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

导读：　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共4篇)李大钊为什么被绞了三次李大钊为什么被绞了三次 导语：李大钊在绞刑架上受刑三次曾被描述为反动派的故意，事实上，可瞬间致死的自由下坠式绞刑，是人道主义发明，只是不易掌握。为保证死的迅速且体面，英国曾不断修订体重与绳长的对比数据。 作者：大象公会1919年4月15日，袁世凯心腹洪述祖因谋杀宋教仁而被判死刑...

本文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成考报名频道为大家整理的《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供大家学习参考。

篇一:《李大钊为什么被绞了三次》

李大钊为什么被绞了三次 导语：李大钊在绞刑架上受刑三次曾被描述为反动派的故意，事实上，可瞬间致死的自由下坠式绞刑，是人道主义发明，只是不易掌握。为保证死的迅速且体面，英国曾不断修订体重与绳长的对比数据。 作者：大象公会

1919年4月15日，袁世凯心腹洪述祖因谋杀宋教仁而被判死刑。 在死刑判决前不久，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已下令废除斩首的行刑方式，并从意大利进口了一台绞架，因此洪述祖就成了中国司法史上死于绞刑的第一人。

然而，刽子手显然缺少执行绞刑的经验，即便在处决之前，刽子手们曾用一条大胖狗练手，但是，当洪述祖脚下的踏板被抽出后，他的身体在下坠一段距离之后即刻身首分离，场面惨不忍睹。 即便在八年之后以绞刑处决李大钊等人时，他们还是没能很好的

驾驭执行绞刑的要领——李大钊竟前后被来回绞了三次才最终得以

安息，这大概是死于绞刑者最大的噩梦。值得一说的是，李与洪均死于同一绞刑架，它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编号0001。

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李大钊绞刑架（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大钊的绞刑架照片

中国刽子手的糟糕表现未必会遭同行耻笑。英国人是现代绞刑的发明者和推广者，拥有举世无双的绞刑技术，但历史上同样有过无数失败的行刑案例。

《绞刑架的阴影》一书中写道：“死刑在英国历史中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卓越的人都不能想象没有死刑的未来。“早在公元五世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就将绞刑架带到了如今的英国，绞刑在英国的历史和英国人身份认同的形成一般久远。

十一世纪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废除了对除偷猎皇鹿之外的所有罪名的死刑判决，而用阉割等其它致残方式取而代之。但他的幼子亨利一世登基后很快恢复了死刑，除绞刑最为常见外，水煮、火烧等刑罚也不算鲜见。

在十九世纪，共有222个罪名可以将一个人送上绞架，包括“冒领残废军人抚恤金”罪及针对7-14岁儿童的“怀有明显恶心”罪。这为英国绞刑技术的提高和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验材料。

英国当时的绞刑，还是全球最通行的悬挂式，窒息是唯一致死原因。而中国和有些国家的绞刑，则是由刽子手徒手、借助机械以及畜力拉紧绳索两端等方式，以阻断颈动脉致大脑缺氧死亡，其过程较为迅速。相比之下，悬挂式处决的过程要缓慢痛苦得多。

也许因为吊在绳索上扭曲挣扎有损贵族的形象，斩首是处决贵族的常用手段——英王查理一世（1649）、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1587）等等都是斩首处决，领受绞刑的是平民（这与古代中国相反，因绞刑能保持身体的完整，它通常用于较体面的赐死）。

早期，一棵分叉的树就能构成一个悬挂式绞架，犯人或者被刽子手以拖拉的方式悬挂起来，或者是在马车或梯子之上套好绳索之后被移去支撑物（与常见的上吊自杀的方式相类似）。当处决任务繁重时，这种原始的绞架便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很快被由两棵树（或者立柱）和一根横梁组成的绞架取代，方便同时处决数人。需要在案发当地处决罪犯以平息民愤时，结构类似的可拆卸绞架被投入使用。

由两棵树（或者立柱）和一根横梁组成的绞架

1571年，追求效率的伦敦人在泰伯恩行刑场树立了“三棵树绞架（tripletree gallows）”，创新的结构带来了惊人的效率，伦敦人曾在此同时处决24个犯人。三棵树绞架一直效力到1759年，最终因为其固定结构造成交通拥堵，被可拆卸绞架取代。

三棵树绞架

英国最后一个被悬挂处决的犯人是约翰·亨利·约翰逊，他在第一次被处决时因绳索脱落，十分钟后再被悬挂一次。当时记载说他挣扎4分钟后才最终断气。因此，当罪犯被悬挂起来，亲友们为减少其痛苦而抱住犯人身体向下拽的场景并不鲜见。

悬挂式处决死亡过程漫长的缺点，倒是救了几个幸运儿的命。一个著名的例子发生在1705年，被吊上三棵树绞架的犯人吊了15分钟后竟然还在挣扎，围观群众忍不住高喊“缓刑”。获准免死后，生命力旺盛的的犯人很快在临近一个小屋内恢复了元气。当被问道双脚离地时的经历时，他说一开始很快就感受不到任何痛苦，被解救下来后，才感到“无法忍受的剧痛”，以至于他“几乎希望那些把他解下绳索的人被吊上去”。

这些案例，意味着绞刑技术尚有太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另外，十九世纪英国反对死刑的情绪蔓延，可判死刑的罪名已减少到4个（包

括谋杀、在皇家码头纵火、叛国和用武力在海上劫持）。寻求更人道

篇二:《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来龙去脉》

李大钊被判死刑的来龙去脉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有一件独特的国家一级文物，那是民国时期的一具绞刑架，1927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是被这具绞刑架所绞死，时年三十八岁。他的生死，可谓是牵动着当时无数人的心弦。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

李大钊案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最后一件大案，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凸显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反映出民国司法恶劣环境的冰山一角。

李大钊其人

李大钊在民国历史上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从小家境殷实，七岁起在乡塾读书，1905年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

1913年李大钊在法政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爱国志士，革命同志赞其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李大钊的人生可谓是影响深远，他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又一法门，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１９２０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

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反抗北洋军阀的民意领袖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李大钊可谓是当时闪耀政坛的新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积极参与和推动“国共合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委。

对于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来说，李大钊可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家伙。他屡次组织反政府游行，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李大钊因“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而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遂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当时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群众要求政府拒绝撤军的无理要求，反而遭到了政府的血腥屠杀。

在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并不气馁，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李大钊的“斑斑劣迹”，也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防不胜防的抓捕

其实在当时，李大钊已经感觉到一些危险的信号，因此携带机关人员及家属躲避至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根据清朝末年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确规定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而东交民巷使馆区正是处在治外法权的庇护范围之内，中国军警不允许入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拥宣统复辟的张勋，都到那里避过难，中国当局奈何不得。不得不说，李大钊考虑得还是比较周全，不过世界上往往会发生一些例外。

1927年4月6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的座驾

开入位于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的荷兰使馆，他此行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专程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

吴晋陈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说明了来意：就是说啊，一些共产主义分子最近不太消停，经常组织群众闹事，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这封《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至今仍有原物的照片可以找到，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手资料。

对于欧登科来说，共产党也是他们的“眼中钉”，于是很干脆地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据《国闻周报》在1927年4月16日的文章，当时欧登科通知使馆界捕房说：“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

搞定了“通行证”，吴晋等人更是肆无忌惮地封锁交通，250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宪兵，分别控制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路口，包围了苏联使馆旁邻的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标记。准备充足后直奔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就这样，躲避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狱。

治外法权失效的原因

为什么屡试不爽的避难招数这次落空了呢？关键在于李大钊不是一个人去那里避难，而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带入了使馆区，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

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并将此信息通知当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政府之所以能够这么迅速地反映，这些使馆人员的及时情报功不可没。就这样，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

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

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

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苏联积极支持南方政府，并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而其他外国领事团，因意识形态对苏联颇有微词，以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由，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其实也就是默许了张作霖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

李大钊不是没有得到当局的行动信号，杨度是李大钊的好友，他在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时，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可是李大钊过于自信，觉得张作霖没有胆量去触碰“治外法权”，据时任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后来撰写《李大钊先生传》，李大钊当时认为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他们拿我们没有办法”。结果聪明一世的李大钊，一不小心栽了。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

移交法庭后的是是非非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张作霖当时也并不好过。人是抓回来了，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置他也没有分寸。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分成了两派。据《晨报》报道，一派认为应交军法处分，因为“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另一派认为，应当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审理，因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破获共产党机关后，“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即便是君主国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审理。

经过多次讨论之后，考虑到当时的舆论压力，张作霖决定还是交付普通法院，对于他来说，如果有啥不方便的，一纸命令再改成军法庭审判不就得了。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

而后进入法律程序后果然也是这样，所谓的法庭审理却变成了牵线木偶戏，李大钊的命运并不在于案件的审理，而在于法庭之外诸位军阀大佬的意思。

关于李大钊案的审判，张作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拍了电报，询问他们关于处置李大钊的意见。

据当年《顺天时报》4月14日的记载，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半个月后，4月23日，李大钊案最终被交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是《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修正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李大钊等人虽非陆军军人，但属“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所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何丰林任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任主席法官，审理李案。

然而，4月28日上午11点，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突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点，李大钊等20人，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一个庞大的绞刑架下。

这个绞刑架是段祺瑞政府从意大利进口的，据说曾在1919年绞杀过一次人犯。用这个洋刑具绞杀李大钊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大规模地迫害共产党人，激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

在刑场上，李大钊身着棉袍，淡定自若地在敌人的镜头前留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从容地看了看风中摇曳的绞索，第一个蹬上了绞刑架，残忍的刽子手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历时了28分钟，一代英杰就此过世，年仅38岁。

南方某要员何许人也？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决心，处死李大钊等20人？流行的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

篇三:《李大钊惨遭杀害史实解密 凶手24年后终伏法》

李大钊惨遭杀害史实解密 凶手24年后终伏法

资料图：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道德、学问和文章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杀害。那么，是谁出卖了这位革命领袖?他又是如何遇害的?残杀烈士的凶手伏法了吗?

慷慨赴难

1927年4月16日，段祺瑞刚刚垮台，奉系军阀张作霖就占领了北京。看到满大街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东北兵，以足智多谋而被北京大学同仁戏称为“鬼谷子”的沈尹默，匆匆赶到孔德中学，悄悄把正在听课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叫了出来，神色凝重地对他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

李大钊自幼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907年，李大钊到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

大学政治本科。1918年1月回国后，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留学三年，李大钊思想大变，痛感国家危亡，开始寻求救国之道。1918年冬，他开始参与主编《新青年》，还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广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7月，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大批时代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其中有位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当时作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经常向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他就是青年毛泽东。

正是因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等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了李大钊。通过深入交谈，两人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又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

中共一大后，北京成立了党的北京地方委员会，后又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李大钊被绞刑的感受。

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北洋军阀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乐亭他的故居去抓人。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天津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1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一时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屠杀开始时，李大钊和儿子李葆华走在队伍的前面，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负伤，但他仍不顾危险，镇静地指挥群众撤退。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为了抓捕李大钊，反动军警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凡是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和厨师张全印，就是这样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北郊警察署，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叛变投敌，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党员名单供出。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报告了张作霖。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订抓捕李大钊的行动方案。吴郁文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他把抽调来的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清晨，吴郁文率大批军警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使馆区。枪声响起时，李大钊正在里屋伏案办公，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妻子赵纫兰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内散步。听到尖厉的枪声，星华惊吓得扔下报纸，扑进父亲怀中。李大钊镇定自若，安慰女儿说：“没有什么，不要怕。”说着，他拉着女儿的手，走进兵营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僻静房间，坐在一张椅子上，把女儿揽在身边。

片刻间，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之前被捕的阎振山闯了进来。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一声，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还抓走了赵纫兰和李大钊的两个女儿。

英勇就义

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在狱中共22天。为了逼迫李大钊招供，敌人对他施用了多种酷刑，百般折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李大钊坚贞不屈，用血迹斑斑的双手在《狱中自述》中自豪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敌人转而采用软化引诱的办法。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他以同乡的身份劝降李大钊：“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李大钊被捕，举国震惊，中共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

蒋介石给张作霖拍来密电，要求“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9日张作霖下令杀害李大钊。李大钊就义前留下的遗照，神态慈祥，目光

和悦，泰然自若，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牺牲时年仅39岁。

蒋梦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着巨大风险，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一块墓地，北大教授刘半农为李大钊撰写了碑文。社会各界700余人为李大钊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送葬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

1983年3月1日，李大钊诞辰94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香山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李大钊烈士碑文》，对李大钊革命的一生给予崇高评价。邓小平亲自为李大钊烈士纪念碑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凶手伏法

李大钊牺牲22年后，他当年预言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中国实现了。

1949年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七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1个班前去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子里，朱文刚看见靠墙处摆放着一座庞大的绞刑架，便问道：“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位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那以后好像再没用过„„”

“谁?你再说一遍，绞死过谁?”朱文刚闻听心中一惊，马上追问。

旧警察见朱文刚瞪着双眼，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

朱文刚已经非常清楚地听见了“李大钊”三个字。他对在场的旧警察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听见没有?!”说完，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了朱文刚的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物，应当妥善保管。他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的同志，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

这座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为0001号，摆在陈列室最醒目的位置。

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引起市公安局民警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念头。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冯基平马上叫来副处长狄飞，把信递给他说：“你来负责这项工作，一定要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

第二天，身着便衣的温振海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地区。到鼓楼派出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从户口底册上查找到一个叫吴博斋的人。登记显示此人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在旧鼓楼大街4号。温振海心中暗想：“吴博斋”与密函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温振海决定前去探个虚实。

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房前，屋门没有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走了进去。他看见屋里有一张床，床上歪躺着一个老头。老头很瘦，满脸病态。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老人家，您病了吗?身边怎么没人伺候您呀?”

“唉!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老头一边唉声叹气地说着，一边用异样的目光死死盯着温振海。

温振海从老头的目光中察觉出他不是一般的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他退了出来。从老头的邻居处，温振海了解到，这个老头就是吴博斋。

为慎重起见，狄飞又安排侦察员查阅了接管下来的敌伪档案，提审了在押的国民党北平市的中统、军统特务，证实吴博斋就是吴郁文。

1951年6月20日，吴郁文被抓捕归案。吴郁文对策划、抓捕李大钊的罪行供认不讳，人民法院根据他所犯罪行，判处其死刑。

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相继落网，逐一伏法，这是对李大钊等革命先烈的一个告慰。

摘自《中国1927——解密80年前中国政局的历史谜团》张福兴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7月版32.80元 (来源：文新传媒-文汇报)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毛泽东思想的深深影响

李大钊对毛泽东思想的深深影响

董宝瑞

提要：毛泽东在1918年8月至1920年4月曾两度到北京停留较长时间。在此期间，他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深影响，从而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后来，他又受到“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的李大钊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引导和影响，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集体领导的核心。

篇四:《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

[篇一:<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十六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看到了革命先烈李大钊忠于革命事业的伟大精神，和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使我深知:爱国是崇高的思想境界。

这篇课文是作者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被捕前到被害后的过程，从中深受教育，思绪万千。这让我想到了许多: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视死如归的王若飞……但是，他们为什么为了祖国的礼仪，宁愿把自己的宝贵生命奉献出来呢?——哦，我知道了，因为他们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十六年前的回忆读后感。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是啊，正是有了爱国之心，才有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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