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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人弃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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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为大家整理的《货殖列传人弃我取》,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更多资源请搜索成考报名频道与你分享!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一
《人弃我取》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释 义

原指商人廉价收买滞销物品,待涨价卖出以获取厚利。后用来表示自己的志趣、见地与他人不同。

出 处

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句话好象来自来自中国《史记·货殖列传》,《货殖列传》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私人理财思想。“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被司马迁列为出奇制胜的重要策略,在证券市场里应该把“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作为自己一种最基本思维方式来运用,多用这种方式去思考问题,保持对各种预言的警惕,并努力在别人贪婪的时候谨慎一些,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大胆一些。

天下之主,不如买主

儒商文化概论 2010-11-21 22:59:38 阅读171 评论0 字号: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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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诚实守信的商业形象,不光是现代商人这样做的,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也深谙此道。传统商人称经营为生意,何谓生意,近代哈尔滨同记商场的创始人老呔商武百祥有独到而耐人寻味的解释。他说:生意之意由立、曰、心三个部分组成。立,是站立,买卖人要站在柜台前,以示对顾客的尊重;曰,是说话,要主动客气地与顾客打招呼,解答顾客的问题;心,是用心,买卖人要做个有心人,处处用心,认真研究顾客的心理和需要。只有掌握了这三个要领,才能把自

己的生意做好。

晋商对于所售商品的质量要求很高,公平买卖,童叟无欺,被称作笃守信用的典范。清代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淅,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实也。”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也说:“晋商笃守信用。”[1]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晋商范永斗,因为“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当上了皇商。晋商在蒙古牧民中信誉卓著,他们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大盛魁商号)、“长裕川”(祁县渠家商号)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且长期使用,几乎一生不变。由于这种砖茶货真价实,信誉好,

竟被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

祁县乔家自创业的复盛公乔贵发起,就非常注重信誉问题。乔贵发与好友老秦结为异姓兄弟,一起确立了一条规矩:“维护信誉,不尚虚假。”二人约定,做任何生意,不论大小,都不掺假,不混劣,不偷斤缺两,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让顾客损失。他的继承人乔致庸,创独特经营心法,把信誉放在经商的第一位,说:“信第一,义次之,利第三。”他告诫子孙以信义为重。他在经商中践履自己的话,留下了恪守信义的经典故事。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经营的复字号油坊里,有伙计在麻油中掺假的现象,立即命收回已经卖出的麻油,退回货款。还有一次,乔致庸到武夷山贩茶,他特意把每块一斤的茶砖中加重一两,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利益。在包头,乔家被冠以“糊涂海”的绰号,原因是乔家的经理显得很糊涂,有些债务人无法还债,乔家往往把欠账一笔勾销,或者由欠债人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抵债。其复

字菜园的二百八十亩地和包头街面的一千多间店面都是抵债得来的。可见,“糊涂海”并不糊涂。包头的面粉店商家看到生意好做,便有乘机弄虚作假、欺骗顾客的,顾客经常抱怨一些粮店面粉数量不足。乔家却不动声色地在给顾客面粉的时候,特意每斤多一两,于是,顾客纷纷涌入乔家的店铺,那些“精明”的掺假者只能感叹“糊涂海”乔

家比他们更精明。

徽州商人坚信:“财自道生,得缘义取。”歙县商人吴南坡曾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道光年间,婺源人朱文炽贩茶入粤,因茶叶超过期限,便在交易茶叶的文约上特意注明“陈茶”二字,宁愿自己亏损数万银两,决不用过期商品欺骗顾客。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口买了八百斛胡椒,后来验明这批胡椒有毒,原主唯恐事情败露,要还钱退货,吴鹏翔为防止原主将有毒胡椒转卖别人,竟将这批胡椒全数买下,全部予以销毁。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胡余德精心研制出一种在水中久浸不散的墨品,购者甚众。一次有顾客购得此墨,但不慎将墨袋掉入水中,捞起来发现墨已溶化。胡余德得知此事后,不仅立即停售这批未按规定制成的墨,还将已出售之墨均以高价收回,并予以销毁。此举使胡开文墨店损失不小,但因此保住了信誉,赢得了顾客的广泛信任。正是由于徽商重视“诚信”的经商原则,才能博得顾客长久的信赖,最终为商业的发展谋

得了更大的商机。

来自中原的怀庆商人坚信:“生意有三宝,伙计,门面,信誉高。”伙计,说的是用人,门面讲的是市场地位和市场形象,信誉,则是企

业的经营之道。信誉好,即有较高的美誉度,是经营的一大法宝。在各地的药市上,假药充斥的现象早已有之,俗语说“黄金有价药无价”,因为药材的价值使其在价格上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一些商家因此搞暗箱操作,哄抬药价。同一店中,早上、晚上的价格可能就会有变化。另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也是药材经营中常有的事情,比如一些商家把红花碾成粉当朱砂卖之类。怀庆商不是这样的商人,他们坚守诚信之道,把信誉视为生命。有一次,顾客对河内恒义和号卖出的灵宝大枣提出质疑,掌柜马上请专门人员进行认真鉴定,结果发现顾客是对的,于是对买主进行赔偿并道歉。清化七街的李记粮行提出了“四不经营”,为:不欺人,不骗人,不亏人,不损人。河内王泰顺铁货店,大概是最早提出并实行“三包”的,其创立时间在明末清初,在他们的铁货上标上记号,如数月内有质量问题,包退、包换、包修。

宁波有一句商谚:“天下之主,不如买主。”这与西方人“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是一致的。在传统商人看来,顾客比贵为天下之主的皇帝更重要,更不可得罪,因为顾客是“衣食父母”,是其生存之源和发展之本。宁波另有一句俗语:“上半夜忖忖自己,下半夜忖忖人家。”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却用市井的语言道出了儒家推己及人的大道理:要像尊重自己那样尊重顾客,要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顾客。对顾客的诚,就是对自己的诚;对顾客的信,就是自己的信。因之,诚信是传统商人的立身之道,也是他们的经营准则。清代鄞县商人孙昌燮说:“信义人所弃,自我得之,则富贵也。”(《四明章溪孙氏宗谱》

卷七)信守诚信,是儒商的商道规则,也是儒商的致富坦途。

勤是守业之要。能坚守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是为强。商人鼻祖白圭把智、勇、仁、强作为商人的“四德”,其中的强,就是墨子所讲的强。白圭具体地解释为:“强能有所守。”守,就是坚守,坚守自己的事业,不动摇。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二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子贡教范蠡“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2011-07-27 01:25:24)

无意中读到了范蠡与子贡的一段对话:

范蠡:‚子贡先生过誉了,与您相比,我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后辈。先生以一代硕儒而试马商界,足迹遍布华夏各地,诸侯各国,生意从来不失手,赢得赀财万千。今天有幸见面,还忘先生不吝赐教。‛

子贡微微笑道:‚我是经商多年,诸侯各国几乎没有不曾去过的地方。但子贡经商,非为敛财,不过是癖好所在,借经商遍游明山大川,访察各地风俗民情,在流通有无中赚点小钱,也是人生一大乐事。要说经验,倒也摸索到一点,不过很简单,只有五个字,两句话。‛

‚是哪五个字,两句话?‛范蠡顿时来了兴趣。

‚五个字是‘物以稀为贵’;两句话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请先生详细说说。‛

‚其实很简单,请问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当以何物最为宝贵?‛

‚先生是说黄金?‛

子贡却摇了摇头,以手指着院外,说道:‚其实对人的生命而言,最宝贵的莫过于空气,人的呼吸连一时半刻也停不得,可谓须臾不得暂离。可是,这空气为什么不值分文,因为它太多了,多到无穷无尽,人人可得而用之,世世代代用之不竭。而黄金珠宝为什么尊贵,那是因为它们太少,人们不易得到而已。‛

‚就以你鸱夷先生所经营的海盐而言,就是运用了‘物以稀为贵’这条定律。这海边上,盐多得很,便不值钱,而运到秦国,便成了稀珍之物,上上之品,您便可以大把的赚回金子。至于‘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句话,其实道理是相通的。以农人生产五谷为例,丰年时粮食多了,人们吃不了就要卖掉,粮价自然下跌。此时经商者趁机购进,到荒年时粮价上涨,人们需要粮食,商者再把粮食高价卖出。这一取一与,便可获利无数。‛

范蠡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频频点头,说道‚子贡先生这五个字,两句话,可谓经商要诀,真是一字千金……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说的多好啊,这句话其实就是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办法。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

按照这个办法,在丰收季节,农民收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就便宜下来,商人就大量买下粮食。这时,粮价虽然很低,但蚕丝、漆等因不是收丝或割漆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商人赶紧把这些货物卖出去。到了收丝时节,蚕丝大量上市,价钱贱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这时,商人就收进蚕丝,卖出粮食。就在这买进卖出之间,牟利致富。

中外的经商理论都是相通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将这种市场的巨大调节作用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经过市场的调节,物资的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居于流通环节的商人功不可没。若没有他们贩贱卖贵,便无法实现供求平衡。此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原则上要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所以高明的商人就必须准确掌握时常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既简单又高明的理论,对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産生了极大影响。

在后来,吕不韦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 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这是经济学中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成为赵国巨富。

吕不韦的“贩贱卖贵”,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思想的翻版。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当代也被很多人灵活运用着。比如在股市,当股价上涨的时候,股民们纷纷跟进,而善于“治生”的人们已经在悄悄抛出了;股价下跌,就在股市飘绿,人气低落之时,有人却在悄悄吃进。不仅在流通领域,在股市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更是大行其道。

当街边卖豆腐的大妈都知道炒股能够赚钱时,危险其实就向我们悄悄地逼近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下很多新入市者赔钱的问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员扮演了一出“价值发现”的好剧,人们对炒股的态度却发生了质的转变,由原先的无人问津或少有问津,到了现在的普遍认同,并且大胆追进,形成了全民炒股的狂潮,这显然与“人弃我取”的基本方法相悖。

当下,“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已经成为任何投资行为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金科玉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李嘉诚在几次房地产危机中均扮演了买家的角色,而在楼市高峰期的出手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案例。因此,李超人才实现了在短短几十年投资生涯中,取得了常人要靠几辈努力创造的非凡基业。当然,能够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要有超常的胆魄,在别人一致看坏时,以低廉的价格购进,在别人疯狂追进时,悄然脱身。

现在社会的商人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纯粹的商人,除非有小富即安的思想。现在的商人,同时还必须是一个商业理论家,一个经营管理专家。经营生意的策略,既要有伊尹、姜太公的政治谋略,又要有孙武、吴起的军事谋略,还要有商鞅的法治思想。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有灵活的头脑和广博的学识。

聪明的商人要在别人贪婪的时候谨慎一些,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大胆一些,善于发现供求之间的流向,把握供求之间的机会,也就把握了生意的本质。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三
《货殖列传》

司马迁:《史记 货殖列传》原文 +翻译

2010-02-09 21:16:21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

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

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

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四
《成语典故:人弃我取》

成语典故:人弃我取

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货殖列传》,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战国初,魏文候任用李悝为相国,厉行改革,加强统治。他实行保护农民利益和发展农业的“平籴”法。所谓“平籴”,就是国家在丰收年份用平价买进粮食,到荒年时以平价卖出,使粮价保持稳定。这样,就促进了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

李悝的经济改革,尤其是所实行的“平籴”法,使一个名叫白圭的商人受到启发。经过反复思考,他想出了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办法,这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

按照这个办法,在丰收季节,农民收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就便宜下来,他就大量买下粮食。这时,粮价虽然很低,但蚕丝、漆等因不是收丝或割漆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他赶紧把这些货物卖出去。 到了收丝时节,蚕丝大量上市,价钱贱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这时,他就收进蚕丝,卖出粮食。就在这买进卖出之间,牟利致富。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五
《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

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

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

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

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

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六
《《货殖列传》经典句子及翻译》

《史记•货殖列传》经典句子及翻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译:《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译: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像《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荣耀,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译:„„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采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物品来(供他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了政令来要求才做到的呢?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译:《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人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译:„„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贩要受损失。商贩受损失,粮食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

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贩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货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钱。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

„„(范蠡)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译:„„(陶朱公)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

„„(子贡)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富商、孔子学生)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译: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

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译: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矿主,却能与秦始皇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汉代以前的分封制故制盐、开矿、铸铁、采林都可以私人经营,甚至土地都可以私有买卖。)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译: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译: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译: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忠于信仰坚守原则隐居在岩穴之中的士人中具有很高名望者,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还是为了增厚自己的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意指地痞流氓),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意指青楼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这段话说所有人、各种职业的人都尽是为了利欲而忙碌,为了财富而奔波,虽然说得有点重,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就是这样的。)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七
《_货殖列传_的经营思想与商业谋略》

商业研究

王兆祥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 要] 司马迁《货殖列传》通过对春秋到西汉之间“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经营活动的描述,勾勒出汉初商业市场兴旺、活跃的画面。其中提出的经营思想和商业谋略,深刻精道,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商业文化财富。

[关键词] 司马迁 货殖列传 经营思想 商业谋略

一、破除轻商观念,主张逐利致富的经营思想功致富的可能。至于致富的过程,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司马迁作为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同时具有经济学家的头脑,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为经济史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完善做出了贡献。《货殖列传》可以产生致富的愿望,而资金寥寥无几的时候,只能通过付出自己的说是记载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实的最早篇章。所谓“货殖”,就是体力去获取原始资本;当他有了一定的资本但尚不充足的时候,经营货物,以滋殖财富。而货殖者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就需要运用智慧,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经营途径,一举致富;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业务等四类与商品有关而当具有雄厚资本的时候,则要善于抓住时机,果断进行经营,以的职业群体。正像《太史公自序》所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获取更大的利润。司马迁“争时”获利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认识到在商业运作中占有资本与不占有资本以及占有资本多与占传》。”它通过对这些“布衣匹夫”的工商业者活动的描述,表达有资本少之间的区别。就是说拥有一定数量资本是私人作为财务了自己主张“逐利致富”的商业经营思想。主体并从事商务活动的先决条件,这与现代私人财务学有着惊人中国历来有“重本抑末”“、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传统,的相似。

就是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也是如此。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司马迁承认求利、求富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并不认为求利、求尊儒术”,而儒家始祖孔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富可以不择手段。他把求利、求富活动分为三等,即“本富”“、末的正统观念正是讳言财利的。孟子也说过“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富”、“奸富”。“本富”、“末富”是依靠自身经营的本事“取与以利(《孟子・梁惠王上》);而董仲舒更认为“万民之从利也,如水时而息财富”的正当行业,应该鼓励。而“奸富”是“有爵邑俸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不能止也”(《汉书・董仲舒传》)。这些思禄,弄法犯奸而富”,包括“劫人作奸,掘冢铸币”等,则坚决反想无疑对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消极的阻碍作用。司马迁不仅对,主张严削以“齐之”。

以《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而且旗帜鲜明地从多方面强调商业司马迁指出国家对于商业的管理,有多种层次。最好的办法发展的重要性。就是顺其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其次是用利益加以他否定老子提出的“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指导;再次是进行教育说服;最下是强制、干涉,与民争利。所往来”的完全否定商品交换的社会模式。指出“必用此为务,挽谓“善者因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司马迁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货殖列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认为,汉惠帝、高后时期,黎民得离战争之苦,君民俱欲休息,政处者,均见《货殖列传》)。就是说,老子这一套理论已经行不通。不出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善者因之”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们“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最高境界。文帝时期,屡次下诏,劝民归农,影响并干预人民的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所有这一切没有商品生产和商经济活动。在司马迁看来,这是“教诲之”、“整齐之”的二、三品交换,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实现的。司马迁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等做法。而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衡、平准政策,司马努力,成为商业市场竞争中的成功者,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迁认为是与民争利的下策。不难看出,一千多年前司马迁就提出引用《管子》一书“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富民的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由贸易理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思想,进一步发挥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二、善于学习借鉴,采取灵活机动的商业谋略

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货殖列传》提出“以末治财,用本守之”的商业谋略,认为附焉。”致富求利是人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本末并列”,是“衣食之原”。但同时又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壤壤,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中列举了许多可以致富的行业,如如商”,商人要具备专门的素质,善于抓住商业时机,并能协调各稼穑、渔盐、冶铁、博戏、贩脂、卖浆、洒削、马医等,而最快种关系。而这些正是商业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素材。的就是经商。书中列举著名商人如子贡、白圭、范蠡等人的成功1.善于学习,提高商业素质。《货殖列传》借商人白圭之口总事迹,进一步说明自己的商业观点。结了经商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如何逐利致富,司马迁认为最重要的是树立致富信心,寻找不能以取与,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就是说,致富门径。他指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如果不具备以上智、勇、仁、强四个条件,是没有资格学习经商瓦解。”人才是获取财富的重要条件。财富高度的流动,随时都在的。《货殖列传》中介绍的商人都是善于学习、注重自身修养、勇进行重新分配,只要具备经商的才能,掌握经商的规律,都有成于开拓的成功者。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策略,

2007年8月总第512期54

商业研究

在粮食丰歉的差价往还过程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管子》说他是“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卓氏和无盐氏也是具有这样商业气质的人。前者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量移民的时机,主动要求到“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汶山之下,在那里从事“铁山鼓铸”,发了大财。后者则在汉初放贷给出征平定的将士,结果三个月后获得十倍的利息,一举致富。这些都表现出作为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的职业能力。正像司马迁所总结,“富者必用其奇”,这个“奇”就是坚强的个性,非凡的勇气和准确判断天下大势的智力。

2.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经商策略。《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列举各地物产,并且告诉人们要“各劝其业,乐其事”。首先,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环境,根据各地资源优势,从[摘 要] 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商标也日益具有国际性,如事生产和经营。如关中“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长何把英文商标翻译成为中国消费者所接受的汉语也备受瞩目。本安“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也”;定陶、睢阳有王者风范,文立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结合翻译应遵循的意义转移、可接受但“土地小狭,民人众”,可以“西贾秦狄,北贾种代”;邹地和性及相似性三大基本原则,运用音译、意译及音意结合三种常用鲁地“犹有周公遗风”,其“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由于各地商的商标翻译法对英文商标汉译进行了实例分析并做出了评价。业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各异,地方物产也不平均,这就要

[关键词] 英文商标 翻译 原则 方法求经商者采取相应的经营策略,以获得最大的商业成功。其次,要

抓住经商时机。《货殖列传》他“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对于经营的商品,“无敢居贵”,只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商把目标瞄准中价格有利,则尽快售出。司马迁认为,这些经商之术是“有所试国,外来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巨大市场。要想在这一竞争矣”“,非苟而已也”,就是说它们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并不是凭空激烈的市场立足,外商面临着两大重要任务:一是产品质量;二臆想出来的。第三,要建立广泛的经济信息网络。《货殖列传》记是产品商标的翻译。因为商标所代表的是产品乃至整个企业的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形象。他追随孔子周游列国时,沿途考察了解信息,极有利于他以后的在洋货充斥的中国市场上,商标词的汉译倍受瞩目。由于外商业发展。他亦官亦商,常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国与中国所处地理位置、风俗文化、宗教信仰、 消费观念的不同,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他如南阳商人孔氏“连车骑,游诸侯”;英文商标的汉译涉及到文化的差异。外国商品要进入中国,要让洛阳商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这些商人与中国顾客喜欢,首先就要让中国顾客乐于接受该商品的信息,即社会上层频繁接触和交往,既与他们做了生意,又借助他们抬

译文商标词应尽量兼顾中国消费者的文化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商业影响,形成广泛的商业经营网络。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

习惯和审美心理,商标词的翻译也应尽可能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3.合理制定市场价格,调整农工商关系。《货殖列传》认为

市场物价标准是按照“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力,挖掘出商品与中国文化上的共同的特征,尽可能地向中国文化

贴近以求得他人的共识。因此,商标词除了能够反应商品属性之贵下极则反贵”的规律上下浮动的。商人要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随

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它如同一座桥梁,把东西方时变更自己的商业策略。《货殖列传》既注意到“薄利多销”,也

注意到“经销精品”。在考察诸多商人的经营状况以后,得出“贪文化,企业,商品与消费者紧密相连。本文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独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商得利为三,廉商得利为五)的结论。为特性,结合翻译原则及几种常用的商标翻译法对英文商标汉译进什么会如此呢?原来那些廉明的商人能够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价行了实例分析。格低于同行,薄利多销,达到“廉贾归富”的目的。大商人白圭一、意义转移与音译法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坚持营销低价的谷物,而大范仲英在《实用翻译教程》中提出翻译应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发其财。由于他“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誉为“治是意义转移,即:用目标语表达源语的意义。具体到本文,就是用生祖”。与白圭的做法相反,子贡则坚持“贵玉而贱珉”的原则,汉语表达英文商标的涵义。经营昂贵的珍宝玉石。他看重的是经销精品,他要在商品的高进然而,在外国商品最初涌入中国市场时,绝大部分商标都采高出中求得利润。当然,不论经营低档的谷物,还是高档的美用了纯音译法,即忠于原商标发音,根据英文商标的读音翻译成玉,都必须要保证商品的质量,也就是《货殖列传》中所说的中文,基本上用汉字对应其音节,不带有汉语意思。例如Sony(索“务完物”。

尼)、Nokia(诺基亚)、Motorola 摩托罗拉(手机)、Rolls-Royce《货殖列传》总结并保留下来的经营思想和商业谋略,是古

、Rolex(劳力士)、Kodak(柯达)、Pantene(潘婷)、Philips代商业经济发展遗留下来的珍贵的文化精髓。今天,商品经济、Sharp(夏普)等。高度发展,仍然需要传统文化营养的滋润。因此,需要我们认真严格地说,这种译法违背了上述翻译原则,没能准确地表达总结、传承和发展。

产品的特性及文化内涵,如果不是消费者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英文商标汉译的   原则及方法

总第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八
《《史记·货殖列传》全文及翻译》

史记·货殖列传全文及翻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

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 ,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

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九
《货殖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

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营丘,地潟卤,人民寡,於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後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於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彊至於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

货殖列传

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於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脩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 ,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

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 司马迁

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成阳,舜渔於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

寡於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後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於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

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薪 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魨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鲐{此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 货币

,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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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述赞

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

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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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

《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

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

《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

白话

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 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

货殖列传人弃我取篇十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的经济思想》

【摘要】《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伟大的经济学文章。其中包含一些难能可贵的具有开创意义的经济思想。文章仅从太史公的重视财货、商业活动及其原则和个人致富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其经济思想。以期对我们现代经济建设进行对照和参考。

【关键词】 重视财货;商业活动及原则;个人致富

【作者简介】艾军(1980-),男,河南邓州人,广西大学文传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整理;麦晶晶(1981-),女,广西梧州人,广西大学文传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整理;王艳玲(1981-),女,山东东营人,广西大学文传院200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古籍整理。

在司马迁的伟大著作《史记》中,有几篇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货殖列传》。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作者开创性地谈到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反映了其经济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开创意义,而且其正确性和准确性已为他那个时代以及后世所证明。因而,他的这篇《货殖列传》也成为名垂千古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圭臬。司马迁在文中所阐述的经济活动原则和思想,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有暗合之处,因而给我们当代经济建设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史记·货殖列传》先叙说了财货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以此引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努力去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继而论说了天下各地的物产及其经济生活特点等;最后以几个具体的事例说明了“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1】的道理。这篇《货殖列传》概而论之,有这么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

一, 重视财货,并给以适当的地位的宝贵思想

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主要是儒家思想)往往是重义轻利的。在这种传统文化观中,我们过多的强调了义,而对利是不屑于谈论的。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受到儒家思想主导的影响所致。先贤孔孟都对义利进行过论述: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为后世津津所道,从而逐渐形成一种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而这种重义轻利思想必然导致士人轻视财货,对经济事务漠不关心,而只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层面的问题。但在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财货的态度是

积极的,他大胆肯定财货,谈论财货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并且给财货一个恰当的定位。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像这样大量列举物产财宝在他以前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作家中,不能说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很少见的。他在文中不回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不为一般士人所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大胆肯定其重要性,这反映出司马迁的可贵的朴素唯物主义精神。这与我们今天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是不谋而合。恩格斯说:“一个十分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而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终于被承认了。”[2]也就是说,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生活中物质是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人们的意识形态。司马迁赞同并引用管仲的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反映了他看到了物质的决定力量。 司马迁正是认识到这种物质的决定作用,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谈了财货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指出:“《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正因为物质有这样大的决定力量,可以使人们的生活状况产生巨大的反差,才使得人们竞相追逐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货不仅使人身体得到安逸享受,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的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地位。司马迁在这篇《货殖列传》中并没有否定人们对于财货的追求,也没有

对财货的多寡造成人们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进行苛责,而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之理。这种观点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仍有其正确性。可见,司马迁对财货的定位是:财货是人们生活的必备物品,人们有权去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无疑他的这种定位是科学的、正确的。

二、赞同商业活动,提倡自由平等的商品经济原则

列传一开篇就引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著《史记会注考证》【3】 ,引胡鸣玉、梁启超之论,并益以己见,对此作了解释。他的《考证》说:“胡鸣玉曰,輓,与晚通。晚近世,用此晚近世之俗也。愚按,言必用老子所言以涂塞民耳目为务, 则不可行也,下文说明其义,正义以行为行迹,非是。梁启超曰,老子所言,上古之俗也,上古道路未通,所至闭塞,一林之障,一川之隔,则其势不能相通,于是沟然画为一国。山人乏渔,泽人乏木,农有余粟,女有余布,操作之人甚劳,而所获乐利甚寡,遇有旱干水溢,更复无自振救,不相往来,其敝乃极于此,是孟子所谓率天下而路。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老氏自言法令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正涂民耳目之确诂,以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而指为郅治之极。故史公作传,开宗即明此义。”可见,太史公认为小国寡民的状态是不利于工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司马迁对老子的经济思想是批判的,他提倡打破封闭,促进交流从而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

太史公继而又引了《周书》的几句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4]强调了“商”的重要性。《辞源》说,《六韬·六守》以农工商为三宝。可见,“商”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沟通农工商的重要作用。所以司马迁因而认为商业在社会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行业。他当然明白农、林、畜、牧和手工业创造财富的根本作用。但他更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他强调农虞工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这与古代的传统思想和当时汉代的官方思想——重农思想——大相径庭。司马迁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这种独树一帜的见解和主张,反映了他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应该是:“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即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不加干涉,即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次是以利益加以引导;“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万物“商而通之”,这样,“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当然,在必不得已时,国家也可对经济加以干预。不过要尽量减少;再次使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再次是强制、干预,最下策是与民争利。据此,我们从《史记》的另一篇谈及经济的文章《平准书》中可以看到,司马迁认为西汉最好的时期是惠帝、高后时期,即公元前194年至前180年。因为在这个时期,正是官方在黄老思想指导下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时候。而此后的文景之治时期,皇帝主动“劝农耕织”,这就属于司马迁所说的“教诲之”了;到武帝时期,政府实行盐铁专卖及均衡、平准政策,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与民争利”了,是他所反对的。

三、要想做发家致富的“能者”,就要具备“灵活”和“诚一”的头脑

使自己的财货增殖,逐渐达到富足,这就是司马迁认为的“货殖”的精义所在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有一些人能够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以及外界的有利条件取得成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史记》中司马迁也不回避这些商界英雄,并为他们立传,使之留名于后世。在《货殖列传》中,太史公举了几则发家致富的“能者”的例子,并告诉了我们他们致富的诀窍。其实这些经商取得成功的秘密早就成为我们现代人熟知的一些商业规则。 比如,在商场上,“能者”应该具备灵活的头脑,随时适应不断变化的商情。在列传中,司马迁举了白圭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白圭,周人也。当魏文候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文中还列举了卓氏,

孔氏等例子,这些都说明在商界打拼,应该具备灵活的大脑,善断的思维,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其次,还应具备“诚一”的品质。所谓诚壹是指专心做好一项事业,而不要嫌其末小而不做。太史公同样为我们举例说明了只要坚持诚一也能成功。“田农,掘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贱方,张里击钟。此皆诚一之所致。”在各种社会分工中,人们并不都是专门去经营那些可以获巨大利益的行业,成功的人往往是从细小不足道的薄利行业入手,凭借诚一的精神而获得巨大的成功的。现代社会中坚持诚一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总之,《货殖列传》中蕴含着许多重要的现代生活中可以找到影踪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给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至今可以利用这些有益的思想成果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也可以被称为一名优秀的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

【参考书目】 [1](汉)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98.(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用语段均出自《史记·货殖列传》)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唐)令狐德,等撰.周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浅析《史记·货殖列传》经济思想 艾 军 麦晶晶 王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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