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介绍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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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介绍mp3(一)
京师大学堂

□钱耕森

一百年前的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 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镇压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 经此国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 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但是，她却保留了新政中 正在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曾记载说 道：“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 学堂而已。”（转引自朱有王献编：《中国近代学制史》，下册，第 649页。）京师大学堂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

这一极不寻常的现象，非常令人费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 求解，并提出不少论点。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是，由于京师大学堂的 创办早于“戊戌变法”。

例如，1987年，罗筠筠先生就说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变法失败，维新派的改革措施

几乎全被废除，唯有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不废‟，命孙家鼐继 续负责筹办，但教学方针和内容都发了很大变化。学堂规模也大大缩 小了……。”这是罗先生特为纪念北大90周年而写的《教育改革乃强 国之本———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一文中的论点。 （中国文化书院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第1－12页。）

可见，罗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戊戌政变”的唯一幸存 者的原因，明确采取了京师大学堂早于“戊戌变法”之说。在这里， 罗先生对其所引证的论据“萌芽早，得不废”，未作交待。

不过，后来倒有人说明了京师大学堂是比“戊戌变法”的1898年 还要早三年的1895年的产物。今年，郝平先生为纪念北大百年而特地 撰著了一本有关京师大学堂的专著。他在其中强调说道：

“笔者在研究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经过时，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 分析和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严格地说，京师 大学堂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而是甲午战 争的产物。”

接着，作者列举了三个论据。其一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9月初八日所写的《公车上书》，“也迫使光绪皇帝下决心 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式大学堂”。其二与其三是，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 二年（1896年），先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官 书局奏定章程疏》中，提出了“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的建议——— 引者注。），后批准李端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些就“启 动了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筹备工作。”作者又特别指出：“光绪的这一 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云云。

于是，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正因为京师大学堂的筹办先于戊 戌变法，所以慈禧在废除戊戌变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时，才对京师

大学堂网开一面，不但允许它继续存在，还始终关注它的每一步进展。”

（以上均引自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3月版，第148页。）

可见，郝先生对京师大学堂之所以成为政变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 的说法，是和罗先生完全相同的。

但是，这个说法虽不无道理，仍是值得怀疑，尚需再作推敲的。 因为，这条理由仅仅以时间的先后为立说，而时间的先后在这里并不 能直接反映出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及其根源。

尽管京师大学堂的“酝酿”确实早于“戊戌变法”的伊始，但是 决不能就说它不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是“戊戌 变法”的产物，并且，“是„戊戌变法‟的直接而优先的产物。”

（请详见拙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与光绪皇帝、戊戌变法》。） 京师大学堂被光绪皇帝御笔亲书在“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 《明定国是诏》中：“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 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中国历史学会 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并且，这道圣旨又是光绪皇帝御驾亲临天安门主持当众向中外宣布的。

这是历史事实，人们必须予以尊重，而不能随意进行曲解。所以，

我们就不能把“酝酿”中的京师大学堂说成是“正式产物”的京师大 学堂。

否则，不但京师大学堂这一项新政，仅因其有“酝酿”过程，就 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地道的“产物”，而幸免于难，得以保存 下来了，而且其它许多项新政，皆因其也有“酝酿”过程，同样也就 变得不再是“戊戌变法”的正式的“产物”了，并同样也都应该幸免 于难，得以保存下来了呢！

京师大学堂由“酝酿”到“决行”、“粗定”、“有成”的长达 三年之久的艰难历程，梁启超早已总结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

十三日）所颁《明定国是诏》的案语中说道：“按大学堂之诏，三年 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戊戌变法》（二），第19页。）

其次，半个月后，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八日）

为督办京师大学堂当整饬庶务的谕旨的案语中又说道：“大学堂自乙 未年下诏开办，至今三年，四烦上谕矣，而大臣犹视同无物，若非皇 上之雷厉风行，谆谆催问，必将再延三年，尚无一字矣，而外人犹訾 上之急激，局外人岂知局中之苦哉？（同上书，第26页。）

再次，又过了一周，梁启超在光绪皇帝于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 日）派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谕告的案语中又说道：“乙未 和议成后，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颇有上书言之者，而刑 部侍郎李端之奏，最为深切详明，得旨允行，而恭亲王刚毅等，谓 可以缓行，诸臣和之，故虽奉明诏，而束高阁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 定国是，决行改革，深知现时人才未足为变法之用，故首注意学校， 三令五申，诸大臣奉严旨，令速拟章程，咸仓皇不知所出？盖中国向 未有学校之举，无成案可稽也。当时军机大臣及总署大臣，咸饬人来 属梁启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 条，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学校之举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 之发论，上之盈廷之抗议，凡历三年，犹烦圣主屡次敦迫，仅乃有成， 其难如此……。”（同上书，第29页）

所以，兴办京师大学堂的决议（系指“酝酿”———作者自注）， 并非是光绪皇帝“一言为定”、“一锤定音”、“一唱百和”，而是 “议而不决”、“一拖再拖”，前前后后竟然拖了长达三年之久，直 到下《明定国是诏》时方才有所定夺，落实了下来。

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成为“戊戌政变”后唯一幸存者，关键在于 慈禧太后的态度。当“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 师大学堂正心惊胆战地等待噩运降临，不料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以继续兴办。慈禧太后当其时可是

京师大学堂介绍mp3(二)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三次婚姻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 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第二次婚姻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

蔡元培和黄仲玉【京师大学堂介绍mp3】

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黄仲玉去世了。 第三次婚姻

相差22岁的师生恋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

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可以说这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们最成功的作品。然而好景不长，西太后发动政变，几乎所有的变法措施都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像棵独苗一样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西太后自有她的打算，她要把大学堂带回到祖宗开创的老路上去。她先是借八国联军进京，以“主和”的罪名杀了锐意革新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又在１９０３年重新修订大学堂章程，在大学分科中增设了经学科，使大学堂完全成了旧式书院。这时学校的主要部分为仕学院，专招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入学，校内官僚习气极为严重。当时的学生多数出身于贵族官僚门第，讲授经史的也多为翰林院腐儒和政府官吏。学生入学堂是为了找“恩师”做靠山，谋求升官之道。据说当时的体育课，有些教员叫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什么：“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好多教员是政府的官员，拿干薪挂名或者靠发老讲义混日子。学生们也把进北京大学作为升官的跳板，学生不好学，吃花酒，捧名角，逛妓院，打麻将，对读书兴趣不大，有钱的则带着听差入校，上课铃一响，得先由听差来请老爷上课。教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更有一帮纨绔子弟，搞了一个“探艳团”，校内一片乌烟瘴气，正气得不到扶持，有识之士得不到重用。虽然曾经整顿过，但“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

１９１７年，等待蔡元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二

这年冬天，一个飘雪的傍晚，蔡元培只身来到北京，他第一个去拜访的，就是老朋友———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他把陈独秀拉到著名的致美斋，成功地劝服了这位新学领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北大当教书匠，因为他想一心一意搞《新青年》，但是很快，就被蔡元培的诚意打败了，他不仅一口答应，还当下就把《新青年》迁到了北大。从此两个人并肩奋斗，北大也由此迈上了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蔡元培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马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

要从根本上改革北大，必须要有思想上的开放性，必须具有创新的精神，同时还应有宽广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兼容众家之长。蔡元培有容人的雅量，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一批新派人物，同时他还聘请了年仅２４岁，中学毕业、自学成材的梁漱溟，留任了一批顽固守旧但学有专长的旧派人士如刘师培、辜鸿铭等等。这些举措都需要超人的胆量，必须顶着巨大的压力。１９１８年的时候全校统计有教员二百多人，教授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其中陈独秀不满四十岁，梁漱溟２４岁，徐家璜２５岁，朱家骅２６岁，刘文典、胡适２８岁，这批中坚力量正是北大欣欣

向荣的原因所在。

谈到这里，我们这里必须用大篇幅来介绍两个人物，辜鸿铭和刘师培。

辜鸿铭(１８５７—１９２８)，字汤生，福建省同安人，他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搞笑的人物了。他是一个前清遗老，彻底的守旧派。脑后一根细细的灰色发辫，拖得很长。虽然其貌不扬，但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二三十年代，论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影响，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辜鸿铭，尤其在语言方面，他堪称一代天才。除了汉语和马来语，他还精通德、英、法、意、日、俄和希腊文、拉丁文，甚至比起当时有些在北京的洋人教员还高明很多。曾有一个故事说他把英文报纸倒过来看，惹得周围的英国佬们大笑不止。这时辜鸿铭把报纸一收，用一口纯正无比的英语说：“英语这东西太简单了，不倒着看还真没什么意思。”当下把英国佬们震得目瞪口呆。辜鸿铭不仅外文好，而且还是“儒学权威”，曾将《论语》、《中庸》等书译成西文，并撰写过《中国文化之精神》(即《春秋大义》)等书，一时震撼了西方学界。

蔡元培并不赞同辜鸿铭的观点和做法，但他从来没有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反对过。他曾经说在中国这样羸弱的时代，国人大都没有个性、没有脾气、没有创见，温顺得像一只绵羊。与其这样，倒不如多出几个狂妄的辜鸿铭，让世界刮目相看!

至于刘师培则更是旧学的代表。他出身书香门第，２０岁时就被称为“神童”，写出了著名的维新文字《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名震学界，与章太炎齐名，成为少年国学大师。然而，他后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倒向了袁世凯，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袁世凯一倒台，这位昔日的大师便身败名裂，为世人所不齿。但是他的旧学才华数十年来却无出其右者。蔡元培并不求全责备，力排众议将他聘为北大教授。

但是这样兼容并包的改革一开始并不成功，而且备受非议。改革后的北大一度不伦不类，上课时洋相百出。这位拖辫子的辜鸿铭，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史时，还有一位仆人在课堂上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时不时还从怀里掏出花生、糖果之类，大吃起来。下面学生也一会儿干着急，一会儿被逗得大笑。新派学者开始用崭新的思路讲课时，也是举步维艰。胡适从美国归国，任北大教授，他的前三板斧就失败之极。他讲哲学史，跳过夏、商，直接从周开始讲起，这与中国传统学说大相径庭，以至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课堂上只剩班长一个人了。班长是个老实人，当胡博士问他为什么不走时，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我如果再走了，就没有人给先生解围了。”听闻此言，胡适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蔡元培并不在乎辜鸿铭放荡和守旧的性格，也不苛责刘师培卖身于国贼的过去，他所欣赏的是二者出众的才华，他更给了新派学者充分的时间来表现自己，在讲坛上证实自己。这样，新旧两派学者在三尺讲坛上各施所长，相互竞争，学术氛围顿时活跃起来。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

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4月20日又北上担任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1912年2月8日，他在《临时政府公报》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旋改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共和时代的教育理念。但在政局纷乱的时代背景下，要把这套超越政治的教育理念从纸上落实到现实之中，却有着不可克服的障碍。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蔡元培的教育新政也存在着一些疏漏乃至于失误。其中最大的疏失，就是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将其并入少数几所大学的预科。蔡元培等人改制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与大学相衔接，二是要集中教育资源。但当时中国的大学屈指可数，师资力量也不充足，根本不可能接纳高等学堂的所有生源。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除废止各省的高等学堂外，蔡元培还曾经做过停办北京大学的错误决定。时任北大校长的严复率先起而反对，撰就《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等文，与教育部据理力争，北大各科学生也纷纷联名发表各种说帖，表示反对和抗议。教育部不得已取消了停办北大之议。

1916年7月12日，范源濂受命任教育总长，他于8月26日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蔡元培就任以后，在北大强势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他的革新措施首先体现在人事方面。蔡元培接受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盛邀《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既不是北大专任教员，也没有相应的学历，如果按照既定程序和标准来挑选文科学长，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他。所以，蔡元培先是让教育部出面发公函提出北大文科学长人事任免问题，为自己更换学长人选提供合法性依据，然后再越过相关程序，单独提出陈独秀这个人选，让教育部为其背书。1月11日，蔡元培函致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份。而事实上，据今人考证，这份履历中的学历和教育资历基本上都是编造的。不过，它的目的并不像考证者所说，是为了“应付教育部的官僚”，而是要给北大教职员工一个虚假的交代。所以，尽管教育部在1月13日即发布第三号令通过了对陈独秀的任命，北大内部对这个文科学长人选却一直存在着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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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章程

京师大学堂章程

第一章 全学纲领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

第二节 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

第三节 欧美日本所以立国国各不同中国政教风俗亦自有所以立国之本所有学堂人等自教习总办提调学生诸人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究办

第四节 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奉谕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调查各项拟定格式簿分门罗列颁发各处学堂于每岁散学后将该学堂各项情形照格填注通报京师大学堂俟汇齐后每年编订成书恭呈御覧

第五节 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无省学则大学堂之学生无所取材今议先立豫备一科本一时权宜之计故一年之内各省必将高等学堂曁府厅州县中小学堂一律办齐如有敷衍迟延大学堂届期请旨严催办理

第六节 同文馆归并之后经费无著变通办法拟于豫备速成两科中设英法俄德日本五国语言文字之专科延聘外国教习讲授

第七节 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现于速成科特立专门之外仍拟酌派数十人赴欧美日本诸邦学习教育之法俟二三年后卒业回华为各处学堂教习

第八节 现在诸事创举尚待考求一切章程势不能悉臻完善所有增添更改之处应准随时陈奏办理

第九节 此次所奏定之章程拟译成西文东文各一分俾外国教习一律照办不得歧误

第十节 环球各国合上下之精神财力尤注重练兵兵之所以精则以通国皆兵又无一不出于学中国陆军海军应请广立专门学堂不在各学分科之内

第十一节 约束学生规则及办事章程此次奏定各条皆系约举大要其涉于烦碎者须俟开办后体察情形详立各门以资遵守

第二章 功课

第一节 欲定功课先详门目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豫备科其附设名目曰仕学馆曰师范馆除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外兹首列大学分科课程次列豫备科课程其仕学师范二馆课程亦以次附焉

前次学堂有医学一门兼施学堂中之诊治今请仍旧办理照外国实业学堂之例附设一所名曰医学实业馆所有医学馆章程另编具奏

第二节 大学分科门目表

大学分科俟豫备科学生卒业之后再议课程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分列如下

政治科第一

文学科第二

格致科第三

农业科第四

工艺科第五

商务科第六

医术科第七

政治科之目二一曰政治学二曰法律学。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格致科之目六一曰天文学二曰地质学三曰高等算学四曰化学五曰物理学六曰动植物学。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工艺科之目八一曰土木工学二曰机器工学三曰造船学四曰造兵器学五曰电气工学六曰建筑学七曰应用化学八曰。采矿冶金学商务科之目六一曰簿计学二曰产业制造学三曰商业语言学四曰商法学五曰商业史学六曰商业地理学。医术科之目二一曰医学二曰药学以上科目粗具至详细课程 俟豫备科学生卒业之后酌量情形再行妥定

第三节 豫备科课程门目表

豫备科课程依原奏分政艺两科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习艺科者卒业后升入农业格致工艺医术分科各省高等学堂课程照此办理今列如下

政科

科目 教习 伦理第一 中教习授 经学第二 中教习授 诸子第三 中教习授 词章第四 中教习授

算学第五【京师大学堂介绍mp3】

中外史学第六

中外舆地第七

外国文第八

物理第九

名学第十

法学第十一

理财学第十二

体操第十三

艺科

科目

伦理第一

中外史学第二

外国文第三

算学第四

物理第五

化学第六 中外教习兼授中外教习兼授中外教习兼授外国教习授 外国教习授 外国教习授 外国教习授 外国教习授 中外教习兼授教习 中教习授 中外教习兼授外国教习授 中外教习兼授外国教习授 外国教习授

动植物学第七 外国教习授

地质及矿产学第八 外国教习授

图说第九 外国教习授

体操第十 中外教习兼授

第四节 豫备科课程分年表

政科第一年

学科阶级

伦理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及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

经学书诗论语孝经孟子自汉以来注家大义

诸子儒家法家兵家

词章中国词章流别

算学代数级数对数三角

中外史学中外史制度异同

中外舆地外国欧美非洲各境群岛各境

外国文讲读文法繙译作文

物理声光热力学

名学大意

体操兵式

政科第二年

学科阶级

伦理同上学年

经学三礼尔雅自汉以来注家大义 诸子杂家术数家道家

词章同上学年

算学解析几何三角

中外史学中外史治乱得失 中外舆地地质学大槪

外国文同上学年

物理同上学年

名学同上学年

法学通论

理财学通论

体操兵式

政科第三年

学科阶级

伦理同上学年

经学春秋三传周易自汉以来注家大义 诸子考诸子名理派别

词章同上学年

算学曲线【京师大学堂介绍mp3】

中外史学中外史治乱得失商业史 中外舆地地文学大槪

外国文同上学年

京师大学堂介绍mp3(四)
北京大学简介

学校简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

北京大学校门

[2]

北大是中国近代最早以“大学”身份和名称建立的机构，也是近代最早的综合性大学，并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制。北大是中国近代惟一以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大学，最初也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北大传承着中国数千年来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学统，建立之初身兼传统太学制度与现代大学建置的双重身份，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之正统，又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可谓“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自建校以来，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3]

北大是中国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学，理科、文科、社会科学、新型工科和医科都是它的强项。按照国家重点学科，北大的理科、文科、医科实力均为全国第

一。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北大诞生了中国高校中最早的数学、物理、化学、地质、计算机、微电子、核物理、心理、农学、医学、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语、政治、经济、商学、新闻等学科。[4]

排名与招生方面：北大是近年来国内外各类大学排行榜中获得第一最多的大陆高校。北大历年录取的各省市“高考状元”人数以及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赛”金银牌得主人数均高居榜首，超过国内其他院校录取人数的总和[5]。

院系专业方面：学校共有5个学部、41个院系、360个研究所（中心）、1个国家实验室、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8个、2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4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院、所、中心）、20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10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8个附属医院。有101个本科专业、1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244个硕士专业、201个博士专业、81个全国重点学科、3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重点一级学科18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3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4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263个。

教师学生方面：本科学生14465人、硕士生10031人、博士生5088人；1597名正高级教职人员（其中博士生导师1227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7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3名、长江学者95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08人。北大的中科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以及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目，均居全国高等院校之首[6]。

学校基础设施：学校主校园占地面积3.39平方公里，合5085亩。北大图书馆为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现藏书1046万册，电子图书及期刊逾7亿册，藏书量和电子期刊数居全国高校第一。

北京大学风景(16张)

北大作为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及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系列的重点大学[1]，是国家“111计划”和“珠峰计划”重点建设的名牌大学，亦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国际公立大学论坛、九校联盟（C9）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成员。

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源头之一，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根据地之一，北大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现任校长周其凤院士、党委书记朱善璐教授。[1]

编辑本段校容校貌

北大校徽

校徽突出一个办学理念，即大学要“以人为本”。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了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

学风校训

学风：

勤奋 严谨 求实 创新

校风：

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

校训：

( 北大并无正式的校训。)

历史沿革

京师大学堂（1898-1911年）

京师大学堂诞生于戊戌变法时期。

大学堂匾额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同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和沙滩（故宫的东北）红楼（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打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4年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

清末，京师大学堂被直呼为“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是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第一所大学，是早期学制规定的全国惟一的大学堂。大学堂的第一个办学章程《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中规定全国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奉谕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实施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则认为全国可设多所大学，但暂先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中国地大民殷，照东西各国例，非各省设立大学不可。今先就京师设立大学一所，以为之倡，俟将来各学大兴，即择繁盛重要省分增设，并以渐推及于各省”。另外，还规定大学分为经、政法、文、医、格致、农、工、商八科，“以上八科大学，在京师大学务须全设，若将来外省有设大学者可不必限定全设，惟至少须置三科，以符学制。” 此处除了表明京师大学堂独一无二的地位外，亦再次说明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央政府所承认的唯一大学。

自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惟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了最后两批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可见，京师大学堂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萧超然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中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惟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北大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国立北京大学（1912-1929年）

民国元年（1912）

严复校长

蔡元培校长

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校长。民国六年（1917），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义”，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北大因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自1935年至1976年去世长期作为中共实际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中，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民国八年（1919）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等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三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7－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荡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1930-1937年）

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职。蒋梦麟先生在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对北京大学的行政和教学制度作了很大变更，拟定了北大长期发展计划，明确“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基本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学校设文、理、法三学院，下设14个学系；蒋校长此次革新的重点在于教师的挑选，其基本想

法是对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以期将最理想的阵容摆在北大，从而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实行教授专任制，聘请了一大批知名教授，设置首批“研究教授”，特别是理学院延揽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使北大理科得到较快发展；

蒋梦麟校长

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改组北大研究院，设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推进高等教育的正规化。蒋梦麟注重校舍的建设与扩充，将汉花园以北嵩公府的房地全部买下，多方筹集资金，1931年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动工兴建新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场；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40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 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

蒋梦麟掌校期间，正是民族危亡内忧外患之时，而经过亡校风波的北大却在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被誉为“北大中兴时期”。“那个时候，大家自然感觉出一种新的兴奋，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好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从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间里内，蒋梦麟先生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舟的航向，竭尽智能，总希望把这个学问之舟平稳度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北大得以平稳前进，仅偶尔调整一下帆篷而已。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功不可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全校行政领导机构。民国二十七年（1938）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西南联大汇聚三校菁华，其阵容在全国首屈一指，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弦歌不辍，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以及90位两院院士，北大研究院毕业生中也走出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国学大师任继愈等杰出学者。“神京复，还燕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联大三校准备复员北归。

民国三十五年（1946）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国立北京大学（1946-1949年）

京师大学堂介绍mp3(五)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辞退洋教习事件

郭卫东

 2012-05-04 09:39:11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

内容提要：1902年2月，京师大学堂出现重大人事改组，以西学总教习丁韪良为首的洋教习被全部解聘。至此，西方传教士对京师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告终。而严复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扮演了不为人所知的重要角色。严复的设计既有防止外人操控中国教育主权的考量，也有本人进退因素的考虑。

关 键 词：严复 京师大学堂 洋教习

作者简介：郭卫东(1955-)，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北京100871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戊戌变法时成立仅两年的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局势平息。9月20日，作为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急切致函主持北京朝政的庆亲王奕劻，呼吁“从速规复”大学堂①。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恢复，户部尚书张百熙出任新的管学大臣。孰不知，一个多月后，张百熙却提出对包括丁韪良在内的大学堂洋教习全部辞退。这委实是重大举动，自此，中

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的西学总教习一职被取消，西方传教士对大学堂的直接介预，或从京师同文馆起对中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的直接干预至此告终，同时开始了京师大学堂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到东的转变。于此，曾有文论及②。

张百熙提出的解聘理由是办学经费困难，但解聘洋教习的同时，又聘请了新教习，还要支付洋教习的解聘费，实际上所费更多。那么，解聘洋教习的直接起因究竟若何？张百熙原为户部尚书，对大学堂的具体人事了解有限，为何有此雷霆之举？近来阅读严复书信，疑惑有了解答，原来，严复是解聘事件的幕后发起人。1902年2月5日，严复给张元济的信中披露：“复(严复)抵京之次日，即往谒张，首以必去丁韪良为献。”③严复与张百熙此前并无深交，却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匆忙拜会张百熙，可见，此乃严复北京之行的首要任务。而去除丁韪良的献议在严复当事先有所策划。此时，正出现丁韪良等洋教习与张百熙为薪水事闹得不可开交，严复选择此一时机提出罢丁，可谓适逢其时。当然，因丁韪良的地位，此举也将令中外朝野均感震动。丁韪良系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到中国，1869年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④。1898年，经光绪谕令出任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着赏给二品顶戴，以示殊荣”⑤。鉴于丁韪良等洋教习在朝野中具有的能量与影响，对严复的开缺建议，张百熙“有难色”，最直接的担心便是由此引出列强交涉乃至国际争端。是时，庚子事变刚过，朝野上下对列强噤若寒蝉，张百熙有此顾虑亦在情理。严复却鼓励：“此无虑也；天下无以延师课徒，而启国衅者，尚书复何虑乎？去则留，留则留。”但严复也提醒：“惟切戒此后以延募教习托各国公使，为此者是自寻胶葛，且万万不得良师也。”⑥

严复的告诫并非多余，在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聘请西洋教习时，就曾出现多国干涉的情况，除“俄、法使已屡言之”外，意大利驻华署理公使萨尔瓦葛(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还照会中方：“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

习。此系遗忘无疑”，强求聘用意籍教习。意使为此与总理衙门“哓渎不休”；称此事已引起意政府关注。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也“龈龈辩争”，语带威胁地提出“大学堂须聘请德国德文教习者三，专门教习二。于中国大局，实为幸甚”。⑦而在此时，正发生洋教习的索薪风波，丁韪良也发出恫吓：“此事如不照办，各国钦差必差人交涉事件，遂致贵部来信，彼时恐多争论，反为不美。”⑧严复在这关键时候却认定，列强不会干预，此一判断是建立在对是时国内外情势准确分析之上的，也给张百熙等下决心提供了信心和助力。

应该说，严复罢免洋教习的建议既有公意的因素，也有私意的成份。从公意一面说，庚子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勃兴，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是国家教育自主权所在和中外观瞻所系，自然不能允许外人过多染指。有鉴于此，即便是受传教士影响很深并曾任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中文秘书的梁启超亦很不客气地评说洋教习：“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国家岁废巨万之孥，而养无量数至粗极陋之西人”⑨。时论对受教者也多有检点：“同文馆之设所以广方言储译才也。前岁洋兵入京，此辈半为所用，稍知自好者，尚能不忘本来。其不肖者，遂乃依恃洋人鱼肉闾里，甚至凌侮朝官，目无法纪。国家岁糜巨款，培植多方，而所得人才乃至于此，殊堪痛恨”⑩。这也是庚辛后，中方约束外人干预中国教育的一大张本，防止培养洋奴。除民族主义的考量外，传教士被替代还有职业原因。教士的本职是传教，其从事教育，自来便不专业。此即严复提到的所谓“不得良师”的问题。严复的立论反映了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

从私意一面说，严复此时对就职大学堂有很大兴趣。而此就职，很大程度上须以西人教习特别是丁韪良的去职为前提。此时，在京城流传两种有关严复的说法，一是称拟以严复为吴汝纶的副手：“自复振大学命下，冶秋(张百熙)尚书之意，甚欲得吴挚甫，而以复(严复)辅之。”(11)就是说，以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

习，而以严复为副总教习。吴汝纶为桐城派大家，曾任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权臣的幕僚，并长期主持莲池书院等，门生故吏遍天下，为中外朝野共誉的人物，又对西学早有兴致，“候官严幼陵先生博学能古文，精通外国语言文字，所译西书，自译书以来，盖未有能及者，而必就质于先生(吴汝纶)，先生每为审正”(12)。严复自视甚高，但对吴汝纶仍是高看，两人相交甚久，严译《天演论》便由吴作序，严复为此感激：“凡此皆受先生(吴汝纶)之赐也。”(13)严译《原富》更请吴汝纶作文字修改，“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榷”(14)。吴、严相互推许，早在戊戌年，吴汝纶就推荐：“大学堂总教习，若求中西兼通之才，则无以易严幼陵”(15)。以严、吴之关系，严复是想谋得此差的。严复对大学堂的状况也深感不满：“新政以大学堂为鲁灵光，然观其所为，不亡亦仅耳。”严复想在大学堂有所作为，改变旧貌。但与严复跃跃欲试的姿态相反，吴汝纶却对就职大学堂推三阻四，“顾挚甫乡思甚浓，固辞不就，尚书至踵门长跽以请，吴不为动也”。就连张百熙以尚书之尊，登门跪拜以请，吴汝纶也不为所动。严复抵京后，试图说动吴汝纶，当即拜访，“叩吴所以”，吴汝纶给出几条理由，一是“家事放纷，非归不了”；二是“又经丧乱，精力短耗，若张必强我，恐不得生归乡园，复上丘墓”；三是要为李鸿章整理遗文，以答谢李鸿章在世时的厚待。而以严复私下测隐，认为吴汝纶不愿就职应该还考虑到“京中人众，新少旧多，而决大学成效之不可，不欲以是累其盛名，为晚节诟病耳”。为推吴汝纶出山，严复还致函相交甚深的吴汝纶女婿王子翔，要其劝“以舍己为群之义”，此劝能否奏效，严复没有把握，“不识可撼与否”。严复认为，吴汝纶的强项在于能通新学和旧学，“此老无他长，但能通新旧两家之邮而已，张尚书必言得之，固无讶也。昨又闻冶老拟请三品京朝官待之，吴未必为此动，然亦未必终不就耳”(16)。后来的事态完全按照严复的估计发展。

严复对吴汝纶的劝驾和对丁韪良的罢免建议，与其本人的进退相联。此时还

流行另一种说法，“外间诸人皆以洋文总教荐复”。就是以严复来替代丁韪良作西学总教习，严复出生在中西交会的前沿地带福建侯官(今福州)，15岁(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这是清朝第一所具近代教学内容的军校，赴英留学归国后又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任职，不但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更被公认为是当时对西学了解最多的中国人，“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溶中西为一治者，独执事(严复)一人而已”(17)。严复以华夏译介西学无出其右的资格出任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当不是逾规非分之想。而严复欲出任西学总教习，原总教习丁韪良必须挪位，不如此，严复不能就任。严复建议罢免丁韪良，本身当有这方面的考虑。其实，严复并非对洋人管理完全排斥，此前，严复给张元济的另一封信则对洋办有不一样的评价：“庚子一变，万事皆非，仰观天时，俯察时变，觉维新自强为必无之事。凡一局一地，洋办则日有起色，华办则百弊自丛，竟若天生黄种以俟白人驱策，且若非白人为主，则一切皆无可望也者。所闻所见，惟此最为可哀。支那气象如此，谓将能免于印度、波兰之续，吾不信也。顽固欲为螳螂，吾辈欲为精卫，要皆不自量力者也。”(18)可见，对丁韪良的去除，不完全因其是洋人，更主要的与严复的切身利益有关，与严复彼可取而代之的意图有关。

但严复也认识到个中阻碍重重。首先是张百熙及其周边人的态度，张百熙尽管在广东学政任上因举荐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遭“滥举匪人”的纠弹，受革职留任处分(19)，其具趋新倾向是毋庸赘言的。但其主体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在1901年10月24日有奏：“现在朝廷欲图自强而其最要首在培养人才，往年京师设立大学堂因乱而废，臣愚拟请将该学堂改隶国子监，国子监旧设南北两学，仿胡瑗以明经治事分课生徒；大学堂则中西并课，然轻其所重，重其所轻，用意不无一偏之弊。夫国子监向称太学，太学者，大学也，一都之中，岂容有两大学，重规叠矩，意见参差，此无怪学术之多歧，而人才之不出矣。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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