。我平时是周一到周五做资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点——不能说是学问——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心得提出意见和批判。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政治学,英语叫

politicalscience,就是政治科学,但政治学是一门软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软的东西

那么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学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设立一个假定,拿这个假定到实验室里去验证,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对的,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错的。验证了对的假定可能成为理论。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验证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论,成为新的理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

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说"我们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来讲这个题目。塞缪尔·亨廷顿:政治衰败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位叫塞缪尔·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学里我觉得他最好的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发明了一个概念叫"

政治衰败"(politicaldecay),这是近代政治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迁,可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政治衰败。他还说在体制很稳定、很成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政治衰败。意思就是说,现有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的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第二位叫曼瑟尔·奥尔森,他的代表作是《国家兴衰探源》。他创造的概念叫"分利联盟"(distributivecoalition)。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研究民主体制,他说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团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寻租,他们可以俘获甚至操控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为分利联盟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甚至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分利联盟的利益。奥尔森说在民主体制里,分利联盟俘获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的冲击。如战争。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角度,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否决制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两/fanwen/1545本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福山把前两个人所创造的概念——"政治衰败"和"分利联盟"——组合起来讨论政治衰败。

第一,他说政治衰败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部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福山说,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强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问责。

福山说美国现在正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之一是当代美国是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而这个局面使得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

福山还提到两种问责制,一种叫自下而上的问责制,一种叫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即通常说的民主制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选下去。它的优势在于有一个自动回应机制,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选另外一位。它的劣势在于分利联盟,福山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否决制"——"Vetocracy",就是分利联盟把持政治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集体的利益。"Vetocracy"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也许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私人企业也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

它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来自于政治独立性,就是福山说的"political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确的信息给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面到底怎么回事,导致决策错误。第二是福山说的所谓的"坏皇帝"的风险,老板出问题了怎么办?

福山说改革在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没有办法改革。为什么?他举了一些原因。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国改革的绊脚石。美国太多的公众参与,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说太多的民主,使这个国家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二,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美国的改革。公民社会孵化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分利联盟导致否决制。在这样的公民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分利联盟不喜欢一件事,它就能把这件事给黄了。要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才能做,结果是什么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国的法治出现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过立法。立法的过程遭到分利联盟的俘获,即便立了法,分利联盟再通过司法程序百般阻挠它的执行。

最后,是自由。福山说自由和特权是一步之遥,一不小心自由就变成了特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判决说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这是宪法说的言论自由。就是说我自己合法赚来的钱,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买广告,说某某政客好,说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给政治献金设上限是违反言论自由的。而维护言论自由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越有钱越牛,所以自由与特权是一步之遥。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第四位政治学学者,是王绍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王老师用中国在2016年启动的医保改革为案例,仔细阐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超越利益集团,成功推动改革。

中国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一步步往上爬,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fanwen/1545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失败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让各个地方学,再成功了就全国推广。失败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你在旧金山实验一个东西成了,然后华盛顿让麻省也试,做不到的。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据我了解,中共其实有非常复杂和有效及时的反应机制。

三中全会是政治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挑战非常严峻,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所以要改变这个经济结构,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腐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环境也是巨大的挑战。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巨大的。

三中全会好像有600多条改革的政策,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完后,很多学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实施大胆的经济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倒车。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

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里程碑?我认为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二是党纪和国法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对中纪委进行了重组,把地方纪委的决策权力从地方党委那里抽出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三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建国时引进的苏联模式"三驾马车"——人大对应最高苏维埃、党中央对应苏共党中央、国务院对应苏联的部长联席会。三中全会——我认为——把三驾马车的格局打破了。国家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党中央在领导。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内国外的安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改革政策。这是一个惊人的权力再分配,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历程中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很多人把新中国的60多年分成两个30年,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第三个30年。第三个30年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复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近些年来,政治学里流行的说法是,选举民主制国家最善于自我纠正,也就是改革,因为能够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而中国呢?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5年历史,在中共的一党领导下,中国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幅度和深度是近代史上罕见的,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所有民主选举制的国家。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质的结果。在中国,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本身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的一个拥有这么一个独立于社会又同时来自于社会的政治力量,正如福山所说的,politicalautonomy。中共来自于中国社会的草根,又高于中国社会的所有利益集团,这个机制就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每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回到最开始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五位政治学家,前面讲了四位,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第五位是一位古人,这位古人是政治学的泰斗,没有他就没有政治学,他叫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500年前佛洛伦萨共和国的外交长官。美第奇家族复辟以后,把他打入监狱,施以酷刑,然后将他流放到乡村。在写给友人弗兰西斯科·维托里的信中,马基雅维利讲述了自己的流放生活。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总会换上宫廷的华服,进入自己的书房。在那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先哲遗篇,与古贤心照神交。只有在那样的漫漫长夜里,他才感觉不到饥饿干渴,也不再惧怕死亡。在那里,他写下了流传百世的代表作《论李维》,这本书是所有政治学的基石。

他在这本书里,把全世界所有政治制度归纳成三种:一是君主制;一是贵族制,他说的贵族制是希腊语的贵族,就是我们讲的选贤任能或贤能制,不是后来欧洲出现的世袭制的贵族;三是民主制。

他说每一种政治制度都能够表现得非常好,可是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君主制会衰败成暴政,贵族制会衰败成寡头制,民主制会衰败成放荡制。

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东西。我们研究政治学,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政治体制在它的生命周期里,是在哪个点上。如果在少年期那是一种预测,如果在中年期和老年期就是另一种预测。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永恒的。每一个政治体制,不管是君主制也好,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中国现在实行的也许是贤能制,美国是民主制——所有这些政治体制最终都可能走向衰败/fanwen/1545,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政治学的基础就是,把政治体制、社会当人的身体一样研究。把政治体制比作人的身体,就像人小时候经常生病,每年都感冒,病历卡很厚,但是一到发育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到七八十岁病又回来了,也

李世默在清华演讲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三篇

李世默在清华演讲:今天我们如何评价中共

2014年12月25日 13:06来源:观察者网

12月21日下午3时,应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邀请,TED视频演讲名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来到清华建筑学院报告厅,以“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给听众带来了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然后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而直率的互动。

原标题:李世默: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据光明网: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曾在TED演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的风险投资人、政治学学者李世默有自己的看法。

12月21日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借用五位政治学学者的理论,分析认为21世纪是靠改革竞争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在此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正处在少年期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全世界大国中最具有改革能力。 观察者网报道:【12月21日下午3时,应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邀请,TED视频演讲名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来到清华建筑学院报告厅,以“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给听众带来了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然后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而直率的互动。

深冬的北京虽然寒风凛冽,但清华校园里的气氛尤为热烈。开场前两小时,已有十余名师生入场占座;开场前1小时,1/4座位上有听众。2点50分,六百人报告厅座无虚席、水泄不通,其中多为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场外尚有大量校外听众等待。公开课开讲后,过道上挤满了听众,许多未能入场的听众在侧门外旁听,为此不得不打开侧门。

为使众多未赴现场读者也能一览这节别开生面的公开课,观察者网特此刊发经李世默本人审阅的文字实录,以飨读者。】

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大家下午好,很开心来清华和同学们交流。我不是老师,我是生意人,但赚钱以外,我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时候试过,但可能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被拒绝了(笑)。后来入党未成,一不小心当上了资本家。我平时是周一到周五做资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点——不能说是学问——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心得提出意见和批判。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政治学,英语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学,但政治学是一门软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软的东西。

那么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学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设立一个假定,拿这个假定到实验室里去验证,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对的,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错的。验证了对的假定可能成为理论。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验证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论,成为新的理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

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说“我们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来讲这个题目。

塞缪尔·亨廷顿:政治衰败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位叫塞缪尔·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学里我觉得他最好的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是近代政治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迁,可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政治衰败。他还说在体制很稳定、很成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政治衰败。意思就是说,现有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的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

曼瑟尔·奥尔森:分利联盟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第二位叫曼瑟尔·奥尔森,他的代表作是《国家兴衰探源》。他创造的概念叫“分利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研究民主体制,他说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团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寻租,他们可以俘获甚至操控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为分利联盟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甚至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分利联盟的利益。奥尔森说在民主体制里,分利联盟俘获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的冲击。如战争。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角度,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否决制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两本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福山把前两个人所创造的概念——“政治衰败”和“分利联盟”——组合起来讨论政治衰败。

第一,他说政治衰败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部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福山说,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强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问责。

【李世默,清华大学】

福山说美国现在正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之一是当代美国是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而这个局面使得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

福山还提到两种问责制,一种叫自下而上的问责制,一种叫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即通常说的民主制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选下去。它的优势在于有一个自动回应机制,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选另外一位。它的劣势在于分利联盟,福山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否决制”——“Vetocracy”,就是分利联盟把持政治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集体的利益。“Vetocracy”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也许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私人企业也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它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来自于政治独立性,就是福山说的“political 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确的信息给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面到底怎么回事,导致决策错误。第二是福山说的所谓的“坏皇帝”的风险,老板出问题了怎么办?

福山说改革在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没有办法改革。为什么?他举了一些原因。

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国改革的绊脚石。美国太多的公众参与,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说太多的民主,使这个国家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二,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美国的改革。公民社会孵化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分利联盟导致否决制。在这样的公民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分利联盟不喜欢一件事,它就能把这件事给黄了。要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才能做,结果是什么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国的法治出现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过立法。立法的过程遭到分利联盟的俘获,即便立了法,分利联盟再通过司法程序百般阻挠它的执行。

最后,是自由。福山说自由和特权是一步之遥,一不小心自由就变成了特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判决说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这是宪法说的言论自由。就是说我自己合法赚来的钱,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买广告,说某某政客好,说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给政治献金设上限是违反言论自由的。而维护言论自由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越有钱越牛,所以自由与特权是一步之遥。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第四位政治学学者,是王绍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王老师用中国在2009年启动的医保改革为案例,仔细阐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超越利益集团,成功推动改革。

中国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一步步往上爬,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失败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让各个地方学,再成功了就全国推广。失败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你在旧金山实验一个东西成了,然后华盛顿让麻省也试,做不到的。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据我了解,中共其实有非常复杂和有效及时的反应机制。

三中全会是政治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挑战非常严峻,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所以要改变这个经济结构,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腐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环境也是巨大的挑战。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巨大的。

三中全会好像有600多条改革的政策,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完后,很多学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实施大胆的经济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倒车。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

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里程碑?我认为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二是党纪和国法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对中纪委进行了重组,把地方纪委的决策权力从地方党委那里抽出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三是党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建国时引进的苏联模式“三驾马车”——人大对应最高苏维埃、党中央对应苏共党中央、国务院对应苏联的部长联席会。三中全会——我认为——把三驾马车的格局打破了。国家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和委员会,都是党中央在领导。比如,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内国外的安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经济改革政策。这是一个惊人的权力再分配,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走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前台中央。

所以,我觉得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历程中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很多人把新中国的60多年分成两个30年,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第三个30年。第三个30年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一是政治治理的完善,一是全方位民族复兴。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近些年来,政治学里流行的说法是,选举民主制国家最善于自我纠正,也就是改革,因为能够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而中国呢?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5年历史,在中共的一党领导下,中国经历的政治、经济变革,幅度和深度是近代史上罕见的,远远超出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所有民主选举制的国家。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质的结果。在中国,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本身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的一个拥有这么一个独立于社会又同时来自于社会的政治力量,正如福山所说的,political autonomy。中共来自于中国社会的草根,又高于中国社会的所有利益集团,这个机制就是中国改革的原动力。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每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回到最开始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五位政治学家,前面讲了四位,都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第五位是一位古人,这位古人是政治学的泰斗,没有他就没有政治学,他叫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500年前佛洛伦萨共和国的外交长官。美第奇家族复辟以后,把他打入监狱,施以酷刑,然后将他流放到乡村。在写给友人弗兰西斯科·维托里的信中,马基雅维利讲述了自己的流放生活。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子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总会换上宫廷的华服,进入自己的书房。在那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先哲遗篇,与古贤心照神交。只有在那样的漫漫长夜里,他才感觉不到饥饿干渴,也不再惧怕死亡。在那里,他写下了流传百世的代表作《论李维》,这本书是所有政治学的基石。

他在这本书里,把全世界所有政治制度归纳成三种:一是君主制;一是贵族制,他说的贵族制是希腊语的贵族,就是我们讲的选贤任能或贤能制,不是后来欧洲出现的世袭制的贵族;三是民主制。

他说每一种政治制度都能够表现得非常好,可是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衰败的一面。君主制会衰败成暴政,贵族制会衰败成寡头制,民主制会衰败成放荡制。

我想留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也许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东西。我们研究政治学,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值得研究的就是这个政治体制在它的生命周期里,是在哪个点上。如果在少年期那是一种预测,如果在中年期和老年期就是另一种预测。在现实中,也许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是永恒的。每一个政治体制,不管是君主制也好,贵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中国现在实行的也许是贤能制,美国是民主制——所有这些政治体制最终都可能走向衰败,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政治学的基础就是,把政治体制、社会当人的身体一样研究。把政治体制比作人的身体,就像人小时候经常生病,每年都感冒,病历卡很厚,但是一到发育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到七八十岁病又回来了,也就临近死亡了。

我经常把当代中国比作美国100多年前,100多年前的美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快速地工业化,那个时候的美国,它的腐败、它的暴力远远超过今天的中国,但那个时候的美国,它的政治体制在它的少年期,那些再严重的问题也没能阻挡它成为超级大国。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多问题。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癌细胞,就看它什么时候出来。每个政治体制的基因里边也有癌细胞。我的假定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少年期。美国政治体制,以及整个西方的政治体制,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们肯定不处在少年期。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在它们的生命周期里边是中年期还是晚年期?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50岁的人,它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新复兴。如果是80岁呢,就像福山讲的那样,政治衰败就是眼前的宿命。

中国的政治体制处在少年期,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也就是改革的能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李世默在清华演讲 Microsoft Office Word 97-2003 文档 (3)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四篇

【李世默,清华大学】

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2014年12月25日 13:06

原标题:李世默: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李世默,清华大学】

据光明网: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热议。曾在TED演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的风险投资人、政治学学者李世默有自己的看法。

12月21日李世默做客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借用五位政治学学者的理论,分析认为21世纪是靠改革竞争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必将在此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正处在少年期的中国政治体制在全世界大国中最具有改革能力。

观察者网报道:【12月21日下午3时,应清华大学时事大讲堂邀请,TED视频演讲名人、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来到清华建筑学院报告厅,以“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为题,给听众带来了一节深入浅出的公开课,然后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而直率的互动。

深冬的北京虽然寒风凛冽,但清华校园里的气氛尤为热烈。开场前两小时,已有十余名师生入场占座;开场前1小时,1/4座位上有听众。2点50分,六百人报告厅座无虚席、水泄不通,其中多为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场外尚有大量校外听众等待。公开课开讲后,过道上挤满了听众,许多未能入场的听众在侧门外旁听,为此不得不打开侧门。

为使众多未赴现场读者也能一览这节别开生面的公开课,观察者网特此刊发经李世默本人审阅的文字实录,以飨读者。】

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

大家下午好,很开心来清华和同学们交流。我不是老师,我是生意人,但赚钱以外,我的业余爱好是研究中国共产党。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小时候试过,但可能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被拒绝了(笑)。后来入党未成,一不小心当上了资本家。我平时是周一到周五做资本家,周六周日研究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跟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研究中共的一点——不能说是学问——只是一些心得,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心得提出意见和批判。

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国共产党与改革》。政治学,英语叫political science,就是政治科学,但政治学是一门软科学,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研究软的东西。

那么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一般的科学方式是:第一步是要设立一个假定,拿这个假定到实验室里去验证,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对的,有的假定被验证出是错的。验证了对的假定可能成为理论。过一段时间又有人有新的假定,新的假定被验证以后就推翻以前的理论,成为新的理论。科学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假定。

今天的假定是:全世界都需要改革。

21世纪是一个在改革中竞争的时代。能成功改革的国家将是赢家,改革失败的国家将是输家。

在这场改革竞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将在全球大国中脱颖而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治理危机,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在说“我们需要改革,不改革不行了”。可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改革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为什么?

我想借用五位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者的眼光来讲这个题目。

塞缪尔·亨廷顿:政治衰败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一位叫塞缪尔·亨廷顿,大家都知道他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在政治学里我觉得他最好的著作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这是近代政治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研究了二战以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迁,可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不能相应地改变,去适应新的环境。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政治衰败。他还说在体制很稳定、很成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政治衰败。意思就是说,现有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发生了变化,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的变化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

曼瑟尔·奥尔森:分利联盟【李世默,清华大学】

曼瑟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第二位叫曼瑟尔·奥尔森,他的代表作是《国家兴衰探源》。他创造的概念叫“分利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里研究民主体制,他说民主体制里边必然出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多年不断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意思就是利益集团权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他们可以寻租,他们可以俘获甚至操控政治体制,使政治体制为分利联盟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甚至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分利联盟的利益。奥尔森说在民主体制里,分利联盟俘获政治体制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只有两种东西可以打破这个困境,一个是革命,一个是外部的冲击。如战争。这是非常悲观的一个角度,无解。

弗朗西斯·福山:否决制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第三位叫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两本书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福山把前两个人所创造的概念——“政治衰败”和“分利联盟”——组合起来讨论政治衰败。

第一,他说政治衰败在任何政治体制内部都可能发生,无论是威权体制还是民主体制。福山说,现代治理需要三大要素:一是强政府,二是法治,三是民主问责。

福山说美国现在正处于政治衰败中,原因之一是当代美国是强法治、强民主、弱政府。而这个局面使得美国无法推进急需的改革。

福山还提到两种问责制,一种叫自下而上的问责制,一种叫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两种制度各有优劣。

自下而上的问责制即通常说的民主制度,你不好老百姓把你选下去。它的优势在于有一个自动回应机制,你做的不好老百姓可以选另外一位。它的劣势在于分利联盟,福山又创造了一个新词叫“否决制”——“Vetocracy”,就是分利联盟把持政治体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损害集体的利益。“Vetocracy”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上而下的问责制,也许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私人企业也是自上而下的问责制,它有强大的执行力,这来自于政治独立性,就是福山说的“political autonomy”。它的困境和弊端,第一是信息的

困境,底下的人不把正确的信息给老板,老板摸不清楚下面到底怎么回事,导致决策错误。第二是福山说的所谓的“坏皇帝”的风险,老板出问题了怎么办?

福山说改革在美国正在失败,美国没有办法改革。为什么?他举了一些原因。

第一,民主和透明成了美国改革的绊脚石。美国太多的公众参与,太多的透明,也就是说太多的民主,使这个国家的改革寸步难行。

第二,公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美国的改革。公民社会孵化了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集团积累权力形成分利联盟,分利联盟导致否决制。在这样的公民社会里,只要有一个分利联盟不喜欢一件事,它就能把这件事给黄了。要所有人都觉得没问题才能做,结果是什么事都做不成,改革更做不成。

第三,是法治。美国的法治出现了治理的司法化。就是说所有的政治、所有治理都要通过立法。立法的过程遭到分利联盟的俘获,即便立了法,分利联盟再通过司法程序百般阻挠它的执行。

最后,是自由。福山说自由和特权是一步之遥,一不小心自由就变成了特权。美国最高法院今年判决说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这是宪法说的言论自由。就是说我自己合法赚来的钱,为什么不能在电视上买广告,说某某政客好,说哪些政策好,哪些政策不好?给政治献金设上限是违反言论自由的。而维护言论自由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越有钱越牛,所以自由与特权是一步之遥。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

第四位政治学学者,是王绍光,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他研究国家能力和国家建设。他近期的著作叫《中国式共识型决策》。王老师用中国在2009年启动的医保改革为案例,仔细阐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超越利益集团,成功推动改革。

中国治理模式的三大要素

我认为中国的治理模式有三大核心要素。

一是贤能治理。这是理想状态,贤能治理也会出问题。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就是中国的官员来自于草根,最有能耐的人通过这个体系一步步往上爬,最终进入中国的最高治理阶层。

二是实验治理。中国几十年来推行很多政策,都是从小地方先试起来。失败了就算了。成功了就让各个地方学,再成功了就全国推广。失败的成本较低。这样的实验治理只能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实现,在美国不可能,你在旧金山实验一个东西成了,然后华盛顿让麻省也试,做不到的。

三是回应治理。有没有能力回应人民的需求,回应制度到底健康不健康。据我了解,中共其实有非常复杂和有效及时的反应机制。

三中全会是政治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也面临巨大挑战。

经济挑战非常严峻,中国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个模式要改。环境变了,经济结构变了,所以要改变这个经济结构,可是在改变过程中增长率就会下降,又会引发其他问题。这个平衡怎么掌握,很难。

腐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环境也是巨大的挑战。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造成的环境问题是巨大的。

三中全会好像有600多条改革的政策,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法律改革、经济改革。三中全会开完后,很多学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实施大胆的经济改革,可是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开倒车。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读。

我觉得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胆的政治改革。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的定义定死了,认为只有往某种方向去改变的政策才叫政治改革,朝其他方向作的改变,再巨大也不叫政治改革。但如果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中性词,就是对政治体制动刀,对政治体制做质的改变,我想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是里程碑?我认为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三中全会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预算,以前中国的国家税收只有一半在中央政府手里,这次把它变成了全国的预算,这是巨大的权力再分配。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五篇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

——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

【观察者网按】12月21日,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论中共政治与改革,引发强烈争议。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的回应文章是各类争议中较成体系者。这篇《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颇具锐气,以汪晖教授“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为表,以“阶级斗争”思想为里,代表了思想界一种典型看法。

之后,寒竹先生对此从理论性高度做出回应,不仅开启媒体层面少有的对“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的严肃辩论,而且将中共代表性作为问题公开讨论。

之后,王琪同学继续舍我其谁再次回应,批评寒竹文章中的全民党不可能存在。虽然这篇文章将主张瓜分国企产权的吴晓波先生的眼泪引为同道,因而影响其思维的一致性,可能引起读者的困惑,并且援引早已经被辟谣的媒体新闻作为了解社会的论据,但其赤诚之心和理论坚持比暧昧的学院派更能将问题带入视野。

对此,寒竹先生再次做出回应,集中讨论西方政党的伪阶级性与中共的代表性问题,并希望借此讨论

令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读者对于自身的定位更加清晰。同时,独立学者凌魏行长期研究西马,关注“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此番也撰文参与探讨,拓展讨论的面向,欢迎各方继续参与。

在前文发表后,范勇鹏、文杨、寒竹三位老师先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讨论,对前文的观点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和批评。范勇鹏老师认为,李世默和汪晖分别站在了“绩效合法性”和“实质正义合法性”两个维度提出问题,而这两个角度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补充。文扬老师在《李世默和“周末政治”新范式》中认为,李世默先生的基本主张是怀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条,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自由民主,一律相对化处理,拒绝任何极端和二元对立化倾向,激进化的高调宣扬,就像是轻松过周末一样。而寒竹先生的文章则直指争论的核心“去政治化”问题,对西方式话语能不能适用于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几位老师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特色,平和中肯,但笔者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本文以寒竹老师的文章为例做出回应。

一、“去政治化”理论能不能解释西方政治? 寒竹先生认为,当汪晖和笔者用“去政治化”这

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了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性质。他认为,西方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如果西方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党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接着他继而以福山对美国的论述为例,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寒竹认为,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寒竹认为,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

合乎实际

【李世默,清华大学】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先看看观察者网最近翻译的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说:

“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与其社会规模极不相称。精英阶层的政策偏好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近乎迷恋地关注预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使沮丧谷愈发深不见底。所以,谁来为那些被压在谷底的人说话呢?你或许认为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大多情况下,这些左派政党领导人——从法国的奥朗德,到英国的米利班德,到美国的奥巴马——都在尴尬地喃喃自语。”【李世默,清华大学】

这篇文章看来,传统“左派”政党曾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尽管是在非常有限的改良主义意义上)的,但是在当今西方各国政坛,曾经的“左派”政党都或被迫或主动接纳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右翼政策。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都只会在这些政策的框架下行事(私有化、削减福利、解除管制、打压工会等),而不会做出有利于下层民众的转向。这篇文章正好为西方社会是否存在去政治化和政党趋同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注脚。

如果寒竹觉得福山生活在美国,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要比汪晖更为熟悉,那么笔者就引用两位生活在美国学者的观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在美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政党一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基本工

具,一个人抛弃他的政党,就像抛弃他的宗教一样痛苦。但是,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到了七十年代,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这样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这样松散。”罗斯金所指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政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的两大政党总是叫人觉得有点相似,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纲上有大量雷同之处,大选通常是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个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众亲和力。 美国的许多政治学家担心政党变得如此虚弱,难以发挥它的必要的保持政党体系正确运转的政治功能。”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欧,那么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传统的工人政党,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它们各自的纲领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种纲领性文件中,一直还保留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主张和口号。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溃败的局面下,各国社会民主党也纷纷转向,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主张和纲领。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90年代末执政后,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信徒,执行了比

2016清华校长陈吉宁研究生毕业演讲稿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六篇

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在2016年1月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关于《选择与坚持》的演讲,陈吉宁教给同学们三件法宝,“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怨天尤人”的心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

清华校长陈吉宁2016研究生毕业演讲稿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共有1318名同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奋力拼搏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同时,向悉心指导你们的老师、辛勤培育你们的家人和一路支持你们的亲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今天这个场合,给大家讲点什么。大家知道,在过去几次毕业典礼上,我曾经讲过理想、担当、良知、敬畏等这样一些关于价值信念的话题,勉励同学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和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肩负起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重任。这既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选择与坚持。前不久,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见到一本书,书名叫《Outliers》,书的内容与去年全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很吻合,我就买了下来,在回北京的路上很快读完了。书中讲了很多故事来说明社会环境、机遇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感受和启示,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要怨天尤人。这本书讲到加拿大冰球国家队的故事,作者发现在这些国家队选手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1、2月份,很少有在年底出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冰球运动狂热的国家,教练们会挑选9到10岁的小选手组成“巡回赛小组”,而分组的时间界线恰好是1月1日,换句话说,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被分在一组。对10来岁的孩子来说,几个月的年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些大月份出生的小孩发育更成熟,更容易在同组竞争中胜出。而一个小选手一旦被选中,他将拥有更好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参加更多的比赛。久而久之,这些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就进入到国家队。大月份出生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幸运地获得了那些微小的机会,并通过努力逐渐把这些机会累积成自己的优势,最终成为国家队选手。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加拿大冰球运动中,在美国的棒球运动、欧洲的足球运动甚至在学校教育中也有类似现象。

这告诉我们,每件事情的起步阶段都很重要,不要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它,不要因为是刚开始就不认真去做。同学们,你们离开学校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积累未来发展优势的那个机会。希望大家迈好这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即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也决不要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是要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轻易放弃。大家在学校时有不少观看高水平演出的机会。当我们陶醉于婉转悠扬的乐曲时,经常会赞叹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并可能会将此归功于他们的非凡天赋。《Outliers》这本书却讲了另外一个发现:无论是小提琴还是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从5岁左右开始学琴,到20岁时,那些具有成为世界级独奏家潜质的学生都至少练习了10000小时,那些被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累计练习了8000小时,而那些被认为将来只能成为一名音乐辅导老师的学生只练习了4000小时。这就是所谓的“10000小时法则”,如果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准,他(她)的练习时间通常需要超过10000小时。这个法则也应验在我们熟知的很多著名人士身上。比如,比尔·盖茨就几乎把自己的青少年时光都用在了计算机程序开发上。从1968年他上七年级开始,到大二退学创办微软公司,这期间盖茨持续编程有7年时间,远远超过10000小时,据说当时世界上有盖茨这样经历的人不超过50个。因此,当1975年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时代的黎明时刻,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拥抱第一缕曙光的人,自然非“盖茨”们莫属。前不久,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来清华演讲,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创业者来说,什么最重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放弃”。我们的古人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一件事情,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你才能从中产生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获得与众不同的感悟和洞察,这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即便机会到了你的面前,也很难能把握住。所以,平庸与卓越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天赋,而在于长期的坚持、持续的投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点体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去年下半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清华有一个对话活动。当被问到“在过去3年中哪些是你做的最困难的决策”时,库克回答说,最难的是“决定不做什么”。因为苹果公司有太多伟大的、令人兴奋的想法。他又被问到,是不是要从好的想法中选择最好的想法,去掉次好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库克说,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想法,但苹果公司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极致,其他的都会果断放弃。同学们,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对优秀的人而言,选择更是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天你们走向社会,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诱惑,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挫折。每当这时候,你都是在回答与“选择”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都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大众福祉出发,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专心专注地做下去,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事业中让自己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是自己从很多人、很多事中得到的三点感悟。当然,即使大家做到了这三点,也未必一定能获得你所期望的结果。刚才童之磊校友就讲到他从2000年创业至今,所经历的多次挫折和失败。但我相信,只要做到了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勇于舍弃,你们就会从自己的每一次经历中收获对成功与失败更为深刻的理解。那时候,世界依然属于你,创造精彩人生的空间依然为你敞开。正如敬爱的朱镕基学长在纪念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时,对清华同学们讲的那样,“要大胆地试,不要怕失败;你们还年轻,失败了也无所谓”。

谢谢大家!

2016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七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讲座上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谈论了目前全球的经济问题,下面是这篇楼继伟大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6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16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1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6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2.82%资金研报],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140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GDp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2016大学校庆邀请函范文
李世默,清华大学 第八篇

大学校庆邀请函范文

尊敬的 校友:

您好!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在这世纪的金秋,福建师范大学迎来了百年华诞。承载着每一届校友敦实的足音,母校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春华秋实,如今已是桃李芬芳。在母校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全院师生员工,感谢您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母校争光,感谢您所创造的业绩,为母校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感谢您无时不刻心系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为此,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在百忙之中亲历母校百年华诞庆典,新老校友共聚一堂,同庆佳日。

校庆庆典时间:2016年11月16日 校庆庆典地点:福建闽候大学城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

学院报到时间及地点:2016年11月16日上午8:00开始在福建闽候大学城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理工楼二楼

校庆庆典大会后,学院将在旗山校区理工楼二楼设立接待室,热忱欢迎生命科学学院各届校友返院座谈指导。部分校友因工作单位或住址变更无法收到邀请函,望各位校友相互转告。

大学校庆邀请函范文 [篇2]

亲爱的院友:

大家好!

巍巍吾校,世纪沧桑,紫荆竞妍,春意正盎;水清木华,煌煌上庠,滋兰树蕙,薪传八方。

2016年4月24日是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历史重要时刻,韶华似水,百年辉煌,清华自诞生起,就担负起了民族复兴、中华崛起的伟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悠悠百载,求索征程,清华岁月相信已沉淀为人生中的宝贵回忆,凝结成了清华人独有的风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清华大学迎来百年华诞的时刻,我们不禁想起了公管学院十年院庆的欢乐画面,仿如昨天。在清华的新百年,学院还将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和“明德为公”的院训,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咨询建议,努力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

值此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校庆之际,公管学院对各位院友送上温暖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并诚挚地邀请大家重返美丽的清华园,与全校师生一道,齐襄盛典,见证历史,同谱华章,畅叙情谊,亲睹清华百年新姿,共话母校未来发展。

4月23日,校庆期间公管学院将在学院举办院友茶话会,学校也将首次举办研究生校友返校纪念大会,届时欢迎各位院友参加。

最后,再次热烈欢迎各位院友返校联欢,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祝您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大学校庆邀请函范文 [篇3]

尊敬的学长,亲爱的校友:

您好!

又一度花开锦绣,春色满园。历经百年淬炼、不断成长的清华,正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目标奋进。随着清华大学104周年校庆的临近,园子也即将迎来她在新时代中的崭新年岁。

回首往昔,园子里的日夜,灯影幢幢下的字句无不是少年壮志;走出清华的岁月,迈出的每一步皆以为社科荣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代代社科人,传承的是隽永的情怀。历久而年轻的社科学院,正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展现出愈发成熟的姿态与更加蓬勃的面貌。

值此清华大学建校104周年之际,期待您与我们的相聚:与师长友人共话,与后生晚辈同酬。届时,我们将举办社科学院“与君共筑与梦同行”校友交流会,诚邀各届校友拨冗出席,分享自己的人生阅历,传授宝贵的经验体悟,以飨学弟所期、学妹所盼。

社科人追寻梦想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无论前行多远,回首来时,社会科学学院永远在您身后。今天,我们诚挚邀请您回到母校,让后生学子与您一同构筑祖国的未来,让我们与每一份高远的梦想一同前行。

时 间:

2016年4月25日(星期六 )上午9点半

地 点:

清华大学近春园第三会议室

联系人:

杨 爽:62798643,#url#

杨 叶:62798246,yang_#url#

地 址:

清华大学明斋133室

参会回执.docx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2016年4月9日

大学校庆邀请函范文 [篇4]

尊敬的xx-x:

您好!

乔木参天竹千茎,巴山欲晓风露清。五月山城,春意盈然,万象更新,重庆科技学院迎来60华诞。

盛典共襄,与有荣焉。学校定于2016年5月21日在重庆大学城隆重举行重庆科技学院60周年校庆典,全校2万名师生与10万名校友,诚邀您拔冗莅临。

党委书记:魏世宏

重庆科技学院

校长:严欣平

上面的邀请函是重庆科技学院发出的,校庆办公室的联系人是陈皎矫,联系电话是:电子邮箱:

同学们可主动联系。

凡这次前来参加60年校庆的同学都纳入重庆石油学校第11届校友会名册,并合影留念,我希望有更多新面孔出现在影册里!

大学校庆邀请函范文 [篇5]

——————:

中国矿业大学自1909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年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一百年来,她矢志不渝,弦歌不辍,始终以“开发矿业、开采光明、服务祖国、造福人类”为己任,为国家培养了十几万名毕业生,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科技成果,为国家能源工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母校之荣光,缘于历代校友之卓越建树;母校之发展,需要四海校友之鼎力相助!

为总结既往百年历史、再创未来百年辉煌,学校定于2016年10月18日在江苏徐州南湖新校区举行建校一百周年庆典。校庆期间将举办系列高层论坛、国际采矿大会、国际采矿装备展、庆典大会、大型文艺晚会等庆祝活动。届时,各级领导、学术大师、商界巨子、社会精英与海内外校友将欢聚一堂,共话科教兴国,共谋科学发展,共忆难忘岁月,共叙师生深情。百年校庆,百年一遇,躬逢其盛,不亦乐乎!

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返校参加母校百年校庆,如能拨冗出席,请以回执告知,以便安排食宿、活动等事宜。全校师生敬祈与您如期相聚,共襄盛典!

祝您身体康健,事业顺达!

党委书记:罗承选

校 长:葛世荣

二00九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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