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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纵笔原文翻译

2016-01-18 11:45:55 成考报名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一《苏轼》 诗词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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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一
《苏轼》

诗词有意 仕途无情

——浅谈苏轼坎坷仕途下的豁达人生 曾经见过一位作家将诗人与政客的人生分别称为“审美人生”和“官宦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似乎就出在一个对立面上,政客需要的是官场应酬的虚伪圆滑,而诗人需要的则是内心的纯真与澄澈。苏轼沉浸于文学艺术的美丽之中,与诗词歌赋为伍,崇尚人生的愉悦,自然的和谐,是典型的审美人生。但当诗人遭遇仕途,一个是面带假面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苏轼的人生又会有怎样的波澜? 苏轼的一生从政四十多年,一直在政治漩涡中起起伏伏。 “问汝生平如何,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这样形容自己。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人生中,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这三段时间是最为艰苦、最为失意的,但他却将这生平的功业都归功与这三段时期,可见这三段时期对苏轼的影响之大。虽然此时生活上饱受磨难,但在这时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走上了顶峰,它的人生态度更是有了巨大的改变。真实这所遭受的一切,塑造了苏轼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人生精神。

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作《湖州谢上表》,只因“陛下知其愚不失时,难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遭到李定等人的扭曲,到湖州还没有三个月,就因为讽刺新法,诽谤君相的罪名,被关入大牢,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几经砍头的遭遇之后,被贬至湖北黄州作团终副使,因深受管制,苏轼与外界也不再接触,终日“醉酒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

妻子”,心情跌落谷底。

虽然这次被贬黄州,苏轼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在被贬期间,苏轼的人生态度也有所改变,他此时的文学诗作,也留下了许多经典。

初贬黄州时,苏轼作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残月,静夜,月下独自徘徊的作者,似乎只有孤鸿知道他的悲伤。苏轼凄清寂静,痛苦难耐的心情跃然纸上,那幽暗月色透出的伤痛,深深刺痛读者的心。然而,可喜的是,儒家思想和佛学深深的影响了苏轼,他在千万次的深思和探索后,从痛苦悲伤中解脱出来,一词《定风波》,豁达壮阔之感震撼人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许这就是苏轼此时的人生态度了,无悲无喜,胜败两忘,苏轼旷达超脱,风雨无惧的人生理想与人格,令人肃然起敬。

坎坷催人奋进,正是这一次的困境,让苏轼感悟到了很多,千古绝唱《念奴娇 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诞生,那些恢弘悲壮,苍凉豪放的呼喊深入人心,将所有的读者,都领入了那片苏轼的旷达心境之中,与之共鸣。

绍圣年间,苏轼离开黄州远到惠州,尽管仕途已经断绝,但苏轼仍然心境豁达,他寄情于风景优美的惠州山水之中,品四季美食,享受平淡生活的简单快乐。苏轼写到“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这些诗句,都表明苏轼已经厌倦了官场,崇尚超然物外的平淡生活了。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 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皎月之下,朦胧月色,陶醉于惠州西湖的夜景之中。

苏轼晚年时期又一次被贬至儋州,这次的贬谪全因一首诗而起:“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是苏轼所作的《纵笔》,但是的宰相章淳看到后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苏轼在给苏辙的信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贤尚许遥相望。平生学到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虽然日子日子过得艰苦,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但苏轼仍然,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用超脱的眼光看待生活,苦地也就成了乐园。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真如始终作者所感慨的,人生在世如飞鸿,我们只知道今日,又怎知明日如何?人的一生,我们所做的

一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也许就微不足道了。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几次贬谪,却没有消沉,堕落,反是以豁达的心境面对失败,绝不随波逐流,它的一生都在逆境中保住气节,在困难中树立人格,它的睿智思想,超凡脱俗早已融入诗词之中,世世代代被传承,被品读,被歌颂。

“问汝生平如何,黄州惠州儋州。”

真是这一次次的贬谪失败,才塑造了苏轼的非凡人格,创造出这千百手动人诗词,将苏轼的豁达形象,深深的刻入脑海之中,流传青史。也许这就是苏轼将生平功业归功与此的原因了吧!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二
《苏轼》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三
《苏轼》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四
《苏 轼》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五
《苏轼》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六
《苏轼传》

苏轼传(截选)

读苏轼的词,其实无论是谁的词,开卷前,我总是习惯扫除心理的感觉。对人的感觉,对作者的感觉,对自己和世界的态度,也算是还原了心里的最初的平静。是了,在没有了个人的的喜恶,没有了偏见和遐思,没有了个人对作者的敬仰抑或不屑之后,剩下的,便只有了词。 然而东坡居士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脍炙人口。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微妙的介于悲与定之间的从容和安然。三次贬谪,直至琼州。苏轼的一生,足具了磨难。处变而不惊,超然物外,少有读书人一往的寒酸与哀伤、风雨伤情。代之的是明快而又通透的达观、慧觉,又有些许惋惜的诗情。

苏轼的人生当用悲喜二字。得之、失之,偏在与才华。苏轼才华如何,笔墨难叙,唯有用二则野史故事聊以充数。《合璧事类》时谣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张端义《贵耳集》:“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意思是说,苏轼乃山川钟灵毓秀之气萃聚而成的。如此俊才,当真得是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想来当年四明狂客贺知章老先生阅毕青莲的《蜀道难》,目视为:“公非世间人,岂太白星精耶?”

同样的事,1057年春,苏轼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主考官乃是后来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当时当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时,简直如获至宝。欧阳修从文章的风格上断定这篇文章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本拟取这篇文章为第一名,却又怕人家说闲话,所以定为第二名。因为宋代科举为示公平,用的是糊名法,考官只能见文,却不能见名。等到发榜,才发现作者是一个叫苏轼的年仅21岁的年轻人。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梅尧臣二人深为叹赏其用例之切,却不知这个典故的出处。等到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苏。答曰:“何必出处!”于是二公极赏其豪迈通脱。

礼部复试时,苏轼获得了第一名。三月五日仁宗殿试,苏轼兄弟同登进士第。一家出了两个进士,立刻轰动了京城。而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足见苏轼才情盖世,而欧阳文忠公之雅量,却也是古今文士之中所罕有。令人不由想起谢灵运的名言,谢某人曾言:“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那么当时一石之才,苏轼所占,天下人所占,又该如何区分呢?想来令人莞尔。 俗语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纵使是才情盖世,纵使是笔傲古今。我们直到王荆州安石公变法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改革运动。其时新旧势力胶革,个人意见不一,而新法也是漏洞百出,苏轼正是眼见百姓在新法漏洞中不得聊生,在杭州做通判时,写了不少诗讽刺新法。主要有《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便是秉持着千古儒生士子一颗忧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欲要解民于倒悬。

熙宁八年、九年。苏轼写下了两首最有名的词。《水调歌头》是在九年时候。而大多,或者说太多人更喜欢的是在熙宁八年的这首,叫做:《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是苏轼为怀念亡妻王弗而作。伉俪情深,千古绝唱,至情苏子,至性苏子。

1079年3月,苏轼到湖州去做知州。打击也随之而来。苏轼因此陷入了牢狱之灾。后来经过了多方营救。如宰相吴充对神宗进言说:曹操还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忍一个苏轼?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病中的仁宗皇后也出面干预。苏辙上书,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来赎苏轼的罪。

因此,苏轼在被一连审问了一百多天后,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地方军事助理官),不得参与公事。当然,实际上就是流放了。苏轼不欲家人随往受苦,便把家小安顿在苏辙处,只带了长子苏迈一同前往。“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妖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是连苏轼也发出了这样的伤情啊!春苦春愁,花开花败。就在三年前,他夜宿燕子楼时候,还写道:“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看来,这是个将天地装于胸怀中的儒门豪生,她一声浩叹,便又如天地间的飓风一般。这样的一个人,难道也因为磨难,而渐渐熄灭了豪气,转而变化入了禅入了淡定,为沧桑所改了吗?黄州待了四年,苏轼有了东坡居士的雅号。

不可忘记的是此前的“乌台诗案”。他也发出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逃遁的喟叹。儒门大勇,是挡在世事洪流之中要为往世开太平的,他如何让可以去呢!记起来苏轼还有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后人多赞这两句诗好,说写的够通透疏朗,一片超脱的气概,多少旷达在怀。可是,天空无雨无晴,不正是一个阴天吗?即便解作为人风雨不变,晦明不动,却不也昭示了苏某人此刻也在要追求的这样一种淡定,那么他心中不正是欠缺这样的定境吗?

此后八年,1085至1093年,苏轼可谓几上几下。

早在1084年,苏轼年49岁时候,神宗准备起用苏轼,下诏改派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在赴汝州的途中,他游了庐山、石钟山,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歌《题西林壁》和散文《石钟山记》。在金陵,他拜见了闲居在家的王安石,一起玩了几天,写了几首互相唱和的诗。年底,苏轼到达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他不想再向前走了,便向朝廷报告,请求在常州居住。经朝廷批准,苏轼于1085年五月,返回常州。

这年(1085)的三月,神宗病逝,继位的哲宗年仅十岁,高太后垂帘听政。她是反对变法的,于是守旧派人物纷纷上台。

苏轼到常州不久,就接到担任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的命令。刚到登州五天,又奉命进京任职,进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升了三次官,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皇帝的侍从顾问,起草制、诰、诏、令),后来,他还兼任了哲宗皇帝的老师。

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不久就和守旧派的领袖司马光发生了分歧。司马光担任宰相后,以彻底废除新法,恢复旧法为目标。苏轼在当地方官的时候,贯彻过新法中的免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也亲眼看见了以前的差役法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因此便反对废除免役法。 以前,苏轼得罪了变法派,现在又得罪了守旧派。在旁人看来苏轼是个没有立场的人,在新法时候提出反

对,现在又要实施新法,时人有目之为沽名钓誉,取异于群,以彰独见。但是苏轼却是个不因群疑而阻独见的人。

但是人言终究可谓,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人言未必皆然,则疑似有以致谤”三人成虎教训在前。于是苏轼认为自己如果“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

交攻,不死即废。”因此,他要离开京城这个是非的中心,请求到地方去做官。1089年,他终于被任命为杭州的知州。而迎接他的还是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年春天,江浙一带遭水灾,早稻不能下种;五六月间又转为旱灾,刚种下的晚稻也收成无望。于是大力兴修水利,治理西湖。至今西湖留有苏堤。现在已是杨柳堆烟的去处,正是:山水依依似旧在,不见当年东坡公。

1091年三月,苏轼又被调进京任翰林学士。已是“两目昏暗,左臂不仁”之人,便借口身体不好,上疏辞免。朝廷没有批准。再任翰林学士不久,苏轼又遭到党人的攻击,甚至连他在杭州请求朝廷救灾也成了罪名。苏轼对这种斗争早已厌倦,又请求离开朝廷。结果1092年八月,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知州。颖州是欧阳修晚年闲居的地方。这时候,欧阳修早已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还在。苏轼常和他们一起饮酒赋诗。颖州也和杭州一样,灾情十分严重。农民以榆树叶等度日。苏轼想方设法进行救济。又兴修水利,动手疏浚逐渐干涸的颖州西湖

1092年二月,苏轼又被调任扬州知州。在去扬州的路上,见麦苗长势喜人,苏轼心里也非常高兴。但苏轼在造访百姓时却听到“丰年没有灾年好”的说法。 “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他估计,“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因此,他请求朝廷免掉老百姓欠官府的钱粮。在他的一再请求下,朝廷终于同意了。

苏轼在扬州也只有半年时间又被调回了朝廷,升为礼部尚书。但无休无止的宗派斗争还是使他呆不下去,1093年九月,他又离开京城,到定州(今河北定县)任知州。定州是与辽交界的军事重镇。由于官吏克扣军饷,放债取息,士兵无衣无食,营房破旧,纪律松驰,喝酒的、赌钱的、偷盗的,什么都有。苏轼严厉惩办了贪污将校,修补了营房,恢复了纪律,加强操练,很快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他又恢复了民间的武装组织“弓箭社”,在物质上给予优待,让老百姓一面种地,一面防边。正当他兢兢业业大力加强边防的时候,沉重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

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

哲宗亲政。哲宗要继承神宗变法遗志。苏轼的政敌们又弹劾他头上。

“诽谤先帝”。哲宗便把他的老师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苏还没有到达英州,又被贬为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他只好把家小安顿在阳羡(江苏宜兴),带着小儿子苏过一起前往。在路上,又被贬为宁远军(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惠州

1094年十月,苏轼到达惠州。当时的岭南,十分落后,被称为蛮貃之邦,瘴疠之地,专门流放罪大恶极之人。苏轼年近花甲,遭到这样的打击,自然是十分凄惨的。《赴英州乞舟行状》说: “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三年,头童齿豁。仍然在安置。

疾病如此,理不久长。”加上平时薪俸所得,随手花尽,定州送他的人,不肯再往前走,而英州接他的人又没有来,他连买马的钱也没有。“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他哀求皇帝看在当了八年老师的份上,准许他坐船到英州去。这样,一是可以节省路费,二是免去了鞍马之劳。如果一定要他“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

但一来到惠州,苏东坡又笑了。《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不久,他就把全家接到了惠州。嘴里吃着荔枝,心里想起了历史上进贡的一幕幕,忆古抚今,写了《荔枝叹》。苏轼一生总是因才而名,也是因才而祸,闲来捉笔,总是诗文叙情,有《纵笔》一诗: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小诗让当上宰相的章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七
《苏轼》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八
《苏轼系年》

苏轼《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诗系年

摘要:苏轼的《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历来有三种说法,元符二年戊寅、己卯说,根据苏轼在此期间的创作的诗歌的内容来看是不正确的;宋绍圣三年(1096)说,通过《文集》中的记载以及诗歌的内容和他的行踪得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绍圣四年(1091) 丁丑正月说,从他修建新居的时间来看,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苏轼 和陶游斜川 白鹤新居 儋州 惠州

关于苏轼《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诗的写作时间, 历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元符二年戊寅、己卯说,宋绍圣三年(1096)说,绍圣四年(1091) 丁丑正月说,我们从苏轼的行踪,交友和诗歌的内容来看,此诗当作于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 年) 正月五日。 元符二年(1099) 己卯说,苏轼《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载《诗集》卷四十二全诗如下:

谪居澹无事, 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 未失斜川游。

春江渌未波, 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 泛泛随鸣鸥。

中流遇洑洄,拾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 何必逢我俦。

过子诗似翁, 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 颇有此乐不?

问点尔何如, 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 不为由与求。

另外有苏过《次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诗:

岁丰田野欢, 客子亦少休。糟床有新注, 何事不出游。

春云翳薄日, 石番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 醉眠不惊鸥。

茅茨谁氏居, 鸡呜隔林丘。曳杖叩其门, 恐是沮溺俦。

但苦鴂舌谈, 尔汝不相酬。筑室当为邻, 往来无惮不?

澄江可寓目, 长啸忘干忧。傥遂北海志, 余事复何求。

这两首诗, 所作的时间相同, 所述之人事亦同。比较而言, 轼诗重抒感而过诗多写实, 若将两诗参照解读, 也就不难看出, 王文诰“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作”之说其实并不正确。 过诗首云: “岁丰田野欢”, 接着又谓:“糟床有新注”。正是粮足酒香, 所以言欢。而元符元年十月, 轼在儋州作《记藷米》却说: “今岁米皆不熟”; 元符二年《与侄孙元老书》又说: “海南连岁不熟, 饮食百物艰难”。同年苏过亦谓: “今年岁恶不可渡,竹间有米田无禾” (《夜猎行》) 。凡此种种,又岂是“岁丰”之象? 况且, 当是时, 苏轼自己亦因“儋州米贵”而“有绝粮之忧”,正欲与过子共行龟息以不食(详见《学龟息法》) , 生活的困顿一至于此, 家中酿酒的糟床又从何而“有新注”! 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

过诗又云: “筑室当为邻, 往来无惮不?”二句言卜居之意甚明。“当”者, 将要之谓, 可见作诗之时是在筑新居前, 而非“入新居后”。又考苏轼居儋期间, 唯于元符元年四月间被逐出官舍后有卜居事, 同年五月新居草草完工即行迁入。在时间上, 亦显然与轼诗自注之“正月五日”难于吻合。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

而且, 这卜居之地, 按照两诗的描述,是处江岸层丘之上。而苏轼儋州新居, 却在城南“污池之侧, 茂林之下” (《与郑靖老书》) ,“根湫溢” (《与程秀才书》) , 与流经城北的宜伦江直线距离两里有余(据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第382 页按语, 林为儋州人) , 既无能“俯清流”之“石番石”, 亦无“可寓目”之“澄江”, 两者地貌迥然有别。因此元符二年(1099) 己卯之说不确。

再说, 两诗述事, 均及一人: 他居林丘, 住茅茨(“茅茨谁氏居, 鸡鸣隔林丘”) ,讲本地方

言( “但苦鴂舌谈”) , 为抱德隐者( “是沮溺俦”) 。苏轼父子拾舟登岸, 叩门求见( “拾舟步层丘”, “曳杖叩其门”) 甚相得( “何必逢我俦”) , 欣然以为“无惮往来”, “可与饮”, “当为邻”。这是一幅多么有声有色的“东坡交友图”。可是, 在苏轼父子居儋诗文中, 此事竟是无迹可寻, 其人亦是无案可稽。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

绍圣三年说。从他的行踪来看,苏轼卜居鹤峰在绍圣三年新春, 时间与“正月五日”相符。绍圣二年“十一月闻有诏, 元臣僚独不赦且终身不徙” (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三十九) 。由是, 苏轼自觉“北归无日, 因遂自谓惠人, 渐作久居计”(《文集》第1681 页) 。接着, 又听到了第二条消息: 时任广东提刑的程正辅即将罢去。当初苏轼能如愿以偿, 从“墙穿屋漏”、“凡百不便”的水东嘉祐寺迁回“三司按临所居”的合江楼, 实凭正辅照拂, 用苏轼自己的话说, 就是“非兄巨庇, 何以得此” (《文集》第1600 页) 。现在, 正辅召还, “巨庇”将失, 苏轼不禁深以为忧: “兄去此后, 恐寓行衙(指合江楼, 又称行馆) 亦非久安之计” (《文集》第1595 页) 。又说: “行馆、僧舍(指嘉祐寺) 皆非久居之地” (《文集》第1783 页) 。至此, 未雨绸缪, 另觅新居,“使老病有所归宿”, 已是势所必然。他信告正辅: “意欲结茅水东山上, 只未有佳处,当徐择尔” (《文集》第1595 页) , 时为绍圣二年岁暮。三年新春伊始, 苏轼又有诗云:“小邑浮桥外, 青山石岸东⋯⋯结茅来此住,岁晚有无同”(《新年五首》之四) , 这小邑青山, 于浮桥(即东新桥) 之外, 石岸(西支江岸多岩石, 故云) 之东, 正指当时归善县署所在地白鹤峰。而两诗所标示的出游时间: “正月五日”; 以及所透露的卜居于兹意向: “筑室当为邻”, 又正好与之相吻合。

从他的交友来看,白鹤新居西邻书生翟逢亨抱德而隐, 贫而好酒, 实为“林丘茅茨”之居者过诗曰: “茅茨谁氏居, 鸡鸣隔林丘。曳杖叩其门, 恐是沮溺俦。”这四句可以说是“步层丘”的一组特写。“沮溺”, 典出《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耦于耕, 孔子过之, 使子路问津焉。”这里, 苏过以子路自喻而以孔子喻苏轼。毫无疑义, 他就是惠州秀才翟逢亨。据《归善县志》称: 翟“事母至孝, 学问博洽, 邦人呼为翟夫子”, 可见确实是位抱德避世的仁厚君子。因此, 也就难怪苏轼父子要对他产生浓烈兴趣, “恐是沮溺俦”, 而中流遇洑洄,拾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 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 我唱而辄酬。未知陶彭泽, 颇有此乐不? 问点尔何如, 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 不为由与求。“曳枝叩其门”了。翟世居惠州。出来应门自是满口方音。“但苦砏舌谈, 尔汝不相酬”, 同样也是写实。翟贫而好酒, 客来款以家酿, 苏轼父子因此而意甚欣然。以为“有口可与饮”、“筑室当为邻”。几天之后,苏轼还意犹未尽地说: “万户不禁酒, 三年夷识翁, 结茅来此住, 岁晚有无同”(《新年五首》之四) , 用《诗经、风雨》“既见君子, 胡为不夷”的典故来表达他结识可与同饮的翟秀才的喜悦心情。或许可以这样说,苏轼父子最后择定白鹤新居这一“佳处”,正是在这一次“斜川游”中。而他们乐于与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翟夫子、林行婆结邻而居, 怕又正是促成这一“择定”的重要原因。

从他诗歌的内容来看,绍圣二年秋冬惠州连获丰收,事实与“岁丰田野欢”相符。绍圣二年十月间, 苏轼致函程正辅, 专论岭南钱荒民纳田税理应钱粮各便一事, 开首就说: “今来秋大熟, 米贱已伤农矣”(《文集》第1608 页) , 此为惠州该年秋粮丰收之证。绍圣三年正月, 苏轼作《新年五首》, 其四云: “茶枪烧后有, 麦浪水前空” ———江岸大片田麦随风摇浪, 空阔无际, 正是“大有”景象, 此又为惠州该年冬种丰收之证。过诗“岁丰田野欢”云云, 显然与上举之事实相符。又, 在宋代, 岭南是法不禁酒, 年登米贱, 必致家酿丰足, 苏轼《残腊独出》诗(作于绍圣二年) 有谓“野梅处处开, 家家腊酒香”, 盖记其实。“糟床有新注”云云, 也同样与之相符。白鹤峰北临东江独立千岩之上, 地貌与“石番石俯清流”相符。据两诗描述, 苏轼父子意欲“筑室”之地正在江边山上, 澄江、洑洄、石番石、林丘, 是构成该处地貌特点的几个重要元素。而这些, 恰又正是苏轼白鹤新居最为引人注目的地理标识。为尽量接近历史原貌, 这里仍以苏轼父子之诗举证: 绍圣三年秋, 苏过有《九日》诗言

及兴建之中的白鹤新居:“我有环堵居, 危台俯清绝。”四年春, 苏轼《又次韵二守许过新居》也写道: “相娱北户江千顷, 直下都无地可临。”按: 上引二诗,均极言鹤峰高峻独立, 故江山之观, 无限阔远, 正可为“澄江可寓目”作注解。又, 苏轼《白鹤新居上梁文》谓: “鹅城万室, 错居二水之间, 鹤观一峰, 独立千岩之上。”“二水”, 指绕城而过的东、西二江。“千岩”, 则为盘踞鹤峰北麓的钓石, 也就是坡翁当年常来汲江煎茶的地方了。按照苏轼《江郊》诗的描写, 此处“石奇岸斗入, 洄潭轮转”, “初日下照, 潜鳞俯见”, 这又正可与“石番石俯清流”相印证。至此, 我们实不妨认为: 两诗所说的“层丘”、“林丘”,其实就是惠州水东白鹤峰; 苏轼父子的这一次“斜川游”, 其实就是以卜居为主要目的东江鹤峰游。他们一行经由嘉 寺北出通潮门, 抵东江乘船顺流而下, 至洄潭钓石靠岸上山。轼诗“春江渌未波, 人卧船自流。中流遇洑洄,拾舟步层丘”四句, 就正是对这一过程的真实记述, 至今读来仍觉是处处落实, 字字可解。

绍圣四年(1091) 丁丑正月说。1095年冬,苏轼以获悉朝廷对“元祐臣僚”永不叙复,而“绝北归之望”。于次年三月,开始在归善县城白鹤峰的白鹤观旧基建房,“作终老计”。1096年(绍圣三年)正月初一,博罗发生大火,全城尽毁。苏轼又去信请程正辅通令地方政府放粮赈灾,禁止向灾民摊派,并建筑临时住所,制止抢劫。新党掌权的朝廷普遍加重对旧党的惩罚,六十二岁的苏轼又一次现遭到远谪,贬为琼州别驾,到海南岛的儋州。1097年(绍圣四年)二月居室20间建成,自嘉祐寺迁入。由此可见,他不可能在四年正月作此诗。不久,其长子苏迈率家小来惠探望,一时“笑语纷如”。但好景不常,四月间得知又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儋州)安置。前后在惠州谪居四年。

据说此次被贬缘于所作《纵笔》一诗中有云:“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至京师,权臣章子厚笑道:“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再次遭贬。四月与幼子苏过坐船离惠,七月抵昌化军前后在惠州谪居四年。

因此,综上所述:元符二年海南连岁不熟, 饮食百物艰难,苏轼自己亦因“儋州米贵”而“有绝粮之忧”, 因此元符二年戊寅、己卯之说不确。1097年(绍圣四年)二月居室20间建成,自嘉祐寺迁入。由此可见,他不可能在四年正月作此诗。苏轼卜居鹤峰在绍圣三年新春, 时间与“正月五日”相符。绍圣二年秋冬惠州连获丰收,事实与“岁丰田野欢”相符。所以说,苏轼这首《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诗,其实是在绍圣三年作。

参考书目:《苏轼诗集》撰(清)王文诰 辑注 孔凡礼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苏轼文集》撰(明)茅维 孔凡礼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撰(清)王文诰 出版社:巴蜀书社

《苏东坡在海南岛》撰 朱玉书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惠州西湖志》撰 张友仁 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苏轼年谱》撰 孔凡礼 出版社:中华书局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九
《2011届惠州市高三语文第一次调研考试评卷资料之古诗文鉴赏》

2011届惠州市高三语文第一次调研考试评卷资料之古诗文鉴赏

一、回乡偶书

贺知章,(659-744)唐代诗人。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更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其排行第八,人称“贺八”。越州永兴(今浙江省萧山市)人。武则天证圣进士,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后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为人旷达不羁,有“清谈风流”之誉。八十六岁告老还乡,旋逝。属盛唐前期诗人,又是著名书法家。作品大多散佚,现仅存诗二十首。

《回乡偶书》共二首,是作者于公元744年(天宝三载)致仕还乡时所作。诗中既抒发了久客伤老之情,又充满久别回乡的亲切感,虽为晚年之作,却富于生活情趣。

1、作品原文 回乡偶书①

其一 少小离家老大②回,乡音③无改鬓毛④衰⑤。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其二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⑥水,风不改旧时波。[1]

注释①偶书:随便写的诗。偶:说明诗写作得很偶然,是随时有所见、有所感就写下来的。②老大:年纪大了。③乡音:家乡的口音。④鬓毛:额角边靠近耳朵的头发。⑤衰(cuī):疏落,衰败。⑥镜湖: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北麓,方圆三百余里。

译文 其一、我在年少时外出,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故乡。我口音虽未改变,但我那双鬓却已经斑白。所有儿童们看见我,都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互相问问:这客人是从哪里来呀?

其二、离别家乡已很长时间了,回家后才知道家乡的人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有门前镜湖的碧水,在春风吹拂下,依然像往日那样漾着清波。

2、作品鉴赏

贺知章在公元744年(天宝三载),辞去朝廷官职,告老返回故乡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时已八十六岁,这时,距他中年离乡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了。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心头有无限感慨。《回乡偶书》的“偶”字,不只是说诗作得之偶然,还泄露了诗情来自生活、发于心底的这一层意思。

其一:第一首是久客异乡、缅怀故里的感怀诗。写于初来乍到之时,抒写久客伤老之情。在第一、二句中,诗人置身于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之中,一路迤逦行来,心情颇不平静:当年离家,风华正茂;今日返归,鬓毛疏落,不禁感慨系之。首句用“少小离家”与“老大回”的句中自对,概括写出数十年久客他乡的事实,暗寓自伤“老大”之情。次句以“鬓毛衰(cuī催,疏落之意)”顶承上句,具体写出自己的“老大”之态,并以不变的“乡音”映衬变化了的“鬓毛”,言下大有“我不忘故乡,故乡可还认得我吗”之意,从而为唤起下两句儿童不相识而发问作好铺垫。

三四句从充满感慨的一幅自画像,转而为富于戏剧性的儿童笑问的场面。“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儿童,这只是淡淡的一问,言尽而意止;在诗人,却成了重重的一击,引出了他的无穷感慨,自己的老迈衰颓与反主为宾的悲哀,尽都包含在这看似平淡的一问中了。全诗就在这有问无答处悄然作结,而弦外之音却如空谷传响,哀婉备至,久久不绝。

就全诗来看,一二句尚属平平,三四句却似峰回路转,别有境界。后两句的妙处在于背面敷粉,了无痕迹:虽写哀情,却借欢乐场面表现;虽为写己,却从儿童一面翻出。而所写儿童问话的场面又极富于生活的情趣,即使读者不为诗人久客伤老之情所感染,也不能不被这一饶有趣味的生活场景所打动。

杨衡《对床夜语》诗云:“正是忆山时,复送归山客。”张籍云:“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卢象《还家诗》云:“小弟更孩幼,归来不相识。”贺知章云:“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语益换而益佳,善脱胎者宜参之。

其二:第二首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以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这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一句,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孕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地一笔带过了。

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镜湖,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北麓,周围三百余里。贺知章的故居即在镜湖之旁。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个年头,而在四围春色中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惟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波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净尽了。从直抒的一二句转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抒写的感情,在湖波不改的衬映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愈益深沉了。

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若不胜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

陆游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回乡偶书》二首之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诗作展现的是一片化境。诗的感情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毫不雕琢,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了诗的意境。像这样源于生活、发于心底的好诗,是十分难得的。[2]

二、纵笔三首

其一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其二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其三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其一)赏析:自33岁“乌台诗案”入狱之后,苏轼厄运不断,屡贬黄州、惠州、儋州,仕途坎坷,心力交瘁。被贬广东惠州时,住在一座寺院里,苏轼曾写过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据说这首诗被当时的权臣看到,笑着说:苏轼还这么快活吗?那就叫他去更偏远的地方!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苏轼便由惠州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其时苏轼已经64岁,且病魔缠身,处于“食无肉,居无室,病无药,出无友”的尴尬境地。《纵笔三首》即作于此时,这是其中第一首。寓悲愤和幽怨于诙谐、幽默之中,令人叹绝。

苏轼对来自各方面的迫害从来不是没有原则的逆来顺受,对苦难也不是麻木不仁,他是把儒家的坚毅、道家的超脱、佛家的达观糅合在一起,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因而他始终能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始终能保持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刘禹锡因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触怒新贵被贬为连州刺史。二十四年之后,刘禹锡重返长安,再赋“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蔑视权贵的精神令后世敬仰!苏轼又何尝不是这样!惠州的一首《纵笔》,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儋州,在儋州还要纵笔,而且是《纵笔三首》,这是何等的气概!

古时的文人墨客.一病便要勾起多少伤愁,韦应物就有"身多疾病思田里"又有杜甫"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述尽悲凉.

诗作于病中.白须萧散,两鬓班白.亲历了太多沧桑,而今已是花甲之年了.临着寒风,自斟自酌.已是一幅凄凉画卷.本该循着这意境,来一两声感慨,世事无常或者抑郁不得志,方合情合理.他却笔锋一转.写天真的孩童见他面上红光而欣喜,不知是醉酒的缘故.

读来诙谐.细细思之,却几番释卷几乎被勾下泪来。小儿欣喜,却是误喜,面上朱颜却原是酒红.一波三折,两句诗,寥寥写就.那么随意平常,孩童天真,他朗朗一笑,心内却是落寞。一生飘荡,几经贬谪,官场失意,朋友背叛.这时恰又病了,万般愁苦寄于酒中.他以豁达旷放对待悲苦愁闷.他不是为着一件不如意之事就整天郁郁寡欢的人.只是他的忧愁虽短却那么深重,虽然深重,却又努力要去排遣它.内心永远充斥着矛盾,就像这淡淡的一笑中,揉杂了多少悲欢。.

( 其二)登高远望,是古人在落寞时常做的事。像柳宗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印象里,写登高最多的,是困在国愁家恨里,郁郁不得志的杜甫了。“花近高楼伤客心,万番多难此登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还有那句,被人用滥了的“百年多病独登台”。篇篇都是佳作,篇篇都是落寂。

只是,读子瞻一句“独立斜阳数过人”,不写登高,不写多病,亦没有一个愁字,没有一个伤字。直写落寞的不过是一个“独”字。想起后主,无言独上西楼,不也只一个独字,就觉着胜过那登高谴怀的万千佳作不知多少倍了。

父老争先来看曾做过高官的苏轼,那样的场面一定是热闹非凡了。溪边古路三叉口,是平常巷陌。古道,自然在不经意中又添一分沧桑。他就这样在夕阳中站立着,迎着好奇的探询的目光。是,眼前人声嘈杂,这样热闹。但,他有他的落寂。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他立在斜阳里数过往的行人。

数过人。三个字,含在嘴里,是哀而不伤。滋味是什么,难以言说。大概就是香菱说的,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了。 残阳暮色,流年偷换,人亦是残阳暮色了。想昔日曾为官作宰,那些辉煌成就,早已成空。

且让过往烟消云散吧,听溪水寂静地缓缓流动,数行人,一,二,三。。。。

记得你的水调歌头,所以,云淡风轻的夜里,仰起头来,就看到一轮明月里,你醉里起舞的身影。

记得你的独立斜阳,所以,一直以为你还在那个路口,数着离去的行人。夕阳西下,我也站在另一个路口,用等待一树花开的平静之心,等待曾吟着寂寞沙洲冷的幽人,忽然地就在小路边出现了。

其(三)子瞻最可爱的地方大概就是,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能用向上的姿态去面对。林语堂说的诙谐,也说的最好——他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从前在资料上也看到,他一拿到俸禄定会马上买酒卖菜,很快把钱用完。剩下的日子要怎么过,他还没想好。对于穷困,他是从不放在心上的吧.还真是“不须预虑,以此胸中无一事”。只是笑着叹服。想我们在这每天念书等着拿文凭,很多人大抵就是为着以后找到好工作,然后把日子过得好些吧。现代人总是要把未来设计得好好的,这不见得聪明,但谁敢说这些算计不是必须的。所以说,子瞻是超然物外,我们只能安分地当我们的大俗人,最多也只是羡慕那样一种心境罢了。

待看到他自己这样写到穷和饿,又有些不同的感触了。单看前两句,以为是现在那些拿稿费都手软了的作家还向读者诉苦“大陆的船只很就没来,我这日子过得穷”"。谁信他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日子会过成这样。但北宋可不比现在,皇帝才不一定拿他苏东坡当宝,更何况背后还有一群小人看他日子过好了就不舒服。听他“亲口”说,醉饱萧条半月无。就有了些自嘲的意味。也觉得他“超然”得并非我想的那么彻底。但,苏轼毕竟是苏轼呵,半月萧条又如何,放任自然的心性怎么会就此改过。还是豪迈地说"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饭没得吃了,酒没得喝了;他倒乐观,惦记着明天邻居家祭灶,他去蹭饭吃。

对他那样的生活,我竟然羡慕了。不用过多地去考虑些什么。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时光。有时涉江去看看朋友,借两本好书。钱不够用了,自己种些作物,偶尔作些诗,击牛角而吟咏,或者就有朋友请你去宴饮。比陶渊明的生活还自在。 有时候读子瞻的诗,会觉得,他是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一连那些章句也变得可爱起来。他有家国之忧,有群小之惧,也有平凡的小老百姓的欢乐。他不是故纸堆里的人物,越了解他,这种感觉越强烈。他的生活环境虽和我们疏远,但是眼泪与欢笑,爱恨得失都与我们那么贴近,只是他比我们更洒脱,也更近于真实一些罢了。

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现在,才真的知道何谓“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孤独的境界(比较阅读)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屋外知。悄立市桥人不只,一星如月看多时。——黄景仁《癸籍除夕偶成》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西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古人。——苏轼《纵笔三首》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泽,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四岁丧父,与母亲共过孤苦的生活。十六岁应府试,三千人中名列第一,十七岁进秀才。然而他没有苏轼遇欧阳修的运气,考举人不中,乾隆三十六年(1717年)他二十三岁将外出游幕谋生在“柴门风雪”之夜与母亲告别,看到母亲“泪眼枯”的情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别老母》:“寨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字字透骨,催人泪下,乾隆三十八买年,他一无所获回到家中过年,于除夕之夜写下了这首名作,千家笑语,万家灯火,到处是节日的气息,而诗人却独立石桥,看着陌生的行人,看着天上的星星,又想到自己如梦的前程,感到孤独而无助,从小饱读诗书,到头却一无所用,诗人痛感人生的忧患,却又无可奈何,彷徨无措。

《纵笔三首》作于苏轼晚年,当时诗人已花甲有余,被流放到海南儋州,诗共三首,这是其中之一:乌角巾,指诗人的官服。海南的父老争看我的官服,都说我应是做宰相想的官身。然而我现在却作了天涯海角的流克,人生如梦,人生如寄,个人的得失又何必计较,在这远离险恶仕途的地方安度晚年不是也挺好么,在溪边,在这路口,在这斜阳下,数数行人吧。诗人的从容豁达于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句诗的写作手法相似,心境却不相同,虽都有孤独寂寞的感受。但对生活的态度却不一样,黄诗于忧愤中抒发了自己的抱负和不甘久居人后的志向,而苏诗则俨然以一位饱经忧患的老人独自于斜阳下的闲适心境,黄诗写诗人处在极度忧患中茫然无所适从的心情,苏诗则写诗人遭受打击磨难后随遇而安的从容。当然两诗都带有读书人特有的傲气与傲骨,尤其是年轻气盛的黄诗。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创立境界说把宋词中的三个言情名句比作人生的三个境界,并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为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一次推论,则黄诗中所表现的应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界,亦为”有我之境“,是诗人怀才不遇的惆怅。这句话和五代词人冯延已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明新月人归后“异曲同工,境界又高一层。而苏诗则是”灯火阑珊处“的第三境界,亦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妙手偶成,朴实自然。正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苏轼纵笔原文翻译篇十
《苏轼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一、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赞扬颜太初的诗文:"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要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可见,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曾写过一首《戏足柳公权联句》诗,其序云:"宋玉对楚王:'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权小子与文宗联句,有美而无箴,故足成其篇云。"其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唐文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柳公权)。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苏轼补句)。"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①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他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现实主义名篇。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的苏轼文艺的反映。

二 主张诗贵传神

苏轼关于诗画要传神的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在这里,苏轼本首"诗画一律"的原则,精辟地阐述了诗画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绘画过分追求形似,则不能传神;作诗仅仅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也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诗画都要遗貌取神,抓住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这就是诗与画共同的本质特点。

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体《白莲花》诗云:'无情有恨何见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梅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与。"这是苏轼在元三年教导他的小儿子苏过如何写物的方法,文中所引皮日体诗,实为陆龟蒙《白莲》诗。"写物之功",意谓体物传神,就是要抓住不同事物的不同特点,传达出它们的内在神韵。"桑之未落"二句,见于《诗经?卫风氓》,诗人以饱满的桑葚和肥泽的桑叶喻女子的年轻貌美,很恰当。林逋的诗句,在黄昏之月和清浅之水的陪衬下,以"疏影"和"暗香"传达出梅花幽洁孤雅的神态与品格,令人回味不绝。"无情有恨"二句,也只有白莲

花才具有如此孤清幽怨的神韵。这三例都是体物传神的佳作。而石曼卿的《红梅》诗,把红梅比作桃李,认为区别只在于青枝绿叶的有无,这是专求形似,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没有传红梅之神,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中体",是切中要害的。在这之前(即元丰五年),苏轼曾针对石曼卿诗写了《红梅三首》,以示传神门径。其一云:"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苏轼的红梅诗,虽然也写形貌,但他抓住了红梅的"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这一独有的"梅格",传出了红梅的内在神韵。

苏轼诗贵传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其它诗评中。南宋吕本中《东莱吕紫诗话》载:"欧阳季默尝问东坡:'鲁直诗何处是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重黄诗。季默云:'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东坡云:'此正是佳处。'"②"卧听"二句出自黄庭坚《泳雪奉呈广平公》一诗,作者抓住了雪的声貌,把不易表现的疏落的雪的神态表现出来了,因此,苏轼对它大加赞赏。相反,他对那些只务形似的作品表示了鄙弃。李白曾写过着名的《望庐山瀑布》诗,描写了庐山瀑布飞流直下的壮观神态。唐人徐凝,曾在李白这道诗后题过一道诗,其中有"一条界破青山色"句,被人传为写庐山瀑布的佳句。苏对对此不以为然,他写诗批评徐凝。诗题序云:"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其诗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③苏轼之所以把徐凝诗斥为"恶诗",主要在于徐诗没有写出庐山瀑布那种奔腾而下的独特神采。

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曾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苏轼的诗歌创作,在体物传神方面表现出杰的才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唐子西语录》云:"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按:即作'三尺长胫阁瘦躯')。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可见苏轼体物传神之妙。又如写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游金山寺》)上句写水,下句写天。靴皱喻水纹,"细"乃因微风,得物之常理;"钱尾赤"形容"断霞"极传神;"半空",应落日之景,正是水波粼粼,江天霞染。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评曰:"写出空旷幽静之致";施补华《岘说诗》评曰:"的是江心晚景。"④写舟中观景:"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⑤卧船静观,不觉水波起伏,但见远山俯仰;不觉画船飘荡,但见月轮徘徊。写西湖夏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⑥王文浩评曰:"随手拈出,皆得西湖之神,可谓天才。"⑦至于《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更是脍炙人口的传神佳作。

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明确提出"远韵"这一概念,并引用司空图论诗之语:"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⑧作为"远韵"的注脚。苏轼对"远韵"的追求,显然受到了司空图的影响。他在《书词空图诗》中说:"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二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作者认为司空图和杜子美的诗句都有远韵,不同的是,司空图的诗句描绘的境界偏于寂静,寒俭有僧态;杜子美的诗前二句以萤飞、鸟鸣衬托出黑液的沉寂,而后二句黎

明前月出东山,波光万顷的景象,显示出一种蒸腾向上的气热。

从前面所引的《书鄢陵王主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我们也可看出,苏轼把"远韵"看作比传神所能达到的境界更高出一个层次。此诗云:"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边鸾与赵昌同为丹青传神的高手,皆入妙品之列。然而,在苏轼看来,他们的"写生""传神"之作,却远不如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那样"疏淡含精匀",枝头花蕾的一点点红意,却寄寓了无边春色,正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苏轼赞美诗僧参寥的诗说:"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⑨认为参寥的的诗有无穷的韵味。他推崇王维,认为王维诗画富有人所难及的远韵。《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此诗题为《山中》,蓝溪,源出于陕西蓝田县西秦南岭山中,此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此诗首句写山中溪水,次句写山中红叶。三四句描绘山的全貌,尽管冬令天寒,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是空明的,不象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份,人行空翠之中,就象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侵染、滋润,而微微感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快感。王维此诗具有画的色彩美、构图美,意境深遂,韵味绵长,确是"诗中有画"的杰作。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云:"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境,匪人所测。于篇中又各有不测之远境,其一段忽从天外插来,为寻常胸臆中所无有。不似山谷于句上求远也。"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同样表现出对远韵的追求。如作者64岁时在儋州写的《纵笔三首》之二云:"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大,独立斜阳数过人。"起二句说诗人出门时,有许多"父老"围着看他。他目前虽象隐者、普通书生那样戴着"乌角巾"(黑色头巾),但"父老"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做过"宰官"的不平常人。父老的亲近足以令他自豪,但说"缘"(因为)是"宰官身",又足自悲。这二句写的是热闹中的寂寞,自豪中的悲凉。后二句专写寂寞,更见悲凉。一阵热闹过去之后,"路人"少到可"数",环境的荒僻寂寞可知。诗人闲着无事,独立在斜阳映照下的三叉路口旁,细数着来往不多的行人,真是悲凉之至。但诗句只写物象,不着议论,不抒情感,不露"寂寞"与"悲凉"的字样,而寂寞、悲凉的情感又蕴含在所描绘的境界之中,的确是充满深情远韵的佳作。

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他在《赠袁陟》中双说:"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僧人固然儒要"空且静",诗人同样需要"空且静"。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苏轼《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云:"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正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最好说明。苏轼在总结文与可的画竹经验时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 与可画竹时,能保持"空且静"的心态,达到"忘我"的境地,寂然凝虑,身与竹

化,这才画出了清新幽雅、自然澹泊的意境。末二句意谓:提倡"忘我""心斋"的庄周早已死去,谁能真正理解文与可作画时出神入化的境界呢?苏轼反复强调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空静"心态,来源于他对佛老之学的认识。在佛、道二教中,"空静""虚空"的要义,都是达到"无我"之境而得万物之本。道家如《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斋就是排除一切思虑与欲望,保持心境的清净纯一。又《天道》篇:"夫虚静恬澹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页道德之至……万物之本也。""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佛教如《维摩经》:"是身为空,离我之所。"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 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大的思维空间以创造神完气足、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苏轼所说"神与万物交"的哲学底蕴。

三 崇尚"天工与清新"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如《戏用晁补之韵》:"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酒令人饥。"《答李邦直》:"如我久慵倦,起我以清新。"《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清诗五百言,句句皆绝伦。"《邵茂诚诗集叙》:"清和妙丽,咀嚼有味。"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

苏轼提出的天工清新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的方面的内容:

其一、感情率真。苏轼自道其作诗的体会:"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重寄》)他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中,自述酒后情思勃发,作画题诗的情景;"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壁长遭骂。""长遭骂"是诙谐语,任性作画题诗确是事实。

苏轼在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诗的标准。如《读孟郊诗二首》中写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诗从"二句最深刻,前句说孟郊诗情真,都是出自肺腑的;后句讲只有情真才能感人,才能引起共呜。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那些啼饥号寒之作,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确实催人泪下。他多次应试不第,其《落第》诗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同志下第》云:"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而一旦得第,其欣喜之情也溢于言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是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孟郊确实是一位敢哭敢笑、敢于直露真情的诗人,苏轼赞美的正是这一点。

苏轼特别推重陶潜,就国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 陶潜《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九首,写田父劝他出仕,他却表示决不同流合污。苏轼抄录此诗,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 这就是说,诗歌应该直抒胸臆,不要言不由衷。苏轼对那

些虚情假意的人是很不满的,他嘲笑东晋名士说:"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其二,意境清新。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它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苏轼用"境与意会"概括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清新的、超尘脱俗的意境。他称赞欧阳叔弼的诗"子诗如清风发将旦" 。说其诗象早晨太阳出来之前的清风。他赞美朱逊之的诗"君诗如秋露,净我空中花" 。意思是说,当眼昏病苦之中,忽得朱博士之诗,清冷如露,一扫病眼的错花。他赞美王震的诗"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 ,无论早晨的清风、秋天的白露或霜夜的明月,都是清新美好的。苏轼评价诗僧辨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 赞美惠勤"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 。赞美参寥"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 ,等等,都是从"清新"这一审美标准出发的。

苏轼反对画面浅俗、缺乏新意的诗。他在《书郑谷诗》一文写道:"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扁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郑谷诗所描绘的境界是人们常见到的出象,画面俗,情趣不高,缺乏新意。而柳诗境界清逸绝俗,寄托着诗人孤傲清高的品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所以深得苏轼赞赏。苏轼喜爱陶渊明的诗,在《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一文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见"与"望"之间,确实可看出无意与有意、自然与不自然的区别。渊明采菊东篱,无意望山,而偶然抬头,南山恰巧被他看见了,于是"境与意会",南山悠然静美,诗人悠闲自得,"见"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幽静的神态,也表现出诗人自由闲适的神情意趣,使情景和谐统一。若改为"望"字,写成诗人有意去看南山,把不经意中看到南山的修然神态改掉了,破坏了诗的意境。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橙黄桔绿"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写得充满生机,不同凡俗。

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第一个将庄子美学思想引进诗歌美学领域的是钟嵘,他在《诗品序》中所标榜的"真美",就是"天工"的同义语。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认为:"万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设位而已。"又云:"是万物之盛衷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 苏轼反复强调"文理自然"自然之数"以及"天工""化工"等等,都是这种"自然"或"道"的体现。苏轼常常以水喻诗文的自然之理,如评谢民师的诗文:"如行云流水";赞美辨才的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 等等,也都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在苏七中写道:"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了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足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有,此真道之似也。' 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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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乞郡子》,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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