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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百姓工资

2016-11-30 10:58:20 日记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清朝百姓工资(共7篇)大清朝完蛋的前夜大清朝完蛋的前夜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任清朝内阁...

大清朝完蛋的前夜
清朝百姓工资 第一篇

大清朝完蛋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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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

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时的袁世凯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 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慧星现,朝代变”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 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相比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领导者?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履冰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父亲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 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结了。

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是白旗。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比如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就是一块白布。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 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一场雨压垮一个朝代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一点儿说,是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的,可信度很高。

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 粮食危机还带来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

12日之间, 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 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清朝百姓工资】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二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得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三方妥协的革命模式【清朝百姓工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双方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政治危机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 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但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这样的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清代人口为何会达到4亿?
清朝百姓工资 第二篇

【清朝百姓工资】

清代人口为何会达到4亿?

张德文

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长河,17世纪以前,中国人口是很难突破到1亿人口大关的,即使出现了,不久以后很快又人口急剧下降。但为何在满清一代,中国人口会在18世纪突破1亿人,而到19世纪会突破4亿人口的大关呢?

历代中国政治,不乏有盛世之治。汉朝灭秦以来,由于奉行黄老政治、与民生息,以及汉武大帝时期的领土扩张,人口数量大幅提升。根据《汉书》的记载,公元2年西汉的户数为1235.6490万,口数为5767.1401万。此后的东汉时期人口有略微增长外,直到隋朝建立前,人口实际上人口增长一直处于负增长和停滞状态。到隋文帝后期迎来开皇盛世,隋朝储存的粮食可供全国百姓食60年。隋朝一共才存在37年,人口最多增加三代,而此时隋炀帝暴政而导致农民起义,中国人口增长又出现负增长,直到唐朝建立并统一天下,百姓才有了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发,政府又实行均田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的矛盾,人口而随之出现快速增长。据《中国人口史》(第二卷,作者) 隋唐五代时期,唐代人口在天宝十三年(745年)有户数约1430-1540万户,人口估计在7475-8050万人。

如果隋唐以前还能算的是国家人口政策推动的人口增长是主要原因的话,那后来的宋元明三朝就不能过分强调国家人口政策的作用了,粮食作物的改进,人口得以快速增长。

自东晋以来人口向南迁移,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终在宋朝完成。南方地区降水充沛,气候湿润,农作物至少一年两季,多者甚至可到一年三季,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肯定是要比北方地区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多了很多。南方地区多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北方地区主要以粟、小麦和高粱为主要粮食。到现在,我们都知道粟、小麦和高粱三种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低于水稻的平均亩产。宋真宗时期,南方地区又从印度支那半岛引进了耐旱、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占城稻,同样面积的土地能出产更多的粮食,自然可以养活更多人。按元丰三年之户数,北方约占37.3%,而南方占62.7%,主要产粮的地方都在南方自然能养活比北方多的人。况且有宋一朝,政府鼓励发展商业,开展海外贸易,宋朝的稳定政策,市民阶层相当的富有,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四十几个人口超过十万人的大城市。当时的宋朝农业、手工业以及科学技术都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西方世界还处在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全国记录在籍人口达一亿以上。宋末战争不断,宋金交战,金蒙交战,金完了,宋蒙之间的战争又不断。凶残的蒙古政权进入中国,到处屠杀,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此时的人口急剧减少,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公元1291年)全国记录在籍人口下降至5985万,宋元战争到元朝稳定下来这一期间中国人口最少减少了一半。之后明朝建立,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记录在籍人口为6055万人。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源,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

一。明末,粮食生产取得重大突破,从南美洲传来的土豆、玉米、红薯这些粮食作物生命力顽强,适应范围广泛,连贫瘠的土地也可以种植这些粮食作物。能不断地提高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又没有战争的袭扰,又加之明末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万历年间曾短暂地推出过“一条鞭法”使得人口更加快速的增长,大约在万历年间,中国人口又一次突破一亿大关。但历史发展打这个时候,帝制的周期性魔咒随着而来的,政治的腐败、低下,农民面对繁重的苛捐重税忍无可忍,农民起义各地频发,中国又陷入混乱之中,人口又开始急剧减少,随着清军入关,清朝在其统治地域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遭致关内人民坚决抵抗。清军大肆屠杀,强行推行剃发令,强迫人民剃发,中国人口总数跌入极点。清朝初期,行编审制。人口计丁(16岁~60岁男性),丁数多有隐漏。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全国记录在籍人口1403万。

中国人口为何在清代以前不能超过一亿且持续增长呢?虽然清朝之前,宋、明人口都有突破过一亿人口大关(按照部分学者统计唐代人口也突破了一亿),可是很快就马上减下来了,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每朝每代都不能逃脱帝制周期性魔咒。每到一个王朝执政末期,制度发展到无济于事,政府机构几乎不顾人民死活,如遇小灾,朝廷无法赈灾,而赋税加重,自然经济下,百姓几乎无存储,无法度过,只能挨饿致死;如有大灾,必然大祸,大片的百姓根本无法生存,为了活命竟然易子而食,怎么能不死人,怎么不人口减少。官员的贪污腐化现象层出不穷,军队的战斗力减弱。苛捐杂税倍增,百姓民不聊生,种种问题频出,而随之必然导致人民受苦,人口自然会减少。

第二,改朝换代时,必然会带来新朝对旧朝臣民的野蛮残杀,特别是外来民族到中原建立政权,屠杀行为尤为厉害。从汉朝到三国再到西晋,这一过程中杀戮不断,五胡乱华更是严重,胡人为了统治中原,都实行的大屠杀政策。隋唐大一统,经济政治高度繁荣,人口随之增长,但是一个安史之乱,不知死了多少人,到了五代十国,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动不动就是一场大屠杀。北宋建立之后,人口又快速增长,到靖康之乱金军南下,又是屠杀。之后宋蒙战争尤为严重,南宋人口极盛时期过亿,而到了忽必烈在位时期,全国人口竟然到减五千多万,加上金朝人口,蒙古铁骑竟屠杀了半数的当时的金人、宋人。明朝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大肆屠杀湖广人士,竟出现江西填湖广。清朝入关以后,强行推行剃发令。使得人口总数锐减到一千多万人。

第三,战争的恶性循环。到了王朝执政末期,徭役沉重。一个王朝执政末期,农民起义不断,政府军队战斗力大部分都很弱,而每逢战,胜少败多。为了补充军队,只得征调成年男子,而他们又是一个家庭生产的主力,缺了他们一个家庭还怎么活?而这些征过了的新兵训练不足,战斗力肯定低下,一大战,又失败,然后再补充,抓壮丁去打战,这样必然陷入恶性循环。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成年男子越来越少,而他们不仅承担的家庭的生产重任,而且还是家庭的生育者,成年男性减少,怎么生育,还怎么谈人口增长。

第四,户籍制度的牵制,一个地方的人口承受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当一个地方的人口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必然无法再承受更多的人口。原来的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人口重心也在北方,北方地区的人口承受能力肯定弱于南方,河南这个地方的人口承受能力肯定强于山西,但是在清代以前,户籍不得所欲变动,只有政府组织的才能变动,所以人口肯定无法增长。而等到了户籍松动的时候,大多都是战乱时期,死的人比迁移的还多,怎么能用体现出人口增长。而到宋朝,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人口重心南移,人口也就自然增多了,之后宋朝人口达到高峰以后,人口又难突破性的增长,也是这个原因。

上面花大量篇幅讲了那么多,其实就想说明一个问题:清代以前,人口很难突破一亿即便突破,也很难维持下去。下面我们就重点讲述为什么有清一代人口增长突破一亿大关并继续增长达到4亿的原因。

有人说清朝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政策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降低了人民赋税,才使得人口大增。其实这种说法经不住推敲。人头税的废止始于康熙,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摊丁入亩政策真是对老百姓有好处吗?在这里,不做评价,咱们先看“摊丁入亩”这个政策的内容:1.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2.政府放松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3.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4.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摊丁入亩”的实质上是将人头税即“地丁银”折算到田赋之中,单从这一点上说也没什么大进步,可是放远了来看,就像第二点说的,朝廷将你的人头税折合到地税上,客观上是推动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往几千年来政府都是按照人口征税,封建政府一般为了方便征税、安定社会,是不允许随便改动户籍的,因此此项政策实际上是放松了政府对户籍的控制,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就可以自由迁徙,想到那就到哪。从这一点说,这也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但是咱们得明白,统治阶级出台的政策肯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条道理。“摊丁入亩”政策从根本上来就就是为了稳定封建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税种种类辩便捷政府收税。而其“摊丁入亩”政策并没有说不再征收地丁银的那一部分,而是折合到地税之中去,这样来说,农民的交的税并没有减少,只是税收的种类减少了,这时再加上地方官员、地主的一番吹捧,农民就认为交税减少了,人民的日子会更幸福了,其实这是在麻痹农民。大量的农民都是佃户,只有极少一部分是自耕农,地主们不会将地租减少,地租持平,这样一来“摊丁入亩”政策的实际受惠者成了政府和地主,农民得到了名义上的实惠。历史上也很少出现农民因为要交地丁银而将自己生的孩子杀死的,“摊丁入亩”并不是促成清朝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清朝人口急速增长并迅速超过4亿人口的呢?

农业上的保障。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解决了,人口自然会增长。

明中后期外传来的马铃薯、红薯、玉米这些粮食作物,由于他们极强的生长能力,不仅在南方贫瘠的山地种植,也可以到北方贫瘠的地方种植,而且这些作物产量高,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粮食问题。那些人口承载量小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些作物,人口承载量相应的变大了,人口承载量大的地方更可以承载很多的人了。南方地区进一步的开发,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达到顶峰,清朝俗语“湖广熟,天下足”正是反映这一情况。南方湖区进一步开垦,大量的水田被开垦出来,生产出来的大米也就多了,人口也会增长起来,而人口的增长继续投入水田之中,生产稻谷,如此循环,人口呈指数式增长。

政治的稳定。清军入关后,建立了统一政权,自然会稳定秩序,发展生产,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就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曾经多次下旨,鼓励农业生产,鼓励垦荒,清朝将大量无主农地分发给无地农民,自耕农增多,作为清初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必然会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自清朝入关后,南北两地很少发生战争,清初实行减负政策,稳定持续的农业政策也推动着人口的发展。

新作物的大量推广与农田垦荒。明中后期传入中国的粮食做,在清朝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玉米最早传人我国的时间是1351年,地点是广西。到了明末 (1643年止),它已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十省。清初传播的更快 ,并很快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食物之一。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四十一年(1779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是在菜 圃里偶然种一二株 ,给儿童吃,而现在已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靠它傲全年的粮食。”因此,红薯、马铃薯和玉米等高产作物的传如,使人们原以粟、稻、小麦等为主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 ,增加了人们的食物来源,扩大了人类的生存边际。有清一代,政府鼓励垦荒。按照《清圣祖实录》 (卷5)记载,到1661年,共有农田485.22百万公顷,而到了嘉庆年间,嘉庆 《大清会典》记载,到1812年,共有农田727.08百万公顷。耕地面积的增长,再加上新的高产粮食作物推广,产的粮食多了,自然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也就多了。

人口基数的增加。在官方史籍中,清代人口数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年)突破了1亿大关(1.4亿),剩余的人口基数肯定增加了,这样,人口必然快速增长,就算生育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由于出生人口多,人口增长还是快速。于是出现了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4亿。当然人口基数在增加的同时,更重要的原因是,几千年来的按人头收税第一次被废除,由于国家不再按人头收税了,也没必要将自己家庭的人口数压低了再向政府报告,自然虚报、谎报人口的行为大大较少,这是清朝人口机械增长的快速原因。

科技的发展。实际上,清朝的医疗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医学的发展 ,使人口死亡率下降。中国医学的 发展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本草纲目》公布以后,民间及官方的医疗条件逐 渐改变。到了清代,一方面中医科学继续受到重视,同时又传人了一些西方治疗疾病的方法,并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 。康熙皇帝对医学、解剖学都非常感兴趣,在宫中,设有实验

室。康熙皇帝十分重视科学成果的运用,史载,康熙三十二年 (1 693年)康熙患了疟病,服用各种药物均无起色,病患日渐严重,法国人洪若翰向康熙进献了金鸡纳 (即金鸡纳霜) 药,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愈。为此 ,康熙帝召见了洪若翰等人,并给他们以优厚的赏赐 。康熙皇帝还积极推广种痘免疫法。《庭训格言》:“国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 ,及喀尔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皆得善愈尝记初种痘时,年老人尚以为怪 ,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之生命者,岂偶然也。”从中也可以看出康熙为使百姓免除疾疫所做的努力。可以说,西方医学的传人与中医科学的发展,改善了当时的医疗条件,使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不光在医学方面有所发展,其他方面也有所进步。清政府大力兴修水利,治理黄河,使水患、旱灾对农业的破坏大为减少。整个清代农田水利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井利甲诸省”。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这样一来,旱涝保收,农民生活稳定,人口自然快速增长。

人口流动。清朝由于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放松了人口管理。使人口布局更加合理,这也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人口也随之而增长。

有清一代,人口增长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封建经济发展到最后的顶峰的产物,东学西渐,推动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清代人口快速增长是封建社会下生产力发展到顶峰的产物。

从上面讲的来看,也就不难发现清朝人口为何就会突破4亿大关了。

皇帝婚礼揭秘:清朝仅四个皇帝享受大婚待遇
清朝百姓工资 第三篇

皇帝婚礼揭秘:清朝仅四个皇帝享受大婚待遇

仅四个皇帝享受大婚待遇

我今天主要讲皇帝婚礼的一些知识。大家都以为清代皇帝在紫禁城里住,他结婚也应该在紫禁城,其实不然。如果皇帝在紫禁城举行大婚典礼的话,一定得具备这样一个前提,他当皇帝的时候年龄很小,到了成婚年龄,才可能在皇宫里举行婚礼。如果他在当皇帝之前已经结婚了,那么他在继承皇位以后,也就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

在清代,从顺治一直到宣统。十个皇帝里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和光绪,这四个皇帝的婚礼是在紫禁城里举行,叫“大婚典礼”。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也举行过婚礼,但那时已是民国了。

上面说的四个皇帝,他们即位时都非常小,康熙最大,只有8岁,光绪最小,才4岁。不过大家比较熟知的雍正皇帝,他成婚年龄在文献上并没有明确记载。

关于皇帝的婚礼,一般都说“礼仪”,其实 “礼”和“仪”是有一定区别的。词汇在发展过程中,它的内涵要发生一定的演变。“礼”讲究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层面的,看不见的,体现了一种本质的东西。“仪”,咱们讲仪式,它就是有形的,可以看见的,通过这些仪式来体现内涵的 “礼”。

大家都到皇后娘家聚齐

清代皇帝在真正的婚礼之前,有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选秀女。选秀女在清代是作为一种制度流传下来的。比如明宫廷,在民间也选一些比较俊秀的女子,但它不是制度,是非常规的。而清代皇帝在结婚之前,每三年都举行一次选秀女的活动。

之所以举行选秀女,是因为清代皇帝认为,他拥有天下,所以他希望在他的统辖范围内,最优秀的女子都应该纳入后宫,让她们去母仪天下。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清代的统治者是满族,所以他只是把旗人的女子,认为符合条件的选入宫中。

旗人当时有三种: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汉军八旗挺特殊的,他们实际是汉族,但归顺了满族,当时努尔哈赤、皇太极,把他们也编成了旗民,所以他们也算旗人。每种是八个旗,一共是二十四个旗。

清代规定每三年,二十四旗里适龄的女子都要参选。当时管理户籍的部门是户部,它既管理户籍,也管理当时全国的财政。户部给这二十四个旗的都统发文,通知要选秀女。

如果第一轮被刷下来了,叫“撂牌子”,这些人就可以随便嫁人了。

如果要是初选给记名了,作为记名秀女可以指配给亲王。如果皇帝不在成婚当年,也可以一直在户部记名,等待复选。进行复选的时候,就会有人被选为皇后,有的人被选为皇妃。光绪皇帝结婚,从他选秀女开始就画了一个《大婚图册》,有很多页,整个成婚过程都画了。选定了皇后以后,不是说就住在宫里了,这只是个前奏。

选上的秀女,还要先回娘家,等待相关的仪式举行之后再迎娶到皇宫。像光绪的皇后那拉氏出神武门回娘家的时候,可以坐皇宫的轿子。她回去的时候,也不是她一个人回娘家。当时选中的还有瑾妃和珍妃。光绪那个时候是一后两妃,瑾妃和珍妃也跟着回到那拉氏的娘家,等待着下一步的婚礼程序。

皇后,也就是那拉氏的父亲是八旗的副都统,是个高官,他们家有很多房子。他开辟出一个院子,叫西所。皇后和皇妃们就要住在这,住下之后,皇后娘家的人不能再来接触了。因为人家已经属于皇帝的人了,别人是不可以接近的。皇宫

还要派太监、侍卫去给她们服务。作为准皇后或者皇妃的秀女们,进入婚前礼阶段。

“天使”咋成了说媒的?

至于婚前礼,包括两大内容,即“纳采”和“大征”。“纳采”的时候,皇后在家等着,皇帝挑个黄道吉日,然后举行“纳采礼”。“纳采礼”就是皇帝钦定了具体的纳采使节到皇后家。纳采使也不是随便就能当的,重要的亲王、大臣先给皇帝提供个候选名单,皇帝再圈定谁作为纳采使。“纳采使”也有副的,叫“纳采副使”。有些传媒上说什么“纳采正天使”、“纳采副天使”,皇帝的媒人怎么一下子变成“天使”了?

“纳采使”要先到太和殿前接受 “使持节”,拿着这个节代表皇帝行使权利。大家知道现在驻外的一些官员叫“使节”,实际上是“使持节”的简称。

老百姓订婚的时候,也会给女方家带一点薄礼。皇帝结婚也要走一下形式,要送礼物。

清代是一个骑射民族,他时刻不忘本民族的骑射风尚,所以他送的有马,还会有盔甲、布匹和钱。再早的时候,还要送大雁,就是那种鸿鸟。取义大雁知时节,天冷了往南,天热了就往北。预示女孩要懂得礼节,要知道该做什么不做什么。

仪式之后,也就是媒人说完媒之后,娘家还要答谢一下媒人,一是请他吃饭,二是给他一点礼物。但是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也办纳采宴,不是皇后娘家人去请皇宫里的人,而是皇帝命人在皇后家备好酒席,是皇家来组织纳采宴,答谢皇后的父亲。等于说他们这样一个家庭,给大清王朝养育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儿,皇帝在老岳父家请客和民间的习俗是相反的。

1911,大清朝完蛋的前夜
清朝百姓工资 第四篇

1911,大清朝完蛋的前夜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

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

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

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

之中。

“慧星现,朝代变”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相比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

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

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

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领导者?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履冰之旅,太可怕了。【清朝百姓工资】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

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

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父亲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

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结了。

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

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

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是白旗。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比如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就是一块白布。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

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一场雨压垮一个朝代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一点儿说,是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
清朝百姓工资 第五篇

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

2012-11-27 15:04:38| 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作者:颜昌海

从一些历史文献和老照片纪录下来的晚清局部写照,就可以看出这个庞大的王朝,人民如何从“爱国”的“盛世”,如何走到“叛国”的“末世”的。

下面谨看美国《纽约时报》当时的一些零星记载——

●1858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组新闻专稿,其中说到了清朝的骑兵:“这些鞑靼骑兵没有弓箭,但每人肩上都背着一杆火枪。他们的火药显得很粗糙,在他们的弹夹里除了子弹还有一些小小的铅块。每个人的长筒靴内都插着烟斗和扇子。”

●1860年12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记述了外国记者在广州看到的犯人行刑时的情景:“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 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二十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 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据说一天处决三百人的情形多的是。”

●在1867年8月4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曾说到了清朝的教育:“教育在清国人中普及的程度至少与英国不相上下。那些生活在清国社会最底层 的苦力,即被人们蔑称为„猪仔‟的人,尚且能读和写。普通的民办私塾遍及大清国的每个角落,虽然父母送子女到这些学堂就读必须向它缴纳一笔额外的费用。在 大清国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设有公学,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些学堂对穷人免费。再就是,在每个城市都为富人的孩子们开办有数不清的私立学堂。”

●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 中共政府流程的介绍中,几乎找不到慈禧太后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有美国史学家认为: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1871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录了外国记者在大烟馆的见闻:“十到十二个各种年龄的男人在喷云 吐雾……有个男人正枕着小木枕,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光板床上。他茫然若失地盯着什么,鸦片正把他带向缥缈的远界。旁边有个男人,正用他最大的肺活量深吸 着,一团团烟雾从他的鼻孔进进出出,他似乎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奇怪的梦中去了。”

●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在一则通讯中,说中国的教育是填鸭式的:“学堂是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全体孩子都在同一时刻扯着他们最大的嗓门叫 喊着。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把他们正朗读着的课文背诵下来。当他们觉得自己能背下那些内容后就去找校长,然后背对着校长,表示他们无法看到校长手中的 课本,并开始一字不差地复述他所学到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而这种做法似乎贯穿于大清国整个的教育过程之中。”

●在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的一则通讯中,撰文者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做女人的小脚:“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通常都非常仇恨外国人。 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把教 育模式限制在如此狭窄的道路上,致使人的心智就像清国妇女的小脚一样被挤压而萎缩。”

●1886年8月29日的《纽约时报》,摘登了香港《每日新闻》关于清朝皇帝选妃和侍寝的一些生活趣事:“皇子15岁时必须结婚。如果确定为皇储, 还要为他选太子妃。选立正式的太子妃前一年,宗人府要先为他选一位比他长一岁的宫女试用,教他学会怎样做丈夫。清帝就寝时,床边有八名宫女侍候,还有十六 名从内务府传来的侍女在旁协助。她们的职责是服侍主子,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音。”“每年春节,皇帝陛下和皇后都要共同主持一场宫内大宴。 皇后坐在皇帝陛下的左边。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全体妃嫔会聚的场合,皇帝能见到他所有的爱人,并对她们进行比较。”

●1892年2月4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光绪皇帝学英语》的述评。文章说:“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 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 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三千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 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1911年12月6日,摄政王载沣辞职。当时《纽约时报》对此作了报道:“皇太后今天发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亲载沣辞去摄政王一职的布告, 签字者为内阁的成员。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欢迎,并且一个立宪的政府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布告中说摄政王觉得他的遗憾来得太晚了,他哭求辞去摄政王一 职,同时也表达了他最真诚的放弃政治的愿望。由于被误导,他危害到了人民。因此他的辞职被接受。退休的摄政王每年将从皇室得到一笔总数为五万两(大约三万 美元)的补贴。”

……

以上这些是历史文献和一些老照片纪录下来的晚清局部写照,一个曾有着大唐盛世,有着五千年丰富的物质与精神兼具的美好文明,在清末时,却成了这个样 子,只能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气息,生命财产都没有保障时,人民除了选择推翻这个政权外,另一个就是选择顾好自己,不管是用鸦片来麻痺自己,还是成为麻 木冷漠的中国式看客。因此,当百姓选择用围观来迎接攻入城的八国联军时,就已注定清朝的灭亡。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爱国人士痛不欲生。

然而事实上,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 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至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 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个话题不是今天的主题。主题就说说晚清的百姓为什么不爱国。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乾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 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 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 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 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么爱戴之 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么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么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 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

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 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 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么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 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 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 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 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试问,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么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 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 回避的事实。

1894年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 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 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 “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 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 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 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

——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

总结如上三个因素:【清朝百姓工资】

1.谎言加暴力的奴才专制制度,优汰劣胜,使跳梁小丑大行其道成为必然,贪赃枉法之人被聚集在权力体制中,甚至成为核心和权贵。

2.作为一种稳定专制的权术,腐败官员更是专制制度的基本要求,官员不贪反而自身难保。

3.因为奴才专制制度的律制原理,使得整个社会制度化地腐败变成为生存的必需。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专制权力掌控者,根本不会情愿真正地建立完善反腐败的权力监督机制,首先怕民众的监督威胁到自身的统治;其次官员相互监督无非演变成官官相护。那么所有的监督机制必然形同虚设,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就势所必然了。

这种奴才专制主义制度的制度性腐败的生成和保持机制,在自由主义社会,都是不可能全面存在的,只可能在某些局部,因为人员,权力监督制度不完善的缘 故而以暂时的状态出现,个案的形式存在。因为新闻言论自由,法治秩序的正常运转,此类事情一定会被高效发现,并得以及时地纠正或根治。这是因为自由民主社 会的权力委托管理机制,基于信用和制度保障,而不需要依靠暴力加谎言。

历史是值得借鉴的。

回想和临国打战,打赢的竟然自动让出土地;国家闹穷、闹饥荒时,竟还充当散财童子,四处给别的国家钱;梦想成为军事大国,为了研发制造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不顾百姓死活而投入大量资源;无休止的内斗……

在一个专制恐怖的环境下,把人的心都逼成了更麻木冷漠。

2015户籍制度
清朝百姓工资 第六篇

第1篇: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传统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现代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当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管理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均建基于此项制度。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近来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1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15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一、户籍制度的历史演变

户籍制度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一是管理制度。户籍登记在我国很早就出现了。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开始实行人口登记制度,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如殷墟甲骨卜辞“辛巳卜,贞,登帚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登人三千呼战”等等皆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了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对生齿(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另外,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孟冬(阴历十月)时上报。所以说,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增加赋役,稳定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即“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如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1]汉代,户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学者认为是年年更造),县、道官吏负责对户口的验查和登记,时称“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案比的时间在当年仲秋之月(8月)。届时,老百姓必须扶老携幼,前往县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验阅。户籍的载入者主要是20-60岁的男子。为了防止人们为逃避苛役而瞒报、虚报,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察措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户籍登记制度,实行黄籍、白籍制,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户口流徙严重,为了整理户籍,实行了多次“土断”,将北方侨居人口和浮浪人口,统一登入当地户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隋唐时期实行“输籍定样”制,规定:民始生为黄,4至15岁为小,男子16至20岁为中,21至59岁为丁,60岁为老。唐玄宗时改18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3年一造户籍。户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2]编制户籍时,“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3]唐代仍实行“案比”制度。唐代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称汉代的“案比”,在唐代叫“貌阅”。敦煌文书唐代籍帐残卷中,关于被登记人的面貌特征和疫疾的情况的记载很多。如某人“右足跛”、“耳下小瘤”等。案比之后,正式造籍,其原则是自生齿以上,人皆著籍。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547年)敦煌地区的计帐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宋元时期户口的编造时间间隔也是三年。“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宋代是编造五等丁户簿,重点是评估和确定户等。元代在村社还置有一种鼠尾簿,随时登记户口的变动。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4]清朝基本继承了明代的户口登记制度。最初是三年一编审,后来改为五年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

民国时期先后出台了《户籍法》(1931年)和《户口普查法》(1947年),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1946年),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

二、户籍制度的历史发展

户籍管理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所谓“合法”即政府将其编入户口册簿,视为一地正式居民。他们既承担国家赋役,又可享受

让子女参加科考等权利。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如建立居民组织: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齐国);建立“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之”的户籍核查统计制度等。

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理论上,国家是户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仅靠为数不多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实施具体管理,往往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区组织加强控制,进行什伍编制,“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7]户籍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汉承秦制,户籍管理又有发展。刘邦委任萧何作丞相,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8]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9]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10]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11]《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户籍控制更趋严密。

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保内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数姓名。同保中如发生“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同保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12]元朝实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

明朝是里甲制或称保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13]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

清朝称为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摊丁入亩实施后,户籍编审停止,保甲制度越来越得到重视。

民国时期,《户籍法》已经推行。1931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1937年,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

编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自占年龄不实,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属于恶,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政府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时颁布《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朝时,《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14]

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人祸,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三、户籍制度的历史特征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展现了我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发达。

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历代政府对户口管理的重视程度是最高,它通过体系完备的社区组织、行政网络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点,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我国历代政府之所以重视户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为国家的生存筹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料。

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我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户籍地域性。由于人口与赋役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如金朝规定:“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15]明朝规定:“其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者土著,不得远游。”[16]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人身的束缚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户籍等级性。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其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作为特权户种的官户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户种是平民百姓拥有的户籍,是主体户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这些人是国家赋役的重要承担者,其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三是户籍世袭性。严格的户籍管理不仅体现在对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体现在对人口等级、职业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口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识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是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是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作出了明确规定,《大唐六典》卷7载:“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严,《元史·刑法志》载:“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

四是户籍的社会治安职能。户籍管理一般应是人口的统计和管理工作,与社会治安并不直接相关。但是在我国历史上,户口的管理也对人口活动行为进行制约,它对封建秩序,特别是治安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宋代以后出现保甲制,赋予了户籍管理一项重要的社会治安功能。各种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废止了旧的户口制度,制发了新的户口簿册,建立了新的户口登记制度。但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户籍制度的内核。如户籍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户籍被打上世袭的烙印,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户籍管理带有很强的社会治安功能等。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户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我国应尽快变户口的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淡化户籍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实行用工制度与户籍制度弹性挂钩,加速实行证件化管理,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控制手段调节人口迁移。

四、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

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

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同时,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9月宣布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终于使户籍制度做出了相应的初级改革。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从农村到小城镇务工或者兴办第二、三产业的人员,小城镇的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聘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在小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或者有合法自建房的居民,以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解决了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等几个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的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

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五、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户口,或许是烙在每人身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深印痕。改革户籍制度无疑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确保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国各地正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

户籍制度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障碍

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

其次是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进城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

再者是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此外,现行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和在国内的自由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

对超生或非婚生的子女实施的不准入户的规定,造成黑户口(没有户口)问题。由于户口的附加值,使得黑户口公民在升学、就业、医疗等方面遭遇极大的困难。

一个中国人出生后被要求选择其父母中的一方的户籍作为自己

的户籍;在就学、就业等也可以迁移户口,但是有时地方政府会限制迁移的名额,以及征收高额城市增容费。

由于各地竞争激烈程度不同,一些学生家长在高考报名之前将子女户口迁移至竞争不激烈的地方以求获得更好的录取机会。高考移民现象引起很大争议。

由于户口和福利待遇、就学和就业机会直接挂钩,一些公民为了获得城市户口甚至仅仅是非农业户口付出很大代价。

如果某人生活在非本人户口所在地,那么他将被视为外来人口,享受不到该地的各种福利,以及充足的就学和就业机会。

很多住在城市郊区或者“城中村”的居民,完全不从事农业,却仍然是农业户口;同时也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在城市工作,却无法获得非农业户口。

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如结婚双方当事人不能出具各自的户口本,则民政部门将拒绝给予婚姻登记。

当年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户口迁出学校集体户口之前,其户口将处于冻结状态,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结婚,无法办理护照,无法办理身份证

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1]户籍制度改革是继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解放”农民的革命。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为此建议:

1、《宪法》上恢复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文,确认不论城乡居民都具有自由迁徙、择业和居住的权利。

2、政府应宣布实行全国统一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取消“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同时在过渡时期可实行暂住户口与常驻户口,并制定相应的标准。

3、改革户籍制度不是取消“户口”,而是剥离户口的附加功能,应取消粘附在户口上的各项利益差别,体现社会身份与“国民待遇”的平等性。

4、改革户籍制度后,户籍管理还是必要的。通过公民身份登记,可以证明其身份并确立其民事权利和行为能力;可以为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劳动力合理配置等提供基础数据和资料。户籍管理还是治安管理的基础,在维护治安、打击犯罪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最终实现自动登记制度

形成于计划体制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健全发育的重大制度障碍。在人口大量流动的时代,这种滞后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状态,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过亿农民工在沿海新兴工业区打工,数以千万计的白领以外来人口的身份生活于大城市,同样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异地从事工商业(

另一方面,这些外来人口也多在其常住地政府的正常管理范围之外。城市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回避其对常住外来户籍人口的福利责任。但这一做法的后果,却是政府对公民的管理存在失灵。

从国民平权与政府有效管理两个角度看,现行户籍制度都应废除,转而建立以保障国民自由迁徙权为基本原则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这种制度的具体操作方案,就是“以房管人”。但,这里的房,不是指“房产”。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白领和农民工就不可能在常住地获得户籍,改革就不过是有些城市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曾出台的政策:买房送户口。合乎平等原则的“以房管人”,其实就是以户籍随人转为基本原则,一个人常住某地,即可获得该地的户籍。

因此,理想的户籍制度是自动登记制度。一个人出生在某地,就自动登记为该地户籍。若其离开原有户籍登记地,进入另一个地方,不论是城市、乡村,居住一定时间,并准备长期居住下去,就应当获得本地户籍。

当然,不论人口迁入对一个地方利大还是弊大,迁入地政府都可以设置户口登记标准,比如,欲登记为本地居民的迁入者在本地已连续居住两年或三年;有住房,不论是自有房产还是长期的房屋租赁合同;或者即便没住房,但有投亲靠友情形等。自动登记制度区别于目前户籍制度的关键在于,凡是合乎这些标准者,地方政府必须自动登记。现有户籍制度也设立了诸多入籍条款,却保留了审批制度,结果,不少合乎标准者依然不能登记为本地居民户口。

有专家解读“以房管人”制度时说:“户籍制度改革要考虑实际情况,要因地制宜,像北京这种人才饱和的城市就暂时不适合放开。”这是大城市政府的普遍想法。但这种想法其实属于鸵鸟政策。即便不登记这些常住的外来人口为本地户籍,他们仍然居住在本地,使用着本地的公共品,比如地铁、道路、医院、水、电、气等。政府确实可以回避某些公共品供应责任,但同时,政府对他们也就没有完整的管理权,这意味着城市的治理秩序存在缺口,最终蒙受其害的还是城市政府与户籍人口。

2015爱国演讲稿700字
清朝百姓工资 第七篇

第1篇:爱国演讲稿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是"热爱祖国''.

在数十年以前的中华,腐败不堪,中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清政府却一直在等待,

他们想在等待中获得帝国主义的怜悯与同情,想在等待中苟延残喘,然而,它的等待与软弱换来的是一个个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从<<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换来了黎民百姓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从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换来了清政府的最终衰败与清朝大厦的坍塌.

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之中,中华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不衰,是因为有仁人志士都具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以国事为已任,前仆后继,临危不惧,保卫祖国,关怀民生.

少年立壮志,长大报国家.国外优厚的待遇不住爱国之士的脚步,不在意国外优厚待遇,不留恋良好的学术环境,毅然回国效力,中华就是因为有这些爱国之士,才永远前进!

当我们庄重注视五星红旗时,当我们带上国旗的一角-----红领巾时,当我们攀爬在蜿蜿壮观的长城之上时,当我们满怀激情读着祖国的诗篇时,当我们唱起中华诗歌时,当我们看见祖国成功建设时,可曾想过什么?可曾思潮起伏?热情奔涌?

这一切一切都源于我们是"中华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是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要自已的双手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用百分之百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智慧,突破"百"的纪录!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第2篇:爱国演讲稿——做一个爱国的人

回顾历史,新中国的成立是经过了怎样的沧桑。我们不能忘却。因为这段历史是用血著成的,这江山是由白骨维成的。多少英雄身埋土下,他们用死亡来告诉我们,新中国是来之不易的。今天,他们依然望着祖国。望着这曾让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祖国,望着这崛起的祖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全国上下可以团结一心,战无不胜。新中国正是以这种伟大的精神,冲破了重重困难,在世界上立足,使每一个中国人永远不受压迫。如此伟大的祖国,我们能不爱么?

可如今在我们身旁却感觉不到这种民族精神。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居然将我们的立足之地削得越来越窄。有些人甚至把正义的思想视为腐朽,这种看不清世道的人大有人在。

请同学们仔细想想。在我们的升旗仪式上,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有多少人还舍不得摘下帽子,又多些人还在嬉笑,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有多些同学闭着“金口”那时只有国歌在校园里空响,国歌是一个民族伟大的音符啊!但我却听到雄壮的国歌忽然变得十分凄凉。祖国在流泪啊!

那些所谓超前的同学,我要对你们说:不要让内心神圣的火种在黑暗中熄灭,不要让自己正义的帆船在伟岸前搁浅。这其中有很多学习很好的同学,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并告诉所有的同学,一个连自己祖国都不爱的人,他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同学们,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清晰吧!让我们的血液沸腾吧!让我们的心装下那升起不落的太阳吧!让我们的灵魂重新放出那璀璨的光辉吧!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明亮的人生,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明亮的人生,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庄严的国旗下挺起胸膛,这样我们才能敞开心扉无愧地对世界呐喊“我是中国人”。

看看那些伟大的人。他们用一颗爱国的心将自己的名字庄严地印在五星红旗上。既然有人能做到,那为什么不是你呢?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第3篇:爱国演讲稿——不忘国耻,振兴中华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走上了艰难的抗战征程;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又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从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让这座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顷刻间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有多少志士任人,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

沧海桑田,风雨坎坷,伟大的祖国历尽磨难。我们肩负着跨世纪的历史使命,我们不甘心落后于前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行者留给我们不怕困难,开括前进的大无畏精神。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与未来,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领土不能丢,不能被分裂侵占。

历史的书面仍在不倦地翻动,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呼吁在古老版图上回荡不息,那雄浑的声音使每颗灼热的心为之震撼。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扬起理想的风帆!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出前不负于古人,后无愧于千秋万代的历史新篇章!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国救民的先辈们是中国的脊梁,伟大的抗战英雄是中国的脊梁,而我们,必将成为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脊梁,中国才会有振兴的一日!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

第4篇:爱国演讲稿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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