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唯美的诗

导读：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一《郭沫若的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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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一
《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二
《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三
《第三讲,郭沫若及20年代新诗》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四
《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

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

闻一多与郭沫若是中国文学界不可忽略的两位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巨大，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有各自的不同，但同时又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闻一多原名家骅，湖北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她的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1920~1927年间，大部分收入诗集《红烛》和《死水》。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后，便基本搁下了诗笔。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她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是用的笔名，后以此为号。四川乐山人，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广泛涉猎。

闻一多处于抗战时期，曾在清华大学读了9年的书，后又去了美国留学，所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国，在留学期间，怀着对祖国的浓烈思念，写下了《太阳吟》、《秋菊》、《孤雁》等，更是写出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留美的他在饱受思念之苦的同时，也慢慢生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悲愤，这是他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也去了日本留学数十年，在留学初期，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并接触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感受到了清新恬淡的风味。后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浪漫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主义影响。这些对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闻一多的诗歌有对爱情和青春的咏唱，对大自然的赞美，袒露他早期做一个“艺术的忠臣”的心曲。后期的闻一多却是从诗境步入尘境最后被反动势力的暗杀谱就了一首壮烈的歌。他的《红烛》《死水》很能体现他的诗风，红烛时期他推崇丁尼生，追求唯美的色彩颇浓，重幻想与联想，显示出济慈的影响。而他的死水，以宁静的调子处理激动的情感，虽然首首诗中都有动荡的激情和浪漫的感伤，体现的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对于20年代新诗情感泛滥之弊，尽了药石的作用。他诗的理论核心内容是讲究“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红烛多为自由体，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有唯美主义的印痕；死水则诗风明显变化，转向格律体，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而现实主义精神也有增强。郭沫若就文艺思想而言，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主要特征是足尊崇自我，偏重主观，认为艺术史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发的表现，强调创作的天才、灵感和激情等等。他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它的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和诗人创作的高度融合统一，它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了诗人呼唤新世界诞生的民主理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自我的崇尚和对自然的礼赞，显示了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激越的音调、华赡丰美的语言和浓烈瑰丽的色彩，赋予它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女神中随处可见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融着诗人的主观意志与美学理想，以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优美的诗意诗境中，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态出现，在形式方面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资助的艺术主张，这是与他的让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主张相一致的。

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风形成，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曾外出留学，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学，接受了很多外国思想，又亲历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压迫与残害。可以说，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诗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各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多影响因素，如时代背景，所处阶级，接触到的文学，接受到的思想，各自的经历等等。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也受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和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不同，造成了同是浪漫主义诗风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和一些相同的原因。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五
《第二节 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六
《郭沫若诗歌_诗的宣言》

你看，我是这样的真率，我是一点也没有什么修饰。

我爱的是那些工人和农人，他们赤着脚，裸着身体。

我也赤着脚，裸着身体，我仇视那富有的阶级：

他们美，他们爱美，他们的一身：绫罗，香水，宝石。

我是诗，这便是我的宣言，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

不过我觉得还软弱了一点，我应该还要经过爆裂一番。

这怕是我才恢复不久，我的气魄总没有以前雄厚。

我希望我总有一天，我要如暴风一样怒吼。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七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八
《浅谈对郭沫若文革期间一些诗词的看法》

浅谈对郭沫若文革期间一些诗词的看法

摘要：郭沫若早在“五四”时期就以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 此后一直被人们尊之为我国现代诗坛泰斗,那是当之无愧的。纵观郭沫若一生各个历史时期, 人们对他所创作的诗词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大都能有较为一致的评价。其中唯有如何看待与评价“文革”期间的诗词让人感到棘手。许多研究文章往往对此望而却步或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文本试图从展示郭沫若文革期间的若干诗词入手，浅要地分析这些诗词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以此说明这不仅仅是郭沫若的个人悲剧，而且是整个知识界的悲剧，力图对郭沫若的晚年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文革 郭沫若 诗词 个人崇拜

郭沫若早在“五四”时期就以诗集《女神》开一代诗风, 此后一直被人们尊之为我国现代诗坛泰斗,那是当之无愧的。他不仅为我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即以旧体诗词创作而言, 亦属现代诗坛“能够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①在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方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纵观郭沫若一生各个历史时期, 他所创作的诗词就其思想内容大都能有较为一致的评价。其中唯有如何看待与评价“文革”期间的诗词让人感到棘手。不少研究郭沫若生平与诗歌创作的论文、专著, 对此亦常望而却步, 或则语焉不详。《沫若诗词选》中不少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诗词也没有编入“全集”，因为这是郭沫若一生诗词创作中为数不多却又较为集中于一段时间的令人为之遗憾的“败笔”！

其实，郭沫若的蜕变在文革爆发之前已暂露头角。早在1958年4月21日时，郭沫若就在《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诗的意境没有，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因为当时根据毛泽东的号令，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遗憾的是，类似的败笔，甚至比这更大的文学上、学术上、政治上的败笔，在这位文豪的晚年不断地出现。个中缘由，发人深思。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① 鲁迅《致杨霁云》,《鲁迅书信集》下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版。

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诗词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1966 年8 月19 日下午, 郭沫若在陪同巴基斯坦议会代表团访向上海期间, 曾冒雨出席上海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并在会上即席讲话。当天晚上写了《水调歌头·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原词录引如下: 大鼓云霄震, 火炬雨中红。千万人群潮涌,上海为之空。昨日天安门外, 主席亲临检阅, 今夕一般同。若问何为者? 领袖在心中!颂公报, 歌决定, 庆成功。寰球共仰, 八届新开十一中。改造上层建筑, 扫荡蛇神牛鬼, 一切害人虫。深入新阶段, 革命展雄风。

此词具体证述了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盛况, 还将这一事件与前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加以类比, 并与当时结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全会公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联系起来, 视为社会主义革命亦已“深入新阶段”的标志。这样的诗虽属趋时应景之作, 但在“四人帮”一伙盘踞的上海, 对于“文化大革命”如此轻率地加以鼓吹,这是很不应该的。

同年9 月5 日, 郭沫若再次调寄《水调歌头》, 写了《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词为:一总分为二, 司令部成双。右者必须炮打,哪怕是铜墙! 首要分为敌友, 不许鱼龙混杂, 长箭射天狼。恶紫夺朱者, 风雨起苍黄。触灵魂, 革思想, 换武装。光芒万丈, 纲领煌煌十六章。一斗二批三改, 四海五湖小将, 皓皓映朝阳。捍卫毛主席, 捍卫党中央。

这首词上联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 认为必须采取革命行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下联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自愿“触灵魂, 革思想”, 投入“一斗二批三改”, 所以其根本目的在于“捍卫毛主席, 捍卫党中央”。可见当时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弄得诗人晕头转向, 才会写出这么让人费解的诗词。除这两首以外, 还有一些诗词直接涉及赞颂“文革”的内容。如“文革高潮到, 不断触灵魂”。“大鸣大放, 大字报加大辩论。”(《水调歌头·文革》)“首创大民主, 举国串联来。众水朝宗大海, 浩浩起风雷。”(《水调歌头·大民主》) ”“工农兵学成一体, 社会主义不变也。永忠于, 心中红太阳, 毛主席! ”(《满江红·向工人阶级致敬》)“大工贼, 黄粱梦; 帝修反, 休放纵! ”“万寿无疆声浪

滚, 三年文革凯歌纵。”(《满江红·庆祝“九大”开幕》) 这些诗词大体均以“文革”时期流行的政治术语与充满现代迷信色彩的颂词构成。

然而即使郭沫若对文革大力推崇，躬亲实践，也难逃文革的厄运，于是就有了这一时期他最苦涩的作品———即席向江青献诗。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 于是郭沫若便有了另一个最大的败笔——即席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一个政治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自保。这其实又岂止是郭沫若一个人的悲剧！

不久， “批林批孔”又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他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回答：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

决，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出于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在1976 年5 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生病住院与保持沉默之后, 还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①词为:

四海《通知》遍, 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 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熳,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 天下凯歌声。走资派, 奋螳臂, 邓小平, 妄图倒退, 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 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 团结大进军。诗中不仅赞颂1966 年“5116 通知”卷起“文革”风云, 以致“十载春风化雨, 喜见山花烂熳”, 还联系当时“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加以发挥。这样的严重失误, 比起“文革”初期的某些诗词, 就让人更加感到遗憾了。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19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

何以出现上述情况? 看来亦非偶然。既有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原因, 也有自身思想意识方面的主观原因。

首先，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②，犹如可怕的红色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江青、林彪一伙“挟天子以令诸侯”，把罪恶的黑手伸向各条战线。文艺学术领域首当其冲。作为思想文化战线主要领导人的周扬、茅盾、郭沫若等无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因而出现不同的人生遭遇, 采取不同的应变措施。或则身陷囹圄, 受到残酷迫害, 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代表人物; 或已打入另册, 处于“靠边”状态,只有以沉默表示反抗。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郭沫若因其自身的特殊地位,“文革”初期一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 尚可参加部分国务活动。他深知这场风暴势将席卷整个思想文化战线, 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劫难逃。他在恐惧、迷惘、伤神之余, 想到与其被革命浪涛席卷而去,被动地成为革命①

② 郭沫若《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诗刊》1976 年第6 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大批判的靶子, 还不如早点自我表态, 争取主动, 为处于逆境之中的知名作家、学者做个斗私批修、自觉改造的“榜样”。此举目的十分清楚: 一则跟上形势立足自保, 二则也为周围岌岌可危的知识分子提供一点随机应变的措施。他曾主动要求“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 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 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 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还在公开场合, 多次表示应该把自己过去的著作全部烧掉, 愿在革命烈火中求得新生。这些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反响。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郭沫若声明：“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从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中文革之毒之深，抑或是对革命的盲从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境况和人性的扭曲！

其次，郭沫若自身的思想意识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 郭沫若在“文革”期间确实写过一些正面涉及“文革”题材, 以至赞颂“文革”的诗词。究其原因是在诗人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崇拜和自身斗争策略的某种需要。他“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充分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致写了《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等趋时附势的诗词。他无限崇拜领袖，愿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即使在自己两个儿子分别在部队和高校被迫害致死的情况下, 仍抑制内心极度痛苦, 一边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 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一边仍需不断执笔解答各地《毛主席诗词》注释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一切, 我们对被誉为“文化建设战线上光辉的旗帜”的郭沫若理应提出更高的要求, 面对这种虽出于自卫而又属于趋时附势的言行进行严肃的评判; 与此同时, 如果设身处地, 在那样一个史无前例,黑云压城的年代, 对一位“只有招架之功, 已失还手之力”的老人提出更多要求, 恐亦不太现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与特定时代所酿悲剧形成的, 郭沫若似亦难以超越。与其说是诗人的罪过, 不如说是诗人的不幸。他既不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可又不得不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陷入这种进退失据、两难选择的尴尬处境。

郭沫若唯美的诗篇九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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