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大部制改革 2017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

导读：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 ...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以下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 分享的2017大部制改革 2017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17大部制改革 2017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一

　　海南是全国第一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我们在中政委、高检院和海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结合自身实际,从人员分类管理和选任入额检察官入手,在推进员额制、责任制、检察官职业保障、单独职务序列等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基层院内设机构改革。改革后,全省各基层院内设机构数量由平均14.7个减为7.8个,内设机构总数减少了47%,取得显著成效。

　　充分认识开展基层院内设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开展内设机构改革,是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内设机构是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载体和组织保障,其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检察权运行的效率和效果。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过多,检察职权被过度细分,具有相同属性的检察职权被配置到不同的内设机构,导致工作重复或相互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

　　开展内设机构改革,是优化检力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以海南基层院为例,全省22个基层院共有324个内设机构,其中1个人或2个人的科室有87个,占内设机构总数的26.9%。过多的内设机构设置,分散了有效的办案资源,造成了官多兵少、一线办案骨干缺乏等问题,在一些案件量大的基层院还可能加剧案多人少矛盾。

　　开展内设机构整合,是实现改革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协同推进,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员额制、责任制等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得检察官成为有职有权的办案主体,检察机关办案的责任主体由业务部门转变为检察官,原来设置的部门逐步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对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调整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搞员额制、不整合内设机构,业务部门负责人在进入员额之后,还要审批审核案件或者承担行政管理职责,检察官的主体作用就体现不出来,责任制也难以落实。

　　坚持党的领导和检察工作规律,稳妥推进内设机构改革

　　紧紧依靠省委的坚强领导推动改革。内设机构改革涉及现有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级待遇等问题,直接触及一批中层干部的切身利益,推进难度大,如有不慎,势必影响队伍稳定。在改革之初,有的领导干部对推进这项工作有畏难情绪,认为四项改革任务已经很艰巨了,再整合内设机构有些力不从心。对此,省委态度非常明确,在《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中提出,要科学设置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充实一线办案力量。省委六届七次全会要求逐一逐项落实中央批准的《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八次全会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全省四大重大改革之一予以重点推进,九次全会将稳妥推进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等司法体制改革任务纳入全省“十三五”规划。省委书记罗保铭也反复强调,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将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一抓到底,抓出实效。省司改领导小组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推动作用,各成员单位积极主动、密切配合,形成了全省支持、配合、推动司改的浓厚氛围。省委抓好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和省司改领导小组的有力推动,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推进内设机构改革的信心,成为抓好改革的强大动力。

　　坚持将内设机构改革与其他改革协调推进。2015年1月,海南省检察院在5个基层院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之时,就在这5个院同步进行了内设机构整合。4月,全省三级检察院同步推开员额制改革,选出了796名检察官,占政法编制总数的31.9%。6月,全省检察机关全面铺开司法责任制改革,把选出来的检察官全部放在办案一线。在全面推开这些改革的同时,我们在全省各基层院同步开展内设机构改革,各项改革同步推进、同步运行,取得了“1+1>2”的效果。

　　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与兼顾自身实际相结合。认真遵循曹建明检察长提出的“检察权既有司法属性,又有行政属性,还有监督属性”的重要论述,结合海南实际,对基层院内设机构进行整合。原则上,将侦查监督、公诉、未成年人检察、刑事执行检察等整合为刑事检察局;将反贪、反渎、预防整合为新的反贪污贿赂局;考虑到基层院公益诉讼、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的发展需要,将民事行政检察科单列为民事行政检察局;将案件管理、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委办等整合为案件管理局;将办公室、计划财务等整合为检务管理局;将政工、监察整合为政治监察部。在基层院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是海南检察工作的一大特点,考虑到其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工作地点、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对派驻乡镇检察室不进行整合。改革后,形成了“五局一部+检察室”的格局。同时,我们允许各院结合实际,在过渡期适当增减机构,但整合后的内设机构总数,除派驻乡镇检察室外,最多不能超过8个。

　　坚持机构扁平化与办案专业化协调推进。机构整合后,基层院在各局(部)内不再设新的二级机构,而是按照责任制改革的要求设立了独任检察官和检察官办案组,作为基本的办案单元,承担办案任务,直接向检察长负责。各局(部)负责人不再审批和审核案件,主要负责行政管理、内部监督、党建等工作,减少了办案的中间层级,实现了内设机构改革与办案组织建设的无缝衔接。同时,注重加强办案专业化建设,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以及当地多发高发的案件,组建专业化的检察官办案组来承担相关工作,实现了机构扁平化与办案专业化的协调推进。

　　坚持减少办案层次与强化内部监督协调推进。机构整合后,司法办案的审批层次减少了,但应有的监督制约不能弱化。我们积极探索与“三级审批”有本质区别的监督把关机制,建立了检察官司法办案核阅制度,即:业务部门负责人对于检察官决定权限范围内的事项,通过对检察官作出的决定性或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文书进行核阅,采取提出意见建议的方式,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的监督。核阅不改变检察官办案的司法责任,核阅人的意见建议仅供检察官参考。实行这一制度以来,各院共核阅各类法律文书31083份,其中与检察官意见不一致、提出意见的748份,占核阅总数的2.41%;检察官采纳核阅意见的653份,采纳率为87.3%;共发现和纠正司法瑕疵3123个。通过健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在精减内设机构、减少办案层次的同时,做到了“两个不能少”,即法定的工作程序不能少、应有的监督制约不能少,实现了提高司法效率与确保司法质量两不误。

　　多措并举确保改革期间队伍稳定。机构整合后,如何妥善安排原来的部门负责人,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为此,我们一是明确过渡期各院原经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保留,原任内设机构领导待遇保持不变;去年7月,中政委在长春召开的全国司法改革推进会上,孟建柱书记进一步明确了内设机构改革后原有的编制、领导职数及待遇不核减,这就给基层院中层干部吃下了“定心丸”。二是主动为未入额的部门负责人解决职级待遇问题。在员额制改革中,全省基层院共有159名正副科(局)长没有进入员额。目前,我们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已为43名(占27%)未入额科(局)长解决了职级待遇问题,较好地稳定了队伍。三是积极引导入额部门负责人适应从“行政官”到“检察官”的身份转变。积极推进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随着这项工作的落实,检察官等级直接与薪酬挂钩,检察官等级晋升不受行政职级的制约,基层院四级高级(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以上检察官总数可达到入员额检察官的40%,打破了基层院检察官等级晋升的“天花板”。同时,在检察官绩效奖金分配上,突出向基层倾斜和向一线办案岗位检察官倾斜的原则,促使那些原来担任部门负责人的检察官安心办案,通过多办案、办好案彰显其职业价值。

　　改革取得的成效及展望

　　通过全面推行基层院内设机构改革,海南省检察机关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改革红利:

　　办案力量更加充实。改革后全省基层院不再担任部门负责人的151名检察官直接投入一线办案,促使优质司法资源向办案一线回归。

　　办案效率不断提升、质量保持平稳。改革以来,审查逮捕办案周期同比缩短7.38%,审查起诉办案周期同比缩短17.44%,案件质量总体保持平稳,捕后作存疑不起诉、法定不起诉及法院判无罪的人数比改革前同期分别下降13.13%、21.05%和11.11%。

　　部分检察职能得到强化。特别是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整合后,法律监督力度更大、效果更好,2016年全省监督立案件数、纠正侦查违法次数、刑事抗诉获法院支持案件数同比分别上升120.69%、41.59%和22.22%。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2016年省“两会”上,省检察院工作报告的赞成率再创新高,为95.01%。去年6月省电视台直播的党风政风行风公开评价活动中,省检察院的群众满意度为80.06%,在省直22家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中排名第一。在最近已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23个市县区中,有20个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获得全票通过、17名检察长全票当选,分别占总数的86.9%和76.9%。

　　2017大部制改革 2017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二

　　从北京大学主页的“管理服务”栏进入，页面上写着“管理机构”，共有27个，与经过“大部制”改革后国务院的机构一样多。高校的“大部制”改革何时能到来?

　　从本次“大部制”改革之中，作为“一级政府”的高校，又会如何看待自身的机构臃肿问题呢?

　　经过“大部制”改革之后，国务院的机构变为27个。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委员，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但似乎很少有人提及高校自身的机构臃肿问题。

　　我查阅了有关高校的网站。从北京大学主页的“管理服务”栏进入，页面上写着“管理机构”，共有27个，请允许我把这些机构列出来——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发展规划部、纪委办公室监察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学生工作部、人民武装部、保卫部、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教务部、科学研究部、社会科学部、研究生院、继续教育部、人事部、财务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国际合作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总务部、房地产管理部、基建工程部、审计室、科技开发部、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211/985办公室。

　　用同样的方法，大家可以获知其他大学，也与北大类似，有着30个左右机构。我相信，每个学校设立这些机构，都有其充分的理由。但是，分析这些管理机构，不难发现以下问题：

　　一是机构重叠。务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房地产管理部、基建工程部，科学研究部、科技开发部，保卫部、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有多少人能分清楚各自的职能界限在哪里?

　　二是人员庞杂。这27个机构，以平均每个部门20人算，机关工作人员就是500多名，每个部门1正3副(有的是四五副)的处级干部配备看，就有100多位处级干部，以机关每人5万元人头费计算，就将开支2500万，这相当于5000名学生的学费(以学费每年5000元计)。

　　三是行政干预学术。如此多的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能，哪还有学术管理的地位?高校中的不少学术机构，都挂靠在职能部门之下，因为其有权有钱。而且，各个管理部门为了强化自身地位，把资源配置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并不断出台政策显示自己的作为，这既使部门之间互相钳制，又使工作效率极低。高校中流传的笑话是，不少机关领导的任务，就是成天开会，今天开这个部门的会，明天开另一个部门的会，连回去给员工传达会议精神的时间也没有。

　　北大的管理机构与现今国务院的机构一样多，不知道相关领导作何想。从眼下的情况看，似乎没有任何大学领导有减少学校机构的意图，因为机构意味着饭碗，也意味着职级与仕途。

　　有不少人士呼吁地方政府应上行下效进行机构改革。对事实上是“一级政府”的高校(公立高校分别有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能否上行下效，我们拭目以待。

　　2017大部制改革 2017大部制改革最新消息三

　　15个综合职能部门，整合瘦身为四大部;47名有审判资格的人员，向一线输送21人、将近一半;以往多层级管理汇报模式被打破，实现扁平化归口管理……为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审判工作格局，2016年3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推出综合职能部门改革，探索形成“大部制”新格局。

　　精简配置“四大部”

　　在北京市法院系统正式启动第二批法官入额工作的7月，西城法院原有的15个综合职能部门也正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干部管理部、审判事务部、党群宣传部和行政保障部。“四大部门”的精简配置，却囊括了包括审判管理、调研宣传、干部管理、队伍建设、机关管理、对外联络、党团事务等在内的所有法院综合性管理职能。

　　“司法改革是系统工程，这样的改变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战略考量。”西城法院院长蔡慧永如是说。

　　推行“大部制”改革，首要目的是让审判力量回归一线，这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西城法院原干部科科长、现干部管理部主任王玲介绍道：“大部制改革中，在充分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两次人员调整，向审判一线输送了21名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综合职能部门的人员占编制比例也从15.2%降低至10.9%，远低于北京高院关于司法行政人员不得超过在编人员总数15%的要求。”

　　高亢是去年7月改革探索初期从干部科调至金融庭的。迅速融入办案大军的高亢今年6月份一个月就审结了108起金融类案件。

　　“从综合部门调整到审判部门的审判人员，一方面熟练掌握了审判技能，参与到法院的主业，另一方面又给一线带来了综合部门相对更宽阔的视野，拓展了其他审判人员的工作思路。”金融庭负责人刘建勋法官对庭内来自综合职能部门的两名审判人员高亢和陈婵给予了高度评价。

　　减少多头管理

　　人员流向一线了，综合部门工作并没少，怎么办?西城法院的答案是：改革提出的问题改革来答，向改革要效能。

　　“以往传统工作模式中，在纵向层面上，院领导班子分别负责不同部门，各部门又设置了中层干部，管理层级较多。在横向层面上，各个部门工作职责相对明确，但也有交叉、重叠，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西城法院原办公室负责人徐楠介绍，“‘大部制’改革带来的扁平化效应，不仅提升了运转效率，更减轻了多头管理带给审判庭的压力，让法官可以更好地专心办案。”

　　如今徐楠的身份是行政保障部主任，以他所分管的安保工作为例，以往当审判业务庭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协调法警队、办公室等部门时，需要先向本部门的主管院领导请示，由本部门主管副院长分别向每个涉及部门的主管副院长沟通，然后再召集各部门进行协商。如今此类事件，审判庭只需要将情况上报行政保障部下的院安委会办公室，安委会办公室会在上报领导的同时，针对事件性质交由相关专业小组进行应急处理，最大限度地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服务保障。

　　打破部门壁垒

　　一切围绕审判中心工作，精简后的司法行政人员能否完成日益繁重的工作?类似的担忧，在郑杨刚刚被任命为审判事务部主任时曾萦绕心头：“改革前综合职能部门的人员就已经是一岗多责了，改革后人员更加精简，一岗数十责也不再鲜见。”

　　但随着分管的研究室与审管办的合并，郑杨发现，随着与审判管理职能的对接，研究工作直接掌握一手数据，针对审判中的现实问题进一步研究，再通过理论建设进行传导，促进审判管理朝着更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迈进。

　　“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整个审判管理、理论研究的脉络清晰了，人数减少了工作效果却更突出，看似矛盾，却是理顺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郑杨如是说。

　　对党群宣传部主任刘白露来说，最深的感受则是“大部制”改革带来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西城法院的党群宣传部囊括了原本内外宣传部门、党委、团委、工会5个部门。合并前，内宣与外宣、党委团委与工会的多项工作存在同质化的情况，而在具体执行中，各部门各自为战，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合并后，全院大型活动部门内统一策划协调、有效调度、分工配合、成效斐然。合并仅两月，西城法院举办的十大风采青年评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文化建设、党团教育活动，都成为院内法官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

　　对这样的工作成效，刘白露这样理解：“如果把法院比做一个人，党群宣传工作就是遍布全身的脉络和浸润心脾的血液。改革打破了以往多个部门之间的壁垒，把分散的力量紧紧拧成了一股绳。”

　　“下一步，我们还要探索专业化司法行政人员的补充途径，对文字综合、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等岗位，尝试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员招录，进一步提高人岗匹配度，提升服务保障水平。”面对“大部制”改革的未来，西城法院干部管理部主任王玲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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