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 现代诗

导读：　打工 现代诗篇一《打工诗歌》 打工 ...

本文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成考报名频道为大家整理的《打工 现代诗》，供大家学习参考。

打工 现代诗篇一
《打工诗歌》

打工三句半

作者；郝至喜

风调雨顺春播种

浇水施肥庄稼好

蔬菜瓜果谷满仓

过去

化肥农药年年涨

学费医疗步步高

背井离乡把活找

打工

告别妻儿和老小

外面世界真是好

风餐露宿活难找

艰难

上班干活脏又累

白菜萝卜常开会

休息只有一床位

受罪

别人休息我加班

晚睡早起拼命干

省吃俭用把钱赚

辛苦

孩子学费和衣衫

老人医疗和三餐

全家生活一人担

责任

天天盼着工资涨

买车买房是幻想

只求儿女能变样

希望

打工生活很辛苦

大家相互要关心

齐心协力多照顾

和睦

打工兄弟如手足

你帮我帮大家帮

天下打工是一家

团结

苟延峰浅评：

《打工三句半》是一首反映农民兄弟从乡村田野进入城市打工的历程的诗。诗人将自身打工的原因、打工的艰辛归结为一种“责任”——对妻儿的责任，对父母的责任。为此，诗人背井离乡，风餐露宿，艰难地在城市寻找工作。为了妻儿和父母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费用，诗人在的工作中不怕脏，不怕累，晚睡早起，省吃俭用，拼命地劳作。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敬老爱幼的美德。而对于融入城市的梦想，诗人发出了无声的哀叹。面对艰辛的打工生活，诗人最后发出呼吁：天下所有打工者都是一家人，打工者需要团结互助。

打工 现代诗篇二
《打工诗》

《打工诗》

美丽工厂我的家，

工资永远没得加。

火食真是差差差，

天 天青菜炒黄瓜。

无油无盐又多沙，

最惨就是猪油渣。

夜夜加班精神差，

累到半夜想爸妈。

打工生活真不好，

菜里可以吃出草。

汤里苍蝇在洗澡，

桌上蚂蚁在赛跑。

菜里本来油盐少，

脚下又有蚊子咬。

没有一餐吃得饱，

哎…真是命苦啊！ 爱空空、情空空， 自己生活在广东。

人空空、钱空空，

单身苦命在打工。

手机空、找钱充， 生活所逼无阴公 天天上班愁更愁

老板说话没理由 我们做得像梦游 天天批评眼泪流 远看工厂像天堂， 近看工厂像银行， 到了工厂像牢房， 不如回家放牛羊， 个个都说打工好， 个个都往打工跑， 打工挣钱打工花， 哪有钞票寄回家， 都说这里工资高， 害我没钱买牙膏， 青菜里面加青草， 都说这里环境好， 蟑螂蚂蚁四处跑， 都说这里领班帅， 个个平头像锅盖， 年年打工年年愁， 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 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低着头， 发了工资摇摇头！

打工生活真不好，

而且工资还很少…！

此文章献给：所有出门在外的打工朋友们

打工 现代诗篇三
《关于打工诗歌的论文》

原生态的经验书写和代言式的群体情绪——浅析当代打工诗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批打工大潮，成千上万的打工者背井离乡涌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形成了中国一类身份特殊却数量众多的打工群体。他们在各个城市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却同时面临身份尴尬、艰辛的生存环境等难题。打工的日子里惆怅、孤独常伴左右，在这种情形下急需寻找内心情感的宣泄口，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心灵史、情感记和奋斗歌用文字记载下来，作为他们与城市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揭露他们真实的生活和内心的情感世界，打工诗歌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打工诗歌为打工者立言，打工诗歌是在生存中的现实性写作和具有群体性的底层写作，他孕育着一种精神，即苦难、坚韧、抗争、激情。关键词：打工 生存 诗歌 底层文学 愤怒一、 源于生活的写作见证意识是打工诗歌的一大特征。由于大部分的打工诗歌作家都来自于打工群体一线，所以他们有着活生生的经历，他们见证了农民工进城谋生的点点滴滴。打工诗歌的写作是一种带有经验的情感性写作，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呼吸甚至生命，往往带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亲历感，让人听到诗歌和生活的摩擦声。打工诗歌中那种诚实的原生态叙述，让我们感受到真相蕴含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给人的内心造成的巨大的震撼感，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无法如此真实得表达出来的。打工诗歌在内容上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琐事为题材，经过分析我将其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类是书写打工者尴尬的身份处境。打工者进入一个城市后，得到该城市的承认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农民工，他们是农民却不再依附土地，他们在城市打工身份证上却清楚地写着“农业粮”，甚至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将他们视为造成社会混乱的潜在危险因素。在这种尴尬的身份处境下，此类诗歌散发出一股迷茫、痛苦的气息。农民问题税收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父母下葬问题穿衣盖房问题农民问题，怎么不做个农民问题，怎么做回一个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我的问题（谢湘南《农民问题》）诗人以赋的形式铺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不做个农民，如何做回个农民？”这是这群打工者心中最大的困惑，也道明了这群人最尴尬的身份处境。他们中的一些人以直面生活的勇气诉说着曾经受到的压力和歧视，通过诗歌表达他们的情感欲求，精神寄托和生存状态。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们更真实

，更能直击读者的心扉。第二类书写的是生存状态的艰难和困窘。很多打工者作为一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不仅得不到保证，甚至还惨遭剥夺。辫子应约来到工棚，他说：“小保，你有烟抽了？”那盒烟也是偷来的，和棚顶是上一把六四式手枪。小保在床上坐着，他的腿在干这活儿逃跑时摔断了。小保想卖掉那把枪，然后去医院吧自己的腿接上。辫子坚决不让，“小保，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小保哭了，越哭越凶“看我可怜的！”他说：“我都两天没吃饭了，你忍心让我腿一直断着?”辫子也哭了，他一抹眼泪“看咱可怜的！”班子决定帮助小保卖枪，经他介绍吧枪卖给一个姓董的。以上所述是震惊全国的，西安12.1枪杀大案的开始``````(伊沙《中国底层》)这诗描述的是两个处于最底层被生活逼至绝境的两个打工者的真实事件，也是12.1惨案发生的起因。诗人伊沙使用戏剧化的对白和层层的追问将真实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眼前，可谓触目惊心，产生一种令人窒息的痛感。这一位，请允许我略去他的姓名他和他的新婚妻子去广州打工，妻子却永远的留在了那里谢天谢地，他们遇上了一位好老板他捧着妻子的骨灰和十多万的赔偿好了，还需要这样罗列下去吗生活每一天都在继续，我提他们又有何用一种主张，，诗歌要更多的面向内心我也想写写我的内心，我相信它值得一写但现在我的内心被这样一些人、一些事，狠狠地占据着如果我依然无耻地在那里我， 我，我，我真的应远离诗歌。（李以亮《一些人，一些事》）来时两人欢欢喜喜，回时一人形单影只……“谢天谢地，他们遇上了一位好老板”一句话包含了多少无奈，在我们看来本应是合理的补偿却变成了莫大的恩惠。可想而知在他们的世界中这种悲剧时常发生却经常得不到合理的处理。打工诗歌中的代表作《生活》在这方面将打工者生活的辛酸表现得淋漓精致。“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变成了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打工者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资格，沦为了流水线的奴隶，从进入工厂开始他们就不再是他们自己，模糊地身份造就了他们的沉默和卑微。“铁”是郑小琼的诗歌中时常出现的意象，她将她和她的打工同伴们称为“铁”铁代表着什么？坚强、沉默、冰冷，这些正是打工者们散发的气息。“透过寂静的白炽光灯，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和忧伤，这些

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沉默如一块铸铁，在无休止的工作中他们丧失了言语的能力，哑语的铁，他们被生活压弯了腰，变得沉默而怯懦。原本带着无限的希望最终也被现实无情的打破，蓦然回首，原来那些希望只是一场梦。第三类书写的是关于“家”的内容。回家这两个字在打工者的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并时时散发着神圣且诱人的光辉。上海《新民晚报》“快门快语”的编辑雍和曾写过以下的话：“回家的路千辛万苦，回家的人不畏险阻。就算熬上三天三夜，哪怕饥寒交迫，也心甘情愿，绝不却步。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家，都有一条拥抱家人的路。”然而即使交通如何发达的国家，回家对于打工者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车票的时间 不要太早，太早我请不到假也不要太迟，太迟假期不够长最好是工厂放假的次日如果太匆忙，我怕会把自己遗忘起点是广州、终点是故乡在工厂日日夜夜的加班没有到过工厂以外的地方不要随意更改地址，不然我找不到方向有没有座位没有关系在工厂我已习惯站立站着，只要能抵达故乡这样一张窄窄的火车票装载三年来母亲的盼望预定我三年来回家的打算那个一张窄窄的火车票每年一盼 年复一年那一头母亲白了鬓发这一头我长长的耐心磨损了青春（家禾《渴望定到一张这样的火车票》）一张窄窄的火车票是打工者和家乡联系的纽带，然而也正是这张火车票将打工者与家乡的距离无情的拉远，它正在见证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口迁徙。火车票已经告诉我们：它是时代的一个孽，一个时代的耻，一个时代的痛，一个时代的梦。当下打工者的真实生活、情感历程正因打工诗歌而真实的展现在世人眼前，将他们不为人知的世界大胆地呈现于阳光之下。因为作者的真实际遇，所以它们根本不需要夸张、比喻等修饰方式，就能极具震撼力。二、打工者的传声筒打工文学的编辑、作家徐东说：打工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关键是因为他们已成为成千上万打工者的代言人，文学不仅记录了他们的梦想也记录着他们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打工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也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被命运所推，我们的走动，改变了路得形状，铁栏和我们构不成秩序 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陌生的面孔一闪而逝幻想如一些红红绿绿的气球，那么容易嘭地一声破碎我们的脸都很憔悴踮起的脚跟起起伏伏，转过身去冰不意味着撤退

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所有的去向都是试探移动的脚不得不小心翼翼生命的岔道上总生出某种开始某种结局（柳冬妩《盲流》）整首诗中以“我们”为主人公反复出现，这里的我们就是一群无家可归为了生活四处漂泊的打工者。这里没有用“我”而是“我们”很明显的显露出诗中所抒发的情绪不是一种“个人意识”而是“群体意识”，它代表的是一群来自不同地方却遭遇相似、身份相同的打工者。它发出的声音是来自打工者们内心集体的呐喊。打工文学作家周崇贤说：“打工文学的崛起在于它的群体性，我们是一个整体，打工诗歌的启示在于：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群体的命运。平时打工者可能是一盘散沙，到时就是铁板一块，具有震撼力。”《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它们肯定不是一颗树上的，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诗人将“苹果”一词来表示打工女孩，用“它们”来代指苹果。这些打工女孩或许来自天南地北，但她们怀着同一个梦想在这个城市相聚，她们有着相似的开始，相似的发展或许也会有相似的结局。相似的遭遇让她们团结在一起，就像诗中所说，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其中一种怜悯的姿态溢于言表。打工诗人说：“矗立在中国这块打工者热血涌动的土地上，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时时激励着我们的内心：千百万打工者背井离乡，以汗水泪水血水，以青春生命，在屈辱中抗争，在绝望中梦想，在迷茫中求索，谱写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打工时代。拥有打工和写作双重身份的我们，有理由记录下来这段历史，让同时代的后来者更深刻、全面地了解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群体。”“打工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贴近时代，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和命运。”明确的表明了他们的群体立场。这群打工诗人深切的感受到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谱写的诗歌是底层文学重要的一部分，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打工者的心声。是打工者的传声筒。第一：打工诗歌是底层文学中的一支，它们将笔头一致地指向社会底层的人民然而打工诗歌又具有其本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打工诗歌的作者多位于打工群体一线，他们书写的正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或者是亲自见证的真实的事件。而底层文学的作者大多数都是专业的作家，他们或许因为写作而深入底层体验生活，然而亲身经历感却远远不如打工诗歌。第二：正是由于作者的身份不同，诗歌所表现的情绪也有所不同。大多数底层文学的作品所表露的情绪是对于底层人

民的同情和怜悯，打工诗歌则表现的是满腔的愤怒。徐强在《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中将孤独、迷茫、徘徊、挣扎、绝望、煎熬排成一个直立的碑状，他在诗中直接喊出：“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只打雷不下雨……”字里行间全是为打工者们的不公平遭遇流露出的愤怒的情绪。罗德运《刘晃棋，我的打工兄弟》中写道：为什么这样位居胆怯，我们不是现代包身工，我们不是奴隶，为什么不说一声“不”，为什么不把抗争的拳头高高举起？！与其说这是在责备这位胆怯的打工兄弟，不如说这是在控斥这个社会的不公和无情。此类诗歌还有很多。这些诗歌的当中流淌的是为民工代言的愤怒情绪，将民工的身份做了一个集体性的整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民工进城遭遇不满的情绪森林，而不是某一个民工个体的情感流动。这种愤怒根源于城乡二元的对立意象情绪，对城乡对立的一种谴责、愤怒。他们作为城乡之间特殊存在的人群，生存在城乡夹缝之中，受尽城乡对立所带来的痛苦，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诗歌在有意无意之中携带着强烈的愤怒，这也是打工诗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正是这种愤怒的情绪书写导致诗歌创作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走向片面和简单化的倾向。这是一种被人性和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这种愤怒让打工诗歌失去了它的丰富性，降低了艺术性。朱光潜指出;一般人感受情趣时便为情趣所羁縻，当其忧喜，若不自胜，忧喜自胜，忧喜既过，便不复再想象中留一种余波返照。诗人在感受情趣之后，却能跳到旁边来，很冷静地把它当作意象来观照玩索。这就是好诗应具备的条件：感受情趣而能在沉静中回味。《命运交响曲》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推崇，从音乐中能感受到蓬勃的生命的力量，但是如果它至始至终都是一种高涨的情绪，却反而不能衬托出它的精神内涵，丧失它内在的生命力和艺术穿透力。打工诗歌应提高对自我个体的反思，在走出情绪之后，在沉静中反思，用一种清透明镜的心态看待城乡之间的矛盾，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诗的艺术穿透力。作为边缘文化的打工诗歌虽然叙述上不够艺术；思想上不够成熟，但谁也挡不住它们里面迸发出来的血性光芒，那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诗歌，是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而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的贫血的矫情之作。参考文献[1] 何轩：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评述，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10年第2期。[2]

打工 现代诗篇四
《论打工诗歌(李长空)》

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

李长空

【摘 要】打工诗歌以其当前性、现实性和血性，影响着当代诗坛的走向。作为原生态的文学样式和社会责任的最后担当者，它贴紧底层生活，忠实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打工诗人的现实与理想、沉重与坚韧，将苦难的际遇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成为表达愤懑、伸张正义的精神武器，不仅释放和转移了打工诗人的痛苦，也给予其他打工者心灵温暖和精神关爱，让他们看到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诗歌是我国当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为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创作注入了真、善、美、爱的新鲜血液，有着积极的文化功用。

【关键词】打工诗歌、现实特性、精神状态、未来走向

一、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经济建设取得飞速发展，这其中离不开我们亿万打工兄弟姐妹们的辛勤劳动和巨大贡献。如同知青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一样，在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记录一代打工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史的打工文学应运而生了。打工诗歌作为打工文学之魂，以其真实、鲜明、质朴的品性，一开始就跨越了当年朦胧诗歌、第三代诗歌所代表的小众阶层，为庞大的打工群体所认同。 对于“打工诗歌”的界定，至今仍无结果。有人说作者的身份认同很重要，认为“打工诗歌”的作者应为工厂底层员工。我对这个观点持保留态度。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农民及有农民背景的草根知识分子进城打工到现在已经近30年。这些打工者的栖身处，不仅仅是在工厂，还包括建筑工地、废品站、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属于编制外聘用人员)。这些年，部分人的岗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此为一；之二，如果认为“打工诗歌”就是工厂底层员工所写的诗歌，换言之, 工厂底层员工所写的其它题材内容的诗歌也属于打工诗歌,那就是大谬了。我认为，只要把打工生活作为一种题材来入诗的诗歌，就是打工诗歌，与作者从事的职业没有必然关联。同理，写作打工诗歌者不一定就是“打工诗人”，事实上，有许多诗人写作多方面题材内容的诗歌作品，并都有所建树。如同演戏一样，关键是打工诗歌写作者要能够投入到角色里面去，与主人翁同喜、同怒、同哀、同乐，而不是臆想式的去无病呻吟。

打工诗歌作为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在打工生涯中创作出来的具有切身体会的诗歌，它们在语言叙述上也许“不够艺术”，在主题思想上也许“不够成熟”，但是谁也挡不住它们迸发出来的血性的光芒，那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打工者用自己的血泪凝成的心声。这些诗歌完全不同于某些闭门造车、浮光掠影后写出的臆想式或过客式的诗歌，它们真实得甚至有些粗糙，但是其沉重更显金属的质地。

二、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

打工诗歌与其它题材诗歌相比,有它自己的现实特性。打工诗人背着生活的褡裢，背对城市的浮躁与浮华，紧紧抓住赖以生存的土壤一路挣扎着。肉身的苦厄、命运的多舛、社会的不公，打工诗人都以饱蘸血泪之笔对照出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从浓郁乡情的缠绵悱恻，到自身打工生活的抒发，再到对打工阶层难以掩饰的承重幽思和命运的深切关注；从蛇皮口袋、身份证、外出务工证、暂住证、培训证、工卡、流水线，到押金条、租金条、工资白条、工资欠条，再到子女无人监管证明、转学证明、工伤证明、职业病证明„„,这些铭刻着打工诗人的苦难、迷惘、落魄、压抑、沉重、无奈和创痛，记录着打工诗人命运的心跳和呼吸、身心的疲乏和精神上的折磨的诗歌，无论是叹息与质问、正常和反常、理性和感性，没有切肤感受，谁可洞见？！

◆特性之一:沧桑感

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这个词常常与孤独、卑微、惆怅、叹息、疲倦、疼痛、麻木、迷惘、悲凉、饥饿、耻辱、呐喊、绝望这一系列具有精神质感和控诉性质的词语相伴。如张守刚的《工卡上的日历》，诗歌

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一名女工艰难的打工心路历程，一张小小的工卡不仅仅是一名务工者走进厂房的通行证，更是一种身份的标记，是一张卖身契和一种不平等交换的开始；如蒋明的《开冲压机的小妹》：“身份证是别人的/名字也是别人的/豌豆花一样嫩嫩的年龄/是流水线的„楼房是城市的/车子是老板的/大滴汗水是浇铸产品的/每月几张薄薄的辛酸/是给思念的山村的„昨夜与梦想的一次短暂接触/半截手指就成了破碎的梦魇/满地殷红多像盛开的花朵/心中永远无法消除的痛/终于是你的”，诗人化笔为刃，把批判的锋芒伸进斑斓现实，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对于打工阶层命运的深切关注，触摸到诗人剧烈跳动的忧患心，体验到打工者手足连心、刺入骨髓、撼动心扉的疼痛；如李长空的《老牛》:“五十六岁的老牛，每天都干/十六个多小时的重活/搬钢筋、杠水泥、铲沙砾„„/被老板喝斥，工友们排挤”，这是老人与重活、法定工作时间与成倍的实际工作时间这样一种社会反常，但尽管如此，“老牛”仍然“被老板喝斥”，仅此也还罢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老牛”竟然还遭到同他一样打工命运的“工友们排挤”，这难道不是兄弟相煎吗？这是一种悲哀；第二段诗歌把这种悲哀进一步深化了：“他干了半年,依然未学会/抽烟、喝酒和用同情心”，可见，“老牛”是个淳朴的没有心计的可爱老人，如果他圆滑些，学会“抽烟”、“喝酒”，并以此和工友们拉拉关系、套套近乎，如果他学会利用老板及工友们的“同情心”，可能不会发生“老板举起了拳头/工友们当面诅咒”这样的严重情况；第三段诗歌再次把这种悲哀深化了：“好几天了，未见老牛的/影子。向大家打听。‘吊他老母/这老家伙装死！’”，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老人，在成年累月重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终于不支了，倒下了，但老板认为“这老家伙装死！”，竟没有半点良心发现。而曾经相煎的其他工友们的命运又如何呢：“老板骂完/对刚立起身子的汗人们大喝：/‘站什么？干活！干活！’”，可见，他们在老板的眼中和“老牛”也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老板用来赚钱的工具，他们的最终命运，也不会比“老牛”好到哪里去，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在这些超现实的真实的图象面前，法律在干什么？官僚机构们在干什么？面对这样几行平凡的分行血泪，谁能够告诉我们，难道老牛们的境遇是三四十年代的旧社会？不，他们是在和谐社会的一角正在上演的一幕幕平凡的生活情景剧。这些都说明，从血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一定是水。

◆特性之二:飘泊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流浪、流浪，去远方„„”(三毛《橄榄树》)。作为一群被放逐的夹缝人，打工者无家可归，“车票的前程叫做漂泊/车票的一生/背井离乡//谁与车票一起上路/谁像早年的病根/离幸福还有三十三斤草药//梦中的疼痛是汽笛一声/车票离开叫做站的亲娘„„”(子虚《 有谁知道车票的故乡》)，只能眼睁睁地“看见那两根铁轨/从远方而来向远方而去/不知道起点也不知道终点”（李长空《找家的人》），只能“如一叶疲惫的舟/在异乡的海洋里/找不到/驻足的港湾”（李长空《流浪的感觉》），只能“走在陌生的街上/城市的上空飘来几束淡淡的乡音/我以光的速度寻找/寻找我很温暖的瞬间/乡音却跃到了千里之外”（阿道《寻找乡音》）„„读着这些深入内心的诗，感觉一行诗就是一串泪，字字句句都流淌着打工诗人的无奈和苦涩。

◆特性之三:思乡情结

有位哲人说过：“生在哪儿，一半儿就埋在那儿了”。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情愫是刻在灵魂中的。梦里故园、乡关深处、亲情关爱、土语方言„„撩动着多少游子的心，交织出浓得化不开的乡土深情。如曾文广《戒不掉的乡愁》:“譬如这个夜晚／喧闹的工业区／寂寞的工业区／生长着一种叫做乡愁的植物／„譬如这个夜晚／在通风口抽烟的那个男人／乡愁更象他嘴里的半支香烟／欲戒不能”；如李长空《飞叶思春》:“漂泊之心/如纷飞的落叶/随手捡起一片/抛向漠漠的寰宇/都化成思春的燕儿/鸣叫着一路向/故乡翩去”；如阿道《十月的思念》：“曲曲弯弯老家的路/无论我走出大山多远/心总是和侗寨门前的石拱桥/相依相连”；如蒋明《站在脚手架上望乡》：“大风起兮,大风吹起我们单薄的衣衫/多像鸟儿的翅膀,片片羽毛/都执拗地朝着家的方向”„„这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情结，是游子心灵中最脆弱的神经。

沧桑、飘泊、乡愁是打工诗歌的共同特性，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是真诚的诉求和浓烈的情感，就会令我们感动和共鸣。打工诗歌还有其它一些特性,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打工诗歌紧密地跟宏大的社会转型期连在一起，表现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呼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性和特殊性。

三、打工诗歌的精神状态

“真是诗的父亲，善是诗的母亲，美是诗的恋人，爱是诗的灵魂。[1]”关注现实，提倡真、善、美、爱和我手写我心，是中华诗歌的优良传统。诗人大多有着敏感的内心与丰富的情感，他们对待生命有一种或有或无的宿命感，对待社会又有一种先天性的责任感。作为诗人，首先要面对的是日常生活，即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着；又要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即心灵中有一个理想世界。而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又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一个心灵可以充分获得释放的世界。在这里，诗人努力追求着真、善、美、爱，抨击着假、恶、丑、仇，他们悲天悯人，建构着崇高与尊严，维系着当时社会的和谐，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和促进时代的繁荣。

然而在当代诗歌界，主流诗歌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众多诗人远离了数千年来滋养诗歌的土地，忽略了传统诗学中的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无视国计民生，对生存状态的无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无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无病呻吟，哗众取宠，玩所谓的纯技巧和纯语言，造势、造代、造派、造圈、造作、造谣、造秀„„使当代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没有父母及朋友，令读者望诗兴叹，最终在2006年沦落到了被人恶搞与嘲弄的境地，成为弃儿。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工诗歌以其当前性、现实性和血性，影响着当代诗坛的走向。作为原生态的文学样式和社会责任的最后担当者，打工诗歌贴紧底层生活，忠实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打工诗人的现实与理想、沉重与坚韧，将苦难的际遇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成为表达愤懑、伸张正义的精神武器，不仅释放和转移了打工诗人的痛苦，也给予其他打工者心灵温暖和精神关爱，让他们看到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诗歌是我国当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为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创作注入了真、善、美、爱的新鲜血液，有着积极的文化功用。

◆打工诗歌的真：真情实感，揭示诗意生活

诗贵真情，真情是诗的摇篮。清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无境界”；大文学家曹雪芹也借林黛玉之口对学习写作的“香菱”们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些都说明真情实感在诗歌写作中是多么的重要。

打工诗歌是以在场为主的打工诗人对其生存空间和生活境遇的真实倾诉，其独特的体验感读来让人内心疼痛和震撼。如罗德远的《蚯蚓兄弟》：“蚯蚓兄弟/腰酸背痛地跋涉在我梦中打洞„透过土壤深处我分明看到/你没有了脚便试着匍匐前行/失去了手干脆用头颅去耕耘!”诗句看上去有些“土气”，而惟有真正从泥土里走出来的人，才能够如此细腻地把在异乡的生命体验感写到这个份上，让别人无法抄袭；如李明亮《做针线的打工仔》：“深夜下班归来/在小小的租房/在静寂昏黄的灯下/在冰凉的铁架床边/常常/我会拿出一只用胶纸芯做的针线盒/磨破的膝盖/我会找来一块布头/垫在破洞下/一针一线密密缝好/脱落的纽扣/一针一线紧紧钉牢/我甚至还缝了一个漂亮的大枕头/让它与我夜夜相偎//针尖从布里一下一下探出头来/而我卑微的心正被层层戳破/我知道/闪亮的盛装/从钉一粒小小的纽扣开始/而男人——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被我越缝越窄”，诗歌描画了一个男性打工仔在灯下缝衣服的场景和自伤自怜。“缝”、“针尖”、“布”、“男人”这些词语组合到一起是一种新鲜的体验，这种对自我打工生活体验的揭示是独到的；如李长空的《叹息和疼痛》：“不知为何，在异乡，我经常发出无缘由的叹息/还感到一种疼痛，来自心脏深处的伤口/就象一棵树，伤疤随着年轮的增加而变大”，诗人通过“充斥着喧嚣水分”的异乡土壤、培育出“不尽人意”的爱情、“没辙”的车、“红润的面颊”的枯萎、“找不到驻足的港湾”的船、“一群群无法筑巢”而“噙泪撤离”的鸟、“铁架床失眠的吱叫声”这样一幅幅打工族的苦辣辛酸、难忍与无奈、惆怅与彷徨的意象，把“异乡不是我们可以自由生长的理由”缘由较好地渲染了出来；如郁金《蚊子，请别叮我的脸》：“蚊子，我亲爱的兄弟/只有你，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外乡人”，也是由自身生存境遇而产生的切肤之痛。此外，许强的《现场招聘》、柳冬妩的《试用》、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曾文广的《在异乡的城市生活》、黄吉文的《南方之疼》、郑小琼的《黄麻岭》，等等，都是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诗意地揭示打工生活本来面目的佳作，因在场体验而深入文学的本质。这种感受，是许多没有打工经历的诗人根本无法比拟的，他们想当然、道听途说、或是居高临下写的貌似“底层”的诗歌作品，虽然绞尽脑汁，但难得“底层”之真面貌、真感受、真精神，其表达常常是肤浅的、可疑的、缺乏生命力的，因而难以使读者被感染和感动。

◆打工诗歌的善：悲天悯人，洋溢人性光辉

打工诗歌不仅具有真的元素，它还拥有善的元素。这善，是诗人的善，即诗人的良知和道义；是佛家的善，即对人间的悲悯情怀；是道家的善，即对宇宙和整个生命存在的关怀。这类诗歌的抒情主体已经完成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如许强《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

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只打雷不下雨”，这些诗句是沉重的、悲悯的，充满了一种诘问式的人文关怀；如李长空《残肢人阿三》：“他没了腿，以双手代步爬行/他爬过清晨，爬过黄昏/爬过天桥、马路、市场/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他艰难地爬着、爬着„„今天，他爬到了/赈灾箱前/不是为了乞讨/而是为了捐款”，主人翁阿三残肢了，就是这样在异乡艰难生存的打工者，在国家需要时，却忘不了爬到赈灾箱前去捐款，人性的光辉在大善中跃然纸上。

◆打工诗歌的美：源于生活，追求艺术美感

诗歌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打工诗歌也不例外。既然是艺术, 它就离不开美, 就应该追求艺术的美感。

首先是思想美。表现在打工诗歌精神上, 歌颂真、善、美、爱, 鞭挞丑、恶、假、仇，从“小我”到“大我”，以“大我”关爱“小我”，敲击社会进步的靶心。如李长空《我拾到一张身份证》：“在劳务市场，我拾得/一张破损的身份证/主人姓李，男性/其它的皆模糊难辩//通过登报和贴海报/三天时间/共有十二位失主/心急如焚赶来认领//南腔北调的/都说是在找工时遗失的/它可是他们在异乡生存的/唯一财富”， 黑龙江诗人浴池大师(又名看山望水)如是评道：“诗人抓住身份证与打工崽的特殊关系，不是泛泛写。没有身份证的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要吃多少苦头，诗里没写，没必要写,写出来就不是诗歌。本诗最大的亮点还不在这里，诗歌文本泛溢着浓浓人性之美，也是这首诗歌不同于其它类似打工诗歌之处。诗歌抒情主人公即讲述者，为了拾得的一张只能辩清姓氏的身份证而登报寻找失主，使得诗歌有了一种可欣赏因素。而从失落招领的个象到失落招领的群象的冷静叙述,透过事物的表象, 力透纸背地反映出诗人对在后农业时期一时找不到生活的坐标的打工群体的关注、关心和关爱”；

其次是音乐美。诗歌如同跳舞,较强的内外部节奏和韵律是诗歌的脉搏。如许岚《流浪南方》：“流浪南方/我放纵,我淘金,我赤裸/我流血/语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内心/我只看见浮萍和我的衣衫/一起褴褛天际„流浪南方/灵魂很瘦,影子很胖/天空愈来愈真实/高楼阳台上的红豆/一天天金碧辉煌/案头上的句子/一会儿刮风/一会儿响雷/流浪南方/城市距心缥缥缈缈/春雪在眼前浩浩荡荡”，诗歌采用反复吟唱的形式，把诗人在异乡漂泊的情怀立体地呈现了出来。又如李长空《没有诗意的日子》：“日落日浮，如一台急速运转的机器/零件快速老化，剑失去锋芒/灰色的翅膀/落下片片创伤/谁的叹息，穿越千年的尘埃/重重地，在苍凉的空气里回荡”，内在的节奏和韵律给人迭宕起伏、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

再次是意境美。苏东坡在观赏王维的诗画后评价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歌是一幅画，一幅活生生的画，意象是它迷人的眼睛, 会给读者无尽的想象, 把读者带到美妙的万花筒中。如罗德远《想念父亲》：“父亲，请让我/以祖先的闪电为酒/痛饮远古的洪荒和/刻骨铭心的苦难/之后，背负您中药罐熬制的祖传月色/沿惟一的山路，走向远方”，诗歌通过“闪电”、“酒”、“洪荒”、“中药罐”、“月色”、“山路”这样一些充满感情色彩的意象，寓情于景，把诗人离乡时的情景画面展现在我们眼前；

最后是形式美。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教授提出“诗体重建”，指出“‘破格’之后如何‘创格’”是“关涉到新诗的存与亡”的问题。他说：“不同的艺术从来就有不同的‘格’。任何门类的艺术的魅力，任何门类的艺术的精彩，正在于艺术家对自己艺术的‘格’的出彩驾驭和成功‘出格’。戏剧家表现战争，是不可能将战马搬上舞台的，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人物手中的那根马鞭就魅力无穷了；美术家表现动作，是不可能像文学家那样叙事的，于是他选择和创造的‘包孕性时刻’就特别让读者的视野开阔了。‘格’就是艺术特征，‘格’就是艺术美质，‘格’是限制，‘格’更是可能”[2]。吕进教授所说的“诗体”、“格”，亦即诗之体式，包括语言凝炼、自然、流畅、富于张力，文字排列给人视觉上的美感。如李长空《梦中家园》：“独自奔走在钢筋森林之中/心灵难以找到停泊的港湾/梦中家园是那长长的丝啊/丝丝缕缕扯痛游子的心弦”，对水泥钢筋城市怅然的感触, 对自由恬美精神家园深情的吟唱，就是在整齐的格律体式中完成的。又如李明亮《裸睡的民工》：“晚上可以睡觉/中午也可以小憩，真好//脱去油污和尘土/身体原来如此干净//没有任何依附/只有亲切的肌肤包裹热血//裸露，与性无关/是让汗水能够四处逃遁//一个被称作民工的男人/一张草席说出了他的所有秘密”，全诗十行,每段二行,就是采用的信天游的民歌形式。

诗歌的艺术美感从语言出发，带着个体的思想、阅历、情感、生命力、创造力，经过节奏、韵律、物象、叙述方式等诗歌形式的一路狂奔后，最终又回到语言。可见，一首诗歌的完成过程，就是一趟美的历程，完成了一首诗歌，就是实现了一座语言的雕塑。

◆打工诗歌的爱：朴实深沉，抒写博大胸怀

爱是诗歌的灵魂，是生命的火焰，是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诗经》中的爱，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

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从那以后，爱情诗在中国诗歌中便被吟咏不绝，其题材范围也被拓展开来，涌现出了浩若繁星的佳句，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心草，报得三春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歌吟母爱的、吟颂友情的、报效祖国的、思念故土的，还是为爱情而深长思索的„„无一不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无一不是发自肺腑的乐曲。

打工诗歌作为打工这个特殊群体的代言人，其展现出来的爱如同打工群体一样，是悲悯的、沉重的、深沉的，也是朴实的。这里，有对底层打工者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关爱：“下班铃终于响了/不堪负重的小花/拖着疲惫和困乏/来不及吃喝洗漱/就把自己/扔在铁架床上//豌豆花一样的年龄/随着流水线凋落/直到半截手指/成了破碎的梦魇/她才终于有了/暂时的假期”(李长空《厂妹小花》)，“还没有玩遍村寨/就让父母掏空书包/像白菜一样/被陌生叔叔批发//喘着粗气的日子/已经习惯接受鞭打/像浮萍一样/漂浮着不想回家”(李长空《凉山童工》)；有对子女的慈爱：“哦，我的宝贝/早就答应给你的礼物/——哦，今天终于兑现了/就在出租屋内的书桌/第二个抽屉的右角落/你常常翻找那里/今天你却忽略了”(孙海涛《儿童节》) ，“连续60个小时/搅拌混凝土的老张/换下来后顾不上睡觉/就匆匆跑来把我推醒/‘起床了!起床了!/赶紧带我去卖血点!’/老张说这话时/让我大吃一惊/半月前他才卖过血/怎么又要去卖？/‘娃儿们就要上学了„„’/这个倔强的老头/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今生就这样了/娃儿们的路还长着呢! ’” (李长空《建筑工老张》)；有对故乡的深爱：“深夜的雪地里/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游子/向故乡的心脏，向出生时的茅屋/挪动渐渐发热的身体”(李明亮《凌晨两点的故乡》)，“蛙鸣，一声又一声/一声又一声，不尽的酸楚/遥远的乡村，挂满了/它们的梦”(何真宗《没有城市户口的蛙》)；有对打工群体的激励：“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落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罗德远《我们是打工者》)；有对异乡、对民族、对祖国的大爱：“纷涌来自异乡的寻梦人/寄居于城市的某个街道、工地或工厂/默默用辛勤的汗水交汇成多彩的画笔/给城市生动的画布涂抹上绚丽的色彩”(郑建伟《民工》)，“习惯在黑夜折叠灵魂/习惯在雨季消陨青春/这个卑下的山村女人/这个饱受歧辱的恶之花/面对灾厄中的祖国/攥着手中的绵薄/以饱醮腥味的回报/保持暗香”(李长空《“小姐”阿芳》)„„而在汶川大地震后举国同悲的日子，打工诗人不仅仅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伤痛，更用行动来传递他们的爱心。2008年5月31日在东莞市樟木头镇观音山国家公园内举行的“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诗歌节”开幕式上,打工诗人许强、罗德远、何真宗、李长空、蒋楠、蒋明、蓝紫、庞清明、客人、安子、徐非、阿北、林汉筠等均携带了自己的诗集、文集或自己所编辑的刊物现场义卖。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诗人还在一件印有“首届中国打工诗歌高峰论坛”的文化衫上，庄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件珍贵的文化衫当场以100元起价进行赈灾拍卖，现场反应非常热烈，最后，来自深圳的打工文学作家安子以3000元的价格拍买到了文化衫。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活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共募得款项二万余元，这更是打工诗人、作家们共同完成的一首大爱诗歌。

古今中外，那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无不是真、善、美、爱的成果者，四者必居其一。“打工诗歌”以打工者贴近底层的经验、痛感的生活、鲜活的时代气息、探索中的审美方式和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升华，给予了与打工诗人共命运、同遭际的打工群体精神宣泄和情感抚慰，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亿万打工者心灵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大使。“打工诗歌”如同打工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一样，理应在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四、打工诗歌的未来走向

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诗歌”历经二十余年而不衰, 这些年更迅猛发展到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打工诗歌记录了一个特殊时代，抒发了打工者的特殊情感，同时也反映了这一庞大阶层的生活际遇和呼声，已引起诗歌界及部分政府组织的关注。尽管如此，这一新兴的文学品种还很稚嫩，语言还较粗糟，艺术表现上还不够成熟，缺少够分量的代表作和诗人，特别是缺乏对文本的评论。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打工诗歌的长远发展。因而，打工诗歌必须要在坚守自己坚实、独特的经验表达和社会道德的担当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自己的诗艺品质。

打工 现代诗篇五
《打工诗歌节方案》

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诗歌节

总体方案

前言：

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大写的30年。东莞建地级市20周年。 30年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整个华夏大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汹涌澎湃的打工潮。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流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自身和社会，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已有近1.5亿外出流动打工者，其中广东3104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5——广东已成为外来建设中人数最多的大省。这一个旁大的打工者群体，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文明，发韧于珠江三角洲的“新诗人打工诗歌”已成为诗坛的一股新鲜力量，它的现实性和当下性，正深刻影响着诗坛的走向。“新诗人打工诗歌”作为一种活跃的文学形式，以积极的态度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底层部落的生存与命运，不仅在民间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主流文坛的广泛关注，更让众多的打工者享有了文化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其作用可谓功莫大焉——这群打工写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千百万打工者心灵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使者，同是也是促进一个城市走向富足和创造文明进程的生力军，他们倡导的“打工诗歌”，如同打工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贡献一样，理应在当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

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繁荣打工诗歌，促进社会和谐，由樟木头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与中国大型民间诗刊《打工诗人》报主办、中国最畅销的打工期刊《佛山文艺》、《江门文艺》和《打工族》及中国打工文化网等联合协办“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诗歌节”，希冀以此梳理、探讨“新诗人打工诗歌”的诞生背景、价值和意义，推动“新诗人打工诗歌”的繁荣，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同时我们把这个盛大节日引进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东莞召开，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人文关怀，这也是全面展示改革开放30年东莞发展成就，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提升东莞城市形象的具体实践。

一、活动名称：

观音山·首届中国诗歌节

二、活动主题 ：

繁荣打工诗歌，促进社会和谐。

三、活动时间：

2008年5月31日全天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樟木头镇人民政府（拟）

樟木头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打工诗人》报

承办单位：

樟木头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

协办单位：

《佛山文艺》杂志社

《打工族》杂志社

《江门文艺》杂志社

《中国打工诗歌》报

《中国打工文化报》

中国打工文化网

打工诗人网

策划推广：中国新闻社东莞支社文化传播中心

五、支持媒体：

《工人日报》、《文学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晶报》、《新世纪文坛》、《广州日报》、《新快报》、《东莞日报》、《东莞时报》、《声报·文化周末》、

东莞电视台、《南飞燕》杂志、《佛山文艺》杂志社、《打工族》杂志、《江门文艺》杂志等中央、省、市各大新闻媒体以及中国新闻网东莞频道、新浪网、大洋网、金洋网、南方网、深圳报业网、东莞报业网、东莞阳光网、奥一网等。

六、活动内容：

1、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诗歌节开幕式暨新诗人抗震诗歌朗诵、签书义卖活动；

时 间：2008年5月31日上午8:30-12:00

地 点：观音山国际会展中心

自1917年2月，自胡适“白话诗八首”在《新青年》杂志刊出始，至今，现代诗歌诞生已走过90余年风雨历程，或彷徨，或辉煌，现在诗歌的脚步始终向前。新的时代，新的主题，新一代的诗人已经在成长，主动探索与自觉纠正之间的徘徊使诗歌的形式与创作者的门阶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诗歌已向所有人开放！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的 “观音山·2008首届新诗人诗歌节”，正是为广大诗歌爱好者创造了理想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释放生活之“厚积”，造就诗歌创作之“勃发”，提升诗歌艺术创作及欣赏品位，才是活动的目的所在。

活动中，新诗人们将现场朗诵自己的抗震诗歌作品，为四川灾区人民祈福，并进行签书义卖活动，义卖所得将全部捐献四川灾区，为灾后重建尽一份力，为灾区文化和教育的重建贡献自己的心意。

2、观音山·首届中国新诗人打工诗歌高峰论坛；

时 间：2008年5月31日下午14:30-16:30

地 点：樟木头商旅之家酒店

论坛紧紧围绕中国新诗歌文化的发展为主题，呼应中国新诗歌文化研究方向及新诗歌创作扎根传统文化的新表现。

论坛参与嘉宾为广东地区各县市文联领导、著名新诗人，共百余人，大量诗歌专刊类媒体参与记录，将活动的意义进行推广。可以想象，此次论坛活动对我国新诗歌文学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七、拟出席人员名单：

杨宏海

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研究员、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专家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周崇贤

中国作协会员、珠江时报主任记者、佛山文学院院长。打工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1994年获广东省青年文学最高奖项－－新人新作奖。 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小说作品专集“打工系列”一套8册。该文集系中国第一套打工作家个人文集。 周崇贤迄今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11部，中短篇小说集5部。中央电视台、香港亚洲周刊、青年文摘等国内多家媒体对其文学成绩及打工经历作过宣传报道。

安 子

中国改革20年20个历史风云人物之一、影响中国城市生活的最重要的10个角色之一、团中央十三大代表、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青春驿站》、《超越自我》等十四部励志畅销书作者。现为深圳安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董事长。

郑小琼

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2005年参加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获“诗选刊2006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 “《人民文学》奖”等。参加2005年《诗刊》“青春诗会”，出版《黄麻岭》等著作3部。

李东文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广东《佛山文艺》杂志副主编

盛 慧

《打工族》半月刊副主编、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6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

郭卫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博士、江门市文联副主席、《江门文艺》主编

鄢文江

《江门文艺》编辑部主任、广东省作协会员、江门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第一家《打工报》发起创办人之一，中国第一家“打工文学协会”“创始人”之一。1 黄任锋

著名作家、歌手，2004CCTV中国最具活力城市东莞形象大使。

许 强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打工文化报》、《打工诗人》

主编打工诗代表诗人之一。

罗德远

现供职增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中国诗歌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张守刚

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大三峡》杂志主编。

何真宗

中国社会教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新闻社东莞支社文化传播中心主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东莞市优秀青年。共青团中央“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诗歌类惟一一等奖”获得者。

柳冬妩

东莞市文艺评论协会主席、东莞市文联《南飞燕》主编。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得者。打工诗代表诗人之一。

林灵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番禺日报》首席记者

张煌新

深圳龙华宣传部干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深圳市龙华文学艺术创作学会常务理事。

徐 非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侨乡文学》杂志责任编辑。

宋世安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江门文艺》编辑。

庞清明

第三条道路重要诗人与主要推动者，广东作家协会会员，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

黎启天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东莞市作家协会理事。《厚街报》主编。

汪 洋

中国第一位打工女诗人，《东莞时尚》杂志品牌部经理。

秦锦屏

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广东省作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戏剧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化厅特邀编剧家、 深圳福田文化馆专业作家。

冯 楚

诗人、《东莞文艺30年》主编

打工 现代诗篇六
《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_何轩》

第31卷第2期云梦学刊Ｖｏｌ．３１，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１０

2010年3月JournalofYunmeng

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

何

轩

（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岳阳414006）

摘

要：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打工诗歌研究的资料积累；打工诗歌的社会价值认同；打工

诗歌评论的认可等。既有成果改变了人们对打工诗歌的看法，展示了打工诗歌的多元化面貌，凸显了打工诗歌在当下文学中被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打工诗歌产生的民间性，打工诗歌文本的复杂性，打工诗人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得打工诗歌研究还存在着整体研究和深度研究的可能。

关键词：打工诗歌；成就；局限；走向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0）02-0115-05

中国“打工诗歌”是随着“打工时代”而出现的一种“民工”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零星的“打工诗歌”创作，到90年代“显山露水”，进入新世纪“竖旗组团”，“打工诗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打工诗歌”越来越红火。据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写诗的打工者已达千人，有诗作发表的则在几百人，长期坚持打工诗歌写作的已近百人。目前打工诗人已有数十人出版个人打工诗歌集几十本。从

月31日《打工诗人》试刊号（第1期）就明确定位办报宗旨：“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的人生作证﹗”《打工诗人》第2期头版刊发编委罗德远的卷首语《为漂泊的人生作证》介绍《打工诗人》报在广东惠州成立缘起及试刊号的反响：“一份原汁原味反映打工人生存和情感状态的诗报。”同时，《打工诗人》报还采用征稿和编辑年度选本等公共活动形式推动打工诗歌发展。2004年5月31日《打工诗人》第8期第1版刊发“梳理打工诗歌，提升打工精神———打工诗歌研讨会现紧急征稿”启事，进一步明确了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定位，以及向主流文坛发展的方向。2007年9月《打工诗人》第10期第4版推出首个《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简介，刊发主编许强、罗德远、陈忠村《写在前面的话：关于打工诗歌》及“打工者写打工者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封面”，以及打工诗人李明亮的报道《来自底层的真诚吟唱》。同版还刊发主流诗刊部分主编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题词，如《天涯》主编李少君的题词：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平衡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态！《诗选刊》副主编张洪波题词：饱含劳动汗水和辛酸泪水且充满智慧的诗歌作品是不应当被忽视的。而2009年出版的《2008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则将打工诗歌征选视野由南方珠

2001年至2009年底出版《打工诗人》报26期，从2007年至2009年底出版《中国打工诗歌报》4期，

出版《中国打工文化报》8期，在2007年和2009年分别出版《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2部，从

2002年起创办了打工诗人网络论坛，成为全国“打

工诗歌”写作者的网上家园，同时不少知名打工诗人创办个人网上博客。可见，从纸媒到网媒，“打工诗歌”在中国新世纪头10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诗歌文化现象。／

一

新世纪中国“打工诗歌”的兴起是与民刊《打工诗人》报的创立分不开的，而伴随《打工诗人》报而开辟的打工诗歌评论则从诗歌创作定位、导向和理论等方面引导打工诗歌的健康发展。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打工诗人》报的办报定位与发展策划逐步引导了打工诗歌的兴起与发展。早在2001年5

收稿日期：2010-01-1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JD21）和湖南省教育厅立项项目（09C486）。作者简介：何

轩（1966－），男，湖南岳阳人，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

116云梦学刊2010年

三角扩大到全国打工第一线，使打工诗歌现象成为涉及全国范围的文化现象。

第二，《打工诗人》刊发社会各界评论，引导和扩大打工诗歌的创作与影响。《打工诗人》报从第2期起开辟诗评专栏选发对打工诗歌的评论文字。如，路曲的文章《为“打工诗人”鼓掌———读〈打工诗人〉试刊号》（《打工诗人》第2期），孙文涛的评论《中国打工20年风雨“青春祭”》（认为《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年》是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部集体精神诗集，她的青春性、当代性、史诗性、独特性无可替代，她给今天的中国带来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缺少的“良心之书”，《打工诗人》第11期）。《打工诗人》第4期和第7期刊发民间诗人发星的《致“打工诗人”群体的一封信》和《“打工诗歌”，中国后现代天空下田园情结的延伸》文章，发星从移民文化背景来看打工诗歌，认为，打工诗歌是“对所谓先锋诗歌的一种情感背离”，是“把乡土移植在工业文明的苍白烟尘中”，是“地域文化形态的转移与重新树立”，“打工诗歌拉开了一种底层新移民的序幕”。《打工诗人》报同时推出对重要打工诗人诗集的个——读案研究文章，如黄行的诗评《在路上的工卡—张守刚诗集〈工卡上的日历〉》（《打工诗人》第3期），朱先树的《精神理想的追寻者———徐非和他的诗》（《打工诗人》第7期），张洪波的《蚯蚓兄弟：在别人的城市里打洞———罗德远诗集〈在岁月的风中行走〉序》（《打工诗人》第8期），孙文涛的《“汗血珠三角”：徐非、罗德远、许岚、张守刚……》（《打工诗人》第9期）和《京华遇诗人：许强———广东“打工诗潮”肇始人之一、中国当代打工文化重要推动者》（《打工诗人》第23期）等文章，分别对重要的打工诗人及其诗作进行评论。《打工诗人》报还刊发来自学院派学者对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及信息。如，张未民的《生存性转化为精神性———关于打工诗歌的思考》，张清华的《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龚奎林的《伤痕与反思：现代性话语裂隙的底层叙述———打工诗歌片论》，何轩的《“打工诗歌”与底层和谐》，张一文的《也说“不要再强调打工诗人”》，杨清发的《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和《独异的风景———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批评》，这些文章引起了“打工诗歌”在学术界的反响和传播。

第三，打工诗人自己动手评论打工诗歌。“打工

诗歌”在兴起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打工诗人出身的评论家，推进了打工诗歌的创作发展与理论阐述。柳冬妩就是从打工诗歌写作中走出来的打工诗歌评论家。《打工诗人》报从第3期起就刊发柳冬妩一系列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如，《打工诗：一种生存的证明》（《打工诗人》第3期）、《过渡状态：打工一族的诗歌写作》（《打工诗人》第5期）、《在城市里跳跃：“打工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阐释》（《打工诗人》第8期）、《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打工诗人》第9期）、《〈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自序》（《打工诗人》第10期）、《身体事件的烙印———打工诗歌的身体叙事》（《打工诗人》第16期）、《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打工诗人》第22期）。2006年柳冬妩出版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版），《文艺报》（2007.6.21）特地刊发消息评论说：近年来柳冬妩致力于打工诗歌这一文化现象的梳理和评论，成为打工诗歌的主要理论阐述人。无论从社会学的意义还是诗歌评论的角度，柳冬妩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简括而强烈的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打工诗人的庞大群体，并严正地指出了其背后令人忧虑的社会异化背景，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打工诗歌的价值及其延伸意义。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发表了对打工诗歌的评论文章，如，郑小琼2003年8月写了《疼痛的生活———评张守刚的诗》（见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接着又写了《坚守在苦难边缘的打工诗人》（《打工诗人》第8期）对许强、罗德远、徐非、曾文广等四位打工诗人的诗歌特色和风格进行感悟式的评论，以及诗论《深入人的内心隐秘处》（《文艺争鸣》2008.6）。《打工诗人》第19期和第20期分别整版推出打工诗人丘河长篇诗论《当代诗坛的一面镜子———打工诗歌片论》和打工诗人李长空的《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对“打工诗歌”的发展历史、内容特征和现实特性、精神特征、未来走向进行宏阔描述和评论。

二

“打工诗歌”，是作为“底层写作”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中国学界视野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诗歌与底层经验”的表述问题和“打工诗歌的社会承担”功用问题等两个方面。前者属于文学书写的

第2期何轩：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117

技术问题，后者属于文学的社会功用问题。

关于“打工诗歌与底层经验”的表述问题，2005年第3期的《文艺争鸣》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中写作”的评论专辑，发表了蒋述卓、柳冬妩、张清华三位的一组文章及主编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一文中，以作家的人文关怀作为论述的起点，认为“当前文学的底层意识已经具备了新人文精神的因素，有了超越一般人道主义同情和平等意识呼吁的新质”。他着重从“身份焦虑与主体觉醒”、“对道德缺失的拷问与法律关系的思索”、“对城市认同的追问以及对融入城市的思考”三个方面阐发了当前文学中这种“新人文精神质素”的表现。文章认为必须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作出切实的精神关怀”，而文学表现领域里的底层意识恰恰具备了这样一种宝贵的品格，因而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柳冬妩的长文《从乡村到都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以丰沛的感情和翔实的文本为基础，肯定了“打工诗人”的创作在“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上的重要价值。并且就诗歌本身而言，柳冬妩指责“有一部分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他的精神指向，而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的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由此他指出“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反拨和颠覆。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中指出，“打工诗歌”的意义在于表现了一种写作伦理，延续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总的倾向来看，上述三篇文章主要是从打工诗歌与底层现实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论述“打工诗歌”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尽管“打工诗歌”在创作水准和现实效用上还存在诸多可疑问题，但实际上却凸显了诗歌创作直击社会现实情境的锋芒和力量，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对当前精英诗歌写作中过分倚重技术、偏安于中产阶级内心世界的创作倾向的纠偏。这些意见具有明显的合理因素，因此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和赞许。此后《文艺争鸣》2006年第1和4期，又登载了多篇有关“打工诗歌”、“底

层经验”诗歌等问题的文章和讨论稿，论述口径、立场观点大体上保持了一致。2006年《南方文坛》第5期发表学者吴思敬的文章《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指出要正视“从打工阶层中涌现了一大批像谢湘南这样有影响的打工诗人”。

“打工诗歌”的社会承担问题是新世纪学院派关于打工诗歌研究的第二个焦点问题。2006年《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在该刊第1期卷首发表了《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梁平认为，中国新诗的历史是“对艺术的探索和对社会的关注”齐头并进的历史，而目前不少诗人却陷入“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致使诗歌“已经退守到社会的边缘，渐渐失去了大众的认知和守护的热情”，“过分地强调了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应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因此他强调“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需要来一个转体，需要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对于打工诗歌体现的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写作功能，梁平是持肯定和欢迎态度的。与此承担意识相反，《星星》2006年第6期上又发表张桃洲《诗歌的至高律令》一文指出：“中国诗歌当下的困境，依旧是‘怎样写’的问题，而并非‘写什么’的问题”。针对上述关于诗歌“承担”功用的不同观念，2006年第10期的《山花》上刊登了王光明等研究者题为《底层经验与诗歌想象》的讨论稿。王光明认为，把“写什么”和“怎么写”对立起来“又重蹈了把内容与形式、题材与表现对立起来的覆辙，同时忽略了文学的社会道德必须以美学道德为前提的‘承担’特点”。2006年第5期的《南方文坛》上刊登了冯雷的《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的文章，认为，从诗歌自律性的角度来看，“底层经验”诗歌不妨看作是对1980年代以来“纯诗”立场的反拨或警醒，通过介入到公共空间的方式来重新开放诗歌趣味；另外从语言的方面来看，“底层经验”诗歌对于还原语言、词汇的表达能力和表达空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文章并不认可把“底层经验”写作看作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诗学主张，而倾向于将其视为是一种有益于诗歌发展的时代现象。综合来看，这些文章共同的特点是，对从“诗用”的角度展开的道德评判报以审慎的态度，同时更加注重诗歌写作内部的问题，比如美学风格、语言特色、意象体系等关涉“诗美”因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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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院派知识分子拿“打工诗歌”说事的两种表现、局限及“接着说”的可能性。中国“打工诗歌”在新世纪进入国内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视野，引起关注、研究乃至争论的现象，是他们拿“打工诗歌”说事的结果，其表现有两种走向。一是在“底层表述”和“社会承担”等论域中肯定“打工诗歌”显现的社会伦理责任。这方面的文章有张清华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刘东的《贱民的歌唱》（《读书》2005年12期）、王光明的《近年来诗歌的民生关怀》（《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梁平的《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等；这些文章认为，“打工诗歌”是一种“生存中写作”，具有“现实精神”、“民间因素”，它建立在“我手写我口”基础上，是对“技术主义的反驳”，也“勇敢地表现出了道德上的勇气”，并“彰显了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二是在“诗歌伦理”和“美学伦理”等论域中对“打工诗歌”及其评论持保留、否定态度。钱文亮首先在《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为，“打工诗歌”在“生存中写作”是“90年代诗歌”介入精神的延续，诗歌介入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是诗歌正当的职责，但不能矫枉过正，以为关注底层，具有现实精神就可以牺牲诗歌技巧和审美原则。相反，诗歌的价值应该体现在诗歌对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的“如何介入”上。

综上所述，学院派知识分子对“打工诗歌”的批评，其出发点和归结点都不是“打工诗歌”本身，而是拿“打工诗歌”来“说事”，要么借助“打工诗歌”的写作来发表他们对当下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呼唤以及对民生疾苦的关注，要么拿“打工诗歌”来伸张他们“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主张和诗歌语言技术的思考。他们对“打工诗歌”虽然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但骨子里都显露出相当一部分学院知识精英对“打工诗歌”的文化傲慢与本体无视。尽管存在这些局限，但学院派知识精英的思考，给我们对“打工诗歌”“接着说”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话题，比如，“打工诗歌”与底层叙事的关系问题，“打工诗歌”写作的社会伦理与诗学伦理问题，底层的自我表述问题，等等。

“打工诗人”自己对“打工诗歌”的评论、局限与“接着说”的生发点。“打工诗人”在“打工诗歌”写作与传播过程中也开始自觉地对“打工诗歌”进行理论思考，《打工诗人》报开辟了“打工诗歌”的理论研究专版，吸引了不少打工诗人对打工诗歌本体进行个案评说和整体总结。2006年12月“打工诗人”柳冬妩出版了长达272页的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著者以一个“农民工”的身份进入东莞打工，从写“打工诗歌”到写“打工诗歌”评论，将前者看做是自身从乡村到城市的一段精神传记，将后者视为“心灵在诗歌里穿行和歌哭”。由于这些深入打工现场和诗歌现场的切身之痛，使该著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得以进入“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的内部进行言说。同时，不乏宏阔的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如，著者认为，打工诗歌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它“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打工诗歌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圈地”中被一些人急于转化成“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对诗歌本身来说是不健康的和虚假的。对“打工诗歌”的评论不能局限在“狭隘的题材和伦理道德”层面，也不能局限在诗歌的肌理语言

11-17页）中对“打工诗歌”的“伦理优越感”发难，指

出当下“诗人的写作只应该遵循诗歌伦理”。接着，张桃洲发表了《诗歌的至高律令》，指出，“诗歌有其自身的伦理，它自己的至高律令。那也许是语言或别的什么，但决不是强加给它的可疑的道德要求或外部现实”。随后，钱文亮又发表了《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江汉大学学报》

2007年第6期》），对“打工诗歌”的道德批评倾向

给予了两顶帽子：“道德归罪”和“阶级符咒”。面对上述关于打工诗歌“伦理问题”相对立的两种批评观点，《南方文坛》在2006第5期同时推出了罗梅花的《“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冯雷的《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和王永的《“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等一组文章，对当下“诗歌伦理”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罗梅花在文章中对评论界给予“打工诗歌”表现出的“写作伦理优势”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炒作”、“跟风”。王永站在中间立场，评述了当前对“打工诗歌”持肯定和否定的两种表现，指出，当前一派学者力挺“打工诗歌”，贬抑诗歌技术主义，批评文化精英主义，是一种“文学的祛魅”。王永认

第2期119

方面。即使对诗歌进行社会符号学的分析，也要严格坚守美学立场，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将“打工诗歌”的评论变成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强调打工诗歌的研究首先要面对文本，文本细读是美学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打工诗歌还在发展，需要在耐心阅读中去寻找和发现。[1]

柳著的这些观点显示该著是当前对“打工诗歌”内部与外部研究结合得较好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但是，由于该著是著者不同时期关于“打工诗歌”研究的论文合集，因而，从论著的体系来看，其整体逻辑视角和格局还不显豁。如“打工诗歌”兴起的历史发展问题，“打工诗歌”兴起和传播的方式问题，“打工诗歌”与底层表达权关系问题，与打工文化建设、与底层社会和谐关系问题，等等。这些与“打工诗歌”产生相关的文学史问题、文化史问题和社会史问题，都值得系统研究总结。

近年来包括“打工诗歌”在内的打工文学，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兴趣，不少学者认为对此进行研究既有文学价值又有社会学的价值。如，著名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柯雷(MaghielVan

料收集上出现了2部关于“中国打工诗歌精选”年度选本和包括打工诗歌在内的《打工文学备忘录》（杨宏海主编，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二，“打工诗歌”所体现的社会学价值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打工诗歌”的文学价值也得到相当多的评论家的认可。第三，出现了第一本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和打工诗歌研究理论阐释专家柳冬妩。但是，由于“打工诗歌”产生的民间性、“打工诗歌”文本的复杂性，“打工诗人”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使得对“打工诗歌”的整体研究和深度研究上还有待深入展开。在整体研究方面，“打工诗人”群体定位与分类研究问题，“打工诗歌”定性与分类研究问题，都还缺乏整体理论研究。在深度研究方面，“打工诗歌”兴起的原因与传播的方式问题研究；“打工诗歌”的诗学价值研究：如何处理诗歌写作的社会伦理与艺术伦理关系问题；“打工诗歌”的文化社会学价值研究：作为打工文化的“打工诗歌”，其创作过程与“打工诗人”的精神和谐问题，“打工诗歌”的传播接受与打工群体的精神和谐问题，“打工诗歌”的社会介入与社会阶层结构和谐的问题；“打工诗歌”的历史语境和未来走向问题。上述问题将成为未来打工诗歌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

参考文献：

——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自[1]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序[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Crevel)博士认为：“migrant-laborerspoetryisanimportantandinterestingtopic.”香港中文大学文化

与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黎明茵博士认为：“Iam

indeedinterestedinmigrant-workers’issuesandwritingsandwillhavelittleproblemsupervisingathesisonChinesemigrantworkers’literature.”澳门

大学中文系施议对教授说：“打工文学，很有意思。古典资源，开发利用，应有一定空间”。

[2]

[2]参阅打工文学研究学者张一文的博客

总之，“打工诗歌”在新世纪已经赢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就。这表现在，第一，在打工诗歌的资

[责任编辑余三定；责任校对鲁涛]

AREVIEWOFTHERESEARCHONTHELABOURPOETRY

INTHENEWCENTURY

HEXua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HunanInstituteofScienceandTechnology,Yueyang414006,China)

Abstract:Someprogressintheresearchonthelabourpoetryinthenewcenturyhadbeenmadethefollowingperiodicachievements:theaccumulationofresearchmaterialofthelabourpoetry;theapprovalofthelabourpoetrybythesociety;andapprovalofthelabourpoetrycommentaryandsoon.Theseachievementshavechangedpeople'sviewsonthelabourpoetry,demonstratedthemultiplexappearanceofthelabourpoetry,andhighlightedtheimportantpositionofthelabourpoetryinthecontemporaryliteraturewhichwasonceneglected.Buttheresearchonthelabourpoetrycanbemadeinwidthanddepthbecauseofitsfolkorigin,thecomplexityofitstext,andtheknowledgelimitationofitspoets,etc.Keywords:thelabourpoetry;achievements;limitation;trend

打工 现代诗篇七
《打工诗歌局限分析》

打工 现代诗篇八
《论“打工诗歌”的叙事化策略》

打工 现代诗篇九
《郑小琼与黄麻岭及其打工诗歌》

郑小琼与黄麻岭及其打工诗歌

阳光东坑 2011-10-10 09:36

何谓“打工诗歌”？所谓“打工诗歌”，实际上它从属于“打工文学”，是一种以打工生活题材为基本内容的诗歌类型。国内最早完整地提出“打工文学”这一概念的是杨宏海，他认为：“‘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是在南中国沿海开放城市。”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郑小琼的诗歌创作再现了后工业时代原生态的底层生活画面，呈现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的艰辛历程，这是生存前沿真实的诗性记录。郑小琼以她的才华和勤奋裹挟着底层的辛酸和疼痛步入中国诗坛，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回溯郑小琼的诗歌创作历程，她的现实主义书写从黄麻岭开始启程，也是从她对自我的经历的内省中开始启程，因此她的诗歌具有后工业时代的突出特征，投影在她的诗文中，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厚重的底蕴和巨大的张力。郑小琼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沉重地谈起：“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通过这段震撼人心的文字，我们可以联想到钉子、机台、铁、炉火、女工、加班等生活场景。可贵的是，郑小琼不只是将底层困境和打工生活的忙碌和辛酸简单地菜单似的罗列，而是将这些一般人看来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进行审视和思考，进而发酵成诗，真情实感地描绘出来，再现和升华了底层文学题材。这使她的诗歌具有一种深刻的洞见，并蕴含着疼痛。这种疼痛感正是当代诗歌中所缺乏的，郑小琼正用自己的创作填补了这一文化的空缺。郑小琼所描绘的疼痛，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的写照，这种疼痛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从郑小琼的诗歌文本来看，它基本的外部状态是冷酷的，她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底层写作的独特的词汇和冰冷的意象世界，与此对应的是流水线下无情的工业符号与她的机器化大生产语境中，一个异乡人的内心焦虑和精神迷失。

铁的意象与生存现实

郑小琼的打工诗歌记录了打工者的生存现实，语言平淡而有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情感的真挚性。她的诗歌，大多糅合了多种底层元素，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因素下的产物，她笔下的底层生活，既保留了中国传统乡村遗韵，又笼罩在工业文明的包围之中，真实地再现了打工者们的血泪生活。

对于底层创作的特点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杨彬认为，一批作家不再仅仅展示底层生活的苦难，而是在描写他们苦难生活的过程中，充满人文关怀。杨氏只是说出了底层创作的一个特点，还有需要商榷的地方。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徐肖楠却认为，底层文学是在市场中国难以推陈出新的文学价值圈中产生的，它是市场中国诗性动力遇到困境的表现，它只不过是一波波市场中国不断表演的文学现象的一种，本质上与其之前的其它文学潮流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说法看似很有文学史的概括意味，实际上对于底层的生活状态并不熟知。如今底层文学开始走入读者视域，虽令人震撼的作品不多，但已经很能促人思考。文学，应该是一种具有深刻意味的形式，或许只字片语，但能触及心灵，便是对人们所处的环境最本质的精神表达。从美学的角度讲，打工诗歌一如概念中的“丑”，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它有多丑，而是因为这种“丑”已俨然一种最真实的美。对生命最本真的探讨和对底层生活最彻骨的描述，使打工诗歌以其原生态的特点，触及了读者的内心，或许这已经是诗歌深沉表达的另一种样式。

郑小琼的诗歌，充满着嘶哑和锋利的痛楚，又赤裸裸地写出底层人们生活的无奈和无可抗拒。事实上，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往往正是因为作者用他们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告诉人们，这世界在他们眼里的真实。郑小琼的打工诗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岩浆般的爆发力，冲击着现实，也许这种对生命敏感而勇敢的表达，正是她作为出身“打工者”而声名大噪并被人们喜爱的最根本原因。换言之，或许读者不只是喜欢郑小琼诗歌中的遣词造句，而是热衷于这个曾劳动在一线的女子对生命的执着和对文学的炽热之情。

在郑小琼的笔下，铁、铁屑、锈质等意象，俯拾皆是，就像散落底层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一样。这些背井离乡的苦难者，更多的只剩下悲伤，苍老和迷茫，最后就像被遗弃在露天废物场的铁屑碎料一样，被时代的洪流所抛弃。

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

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

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

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

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有风摇曳

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

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

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些铁

这些人，将要去哪里，这些她，这些你

或者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

在车站，工业区，她们清晰的面孔

似一块块等待图纸安排的铁，沉默而

她们头顶，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飞过

留下低鸣，与我内心起伏不断的惆怅

向南的窗口，我看见她们

在走着，不由自主地，朝着广阔的工业区

她们弯曲的身体，让我想起多少年前

或者多少年后，在时间中缓慢消失的自己

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

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

——《铁》

诗歌创作中，情感的表达往往借助多种意象。在郑小琼的诗中，铁、铁屑、楼群、荔枝林、小鸟、工业区等都成为她常用的表情达意的意象。“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些铁/这些人，将要去哪里，这些她，这些你/或者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 郑小琼的诗歌有着一种疼痛的力量，外地打工者在繁华都市中的情景，在

郑小琼笔下显得异常孤寂，异常萧瑟和迷茫。疼痛的文字中，散发着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和惆怅。我们很难分辨出，究竟铁是那些前途未卜的底层打工者，还是底层打工者就是那等待图纸裁割的铁。正如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铁”这一想象达到了主体与客体天衣无缝的境界。事实上，工业社会和流水线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以及指挥着这只手动作的深层力量。也就是说，一种生活话语霸权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更大的霸权，就如那满地斑驳坠地的铁屑，总是来源于一块更冰冷、更庞大的“铁”。郑小琼创造了“铁”这一当代诗歌中的重要意象，这是一个具有强大张力、富于隐喻和象征意味的重要意象。正因为铁冰冷，缺乏人性的温度，坚硬无比，就像钢丝铁笼一般密布于后工业时代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它往往和资本家、财富、机器和冷漠联系在一起，是插进农民工灵魂里的一根芒刺，使人受伤和疼痛。郑小琼写下了一系列与“铁”有关的诗歌和散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被“铁”笼罩的时代，一种被“铁”干预的现实生活，一颗被“铁”刺伤的心灵，这无疑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现实主义的书写。

郑小琼《黄麻岭》诗歌阐释

郑小琼在东坑镇打了六年工，在这六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年写一首《黄麻岭》，当然还有其它很多创作。这六年是她不断成长的六年，是奠定她诗人资质的关键一段青春岁月，在这六年中郑小琼不断地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抒写成诗，且看她在勤生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年写的关于黄麻岭的一首诗：

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

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

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的头，一趟趟，一次次

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

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

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

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

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

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

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

风吹走我的一切

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黄麻岭》

这首诗，展现了以诗人自己为代表的底层打工者的生存和挣扎，尽管其笔法还不是很老到，却充满了质感。郑小琼包括这首诗在内的一组诗歌在网上发布后，有无数的网友跟贴，大多都表示被诗人的诗艺和所呈现的内容所折服，被诗歌中强烈的现实感所震撼。这种现象使我们真切地看到，网络（诗歌）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不同。诚如熊平所言，网络文学的最大弱点是浮躁性，但较之传统文学，它“打破了以往经由少数精英和权威对文学话语权力的垄断，使得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自觉地投入到文学的阐释中来，从而使文学从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功利写作变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艺术。唯自由才有艺术，而且真正的艺术根植于民间。”从读者的反馈而言，我们不难从郑小琼的诗歌背后看到诗歌根植于读者、根植于民间、根植于现实的重要意义。黄麻岭作为郑小琼诗歌中表达情感的意象，俨然是一个打工者寂寞的身影，尤其诗歌的最后一句“剩下的苍老，回家”，把读者内心最脆弱的情感也吞噬掉了。也许，正是对打工生存境遇的卑微性认识，促使郑小琼不得不站在一个起点很低的底层视角，通过诗歌对这个巨大喧响的工业时代进行冷静的审度和深度的反思。诗人就是诗人，在如此艰苦的生活里，她的炽热的目光所发现的，是底层的生存哲学。在郑小琼的眼中，一个黄麻岭，是她的寄托，是打工者的青春驿站。然而，打工者最后的命运却是“苍老”、“回家”。何超群在《在黄麻岭和东山村之间》中这样评论道：“这哪是写出来的诗歌，这显然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生命体验。”黄麻岭的阳光和雨水，穿过精神和现实，引领诗人朝着世界的方向、朝着“风刮来的方向”思考或者漫步。黄麻岭是该诗的一个重要的意象，诗人的工作与生活，欢乐与痛苦，梦想与记忆都与这个地方紧紧相连。这里的街道、村落、山岭和工业区„„任何一个地方都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在这首诗里，黄麻岭既与“理想、爱情、美梦、青春”以及生命的期待同构，又与“雨水和汗水”、“塑胶产品、螺丝、钉子”等幻灭的伤痛同构，它直接成为诗人复杂体验的源头，并在诗人的言说中，还原出了它难以还原的存在真相。 在东坑打工的第二个年头，诗人郑小琼又写了一首关于黄麻岭的诗：

我愧于提及

它暮色中温暖的楼群

晚风吹过荔枝林

打工 现代诗篇十
《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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