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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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一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整理的。

这本书跟我们平时接触的社会调查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虽然说是概念，是概述，但从他的论述看，费先生却是从具体的农村生活细节出发，是在具体事物里核实的，而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谈。

费先生指出，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土字却用得很好。为什么用得好呢？费先生说，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土”对农民来说，是命根子，农民离不开泥土。要研究中国乡村，土地是个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

农民依赖土地生活，然而，土地又是固定的，“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农民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土地的固定性，导致了农村人口的不流动。在农村，一个村子里往往只有一个姓，“乡村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虽然战争或自然灾害可能会引起农村人口的流动，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的。

而由于农业小生产不需要多人的分工合作，人们可以靠自己积累的经验种地，生活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并不需要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所以，村子与村子之间是孤立的，隔阂的，不同社区间的往来是疏少的。费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

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由于这种地方性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固定性的限制，乡土社会形成了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也就是“终老是乡”。而也正因为“终老是乡”，所以农民对自己生活的那块小地方非常熟悉。“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因为熟悉，所以彼此信任。跟村与村之间的孤立相反，在同一个村子里，由于熟悉，彼此间产生亲密的感觉。“在这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在乡土社会里，法律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画押、签字在他们看来，那可真是“见外”了。

费先生还指出，乡下人不仅是对其周围的人是熟悉的，对他们身边的物也是熟悉的。比如农夫看到蚂蚁搬家他知道是要下雨了，但对这现象他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正像费先生分析的，“在熟悉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样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所以，“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

而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乡土社会的这种由“熟悉”而变自然的方法，在现代社会是不适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

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乡下人在现代人看来，不灵通，土头土脑的。于是，“土气”也就成了骂人的词汇。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这个区分很清晰，有时候自己感觉社会是有这种区分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概括，这样以目的为划分依据的办法，俺觉得很简便清晰。从而，似乎可以说团体也有这两种区分，比如说一般所谓的朋友圈子，就是前者，而商业合作的团体就应该是后者，由于目的不同，其实在两种团体中的相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的答覆了他的学生。”这似乎是一段比较重要的话，后面很多内容是对它的进一步阐述，比如说孔子为什么没有具体解释出什么是

“仁”，就是因为仁是一个大很宽泛的概念，在乡土社会中，由于周围都是熟悉的，每个人有对其他人明确的相处规范，这样是不需要一

个普遍的规范普遍适用的要求“仁”的，由于“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特定对象，因此它的定义也就很难以被阐述。

乡土中国，其实，整个就在讲，中国的文化模式如何从中国农业和农村生活中产生出来。难得，从被人藐视的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以小引申到大。这“土”字用的精当，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此等见解何等精辟。有了土的滋养，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才有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中国人生生不息的文化根源。

“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是《乡土中国》中最精髓的部分，也实在是儒家文化最深厚的部分。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不是一捆捆的柴，而是象石头丢入水中，在水面形成的一圈圈的涟漪，每个人，都是圆心，而波纹波及的范围，也会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着。这就是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圆心，结果，公私都成了相对的概念，一切价值、行为都是以“己”为中心。渐渐，也就会有“公私不分”，“私人道德”盛行。其实，是类似儒家“推己及人，克己复礼”的观点的，从自身的己，再而向外推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都是典型的从自己向外一圈圈推开的范式。

“乡土中国”后来渐渐成了一个概念，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结构和特质。这书之后，又有各种以乡土中国为标志的研究类书籍。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从人与空间的关系上来说，世代定居，也就是不流动，是常态；迁移，或者说是流动，是变态。从人在空间的分布关系上来说，是孤立和隔膜，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交往也疏少。其孤立与隔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原因如下：小农经营，住宅与农场不会距离过分地远；水利等公共工程上合作的需要；安全防卫（人兽鬼）的需要；兄弟均等继承的传统，使人口在同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垒积起来。

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与人的关系上，成了一个熟人社会，一个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个有机的礼俗社会，存在一种有机的团结。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之于人和之于物。这个定居社会和熟人社会，产生的生活方式，相对于流动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一种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起来的社会，一种机械地团结的法理社会），无法匹配。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二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正文结构：

一、 作者简介：

二、 《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 写作背景

2、 主要目的

三、 具体内容：

1、 乡土本色

2、 文字下乡

3、 差序格局

4、 家族本位

5、 礼制秩序

6、 乡土地缘

四、《乡土中国》中的乡土社会中统治方式

五、《乡土中国》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影响

一、作者简介：

1、费孝通（1910~2005年）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二、 《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和主要目的：

（1）、背景：《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十四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年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一个以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产生的聚居，由于聚居，便会有群体间“熟习”的关系；这种“熟习”再联结血缘与地缘等因素，乡土社会的结构才会是“差序格局”；因为“熟习”和“差序格局”，所以维持乡土社会结构的就必然是“礼治秩序”；乡土社会的本色——经验性社会有决定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

（2）、目的：通过《乡土中国》简介中国农村的另一面，讲解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

三、具体内容

（1）乡土本色 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在当时,指出中国社会已

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

（2）、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

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

（3）、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四）、家族本位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

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5）、礼制秩序

乡土中国既不是靠统治者的恣意来统治的人治社会，也不是像西洋通过普遍的的法律来维系社会的法治社会，中国是一个靠传统礼俗来维系其基本秩序的“礼俗秩序”。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对称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治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俩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的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母的是在配合人们得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并且采取有效技术向环境获取资源。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于礼是主动的。礼是可是为人所好的，所谓“富于好礼”。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正确，只是主动的服从于成规罢了。礼治可能必须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威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他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六）、乡土地缘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含义。儿谣里 “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意义。血缘和地缘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动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中国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聚了，那是因为社群需要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逼着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耕地。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他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勇原来的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

空间的分离。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的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地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都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做的约定。在订立契约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紧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四、读费孝通在下面几节里主要讲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统治进行方式。

（一）在“无为政治”里。费老总结论权力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冲突和剥削统治产生了权力，一种认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分工产生了权力。一个来自于暴力，一个来自于契约。费老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同时存在，前者成为横暴权力，后者称为同意权力。接下来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这两种权力都很微弱，因为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剩余价值不多，横暴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被陈胜吴广之流推翻；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所以依赖社会分工存在和壮大的同意权力也很微弱。最后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维持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依我的生活体验，中国农村的权力基本上还是以同意权力为主的，因为上面说到“礼治社会”，所谓“礼”难道不是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协调达成的一致吗？乡绅和长老们的调节纠纷的权力和威信，不是同意权力吗？

（二）在“长老统治”里，费老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它产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Paternalism。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是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是基于血缘事实和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必须遵从长辈的意愿，以适应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社会，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父母并不从教育孩子这件苦差事上面得到实际的好处，父子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孩子们受到的教化是全方位的、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而且教化的权力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又扩大到成人之间，这就是长幼之别，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长幼分得这么清楚，兄弟姊妹叔伯，每个前面都要加一个数字“大哥”“三姐”“二叔”，相比之下，英语中只有brother、sister、uncle等。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三
《乡土中国 读书笔记 经典版》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费孝通

文章总共有十四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现在让我们来细细品读。 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这样看来，乡村工作的朋友们说乡下人愚，显然不是指他们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知识不及人了。这一点，依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是不太能自圆其说。至多是说，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这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说乡下多文盲是因为乡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文字的用处了。

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

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附着意义的事物或动作。我说“附着”是因为“意义”是靠联想作用加上去的，并不是事物或动作本身具有的性质。这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为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

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我而且愿意进一步说，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再论文字下乡

所谓时间上的阻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个人的今昔之隔，一方面是社会的世代之隔。让我先从前一方面说起。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是在他富于学习的能力。他的行为方式并不固执地受着不学而能的生理反应所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地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因之，学习必须打破个人今昔之隔。这是靠了我们人类的一种特别发达的能力，时间中的桥梁，记忆。在动物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有记忆，但是它们的“记忆”是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

人之所以要有记忆，也许并不是因为他的脑子是个自动的摄影箱。人有此能力是事实，人利用此能力，发展此能力，还是因为他“当前”的生活必需有着“过去”所传下来的办法。我曾说人的学习是向一套已有的方式的学习。惟有学会了这套方式才能在人群中生活下去。这套方式并不是每个人个别的创制，而是社会的遗业。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在熟悉的地方上生长大。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那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境，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

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差序格局

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现在已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

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机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它包括着行为规范，行为者的信念和社会的制裁。它的内容是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是依着该社会的格局而决定的。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

可是上帝是在冥冥之中，正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还得有人来代理。“代理者”Minister是团体格局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是Minister，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Minister，都是“代理者”，而不是神或团体的本身。这上帝和牧师、国家和政府的分别是不容混淆的。

我说了不少关于“团体格局”中道德体系的话，目的是在陪衬出“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特点来。从它们的差别上看去，很多地方是刚刚相反的。在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

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差等”，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

家族

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来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了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家庭这社群因之是暂时性的。从这方面说，家庭这社群和普通的社群不完全一样。学校、国家这些社群并不是暂时，虽则事实上也不是永久的，但是都不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们所具的功能是长期性的。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关于这一层意思我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

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因为亲属的结构的基础是亲子关系，父母子的三角。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但是包括在家族中的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轮，不能说它不存在，但也不能说它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是一个团体。

形态上的差异，也引起了性质上的变化。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男女有别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型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感情”又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喜怒哀乐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发生在人事圜局之中，而且影响人事的关系，它们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一层里得到它们的意义。

这里所谓感情相当于普通所谓激动，动了情，甚至说动了火。用火来形容感情，就在指这动的势和紧张的状态，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

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这两种文化观很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种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着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亚普罗式的。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可是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象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无讼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四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刚好5000字左右吧，呵呵）前言：上学期刚好读过《乡土中国》这本和社会学有关的书，这个学期本来就打算再读一遍的，也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作业，所以又读了一遍。但是读完之后发现，要写一篇相关的读后感真是无从下手，所以姑且用读书笔记的方式来完成这次作业。虽说是读书笔记，但我想也是极不标准的那种，因为我是完全凭自己读完后的第一感觉胡乱写的，所以，请老师姑且容忍一下了，O(∩_∩)O哈！， (*^__^*) 嘻嘻，hoho……一、乡土本色“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二、 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

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三、 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

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四、 家族&男女有别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五、 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礼制秩序”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无讼”也已经不是乡土常态。毕竟，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费老所描述的那个正在流变的中国基层早已“面目全非”了。但费老对于许多概念的深刻生动地阐释还是让

我们获益良多。“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所以，就这一点上讲，我们再加以引申就不难理解乡土社会秩序的、代表传统的“长老统治”了。对于“无为而治”作者指出，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相互依赖减少，这也使得其统治方式本质上更趋近于“无为而治”了。六、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

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从欲望到需要”展示了经过变迁，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行动指南上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个人只需依着欲望活动。原因有二。首先，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其次，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从盲目的被动的遵从变成了理性和自觉的，从没有选择地被教化变成了有选择的探索，行动指南从欲望变成了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里程碑。后记：其实觉得自己对社会学还是蛮感兴趣的。朦胧中一直有一种愿望，一种想解释社会的存在性和人类的行为的愿望……看到这，老师不要觉得好笑哈……嘿嘿其他回答 共1条 费孝通先生仙逝已三年矣，总想写点什么寄托怀念。斯人已去，著述尚存，且似乎历久而弥新！读其书继其学，也许是悼念费先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尤其偏爱《乡土中国》以及《皇权与绅权》里的几篇文章。《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的四月，《皇权与绅权》则出版于1948年底。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也是一个轮回。因为《皇权与绅权》是一本和吴晗先生合编的集子，这里就专谈《乡土中国》吧。此书我读过几遍，自己也不晓得了。48年的观察社繁体字竖排版本，98年与《生育制度》一起的北大出版社的简体横排版本，还有92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都看过，前二者都曾通读，英译本只是看了其中的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五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 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介绍中国乡村社会特性的一本著作，本是费老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本书所讲内容，被费老大胆朴素的带到课堂上，虽然当时没有受到强烈反响，但在我看来，“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而且即使在今天它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现在读它都不会过时，尤其是学法律和社会学的人更应该读这本书，更应对费老先生关于法制和道德约束的阐述做一些深入的思考。

作者简历：费孝通，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4岁起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就读于东吴大学医预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论著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费孝通社会学文集》（1985）、《记小城镇及其他》（1986）、《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1988）《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1992）、《费孝通文集》（1999）等，

论文多篇。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了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本书共分为14个部分：1、乡土本色，2、文字下乡，3、再论文字下乡，4、差序格局，5、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6、家族，7、男女有别，8、礼治秩序，9、无讼，10、无为政治，

11、长老统治，12、血缘和地缘，13、名实的分离，14、从欲望到需要 再论文字下乡

值得思考的语句： 概念必然是用词来表现的，于是我们靠着词，使我们从特殊走上普遍，在个别情景中搭下了桥梁；又使我们从当前走到今后，在片刻情景中搭下了桥梁。（p.23）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p.24） 指头上的结是文字的原始方式，目的就是用外在的象征，利用联想作用，帮助人的记忆。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我们感觉到自己记忆力不够时，方需要这些外在的象征。从语言变到文字，也就是从用声音来说词，变到用绳打结，用刀

刻图，用笔写字，是出于我们生活从定型到不定型的过程中。（p.28）

在这种（乡土）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p.30）

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迂和病更普遍得多。（p.32）

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困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p.32—p.36）

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的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p.37）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中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p.44)

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团体的道德要素。……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孟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墨家的“爱无等差”和儒家的人伦差序恰恰相反，所以孟子要骂他无父无君了。（p50—p53）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

务……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们的家既是个棉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

通的感情。……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p.59—p.60）

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夕阳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亚普罗式的，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p.64—p65）

儒家不谈鬼，“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对于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一般人民更会把天国现世化；并不想把理想去改变现实，天国实现在这世界上，而把现实作为理想的底稿，把现世推进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那就是改变自己去适合外在的秩序。（p69—p70) 读后感：我怀着对社会学极大的热情读了这本费老的《乡土中国》，读罢，受益匪浅。正如费老所说，这本书是一种尝试，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六
《乡土中国 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大师费孝通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实际取自其于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而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如果说《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微观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那么《乡土中国》则是依据实践的经验所总结出的总体框架。该书代表了他研究方法的转向，进入了他社会学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微观的视角中跳出来，进而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分析社会的整体架构，提出自己的普遍模式理论。

总览全书，出现频率最多的次恐怕就是乡土了。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基层社会极大多数都是乡土社会。而作者以其充满活力的观察方法将乡土社会的透视呈现于我们眼前。

一、乡土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

众所周知，存在即为合理。在自然的选择中，不适宜的存在总是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这既是所谓的适者生存。乡土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存在于中国如此之久也必然有其道理。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即使是现在，农业仍是农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农业与商业、工业的一点很重要的区别是农业发展所直接依赖的土地是不能流动的，农业收成也需要时间的等待，需要的是安稳。如果是迁移，势必得重新寻找适于耕作的地皮、开垦荒地，结果是劳力伤财；而农作物的成长需要时间，等待也就成了农业的一种特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人不适合经常迁移。限于农业的这种需要安稳的特性，在乡土社会里，祖祖辈辈只能也像植物一样，也把自己的根扎在自己耕作的土地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与自己所守的一块土地融为一体也就成了必然。千百年来就在一块狭小的地盘上繁衍生息，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不然便绝了地气，是要枯的。而我们也将发现，乡土社会的这种求安稳、不流动的特点，将引发许多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产物，也自然的排斥了一些社会产物，就如乡土社会的特殊政治，亦如那几乎绝尽的文字。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悉到了不需要用多余的东西来打破彼此的隔阂。但也是因为这里是熟悉的社会，才会没有太多的商。熟人之间的交往是讲人情、讲互相信任的，如果涉及到金钱等精细的利益计算，对熟人之间来讲便是“见外”了，于感情有损。在这样的社会中，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商人追求利润，他必须精于计算，排除感情的干扰，而以一种理性的思维来经营自己的产业。人情世故一旦涉入商业之中，势必成为商业经营的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所以纵观古代的商人的发迹史，很少能找出一个是在本地发迹的，大多是少年出外，历经艰辛而发财。所以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悠久，发展显眼的几乎都是农业文明，商业很难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这不能否认与乡土社会的特点有关。而乡土社会的这种稳定、不流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又是基于传统农业的特点而产生的。

二、社会交往及其体现的社会关系类型

可以做这样的推论，不论是什么样的前身，既然发展成了乡土社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大多数居民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即是说，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几个世代以前迁居到某个地方，繁衍生息。在许多地方往往可看到聚姓而居的情况，一个家族自己形成一个村落，就好比我家所在的沈家坟（虽然我姓梁）。在这么一个有限的区域内共同生活、朝夕相见，他们有事情可以面对面地交流，即使是先人的遗训等也可通过一代代人口头传下来，文字在这种社会里是无需的，这也无怪乎传统社会里文盲的数目之众了。这是作者的大致意思，但我个人认为只是大多数的人不需要，想来无论是什么社会中还是要有至少一个识文断字的“史官”。毕竟，人是有名的、家是有姓的、族是要有谱的。

在这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原则呢？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在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是作者的一大创举，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一种精妙的概括，在学界上很有影响力。在提出这个概念以前，作者在书中

举了很形象的例子将中西方的社会类型作了比较。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比喻，比之以往的树状发散或是网络结构更多出一种远近的体现。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但是无论这圈子如何伸展收缩都只局限于父系一方的范围内，这是中国传统父系社会的特点。

同时，家与家族有时候是很难区分清楚的，这是由于差序格局的人伦关系的可伸缩性所致。将焦点从人际关系转向社会群体上，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族是一个很显耀的社群，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家族从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庭也可以等于家族。它不但承担生育的功能，而且也担负着政治、经济、宗教等其它社会功能。

三、政治类型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所谓的“礼”，指的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及社会习惯。法律的执行依赖于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礼治依靠的是传统的力量。私以为这种规范比及法律更具伸缩性，虽然不是完美的有条有据，但我想恐怕在人们评判一件事时可能更倾向于何不合理而不是合不合法。也许这种方式有一些蛮夷，但我想在社会进化到最终阶段时维持社会秩序的应当是这一规范。原因我已说过了——存在即为合理。既然自然选择出现的是礼而不是法，那么我想这一方式可能是会长久的存在。当然，一己之见而已。

乡土社会的人们可以在无强制力的作用下服膺于礼治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作者在书中谈到：“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社会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

乡土社会是一个变迁非常缓慢的社会，这得益于其赖以生存的农业本身的特点。祖祖辈辈在同一块土地上以同样的方式年复耕作，依靠的是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昨日适用，今日也适用，以至形成他们对传统的服膺。在这种礼治社会中，人不可以不知“礼”，否则便成了撒野，没规矩。人们视遵守规矩为当然，而诉讼则被看成是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然而在现在，法治和礼治有可能产生冲突。有些行为在人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却是于法律所不容的。之前我也提到过，我认为“礼治”这种乡土社会性的政治是一种无为政治是可以作为高级规范长期存在的。然而，在现在这种还不完善的社会（我所指的完善只是单纯的进入到稳定时期而已）只能以硬性指标来规范人性与行为。然而人性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注定了法律规范的不稳定性。这便是软性与硬性的冲突，虽然软性一方会最终合乎硬性的规范，但相对的则是软性一方的变形，这也是当今社会出现的众多的理法冲突的原因。人性的多变则注定了规范人需要从内而非从外，说出来虽然很讽刺，但压迫的控制终会受到反抗，只有让其自觉自愿的主动接受控制人才会觉得心满意足。因为乡土社会中的人习惯了从礼（里）出发的自由，所以法律在乡土社会是实行不起来的。“无讼”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也能说明乡土社会性的政治是一种无为政治。

作者在书中还为我们揭示了乡土社会中的四种权力类型：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时势权力。我想结合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中国权力结构的形象描述，他说中

国社会就像两条长面包夹在一起，上面的长面包代表着文官集团，大而无当，有其严密的组织体系；下面的长面包，便是一群群松散的农民。而皇权正是通过上面的“长面包”渗透到下层的“长面包”中。在《乡土中国》中，皇权被认为是横暴权力，一种基于追求利益的强制性权力；而在基层的传统乡土社会中，尤其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权力类型主要体现为同意权力，这是基于分工合作而产生的，是民主式的。在乡土社会，长老权力也是重要的权力类型之一，长老统治是基层乡土社会统治类型的体现。作为传统的象征，长老权力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是教化作用，教化人们遵守传统。长老往往由年龄长的人来担任。因为在乡土社会中，年轻人是循着年长人的足迹一步步地向前走的，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询问年长的人。年长的人在诠释传统，在教化晚辈方面具有无可非议的资格和权力。而平时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纠纷，一般也是由长老作为权威的评判者。书中所提及的乡土社会的第四种权力类型是时势权力。这是在社会变迁较快，传统难以适应社会变迁时产生的一种类型，乡土社会变迁十分缓慢，时势权力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并不是那么显眼。

四、乡土社会中的生活方式

总体来说，在乡土社会中，个人活着并没有太多束缚。经过世代的教化，他们大多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这是有原因的：首先，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其次，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社会中只遵循欲望，那么只能说他是衣冠禽兽了，至于为什么不直接用禽兽两个字，咳、我想他还没有禽兽到那个份上。 在交流方面，总的来说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联系。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礼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同时，我个人认为乡土社会中人的生活是具有重复性的。这是我读完《乡土中国》后的一点推论。如果说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那么其重复性是必然的。我们不可能说在这个经验“言传身教”的社会中会出现很多前已被所谓经历的事情。重复性的存在验证了乡土社会的稳定，同时也造就了乡土社会的种种特点。

于是，我有了这样的猜测：乡土社会，是作为社会初期形态和终极形态而存在的。其稳定的特性导致了它并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形态存在，故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乡土社会的存在是艰难的。但是在经历螺旋发展后，社会多半会以一种近似乡土社会的稳定而

重复的形式存在。这就似乎是一个圆形的发展过程，经历与最初阶段的相对偏移，到中期的完全背离，在回归并与原点重合，形成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那会是一个新纪元。

《乡土中国》大概也就能读到这里了，虽然是挂一漏万，但说实在的，能挂起这一个我已经很满意的。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七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从《乡土中国》看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有一句古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的土壤，培育出了不同的品种。土壤的结构以及成分变了，品种的性质也会随之改变。由此可见，土壤对于品种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把社会比作这样一种土壤，把法律比作植根于该土壤之上的品种，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一定社会的法律都是产生于该社会特定的情形下，法律不能超脱社会，否则它就是虚无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一定社会的变化如改革、革命，也会推动法律的不断变化，以使其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解决新问题，否则它就是保守的、过时的；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也会促进一定社会的民主与法治的发展，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泥土培育了鲜花，落花化作了泥土，然后再一次进行生命的循环往复；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便也类似鲜花与泥土的关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但是，法律与社会又不是如此简单的循环往复，不是对已有的事物进行简单的重复性建设，它们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点。在更高一层的哲学角度上看，即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让我们来读一读费孝通先生著的《乡土中国》一书，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乡土中国》一书，由14个章节组成，更像是由14篇论文组成，每一篇都有中心，有论点，有论据，篇章之间紧密相连，层层推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单看每一篇章，都是短小精悍的，都是浓缩的精华，可是字里行间蕴涵的深刻思想却不是字数能够限制的，这也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思想的力量是无限的，但是人感受和体会到的思想是有限的，所以真知灼见很少，只能就书论书了。

城里人常说，你们乡巴佬怎么怎么，似乎“乡巴佬”一词就是对乡下人的一种蔑称。在城里人看来，乡巴佬们是土气的，是愚笨的，是顽固的。在我看来，土气可以理解为本分，愚笨可以理解为纯朴，顽固可以理解为对传统的敬畏。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部分。这绝大部分人口是靠天靠地吃饭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说，乡下人离不了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世世代代扎根在一片土地上，耕作、繁衍、生息，这便形成了乡土社会。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同，乡土社会求的是安稳。人们安居乐业，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在外的人也是要落叶归根的，不然中国古代也不会有那么多抒发思乡之情的诗句了。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人们比邻而居，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大家知根知底，彼此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由此可见，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而在都市社会中，你不了解身边人的根底，自然也谈不上信任了，这时就需要身份证来证明你生于何时生于何地，需要简历来说明你的成长经历，需要签字画押来确保行为的履行，法律的需要也就产生了——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在乡土社会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谈到公与私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的格局。在西洋社会中，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共同的。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

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这种社会结构的格局称之为“团体格局”。在乡土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范围的大小要依中心势力厚薄而定，具有伸缩功能。不得不让人感叹，得势时门庭若市，失势时人走茶凉。这种社会结构的格局称之为“差序格局”。

在团体格局中，每一个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他们把权利和义务分的清清楚楚。在差序格局中，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天下”，由己及人，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如果是没有便宜可占的，就会落得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话柄。贪污腐败就是这个问题，公家的就是我家的，我家的还是我家的，只知道索取，不知道回报，只懂得享受权利，不懂得履行义务。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还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要了解西洋社会的道德体系，就要先了解他们的宗教观念。西方人信仰耶稣，在基督教的神话中，耶稣是童贞女所生，“亲子间个别的和私人的联系在这里被否定了”。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人人生而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等等。所以，在团体格局中，人对人得相互尊重权利，团体也必须保障个人的权利，为了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于是产生了宪法。

在乡土社会中，维系私人道德的是“克己复礼”，“皆以修身为本”，对亲属要孝悌，对朋友要忠信，对他人要仁爱。然而何谓仁，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以家族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逐层向外辐射递减，是有差别的仁爱。“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孔子还宣扬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亲亲得相首匿”。可见，乡土社会的道德与法律要看他所施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伸缩，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在弄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标准才得以确定。法律不外乎人情。一个人杀了人，按理说“杀人者死”，但如果杀人者是你的父亲，你是可以帮他隐瞒的。这似乎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味。所以说，乡土社会是不重法的，重的是礼，“德主刑辅”，“明德慎罚”。

通常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法治与人治之别，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维持礼的是传统。传统是世世代代经验的累积，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即可。然而，在社会变迁很快的时代，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的效力很难维持。人们要合作解决新的问题就必须有力量来约束各人，这种力量就是法律。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行为的，不守法将得到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制裁。所以，法治与礼治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的。礼治社会不能在变迁很快的社会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在乡土社会中，不懂礼，是没有教化的，是羞耻的；而在都市社会中，不懂法，是情有可原的，普通人很难知道法律的方方面面，所以法律成了专门知识，律师成了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乡土社会中，人们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打官司更是不光彩的事情。这与西洋社会的为权利而斗争有很大不同。西洋社会讲究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法官判案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问题，而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在我国，司法制度在乡村的推行不是单靠制定若干法律和设立若干法庭就能建立的。旧有的礼治秩序

被破坏了，新的法治观念不能深入人心，使司法制度的推行受到严重阻碍，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了。

最后再来看看乡土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费孝通先生在本书中将权力分为四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统治和时势权力。乡土社会中的权力既不是横暴权力的压迫形式，也不是同意权力的民主形式，而是介于专制与民主之间的长老统治，它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是教化性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表现在长幼有序，对年长的人要恭敬、顺从。而在西洋社会中，民主政治是要尊重个人自由的，不是向权威的屈服和妥协。

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解释了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一篇中，诠释了法律与宗教道德的关系；在“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中，说明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读后让人获益匪浅。但是他并没有从经济的方面全面地分析法律与经济的关系，这是不足的。中国自古以来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老死不相往来也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中，还需要法律吗？或者说，在人们交往淡薄的社会中，法律的作用有多大呢？它是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吗？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

综上所述，经济、政治、道德、宗教、文化作为社会这一土壤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法律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是自给自足的，是长老统治的，是尊重权威和传统的，人们依礼办事，要把西洋社会的那套法律观念不加以改进就移植过来，难免导致水土不服。这就使得法律在乡土社会的推行困难重重。中国要建成法治社会，就必须打破原有的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的固有模式和固有观念，使人们的伦理观念变成权利义务观念。那个时候，一个有法可依，依法而治的社会便产生了。

（本人课后作业，可以借鉴，严防抄袭）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韩寒说篇八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中国，飞速发育中的古老国度，传统与现代在交融，青铜与碳纤在碰撞，道德这个东道主也在与远道而来的制度相互切磋。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但骨子里还是有永远不会褪去的东西——乡土。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电视剧都难以企及的收视狂潮，其中除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是庞大的外出人口对家的味道的怀念，家在舌尖上，家在被褥间，家在笔墨里，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国家结构的基层便是乡土，构成这个国家的最下一层维系纽带，正是乡土性，乡既不是特指乡下，土也非土头土脑，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牵连，是人与土地有着关于生死存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土思安，故土难离。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漫长历史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家乡的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饭碗，就是生存，游子在外，飘零无根，终归要站在家的土地上，挥起锄把，才算务了本业。长久下来，土地对人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渐渐地流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和骨髓中，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于是，中国人开始离不开故乡的泥土，所有中国人的心都被牢牢留置在屋外的土地上，因而，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加入了深厚的安稳情节，中庸的处世之道，渊远的文明流传，安定的人生追求，中国人于是有了深深的乡土气息。

自然条件与家族观念决定了中国的基本聚落形式——农村，是一个内向的，封闭性的完整聚居环境，其中的每一户人家存在实际或理论上，或多或少的某种关系，这是亲密而纯粹的，邻里之间保持着基于善意的密切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乡土的；而现今更多人迁入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的高层建筑居住，一个个水泥的方格分割了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也分割了心理的联系，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现在的人更类似于村与村之间的关系，相互隔绝并且相互孤立，带有天然的排斥性，在外孤独，在内又缺乏相互支持，最常见的聚居单位是一家三口，自我中心和人际冷漠也就不难解释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钢铁的。乡土社会与之不同，虽然村与村之间相互隔绝独立存在，但在内部有足够的交流和相互支持，村落得以建立，最初的一批创始人必然相互存在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和心理的亲近随着繁衍而延续，人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相对熟悉，经过数代的延续，就成为一地的故土感情，这造成了人与人、村落与村落的差异，乡土味与钢铁味的差异，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代代乡愁

时代在发展，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变化，有些变化是进步，而有些变化则很难界定其性质。如费孝通先生提及的，钢铁的城里人看乡土的村落人，会因为其文化认知的相对不足而以为其“愚”，相应的，乡土的村落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钢铁的城里人，因为基本生存能力的相对缺失，也是“愚”的，这是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乡土与城市的分歧，在起点，整个中国都是乡土的，是真正的乡土中国，而逐渐的，城市中国出现了，并且与乡土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在乡土中国，封建礼教的遗存，家族体系的残影，既束缚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是其完整精神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男女关系的都不仅仅是生殖与繁衍的需要，更多的是了解，同样的，维持整个人际关系体系的同样是了解，相互了解与共同认识，传统儒家观念和道德伦理是同一片乡土上的人们接受同一种意识的基础。乡土社会是靠最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思考来配合个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存和熟悉的，使人感觉到是自然的。只有生死于斯的人群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和共同思维，其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这一切就是乡土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最大的离心力，只不过是人的个体差异和必然的性别区分而已。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及了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即冲突决定存在，生命的过程存在于克服阻碍之上，但乡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或者说传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在中国几千年

的处世哲学中，和谐稳定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和优先等级远远高于个性的突破和个人的满足，整个社会体系在遏制破坏秩序和稳定的因素时能够爆发难以想象的强大凝聚力，或许这是一种对进步的阻碍力量，但这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

中国现在正在全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应该的，科学的，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历史前进的必然，但就传统而言，乡土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种人治并不停留在表面的个人集权和羊群效应上，在掌权者头上是舆论，连天子都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舆论的头上是道德，是伦理纲常，费孝通认为这种人治其实是一种礼治，根据礼仪和道德来实现法律的约束力。道德与法律，有时候需要面临取舍，但我认为更好的结果应该是融合，海洋法系的种种无奈已经表明了完全条文的法治是苍白的，而封建社会的最终崩溃也说明完全唯心的礼治是无力的，法律的严谨与公正保证了人格的平等，而道德发展的继承性与渐进性保证了社会进步的稳健。

时至今日，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浪潮，但乡村仍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土的情怀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柔软部分，既包括对天然熟悉的故土的怀念，也包括对那一种思维逻辑的认同，那一份敏感的不可触碰。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要发展，不可能牺牲甚至舍弃关于乡土的这一份，无论是政策，还是感情。未来，无论是探索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建设进程，还是发展有着更旺盛生命力的新农村，费孝通先生的这一部《乡土中国》，和它所引发的对乡土的思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值得熟读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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