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

导读：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一《巴金寒夜》 ...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一
《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

巴金的《寒夜》

19.2.1 从《火》到《寒夜》

战时战后，巴金经历了从亢奋激昂到沉思抑郁的心态变化；而从《火》到《寒夜》正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思想演变的经历和过程。

《火》 抗战爆发以后，巴金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与其他进步文化人一样，为抗战呼号呐喊奔走，与民族和人民患难与共。从1938年5月至1943年9月，巴金先后辗转广州、桂林、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的写作。

《火》的第一，二部分别结稿于1940年9月和1941年5月。作品以知识青年在上海、皖西农村的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描写了他们从幼稚单纯，经由战火磨练而逐渐成长起来的过程，形象反映了抗战初期和中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变迁与思想历程。作品洋溢着高昂乐观情绪，寄托着在“火的包围”中民族得到新生的期望。

《火》第三部结稿于1943年9月。主要内容讲述当年奋斗在救亡前线的热血青年，来到大后方后，为环境困扰，沉入平庸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斗志和热情。作品意在借助“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鼓励人们相信真理，相信未来，不要为一时的逆流所动摇。但它显然与前两部在主题、情节上不甚连贯，且在基本意旨、情绪上也形成明显反差，充满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化人特有的压抑感。这是巴金本阶段思想艺术变化的体现和下阶段风格的预示。

《憩园》 在抗日战争后期及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日益恶化。战时流离颠沛的生活体验，战后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促使巴金的创作由初期的热情讴歌抗战，转向了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批判，转向对社会现象、生活现象进行更深刻的思索，创作内容和风格也明显发生变化：逐渐改变战前、战初那种单纯明朗的风格，开始以沉郁的笔调来揭露社会罪恶，挖掘封建家庭的痼疾。早期创作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亦为小人物在社会重压下委顿的生命、无声的悲剧所取代，其感情倾向也变得冷静、内在。在《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等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转变。

《憩园》源于作者1941年回成都老家的感受，是对封建家族的又一次清算，但里面哀婉的成分大于愤激。杨梦痴，一个败掉家产和妻子陪嫁的纨绔子弟，被妻子和长子赶出了家门，沦落为乞丐和偷儿，但仍然不改好逸恶劳的恶习，最终在监狱装病中染上了疾病，无声无息地死去。杨家花园的新主人姚国栋虽然鄙薄杨梦痴的为人，但同样是依靠遗产过活的新贵，将儿子娇纵成为新的纨绔子弟，祖宗的财富促使子孙不思进取，在追求享乐中不断堕落。小说充分暴露了封建家庭“长宜子孙”思想的弊端，作者在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时候，也以杨梦痴次子对父亲的寻觅与关爱和杨梦痴的忏悔使小说具有挽歌的调子。

《第四病室》 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则体现了巴金1944年因病在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室住院十几天的观察和感受。小说写一个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第四病室中，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这里，金钱的权威君临一切，生命受到漠视。烧伤的工人得不到充分的治疗，悲惨地死去；胳膊骨折的器械库员在医院感染了伤寒，无钱购买特效药而死去；小公务员被自私的父亲拖累着，黯然地生活；只有热心、尽职的杨大夫，“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亮光”。于是，通过这些平凡的人物、充满悲剧意味的生活细节，第四病室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寒夜》 《寒夜》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始作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此后时写时辍，1946年12月30日完成于上海。最初在1946年8月至1947

年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以后几十年里，又印行数十版。《寒夜》被公认为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 故事梗概 《寒夜》描写的是1944、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汪文宣、女主人曾树生曾经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育系的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献身教育的理想，真诚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两人只得以小职员的职位谋生。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行员。他们将自己的儿子放在一家贵族学校读书。汪文宣的母亲为了解除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汪母和曾树生婆媳不和，相互冷嘲热骂，在吵闹中度日。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在吵闹中唯唯诺诺，莫衷一是，痛苦不已。物价上涨，家庭经济拮据，汪患了肺病，终日咳嗽，但他不肯多用药，拖着病体坚持到公司上班。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有门路的人纷纷逃离，曾树生终于忍受不了眼前的压抑，跟随大川银行年轻的陈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病情加剧，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寒夜，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旧屋，但已经物是人非，她茕身一人，不知所往。

创作动机 《寒夜》中包含着作者抗战时期的感受和战后生活的体验，在前后两年多的创作时间里，巴金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战后生活的幻灭。尽管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小人物依旧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在喧闹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人生的孤寂。战争无限的延长，使战时状态日常化了，人们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矛盾冲突着，消耗着时光。物质的贫困折磨着人，庸常的生活考验着人，巴金也有感于亲人和几个文学同道在肺病的折磨下死去，感受着小人物的痰与血，作者将这种沉郁的现实感受倾注到创作中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迫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

《寒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寒夜》的思想内涵 在《寒夜》中，作者继续着他的《家》等早期小说中揭露与批判的主题，但是拓展与深化了广度与深度。他的矛头不再局限于封建制度，而是整个的旧社会、旧制度，是整个的黑暗的社会现实。1948年1月小说再版时，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语意双关地写道：“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的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今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地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暗示了他的作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解放后他说得更明白具体了。1961年他在《谈〈寒夜〉》一文中说：“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指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所谓的‘沉痛的控诉’。”1980年他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再一次写道：“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

样苦，环境那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为了挣钱，为了保住可怜的工作，汪文宣坚持带病上班，使病情不断加剧。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上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同事领导看不起自己，生怕他们不高兴，为此，在单位上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声，甚至强忍着不咳嗽，一旦没有忍住，他便像是做了贼一样，偷偷地将带血的痰揩干，不敢声张。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免不了被辞职的结局。曾树生本是一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女性，但是在现实环境中，无钱无势的她不得不放弃理想，委身于一家银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她哪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银行里，原本学教育的她又只能做着像“花瓶”一样的工作，陪人吃饭、喝酒、唱歌、跳舞，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快乐。然而现实的无奈，却又一步一步把她往那条路上推，以至最后抛夫别子离家北上。汪母是在儿子家境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的。她曾经是一个才女，当过教师，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放下一切的尊严，像一个二等老妈子一样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她爱儿子，但却又无能为力，她把自己最值钱的物品——包括已死的丈夫留下的作纪念的戒指，一件一件地卖掉，去买鸡，买药，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她明知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病，但也无法阻止他到公司去上班，因为家里确实是太穷了。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因为耽误了治疗而痛苦地死去。

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原本是一个文学硕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不敢得罪上司，在妻子即将生产的时候离开了她，结果又因为医院的极不负责，致使妻儿双亡，他从此更加贫穷堕落，借酒浇愁，最后在马路上被汽车将头碾成肉泥。汪文宣的同事老钟，善良忠厚，最后得了霍乱，被送到一个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却收了三十几个病人连盐水针都来不及打的糟透了的医院治疗，不到一天便死去了。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汪母虽然有知识，当过教师，但她的思想却是保守的顽固的，她不甘心失去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看不惯曾树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她甚至认为曾树生没有和汪文宣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没有明媒正娶，便只能是姘头。给儿子治病，她也只认中医，反对去进行西医检查。相反，曾树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念，她希望过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并不愿意去恪守传统的妇道，爱打扮，善交际，她和汪文宣的结合严格来讲就是一种同居的关系，但她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她主张用西医给汪文宣治病，她主张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接受教育。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

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巴金在他的《关于〈寒夜〉》中一开始就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鞑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那么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是“作揖哲学”，是自己忍受苟安的心灵弱点。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曾树生也说汪母“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当她的儿子在口里十分亲热地念着树生这个名字时，她非常气愤，她感到自己“压不倒那个女人”，她极力怂恿儿子离婚，她如同幽灵总是飘荡在儿子媳妇之间。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说：“我活着的时候就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给汪文宣写信说：“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只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她出入咖啡店，出席各种宴会、舞会，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的活力。

《寒夜》的艺术特色 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如果说巴金的前期创作在现实主义中还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寒夜》则标志着作者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熟。在取材上，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凡人小事，同样是写家庭，《寒夜》写的不再是生活上层的大家庭，而是生活底层的普通小家庭，写他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在描写现实生活上，不再轻易地流露自己的感情取舍，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进行冷静客观的书写，写得含蓄深沉，他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

叫‘黎明’了”。

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是小说的又一特色。巴金在早期的创作中也不乏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但叙述人激昂的情感影响了对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而在《寒夜》中，作家能够体察人物的心情、处境，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意识流动，用大量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汪文宣在妻子离去之后，来到妻子常去的咖啡馆，要了两杯咖啡，让侍者为对面的咖啡加上牛奶，小声地与假想中的妻子交谈，对妻子的无限思念尽在其中。疾病和敏感脆弱使内向的汪经常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他内心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他为母亲与妻子的冲突痛苦着，为自己无力解决这个矛盾痛苦着，也为自己的懦弱无能苦恼着。汪文宣分裂的自我不断地对话，相互驳斥、相互冲突，充分表现了他清醒的自我审视和无力重塑自我的沮丧之情。小说中多次表现汪文宣的梦，他梦见逃难时自己急于寻找母亲，愤怒的妻子离他而去；梦见妻子与陈主任远走高飞。梦是人现实生活中压抑的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他在梦中也难以挽留住妻子，显示出他对妻子的关心和无能为力。而曾树生也不断在是离家出走还是留下来之间犹豫着，在恪守妻子母亲的职责和追求热情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之间徘徊着，她对汪文宣的感情也充满矛盾，既又同情、爱怜，也深深地失望，这些矛盾复杂的感情此起彼伏，人物分裂的内心活动使小说具有复调色彩。 出色的氛围营造，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在街上敲梆子的声音、夫妻吵架声音、戏班子走过的喧闹声、小贩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中，汪文宣静静地躺在床上，屋外生命的喧嚣声和屋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文宣最终在锣鼓喧天的庆祝胜利时默默地死去，小人物的卑微与寂寞由此可见。小说中多次出现寒夜的意象。开篇，汪文宣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感受到“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脊背”；而结尾，曾淑生走在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上，“她不时地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光会被寒风吹灭。夜太冷了。她需要温暖。”“寒夜”既是汪文宣与曾淑生在寒冷的夜间街头行走的自然感受，也体现了现实战时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家庭成员之间的难以化解的敌意和隔膜给人带来的寒冷黑暗之感。汪文宣受尽了冷酷的上司、刻薄的同事的歧视，也受够了爱他的母亲与妻子的冲突，在疾病痛苦和爱的缺憾中悲哀地死去。生活在继续，曾淑生依旧在寒夜中独行。

结构严谨，首尾照应。小说在结构艺术上较之早期的作品更加完善，也更加自然，整部作品从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曾树生始，到曾树生在寒夜中回家寻找汪文宣止，围绕“寒夜”做文章，情节完整统一。而大量细节的重复，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反映面。开篇，汪思念与母亲吵架负气出走的妻子，听着街道上小摊贩抱怨战时的生活艰辛；结尾，曾树生在失去亲人后漫无目的地走着，耳边响起了胜利后难以返乡的人们诉苦声。让汪、曾的悲剧被社会悲剧笼罩着，个人的不幸与民众的不幸自然地交织在一起。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二
《论巴金的寒夜》

金的《寒夜》 (2007-04-09 14:54:55)

转载

标签：

巴金

寒夜

论述

论巴金的《寒夜》

内 容 提 要

巴金的《寒夜》，有着它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旧社会，他总结出：好人得不到好报。所以，他极力为小人物申冤，可见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是一部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品。本文试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对《寒夜》的成功之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论。从而，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寒夜》所蕴含的独特。 、

文章结构如下：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寒夜·独特。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渴望光明

论巴金的《寒夜》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颠峰之作。曾连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2卷1-6期）。《寒夜》体现了作家的人格与人生态度。巴金的伟大之处不仅仅体现于他正直伟岸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用艺术手段成功地揭示了人类“软弱”的灵魂。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更了不起! 巴金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深刻的艺术反思的：他剖析着自己，同时也在剖析着人类的灵魂——“我是人类苦难的歌手!”而《寒夜》正是“人类苦难”曲中最动人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一章。《寒夜》成功之处在于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在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浅谈自己对《寒夜》的理

解。

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何谓成功的人物形象？那种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得了，好坏两极背反写人物的方法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而由此刻画出的人物也绝对不是受观众喜爱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写人应当写真实的人，写具有复杂性格的人。当然复杂性不等于多元性，而是在规定性前提下具有的复杂性，这是符合文艺辩证法的。

《寒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

（一）汪文宣——典型的悲剧人物

汪文宣是《寒夜》最大成就之一。凡是读过《寒夜》的人，都不能不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成为软弱者的典型。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忍耐和妥协成为汪文宣的主导方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处世哲学。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地咳嗽，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见，总之他整天工作在担惊受怕环境里，严重地摧残了他身心的健康。对妻子也是如此。他带着强烈的念头去找她，可看到妻子同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只觉得心里发冷，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最终“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真是一个可怜虫，尽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在家庭婆媳争吵中，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他不敢批评谁，也不敢批判是非曲直。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

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现实的不平与愤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住好的品质。他老实、正派、不阿谀殷勤，给上司祝寿，都敬酒唯他不去。让他给一个国民党候补委员、政界红人写吹捧时，他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最后写成后他却在骂自己“谎话、完全谎话”，话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怒。善良的他在病重的最后时刻，也没将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树生，却忍受极大痛苦写下“我愿她幸福”的遗言。对

年迈的母亲也一肚的歉疚。那么是谁阻止了汪文宣的前进步伐，使他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勇士，逐步蜕变落伍者，懦弱者的呢，是那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和黑暗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汪文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小人物。

（二）曾树生——个人主义者

曾树生的经历与汪文宣相差无几，都是大学毕业，有过相同的理想，最后生活所逼，也只能在川大银行过着“花瓶”生活，且与婆母多次冲突。健康、漂亮的她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从小说文本看，巴金强调的是她选择了敢于改变的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没有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妇女那样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去牺牲。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 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叙述策略是形式层面上的，简单说是指文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究叙述策略，不讲究文采，则文学的意义势必会大大降低。大凡名家，其文学作品除了思想之深刻，往往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二者的珠联璧合，才能使文学作品成为影响深远的名作。

阅读巴金的小说《寒夜》，我们可以体察到小说中独特形式的审美。而独特形式所蕴含的是沉郁的审美，它构成了小说的一道独特风景。

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与氛围的制造上。《寒夜》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为了与之相呼应，巴金的小说语言选择的是一种忧伤与哀婉的语调。这种语调是深刻表达苦难现实的语言基调，也是巴金在叙述语言上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语言基调构成了巴金情感宣泄的一种载体。小说中的“寒夜”世界的阴暗令他十分伤感。他的情感常常会自觉流泻笔底。因此，他的语言世界是忧伤与哀婉的。同时，人物的悲苦状态，都召唤着这种忧伤的语言。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巴金以“寒夜”作为作品意境的中心，以“寒夜”聚合着人物内心与外界、主观与客观二重世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阴暗寒冷”的住房，“永远带着愁容”的天，“一片黯淡的灰色”的马路等等这样的句子。它形成了一种沉郁哀婉的审美风格。

其次，与忧郁的语言相一致的，是巴金十分重视人物内心的剖析。他十分致力于细腻展示人

物的忧郁心理，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心理结构的特征。《寒夜》写的是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以此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围绕着"汪家"这个点，主要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活动和感受，广泛地展现了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作品以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来折射外在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愿望的失衡状态。整部作品情节简约，节奏徐缓，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心灵的挣扎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些细腻的心理描绘与忧郁的语调十分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底层家庭生存的苦难，小说平淡的情节焕发出奇异的神采。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小说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他与世无争又善良正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但这种不满，他既不敢明言，也不流露出来，只能在心里自叹自语。因此，巴金作品中的汪文宣有很多富有个性色彩的内心独语。内心的怨艾和内心的自责，构成了汪文宣进行自我调剂的两种手段。作品通过他如泣如诉式的内心独语，写出了汪文宣这个小人物卑微懦弱的心理和性格，写出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历程。这种着力于人物内心描写的叙述策略，使小说着眼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也使作家的情感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痛苦紧紧关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忧伤的审美效果。

另外，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阅读完小说，我们发现故事的发展并无突然的巨大的波澜，一切都是平淡的，平淡得“就像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一样，情节以非常徐缓的节奏向前发展。巴金常常将剧烈的现实冲突潜藏到叙事话语的背后，淡化现实世界外在的种种对立，而是让这种对立移植到人物的心里冲突中去。因此，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叙述。且作家又往往致力于细微地表现其起伏变化，因而使平淡的故事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情节上的淡化，人物心灵世界摇曳多姿的描写，使故事增添了丰富的韵味。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巴金写《寒夜》是为“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如：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同事老钟。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 。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她不甘心同别人分担儿子的爱。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活力。

《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巴金的这部《寒夜》从侧面也很好地描述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注释:

参考文献：

《寒夜》、谈《寒夜》、关于《寒夜》 作者：巴金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三
《读巴金寒夜》

“家”的破亡与中国现代知识者的窘困

——读巴金《寒夜》

[摘 要]本文联系巴金的相关作品及其本人的遭遇，试图将《寒夜》放在一个较大的语境当中进行读解，在具体分析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指出造成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家庭悲剧的原因，是由于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时代环境造成他们在观念意识和性格上的严重缺陷和病态，及他们还未摆脱传统文化人格带来的弱点等。这些最终导致了家的破亡，以此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现代化。

[关键词]寒夜；家的悲剧；知识分子；人格弱点

[中图分类号]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46(2002)04--0086--04

《寒夜》是巴金于1944年开始创作，最终发表于1946年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他的创作道路上，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但相当长时期在国内受到冷落。从巴金的创作历史来看，他是一直关注着知识分子的，其小说绝大部分都是以新型知识者为对象，从《灭亡》到“爱情三部曲”到“急流三部曲”再到《憩园》、《第四病室》及至《寒夜》，无不是表现现代新生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他们的觉醒、痛苦、漂泊、追寻，又失败的苦难命运。结合巴金晚年的感慨，不难看出，他对与之同时代的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做出了不懈的探索，这种探索贯穿了巴金从青年开始一直到晚年的漫长人生，晚年的巴金在以一种愧疚悲愤之情反思十年浩劫中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大声呼吁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可说是以自己的亲身遭遇、结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的考察与思索之后的痛心疾首之 言。其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问题，即是国家的命运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并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鲁迅、陈独秀、胡适、老舍、郭沫若等无不如此，当然巴金也不例外。纵观巴金的文学创作，探索知识分子的出路，表达他们的心声，无疑是一个最突出的母题，只不过以《家》为代表的早期作品，还停留于感时愤世，在浓烈的抒情笔调中，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叙述人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些作品代表了青年巴金对自身处境及内心状态的诗意描述，作品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在杜大心和觉慧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忧愤和苦闷。而在《寒夜》中，叙述人则置身于外，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述和审视小说世界及其中的人物，从而也做到了对知识分子及其命运的冷静思考，看到了知识者身上的缺陷和弱点，看到了他们在残酷环境压迫下的脆弱与卑琐。这一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应该说跟中年巴金思想的成熟密切相关，表现了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命运较成熟的思考，体现了更深入的生活体察和更深刻的艺术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寒夜》作为巴金文学创作上和思想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是当之无愧的。

二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他们曾编织过许多美好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办一所理想的中学，做点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情。虽然他们没有宏大的志愿、惊人的计划，即使所谓理想的中学，所谓“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也还是朦胧的，带着些不切实际的小知识分子的空想，但这已是他们一生中最光辉的东西，表现了他们的热情与希望。每当他们后来在困厄的环境里，也常常因回忆起当年那种富有朝气的、对前途充满乐观和希望的精神而感到陶醉和幸福。但是抗战爆发了，他们连同母亲和孩子来到重庆，汪在一家官商合办的图书公司当一名小职员——搞校对，曾在一家银行任职，其实不过是当花瓶。由于战时物价飞涨，微薄的工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全靠树生屈辱的经济来源补贴家用，文宣还常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在不断受到歧视和屈辱的环境里苟且偷生，更加上婆媳间的家庭矛盾使他不得安宁，所以在贫病交迫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之下，汪文宣越来越内向，渐渐失去活力，终于病人膏肓。正在这时，曾树生则因忍受不了生活的各种煎熬，在银行经理的胁迫下去了兰州。正值抗战胜利之际，汪文宣病重吐血而亡，待到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时，旧居业已换了新的主人，婆婆与孩子也不知去向。这样，汪曾二人不但未能实现年轻时的梦

想，连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也终于破亡。

就汪文宣这个形象而言，他具备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心地善良、爱护家人而又胆小怕事、懦弱老好。他曾经拥有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因日本人引起的战争、政治的腐败、社会的不公等等而逐渐褪色变味，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争吵也使他极为苦恼，他既理解曾树生，又要体贴母亲。一方面他看到树生和他生活在一起确实无幸福可言，当她为是否去兰州而犹豫时，他甘愿牺牲自己，曾树生从兰州写信提出分手，他也同意了，就是在他病危将死时，也不愿让曾树生知道。另一方面，他虽知道母亲心胸偏狭，但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送他上了大学，现在却不能靠他养老，反倒自己要靠母亲为他操持家务，特别是当他病倒在床时，母亲给他喂饭、伺候大小便，做着连二等老妈子都不愿干的事情，心理非常难受。在母亲面前，他不但要做孝顺儿子，也还要挣一家之主的面子，弄得两面不讨好，更加重了其心理负担。在工作上他显得懦弱老好、忍辱偷安，周主任、吴科长之流连文章都做不通，他 觉得不该怕他们，可周阴冷的表情，吴严厉的目光，总使他毛骨悚然。时局紧张，大家都无心上班，上司就逼他加倍地工作，他受了欺负，内心十分不平，感到极不公道，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连愤怒的表情都没有，只是温和地点点头，就承担下来了。因为咳嗽，他到痰盂吐过两次，吴科长不高兴，只是哼了一声，他再也不敢去第三次了，只好往肚里咽。工作上的屈辱郁积在心里，家庭生活矛盾摆在他面前，他都无力解决，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敷衍消沉，听天由命，当婆媳争吵时，他总是说，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用，使你们受苦。他知道自己是肺结核，但怕花钱，不肯到医院，敷衍着吃些母亲找的庸医给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汤药。他的家里没有亮光，有的只是灰暗的墙壁和凄凉的气氛，同样，他的生活里也没有光明，没有希望。

曾树生呢，漂亮温柔，感情细腻，富有同情心，体贴丈夫，不失传统的女性美。小说写她赌气离家后，偶然在街上看到醉酒的丈夫，就搀扶回家，汪文宣发疟疾，她就断绝了交往，在家悉心照料。尤其是吻别一场：文宣赶到楼梯口来送行，树生一见他，感到一阵心酸，就扑到他身上，文宣连忙后退，说自己有肺病要传染，而她“并不离开他，却伸出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地吻了一下”，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这些都表现了女性的温柔与怜悯。同时，他开朗大方，充满活力，有主见，作为知识女性，她当然摆脱了传统妇女以丈夫为中心，相夫教子的角色，不单是承担传宗接代的功能。她青年时跟汪文宣在共同学习中立下了共同志向，并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她挣的钱比汪文宣要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性，因此她也要求和男人一样，可以自由地参加社交活动，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散步、跳舞、共餐，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书信往来。表现了妇女冲破了封建罗网之后，获得的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但是抗战的爆发和社会的腐败不公，使得她和家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来花瓶的工作使满腹委屈，想向丈夫倾诉，可他已失去了曾经有过的朝气和热情，变得老好懦弱，只会唉声叹气，越来越不肯跟她多说话，永远是一副可怜相。凄凉黯淡的家庭气氛使她受不了，加上婆母的吵闹羞辱，都把她从家里往外逼。每当回到家里，面对病人膏肓的丈夫，她的内心便控制不住恐惧和压抑，汪文宣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都不能满足她。在苦闷压抑中，她采取了与汪文宣不同的人生态度，她要救出她个人，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着想，去奋斗挣扎，汪文宣把家的希望寄托在飘渺的未来，说什么只要抗战胜利了，一切都好办了。她说：“我不要听抗战胜利的话，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我只想活得痛快一点。”她不甘心和汪文宣过那种清贫的日子，在曾母操持家务时，她只是忙于打扮自己，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却不敢将“花瓶“打破，为了所谓的个人幸福，她不能摆脱陈主任的纠缠，想要通过在外边的交际，发散发散自己的热情，试图以此摆脱家庭生活的郁闷。家对她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小宣，看到那未老先衰的病态模样，也很难控制住内心的冷漠。可以说生理和心理上的压

抑感使她在极度苦闷中充满了精神危机。

三

汪、曾二人的悲剧，最终体现为家的悲剧，我们看到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畸变，夫妻之间无话可说，母子形同路人(曾树生与小宣)，婆媳间充满敌意，就是在汪文宣与老母亲之间，也只不过是由陈旧伦理维系着的那种母子关系而已。最后汪母带着小宣不知去向，说明家庭的悲剧已经殃及下一代。他们曾经的“幸福之家”免不掉解体破亡的结局，一般认为是经济原因给他们一家带来了这样的巨大不幸。他们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汪文宣害怕失业，虽以大学本科毕业而当校对，也只得诚惶诚恐，兢兢业业，虽然物价飞涨，工资微薄，却是不容易保住饭碗。当吃饭问题大于一切时，就无暇顾及尊严、人格，人道主义帮不上忙，个性解放派不上用场，人生理想只有免谈，作为自由恋爱的果实的新家当然也难以保住。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表明钱是要紧的，以此作为对年轻恋人们的忠告。没有经济基础就谈不上独立和自由，汪曾二人正是因为经济危机才导致家庭危机的。汪文宣懦弱卑琐的人生，曾树生的自恋人格，最终都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汪文宣的病重不治，也是由于他怕花钱。但是鲁迅接着又认为有了钱也并没有根本解决娜拉的傀儡地位，这一层意思却常常被我们忽略，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鲁迅的深刻性表现在他非常注重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全面革新。其实汪曾双方都能找到一份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不高，但在那个时代虽将上不足，却也比下有余，他们的孩子小宣还是在贵族学校就读。看来经济原因仅仅是一个方面，致使家庭解体的两个直接因素是曾树生的出走和汪文宣的死。这两个因素中都有经济作用的成分在里边，但经济并不起主要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至少包括经济的、社会环境的、人物个性及家庭本身的问题等。就曾树生离家出走兰州而言，主要原因是她对家庭生活的极度不满：婆婆日夜咒骂，丈夫又不中用，跟儿子感情淡漠。虽在外有陈主任的胁迫，但小说决没有将他写成一个坏蛋，常言道“篱牢犬不入”，正是前述内部原因才导致了曾树生的出走。小说交代曾树生到了兰州工资要高一些，还可以和陈主任做点生意，其 实不过是男人的伎俩，她决不可能为了这点钱就背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而汪文宣的病与死和他的悲剧人生，应是跟他的个性人格直接相关，其性格的悲剧性则集中体现在他在工作中的懦弱老好，体现在他对待婆媳矛盾和他自己的疾病的态度上：一方面，他虽然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在他身上还有很深的烙印，他还没从传统的文化人格中走出来，传统文化的特色是“阴柔”，缺乏阳刚之气，传统人格就是顺从、忍让。在上司面前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在家庭矛盾中，他的孝顺观念占了上风，因为传统孝道是不讲是非曲直的，更何况他对母亲抱有负疚之心，所以在家庭矛盾中他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夹在婆媳之间，他只有数不清的内疚和自责，这使他本来懦弱的性格更加内向，这样他这个丈夫角色作为家中的一极却支撑不起来。文宣决不是一条硬汉子，在各种压力之下他是支持不住的，只有走向末路。另外，他对自己的疾病采取自欺欺人的办法，明显缺 乏科学理性的态度，他既然接受了大学教育，应受到西方文化中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熏陶，科学精神就是对待问题的一种理性态度，首先正视问题，然后设法解决问题。但是汪文宣却一味逃避敷衍，不作彻底检查，不求根本治疗。“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汪文宣的懦弱，其实就在于他不敢面对社会和家庭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主要是性格因素导致他不去根治疾病，及至搞到病人膏盲，最后只能是人亡家破。

在汪文宣身上，我们应更多地注意他在各种环境因素压迫下形成的意识观念和个人性格的弱点，和他固有的传统观念与陈旧意识，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造成了他的悲剧人生。一方面，社会环境(包括经济)的压迫力太强大，另一方面知识者个人的支撑力又太弱小，巴金把汪文宣这种小知识者放在由战争和腐败政治引起艰难环境中，充分暴露了知识分子本身的虚弱。小说最后刻意安排汪文宣死在山城百姓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还通过作品中人物抨击当时宣扬战争胜利后一切都有办法的国民党政权：“胜利是他们胜利，不是我们胜利。我们没

有发过国难财，却到了胜利倒霉。早知道，那天真不该参加胜利游行。”因为小说完成于1946年，人们容易理解为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控诉；当时一般百姓确实对国民党政权深感失望，或许作者也受了这股社会思潮的影响?我们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读解为战争的结束并不能让汪文宣起死回生，不可能从此给他的生命带来光明和生机，因为社会并没有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他也至死都没有战胜和超越自己身上先天带来和后天形成的人格弱点。战争结束了，但一切并不可能从此就好起来。

四

汪文宣代表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能够看出社会问题，发现社会弊端，内心极其敏感，但他们不敢反抗，有不平却不敢大声呼喊，在矛盾的旋涡中张皇失措。忍辱偷生，老好处之，顺从听命，胆小怕事，没有创造力，失去了寻找真理的勇气和热情。汪、曾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表明，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没有取得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更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他们在年轻时候虽冲出了旧的家，实现了恋爱婚姻的自由，但终于没有建构起新的秩序，没有找到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进退失据，心中无主，失去了自信心，丢失了信念。曾树生与汪文宣一样，不得不为环境所左右，抛掉了先前的理想，未能守住自我，未能守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家。从她身上我们看到青年女性知识分子在冲破了旧家和旧的秩序后，在建立新的家和新的秩序时不但跟男性知识分子一样遭遇到窘困，而且更受困于她们天性的弱点，这些阻碍大到使她们抛弃理想，背离个性解放的初衷，失去救国救民的热忱，因而在追求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全面败退，前功尽弃。当然，作为女性，曾树生的败退不可能退回到原来的位置，重新过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生活，既然已经走出来了，就回不去了。问题是在新的家新的秩序和新的结构中，她的位置在哪里呢?《寒夜》不是根据作者本人的实际经历写出来的，巴金本人的婚姻生活是美满的，他享受着新家带来的幸福和快乐，但是巴金在《随感录》里说他也有汪文宣的性格，他一直痛责自己在文革中没有站出来为无辜者喊冤。这些都说明在巴金这一代人身上，中国的五四运动最终没能培养出象文艺复兴那样的巨人，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能形成一支独立而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象美国的中产阶级)，这是我们民族的不幸。如果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则只是产生了一些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巨人，象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可说是寥若晨星。如果环境条件许可，他们很多是可能成长为一代巨人的，但军阀混战、异国入侵、政治黑暗等等，使他们失去了生长的必要条件；他们自身的幼稚不成熟，使其 无力反抗环境的压迫，又无法为自己开拓生存空间。小知识分子跟小农、小市民没有本质的差别，因循守旧缺乏创造性，胆小怕事缺乏反抗精神，所以他们实际算不上完全的知识分子，只能叫读书分子、识字者。晚年巴金的愧疚，是深入反省后的自我责备。他早年也得过肺病，但奇迹般的治好了，他还拥有一个幸福的家，这是他比汪文宣幸运的地方，但他却跟汪文宣一样，没有解决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

汪、曾二人面前太多的问题：物质生活的匮乏，传统意识的束缚、社会的不公、以及现代人的烦恼，似乎哪一点都要命地阻止他们从传统走向现代。所以知识者的自主独立、个性解放、人道理想、民主自由，是漫长艰难的旅途。我们如果把《家》当中的觉慧、琴等角色和汪文宣曾树生联系起来，会发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出走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跨出了第一步。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如果说《家》里边的觉慧因冲出了旧式家庭从而达到了对传统社会的破坏，汪文宣却没有能够建立起新的家以实现现代社会的重构。据说香港曾根据《寒夜》改编了一部同名电影，结果是汪文宣不死，与曾树生破镜重圆，这不过是典型的电影式的梦幻结局，它回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的家得以保全，也还远远没有实现他们的终极价值追求。

<渝西学院学报>2002.4.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四
《读书心得 《寒夜》有感》

这一段时间也总是被感情的事困扰着，不过心静下来，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人和事值得让自己分心。知道自己字说这些话有点不是滋味吧，可我实在是有点倦了，累了，就让梦冬眠吧！ 《寒夜》树生和文宣还是分开了 是该怪当时的社会环境吗？不知道 不清楚 文宣是软弱的 以下是巴金老人创作《寒夜》的背景

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准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象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

里我也得不到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壁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图书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是他并不灰心。他决心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帮忙。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可是家壁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停业了（晨光出版公司还是最近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位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

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太过黑暗了 但这不是我想说的一个角度 我还是想把眼光注视到树生和文宣的感情上 也许世间能有一段坚贞不渝的情感真的是一种幸福吧！这一点我替文宣感到可惜吧！她回去了，即使当时短暂的离开，那也是应该理解的，对于这个家她付出的不少了！在一起不能幸福又何必强求„„人怎么总是这么的纠结„„搞不懂 真不懂

以那句话结尾吧！

她需要温暖！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五
《读巴金《寒夜》有感》

巴金《寒夜》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寒夜》描写的是1944、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汪文宣、女主人曾树生曾经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育系的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献身教育的理想，真诚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两人只得以小职员的职位谋生。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行员。他们将自己的儿子放在一家贵族学校读书。汪文宣的母亲为了解除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汪母和曾树生婆媳不和，相互冷嘲热骂，在吵闹中度日。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在吵闹中唯唯诺诺，莫衷一是，痛苦不已。物价上涨，家庭经济拮据，汪患了肺病，终日咳嗽，但他不肯多用药，拖着病体坚持到公司上班。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有门路的人纷纷逃离，曾树生终于忍受不了眼前的压抑，跟随大川银行年轻的陈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病情加剧，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寒夜，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旧屋，但已经物是人非，她茕身一人，不知所往。

作家在《寒夜》所描绘的悲剧之中, 寄寓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呼唤, 因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度的典型性。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将笔墨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上。作者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便以内心和外在的两重感体现出来，人物性格具有相当强的立体感；同时，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曾树生等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人物相应地被赋予了自主性和知性的魅力。这便是“复调”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

《寒夜》所描绘的悲剧, 虽说比不得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号角, 但它却通过被黑暗所压抑的灵魂的呼号, 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望, 对假丑恶的世界的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 《寒夜》的悲剧永远具有艺术和情感的魅力。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六
《巴金寒夜艺术特色》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品写于1944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完成于1946年12月31日。书中描写了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在乡村普及教育。这种平凡而高尚的追求给他们希望和鼓舞。但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使他们的理想破灭，生活濒于困境。男主人公汪文宣患了肺病，挣扎着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其妻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贫困凄凉的生活使一家人缺乏了对彼此的耐心和理解而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中。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她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充满活力的曾树生爱怜丈夫，赡养全家，却又不能忍受婆婆的埋怨和刺伤，也不甘心和这个毫无生气的家庭一起沉沦、灭亡。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他只能用委屈自己来换取母亲和妻子的和解，维系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他善良、忠厚、懦弱，对母亲和妻子都怀着深沉的爱。

战事恶化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她一边继续给丈夫、儿子寄钱，一边要求分手。汪文宣尽管爱妻子，但还是忍痛答应了。曾树生得到自由，但她的心仍为这个破碎的家牵引。两个月后，当她从兰州回到重庆探望时，已物是人非：汪文宣已悲惨的死去，婆婆和儿子不知去向，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寒夜里孤独的行走。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并且通过他揭示了旧中国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

一 、平凡的人物具有复杂性格和复杂感情。

汪母是一位旧式知识妇女形象，她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孙子，对儿孙总是充满柔情，无论自己多么辛苦，她都心甘情愿细心地呵护着他们，把他们的衣，食，住等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儿孙的爱，无可挑剔，她愿为儿子牺牲一切，可谓之无私伟大。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妇曾树生所说，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对自己的儿媳，不但没有一点疼爱，而且达到了不可相容的地步。她对媳妇总是没有好言语，说话刻薄无情，动不动就和媳妇吵架，拿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嘲讽媳妇，对媳妇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汪母由于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比较保守：因为儿子与媳妇是自由恋爱，既无手续又没婚礼，她经常骂曾树生是儿子的“姘头”，强调自己是花轿迎娶，降低媳妇的地位，看不起媳妇，与儿媳吵架，就拿这来羞辱媳妇；因为受“三从四德”信条死死地捆绑，她总看不惯儿媳的“花瓶”生活，看不惯儿媳“一天打扮妖形怪状”，上馆子，看戏、打牌、跳舞。对此她会冷嘲热讽，厌恶愤恨，认为媳妇不守妇道，她却抹杀了树生做这些，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成绩。

汪母不但思想保守，还很顽固：儿子得了病，儿媳相信西医，多次让文宣到西医那里诊治，可汪母一直对中医坚信不移，药吃了不少，儿子的病越治越厉害；儿媳到兰州安顿下来后，还给文宣寄来的西医检查介绍信，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偷偷地撕成了碎片。儿子的病在她的顽固坚持下，被中医误诊误治，结果一命呜呼！

从汪母与媳妇的关系看，显示了她道德的恶，她是卑下的；从她与儿孙的关系看，则显示了她道德的善，她又是高尚的。汪母就是这样一个高尚和卑下、伟大与渺小两种品格奇妙融合在一起的老年妇女形象。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体现出她性格的复杂性。

再如汪文宣：他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当时脑子里满是美好的愿望，甚至想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他也曾大胆地表现出对习俗的不满与挑战，与曾树生自由恋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他理想崇高，雄心勃勃。而如今，他却是如此的懦弱无能，这样的胆小怕事，那样的庸碌无为！身为公司的校对人员，他吃苦耐劳，不管母亲和妻子，还是他的同事钟老，总希望他“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可是他总觉得“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 为了保全这个饭碗，他埋头苦干，甚至病了也不敢回家休息。他从不与人争吵，勤勤恳恳，一味工作，干当“老好人”。对上司周主任、吴科长那种冷酷的金钱、权利欲虽心有不满，但只有忍气吞声；面对歌功颂德甚至狗屁不通的文章虽然满腹牢骚，却也未敢发泄，还得精心修改，有时甚至违心赞颂。他肺疾日重，却只能默默承受，不敢声张，甚至咳嗽吐血，竟然暗自吞咽。他的正直、善良、与世无争，并未给自己带来好运，相反却始终被失望、困苦缠身，最后因肺病加重而丢了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他又处于婆媳争执的夹缝之中，他孝敬母亲，也爱妻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无法排解她们的纠纷，又不忍心伤害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只能以对自己的责备和委屈换取她们的同情和家庭暂时的安稳。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痛苦万分，生活艰辛；他无力摆脱艰难的处境与不平的命运，只能采取消极的人生态度：委曲求全、懦弱无能，甚至不惜泯灭自己的人格，牺牲自己的生命，舍弃个人的理想、幸福和爱情。而残酷的现实社会能回报他的也只能是苦难与死亡。

他感情真挚，对长年为家务繁忙的母亲，他觉得“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 对待受母亲冷眼的妻子，他总觉得“她虽然不肯回来，不过我想，过几天她会回心转意的”；对因丧妻而酗酒的好朋友，他认为“不好过，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喝酒？”，并希望“早点回宿舍不好吗？我送你回去，”但他也是满腹牢骚，认为“我

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但又希望“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

由此看出，汪文宣的悲剧命运是由万恶的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他也曾意气风发、怀抱远大，后来，他却懦弱无能、逆来顺受，最终家破人亡。换言之，汪文宣从时代的理想者沦为社会的落伍者直至牺牲者。他是悲剧性人物的典型，是旧时代小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是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小知识分子

而曾树生却是一位温柔热情、聪慧美丽、富于幻想、不甘堕落的新派女性。她不甘向命运低头，也不愿像丈夫那样苟且偷生。她没有消极地顺从忍受，甚至萎缩个性，牺牲幸福以求生存。但是，出于生活所迫，她被迫到银行任职，成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充当“花瓶”的角色。她的性格中既有善良美好的一面，又有爱慕虚荣的一面。她出走兰州既是生活所逼，又反映出她狠心抛开病危的丈夫而去追求享受的自私心理。不可否认,曾树生有着小资产阶级享乐观和物质生活对她的侵蚀和引诱。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在复杂的环境中，曾树生也呈现出复杂的性格。

曾树生是一个生活的强者，是有能力在绝望中支撑家庭、寻求生机的女人。她与丈夫相比，她的视野较开阔，自信力较强，性格较倔强，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比较乐观。当婆母把自己视为“姘头”，视为娼妓，仇恨满目、骂不绝口的时候，她没有屈服，没有绝望，没有让生活的重负击垮自己。她不顾忌流言，不顾忌冷眼，不顾忌婆婆的吵骂，她放弃自己的尊严，照样“上班”。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曾树生并未失去对生活的勇气，仍在苦苦地挣扎和追求。她不满丈夫的懦弱和无能，不思进取，她真诚地希望丈夫能够坚强，度过难关。

汪文宣虽然懦弱无能、逆来顺受、死气沉沉，但是曾树生仍然割不去对丈夫的怜悯和爱。汪文宣在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在回家的途

中吐得一塌糊涂时，树生碰见了他，把他扶回了家，给他洗脸脱衣脱袜，关心倍至；她充当花瓶，努力赚钱，为孩子准备学费；为卧病在床的丈夫筹备数目不小的医药费；到了兰州以后，每月都给家中寄钱并写信安慰家人。虽然婆媳关系不好，但也对婆婆很关心和同情。她没有背叛丈夫，没有答应陈经理的追求作出欺骗丈夫的行为。后来她又回到重庆，希望能和丈夫共同实现他们的愿望。

由此可见，曾树生是一个内心复杂，性格复杂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在黑暗社会中，即使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妇女，也避免不了在生活的苦海中挣扎。曾树生是一个时代的弱者，是一个动乱年代的牺牲品。

纵观《寒夜》人物形象，作家塑造得丰满而有个性，深透了人物的内心层次，展示了人物的矛盾与冲突。作者没有一针见血地指斥所要抨击的对象，而是着力刻画相互冲突的性格，深入挖掘各自的心理世界，深刻揭示了汪文宣家庭悲剧的社会根源。是黑暗的社会时代环境和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给三个“好人”带来悲剧的结局。总而言之，他们生活的不幸和汪家的悲惨结局可以说是黑暗的社会、不利的文化、畸变的性格共同酿就的。但愿那样的寒夜永不复返，如此的惨剧绝迹世间！

二、氛围的营造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在给周主任举办的生日庆祝宴上，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他却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在街上敲梆子的声音、夫妻吵架声音、戏班子走过的喧闹声、小贩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中，汪文宣静静地躺在床上，屋外生命的喧嚣声和屋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文宣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七
《读《寒夜》的感想》

平时作业之一

读《寒夜》后的一点感想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品写于1944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完成于1946年12月31日。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

《寒夜》在艺术上达到了巴金所追求的无技巧的境界，风格朴素自然，是巴金最优秀、成熟的现实主义杰作。小说中多次出现“寒夜”的意象。开篇，汪文宣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感受到“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脊背”；而结尾，曾淑生走在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上，“她不时地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光会被寒风吹灭。夜太冷了。她需要温暖。”“寒夜”既是汪文宣与曾淑生在寒冷的夜间街头行走的自然感受，也体现了现实战时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家庭成员之间难以化解的敌意和隔膜，给人带来的寒冷黑暗之感。汪文宣受尽了冷酷的上司、刻薄的同事的歧视，也受够了爱他的母亲与妻子的冲突，在疾病痛苦和爱的缺憾中悲哀地死去。生活在继续，曾淑生依旧在寒夜中独行。 如此氛围的营造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小说中塑造的人物虽然平凡，但是都带有强烈的个性和丰富的思想情感。这里以男主人公汪文宣为例。汪文宣是悲剧性人物的典型，是旧时代小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缩影。他善良正直、忠厚老实、懦弱无能、又富有牺牲精神；他是个典型的"老好人"，他处处忍让，事事委曲求全，让人怜爱与同情。但社会并没有对他有所宽容，他最终在孤独与悲哀中吐尽了血痰死去。汪文宣的悲剧命运是由万恶的旧社会、旧制度造成的。细言之，汪文宣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处境的艰难。抗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梦想，迫使他成为一个图书公司的小职员。在公司里，他整日拼命工作，小心翼翼，在乎上司的每一句话，每一种神色，甚至病了也不敢回家休息，以保住一份低微的薪金来养活一家老小。他的正直、善良、与世无争，并未给自己带来好运，相反却始终被失望、困苦缠身，最后因肺病加重而丢了工作。在家庭生活中，他又处于婆媳争执的夹缝之中，他孝敬母亲，也爱妻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无法排解她们的纠纷，又不忍心伤害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只能以对自己的责备和委屈换取她们的同情和家庭暂时的安稳。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痛苦万分，不幸的是他又得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贫病交加，生活更是艰辛；他无力摆脱艰难的处境与不平的命运，只能采取消极的人生态度：委曲求全、懦弱无能，甚至不惜泯灭自己的人格，牺牲自己的生命，舍弃个人的理想、幸福和爱情。而残酷的现实社会能回报他的也只能是苦难与死亡。

第二，性格的畸变。汪文宣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当时脑子里满是美好的愿望，甚至想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他也曾大胆地表现出对习俗的不满与挑战，与曾树生自由恋爱组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他理想崇高，雄心勃勃。而如今，他却是如此的懦弱无能，这样的胆小怕事，那样的庸碌无为。他虽对社会之黑暗与腐朽有着切肤之痛，但何尝想到奋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生存状态。当母亲与媳妇激烈争战时，他从不也不敢评判是非，坚持立场，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妻子爱慕虚荣，不满现状，他总

是极力理解，给予原谅；妻子不但作了“花瓶”，而且与上司陈经理谈笑风生、亲昵异常、关系暧昧，他虽然耳闻目睹，却能忍气吞声。总之，如今的汪文宣凸现了一个被损害与被侮辱的软弱者的病态灵魂。

其三，家破人亡。这其实也是汪文宣处境艰难、性格畸变的必然结局。汪家迁徙到重庆后，他对生活心灰意冷，工作不顺，挣钱极少，更兼环境恶劣，精神郁闷。于是家庭矛盾日益凸现：先是妻子曾树生不甘寂寞，不时在外“寻欢作乐”，婆母眼见心烦，难免恶言相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儿媳与人远走兰州。而汪文宣自己本来工作繁重，更兼营养欠缺、精神郁闷，久而久之，竟然身染肺疾，不但医治不力，而且休息不足，眼见熬到了抗战胜利的前夜，谁料竟在人们庆祝的鞭炮声中含冤而去，更满怀遗憾。汪文宣是从时代的理想者沦为社会的落伍者直至牺牲者。

就个人而言，我其实并不喜欢汪文宣这一形象，虽然他的悲剧有客观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他主观的消极所造成。他的懦弱，是他逃避现实、安于现状的内在原因。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文宣有着强烈的俄狄浦斯情节，恋母心理使他懦弱胆小的内心更加畸形，成了一具没有主见没有自我的行尸走肉。

巴金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寒夜》描写的是凡人小事，既无重大事件的惊险曲折、复杂离奇，又无众多的人物、阔大的场面，但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读来心潮起伏，感叹不已。

艺术学系 2011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马舒婕 学号：2011300880024

附联系方式：13720266293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篇八
《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简介：

巴金在《寒夜》里描写了小公务员汪文宣的生活。它的最大成就在于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并以异常冷峻的笔调剖析这个家庭最终“覆灭”的社会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学生, 有办“ 家庭化、乡村化” 学堂的理想大学毕业生汪文宣和同窗女友曾树生相爱结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使他们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他们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文宣的母亲思想守旧，不满这种自由恋 爱的婚姻，经常辱骂树生，指责由于她的迷惑导致文宣瘦弱多病，并要把她赶出家门。文宣为缓和矛盾只好让妻子暂住宿舍。文宣在文化公司做校对，薪水很低，生活艰难，身体越来越坏。树生为减轻丈夫的负担，在银 行找到工作。她一向持身严谨，但为了生活，对银行中人也不得不作些委婉的应付。岂知文宣对此产生疑心，十分痛苦，汪母更借此扩大事端。树生为避免流言和安慰丈夫，自动搬回家中。不久，银行因战事告急，迁往兰州，树生为生活着想，离开丈夫和儿子小宣，随同前往。她每月寄钱回家并常与文宣通信，但汪母认为树生的钱来得不干净，责令退回，文宣遂暗存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此后，文宣失业，生活困苦，吐血更甚，但一直未告知树生。一年以后，当文宣病危时，才动用那笔存款，但终因无法医治，于抗战胜利之际病逝。在草草殡葬后，老母孤儿启程返乡。当树生回家探亲时，早已人去楼空。在一个寒夜，她独自来到丈夫墓前哭祭，悲痛欲绝。最后，形单影只地消失在凄迷的寒夜里。

写作背景：

《寒夜》写于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当时巴金住在重庆的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借助蜡烛来照亮书桌，时写时辍，两年以后才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完这部小说是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作家在《寒夜》所描绘的悲剧之中, 寄寓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呼唤, 因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度的典型性。

巴金在整个抗战中, 先后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 所到之处遍地狼烟、满目焦土, 日军的暴行及人民的痛苦, 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一些亲人和朋友, 因战争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自己的家也曾遭到战火的焚毁。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辛勤写作, 以此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

当时巴金住处的四周, 每天都可以听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 因此他说故事就在他身边进行, “ 尽管不是有名有姓, 家喻户晓的真人, 尽管不是人人目睹的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然而我们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 那些事继续

发生, 一场都是那么自然, 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 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部悲欢离合的苦戏。’,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将无数个汪文宣的故事进行集中概括,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汪文宣一家的时代悲剧。由于作家熟悉自己的人物, 才会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如此真切自然, 把他们的性格刻划得如此细腻精微, 作家在这里表现的艺术实也才更具有典型意义。巴金在小说中虽然对人物自身的弱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更多的是挖掘悲剧的根源, 对这些弱小者倾年了真切的同情, 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 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叹息。

人物分析：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

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经典语句：

小说借“宣”的嘴巴反复说过“我做过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宣”最终以无声的呐喊“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小说最后这样描写宣的离世。“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然而“宣”终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喜悦。这样的描写更渲染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在描写“树生”的矛盾心理的时候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 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宣”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争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

“ 地位越来越低, 生活越来越苦, 意气越来越消沉, 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 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 他已没有自负的语言和救人济世的宏愿, 每天干着单调沉闷的工作, 过着贫乏而痛苦的生活, 只求与世无争。

他不满周主任喝斥要求增加薪金的同事, 内心说“ 你年终一分红, 就是二、三十万, 你哪管我们的死活” 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 怕周主任发现自己心中的不平。他在心里说自己, “ 真没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 我还要怕他们。” “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 什么人都欺负我, 又住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样的抗议、自责在内心发出过何止千百遍经济上的拮据使他无力为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 但却不得不为主任的生日出一千元的份子钱。内心的不平和外表忍辱苟安的矛盾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虽然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不容良心未丧尽的读书人,以致于自己“ 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街上贴的告示拿走了” 。

她说“ 我不要再听什么抗战胜利的话, 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什么理想。”而实际上她追求的自由是很空洞的, 其实“ 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 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 绝不会想到, 也不肯承认, 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 ⋯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

写作手法及作品评论：

将笔墨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上。作者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便以内心和外在的两重感体现出来，人物性格具有相当强的立体感；同时，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曾树生等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人物相应地被赋予了自主性和知性的魅力。这便是“复调”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 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表现在：善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揭示重大主题，从而表现出作家非凡的艺术功力。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整部小说是一种凄楚哀怨的调子、灰色的画面, 作家以内心激荡的情感展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真实描绘了驱使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 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因而使人物性格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寒夜》所描绘的悲剧, 虽说比不得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号角, 但它却通过被黑暗所压抑的灵魂的呼号, 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望, 对假丑恶的世界的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 《寒夜》的悲剧永远具有艺术和情感的魅力。

巴金寒夜的阅读体会相关热词搜索：巴金寒夜全文阅读 寒夜巴金 巴金的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