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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在清华

2016-11-23 11:21:32 演讲稿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楼继伟在清华(共8篇)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中国的直...

本文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演讲稿频道为大家整理的《楼继伟在清华》,供大家学习参考。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
楼继伟在清华 第一篇

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

中国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不断发展,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大家都明白当今政府的执政根基就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不动了,大青果就药丸。

那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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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问题的当然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楼的解决方案一点都不复杂:快速提高中下阶层的财富创造能力。把最低端的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力减少了,但过去低端劳动力的工作由机器完成,人力资本顺次向更高价值产出的岗位转移。那么劳动力仍然是足够的,也就能保证价值产出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而不会被老龄化削弱。

这就需要把仍然过剩的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方案比较大胆。简单地说就是,冒着粮食供给安全的风险,强行进行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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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至今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进一步释放农业人口,势必造成农业产出下降。是的,精耕细作的亩产是要超过机械化农业的。那么怎么办,楼的方案是从外国进口。他的判断是,短期内国际上不会有战争或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因此粮食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前一阵子的土豆主粮化战略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产量收缩。

那么如何释放出农业人口呢?就是土地流转、放弃补贴。土地流转有利于将土地集中为大规模农场。然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自然会将这些农场倒向大机器生产,具体的农产品也就从粮食转向了经济作物。这就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有释放就得有接收。农业如果挤出了劳动力而城市没办法接受,那就会出大乱子,也达不到提高平均价值产出能力的目的。。

要把农业人口彻底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必然是要农民进城。因此进程的农民必须要能享受到城市的待遇。否则,光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一条,农民就没办法进城。所以要彻底更改户籍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基本福利圈子里面去。这也是很吸引人的。

这样,农业往外挤,城市往里吸。劳动力的转移也就顺理成章了。人力从低价值产出的农业转向高价值产出的工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持续增长。

合理城镇化,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要怎样才能有秩序地把农业劳动力引入到城市里来。既不能把农业劳动力拒之门外,又不能无序涌入,导致出现贫民窟。具体的措施肯定还有待探索,但大方向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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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土地财政转型。

土地财政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提供了巨量的城市发展资金。但它的弊端也非常大。这一点早就已经讨论了。

土地财政的根本,就是通过剥削城市新移民,来实现城市的发展。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政策对新移民是不友好的。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成本极端高昂。

第二,城市的发展导向越来越不合时宜。既然新移民是城市的收入重要来源,那么很显然,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新城区的地价升值,那么经营好新城区比经营好老城区更重要。因此公共交通往往只有在能够有效提升新城区地价的条件下才会受到重视。因此楼说:“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

楼继伟认为,一旦实施房产税,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房产税的根本,在于剥削城市现有居民,从而实现城市发展。

于是,新城区的卖地价格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城市新移民的购房成本就会有所下降,有利于新移民的进入。

第二方面,既然房产税是面向整个城市,那么提升整个城市的既有价值,就变得重要起来。公共交通体系也会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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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

要对抗老龄化、促进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劳动力能够顺着价值链不断向上移动。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不但是产业之间的,也必然是地区之间的。

除了前述的城市新移民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用以促进流动性的措施。

其中一个是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

为什么要有这个?现在的话,很多地方还是这样:你在A城市交的社保,在B城市没办法用。这显然会限制劳动力在两个城市之间流动。所以楼讲“现在(对劳动力)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

只有全国统筹社保,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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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要遏制行业集体谈判权和区域集体谈判权,从而避免某一个特定行业或区域过分地攫取收益而导致整个国家发展受阻。这个问题,在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时会尤为紧迫。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性一旦下降,也就是说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减少,那么一些行业的劳动者就会开始考虑通过行业谈判权来加强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大会流动到其他行业,自然也就不必考虑其他行业的利益。

楼继伟的意思和新浪那篇文章截然不同。楼显然没有全面否定集体谈判权的意思。

他确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2007到2012年间,农民工工资增长太快。他可能是觉得这会导致经济成长受阻或者什么别的问题。

的确,血汗工厂老板利润就那么点,再怎么用工荒,他也不可能提高工资去招揽工人了。这些厂子只有两条路,一种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还有一种就是关门回家。也许楼继伟认为这两者都不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寄希望于工人能够接受低工资。而接受低工资的缘由,可以是增加劳动力供给。不过我觉得他恐怕会失望。这个问题的最终走向,恐怕要么是通过机器人国产化来实现机器人的廉价化、普及化,要么就真的只能把产业甩给东南亚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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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下来,应该这样说。

楼继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不做重大改革,有五成可能无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要实现突破,就要做出重大改革。

怎么改?

第一,就是要更有效率地配置劳动力。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教育,做更有价值的工作。整个劳动力群体向价值链的更高位置移动。因此要释放劳动力,尤其是从农业释放,即便这要以一定程度的粮食供给风险为代价。楼继伟的判断大概是:短期内没有战争风险,即便是偶尔被国际炒家搞一下,付出的代价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未来中国人口减少,相关的粮食压力也会降低。主要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

第二,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让劳动力能够在行业间、地域间根据市场信息而快速流动。为了这一目的,就要打通户籍、房产、社保等诸多关节。

第三,就是要扩大市场自由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出现,能够创新。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了,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吸收更多劳动力,把劳动力的产出提高。

【楼继伟在清华】

就发展经济而言,这个策略我认为是可行的,但到底能不能走通,就要看具体的政策措施了。粮食安全能不能保障,农民能不能顺利进城,产业能不能顺利接收这些劳动力,都是未知的。

如果楼继伟的言论确实代表政府的整个思路,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粮食战略储备很可能会扩大,并进行一定的整顿,司法、社保、户籍等制度会在打破区隔的方向进行改革,鼓励创业将是长期策略。此外可以看出,医改目前没有良好的改革方向。计划生育很可能要从限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土地流转、大型农场、初创企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重要的机会。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非常精彩!看懂此文便看懂中国经济!
楼继伟在清华 第二篇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非常精彩!看懂此文便看懂中国经济!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

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楼继伟在清华】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

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

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

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楼继伟在清华 第三篇

钱颖一致辞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

2015年4月24日

老师们、同学们:

明后天是清华建校104周年校庆。今天晚上我们举办一场特殊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非常荣幸地请到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先生。楼部长刚刚在参加世界银行和IMF会议之后从华盛顿回来,我们对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清华经管学院表示热烈欢迎。 楼继伟于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楼继伟从清华提前毕业,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学专业,并于1984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楼继伟进入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工作,先后供职于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研究所。1988年起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期间参与设计了1994年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推动和主持预算体制和国库支付体系改革。200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牵头筹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并于同年9月出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CEO。楼继伟于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部长。

今天,楼继伟演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的演讲,我在此介绍一些楼继伟在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推动改革经历。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历程中,楼继伟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对中国经济改革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中国改革是波浪式发展着的,虽然有时似乎会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总是在前进着。

楼继伟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公共财政、税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他出版多部论著,包括《波浪式前进》、《中国公共财政》、《楼继伟改革论文集》等,其中《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和《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分别获得1994年度和201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1982年楼继伟从清华毕业后到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时期,正值价格改革的讨论在高层展开。他与周小川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明确指出价格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强调了价格改革既要有目标,又要有过渡。此后,他又写了关税、汇率、利率等价格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报告和文章。1985年底,中央开始筹划价税财联动改革时,楼继伟是改革方案办成员,也是财税组负责人。

1992年至1995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期间,楼继伟参与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的全过程,期间撰写了大量关于财税、金融、外汇三方面改革的方案,提交有关领导和部门,其中一些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对推动我国这三项改革起了重要作用。1995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后,他与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共同写了财政五步改革的设想,并与贵州省研究人员共同研究关于贫困的贵州省各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改革设想和具体缺口的核算。

1998年他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至2007年,期间直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国务院领导和全国人大指导监督下,财政部针对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距,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转变政府职能,构建了公共财政框架,改革了政府预算,先后建立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政府收支分类等基本制度。

从财政部调任中投公司后,楼继伟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问题。2011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际经济学联合会(IEA)全球大会上,他发表演讲《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以及2013年出版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思考》,都对未来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他提出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他运用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原则,探讨如何合理划分政府间职能和财力。他运用历史归纳法和国际比较方法,提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方向和重点。

2013年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大力度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营改增扩围,预算透明化,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事项,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及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等等。

楼继伟是我们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兼职教授。他在2011年秋季学期在学院开设一门课程“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系统讲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深受学生欢迎。楼继伟对学院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在他主导推动的于2007年在清华经管学院成立的财政税收研究所。多年来,财税所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中国税式支出的测算和分析的研究,撰写了多期中国税式支出报告,并进行了多次税式支出测算的培训;持续进行季度税收预测和分析。财税所还与财政部有关部门合作进行了营改增、国际税制比较等专题研究。财税所的研究人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对我国收入分配模式和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参与了经济五十人论坛和金融四十人论坛关于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大研究项目。为了推动清华大学经济学科的建设,财税所定期组织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均每年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超过6个。这些工作都与楼继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今天的演讲开始之前,我要特别说明,今天是内部讲座,只对清华经管学院的师生开放。今天讲座的内容,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谢谢大家的合作。

让我们欢迎楼继伟部长作演讲。

楼继伟清华演讲全文(2015-4-25)
楼继伟在清华 第四篇

张维迎:中国坏政策泛滥缘于政府官员无知和自私 2011年02月17日 09:46

来源:凤凰网财经 作者: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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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于2011年2月15日-17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下面是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年会上的演讲。

【楼继伟在清华】

张维迎:我要讲的题目是“好政策与坏政策”。刘主席是制定政策的,我绝对不是针对刘主席,因为刘主席制定的政策大部分是好政策,但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坏政策。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个政策,如果一个政策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效果总是不好的话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

在这方面我想我们普通人跟经济学家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分歧。普通人,我们评价政策是基于政策的目标,也就是目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比如说我们政府出台一个政策,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说是好的,要普遍提高工资,大家说好,我们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大家会说好政策,要增加就业机会也是好政策,提高全民社会福利也是好政策,保护弱势群体也是好政策,控制物价、房价都是好政策。那经济学家怎么评价政策?经济学家评价政策时,首先我们承认政策的社会价值本身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它唯一的发言权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政策的结果是与政策的目标相一致还是相反。我们说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喜欢这个政策的结果,而是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比如说最低工资和限制雇工自由的政策,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政策不好,因为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其实是对年轻人的最不利。我们说高税收政策不好,是因为抑制了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创业,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说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美国、中国,过去两年用扩张性的政策刺激经济不好,是因为它鼓励了企业家做错误的投资决策,最后一定会导致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我们说计划经济不好不是说目标不善,而是说它根本不具有可行性。经济学评价政策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我达到同样的目标是不是成本更低、更好的替代方案,比如说北京市控制汽车为例现在用摇号。经济学家评价政策的第三个标准,企业家的决策一定基于对消费者的支付决策的预期,这样来看我们说政府搞的产业政策比如说不好,为什么?因为不是鼓励企业家怎么理解消费者,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制定投资,而是鼓励企业家根据政府的偏好来决定投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政策的目标非常善良,但是政策结果很不理想而且不一致,而且用经济学的话来讲,是不满足激励,因为社会当中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己的信息,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都在利用政策,而不是在执行政策,而很多的政策制定者是被动的,只要是这个就会按他的意图去做。我们以最低工资为例,最低工资想保护低收入的劳动者,但是企业可以执行最低工资但是仍然可以减少雇员,就是并不能强制我雇多

少人,我原来可能雇一千人现在只能雇五百人,实际上是损害了最低收入阶层,总的结果是自由放任的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事权政策应该是最好的政策。

我举个例子,任何一个政策如果限制了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因为经济的增长需要企业家的判断力、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如果政策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抑制一定不是好政策。任何限制自由竞争的政策,特别是不允许自由进入,那么它也不是一个好政策。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讲的思想逻辑,我们每个人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但是前提是有竞争,如果没有竞争你自己幸福就不需要别人幸福。竞争对思想逻辑的运作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竞争。所以国有企业,大量的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耗费价值,所以赚的很多利润是来自财政的补贴,或者经济上讲的消费者剩余。

我们诱导企业家寻租的政策都不是好政策。产业政策我们要多谈一点,我们很多人包括美国人、海外的人都羡慕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中国产业政策成功并不多,产业政策前提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明白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个假设完全不成立。产业政策经常变成了寻租政策,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利用产业政策分配资金,企业家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怎么编制可行的方案然后获得政府的补贴。任何增加政府控制能力的政策,包括财政的能力、资源的能力、土地能力等等,其实都不是好的政策,我们用行政的手段控制价格包括房价,都不是好政策,因为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坏的政策总是在泛滥?我想大致两个原因,一个是基于无知或者坏知识的政策,比如计划经济的政策,我们追求计划经济的目标很高尚,但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一个经济究竟怎么运作。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政治家、政府官员通常不太喜欢经济学,我指的是真正的经济学。第二个坏的政策是基于利益的坏政策,也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导致的坏政策。企业它的问题出在哪?问题是按照市场的规则你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必须要为别人创造价值。我讲的利益的坏政策就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不是为别人创造价值获得收益,而是通过把别人的收入拿到自己的手里,所以是坏政策。现实中我们知道基于无知和利益的政策是互补关系的,很多情况下既得利益总是批着很强的理论外衣。举个例子包括计划生育,我们现在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难?一个是担心中国人口多了怎么办,再一个计划生育队伍本身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的理论,现在变成了经济发展转型的理论,中国现在“十二五”制定的理论依据很多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公式。政府花的钱越多GDP增加的越快,我们本来创造GDP为了消费,但是现在为了GDP而创造消费。投资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我们现在是为了增加需求。贸易本来是为了提高全世界的幸福水平,使得大家在更好的分工下所有国家都得到好处,现在贸易变成了只有出口大于进口才提高GDP,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在这里找到了理论依据。

我们看一下利益驱动在哪?首先我们看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凯恩斯主义?两个原因,第一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使政府大把的花钱,第二政治家通常喜欢短期的目标,因为现在的

民主体制下,大家知道每个当官的不像过去皇帝考虑子子孙孙的利益,现在只考虑这一届政府的利益,所以凯恩斯主义为他解决短期利益提供了借口。企业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很多企业家自己犯了错以后他不愿意忍受痛快,希望政府多发票子。刘主席放出信贷,企业家一定喜欢。经济学家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凯恩斯主义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普通大众为什么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普通大众不喜欢市场不喜欢竞争,凯恩斯主义意味着市场是失败的,所以有人来帮助他们纠正市场的失败。

由此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未来,未来我们看十年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理念,因为我们政策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我们的未来就会很好,否则像前两年或者目前的情况,我们对市场越来越多怀疑,对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多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前途不会好。或者简单的说我们能不能靠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知道改革前十年,八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就是我们相信了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个部门自我利益的保护而制定的政策。那么如果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扭转,那么未来我们不能太乐观,为什么?大家看一下既得利益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很多既得利益一般都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外衣,既得利益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很深的基础,我们一打着民族主义的基础,我们理念就不需要了,其实背后掩盖起来的是利益。这样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变成既得利益者的人质。真理由此就变得非常脆弱。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讲亚当斯密的话,其实亚当斯密讲的非常好。我刚才讲八十年代我们很多有理念的干部,但是那时候比赛谁在干事儿。但是现在比赛谁在不干事儿,因为越不干事儿越安全。【楼继伟在清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或许我们未来的改革只有在真正的危机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当然这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也许我们只能如此,我们只有等待。

谢谢大家!

15.08.12 楼继伟 如何应对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收入下滑
楼继伟在清华 第五篇

楼继伟 如何应对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财政收入下滑

2015-08-12 10:32 来源: 凤凰财经

导语:“直男”楼继伟的又一次演讲曝光了。4月25日其在清华大学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话题的演讲引爆学者和媒体的诸多讨论,热度持续近两个月。

这次演讲是4月9日在中国财政学会2015年年会上发表的,楼继伟直指中国经济面临四方面的严峻挑战:投资增长乏力;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增多;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表现在财政上,则是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增速创1992年来新低,债务问题突出。同时还提出中国高杠杆、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进而提出了三个建议: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有史以来最迫切;财政制度公共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代表,同志们:

大家好!

祝贺中国财政学会2015年年会顺利召开,大会对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感谢大家选举我担任会长。近年来,中国财政学会不断开拓进取,在理论研究、学术交流、财政宣传、组织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为财政科研事业进步和财政改革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此,我代表财政部党组对前任会长谢旭人同志以及全国从事财政理论政策研究和各级财政学会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关键期,财经形势面临严峻挑战,财税体制改革任务繁重。在此背景下,财政系统和中国财政学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做好各项财政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正确认识当前财政经济形势,准确把握宏观政策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推动增长、增加就业、调整结构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受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中“三期叠加”的影响,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释放市场活力,沉着应对、攻坚克难、稳中求进。

(一)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问题,复苏动力不足。

第一,高度杠杆化。美国去杠杆化过程大致结束,复苏相对快一点,而欧洲就比较麻烦,日本更甚。中国也需要逐步去杠杆,现在M2占GDP比重接近200%,出现了不少结构性矛盾。第二,市场缺乏活力,特别是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堪忧。如欧元区的失业率高达11.3%,结构性失业已经开始固化各国的失业群体;再如我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靠劳动力低成本流动和人口红利不断释放推动国民经济较快速地发展,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红利基本上释放完毕,加强调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加重。第三,美元一家独大,但支配地位不可持续。美国就是要低储蓄、高消费、贸易逆差,靠国外投资来弥补国内投资缺口。这种结构是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造成的,并早就有“特里芬两难”的质疑。我们应渐进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克服国内的结构性问题,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美国虽已复苏但形势尚不稳定,是一个无结构调整的复苏。其国内的投资虽然增多了一些,但储蓄率仍然很低,整个大结构又恢复到危机之前,只是华尔街的杠杆率降下来了。2014年,美国经济取得了一定成绩,实际GDP增长2.4%,为2010年以来最高的增幅;新增就业岗位250万个,失业率降到了5.6%,今年3月又进一步降到了5.5%;房地产市场的形势有所好转,银行房贷的“毁灭重生”机制发挥了作用。但缺乏结构化调整使得美国复苏的进程不够稳定,与美国作为一个为全球提供流动性国家的责任不相符合——美国有义务通过对外投资或是贸易逆差的方式为世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和清偿力,除非

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了结构性改革。美国目前的做法对传统贸易对手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有所挤压,导致了美国对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贡献的减退,降低了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

欧盟和日本仍处于经济衰退的泥淖。虽然欧债危机等系统性风险已经过去,但经济企稳的信号并不明显。欧盟的结构性改革不到位,去杠杆不如美国彻底,只能靠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行缓解。因此,欧元区经济增速再度放缓,投资乏力,虽然欧洲版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E)有一定的效果,但仍难以有效缓解通缩、提升就业,从根本上提振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受到政策的冲击明显。一方面,质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QE)对日本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未解决高赤字、高债务率的问题,保持经济可持续有必须提高消费税率。但在消费税率上调到8%以后,日本经济复苏的苗头应声而落,消费和投资信心持续低迷,原本可以兼顾政府收入、通胀目标和出口竞争力的政策愿景难以实现。今年日本原定消费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0%的计划,现在来看应该不会实施了。日本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上的迟滞,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损害会更大。

(二)中国经济稳中求进,也面临一些困难。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对大宗商品的排浪式的消费需求、4万亿短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基础消失了,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应明显。再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减退,没有前几年大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时期,许多经济体只维持了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局面,而增速在10%以上的中国经济带动了全球GDP增长的50%以上,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但我们也认识到,作为反危机政策和特殊时期的增长方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出现了产能过剩、环境污染,需要深度的调整。更进一步看,我国现在的GDP占全球总量的比重达到13—14%,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5%,仍然超过美国是最大的贡献者,知识对世界经济贡献的边际拉动作用减退,这是正常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强撑着50%以上的贡献率那就是透支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14年的经济增速达到了7.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当年新增的GDP规模超过了7600亿美元,高于美国约6500亿美元的增量水平,居世界第一;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远高于预定目标和2013年的水平,登记失业率4%。

在“稳”的基础上,中国经济也在积极求“进”,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步进行,经济形态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农业保持了稳定,粮食产量达到1.2万亿斤。第三产业占比达到48.2%,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处在改善的进程中。消费也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贡献率达到51.2%。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连续4年超过GDP增速,优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能耗在“十二五”期间一直保持下降态势,2014年的降幅达到了4.8%,成绩显著。研发费用(R&D)占GDP的比重超过2%,达到了创新型国家的门槛。全年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了72313元/人,同比提高7%,与GDP增速基本相当。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严峻挑战。一是投资增长乏力。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5.7%,而今年前两个月进一步下降到13.9%。中国的投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至少与储蓄直接相关,国民储蓄率高达50%,如果国内投资率不足,就会导致储蓄外流,而且是低收益的外流,所以我们必须有效利用国内储蓄,保持适度而足够的投资,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平衡。二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困难增多。PPI已经连续36个月下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企业的竞争力在下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需要根据小微企业的性质、行业和风险状况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相关政策。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面临着沉重的转型压力,农业生产基础仍比较薄弱。四是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我们要直面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抓住问题的主要环节和矛盾的关键节点,积极引导各方力量,顺势而为、协同推进。

(三)财政运行进入新常态,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楼继伟在清华】

近3年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去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虽然略超过GDP的增速,但是是在采取一些特殊措施情况下实现的。财政收入增速应该略超过GDP的增速,有利于政府调控市场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但实际上,中央财政收入增速远远不及

GDP的增速,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增速只有不到6%。今年面临的压力更大,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累计下降0.6%,尽管三月份增速达到3%,略有回暖,但整体仍呈负增长。这要求在控制财政风险、保障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在支出领域更加注重预调微调,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统筹资金用于保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导致收入增速下滑的影响因素,在今年还将持续。2014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40350亿元,增长8.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4490亿元,增长7.1%;地方本级收入75860亿元,增长9.9%。这个增速水平是1992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低增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原因:一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企业利润等指标增幅均不同程度回落,主体税种收入增幅相应放缓;二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持续下降,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低位徘徊,影响以现价计算的财政收入增长;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扩大,与之相关的收入增幅回落较多;四是结构性减税向纵深推进,如扩大经营改革范围、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营改增改革要力争在2015年完成,不动产和建筑业带来的减税压力非常大,因为企业拥有或租赁的不动产抵扣将大量增加,财政收入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总体预计2015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要较2014年更低,我们在预算案中提出的增速水平是7.3%。

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考虑到支出结构、宏观调控、社会发展和促进改革等因素的影响,财政支出的增速仍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收支矛盾进一步尖锐。在支出结构上,当前的教育、医疗、社保、文化、科技等支出仍需保持增长,具有明显的支出刚性。受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下行态势的影响,宏观政策上也要求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力增效,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客观上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将进一步加大支出压力。此外,三中全会提出要清理规范重点支出挂钩的安排,但实际上安排的支出仍与按照挂钩的比例水平相近,消化挂钩的惯性需要一段时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其他领域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指出、协同和保障。改革中合法既得利益的有效补偿、改革成本的分担等都需要财政保持必要的支出规模;而去杠杆过程中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不能爆发系统性风险,局部风险的化解要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等,也需要财政维持一定支出水平。因此,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速都难以下降,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171500亿元,增长速度达到10.6%。

关于债务问题,我讲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是赤字率,国际上的安全线的3%。今年我国的赤字规模是16200亿元,赤字率是2.3%。第二是债务率,国际上的安全线是60%。目前,中央和地方以最宽口径算的债务率将近40%,所以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局部地区风险很大,各种平台交织,财政没有做到统一管理。第三是发债主体,国际上的发债主体可以延伸到各级财政主体。我国新预算法规定只有省级可以发债。其实市级也应具有发债的权利,因为市政建设大部分在市里,省级的资产负债表不能代表一个市的资产负债表。但新预算法这样规定是审慎的和适当的,也是有好处的,意味着各个省级财政必须负起责任,从市到县的债务都得管起来,有利于防范区域性的风险。

因此,当前我们必须“三路并进”,审慎管理。第一,对于管理规范的以政府名义直接举借的债务,要合理运用,利用好国债余额管理和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提供的空间和便利,筹集资金,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和财政履职的需要。第二,对于通过企事业单位及各种平台的名义举借的债务,要摸清底数、严控增量、化解存量、防范风险,在承担必要责任的同时,对地方政府与新增的该类债务作全面、规范的分离与切割。PPP就是一种较好的切割方式。他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双方合同,把今后的风险通过收费和补贴来长期分摊,政府债务变成企业债,缓释风险。第三,对于甄别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各地区可申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以降低利息负担,优化期限结构,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已经安排10000亿元置换债券额度,从发行情况来看,由于没有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财务报告,也没有经过评级,发行起来不是很容易。有的地方政府对债券发行的干预很强烈,甚至利率比国债利率都低,这是不正常的,在分配额度的时候将会严加考核。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创新投融资方式,逐步地“去杠杆”,保持经济适度增速,财政必须有所作为。

二、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思路原则、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财税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的行动指针。

(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制度安排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紧密联系。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是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础。

深刻认识现代财政制度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应有时空观和现实感。从历史的角度看,财政是“国之命脉、万世之本”。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人类国家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不渗透着深刻的财政原因。中国的商鞅变法、唐代“两税法”、明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等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财税问题展开的。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崛起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预算制度变革开启了“进步时代”的大幕,推动美国步入世界强国之列。

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来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重要和迫切。应对增长放缓、引导结构变化、促进动力转换、防范潜在风险,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少事项,有的是政治层面的,需要中央决策,如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大问题,要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方面找到突破口;有的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推进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来寻求支撑,如养老保险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破解。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将更加深刻地引领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构建。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础和重要支撑。国家和治理现代化要动态把握,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下一步我们要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来自内部的风险和国际社会的挤压等来自外部的风险,尤其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大国崛起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崛起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并及时加以化解,否则势必制约大国崛起。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有利于提升资源汲取能力、危机解决能力等国家能力,化解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各种公共风险,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二)公共性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本质和核心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就是要建立统一完整、法制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现代财政本质上是公共财政,其核心是公共性。现代财政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职责范围,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财政需要领域的事项,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领域,财政就不应介入,以免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低效;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而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财政就必须介入。在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晰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区分公共性的层次。

现代财政的整体功能是保证效率与公平的有效融合,形成制度安排。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效率与公平有效融合的制度安排,也是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制度安排。现代财政制度是实现公平与效率融合发展的制度前提。另一方面,现代财政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风险,促使公共风险最小化,这个过程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意味着效率提升,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则意味着最大的公平。

(三)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关键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既是对现行财税体制和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又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形势,对财税体制等基础制度的系统性重构。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动“三大改革”,建立现代财政支柱。一是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要切实建立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逐步达到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目的。实际上,公开透明不仅可以防止腐败、提高效率,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合理预期。二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税收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税制改革总的方向是,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要抓紧推进增值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实施推进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加强金财、金税工程建设。三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促进权力与责任、办事与花钱相统一,全面提升国家治理效率。在明晰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中央可运用转移支付机制将部分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地方承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央可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但前提条件是相应的事权例如司法等事权应该更多地由中央履行。

第二,坚持法治思维,全面推进依法理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依法理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积极贡献。一是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扎实推进财政立法工作。推进增值税改革,完成增值税立法。完善消费税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建立环境保护税制度。抓紧修订税收征管法,促进依法治税。新立法法实施以后,社会上关于税收法定原则有一些误解。贯彻税收法定原则,时间表总体上来说是要求在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的改革任务,或者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全都完成,但是应该区分轻重缓急以及处理好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关系,同时需要处理好长远和眼前、制度建设和当前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积极稳妥的推进。二是依法履行财政执法职责,建立健全财政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对财税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完善纠错问责机制。要贯彻落实好新预算法,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依法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三是推进依法治税,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四是强化各级财政部门法制观念和依法理财意识,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

第三,建设大国财政,维护国家核心利益。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3.6万亿元,首次突破60万亿元,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统筹大国崛起中的内外风险治理需要以大国财政作为支撑,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既要了解熟悉现行的国际规则,也要主动参与改善这些规则,要有大国的影响力。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大国财政“守土有责”的理念,明确国家利益所在。同时做到知己知彼、主动出击,督促发达国家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扩大开放、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履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我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大国财政要着力提高促进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治理经济发展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注重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瞄准全球需求和未来新技术革命的趋势,促进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实现产业全球布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并倡议筹建亚投行。我们正在会同有关国家推进亚投行筹建进程,今年年底将正式成立亚投行,截至目前,已有57个国家表示要作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的成立,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发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

三、围绕财政改革发展目标,进一步做好学会工作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经形势非同以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对学会工作提出了现实需求;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也对此做了重要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打造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50至100个专业化高端智库,这都为学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下面,我就下一步如何做好学会工作,提几点要求:

(一)强化财政科研,建设高端智库。

2016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在清华 第六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高层讲座上的精彩演讲,在演讲中谈论了目前全球的经济问题,下面是这篇楼继伟大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全文

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6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

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

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

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16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1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6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GDp去年是7500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

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2.82%资金研报],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

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reform。我后边说。

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

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

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

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

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

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

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

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

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

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

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

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

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140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

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GDp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2016emba毕业致辞
楼继伟在清华 第七篇

emba毕业致辞

尊敬的钱院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emba13-f班的沙兴中,薏米网创始人。今天,我很高兴能代表 emba的同学们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与各位师长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在emba中心学习期间的收获!

我曾经跟马云和俞敏洪这两位大伽一样,坎坷地经历过三次高考,才最终在中山医科大学和江滨医院圆了我的读一流的医学院然后做一个好医生的梦。短暂的耳鼻喉科医生经历,让我看到了国内外在新药和新器械的应用方面的差距。于是我思考去做市场培训来帮助医生们提升新药、新器械的应用水平和引进速度,并选择去了 美国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公司,干起了市场代表和医生培训工作,又先后在百润(profex)和德国史达德(stada,h-vision)公司,做到了管理南中国六省业务的大区总监。2016年,我离开外企开始第一次 创业,研发了一套集约式预约挂号系统,与运营商合作连接数百家医院,解决市民挂号难的问题。目前这个服务平台正在为广东一个多亿的居民提供着全省医院的挂号服务。

到了2016年我发现,通过集约式挂号服务,老百姓挂号的速度是快了,但平台上医生资源供不应求,医生与患者之间缺乏专业平台实现即时交互。为了让医患交流更便捷,我决定在读清华emba的同时创建薏米网,做一款能让医生与患者随时能做预诊、会诊、复诊和随访的平台app,让医生们在薏米网上有云工作室,让医生们在医疗服务垂直领域内有专业的粉丝圈和知名度!这就是我的 二次创业项目,它承载了我和我的团队新的创业梦想,那就是“让天下没有难找的医生”,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都在薏米网上;“让市场为医生定价”,改变中国目前医生的专业服务价值从来没有被市场定价的局面。目前,薏米网上已经有近3万名医生在为超过60万用户提供医疗服务!我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邀请在座的各位,与我一起见证敲响薏米网上市的锣声,分享我在 清华经管学院求学期间二次创业的喜悦。

应该说,我在清华的两年emba的学习对我的二次创业帮助很大。在校友沙龙上,朱岩老师和朱武祥老师对我们薏米网项目的点评和挑战,帮助了我完善战略。我的论文导师谢伟老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创业指导让我获益匪浅。经管学院请来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讲座给了我努力创新的力量,而 马云、 扎克伯格、库克等业界精英大伽们的讲座和对话带给我横向比较学习的机会。还有过去两年里,同学们与我有如兄弟姐妹般的交流与分享……,我在emba读书期间的二次创业路上,感谢有你们!

最后,还要特别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我的家人,感谢她们一直激励我在创业和学习的路上,不忘初心,坚持前行。我也建议同学们把掌声送给现场参加今天盛典的同学亲属们,感谢他们一路相伴。

谢谢大家!

2016医学院毕业致辞
楼继伟在清华 第八篇

医学院毕业致辞

亲爱的经管学院2字班的新同学们:

在我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6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之时,我首先要衷心地祝贺各位同学成为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这是多少中国高中生的梦想,今天在你们身上成真。在此时,你们应该感谢你们的父母、感谢你们的老师、也应该祝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

当我称呼你们为“2字班”同学时,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清华本科生了。因为这是清华赋予本科生班次的一种特殊命名,也许是全国高校中的唯一。今天,在清华经管学院又看到了“2字班”,我非常感慨。正是从十年前的2002年,在上一个“2字班”开始,学院启动了本科教育改革,实行“大平台招生和培养”,即在大一和大二大时不分专业,实行一个平台培养。也正是在那一年,经管学院从海外大学华人教授中招聘了28位特聘教授,兼职来学院开设国际接轨的课程。我是其中的一名特聘教授。也正是从那一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为学院本科一年级新生讲授《经济学原理》,十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十年前的“2字班”是我在清华教过的第一个年级。那个“2字班”的同学们,今天活跃在全国、全球各地,其中有的已经博士毕业,在各高校,包括北美大学任教。

不仅是我,在座的主管本科项目的副院长白重恩教授,也是十年前的特聘教授。正是因为做特聘教授的经历,我们后来辞去了海外大学教职,全时到清华经管学院任教,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之中。这一改革在2016年后加大了力度。在2016年,学校正式确定经管学院为清华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学院,给予政策上的灵活性。从此,学院更加努力探索,逐步取得突破性进展。经过十年积累,五年奋进,三年突破,到今年,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获得了广泛认可。今年4月18日,清华大学刊发了题为“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之路:探索中前行”的简报,全面概括了学院的改革历程。4月24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发表报道,题目是“培养学生自由生长的‘土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教育改革试点记实”,学院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传播。

我们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既有理念,又有行动。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基于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国际化本科教育体系。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生源最优秀的学院,国际化不是选择,而是必须。而我们学院在本科教育上的最大创新则是提出了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理念。“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同学们来清华经管学院要在三个专业之一,即“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会计学”或“经济与金融”学习专业知识。但是,不管你是哪个专业,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你都要接受与这些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通识教育。我们把通识教育定位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人类核心知识获取三位一体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同学们不仅成为专业人士,更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个性发展”则是融合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对学生个性化的培养。学院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和机会,使得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去发展、成长。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是我们学院本科教育的基本理念,

希望同学们从入学第一天起,就把它牢记在心,并用以指导你们在清华经管学院的四年本科学习历程。

在行动方面,学院不断完善新的本科培养方案。在2016级本科培养方案中,通识教育、个性发展、国际化三个方面都得到了更好的体现。我将在两周后的“入学导向”中详细介绍这个方案,在这里不详谈。我只想告诉同学们,从教育理念到教育提供,我们学院不仅在清华大学各院系中领先,也在全国各高校中领先。领先在哪里呢?就是《中国教育报》报道的标题所说,我们这里有培养学生成长的自由土壤。同学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吸收人类文明的养分,根据各自不同特点,独立地、自由地发展。我知道今年有不少同学是独自来清华报到的。你们进了经管学院后,将可以自由地发展。

每年的开学典礼上我都会讲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我想从我暑期美国之行的一个片段讲起。我上个星期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问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马斯金当年在哈佛大学任教,不仅是我的导师,也是我们学院的白重恩教授、李稻葵教授的导师。从2000年起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2016年因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他还是我们学院的名誉教授,在去年学院开启“陈岱孙经济学纪念讲座”时,他是首讲嘉宾。

上周在我访问马斯金时,他带我参观了他现在住的房子(112 Mercer Street, Princeton),那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教近二十年间的住房。他还带我参观了高等研究院的每一栋建筑。在从高等研究院通往著名的“小树林”的小路上,我们谈起了高等研究院的历史,特别是它的创始人、首任院长佛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我们一起谈起他的那篇有名的文章“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memo 1921;Harper Magazine 1939),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正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佛来克斯纳是一位对美国教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1885年他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建了一所实验中学,实施他的教育理念,非常成功。1910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报告“佛来克斯纳报告”(The Flexner Report)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医学院教育。他在1930年创建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1930至1939年期间担任首任院长。在他的领导下,高等研究院从一开始就聘请了世界顶级学者,包括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哥德尔(Kurt Godel)等。研究院规模很小,到今天也只有28位常驻教授,分属四所学院:历史研究学院、数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这些教授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从事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就是那些在近期,甚至在可遇见的未来都没有用的研究。但这正是佛来克斯纳的远见,也是高等研究院的魅力。

思考一下,什么是“无用”?什么是“有用”?这与时间期限的长短很有关系。让我来举三个例子说明那些短期看上去“无用”的知识在长期的巨大有用性。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理科的,是物理学的例子。这是佛来克斯纳文章中开头讲的例子。当年佛来克斯纳问柯达先生谁是最有用的发明家时,柯达立即回答是无线电收音机的发明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佛来克斯纳反驳说,麦克斯威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

(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虽然麦克斯威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虽然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毫不关心,但是

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打下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正因为那些当时看来“无用”的知识,成为后来有用发明的基础。因此这些“无用”知识是有用的。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文科的,是经济学的例子。这是马斯金教授的“机制设计”理论。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不仅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且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数学模型,看上去没有什么有用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有着非常广泛的现实应用,比如它成为研究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的理论基础,为设计有效率的拍卖规则提供了方法。拍卖不仅适用于传统的艺术品,拍卖也适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而这是当前移动通讯行业面临的实际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工科的,是计算机工程的例子。这是乔布斯(Steve Jobs)的故事。2016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他的那篇著名演讲中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读大学第一学期之后辍学之后的经历。他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十年后当他设计第一台麦金塔(Macintosh)个人电脑时,为发明电脑上的可变字体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回忆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这三个例子对我们很有启发。如果说第一、二个例子是关于科学研究中的“无用”与“有用”的话,那末第三个例子就说明了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在学习中的“无用”与“有用”。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无用知识最终都是有用的。但是,这些例子说明了,我们过去对知识的有用性的认识过于狭隘和短视。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身处一个功利主义,更确切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人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我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开早一些的疑问。但是有趣的是,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这种不同反馈的反差正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一种例证。

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我们教育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学生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事实上,清华经管学院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为了同学们的一生受益。目前中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功利性太强不仅限制了个人的发展,也制约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社会的文明发展。

在我们的新培养方案中,有一些课程看上去是“无用”的,就是说对你找实习找工作没有什么用,甚至对你今后若干年的工作可能都没有什么用。清华有更多这样的课程。但是,这些课不仅会帮助你提高品位,帮助你理解人生,而且还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发挥意想不到的结果。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十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人是不可能向前预测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只能回首往事使才能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所以你必须信任在你的未来,这些点将得以连接。”(”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

同学们:

当你们踏进清华的大门,进入经管的二门,你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应是名气的炫耀,也不仅是今后工作的跳板,而应该是探索新知识,包括那些“无用”知识的殿堂。佛来克斯纳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一文结尾中说:“我们不能对我们自己作出许诺,但是我们珍惜那通畅无阻地探索无用知识终会在未来产生结果的希望,就像过去被证实过的一样”(”We make ourselves no promises, but we cherish the hope that the unobstructed pursuit of useless knowledge will prove to have

consequences in the future as in the past.”)。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生也曾这样说过,“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可见这种眼光也是清华的传统之一。

虽然有用未必就是唯一的价值判断,因为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无需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但是,理解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有用的知识,对我们正确认识知识的有用性有极大意义。

但愿在几十年后,当同学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你们还能记得我在今天的开学典礼中讲起的“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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