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自己的句子

导读：　批评自己的句子篇一《批评性话语》 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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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自己的句子篇一
《批评性话语》

谈话语分析的批评性

摘要：话语分析是一门涉及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的语言学分支，而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强调了“批评性”，即提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本文就“批语性”的产生、目的、定义，及其发展、应用，以及实现“批语性”最初目的的理论框架进行综述，也提出了其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话语分析 批评性 目的 理论框架

一、引言

话语分析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理论框架上受到诸如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的影响，同时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第一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话语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提出“批评性”视角，其目的、定义、发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论框架能否达到批评目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二、“批评性”的提出

批评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学批评学家们将语篇被评为一种话语方式，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环境下运作的思潮下引导下开始的，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方法忽视了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因而其后果含消极成分。 如果从哲学基础上来考察，可以从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来源。Habermas在197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话语分析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把语言研究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这就使一般的话语分析增加了“批评”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历来提倡“怀疑”、“批评”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导的“批评性社会理论”。批

评性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评语言学因而认为，作为电视报刊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学派给批评性下了十分精辟的定义：不把任何东西想成理所当然，通过文本中的线索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省，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Not taking anything for granted, opening up alternative readings (justifiable through cues in the texts); self-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making ideological positions manifested in the respective text transparent，etc.）。

自1989年后，批评语言学渐渐转向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作为批评语言学一个分支，CDA同样关注社会现实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以及话语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致力于发现改进这种不平等的方法(Martin 2000a)。和主流语言学家不同，CDA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篇作为语言的存在形式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Fowler,1991）。批评语篇分析学家主张“语篇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在社会的互动作用中产生”（Teun A. van Dijk, 1998）。“话语是是社会实践的语言（Discourse is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Fairclough,1989)。其含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语言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实例。表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社会行为，语言与社会实践关系紧密。语言使用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所制约的。CDA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语言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论基础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批评性话语分析较多集中在政治、新闻媒体、广告、医患交流等比较传统的分析领域。对话语分析，各学派有自己独特的阐述。

从话语的含义可以看出，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与社会意识结构（socio-ideological structures）具有辩证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具体的，一方面从广泛意义上以及各个语言层次上来讲，话语是由社会结构构成并受其影响，如社会阶级关系，或诸如法律、教育系统的特殊机构，或各种话语及非话语的规约习俗对话语都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话语具有社会建构性，即话语对社会结构有反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如上文提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社会规约。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偏见、社会歧视以及对事实的歪曲等,是“隐含在常规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设”。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这就是主体将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这时其控制能力也最强。批评话语分析者的目的是要揭露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号召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些观点主要来自Habermas和Foucault。他们在分析话语时始终把语言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锋芒直指社会生活中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的行为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向大众灌输其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正如批评性社会理论反对的，社会中的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是帮助

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认为，作为新闻媒体中介的语言有很强的选择性，它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解读新闻以及提示其中意识形态作用有用的工具，即体现了“社会结构决定话语特性，话语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

在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Fairclough(1992a:12)将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和批评性的方法。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语篇分析方法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而忽视了语篇的效果和语篇中的权力。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标是要具有广泛的解释性，寻找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成因，并发现语篇在社会宏观结构再生中的作用，提示语篇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反映隐藏的意识形态。

Fowler(1991)认为批评语篇分析是一种“工具语言学”(Instrumnguistics)，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使读者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批评语篇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

作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语言理所当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蕴含的复杂性，去除简化论，教条主义，二歧论乖影响，在研究中不断自省，使权力关系结构和透明化。三、理论框架

正如黄国文指出的，话语分析虽然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但语篇分析者都会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研究。同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但因为语言学基础不同，分析的理论框架也不尽相同，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Kress和Van Leeuwen为代表的社会符号学，以Van Dijk为代表的社会认知法等等。国内代表有辛斌，陈中竺，丁建新，廖益清，田海龙，张迈曾，徐立新等，多是引进理论，并积极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

虽然各学派的语言学甚而不同，但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以其中最有影响的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革论。Fairclough(1995)提出三维分析框架（three-dimentional framework），将包括系统功能语法在内的多种语言学、符号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任何话语都是三维的：（1）语篇(text)，口语或书面语；（2）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包括语篇的生成与解释；（3）社会文化实践（social-cultural

discourse）。话语的这一性质要求话语分析也必须是三维的，一般应包括:(a)对语篇的语言学描述(description)。在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上Fairclough吸收了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简称SFL）的观点。(b)对语篇与话语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interpretation)。(c)对话语过程与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explantation)，如图一所示：

他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影响,但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决定语篇。语篇分析应该是多维的、多功能的、历史的和批评性的。他通过衔接、及物性、词义、词序、隐喻等研究了语篇与当今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篇在英国社会的民主化、商品化、技术化进程中的作用。Fairclough既重视对微观层面的新闻语篇的分析，也重视对宏观层面的方法论的探讨和理论框架的构建，重视对语篇与社会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用价值。话语分析离不开语言分析,其主要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语言分析往往在词语、短语和句子结构以及语篇等层面上分析语言意义，例如，从主位结构(thematic structure)，名词化(nominalization)，话语预设，隐喻或修辞手段，语调、语气、人称代词的等。这些文本形式上的选择都是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

Fairclough不仅就语言与权力的关系(1989)、批评性语言意识(1992b)、新闻语篇(1995)、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社会中的语言(2002)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他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使其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并推动CDA的发展。

而其它学派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论框架，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具有实用价值，如Reisigl和Wodak（2001）指出批评性的三维度：以文本为基础的批评性，以社会审视为主的批评性，以及反省式的批评性。这三个方面表明分析者为达到批评性的目的，应深入把各个层面的语境分析和具体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我批语式的进行自我修正：从选择研究对象到选择研究方法，从取样到为该样本建立合适的理论框架，再到对分析结构进行解释。而社会认知学派的代表人van Dijk（1991）对英国媒体对种族关系的报道进行语言特征和结构上的分析,陈中竺（1995）也分析了两篇关于罢工英文新闻报道中所使用的语言技巧，以达到心理控制——都是对批评性最好的表现。

四、局限性

在语言学方面，Halliday的SFL很好的提供了描写(describe)、解释(interprete)话语的语言学工具，即在微观层面有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除了结合SFL分析，还有其它语言学理论，如JAGER多运用隐喻（metaphor），Wodak则借鉴了推导理论（argumentation）和修辞（rhetoric），丁建新、瘳益清也尝试结合语用学理论对语篇进行分析。为了使得CDA体现

Critical的本质，在完善固定下一个理论框架时，语言学家在不断加入新的元素，不至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是多视角的分析批评。但相应的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缺乏充足完善的理论框架,而使得社会实践分析相对薄弱,缺乏说服力。所以正如Wodak表示的，目前CDA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将细致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各个社会领域的相关理论相结合。显然，批评语言学家们还需要对不同类型的话语的社会理论加强补充。

Wodak（2007）还提出一个问题：最初所要达到的批评性目的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理论框架，方法论，评判标准产生冲突，因为任何倾于程式化的教条主义都是与批评性的目的相违背的？对分析者本身的判断，肯定需要一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又由谁来定？怎样的标准才能达到真正批评的目的？Widdowson也质疑CDA的可靠性，CDA的分析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不是客观独立的科学研究，不可能做到中性，不偏不倚。所以，从语料的选择具意识形态和选择语篇的语言特征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看，CDA的说服力都有所削弱。

另外，她也提出，批评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否定、反对、纠错、打倒，而是运用语言学知识以及丰富的社会知识，有意识的去认识文本中隐含的意义。Martin提出积极话语分析，即以友善、宽松、和谐的态度,以否定和肯定相结合的方法,以“建设性”为目标对话语作分析,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结语

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目的就是为了对语篇（更准确说是话语）进行批评式的审视，揭示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自然化的意识形态。为此目的，批评语言学家在不同语言学基础上尝试提出不同理论框架，主要集中在文本微观分析结合社会理论宏观分析的结合上。尽管如此，还是存在问题有待解决，完善以真正达到“ental Li批评”的目的。

参考文献：

[1]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2]Fairclough．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London: Longman，1995．

[3]Halliday 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London：Edward Arnold，1994．

[4]廖益清．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1999．1-4．

[5]辛斌．批评语言学与英语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J]．外语教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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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自己的句子篇二
《权威批评话语》

“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尴尬

赵科印

（淮阴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 通俗文学的繁荣已成为既定的文学事实，但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权威批评话语”的影响，使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一种不合理的历史性想象。这样，一方面，通俗文学的价值被任意曲解；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本身也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本文主要探讨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以及它在当代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具体显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我们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权威批评话语 通俗文学 文学批评 金庸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学自由空间的拓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通俗文学从创作到接受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在影视传媒的配合下，通俗文学已占有了最大份额的读者市场。

通俗文学在实践上的节节成功，使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学现实。但对通俗文学的接受研究，由于受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文学批评观的影响，则明显滞后。反映在具体的批评中，就是缺乏从学理层面探讨这一问题，面对活生生的通俗文学现实，文学批评往往不顾其自身的审美特质，而是从批评的需要出发，肢解通俗文学。以金庸为例：一会儿，金庸被视为文化垃圾的制造者，群起而讨伐之。一会儿，金庸又被大肆吹捧，誉为“大师”。就像有人形容的，“金庸在内地由盗版而正版，由学院化而‘主旋律化’，骂声不息，演绎不止，愈演愈烈。”[1]

究其根本，这种尴尬不过是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权威批评话语”，在文学批评领域唐·吉诃德式的历险。这些看似大相径庭的批评背后，深隐着一种共同的批评思维模式，那就是“权威批评话语”的思维模式。本文认为只有揭示这种“权威批评话语”的欺骗性，我们才能真正走近通俗文学。

一

本文提到的“权威批评话语”，特指我国文学批评中依附于一定政治意识形态，并被异化为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工具的文学批评话语，它往往对文学作品作出蓄意的曲解，以满足特定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需求。

这种政治化“权威批评话语”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与中国特定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现当代政治背景有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环境之中为自己定位。意识形态是一个隐蔽而又坚固的观念体系，主体通常根据这种体系形成的框架想像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许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观念体系的存在。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特殊效果就在于，人们仍然会按照这种框架提供的基本方位和坐标感知、理解、阐释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个意义上，主体和自我不是自足的；意识形态从众多的方面规范了人们如何理解主体和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定的封建文化背景和现当代政治背景建构了我们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形成了带有政治权威性的批评话语体系。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文学批评，从传统的封建主流批评意识到现当代的主流批评意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寄生于某一政治意识形态之下，成为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成为维护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在长期的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文化环境中，封建文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建构了中国正统文人的文学意识。随着中国向近现代的发展，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遭到文学界的尖锐批判，中国文学好像真正获得了解放，但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特别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控制已达到近乎荒唐的地步。如洪子诚所讲：“对于这一时期‘中心作家’的多数人来说，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作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这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密切，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突出，使作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比起三四十年代来说有很大提高。”[4] [3] [2]

总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文学创作、接受和评价的主体无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非正常制约，不管他们是出于一种自觉还是被迫，他们表现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热情是空前的。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语境的建构下，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批评，这就是隶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批评者可以依靠政治手段轻易清除不符合这一意识形态的任何文学，他们的批评标准是简单的，模式是单一的，话语是粗暴的、不容置疑的。周扬的“一点两线”式批评，即以“教育意义”为根本点，以“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为两条批评主线的批评模式成为其典型的批评范式。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根本不可能存在，它所形成的不过是周扬为代表的一种政治性极强的“权威批评话语”。“这种动不动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批评习惯或训导式批评文体，对40年代乃至后来的许多

批评家都产生过大的影响。”通俗文学在这种语境中无疑成了被清除的对象。这一点，正像孙绍振所分析的：“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但求其同，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也不惜歪曲，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 [6][5]

二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开始由载道教化的工具回归自身，由强调其社会思想价值转向审美价值，由主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转向着重审美愉悦、文化消遣、自我表现、自我认知，很多作家也在渐渐宽松的政治经济氛围中卸下神圣但也十分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由听命于主流文学、追求社会轰动效应转入比较轻松自由的创作心态。这时，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通俗文学迅速占领文学市场，也就顺理成章了。面对汹涌澎湃的文学通俗化浪潮，以及政治生活向社会生活边缘的游移，“权威批评话语”陷于一种失语的尴尬境地。

不过“权威批评话语”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权威批评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亦不会随着社会的转型而立刻消失，相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它还会长期存在。正像有人指出的：“就在中国的理论家们企图把政治话语扫荡出文学理论平台的今天,政治的幽灵却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无意识范畴的政治因素从未退出过历史的舞台。事实上,远离政治话语只是理论家们的一厢情愿。”同时，由于思维惯性的作用，它往往通过有意无意的方式显现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社会群体的批评意识之中。

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就出现了“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尴尬而耐人寻味的局面。以下以对金庸的批评为例进行分析。

首先，“权威批评话语”仅仅成为一种文学批评的标签，成为一种虚假的批评话语。明明通俗文学受到大众喜爱的原因，不是所谓的的思想性而是娱乐性。但出于一种无意识心理，批评者硬要给它披上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以换取通往文学圣殿的通行证。《射雕》制片人张纪中说：“我们走的是主旋律的路子，说它是主旋律，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意图在于弘扬一种精神，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要表现的是以郭靖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嫉恶如仇、为国为民的侠义之心。”就拿金庸作品入选教材来说，反对和支持的意见几乎不约而同集中到一个[9][8][7]

焦点，那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支持者说：“金庸的小说，气魄宏大，境界宽广，作品采取了通俗文化的形式，但思想内容一点也不俗。”反对者则说：“语文教材应当是‘雅’的，通俗文学不应当入选；武侠小说思想性较差，其中难免有‘怪力乱神’的内容，对青少年的成长可能有负面作用。”[11][10]这些对通俗文学的评价或认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仅仅是一种主观观念上的认识，一种虚假的意识。至于他们所说的“主旋律”、“思想内容”，不过是他们借用过去权威批评的外壳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而已。从这方面，也暴露出“权威批评话语”的最大弊端，即主观性和非学理性，一部作品可以随意言说，只要符合自己的标准就行，这个作品今天是一部思想性极强的名著，明天就可能成为一株大毒草。真是成也思想性，败也思想性。尴尬的是，由于缺乏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撑，这些批评最终消失在大众审美意识的茫茫大海中。

其次，一些批评者对通俗小说（金庸为代表）采取的批评方式，不过是“权威批评话语”的改头换面，那些批评者使用的话语、腔调、手法与“权威批评话语”并无二致。从通俗文学论争的过程来看,“反对方没有像支持方那样认真地研读金庸武侠小说，立足于文本进行切实有效的分析，而更多地是依据自己对武侠小说的‘先见’进行批评。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认为武侠小说自身的文学类型就决定了它肯定是精神鸦片，不用看我也知道金庸武侠小说是什么货色；二是认为金庸武侠小说是为旧文化续命的文学，是一碗旧文化的‘迷汤’。对它不加批判有悖于五四精神；三是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怪物没有任何现实基础，金庸武侠小说中描写的人物的人性根本就没在人类中存在过。依据以上这些看法，金庸武侠小说简直就是文化垃圾、毒品，应该彻底清除出去。”这种批评思维完全就是强盗逻辑，就像一段相声的台词所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有很多人把这种批评美名其曰文化批评，大概仅仅看到了文化二字。同时，这些批评者从身份上迥异于过去政治身份明确的“权威批评家”，也从身份上掩饰了他们批评的本质。还有的批评者说：“精神弱化，思想空虚，在打打杀杀中远离现实，在虚无缥缈中消解矛盾。从民族角度来说，金庸小说毒害青少年，应控诉之。”“武侠小说对人们，尤其对青少年灌输黑社会的帮派思想，仇杀思想，争霸思想，有什么好处？！宣扬怪异的形象，扭曲的人性，性癖的行为，有什么好处？！显然，对目前清少年的犯罪率上升，武侠小说要担点责任，金大侠也要负一点儿！金庸武侠小说对青少年学生的毒害，实在是难辞其咎。”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权威批评话语”无意识的显现，更看到的是这种话语在遭到大众文化解构之后，声嘶力竭地绝望地嚎叫。批评标准的简单，模式的单一，话语的粗暴与不容置疑，让人感到的只有文学批评观念的倒退。但在“权威批评话语”失去政治意识形态支撑的今天，这[14][13][12]

种批评颇有一点自言自语的味道，他们对通俗文学的严厉批评与通俗文学接受上的火热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这种批评本身陷于尴尬的境地。

再次，那些美化金庸的批评家使用的话语，表面上与以上的批评话语相反，实质上不过是政治权威批评话语的一种精心打扮。他们竭力把金庸打扮成“文学革命家”的形象，把金庸与鲁迅比较，把金庸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所谓“文学革命”的意义无限放大，并试图把金庸经典化。严家炎指出:“鲁迅在小说《铸剑》中，曾赞颂了眉间尺、黑色人于专制统治下不得已而求诸法外向暴君复仇的正义行为。鲁迅对现代‘复仇’的看法是正确的。金庸小说有关复仇的一系列笔墨，都证明了作者的思想和鲁迅等新文学家是相当一致的，而和传统的武侠小说却大相径庭！”而王一川则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而现代文学史上的习惯座次“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小说家茅盾落选。这种编选明显带有炒作的意味，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普通民众对政治化文学的反感，但从学理的层次上看来，并没有足够的依据。同时这种把金庸和鲁、郭、茅、巴、老、曹并置，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借此抬高金庸之嫌，就像有人经常说我和某某领导认识和某某名人是亲戚一样。这样一种批评虽然过滤掉了与权威批评相关的敏感话语，但骨子里与政治化“权威批评话语”并无本质之别。他们就是想通过把金庸抬高到与革命文学作家一样的高度，从而达到消泯通俗文学与革命文学界限的目的。马尔库塞认为，通过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高级文化借此构成现实的另一向度），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这种对双向度文化的清洗，不是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否定和拒绝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这种把通俗文学革命化经典化的文学批评，表面上是对通俗文学的肯定，实质上不过是在现实语境中，“权威批评话语”在丧失了对大众审美的决定权之后，对大众审美意识的一次图谋，他们试图通过赋予通俗文学革命性，把通俗文学纳入自己的话语范围，从而达到清除通俗文学的目的。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政治“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显现，这种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中形成的批评模式有意无意的表现，对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如何消解这种危害，应该引起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15]

三

反思当前通俗文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1）我们文学批评的原则需要反思。把文学当作阶级斗争战场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批评中应多一点宽容，

批评自己的句子篇三
《学术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

学术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刘士林教授访谈【作 者】刘士林/周晴【作者简介】刘士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周晴，《学术月刊》社编辑。【摘 要 题】学人【正 文】○刘先生，与现在一直读书、生活在校园中的青年学者不同，你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年轻而经历复杂，年龄不大时就把中国跑得差不多了，这种人生经历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联？●是的，与一般的同龄人相比，我的经历的确比较复杂。我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但很小我就跟随父母所在的铁三局三处一个铁路施工单位，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潼关、太谷、晋城、黎城、虞城、兰考等地生活过。在河南读完了中学、大学，又在开封工作了六年。自1993年秋天始，我在湛江师院教了三年多的书，后来又在南京教书，不久前移居上海。这些经历对我学术的影响，主要是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生活，读生活的大书，使自己始终可以与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保持经常性的接触。至于此中得失，也是很难评价的。一方面，现实经验对主体渗入得越多，就难免做学问不够专而精，不尽符合现代学术要求学术独立的最高原理；另一方面，多一点现实经验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它可以使主体避免成为十足的书呆子，即使在很学理化的研究中，也能够保留几分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这种个体的经验基础，不仅时常会把我纠缠得很痛苦，而且也直接进入到我的学术研究中。比如，一方面我讲先验批判，批评当代学术的学理不纯、学术不精；但另一方面，自己有时也会做一些越界的事情，比如有一回抓住《新周刊》从很高的学理高度加以批判，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它那种新闻广告式的炒作与策划，是根本不值得较真的。这只能是自己不能忘怀于现实的一个证明吧。○一方面内心里想作纯粹学术，同时又经常忍不住去批判现实，对有着经世致用的古典传统以及有着理论联系实际现代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它在当下依然是一个人们经常要面对的矛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把这个矛盾可以归结为是学术重要，还是实践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问题。大凡一个现代性问题，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特别是对始终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与对峙的中华民族来说。对中国传统学术来说，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传统学术的最高价值理念就是学以致用，有了知识与思想以后去从事现实实践，是再正常不过的。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来说，它也不

是问题，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区分知识与价值，并相当牢固地树立起学术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的内在观念。而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痛苦也正是由此而来，一方面，受中国固有传统学术影响，他们内心深处总是要难免问一句：纯理论与纯学术有什么用？另一方面，由于所受的学术启蒙主要来自西方，所以在现实中如果陷得太深，他们又会本能地感到自己违背了学者的天职。有时这也是因为转型期的许多中国现实问题刺激他们、直接影响到他们，使他们无法回避开，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不管是选择学术本位，还是急于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满意。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现代性的痛苦困境。我的态度是两者都很重要，这不是当和事佬儿，而是想在逻辑上把它们区分开，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与语境中。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既需要学术研究提供真正的现代理性基础，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理性成果转化到现实实践中去。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一次名为现代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学术会议上，当时的讨论就很有意思，一方批评文艺学界沉湎于象牙塔内，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三农等不管不问；另一方则反过来重申文艺学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文艺学自身基本理论的建设与研究。我当时发言的大意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现代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现实问题，另一个是现代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术问题，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得出一致结论的。但这也不是要堵塞两者之间的对话与其他交流渠道，而是把它们区分开以后，就可以不再争论文艺学应该干什么这样笼统而抽象的命题，从而可以做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方面，让愿意关心现实的文艺学者凑在一起，更好地探索如何以一己之学去承担改造现实的职责；另一方面，让愿意做纯粹学术研究的另一伙人，避开现实喧嚣，以便更深入地研究文艺学的学理问题。这样两方面的探索都有望减少阻力、实现质的进步。如果说这两者的界限不可能泾渭分明，那么至少也可以提供一种术业有专攻的学术自觉意识。比如，在学术研究阶段就应该尽量回避现实问题的干扰，这样就可以把文艺学的学理问题搞得更清楚，为它走向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更可靠的理论资源。反过来也是如此，实践中的理论家也可以为书斋中的学者提供一种更鲜活的经验素材。而最可怕的则是两者整天纠缠在一起，谁也无法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传统治学很讲究师承与交往，因为学术出身与师友提携对年轻学者的成长十

分重要，不少青年人在学术界脱颖而出，也多半是借助了这层学术关系。那么，你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人对你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学术道路上，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学术启蒙主要是在大学时代，学校是郑州大学，不是什么名校。尽管后来跟刘梦溪先生读了博士，但当时自己的学术框架已基本完成，所以每当有人对刘先生说名师出高徒时，刘先生总是不同意的，他说我的学问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我理解这话兼有褒贬二义，褒义是对我的摸索有所许可，贬义很可能是没有学到先生的多少东西。走上学术道路，对我来说很偶然。和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当初选择中文系，主要是想当一名作家，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写过小说，写过诗。后来之所以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产生兴趣，主要是由于听了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鲁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他给当时枯燥无味的文艺理论灌注了一种异样生动而美丽的精神，也深深地吸引了我和我的同学们。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跟着鲁枢元先生去做文艺心理学，这很可能与自己当时的写诗经历有关。我后来的治学方向主要有三：一是中国诗学，二是美学，三是当代文化研究。在这三方面都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就是中国诗性文化、非主流美学与新道德主义。它们与我在人生旅途中邂逅的另外几位师友密切相关。中国诗学的研究源自单占生老师，他是大学时代与我联系最密切的老师。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基础的诗性智慧概念，最初主要是从他的诗性思维研究中汲取的。如果没有这个偶然，就不可能有我后来的成名作《中国诗性文化》。这种影响也延伸到我的美学研究中，因为我总喜欢从中国诗学的立场来理解与阐释美的秘密；二是我那种不合一般学术叙述的诗化文风也是在他那里获得了肯定与保护。不少人喜欢读我的文章与著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以为它们文字漂亮。在美学研究上，我已经多次写到美学家劳承万先生。我大学毕业后工作并不顺利，先在开封的一家中专教语文课，后来又到开封师专做学报编辑。就在1992年我的第一本书《中国诗哲论》出版后不久，我很幸运地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劳承万先生，他马上把我调到他主持的湛江师院中文系。这次迁移对我十分重要，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也跟着劳先生开始了真正的逻辑训练。劳先生是德国古典哲学专家韦卓民先生的高足，正是在湛江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早年那种诗化学术方式接受了一种先验批判的理性洗礼，初步形成了非主流美学

的基本框架，就是从哲学、伦理学与美学之差异角度去理解美学的学科性质。后来我批评20世纪中国主流美学研究一是以哲学代美学、二是混淆了善的形式与美的形式，都是以康德哲学为前提的。其实也不止美学，包括我后来提出的先验批判、新道德主义，还有在《苦难美学》提出当代美学的任务在于纯粹欲望批判，都与劳先生灌输给我的康德哲学智慧相关。#p#分页标题#e#一般人在小有名气后很容易停顿下来，这就是古人讲的道隐于小成。而我在这样的时刻，又很幸运地成为刘梦溪先生的及门弟子。我跟从刘先生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现代学术理念在于学术独立四字，以及现代学术与古典学术在基本范式与内在理路上的区别，也可以说受到了较好的现代学术训练，使以前的野路子有所收敛，有所提升。我后来在美学研究中特别强调中国美学的学理独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刘先生的言行举止中，我还更多地感受到一种当代儒者的阔大温厚气象，也意识到仅有知识上的敏锐和锋芒是远远不够的，道德上的高尚和光明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安身立命处。这对于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是十分及时而又重要的。○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很容易感受到你的勤奋，你不仅文章与著作很多，而且开辟了不少新领域，如中国诗性文化、非主流美学、新道德主义、先验批判等，甚至包括你做文化批评时提出的一些概念，如批评《新周刊》的话语阴谋，批评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学术界与批评界的关注。但你实际上的学术研究又不止这些，比如你的博士论文就介入了现代学术史。你到底有几个学术方向，还准备再开拓新的吗？●我这人爱好不多，业余时间喜欢大自然，城市里那些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娱乐，我基本上不沾边儿。最重要的是心境一直很好，烦恼而忙碌的体制化生存与现代生活节奏，很少能干扰我，所以有大量的时间与心情去读书和写作，这样东西就难免越写越多。至于学术方向，最近我正想出一个自选集，总结一下自己原创的或有学术创新意义的东西，它们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这是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看学术生产，希望人们注意学术话语与语境在整理中国学术文化经验的合法性问题；二是非主流美学：阐释与批判，主要阐释非主流美学及其与主流美学的关系问题；三是中国诗性文化：原创与创新，主要阐释中国诗性智慧问题；四是先秦诸子：旧学与新知，主要收录关于先秦诸子的一些具有学术发明的论文；五是新道德主义：源流与本体，主要是阐述新道德主义原理及其与中

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六是先验批判：学理与人文，它属于对学术批评和人文批评的理论方法探讨，主旨在为当代人文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理性尺度；七是文化批评：智识与仁心，主要收录我在文化批评领域中若干有原创性的文章；八是江南文化：从政治到审美，是我这两三年来关于江南文化与美学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至于为什么搞得这样宽，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有的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比如我积十余年之力一直在做的中国诗性文化与苦难美学研究；有些则是性情所至的偶然闯入，比如江南文化与江南美学，还有我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有些是无意得之，比如先验批判，本来只是八九篇学术批评文章，编辑在一起以后，竟然成为一个有着相对完整的内在框架的专著性论文集。另一本论文集《新道德主义》也是这样；也有纯粹是被逼出来的，比如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它主要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等人的旧体诗词，就完全是导师刘梦溪先生的命题作文。○研究做得面越宽，就越需要有广泛的知识背景与多种学术资源，你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搭建的？●在当代青年一代学者中，我涉及的领域的确是比较宽的。这除了对很多领域都有学术兴趣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与我大学时代的读书有关。我时逢19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自己的学术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经常跟学生讲，大学时代有四种著作对我影响最大：一是王夫之的《庄子解》，二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是《存在与时间》，四是台湾版《历史研究》。读《庄子解》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中国民族个体审美活动的理想与内在机制。它还有另一个收获，由于是直接读古文，既避免了被现代流行解释在语义与学理上误导，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阅读中国古文献训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使我深深体验到人的现实生存与社会性内涵。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给我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现代个体的生命体验，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其宏大的历史叙述真正打开了我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个体的最高喜悦与西方现代个体的最深绝望，一个人有限而沉重的社会框架与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光荣与痛苦，它们在一个少年的心灵世界中冲突、激荡、融合，构成了我从事学术研究最初的主体基础。我后来的许多研究，都可以在这个原型结构中找到原因。如我的第一本书《中国诗哲论》，就是用庄子与海德格尔解释古代诗人的结果；又如我早期另一本具有学术定向意义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之所

批评自己的句子篇四
《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批评新的话语生长点》

第3社会科学版)1卷第1期　　　　　　　　　　　　　　吉首大学学报(　　　　　　

,()Vol.31No.1　　　　　　　　　　JournalofJishouUniversitocialSciencesEdition　　　　　　yS2010年1月

Jan.2010

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批评新的话语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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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忍

()武汉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和众多日常生活理论资源的借鉴、吸收和转化,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出研究的危机和困境,获得新的话语生长点和兴奋点的内在要求。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不仅有益于女性主义批评超脱男性中心创作和批评观念的束缚,认识到女性在日常生活叙事的创造天赋以及这种创造天赋的优越性,自觉构建,一个女性主义的日常生活诗学体系;还有益于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出“话语象牙塔”以对日常生活的叙写和阐释影响、沟通、连接中下层女性的生存经验,使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并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日常生活;话语生长点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001-0070-04)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2008B174

),作者简介:陆兴忍(女,广西南宁人,博士,武汉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1975-

,这一被视为是“无真理的现实”长　　日常生活,

期被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的领域,进入20世纪上半叶以来,经由卢卡奇、胡塞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赫勒等许多理论家的努力,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日益为“无现实的真理”的哲学所自觉关注。日常生活不再是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而是哲学必须要认真对待的生活现实。到了2伴随西方消0世纪后半叶,费社会的到来,日常生活进一步被美学家、社会学家所关注,德波、波德里亚、费瑟斯通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人们处在消费、商品、符号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艺术、哲学、工作、信仰这些过去异常崇高,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西此时已经退居幕后,以消费为目的和内容的日常生活占据时代前台,日常生活的舒适化、审美化成

为人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西方上述日常生活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从2日常生活逐渐成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为了我国哲学、美学、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从日常生活出发,哲学、美学、文学都为自己找到了切入时代、联系中西的中介点,从而或者激发了建构理论的热情、或者迸发了创作的想象力、或者找到了新的话语阐释方式和新的理论生长点……然而,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对日常生活似乎还没有相应的关注。尽管有人关注到了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如李秀萍《论王安忆小说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观照》对王安忆小说中日常生活的诗性观照的特点的描述,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对王安忆上海小说的灵魂即是日常生活

∗

收稿日期:2009-09-23

的恒久性的揭示,刘永丽《日常生活叙事与当代上海文学》对当代上海文学三代女作家日常生活叙事精神嬗变的描述等,但是这些对女性文本的研究多局限在文学现象、具体文本自身的分析上,不是在日常生活的理论自觉层面下的文本分析,没有借鉴和运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来分析和把握文本或通过文本分析达到对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的理论概括。虽然李学丽在《日常生活批判与中国女性文化的建构》中曾呼吁要将对中国女性文化进行文化启蒙纳入中国正在进行日常生活的批判与重建过程中,但她对此没有进一步的理论设想和后继的理论建构,更没有得到学界的呼应。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应不应该切入日常生活的视角,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和众多日常生活理论资源的借鉴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是否必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简要回顾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历程。

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年代初的译介、接受,到19实践,1990年代以来对1本98土0年代末的运用于批评80理论建构的自觉和大规模批评文本的出现,女性主义批评逐渐成为学术界瞩目的显学。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横向移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了两百多年的理论,共时性地运用和发展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各个阶段的理论,形成众声喧哗的繁荣局面。然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过的高质量的女性主义批评著作199,0年代成批次出现高歌猛进式地讨伐和清理文本和文化中男性中心观念,正本清源式地梳理和重评现当代女作家作品之后,进入21世纪,这类批评进入后兴奋期,既无法达到以往的高度也难以产生以往的轰动和震撼效应。单纯的文本批评已难以引起批评的兴趣,然而又苦于找不到新的话语生长点来弥补单一的性别视角带来的批评效果的单调、单薄,于是女性主义批评学者们要么只好选择暂时的沉默,要么将兴趣转往别处,要么沉潜于本土话语资源的清理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转化,要么不甘寂寞追逐西方女性主义最新的批评理论用于界说中国本土的文学文化现象获得话语的先锋性和抢先发言的理论快感。然而这种以西方的理论来反观中国的批评要么存在忽视中西语境的差异带来的阐释虚假或乏力,要么以西方的理论问题取代或遮蔽了本土女性经验的发现和言说。而西方女性主义“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和不

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方法”[1](P2)

出现和更新的速度

远远超于我们追逐的速度,因而追逐永远没个尽头,越是执著于追逐和超越越是陷于绝望而无力超拔的境地。这样取得一定成绩的中国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异常强大而难以摆脱对它的依赖,一方面又试图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沟通、对话甚至超越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却苦于找不到自身的言说方式和理论生长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日常生活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新的理论生长点之一。这是因为:

第一、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已成为全球性的学术热点问题,女性主义批评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既是顺应时代潮流,参与到时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实现跨学科的沟通、对话的可能,也是使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获得时代感和焕发生机的有效途径。这种参与到时代学术新潮流的治学方法被陈寅恪称为“预流”,它“不是追逐世俗的风尚,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仰承学术发展的主脉,参加到本时代重大问题的探讨、思考和解决的努力之中,为的是开拓区宇,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建立

新的体系。

”[2]

第二、从日常生活视角去重新梳理和审视我国的女性文学和文化传统,一方面可以使我们获得基于本土原生态女性的生存经验和历史发展的主张和见解,实现本土女性主义理论自主创新,从而可以稍稍缓解来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由于中西女性在菲勒斯中心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彼此的日常生活具有某种共通性、相似性,因而中西女性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共同关注,不仅可以使彼此找到一个沟通和对话的平台和中介点,也必然各自生发和开拓彼此的研究领域。

第三、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日常生活问题的发现和总结,是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出“话语象牙塔”,渗透、影响、沟通、连接中下层女性生存经验的唯一通道。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的危机不仅有来自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外部压力,还有来自自身的问题和压力:“作为专业的女性文化研究者,如何使自己的理论主张和研究成果回馈社会,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是高高在上、沉浸于自我的优越感之中,这确实是中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女性知识群体需要加以自省的,这也将是关涉到中国的女

性主义前途和未来的重要问题。

”[3](P130

)71

由此可见,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对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和众多日常生活理论资源的借鉴、吸收和转化,既是时代给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与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出研究的危机和困境,获得新的话语生长点和兴奋点的内在要求。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处境出发,我们看到了对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和众多日常生活理论资源的借鉴、吸收和转化的迫切性;从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象及其理论拓展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和众多日常生活理论资源的借鉴、吸收和转化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意义及其必要性。

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对象,即女性文学中的日常生活叙事,占据了女性文学创作的绝大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日常生活叙事贯穿于女性文学创作的始终。正如人类学家所揭示的,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化中,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家务处理中,形成网式的思维方式和更注重关联、细节、情感价值的趋势,这使女性感觉更敏锐,对生活中事物的变化倾注更多的关注,情感更丰富,更善于设身处地地去体察别人,更富于忧患感和同情心,比男性更善于语言表达和沟通等,这些造就了女性在文学表现上的天然优势。然而历史上女性被囿于日常生活而缺乏非日常生活体验的境地,使她们的创作不能不以日常生活为起点,即使是在女性摆脱了被男性指定于日常生活领域的今天,女性对所感知过的事物形象较为敏锐、清晰、准确的记忆和对生活细节、情态韵致、直觉意象等方面的特殊敏感,使她们仍然保持着对日常生活始终的关注和表现。从而,无论中西,女性以日常生活为内容和题材的创作均积累了丰厚的资源和传统,这是有别于男性的叙事传统和资源,这女性主义批评不能不正视和珍视的事实。

然而“男性审美中心从古到今,从东到西都把

‘礴的标准伟大’的艺术定义为宏大。感性的、纤弱的、、理性个人、形而上和特性的女气性势气磅质

被视为艺术中次一等的标准”[

4]

决定作品价值,进而否定女性创作。的这传种统以,题在材中来西方皆由来已久。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女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没有杰出的女作家和她们的天才的作品,而是由于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题材等级观念的存在,造成了对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的双重遮蔽,导致了无数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空白。因此立72

足于日常生活去寻觅女性文学传统、重构文学史和建构女性文学史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视角,它有效的突破男性中心观念和题材决定论高度统一下专断、单一的文学史筛选之网,有助于我们挖掘出众多漏网的女作家和作品,归还了她们在文学史应有的地位,更有助于我们发现许多被主流男性批评遮蔽或歪曲了的作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有时甚至从根本上扭转了主流男性批评的定见,还女作家、作品应有的面貌和地位,对于发掘女性如何生活,一直是怎样生活,从而呈现蕴藏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真生命、真追求、真理想、真精神和真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确认和深层的人文关怀。不从日常生活出发,我们难以想象,肖瓦尔特能够挖掘出埋没于历史尘埃中的50多位无名女作家;

不从日常生活出发,我们难以想象谢无量能在学史;不从日常生活出发1916年编著中国第一部妇女文,我们难以想象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的叙事价值能够改革开放后得到新的确认。

再次,从女性主义批评本身的建构和拓展来说,将视角从非日常生活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有助于女性主义批评更新思想观念和获取新的话语资源。首先就是不再将目光局限于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男女平等,认识到20世纪后期父权制对女性压迫逐渐从政治经济等领域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如父权制对女性身体和消费的新控制,因此一方面我们既要解释和批判文学文本和文化中的这种新控制,一方面又要肯定日常生活叙事的独特价值并从中去谋求女性的话语权威。其二是不再追随和因循男性的审美标准,而直接肯定并评析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作为边缘话语、他者话语的价值和优越性—

——它既可以是福柯式的抵抗文化和权力话语的战场,也可以是约翰·费斯克式的抵抗的游乐场或者是德赛图式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暗中搞点小破坏”或对男性中心文化内部作无数细微的变形,来达到颠覆主流话语和男性中心话语的意义;其三是突破单一的性别视角,借鉴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关于日常生活价值、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日常生活的异化及其改造和提升等理论思路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日常生活的视角问题不是单纯的生活态度和创作题材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文学史的看法和所有的解释。鉴于认识和把握

1

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的创造力及其累积的丰厚成果的需要,鉴于发掘女性一直如何生活以及寻觅、建构女性文学史的需要,鉴于把握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的审美特点的需要,鉴于建构基于本土女性经验的中国女性主义诗学体系的需要,鉴于归纳和总结女性日常生活叙事的思想资源和批评模式的需要,进入2以自觉的日常生活意识建构一个女性1世纪,主义日常生活诗学体系,或许是必要的。这样的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体系将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日常生活视角去考察中国女性文学的历史、创作和批评,它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被埋没和被曲解的女作家和女性文学文本,并分析和归纳这些作家作品在日常生活表现上的思想内涵和审美特点,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压抑、隐匿和扭曲了的女性生存体验和生命存在真实。

之所以提出建构女性主义的日常生活诗学体系,是基于女性在这一领域源远流长的优秀创作传统和这一传统长期被遮蔽的历史,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予以强调和给予专门的关注和研究。正如“现阶段彰显女性主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政策,而是策略”一样,建构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体系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政策,而是策略。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女性日常生活叙事文本不是一个消极的、被动的、无意义的依附于主流男性叙事的存在:从文本内部看,它可能蕴含着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以各种方式

[]5

和手段对父权制的反抗;从文本外部看,女性日常生活叙事可能就是女作家或隐或显地对主流男性宏大叙事一统天下的抵抗和突围,可能就是女作家寻求自身话语权威的一种别具特色的尝试。因此在进行女性日常生活叙事文本的批评时,我们既要仔细辨别、分析女性日常生活叙事文本中女性各种层次上日常生活抵抗,又要揭示女性日常生活叙事文本抵制主流男性中心文学秩序的控制和渗透的各种巧妙的叙事策略。总而言之,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不仅有利于我们超脱男性中心创作和批评观念的束缚,深刻地认识到女性的创造天赋以及这种创造天赋的优越性和它对人类文化开放性、多元性存在的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的提出,有助于反思、重估和重构我们已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框架,是更新和拓展我们的批评话语的一种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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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粟世来)

:DailifeTheNewGrowinointofDiscourseofFeminismCriticismyLgP

LUXin-reng

(ColleeortandDesin,WuhanUniversitcienceandEnineerinWuhan,Hubei430074,China)gfAgyofSgg,

,tionofdaillifeandconsciouslonstructafeminismpoeticsstemofdailifebutisalsohelfulforyycyylp

,feminismliteratureandcriticismtogooutoftheivorowerofdiscourse.Barratinndillustratinytyngagfeminismmaonnectthelifeexerienceofthelower-classwomenandplaositiveroleintheeraycpyapwhichiscloselonnectedwithitself.yc

:;Keordsfeminismcriticism;dailliferowinointofdiscourseyggpyw

etanewgrowinointofdiscourse.Itisnotonlelfulforfeminismcriticismtoridtherestrictionofggpyhp

male-centeredcreationandcriticism,tounderstandthecreativetalentandprioritffemaleinthenarra-yo

:,AbstractBintroducinaillifetheresearchonfeminismcriticisminChinamaooutofcrisisandygdyyg

73

批评自己的句子篇五
《批评孩子时不该说的100句话》

批评孩子时不该说的100句话

教育孩子成才是每个家长的心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孩子的表现却常常达不到家长的满意，教育孩子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在这条路上需要您更多的耐心和包容，一句粗暴的呵斥，足可以使它们的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对他幼小的心灵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创伤，用您的仁爱 宽容来对待孩子，在孩子犯了错误或没做好一件事情时，请您适度慎重的进行说教。以下特为各位家长整理出在批评孩子时不应该说的100句话，希望能在您教育孩子当中帮助到您。

第一章 批评孩子时不该说的话

“你敢不听我的话”

揍死你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出去就永远别回来了”“

你怎么那么笨”

“你看看人家的孩子”

“你的字像鸡爪一样”

“谁让你撒谎的”

“我的话是对的吧”

“老毛病还没改”

“和你爸一个德性”

“你怎么总这样”

“你还敢不敢”

“一点礼貌都没有快叫人”

“说你几句就不高兴”

“就你这成绩以后扫大街去”

“你看看人家”

“这么简单都不会，以后还能干嘛” “一点规矩都没有”

“要是这样，你一辈子都没有出息” “看看你的‘牛脾气’”

“你简直就是‘破坏专家’”

第二章 与孩子沟通时不应该说的话 “妈妈求求你了”

“不做完作业，你就甭想玩”

“我没本事，咱家就看你的了”

“你居然敢批评起我来了”

“说不行，就不行”

“千万别得罪老师”

“你爱爸爸还是爱妈妈”

“你别烦我”

“没看我正忙着吗”

“你走不走”

“就你那样”

“你一定不能像我这样”

“一个女孩，怎么想要玩男孩的东西” “把这只脏东西给我扔出去”

“别动，等你长大再帮我”

“我这是为你好”

“我们买一个更好的”

“别和坏孩子混在一块儿”

“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去干”

“为了妈妈，你一定要考好”

第三章 面对孩子的问题时不应该说的话 “按我说的的做”

“你问我，我问谁”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胡说八道”

“你本来就应该这么做”

“既然这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

“你的脑袋里长草了”

“当心，摔下来我可不管”

“没得商量，免谈”

“哪来的这么多好奇心”

“那么难看，你还喜欢”

“你哪有钱去捐款呀”

“你怎么这么喜欢闹别扭”

“不要为自己的成绩差找借口”

“先把你的‘猪圈’弄干净，再来提问” “等我哪天找到答案再告诉你”

“说点‘好听’的话”

“闭嘴，小孩子问那么多干嘛”

第四章 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应该说的话 “你在等我表扬你吗”

“他打了你，你怎么不打他”

“滚吧，马上给我滚”

“没事，反正没人看见”

“外面很多坏人”

“你们老师偏心”

“是个胆小鬼”

“你这个窝囊废”

“那样太危险了”

“妈帮你去说‘对不起’”

“实再不行，那就别坚持了”

“有吃有穿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怎么才考这么点分”

“光一门课学得好有什么用”

“不准失败”

“你这个‘人来疯’”

“小孩懂什么”

“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其他的别管” “下不为例，再有下次我非收拾你不可” “你又做错了”

“不能怪你，我都不会”

第五章 日常生活中最不应该说的话 “若考一百分我就给你买礼物”

“一定要进前5名”

“你和那孩子是什么关系”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生你” “等你爸回来收拾你”

我花了多少钱供你上学，你知道吗 “谁稀罕”

“你怎么不明白我的苦心呢”

“不要领朋友到家里”

“当个小组长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当班干部影响学习”

“小孩子有什么隐私”

批评自己的句子篇六
《一句『批评』温暖我一生》

批评自己的句子篇七
《新闻话语批评分析》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FLLTP)2009年第3期

!15!

从神话到动机:新闻话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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