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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2016-11-23 10:13:56 演讲稿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共9篇)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中国的直...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一篇

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

中国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不断发展,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大家都明白当今政府的执政根基就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不动了,大青果就药丸。

那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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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问题的当然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楼的解决方案一点都不复杂:快速提高中下阶层的财富创造能力。把最低端的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力减少了,但过去低端劳动力的工作由机器完成,人力资本顺次向更高价值产出的岗位转移。那么劳动力仍然是足够的,也就能保证价值产出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而不会被老龄化削弱。

这就需要把仍然过剩的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方案比较大胆。简单地说就是,冒着粮食供给安全的风险,强行进行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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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至今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进一步释放农业人口,势必造成农业产出下降。是的,精耕细作的亩产是要超过机械化农业的。那么怎么办,楼的方案是从外国进口。他的判断是,短期内国际上不会有战争或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因此粮食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前一阵子的土豆主粮化战略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产量收缩。

那么如何释放出农业人口呢?就是土地流转、放弃补贴。土地流转有利于将土地集中为大规模农场。然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自然会将这些农场倒向大机器生产,具体的农产品也就从粮食转向了经济作物。这就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有释放就得有接收。农业如果挤出了劳动力而城市没办法接受,那就会出大乱子,也达不到提高平均价值产出能力的目的。。

要把农业人口彻底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必然是要农民进城。因此进程的农民必须要能享受到城市的待遇。否则,光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一条,农民就没办法进城。所以要彻底更改户籍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基本福利圈子里面去。这也是很吸引人的。

这样,农业往外挤,城市往里吸。劳动力的转移也就顺理成章了。人力从低价值产出的农业转向高价值产出的工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持续增长。

合理城镇化,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要怎样才能有秩序地把农业劳动力引入到城市里来。既不能把农业劳动力拒之门外,又不能无序涌入,导致出现贫民窟。具体的措施肯定还有待探索,但大方向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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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土地财政转型。

土地财政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提供了巨量的城市发展资金。但它的弊端也非常大。这一点早就已经讨论了。

土地财政的根本,就是通过剥削城市新移民,来实现城市的发展。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政策对新移民是不友好的。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成本极端高昂。

第二,城市的发展导向越来越不合时宜。既然新移民是城市的收入重要来源,那么很显然,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新城区的地价升值,那么经营好新城区比经营好老城区更重要。因此公共交通往往只有在能够有效提升新城区地价的条件下才会受到重视。因此楼说:“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

楼继伟认为,一旦实施房产税,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房产税的根本,在于剥削城市现有居民,从而实现城市发展。

于是,新城区的卖地价格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城市新移民的购房成本就会有所下降,有利于新移民的进入。

第二方面,既然房产税是面向整个城市,那么提升整个城市的既有价值,就变得重要起来。公共交通体系也会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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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

要对抗老龄化、促进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劳动力能够顺着价值链不断向上移动。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不但是产业之间的,也必然是地区之间的。

除了前述的城市新移民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用以促进流动性的措施。

其中一个是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

为什么要有这个?现在的话,很多地方还是这样:你在A城市交的社保,在B城市没办法用。这显然会限制劳动力在两个城市之间流动。所以楼讲“现在(对劳动力)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

只有全国统筹社保,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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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要遏制行业集体谈判权和区域集体谈判权,从而避免某一个特定行业或区域过分地攫取收益而导致整个国家发展受阻。这个问题,在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时会尤为紧迫。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性一旦下降,也就是说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减少,那么一些行业的劳动者就会开始考虑通过行业谈判权来加强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大会流动到其他行业,自然也就不必考虑其他行业的利益。

楼继伟的意思和新浪那篇文章截然不同。楼显然没有全面否定集体谈判权的意思。

他确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2007到2012年间,农民工工资增长太快。他可能是觉得这会导致经济成长受阻或者什么别的问题。

的确,血汗工厂老板利润就那么点,再怎么用工荒,他也不可能提高工资去招揽工人了。这些厂子只有两条路,一种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还有一种就是关门回家。也许楼继伟认为这两者都不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寄希望于工人能够接受低工资。而接受低工资的缘由,可以是增加劳动力供给。不过我觉得他恐怕会失望。这个问题的最终走向,恐怕要么是通过机器人国产化来实现机器人的廉价化、普及化,要么就真的只能把产业甩给东南亚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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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下来,应该这样说。

楼继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不做重大改革,有五成可能无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要实现突破,就要做出重大改革。

怎么改?

第一,就是要更有效率地配置劳动力。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教育,做更有价值的工作。整个劳动力群体向价值链的更高位置移动。因此要释放劳动力,尤其是从农业释放,即便这要以一定程度的粮食供给风险为代价。楼继伟的判断大概是:短期内没有战争风险,即便是偶尔被国际炒家搞一下,付出的代价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未来中国人口减少,相关的粮食压力也会降低。主要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

第二,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让劳动力能够在行业间、地域间根据市场信息而快速流动。为了这一目的,就要打通户籍、房产、社保等诸多关节。

第三,就是要扩大市场自由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出现,能够创新。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了,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吸收更多劳动力,把劳动力的产出提高。

就发展经济而言,这个策略我认为是可行的,但到底能不能走通,就要看具体的政策措施了。粮食安全能不能保障,农民能不能顺利进城,产业能不能顺利接收这些劳动力,都是未知的。

如果楼继伟的言论确实代表政府的整个思路,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粮食战略储备很可能会扩大,并进行一定的整顿,司法、社保、户籍等制度会在打破区隔的方向进行改革,鼓励创业将是长期策略。此外可以看出,医改目前没有良好的改革方向。计划生育很可能要从限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土地流转、大型农场、初创企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重要的机会。

楼继伟演讲稿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二篇

楼继伟: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这种框架有很多方面特征。最关键是两点:一是资源配置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少数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之外,绝大多数的价格是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国家计划不复存在,代之以五年长期规划。可以说,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是自由的。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和经常项下可兑换,国际市场也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宏观经济稳定是有制度基础的。现行税收制度基本是中性的,税收征管非常有效率,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强劲,财政状况良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能是健全的。这些制度性因素使我们有能力应对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但我认为这两点是最本质的。因为它们解决了资源配置和宏观稳定,可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今天中国倒退到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了。但这个框架还不够完整,例如公平和公正的问题,按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政策性的,比如增加医疗教育环保方面的支出,也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改革。中国政府也进一步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我认为,这些改革必须从体制上、根源上着手,在今后5~10年推出来。

根据我的观察,需要进行的重大改革很多,而今天是国际经济学的会议,我想用国际比较方法的视角看有哪些重要的改革。与主要经济大国对比,我觉得中国有六个制度上的特殊方面,需要改革。

第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这方面,各国体制有差异,但总体看来,基本上是养老社会保障由中央或联邦政府管理,由于医疗保障更为复杂,有的国家由中央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管理,起码可供中国参照的大国都是如此。如美国,其政府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联邦政府负责;例如日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负责,医疗保险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责任更大些。而中国目前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管理、筹资,中央政府给予补贴。

应当讲,抛开管理层次问题,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本身是一个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有道德风险的制度,而且不适合中国当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统一市场、公平公正都要求由中央政府负责社会保障体制。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养老保障。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大国经验,养老保障逐步实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责任要上划。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障是县统筹、市统筹,2010年已经完成了各省统筹,接下来要做省级之间、区域之间的账户转移。为什么不维持县统筹、市统筹呢?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倒逼着国家往集中方向走,但是越走麻烦越大,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漏洞太大。原来地方管的时候,由于最终由其承担支付责任,所以地方总是想办法控制成本;但是当中央统筹管理的时候,地方就有扩大成本的动力,所以必须首先要设计出有约束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就涉及是否采取基金积累制,对此,目前也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应实行基金积累制,但宜采取记账式账户,这样的账户,一是有约束,给付与个人和企业支付的积累挂钩。二是适合于个人积累,无论是劳动力在农业或非农业,还是在地区间或其他行业间转移,甚至间

歇性就业,都便于劳动者个人积累。三是有了簿记的账户便于全国流通,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四是有利于代际平衡。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代际平衡是必然的,而个人实存账户制使得代际平衡成为不可能。我国目前社会基金余额过万亿元,社会上仍认为是“空账”,实际上是以当期做实个人账户制的观点评价的。如果采用记账式个人账户,可以在总体上做好代际平衡。五是明确政策责任。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干预人生财富分布。个人偏好不同,有人信心满满,但投资失败,老年贫困交加;有人谨小慎微,日子过得紧巴巴,老年虽有所养,但人生是另一种失败。由于环境变幻莫测,这两种失败并不是极端,而是比较大概率在人际分布。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这种人生的失败对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所谓国家干预,就是用税收的方式,强制个人和企业将年轻时的财富积累一部分,确保老有所养,从而潇洒一生。无论采取现收现付、个人实存积累还是记账式积累,本质就是,既然是强制性干预,就有责任确保老有所养。

个人实存积累制由个人决定投资,如果出现长期亏损怎么办?智利是最早实行个人实存积累制的国家之一,个人委托经营的特许经营管理人有的严重亏损,但政策责任所在,国家不能不管,只好让经营好的基金去合并失败的,形成另一类的不公平。如果再出现2008年全球股灾导致金融市场大幅下跌,基金大面积亏损怎么办?到最后还是国家来承担。记账式个人账户制度下,个人给付与个人和企业交费是挂钩的,就形成了约束,无外乎国家设定一个保底利率给个人,进而可在严格审慎监管条件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集中投资,而保底利率相当于国家承担最终责任。

医疗保险有些不同,小国常常是国家管,大国往往是中央、地方合管。例如在美国,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Medicare由联邦政府负责;针对贫困人群的Me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最低标准并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的政策制定、管理以及资金筹集由州政府负责。其主要原因是医疗问题的信息复杂程度高,除养老保险所需的个人一般信息外,还遇到医院、药品、不同的疾病等问题,信息管理适用就近原则,因此应以地方为主,中央提供帮助。为什么要中央帮助?因为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一样,涉及人员跨域流动,还涉及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如果通过养老保险集中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后,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所需的主要信息就有了,中央还可以帮助地方补充医疗资源。而工伤、生育、失业保险涉及跨地区流动的情况比较少,由地方管理就行了。目前,全国不到20万人管理社会保障是太少了,可以把这些管理人员大部分划到中央来,地方再发展社保管理人员,管理地方社会保障事务。

至于中央如何帮助地方共管医疗保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信息的集中,保证信息畅通之下的人员流动,这一点养老保险的信息集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基础。二是最低标准的制定。由于医疗保险各地成本不一样,各地可以根据最低标准设定不同标准,但是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部分必须是可以接续和转移的。比如说,人员从北京流动到上海,假定上海的标准高,但全国统一的部分必须能转,差额部分可以由个人补上。三是医疗的外部效应很大,国家应该对儿童或者部分特殊医院提供补助。

和养老保险一样,医疗保险如果不解决好,依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如果养老保险是信息集中化的,基本信息是有的,无外乎是量化转移其他信息,当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时,可以为医疗保险的可接续提供制度基础。

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税问题近几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其免征额问题。但事实上,当前关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改税制,而不是提高免征额。在税制方面,中国对个人所得,按十一个税项分别征收,就像十一个单独的所得税法。其中,只有工薪所得是累进税率,其他都是比例税,这对工薪阶层并不公平。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按综合所得纳税。发展中国家也已大部分实现按综合所得纳税,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是分项纳税,像越南这样学习中国的国家也已实现综合税制。其中,俄罗斯综合税制改革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实现了综合税制,而且是单一税(flat tax),即税率设计放弃了累进制。

这么多国家采取综合税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来考虑。相对于综合税制,分项税制不公平,不能根据一个人真正的收入情况综合征税;复杂的分项税制也可能扭曲人们的行为。因此,将来应该转型为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正式的提法叫分项和综合征收相结合,而只要有综合征收,就会涉及分专项预征最后做年度汇总算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综合税制了。绝大部分国家在实施综合征收时都有专项,比如说对利息所得专项征收,最后汇总算账就行了。

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放宽税基,设定三项扣除,即赡养、抚养、基本生计(主要是购房)等三项扣除,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加入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挂钩的那部分不重复征收等。所以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税制设计,而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信息征集问题。个人所得税税基控制要求交叉稽核,个人报税之后,再将本年度所得累加起来,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已缴纳的分项税从中扣除,以及对个人大额支出的信息比对。实际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多元,多地点、多渠道获得收入。在税务部门内部信息要集中,然后还要非税务部门的配合。在个人报税之后,要进行收支信息比对,主要针对大额支出(如买房、买车)和个人所报收入等信息,这需要市场供应方、银行等把信息提供给税务当局。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要求公共部门信息、户籍资料等必须共享,市场参与者也必须提供某些信息,等等。因此,今后国家必须在信息征集方面有相应的立法。这些应该是“十二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征管体制。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个人所得税不是中央征管的,而中国是地方税务局征管的。在现行征管体制下,一个人出一本书,在广州出版,广州税务局扣一笔,而这个人又在北京报税,如果是综合税制,广州税务局和北京税务局要统一汇算,收入归属问题不容易确定,造成了征管的复杂性。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来统一征管,地方分享部分,可按国税局设定的税基,地方税务局依率征收,地方税率各地可有差别。

第三,户口制度改革。

把人分为城乡、地域、不同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受限制的。户口又与社会保险、住房购买、教育机会相联系,造成不公平、不公正。这是中国的特殊遗产。尽管中国和苏东都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但原苏东国家在人口流动上也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限制。

这种中国的特殊遗产不值得保留。毫无疑问,它不公平且不公正。在目前需要大力增加内需的情况下,这种户口制度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也有很多效率的损失。应当说,目前关于

这方面的改革共识是具备的,我就不细谈。关键是如何实施,如何在注重平衡的基础上保持平稳过渡,逐步推进。

第四,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当前社会各界对此也有很多讨论。普遍的看法是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中央政府财力雄厚,需要中央下放财权。但是,如果与其他大国相比较,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举几个数字来说明。

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20.2%。据财政部窄口径统计,如果将预算外的收入算进去,上述比例大概增加5.6个百分点,而据外界估计,增加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应该在26%~30%,这个比重按说不算很高。以美国为例,它是权力比较分散的国家,联邦税占GDP的比重约为19%,州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为10%左右,两者合计为30%左右。相比来看,欧洲比较高,达到40%以上。当然,欧洲国家在公共事业方面付出的多一点。【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另一个数字是中央政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中国是20%左右。这还没有将地方政府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来自土地出让金发生的支出全部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些计算在内,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会更低。而2009年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非加权平均是46%,其中与中国可比的大国如美国是54%,英国是72%,日本是40%。各国这一数字虽然差异较大,但都远高于中国。

还有一个数字是中央政府公务员占比。我们全国公务员(不包括义务教育的教师和军队)共计800多万人,中央公务员只占6%;如果算上义务教育的教师,中央公务员占比还不到4%。而如图1所示,各国中央政府公务员占比均在12%以上,很多国家都在30%以上,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为41.41%。可供中国参照的日本,在多年推行分权化为导向的改革之后,中央公务员占比在2008年也有15%,而在2000年更是高达25%。

这些数字差异背后显示的事实是:大量应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在中国基本上是由地方管理,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管理。这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和支出占比中也可见一斑。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比52%,支出只占20%,而地方支出却占到80%,现在的办法是中央财政收入拿出30多个百分点转移给地方,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现在纷纷提出希望给地方更多的财权,或者给更多的财力。按照正式文件的说法,叫做建立健全各级政府事权和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这是十分准确的,而不能说职能或事权(政府支出责任)与财权相吻合,为什么呢?在划分不同级别政府的收入(财权)时,除了满足各级政府的支出需要外,关键还要看税种自身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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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增值税,世界上极少有国家和地方分享,在我国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巴西也是个特例,地方分了20%,相应的出口退税地方承担20%。但是,这造成了一系列麻烦,由于退税责任上的问题造成了商品不按经济规律流动。所以原则上来说,增值税应该是国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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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口退税为例,在我国曾经全部由中央承担,后来是地方承担20%,可不到一年就执行不下去了,最后改成地方负担7.5%。典型的例子就是奇瑞的总部安徽芜湖,当时奇瑞出

口规模较大,由于出口退税不仅是生产环节上的税,而且是全国采购零部件进行组装,在出口的时候退报。如果要求当地政府负担20%的出口退税,将会把芜湖的财政收入全部退掉。后来改成地方政府承担7.5%,但还是不行,最后国家特别批准对奇瑞的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承担。所以说,不能单纯考虑事权和财权的匹配,有时候它们是不对应的,还要考虑到税有自己的属性。

我们曾经实行企业所得税按照隶属关系划分收入归属的体制,在企业兼并重组时涉及所得税归属的转移,马上就会扯皮,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但是,房产税天经地义归当地,税本身发生在某个地方,跟别的地方无关。税收是按照经济属性划分收入归属,税收按经济属性分给各级政府之后,国家可以通过不同级别的转移支付保证各级政府的财力,所以才提出来事权(支出责任)和财权相匹配,这个方向是对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收了“大头”、花了“小头”,地方收了“小头”,却花了“大头”。因而有两个调整方向。一是中央集中太多了,应该多分给地方。这是各地政府纷纷提出的方向。我觉得,能留给地方的税种是很少的,只能增加共享比例。但现实情况是,从大的税种看,所得税已按照六、四开共享,而新的房产税还在试点阶段,消费税和关税等却不能共享。对于增值税,如果地方分享多了可能出问题,出口退税谁负担?我们不能像巴西那样。对于两个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中央拿大头,因为个人所得税是一个地域公平性的税,显然是应该国家多拿一点。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余地了。当然,还可以增加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这是合理的。另外一个方向是增加中央支出。现在我国中央支出占全部支出的20%,比大多数国家都低,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的。这种支出责任的体制安排是一个分裂的体制,今后应该走常规国家的模式。

支出责任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三条:第一,要看外部性由谁来承担,如果外部性主要发生在当地,职能就应给当地。第二,要看信息复杂程度,信息复杂程度越高的越适合于基层来管,信息复杂程度低一点,属于全局性的问题适合国家来管,属于全局性信息的事情,其外部性往往也是全局性的。第三,激励相容,即某种制度安排下,各级政府都按划定的职能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可以使全局利益最大化,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的。所谓全局利益可以用全国GDP、就业、收入分配、环境友好等指标综合表达。从三个标准综合衡量,我国政府间职能划分过于分散。首先应该集中上来的是社会保障,主要是前文论述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一部分司法体系也要拿上来。像其他国家分成联邦法院、地方法院等。跨地区纠纷、高级官员贪渎等犯罪应该归国家法院管辖,同时必须建立中央地方分开执法的检察、侦查体系。现实逼迫国家不断改变,目前死刑核准已经上收到最高法院了。还有两件事情也是倒逼,不得不建立中央的队伍,一是缉私警察,原来地方管缉私,后来公安部设立了缉私局;二是证券犯罪侦查,公安部也单独设立了一个局。实际上,这些公共产品必须是全国性的,应该有个几万人的中央直属队伍。

边境事务,国家应当统一管理;海域,也是九龙治水,也应该由国家统一管。比如,这次墨西哥湾BP深海漏油就是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统一负责,然后它去和有关方面协调。还有跨流域的河道,包括珠江、长江、黄河、松花江以及淮河等,都应该由国家管。历史上,黄河历朝历代都是朝廷管。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黄河的管理相对集中,一直到镇里都有中央的人,但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散。而长江水利委员会不行,它是协调性的机构。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三篇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2015年4月24日

老师们、同学们:

明后天是清华建校104周年校庆。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场特殊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楼部长刚刚在参加世界银行和IMF会议之后从华盛顿回来,我们对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清华经管学院表示热烈欢迎。 楼继伟于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楼继伟从清华提前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并于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楼继伟进入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研究所。1988年起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参与设计了1994年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推动和主持预算体制和国库支付体系改革。200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筹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于同年9月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于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

今天,楼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的演讲,我在此介绍一些楼继伟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推动改革经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程中,楼继伟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改革是波浪式发展着的,虽然有时似乎会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总是在前进着。

楼继伟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公共财政、税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他出版多部论著,包括《波浪式前进》、《中国公共财政》、《楼继伟改革论文集》等,其中《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和《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分别获得1994年度和201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2年楼继伟从清华毕业后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时期,正值价格改革的讨论在高层展开。他与周小川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明确指出价格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强调了价格改革既要有目标,又要有过渡。此后,他又写了关税、汇率、利率等价格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1985年底,中央开始筹划价税财联动改革时,楼继伟是改革方案办成员,也是财税组负责人。

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楼继伟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全过程,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财税、金融、外汇三方面改革的方案,提交有关领导和部门,其中一些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对推动我国这三项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后,他与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共同写了财政五步改革的设想,并与贵州省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关于贫困的贵州省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改革设想和具体缺口的核算。

1998年他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至2007年,期间直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领导和全国人大指导监督下,财政部针对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了公共财政框架,改革了政府预算,先后建立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等基本制度。

从财政部调任中投公司后,楼继伟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EA)全球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以及2013年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思考》,都对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他提出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他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原则,探讨如何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能和财力。他运用历史归纳法和国际比较方法,提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方向和重点。

2013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大力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营改增扩围,预算透明化,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及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等等。

楼继伟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他在2011年秋季学期在学院开设一门课程“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系统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深受学生欢迎。楼继伟对学院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在他主导推动的于2007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的财政税收研究所。多年来,财税所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中国税式支出的测算和分析的研究,撰写了多期中国税式支出报告,并进行了多次税式支出测算的培训;持续进行季度税收预测和分析。财税所还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营改增、国际税制比较等专题研究。财税所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对我国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参与了经济五十人论坛和金融四十人论坛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大研究项目。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财税所定期组织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均每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超过6个。这些工作都与楼继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今天是内部讲座,只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开放。今天讲座的内容,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谢谢大家的合作。

让我们欢迎楼继伟部长作演讲。

十三五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四篇

“十三五”轮作休耕 背后的战略考量

邵海鹏

[自然界土壤PH值下降一个单位需要上万年,但我国耕地PH值下降0.5个单位却只用了30年。]

[大豆成为中国需求增长最快、供求缺口最大的一个品种,对国际市场的进口依赖度已超过80%。]

“十二五”收官之年的2015年粮食生产高位护盘,实现“十二连增”。但也就是在当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决策层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

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被业内视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也首次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通过轮作、休耕、退耕、替代种植等多种方式,对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开展综合治理。

这是粮食高产量、高价格、高库存“三高”并存下的抉择,也是为了让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两会前夕,根据农业部公布的《2016年种植业工作要点》,休耕试点限定在上述区域。鼓励轮作、谨慎休耕,但是禁止弃耕、严禁废耕。

亮起“红灯”的农业生态环境

“十二连增”的成绩值得肯定,但是受耕地、淡水等资源环境约束,连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产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受限。而且,长期以来,为了追求连续增产,在粗放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农业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存在严重透支的问题。

中央财办副主任、中央农办副主任韩俊去年1月曾表示,“有些地方地没法种,水也不能浇,资源环境旧的欠债没有还,新的欠债还在继续发生。”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求是》上撰文称,连续增产所付出的代价是,农业资源环境已经亮起“红灯”。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以化肥为例,中国的总产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1/3以上。但是,消耗了全球35%的化肥,生产了全球21%的粮食,这是我国粮食多年连增背后的尴尬现实。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

中国农业大学环资学院教授张福锁称,当前我国耕地退化的三大主要表现是土壤侵蚀、酸化和盐碱化。其中,土壤酸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就是化肥的过量使用。他解释说,自然界土壤PH值下降一个单位需要上万年,但我国耕地PH值下降0.5个单位却只用了30年,土壤酸化速度之快令人咋舌。而土壤酸化将导致农产品[-0.40% 资金 研报](000061,股吧)品质下滑,造成病虫害易发,甚至重金属超标,造成食品安全问题。

除了化肥以外,农业生产中水利灌溉、地膜、农药等传统农业要素投入的增速也比粮食产量的增速快得多。这导致农业超过工业成为最大的污染源。

价格倒挂导致过度进口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粮食目前面临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在2月底召开的“2016中国三农发展大会”上,农业部贸易促进中心主任倪洪兴说,近年来发生的大宗农产品库存积压和“卖粮难”,与以往不同,是在国内产需存在缺口、国内生产总量没有超过需求总量的背景下发生的。他认为,造成这一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进口过度,即超过正常产需缺口之上的“非必需进口”大量增加。

倪洪兴提到,2015年过度进口问题继续加剧。考虑可释放库存,2015年我国粮食供需基本不存在缺口,但全年进口1.24亿吨,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9.3%,并且呈现非常明显的大豆主导型进口格局。

据统计,2000~2015年,玉米总产量提高111.9%,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74.5%。这是由于受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玉米比较效益更为明显,因此挤占了大豆等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但结果却是,玉米及玉米替代品均大量进口。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被替代的大豆种植面积减少,产量随之不断降低,成为中国需求增长最快、供求缺口最大的一个品种,对国际市场的进口依赖度已超过80%。而政策一直鼓励种植、720万吨进口关税配额从未用完的玉米,在进口不断增加的同时,国内托市收购的库存也屡屡创历史新高。

大豆大量进口的原因,在于价格优势。受入世后市场开放影响,我国大豆生产徘徊下滑,由最高18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200万吨。而2015年,中国进口的大豆为8169万吨,占全

世界大豆出口量的七成。按照我国目前8亩地可生产1吨大豆计算,如果2015年进口量全部国产的话,将需要6.5亿亩耕地。

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耕地总量为20.31亿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只有5.72亿亩。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称,即使把玉米都改种大豆,也种不出来这一天量,进口大豆是必不可少的选择。

玉米的大量进口也同样由于国内外玉米价格的倒挂——国内农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外农产品进口到岸完税以后的价格。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年初接受《瞭望》专访时就此问题表示,增产的未必是需要的,减产的恰恰是需求必须满足的。这是当前粮食供求当中的突出矛盾。倪洪兴也认为,综合考虑品种调剂需要和具体产品存在的硬缺口以及粮食产品间的替代性,估计进口中有一半以上为非必需进口。

此外,在高库存水平下,2015年食糖进口485万吨,增长39.0%,占国内生产量的46%;棉花棉纱合计进口411万吨,占国内生产量的70%多。

“非必需进口”的不断增加,倪洪兴解释称,直接原因是内外价差扩大,根本原因是农业基础竞争力先天不足。此外,原因还包括保护、调控手段后天缺乏,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下行。

他说,我国大宗农产品进入了成本快速上涨时期,生产成本必然与瑞士、日、韩的水平日趋接近,与美加澳等主要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

同样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当前前所未有的粮食高库存,使安全储粮形势异常严峻、压力巨大。由此带来财政“压力山大”,以至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去年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直指玉米产业链问题,表示要将粮食价格改革提到新高度。

耕地轮作休耕试点

在今年的全国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作报告称,从供求总量看,近年来国内外粮食生产连获丰收,消费疲软不振,供求整体宽松。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6年全球谷物产量、库存量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而国内出现“十二连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较高水平。

报告认为,综合分析,“十三五”前期国内外粮食供求形势仍将延续总体宽松的格局。从品种结构看,我国小麦供求基本平衡,玉米和稻谷阶段性过剩特征明显,特别是一些低端品种销路不畅,大豆产需缺口继续扩大。

“十三五”期间,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宽裕的时机,中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

基于玉米出现阶段性供大于求的事实,国家重点在“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积极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等工作上力争突破,力争今年调减1000万亩以上的玉米面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多年来的连增是以透支农业生产能力为代价的,采取调减、轮作、休耕、退耕还林还草还湿、替代种植等多种方式,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粮食的一些产量,但采取这些举措是为了逐渐让农业边际产能退出,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最终也是为了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北大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没必要太悲观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五篇

北大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没必要太悲观 按:对当下中国经济的判断,海外政要、中国主流及舆论几乎不谋而合,认为中国经济有下行甚至失速的可能。近日网上热传未经证实的楼继伟财长清华演讲就体现了这种焦虑。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却并不认可这种判断。

上周五,在北大国发院与学习型中国合办的论坛上,姚洋发表演讲说,与1970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国面临的糟糕的外部环境与日本没什么两样,但是日本经济还保持了7%的高增长,原因何在呢?姚洋认为,那就是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大潮中,中国在某些领域可圈可点。中国不但能够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列车,而且还可能坐上头等舱。经主办方授权,观察者网在此刊发姚洋的演讲整理稿。】

我每年都来参加学习型中国的论坛,学习型中国论坛是我参加所有论坛最接地气的论坛,来参加的人很多来自企业界,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和学习型中国合作的原因,没有中小企业的活力,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我是经济学家,所以谈一点对当下经济的感受。我们经济学家来谈这些事情,可能没有在坐的企业家自己来谈好。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我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叫宋国青,被誉为中国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他弟弟大概只有初中毕业,

他给他弟弟学教会了炒期货,他和弟弟一起炒,最后的结果,他弟弟发财了,他亏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3%的企业家精神,这个是教不会的,很多经济学家不具备那3%的东西,决断力、判断力,因为这个能力有利可图。经济学家会瞻前顾后,想可能有风险,最后就失去机会了,企业家看准了投下去,就成功了。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分析,擅长的是讲一些经济表象背后的东西,今天我也希望做这样一个事情,和大家分享,并对大家有所帮助。

转型为什么这么难?

刘景斓主席(指北京人间远景文化教育集团董事长)刚刚也在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处于一个转型的时代,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下降,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

从2001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超高速的,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试想一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贸易国,如果我们的出口增长速度还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那就一定意味着有些国家的出口在萎缩。这种事情不可能长期下去,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能维持世界在世界平均水平,这已经非常不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以前我们是靠一些低级产品就可以打遍天下,今天不行了。看宏观数据,我们的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也好,对GDP的占比,都在下降,而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制造业的市场是全球的,它的需求是来自外部,但是服务业不一样。服务业的需求是靠我们自己创造的,是内生的,所以这个转型增长就变得非常困难。这是我们今天遇到深层次困难的原因。【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当然还有一些短期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过剩,因为前一阶段我们上了很多项目,盖了很多房子,到了今天就过剩了。这有一个痛苦的调整期,这两项叠加,使得我们经济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外部环境恶劣 日本1970s也实现了高增长

但是,是不是我们因此就悲观了呢?如果大家关注一下国际上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他们的声音都是比较悲观的,比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前校长萨默斯,他认为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长期低速增长的时期,他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在十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增长会跌到3%、4%。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的的确确我们要进入长期低速增长的时代。

但我觉得这个判断过于悲观了,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历史。我觉得和中国可比的是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因为我们现在今天经济所达到的这个高度,和1960年代

末的日本,80年代的台湾和韩国几乎一样的。比如都是高储蓄、高投资,教育水平都非常高;再比如我们的科研投入非常高,所以用他们来跟中国比较,把他们作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我觉得是有意义的,我们也会有很大的信心。

比如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基本是日本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超过了7%。1970年代是日本产品开始统治世界的时期,整个1970年代1980年代世界可以说是日本的时代,日本成了世界产品的主导,几乎所有新的产品都来自于日本。大家可能说他赶上了好时间,实际不是。1970年代和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差不多:石油危机、债务危机,到了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整个美国也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是日本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那么日本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呢?就是创新,它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爆发。

韩国的经济爆发性增长相对短一些,我的感觉本来应该90年代爆发,但是由于亚洲危机而推后了。今天韩国达到的高度已经是接近了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的水平。韩国能做到这点是靠什么?靠创新,而且是一些战略性的创新。今天我们知道韩国的芯片,特别是三星的芯片在统治世界。但是三星从70年代末就搞芯片,投入海量资金下去,他成功了。

这方面也可以对比一下台湾,台湾的人均收入一直比韩国高,但这几年韩国超越台湾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的台湾国际性企业。但是韩国有,这是和韩国重视创新分不开的。

下一轮工业革命的苗头

展望未来,我觉得这个世界还会保持高速的增长,只不过这是一个痛苦的调整期,这个调整期可能需要十年时间。就像1970年代危机之后有十年的调整期,到了90年代新经济起来了,美国进入了十几年高速增长的时期。

那么,下一轮工业革命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些苗头是非常好的。

比如上个周末我们也开了一次会,科协的陈章良副主席做了一个讲座,他讲了几个新的技术,我是第一次听到,我可能孤陋寡闻。其中一个是量子通讯,这个我们国家是领先的。中国科技大学有个年轻人,他以前在国外,现在回来做应用,我们国家实现了最长距离的量子通信,他们在长城脚下做了一个实验,一个量子态,在没有任何载体的情况下,瞬间传送了22公里。22公里大家听上去可能太短了,但是这是革命性的。我一直也搞不清楚这个量子通讯究竟是怎么做的,但是如果一旦成功,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是对传统通讯方式的重大突破。

另外一个他提到石墨烯。我们现在的电子元器件普遍采用的是硅材料。而石墨烯传导性极其好,容量极其大,不仅是电子行业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的电池行业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且由此延伸,意味着我们就会解决电动车的电池问题。

2016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六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讲座上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谈论了目前全球的经济问题,下面是这篇楼继伟大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6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16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1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6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2.82%资金研报],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140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GDp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2016emba毕业致辞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七篇

emba毕业致辞

尊敬的钱院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emba13-f班的沙兴中,薏米网创始人。今天,我很高兴能代表 emba的同学们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与各位师长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在emba中心学习期间的收获!

我曾经跟马云和俞敏洪这两位大伽一样,坎坷地经历过三次高考,才最终在中山医科大学和江滨医院圆了我的读一流的医学院然后做一个好医生的梦。短暂的耳鼻喉科医生经历,让我看到了国内外在新药和新器械的应用方面的差距。于是我思考去做市场培训来帮助医生们提升新药、新器械的应用水平和引进速度,并选择去了 美国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公司,干起了市场代表和医生培训工作,又先后在百润(profex)和德国史达德(stada,h-vision)公司,做到了管理南中国六省业务的大区总监。2016年,我离开外企开始第一次 创业,研发了一套集约式预约挂号系统,与运营商合作连接数百家医院,解决市民挂号难的问题。目前这个服务平台正在为广东一个多亿的居民提供着全省医院的挂号服务。

到了2016年我发现,通过集约式挂号服务,老百姓挂号的速度是快了,但平台上医生资源供不应求,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专业平台实现即时交互。为了让医患交流更便捷,我决定在读清华emba的同时创建薏米网,做一款能让医生与患者随时能做预诊、会诊、复诊和随访的平台app,让医生们在薏米网上有云工作室,让医生们在医疗服务垂直领域内有专业的粉丝圈和知名度!这就是我的 二次创业项目,它承载了我和我的团队新的创业梦想,那就是“让天下没有难找的医生”,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都在薏米网上;“让市场为医生定价”,改变中国目前医生的专业服务价值从来没有被市场定价的局面。目前,薏米网上已经有近3万名医生在为超过60万用户提供医疗服务!我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邀请在座的各位,与我一起见证敲响薏米网上市的锣声,分享我在 清华经管学院求学期间二次创业的喜悦。

应该说,我在清华的两年emba的学习对我的二次创业帮助很大。在校友沙龙上,朱岩老师和朱武祥老师对我们薏米网项目的点评和挑战,帮助了我完善战略。我的论文导师谢伟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创业指导让我获益匪浅。经管学院请来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讲座给了我努力创新的力量,而 马云、 扎克伯格、库克等业界精英大伽们的讲座和对话带给我横向比较学习的机会。还有过去两年里,同学们与我有如兄弟姐妹般的交流与分享……,我在emba读书期间的二次创业路上,感谢有你们!

最后,还要特别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我的家人,感谢她们一直激励我在创业和学习的路上,不忘初心,坚持前行。我也建议同学们把掌声送给现场参加今天盛典的同学亲属们,感谢他们一路相伴。

谢谢大家!

2016高峰论坛 邀请函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八篇

高峰论坛 邀请函

尊敬的各界人士:

二十一世纪初,消费资本论的提出,是社会经济发展观的一次重大革命,是人类社会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经过长时间的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消费资本论至今已经成为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广泛影响的新的资本理论,为全世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导向,她将引导人们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消费资本论实践基地的设立和涌现出来的成功范例,标志着消费资本论已经进入广泛的推广和应用阶段。它将为进一步推动消费资本理论的研究与应用,为激活各个国家、地区和企业的消费资本存量,为增强市场经济发展的无限活力做出重大贡献。

本届高峰论坛研讨的主题,是以消费资本论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围绕这一主题,本届论坛将设三个分论坛,分别深入研究和探讨建立在消费资本论基础上的新经济发展方式、新企业制度、新商业模式和新分配模式。通过研讨将分别对新模式的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并对它们的应用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科学的具体阐述。

本届高峰论坛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阐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包括新经济发展方式、新商业模式等——的内容,并提出成型的和具有可操作行的实施方案。本届论坛将有取得成功的优秀企业作为实施新模式的实践范本,在论坛上对新模式的内容和操作方案作具体的案例说明,将使与会者耳目一新,并分享他们的经验成果。

有鉴于此,消费资本国际联盟、消费资本网、世界新经济研究院、北京原点文化经济创新基金会和中国信用经济发展学会决定共同举办全球首届消费资本高峰论坛。本届论坛将于2016年12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

本届高峰论坛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以及国内外有关社团组织、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著名企业集团等单位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届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领导出席论坛并作重要讲话。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家和专家,中外企业家以及国家主管部门司局级领导将出席本届论坛。

届时,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社、经济日报社、金融时报、中国消费日报、国际商报、工人日报社、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求是红旗画刊、今日中国论坛、风云人物杂志社、中华英才、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经济网、央视国际网、国际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出席参与本届论坛的新闻采访报道。

这是新资本理论的盛大节日。

这是一次资本的盛宴,各界精英共襄盛举,商讨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举措。

这更是一场消费资本大餐,专家、学者、官员、企业家的精彩演讲将汇编成册,以便在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这是在新时期伊始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高峰论坛,各界人士高屋建瓴、真知灼见,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分享智慧、交流韬略,引领未来。

高峰论坛 邀请函 [篇2]

尊敬的嘉宾,您好!

由领建资本和商会网共同举办的每年一届的商会创投高峰论坛在上海和杭州等地已经成功举办过五届并获得广泛赞誉,数十位国内知名投资家、数百家投资机构、逾千名观众都曾参与此盛会。

2016商会创投高峰论坛即将于2016年6月14日在上海举办,我们诚挚的邀请您莅临本次盛会,活动详情请见下文或附件。如您确定拨冗出席,请及时告知我们,便于我们安排接待工作。

感谢您的支持和时间!

顺颂商祺!

高峰论坛 邀请函 [篇3] 组织与举办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清华大学## 亚太rfid 技术协会 承办单位:北京帅风网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信-息-产-业-部 中国交通部

中国铁道部 国-家-信-息化工作办公室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中国交通部企业协会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日本自动认识系统协会

《rfid 技术与应用》杂志社《物流技术与应用》杂志社

协办单位:

uid中国中心 粤港rfid产业联盟

日本会务中心 流通研究社(日本)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托盘专业委员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装备专业委员会

会议地点和时间:清华大学 2016年8月20日---23日 程序委员会:

主席: 陈剑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成员:(外国专家除外按姓氏拼音排序)

craig harmon;q.e.d.systerms president & ceo

间野勉;日本流通研究社社长

松田友义;日本千叶大学教授

蔡临宁: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

陈京怀;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工程师

戴定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黄辅华;香港物流协会会长

罗大庆:uid中国中心秘书长

李 鹰;盈创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

李泉林;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

李苏剑;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教授

李宗琦;中国交通部企业协会会长

林 闯;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马志明;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

莫 宁:uid中国中心全权代表

谭洪舟: 中山大学教授

王 东: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王继祥;《物流技术与应用》杂志社执行主编

王家振;上海市标准化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王立建;中国信-息-产-业-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王伟清;中国交通部企业协会物流管理委员会副会长

王宗喜;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

吴清一;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谢建国;流通研究社(上海)总经理

姚丹亚;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叶年发;中国铁道部工程设计鉴定中心研究员

游战清;北京阿法迪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张成海;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常务主任

张钦军;中国铁道部工程设计鉴定中心教授级高工

郑 力;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教授

周文豪;亚太rfid 技术协会秘书长

朱 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大会组委会主席:

朱 岩 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周文豪博士:亚太rfid 技术协会秘书长

李泉林博士: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副教授

会议费用: 国内:1500 元人民币/人 国外:450 美元/人

(上述费用包括会务、茶水、午餐、会刊、论文集,不包括住宿、交通。第一作者为学生时享受优惠,费用减半)

2016国际rfid技术高峰论坛会简介

十多年前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物流、商业、十多年前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物流、商业、交通、军事后勤等一些对于电子商务的需求最为敏感的领域,率先开始推行rfid 技术。在rfid 起步较早的美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它已经作为一项产业得到企业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亚太地区各国的rfid 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目前,我国rfid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增多,政府、协会、企业、教育、媒体等各界人士开始推动该技术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待解决的问题,如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差距、国外的先进技术如何植根于我国的各个应用领域、如何加大该技术在管理层面的认识水平、如何认识国际标准、怎样推进我国标准化工作的进程、以及如何开展各领域内应用技术的交流活动等。目前国内的展会和论坛虽为数不少,但均没有深入涉及以上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缺乏交流活动,必将制约我国rfid技术健康、快速的发展。为解决目前rfid技术发展面临的问题,长期致力于该领域研究及实践工作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亚太rfid技术协会联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2016 国际rfid 技术高峰论坛会”,该会议旨在为国内外专家、政府官员、企业人士提供发表政策导向性演讲、报告各自的技术及标准化的研究及实际应用案例的舞台,使得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先进技术更迅速地融入技术市场和转变为生产力,推动rfid事业,加强各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技术合作,促进各国政府机关和企业的决策层对rfid 技术发展动向的把握,以推动本国、本地区的相关行业或企业对rfid 技术的重视和应用。该会议拟每年定期举办。

届时,专家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向参展厂商和用户进行展示以推动产品转化步伐。各rfid软硬件生产厂商和销售商可以从会议了解和得到最前沿的技术信息和科研成果,从而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把握信息前沿,提升竞争力。峰会期间专家与厂商,厂商与厂商,厂商与用户的亲密接触将为各企业实体的国内、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一个空前理想的平台。

会议涉及rfid技术及应用的领域包括:

● 企业管理 ● 监控平台

● 标签与读写器 ● 供应链管理

● 通信接口及频率 ● 动物识别管理

● 数据结构 ● 矿井管理

● 安全与隐私 ● 交通管理

● 网络与中间件 ● 军事物流

● rfid 标准 ● 运动休闲

● 知识产权 ● 工业应用

● 行业平台 ● 医疗应用

● 图书馆应用 ● 邮政应用

● 防伪与防盗 ● 门禁管理

会议内容: 1 学术和政策前沿 论坛将重点安排亚太地区著名大学、研究所,rfid 权威人士发表学术演讲、由标准管理局等国家机关部门的负责人作政策性发言,以及就rfid 学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及科研动态进行高端对话。旨在为各企业实体的实践生产指明更加精准和先进的科研方向。 2技术和生产一线 由亚太地区rfid 著名软硬件厂商的代表及业内权威人士作有关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演讲。就企业如何提高核心生产竞争力提供更尖端、更实用的技术指导,促进企业多方的直接交流,探讨亚太地区rfid 领域技术合作实现的途径。由rfid 技术集成厂商的代表及专业技术人员作解决方案和应用案例的演讲。针对科研、技术与应用实体之间的融合与实现进行切实、积极、趋利避害的讨论。通过对rfid 在应用行业成功案例分析等论题阐述,将为rfid 的推广应用,为企业实现管理和经济增长的飞跃打开崭新的局面,也为rfid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成功应用提供一个更新的展示舞台。 3专家、厂商成果转化交流会 在峰会期间举行一些小型的专家或厂商之间的讨论交流会,为参与者提供一个互动平台。 论文集 除会议论文集之外,大会将由国家一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经大会程序委员会精选的会议论文和技术应用报告(中英文均可,但中文需附英文摘要),被选登的论文报告需要根据篇幅另行支付工本费。请将会议论文和应用技术报告同时用word 或tex 或pdf 于2016年8 月15 日之前email到:#url# 或secretary_#url# 组委会秘书处: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方兴大厦401室 联系电话: 010-82371540-802 传 真: 010-82371540-808 电子邮箱:

#url#secretary_#url#

网 址: #url#

主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清华大学 亚太rfid技术协会

承办:北京帅风网讯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报名表 高峰论坛 邀请函 [篇4]

尊敬的_________女士:

2016年3月8日,我们将迎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1周年。为庆祝这一全球女性的盛大节日,我们特别举办第二届“女性的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为海内外精英女性搭建一个专属的高端交流平台。本届论坛既是职场女性共庆节日的年度盛会,也是探讨女性话题、共商女性发展的高端舞台。论坛期间,还将隆重揭晓“新世纪十年十大杰出女性”评选结果。

第二届“女性的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由人民日报社、全国妇联共同指导,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全国妇联妇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举办时间:2016年3月4日下午13:30-18:30,举办地点:人民日报社综合楼。

第一届“女性的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于2016年3月份在北京隆重举行。当时正值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来自海内外的数十位知名的女市长、女企业家和女学者,围绕一百年来妇女运动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在政经领域中的作用、女性独特的领导力和创新力,以及女性如何实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作为由官方媒体牵头的公益活动,论坛以主办单位权威、论坛主题鲜明、参会嘉宾高端等特点,吸引了众多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现场跟踪和深度报道,使论坛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女性、尊重女性,重视和发挥女性社会作用的重要平台。

为了高水平、高质量办好第二届“女性的领导力与创新力”高峰论坛,组委会敬邀您作为贵宾出席本届论坛。您的出席是论坛组委会的热切期待,您的光临将给与会嘉宾以极大鼓舞。

特此敬邀

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

2016年01月20日

高峰论坛 邀请函 [篇5]

尊敬的__________先生/女士:

您好!

我们热忱邀请您参加11月19日-21日于西子湖畔盛大启幕的2016(中国杭州)卓越管理高峰论坛,共襄盛事。

本次峰会将聚焦企业管理,倡导共同成长,旨在探讨中国企业管理在执行、计划与策略方面的发展趋势及挑战,并将为与会者构建起一个高效的互动平台,分享最具影响力、最适用、最深刻的管理理念,聆听来自最前沿的讯息。

敬候出席,共筑高峰!

2016清华校长陈吉宁研究生毕业演讲稿
楼继伟,清华演讲pdf 第九篇

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陈吉宁在2016年1月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表了关于《选择与坚持》的演讲,陈吉宁教给同学们三件法宝,“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怨天尤人”的心态;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

清华校长陈吉宁2016研究生毕业演讲稿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共有1318名同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奋力拼搏完成学业表示祝贺!同时,向悉心指导你们的老师、辛勤培育你们的家人和一路支持你们的亲友,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在今天这个场合,给大家讲点什么。大家知道,在过去几次毕业典礼上,我曾经讲过理想、担当、良知、敬畏等这样一些关于价值信念的话题,勉励同学们在实现自我价值和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肩负起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重任。这既是对同学们提出的一些做人做事方面的希望,也是我自己经历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是:选择与坚持。前不久,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见到一本书,书名叫《Outliers》,书的内容与去年全校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主题很吻合,我就买了下来,在回北京的路上很快读完了。书中讲了很多故事来说明社会环境、机遇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作用。不过,我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一些新的不同的感受和启示,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是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不要怨天尤人。这本书讲到加拿大冰球国家队的故事,作者发现在这些国家队选手中有一个规律性现象——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1、2月份,很少有在年底出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冰球运动狂热的国家,教练们会挑选9到10岁的小选手组成“巡回赛小组”,而分组的时间界线恰好是1月1日,换句话说,1月1日到当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的球员会被分在一组。对10来岁的孩子来说,几个月的年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那些大月份出生的小孩发育更成熟,更容易在同组竞争中胜出。而一个小选手一旦被选中,他将拥有更好的教练、更出色的队友、参加更多的比赛。久而久之,这些孩子的成绩会越来越好,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就进入到国家队。大月份出生的运动员从一开始幸运地获得了那些微小的机会,并通过努力逐渐把这些机会累积成自己的优势,最终成为国家队选手。这个规律不仅存在于加拿大冰球运动中,在美国的棒球运动、欧洲的足球运动甚至在学校教育中也有类似现象。

这告诉我们,每件事情的起步阶段都很重要,不要因为事情小就忽视它,不要因为是刚开始就不认真去做。同学们,你们离开学校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积累未来发展优势的那个机会。希望大家迈好这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中,即使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也决不要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是要长期坚持,全心投入,不要轻易放弃。大家在学校时有不少观看高水平演出的机会。当我们陶醉于婉转悠扬的乐曲时,经常会赞叹演奏者的高超技巧,并可能会将此归功于他们的非凡天赋。《Outliers》这本书却讲了另外一个发现:无论是小提琴还是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从5岁左右开始学琴,到20岁时,那些具有成为世界级独奏家潜质的学生都至少练习了10000小时,那些被认为比较优秀的学生累计练习了8000小时,而那些被认为将来只能成为一名音乐辅导老师的学生只练习了4000小时。这就是所谓的“10000小时法则”,如果一个人的技能要达到世界水准,他(她)的练习时间通常需要超过10000小时。这个法则也应验在我们熟知的很多著名人士身上。比如,比尔·盖茨就几乎把自己的青少年时光都用在了计算机程序开发上。从1968年他上七年级开始,到大二退学创办微软公司,这期间盖茨持续编程有7年时间,远远超过10000小时,据说当时世界上有盖茨这样经历的人不超过50个。因此,当1975年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时代的黎明时刻,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去拥抱第一缕曙光的人,自然非“盖茨”们莫属。前不久,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来清华演讲,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对于创业者来说,什么最重要?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放弃”。我们的古人也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做一件事情,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你才能从中产生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获得与众不同的感悟和洞察,这是一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过程。没有这样的积累,即便机会到了你的面前,也很难能把握住。所以,平庸与卓越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天赋,而在于长期的坚持、持续的投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第二点体会。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要懂得取舍,有所不为,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诱惑。去年下半年,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清华有一个对话活动。当被问到“在过去3年中哪些是你做的最困难的决策”时,库克回答说,最难的是“决定不做什么”。因为苹果公司有太多伟大的、令人兴奋的想法。他又被问到,是不是要从好的想法中选择最好的想法,去掉次好的想法?令人惊讶的是,库克说,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想法,但苹果公司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并努力把它做到极致,其他的都会果断放弃。同学们,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对优秀的人而言,选择更是人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天你们走向社会,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诱惑,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挫折。每当这时候,你都是在回答与“选择”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无论面对机会还是挑战,都能有舍弃的胸怀和勇气,都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大众福祉出发,选择最有价值的事情,专心专注地做下去,在服务国家、奉献社会的事业中让自己从优秀走向更加优秀。

同学们,刚才我讲的是自己从很多人、很多事中得到的三点感悟。当然,即使大家做到了这三点,也未必一定能获得你所期望的结果。刚才童之磊校友就讲到他从2000年创业至今,所经历的多次挫折和失败。但我相信,只要做到了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勇于舍弃,你们就会从自己的每一次经历中收获对成功与失败更为深刻的理解。那时候,世界依然属于你,创造精彩人生的空间依然为你敞开。正如敬爱的朱镕基学长在纪念经管学院建院30周年时,对清华同学们讲的那样,“要大胆地试,不要怕失败;你们还年轻,失败了也无所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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