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反思“文革”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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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反思“文革”浩劫，老实说对不起人民。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 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邓小平反思“文革”浩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邓小平反思“文革”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应该如何认识“文革”?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以坦荡的历史胸襟和客观鲜明的政治态度回答了当时国内国际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之久，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1978年2月，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

　　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二、“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

　　“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

　　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三、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邓小平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

　　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四、“文革”已被彻底否定

　　如今，“文革”那一页彻底翻过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跨度前进把中国带到全球化的前沿,我们用一心一意做实事,创造了与外部世界相比的赢局。而把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是最基本的历史经验。

　　无论是严惩腐败、依法治国,还是发展民生、缩小社会差距,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做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探索者、实践者。这方面,我们理应有“三个自信”。

　　在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最要紧的是凝心聚力、团结奋斗,不忘“发展才是硬道理”,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干扰或许很难避免,但只要我们有排除干扰的能力,有不为干扰所动的定力,中国的前进就不会被打折扣。

　　我们早就对“文革”说拜拜了,今天可以再说一遍,“文革”不能也不会卷土重来。中国今天的格局中已根本不再有“文革”的位置,关于它是否会重演的争论,答案是非常明确的。计算机联网的时代,何须担忧算盘会不会涨价。

　　中国人的集体思维升华了不知几个维度,人们绝不会允许“文革”那一套再追上来纠缠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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