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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2016-11-17 11:18:46 演讲稿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共9篇)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非常精彩!看懂此文便看懂中国经济!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非常精彩!看懂此文便看懂中国经济!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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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非常精彩!看懂此文便看懂中国经济!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一篇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非常精彩!看懂此文便看懂中国经济!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

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

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

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

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2015-4-25)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二篇

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政府官员无知和自私 2011年02月17日 09:46

来源:凤凰网财经 作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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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下面是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的演讲。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刘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

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

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谢谢大家!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三篇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

中国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不断发展,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大家都明白当今政府的执政根基就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不动了,大青果就药丸。

那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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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问题的当然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楼的解决方案一点都不复杂:快速提高中下阶层的财富创造能力。把最低端的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力减少了,但过去低端劳动力的工作由机器完成,人力资本顺次向更高价值产出的岗位转移。那么劳动力仍然是足够的,也就能保证价值产出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而不会被老龄化削弱。

这就需要把仍然过剩的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方案比较大胆。简单地说就是,冒着粮食供给安全的风险,强行进行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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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至今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进一步释放农业人口,势必造成农业产出下降。是的,精耕细作的亩产是要超过机械化农业的。那么怎么办,楼的方案是从外国进口。他的判断是,短期内国际上不会有战争或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因此粮食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前一阵子的土豆主粮化战略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产量收缩。

那么如何释放出农业人口呢?就是土地流转、放弃补贴。土地流转有利于将土地集中为大规模农场。然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自然会将这些农场倒向大机器生产,具体的农产品也就从粮食转向了经济作物。这就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有释放就得有接收。农业如果挤出了劳动力而城市没办法接受,那就会出大乱子,也达不到提高平均价值产出能力的目的。。

要把农业人口彻底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必然是要农民进城。因此进程的农民必须要能享受到城市的待遇。否则,光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一条,农民就没办法进城。所以要彻底更改户籍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基本福利圈子里面去。这也是很吸引人的。

这样,农业往外挤,城市往里吸。劳动力的转移也就顺理成章了。人力从低价值产出的农业转向高价值产出的工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持续增长。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合理城镇化,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要怎样才能有秩序地把农业劳动力引入到城市里来。既不能把农业劳动力拒之门外,又不能无序涌入,导致出现贫民窟。具体的措施肯定还有待探索,但大方向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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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土地财政转型。

土地财政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提供了巨量的城市发展资金。但它的弊端也非常大。这一点早就已经讨论了。

土地财政的根本,就是通过剥削城市新移民,来实现城市的发展。【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政策对新移民是不友好的。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成本极端高昂。

第二,城市的发展导向越来越不合时宜。既然新移民是城市的收入重要来源,那么很显然,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新城区的地价升值,那么经营好新城区比经营好老城区更重要。因此公共交通往往只有在能够有效提升新城区地价的条件下才会受到重视。因此楼说:“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

楼继伟认为,一旦实施房产税,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房产税的根本,在于剥削城市现有居民,从而实现城市发展。

于是,新城区的卖地价格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城市新移民的购房成本就会有所下降,有利于新移民的进入。

第二方面,既然房产税是面向整个城市,那么提升整个城市的既有价值,就变得重要起来。公共交通体系也会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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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

要对抗老龄化、促进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劳动力能够顺着价值链不断向上移动。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不但是产业之间的,也必然是地区之间的。

除了前述的城市新移民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用以促进流动性的措施。

其中一个是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

为什么要有这个?现在的话,很多地方还是这样:你在A城市交的社保,在B城市没办法用。这显然会限制劳动力在两个城市之间流动。所以楼讲“现在(对劳动力)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

只有全国统筹社保,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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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要遏制行业集体谈判权和区域集体谈判权,从而避免某一个特定行业或区域过分地攫取收益而导致整个国家发展受阻。这个问题,在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时会尤为紧迫。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性一旦下降,也就是说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减少,那么一些行业的劳动者就会开始考虑通过行业谈判权来加强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大会流动到其他行业,自然也就不必考虑其他行业的利益。

楼继伟的意思和新浪那篇文章截然不同。楼显然没有全面否定集体谈判权的意思。

他确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2007到2012年间,农民工工资增长太快。他可能是觉得这会导致经济成长受阻或者什么别的问题。

的确,血汗工厂老板利润就那么点,再怎么用工荒,他也不可能提高工资去招揽工人了。这些厂子只有两条路,一种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还有一种就是关门回家。也许楼继伟认为这两者都不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寄希望于工人能够接受低工资。而接受低工资的缘由,可以是增加劳动力供给。不过我觉得他恐怕会失望。这个问题的最终走向,恐怕要么是通过机器人国产化来实现机器人的廉价化、普及化,要么就真的只能把产业甩给东南亚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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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下来,应该这样说。

楼继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不做重大改革,有五成可能无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要实现突破,就要做出重大改革。

怎么改?

第一,就是要更有效率地配置劳动力。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教育,做更有价值的工作。整个劳动力群体向价值链的更高位置移动。因此要释放劳动力,尤其是从农业释放,即便这要以一定程度的粮食供给风险为代价。楼继伟的判断大概是:短期内没有战争风险,即便是偶尔被国际炒家搞一下,付出的代价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未来中国人口减少,相关的粮食压力也会降低。主要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

第二,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让劳动力能够在行业间、地域间根据市场信息而快速流动。为了这一目的,就要打通户籍、房产、社保等诸多关节。

第三,就是要扩大市场自由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出现,能够创新。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了,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吸收更多劳动力,把劳动力的产出提高。

就发展经济而言,这个策略我认为是可行的,但到底能不能走通,就要看具体的政策措施了。粮食安全能不能保障,农民能不能顺利进城,产业能不能顺利接收这些劳动力,都是未知的。

如果楼继伟的言论确实代表政府的整个思路,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粮食战略储备很可能会扩大,并进行一定的整顿,司法、社保、户籍等制度会在打破区隔的方向进行改革,鼓励创业将是长期策略。此外可以看出,医改目前没有良好的改革方向。计划生育很可能要从限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土地流转、大型农场、初创企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重要的机会。

楼继伟演讲稿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四篇

楼继伟: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这种框架有很多方面特征。最关键是两点:一是资源配置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少数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之外,绝大多数的价格是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国家计划不复存在,代之以五年长期规划。可以说,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是自由的。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和经常项下可兑换,国际市场也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宏观经济稳定是有制度基础的。现行税收制度基本是中性的,税收征管非常有效率,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强劲,财政状况良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能是健全的。这些制度性因素使我们有能力应对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但我认为这两点是最本质的。因为它们解决了资源配置和宏观稳定,可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今天中国倒退到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了。但这个框架还不够完整,例如公平和公正的问题,按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政策性的,比如增加医疗教育环保方面的支出,也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改革。中国政府也进一步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我认为,这些改革必须从体制上、根源上着手,在今后5~10年推出来。

根据我的观察,需要进行的重大改革很多,而今天是国际经济学的会议,我想用国际比较方法的视角看有哪些重要的改革。与主要经济大国对比,我觉得中国有六个制度上的特殊方面,需要改革。

第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这方面,各国体制有差异,但总体看来,基本上是养老社会保障由中央或联邦政府管理,由于医疗保障更为复杂,有的国家由中央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管理,起码可供中国参照的大国都是如此。如美国,其政府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联邦政府负责;例如日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负责,医疗保险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责任更大些。而中国目前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管理、筹资,中央政府给予补贴。

应当讲,抛开管理层次问题,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本身是一个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有道德风险的制度,而且不适合中国当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统一市场、公平公正都要求由中央政府负责社会保障体制。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养老保障。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大国经验,养老保障逐步实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责任要上划。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障是县统筹、市统筹,2010年已经完成了各省统筹,接下来要做省级之间、区域之间的账户转移。为什么不维持县统筹、市统筹呢?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倒逼着国家往集中方向走,但是越走麻烦越大,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漏洞太大。原来地方管的时候,由于最终由其承担支付责任,所以地方总是想办法控制成本;但是当中央统筹管理的时候,地方就有扩大成本的动力,所以必须首先要设计出有约束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就涉及是否采取基金积累制,对此,目前也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应实行基金积累制,但宜采取记账式账户,这样的账户,一是有约束,给付与个人和企业支付的积累挂钩。二是适合于个人积累,无论是劳动力在农业或非农业,还是在地区间或其他行业间转移,甚至间

歇性就业,都便于劳动者个人积累。三是有了簿记的账户便于全国流通,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四是有利于代际平衡。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代际平衡是必然的,而个人实存账户制使得代际平衡成为不可能。我国目前社会基金余额过万亿元,社会上仍认为是“空账”,实际上是以当期做实个人账户制的观点评价的。如果采用记账式个人账户,可以在总体上做好代际平衡。五是明确政策责任。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干预人生财富分布。个人偏好不同,有人信心满满,但投资失败,老年贫困交加;有人谨小慎微,日子过得紧巴巴,老年虽有所养,但人生是另一种失败。由于环境变幻莫测,这两种失败并不是极端,而是比较大概率在人际分布。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这种人生的失败对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所谓国家干预,就是用税收的方式,强制个人和企业将年轻时的财富积累一部分,确保老有所养,从而潇洒一生。无论采取现收现付、个人实存积累还是记账式积累,本质就是,既然是强制性干预,就有责任确保老有所养。

个人实存积累制由个人决定投资,如果出现长期亏损怎么办?智利是最早实行个人实存积累制的国家之一,个人委托经营的特许经营管理人有的严重亏损,但政策责任所在,国家不能不管,只好让经营好的基金去合并失败的,形成另一类的不公平。如果再出现2008年全球股灾导致金融市场大幅下跌,基金大面积亏损怎么办?到最后还是国家来承担。记账式个人账户制度下,个人给付与个人和企业交费是挂钩的,就形成了约束,无外乎国家设定一个保底利率给个人,进而可在严格审慎监管条件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集中投资,而保底利率相当于国家承担最终责任。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医疗保险有些不同,小国常常是国家管,大国往往是中央、地方合管。例如在美国,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Medicare由联邦政府负责;针对贫困人群的Me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最低标准并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的政策制定、管理以及资金筹集由州政府负责。其主要原因是医疗问题的信息复杂程度高,除养老保险所需的个人一般信息外,还遇到医院、药品、不同的疾病等问题,信息管理适用就近原则,因此应以地方为主,中央提供帮助。为什么要中央帮助?因为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一样,涉及人员跨域流动,还涉及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如果通过养老保险集中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后,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所需的主要信息就有了,中央还可以帮助地方补充医疗资源。而工伤、生育、失业保险涉及跨地区流动的情况比较少,由地方管理就行了。目前,全国不到20万人管理社会保障是太少了,可以把这些管理人员大部分划到中央来,地方再发展社保管理人员,管理地方社会保障事务。

至于中央如何帮助地方共管医疗保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信息的集中,保证信息畅通之下的人员流动,这一点养老保险的信息集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基础。二是最低标准的制定。由于医疗保险各地成本不一样,各地可以根据最低标准设定不同标准,但是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部分必须是可以接续和转移的。比如说,人员从北京流动到上海,假定上海的标准高,但全国统一的部分必须能转,差额部分可以由个人补上。三是医疗的外部效应很大,国家应该对儿童或者部分特殊医院提供补助。【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和养老保险一样,医疗保险如果不解决好,依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如果养老保险是信息集中化的,基本信息是有的,无外乎是量化转移其他信息,当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时,可以为医疗保险的可接续提供制度基础。

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税问题近几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其免征额问题。但事实上,当前关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改税制,而不是提高免征额。在税制方面,中国对个人所得,按十一个税项分别征收,就像十一个单独的所得税法。其中,只有工薪所得是累进税率,其他都是比例税,这对工薪阶层并不公平。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按综合所得纳税。发展中国家也已大部分实现按综合所得纳税,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是分项纳税,像越南这样学习中国的国家也已实现综合税制。其中,俄罗斯综合税制改革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实现了综合税制,而且是单一税(flat tax),即税率设计放弃了累进制。

这么多国家采取综合税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来考虑。相对于综合税制,分项税制不公平,不能根据一个人真正的收入情况综合征税;复杂的分项税制也可能扭曲人们的行为。因此,将来应该转型为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正式的提法叫分项和综合征收相结合,而只要有综合征收,就会涉及分专项预征最后做年度汇总算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综合税制了。绝大部分国家在实施综合征收时都有专项,比如说对利息所得专项征收,最后汇总算账就行了。

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放宽税基,设定三项扣除,即赡养、抚养、基本生计(主要是购房)等三项扣除,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加入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挂钩的那部分不重复征收等。所以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税制设计,而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信息征集问题。个人所得税税基控制要求交叉稽核,个人报税之后,再将本年度所得累加起来,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已缴纳的分项税从中扣除,以及对个人大额支出的信息比对。实际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多元,多地点、多渠道获得收入。在税务部门内部信息要集中,然后还要非税务部门的配合。在个人报税之后,要进行收支信息比对,主要针对大额支出(如买房、买车)和个人所报收入等信息,这需要市场供应方、银行等把信息提供给税务当局。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要求公共部门信息、户籍资料等必须共享,市场参与者也必须提供某些信息,等等。因此,今后国家必须在信息征集方面有相应的立法。这些应该是“十二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征管体制。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个人所得税不是中央征管的,而中国是地方税务局征管的。在现行征管体制下,一个人出一本书,在广州出版,广州税务局扣一笔,而这个人又在北京报税,如果是综合税制,广州税务局和北京税务局要统一汇算,收入归属问题不容易确定,造成了征管的复杂性。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来统一征管,地方分享部分,可按国税局设定的税基,地方税务局依率征收,地方税率各地可有差别。

第三,户口制度改革。

把人分为城乡、地域、不同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受限制的。户口又与社会保险、住房购买、教育机会相联系,造成不公平、不公正。这是中国的特殊遗产。尽管中国和苏东都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但原苏东国家在人口流动上也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限制。

这种中国的特殊遗产不值得保留。毫无疑问,它不公平且不公正。在目前需要大力增加内需的情况下,这种户口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也有很多效率的损失。应当说,目前关于

这方面的改革共识是具备的,我就不细谈。关键是如何实施,如何在注重平衡的基础上保持平稳过渡,逐步推进。

第四,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当前社会各界对此也有很多讨论。普遍的看法是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中央政府财力雄厚,需要中央下放财权。但是,如果与其他大国相比较,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几个数字来说明。

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20.2%。据财政部窄口径统计,如果将预算外的收入算进去,上述比例大概增加5.6个百分点,而据外界估计,增加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该在26%~30%,这个比重按说不算很高。以美国为例,它是权力比较分散的国家,联邦税占GDP的比重约为19%,州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两者合计为30%左右。相比来看,欧洲比较高,达到40%以上。当然,欧洲国家在公共事业方面付出的多一点。

另一个数字是中央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中国是20%左右。这还没有将地方政府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来自土地出让金发生的支出全部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些计算在内,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会更低。而2009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非加权平均是46%,其中与中国可比的大国如美国是54%,英国是72%,日本是40%。各国这一数字虽然差异较大,但都远高于中国。

还有一个数字是中央政府公务员占比。我们全国公务员(不包括义务教育的教师和军队)共计800多万人,中央公务员只占6%;如果算上义务教育的教师,中央公务员占比还不到4%。而如图1所示,各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占比均在12%以上,很多国家都在30%以上,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为41.41%。可供中国参照的日本,在多年推行分权化为导向的改革之后,中央公务员占比在2008年也有15%,而在2000年更是高达25%。

这些数字差异背后显示的事实是:大量应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在中国基本上是由地方管理,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管理。这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和支出占比中也可见一斑。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52%,支出只占20%,而地方支出却占到80%,现在的办法是中央财政收入拿出30多个百分点转移给地方,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在纷纷提出希望给地方更多的财权,或者给更多的财力。按照正式文件的说法,叫做建立健全各级政府事权和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这是十分准确的,而不能说职能或事权(政府支出责任)与财权相吻合,为什么呢?在划分不同级别政府的收入(财权)时,除了满足各级政府的支出需要外,关键还要看税种自身的属性。

比如增值税,世界上极少有国家和地方分享,在我国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巴西也是个特例,地方分了20%,相应的出口退税地方承担20%。但是,这造成了一系列麻烦,由于退税责任上的问题造成了商品不按经济规律流动。所以原则上来说,增值税应该是国家税。

以出口退税为例,在我国曾经全部由中央承担,后来是地方承担20%,可不到一年就执行不下去了,最后改成地方负担7.5%。典型的例子就是奇瑞的总部安徽芜湖,当时奇瑞出

口规模较大,由于出口退税不仅是生产环节上的税,而且是全国采购零部件进行组装,在出口的时候退报。如果要求当地政府负担20%的出口退税,将会把芜湖的财政收入全部退掉。后来改成地方政府承担7.5%,但还是不行,最后国家特别批准对奇瑞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承担。所以说,不能单纯考虑事权和财权的匹配,有时候它们是不对应的,还要考虑到税有自己的属性。

我们曾经实行企业所得税按照隶属关系划分收入归属的体制,在企业兼并重组时涉及所得税归属的转移,马上就会扯皮,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但是,房产税天经地义归当地,税本身发生在某个地方,跟别的地方无关。税收是按照经济属性划分收入归属,税收按经济属性分给各级政府之后,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级别的转移支付保证各级政府的财力,所以才提出来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相匹配,这个方向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收了“大头”、花了“小头”,地方收了“小头”,却花了“大头”。因而有两个调整方向。一是中央集中太多了,应该多分给地方。这是各地政府纷纷提出的方向。我觉得,能留给地方的税种是很少的,只能增加共享比例。但现实情况是,从大的税种看,所得税已按照六、四开共享,而新的房产税还在试点阶段,消费税和关税等却不能共享。对于增值税,如果地方分享多了可能出问题,出口退税谁负担?我们不能像巴西那样。对于两个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中央拿大头,因为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地域公平性的税,显然是应该国家多拿一点。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余地了。当然,还可以增加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这是合理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增加中央支出。现在我国中央支出占全部支出的20%,比大多数国家都低,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的。这种支出责任的体制安排是一个分裂的体制,今后应该走常规国家的模式。

支出责任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条:第一,要看外部性由谁来承担,如果外部性主要发生在当地,职能就应给当地。第二,要看信息复杂程度,信息复杂程度越高的越适合于基层来管,信息复杂程度低一点,属于全局性的问题适合国家来管,属于全局性信息的事情,其外部性往往也是全局性的。第三,激励相容,即某种制度安排下,各级政府都按划定的职能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可以使全局利益最大化,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的。所谓全局利益可以用全国GDP、就业、收入分配、环境友好等指标综合表达。从三个标准综合衡量,我国政府间职能划分过于分散。首先应该集中上来的是社会保障,主要是前文论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一部分司法体系也要拿上来。像其他国家分成联邦法院、地方法院等。跨地区纠纷、高级官员贪渎等犯罪应该归国家法院管辖,同时必须建立中央地方分开执法的检察、侦查体系。现实逼迫国家不断改变,目前死刑核准已经上收到最高法院了。还有两件事情也是倒逼,不得不建立中央的队伍,一是缉私警察,原来地方管缉私,后来公安部设立了缉私局;二是证券犯罪侦查,公安部也单独设立了一个局。实际上,这些公共产品必须是全国性的,应该有个几万人的中央直属队伍。

边境事务,国家应当统一管理;海域,也是九龙治水,也应该由国家统一管。比如,这次墨西哥湾BP深海漏油就是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统一负责,然后它去和有关方面协调。还有跨流域的河道,包括珠江、长江、黄河、松花江以及淮河等,都应该由国家管。历史上,黄河历朝历代都是朝廷管。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黄河的管理相对集中,一直到镇里都有中央的人,但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散。而长江水利委员会不行,它是协调性的机构。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五篇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2015年4月24日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老师们、同学们:

明后天是清华建校104周年校庆。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场特殊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楼部长刚刚在参加世界银行和IMF会议之后从华盛顿回来,我们对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清华经管学院表示热烈欢迎。 楼继伟于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楼继伟从清华提前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并于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楼继伟进入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研究所。1988年起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参与设计了1994年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推动和主持预算体制和国库支付体系改革。200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筹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于同年9月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于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

今天,楼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的演讲,我在此介绍一些楼继伟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推动改革经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程中,楼继伟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改革是波浪式发展着的,虽然有时似乎会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总是在前进着。

楼继伟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公共财政、税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他出版多部论著,包括《波浪式前进》、《中国公共财政》、《楼继伟改革论文集》等,其中《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和《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分别获得1994年度和201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2年楼继伟从清华毕业后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时期,正值价格改革的讨论在高层展开。他与周小川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明确指出价格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强调了价格改革既要有目标,又要有过渡。此后,他又写了关税、汇率、利率等价格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1985年底,中央开始筹划价税财联动改革时,楼继伟是改革方案办成员,也是财税组负责人。

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楼继伟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全过程,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财税、金融、外汇三方面改革的方案,提交有关领导和部门,其中一些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对推动我国这三项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后,他与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共同写了财政五步改革的设想,并与贵州省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关于贫困的贵州省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改革设想和具体缺口的核算。

1998年他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至2007年,期间直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领导和全国人大指导监督下,财政部针对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了公共财政框架,改革了政府预算,先后建立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等基本制度。

从财政部调任中投公司后,楼继伟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EA)全球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以及2013年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思考》,都对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他提出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他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原则,探讨如何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能和财力。他运用历史归纳法和国际比较方法,提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方向和重点。

2013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大力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营改增扩围,预算透明化,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及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等等。

楼继伟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他在2011年秋季学期在学院开设一门课程“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系统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深受学生欢迎。楼继伟对学院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在他主导推动的于2007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的财政税收研究所。多年来,财税所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中国税式支出的测算和分析的研究,撰写了多期中国税式支出报告,并进行了多次税式支出测算的培训;持续进行季度税收预测和分析。财税所还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营改增、国际税制比较等专题研究。财税所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对我国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参与了经济五十人论坛和金融四十人论坛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大研究项目。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财税所定期组织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均每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超过6个。这些工作都与楼继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今天是内部讲座,只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开放。今天讲座的内容,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谢谢大家的合作。

让我们欢迎楼继伟部长作演讲。

2016清华校长陈吉宁研究生毕业演讲稿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六篇

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在2016年1月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关于《选择与坚持》的演讲,陈吉宁教给同学们三件法宝,“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怨天尤人”的心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

清华校长陈吉宁2016研究生毕业演讲稿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共有1318名同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奋力拼搏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同时,向悉心指导你们的老师、辛勤培育你们的家人和一路支持你们的亲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今天这个场合,给大家讲点什么。大家知道,在过去几次毕业典礼上,我曾经讲过理想、担当、良知、敬畏等这样一些关于价值信念的话题,勉励同学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和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肩负起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重任。这既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选择与坚持。前不久,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见到一本书,书名叫《Outliers》,书的内容与去年全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很吻合,我就买了下来,在回北京的路上很快读完了。书中讲了很多故事来说明社会环境、机遇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感受和启示,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要怨天尤人。这本书讲到加拿大冰球国家队的故事,作者发现在这些国家队选手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1、2月份,很少有在年底出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冰球运动狂热的国家,教练们会挑选9到10岁的小选手组成“巡回赛小组”,而分组的时间界线恰好是1月1日,换句话说,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被分在一组。对10来岁的孩子来说,几个月的年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些大月份出生的小孩发育更成熟,更容易在同组竞争中胜出。而一个小选手一旦被选中,他将拥有更好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参加更多的比赛。久而久之,这些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就进入到国家队。大月份出生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幸运地获得了那些微小的机会,并通过努力逐渐把这些机会累积成自己的优势,最终成为国家队选手。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加拿大冰球运动中,在美国的棒球运动、欧洲的足球运动甚至在学校教育中也有类似现象。

这告诉我们,每件事情的起步阶段都很重要,不要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它,不要因为是刚开始就不认真去做。同学们,你们离开学校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积累未来发展优势的那个机会。希望大家迈好这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即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也决不要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是要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轻易放弃。大家在学校时有不少观看高水平演出的机会。当我们陶醉于婉转悠扬的乐曲时,经常会赞叹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并可能会将此归功于他们的非凡天赋。《Outliers》这本书却讲了另外一个发现:无论是小提琴还是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从5岁左右开始学琴,到20岁时,那些具有成为世界级独奏家潜质的学生都至少练习了10000小时,那些被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累计练习了8000小时,而那些被认为将来只能成为一名音乐辅导老师的学生只练习了4000小时。这就是所谓的“10000小时法则”,如果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准,他(她)的练习时间通常需要超过10000小时。这个法则也应验在我们熟知的很多著名人士身上。比如,比尔·盖茨就几乎把自己的青少年时光都用在了计算机程序开发上。从1968年他上七年级开始,到大二退学创办微软公司,这期间盖茨持续编程有7年时间,远远超过10000小时,据说当时世界上有盖茨这样经历的人不超过50个。因此,当1975年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时代的黎明时刻,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拥抱第一缕曙光的人,自然非“盖茨”们莫属。前不久,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来清华演讲,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创业者来说,什么最重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放弃”。我们的古人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一件事情,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你才能从中产生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获得与众不同的感悟和洞察,这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即便机会到了你的面前,也很难能把握住。所以,平庸与卓越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天赋,而在于长期的坚持、持续的投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点体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去年下半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清华有一个对话活动。当被问到“在过去3年中哪些是你做的最困难的决策”时,库克回答说,最难的是“决定不做什么”。因为苹果公司有太多伟大的、令人兴奋的想法。他又被问到,是不是要从好的想法中选择最好的想法,去掉次好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库克说,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想法,但苹果公司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极致,其他的都会果断放弃。同学们,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对优秀的人而言,选择更是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天你们走向社会,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诱惑,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挫折。每当这时候,你都是在回答与“选择”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都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大众福祉出发,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专心专注地做下去,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事业中让自己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是自己从很多人、很多事中得到的三点感悟。当然,即使大家做到了这三点,也未必一定能获得你所期望的结果。刚才童之磊校友就讲到他从2000年创业至今,所经历的多次挫折和失败。但我相信,只要做到了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勇于舍弃,你们就会从自己的每一次经历中收获对成功与失败更为深刻的理解。那时候,世界依然属于你,创造精彩人生的空间依然为你敞开。正如敬爱的朱镕基学长在纪念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时,对清华同学们讲的那样,“要大胆地试,不要怕失败;你们还年轻,失败了也无所谓”。

谢谢大家!

2016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活动方案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七篇

为进一步强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的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根据县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从今年4月上旬开始,集中三个月时间,在全县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以“学习、宣传、遵守《干部任用条例》”为主题的系列活动。现结合我局实际,制定以下活动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省委、市委和县委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工作的新要求,以及县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集中教育活动统一部署的要求,在我局各基层司法所、局机关各科、室、处、中心中,以多种形式,多层面学习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实现“领导干部熟悉、组工干部精通、一般干部了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的目标,为提高严守组织人事纪律意识,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切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集中教育的内容

这次集中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央及省、市委近年来出台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重点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治理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违反换届纪律等行为和带病提拔等问题的政策规定。

三、集中教育方法步骤

集中教育活动从4月初开始至6月底结束,重点采取以下八种方式进行。

1、开展一次专题学习。按照县委组织部要求,我局领导班子极进行专题学习,并认真撰写学习体会文章,及时完成测试卷。应结合我局实际,认真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达到领导干部熟知、组工干部精通、干部群众了解的目的。

2、开展一次专题宣讲。由我局党组书记、局长同志结合我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绩开展一次宣讲。利用我局多种宣传方式,开辟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学习专栏,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扩大教育的覆盖面。

3、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利用“干部在线学习”平台干部网络培训教学计划,落实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法规内容的培训工作。

4、发放一本学习资料。编制并发放《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文件学习手册》,组织全局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学习干部选拔任用监督工作政策文件知识测试。

5、开展一次集中宣传。通过普法网、司法局内外网等新闻媒体,宣传《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四项监督制度”和监督工作的有关政策。利用宣传栏、简报、悬挂横幅和撰写信息等形式,加强集中教育宣传活动的宣传力度,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

6、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在6月10日前,充分运用《严肃换届纪律警示教育案例选编》和近年来查处的有关违规违纪用人典型案例以及《战斗正未有穷期》专题片开展警示教育。

7、开展一次专项自查。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的规定,对2016年以来因违纪违规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或者行政职务以上处分的领导干部的提拔任用情况进行梳理,对选用过程开展专项自查,找准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

8、撰写一批学习体会文章。各科室要督促本部门党员干部撰写学习心得体会1—2篇,并将其刊登在学习专栏内,局机关主要领导学习心得体会要于6月15日前报送县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集中教育宣传活动,是贯彻实施四项监督制度、推进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深入开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局将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作为今年组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精心组织实施。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制定具体的活动计划,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发挥表率作用。

(二)深入动员,营造氛围。

动员发动广大干部积极参加。采取多种方式多层面学习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内容,让广大干部更多地了解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策法规,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统筹安排,务求实效。

把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确保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创新方式方法,引导广大干部深入开展学习,切实取得实效,要注意对活动开展情况及时进行总结。

用水木清华造句,小学生造句大全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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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造句

解释:水:池水,溪水;木:花木;清:清幽;华:美丽有光彩。指园林景色清朗秀丽。

出自:晋·谢混《游西池》

1、山顶上的瀑布,周围山中树林鸟语花香在鸣叫,这般美景真是水木清华。

2、有一天我们一村人在水木清华矿山,我真的依依不舍,那也是没有办法啊。

3、海南省儋州市八一镇的石花水天绝配是水木清华。

4、近来又在南城外建造一座更大的花园,引三里河的水流进园中,真是水木清华,入其园如置身江南胜地。

5、水木清华网站上传自己的照片,从而一炮走红---背贴着石球,屈膝,胸部似有似无地暴露,以及其他各种“风姿”,她曾试图进入该网站,但登陆失败。

窈窕淑女造句

窈窕淑女,出处:

关雎_古诗文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自古以来,窈窕淑女都是众多男士追求的对象。

2、从《罗马假日》中的安妮公主,到《窈窕淑女》里的伊莉莎?杜利特尔,奥黛丽?赫本几乎成了内心平和与坚毅的化身。

3、萧干《海外行踪》:“因为在前边领路的那位窈窕淑女明明很从容地就走过去了。”

4、鼠标拖动衣服和饰物到窈窕淑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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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讲座嘉宾邀请函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 第九篇

讲座嘉宾邀请函

尊敬的学员:

您好!我们热忱地邀请您参加本次清华大学注册建造师大型免费讲座。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如何把握好机遇,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组织开拓国际承包市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任务。建立注册建造师制度是我国建设业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建造师争取同有关国家取得互认,将成为我国开拓国际承包市场、增强对外工程承包能力的一个重要条件。

清华大学参与国家注册建造师考试大纲制定、教学指导书编写、承担注册建造师考前培训工作,为帮助广大考生找到通过考试的良策,特举办了本次注册建造师大型免费讲座。

讲座主题:

1、建造师大纲主编亲自讲解注册建造师的制度、注册和认证办法、考试科目介绍、教学大纲分析、复习和备考技巧;

2、建造师制度对企业发展、人才选拔的影响;建造师考试各专业实务知识的交流。 主讲教授、专家:

清华:朱金铨 教授(原土木系主任 结构工程专家)

江见鲸 教授(建造师考试大纲编委,考试指导书编委会主编)

郝亚民 教授(建造师考试大纲编委,考试指导书编委会编委)

邢秋顺 教授(建造师考试大纲编委,考试指导书编委会编委)

方东平 教授(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院长,建造师大纲编制委员会秘书长)

何孝贵 教授(建造师铁路工程专业大纲编委会主编)

政府:建设部、铁道部、水利部、中建、交通部等部分主管部门领导。

时间:2016年6月5日(周六)下午14:00~16:00

地点:清华大学东区综合体育馆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

咨询电话:010-111111111、 传真:010-222222222

联系人:张老师、徐老师、贾老师

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

二零零四年五月

请认真填写下面的回执,并传真至010-62796506,我们将为您预留座位。

姓名: 公司名称:

地址: 预约人数:

手机: 固定电话:

讲座嘉宾邀请函 [篇2]

为了感谢大家对德安信支持与信任以及第二季度考试在即。现德安信将为您安排金牌真账实操老师在火车站校区举办大型的公益讲座,为广大学子带来2016会计证考试技巧,会计行业最新就业资讯,帮助现处于考证或即将从事会计行业工作的同志们提供免费指导就业指导,让会计职业不在是梦想,完美实现就业生涯!

讲座时间:4月28日(周二晚)19:00—21:00,主题:《就业指导》当天报名学习有好礼哦!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欢迎新老学员预约名额。

地址:思明区厦禾路邮电广通大厦19楼1908

报名方式:

1.电话:0592-5288563

2.qq:2420161040(留言:姓名 手机号 公益讲座)

3.邮件预约,短信预约(编辑姓名手机号 公益讲座)

备注:本次预约时间4月27日截止。赶紧预约吧!

sm校区地址:sm一期对面苏宁电器楼上(江头花园217号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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