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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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一：感受大地的力量——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吴 月：感受大地的力量

——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吴月

凌晨一点，我终于看完《黄河边的中国》，长吁一口气。心中有淡淡的畅快，更多的是说不出的困惑与隐忧，正如作者曹锦清先生在书中的最后一句，“河南之行到此虽划一句号，但它留给我的依然是一个问号。”

中国观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制约的。观察中国的现代化，可从外往内、从上往下看，即通过“译语”与“官语”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而曹先生却转而从另一端，即站在社会生活本身来观察中国社会，从内往外、从下往上。这一视角的转变，所看所思就不同了。从外往内、从上往下看，或可看见中国离现代化目标尚有多近，而曹先生则看到了中国离原初出发点并未多远，积淀在乡村社会中的传统力量也不断渗入现代化的现实中。

历时半年的乡村田野调查，旨在对乡村社会进行观察与思考，从现代化角度透视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之现状。曹先生认为，让缺乏自我表达与组织的村民学会自我管理，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合作组织，实现共同利益，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对于农民缺乏自我组织与管理能力这一点，我是认同的，而这个缺陷在农村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上都有体现。

中国农民的一个特点是“善分不善合”（我认为这并不只是农民或中国农民的特点），也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小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平等协商的精神与能力。改革开放在农村最重要的体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分田单干、农户分散经营，这一制度是符合农民的小农经济习惯的，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

提高单产，确保温饱。然而，承包责任制也存在一些缺陷。传统农业是低效而脆弱的产业，而家庭更是脆弱的组织形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难以抵抗水旱灾害；农户个人难以把握市场规律， 承受市场风险；地块分散，农户往返劳作机耕不便；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弊端日显；还有外出务工导致土地荒芜粗放经营等。面对这些问题，以及现代农业机械化、规模经营的要求，农民重新联合起来，在平等协商、公平契约基础上建立起超血缘关系的经济联合体，如专业化合作体系、集中加工销售体系等，是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只有自发联合形成组织，才能解决生产、供销、农田水利建设、地方官吏侵权等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在农村政治中也有体现。曹先生认为，中国农民的自我代表意识与能力都不够，单家独户的小农将政治理想寄托于上层的雨露与阳光。在中国的村落文化里，各种以“人情”为主的人际合作传统方式中没有民主法制的因素，例如在选举村支书时，村民往往会选择与自己同宗族的弟兄，在解决自家问题时，往往会选择通过私人交情。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需要别人来代表自己，只能企盼包青天一类的政治家替民做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不管是经济上缺乏自发组织的意识与能力，还是政治上缺乏自我代表的观念，都或可归结为一种传统的小农心理。这也许是对中原大地农民的一种苛责，但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就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制度往往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引入一种制度只是开端，培育起使该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心理文化远为艰难。只要中国小农没有学会自我组织及自治能力，中国的小农依然是历史上的传统小农，也无法摆脱经济落后，社会地位低下，至于乡村的民主法治化也是一句空话，中国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也永远是口号。

书中翔实的记录给我展示了一个与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但又确实存在的黄河边的中国。在这里，理论观念、制度政策、社会生活，它们在同一物理时空中并存，但在历史时空中，观念是超前的、制度居中而社会生活居后，当我们

用观念改造制度时，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传统也在不断改造这些观念与制度。

这本700多页书打动我的，除了它呈现出的1996年我4岁时的河南农村真实图景，还有作者曹锦清先生为了发现真实而做出的努力。阅读的过程中我经常叹息，如果今年夏天我在社会实践之前读过这本书，在下乡时该少碰多少壁！“社会调查的关键是进入调查现场，而后根据调查目的获取所需的社会事实”，为了“入场”，曹先生主要运用了私人亲友关系而非官方关系，尽量保证了所见的真实性；“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在调查中保持“无知”与好奇，直观生活本身；“在一切社会事实中，社会情绪是最重要的”，不仅关注事情本身，也关注受访者的情绪与心理；“纵者为历史的对比，横为理论的分析”，现场调查与出场研究相辅相成；还有观察的细致，角度的独到，都让我心生敬佩。

这本不薄的书读起来对我来说并不那么容易，不过我也知道“农村”这本书更是值得我们慢慢品读。15年过去了，如今中国的农村又是什么样子？各种专业合作化组织运行情况如何？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轻了吗？如今的地方政府与人民，是“鱼水”关系还是“油水”甚至“水火”？生在山东小城，祖辈都是农民的我，真的很想再去看一看，嗅那泥土的气息，感受大地的力量。我想，会有一天的。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二：《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立足乡土，研究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读书笔记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对于现代化的理解有多种多样，我们提出农业现代化这一口号已经多年，但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多为器物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而没有实现制度上的现代化。曹氏在书中也指出一些后现代的观点与当代农村实际存在着矛盾。诚然，有一些观点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它的实现必须有合适的土壤。要和具体的国情和实际密切符合，中国农村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在这里沉淀几千年。现代文明的冲击终究只能改变表象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农村新面貌，但是扎根于农民性格之中的深层东西却无法轻易改变。曹氏的这本著作改变了以往调查报告只重规范而缺联系实际的遗憾，他用生动翔实的叙事文体和丰富多样的案例和样本为我们诠释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实际，以小见大来反映三农问题对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通篇没有复杂的说理和对概念的演绎，但却从字里行间看得出作者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研究。诚然，农村需要现代化，但是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农村建设改善，还是农村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的不断改进，这都值得我们今人的不断思索。

众所周知，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二元结构，但是农村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级差，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已经逐步实现了农业向工商业的跨越，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小康水平。而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却依旧处于较原始的生产生活状态，农民生活也较为艰辛，维持千百年来的生产方式依旧。仿佛市场经济的风潮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这里。东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异早已经为人们熟知，于是在发展经济的号召之下，中西部地区农村没有合理的依据自身的实际而盲目制定发展计划，只是一味的模仿东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和乡镇企业建设，但是由于自身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差异，这种投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这里依旧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此长期以往反倒加剧了干群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思考，后发地区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我想单纯的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农村之间的地区差异和素质差异是我们制定具体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的重要方面，现代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种合乎实际的发展过程。

贫困的循环

曹氏在本书中多次用具体的数字尤其是支出收入计算方法向我们呈现了该地区农民的负担情况。在曹氏的另一本著作《如何研究中国》中，他指出农民的负担构成如下：三提（供

村使用的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五统（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计划生育费、道路水利费）+义务工+涉农税。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以及罚款。据统计中部粮产区的农负率可以达到40%-50%。可以说是十分的沉重，我们再去研究农民的收入构成，在土地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土地成为了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重要手段。纯农业收入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广大中部农村地区没有发达的乡镇企业，因此工商业收入非常有限。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一直不高，而农民没有自己的定价权，因此依靠纯粹的农业收入只能使得农民保持温饱的水平，曹氏在书中也详尽的介绍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一日三餐非常单调，每月仅有一次肉食，几乎没有其他的消费。当地稍微富裕的农户主要是以下类型：外出务工或者依靠知识致富。因此农业外的经济收入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单老师也曾在课堂强调单纯的农业不能使得农民致富。而农民的主要支出除了前面的三提五统之外，教育和医疗成为了农民的支出大头，还有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也成为支出的原因。值得注意的事超生罚款成为了普遍的现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超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计生工作任务沉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采取罚款的方式进行遏制，沉重的罚款往往导致农民的继续贫困，但是罚款并没有遏制超生现象，所谓的“黑孩子”依旧大量存在。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村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观念的延续，但是我们知道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实现自我保障的手段一是靠土地农业，另一就是靠子女的赡养。农民对于社会的预期较低是他们选择超生的主要原因。但是超生罚款却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相反高额的罚款加剧了农民的负担，使得农民用于投入教育的经费越来越少，使得子女无法接受正规的义务教育，导致了人口素质的继续下降；另外过多的人口加剧了农村的人地矛盾，这就陷入了贫困的循环之中。而且超生罚款对于富户和当权者遏制不足，他们依旧可以凭借金钱和权力去选择逃避这一政策。因此日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逐渐的扩大到农村地区。

由于农民手头没有足够的收入，他们往往只以温饱作为生活的目标，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需求，更不用说去创业投资。因此农民增收的渠道依旧有限。外出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较大，工作不够稳定，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曹氏在书中曾指出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仍旧保持着小农经济的传统。农民除了和大市场进行着有限量的交换之外，大多是基于人情网络的礼尚往来，因此说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方式并没有深入到这一地区。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有限的价值并没有进行增值的渠道，而是一味的消耗，这样又进入了另一种贫困的循环之中。

民主法治之花何时盛开

现如今我们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尤其强烈，但是民主法治这朵美丽的鲜花是否能在贫瘠

的农村大地之上马上绽放呢？民主不单纯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套用以解决社会公共事物的习惯、程序和方式①。西方式的民主法治根植与传统的市民社会，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以被需求和提倡。西方社会已经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过度，社会结构是一个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因此社会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乡土社会，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宗族共同体，农民扎根于土地之上，缺少流动性，因此形成的便是一个“熟人型的社会”。广大农村地区有着村落传统，只有在全然丧失情感和信任的地方，才需要契约和法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是契约和法制的真正基础②。我们知道传统决定习惯，因此人与人之间对于感情和人情的依赖要大于对法制和制度的依赖。农民对于民主法治的渴求并非出于制度上的偏好，而是出于是否改善自己的生活。农民一方面抱怨吏治的腐败，却另一面表现出对特权阶层的默许和羡慕。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动机也各有差异，有的只是出于形式和盲从，有的出于对改变自身生活的期待，也有的以自己的私立作为出发点。农民对于社会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吏治腐败的痛恨，但是却没有将改变现状的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理解是模糊而残缺的，因此解决农村问题虽然要以法治和民主作为指导的方向，但是也要充分注重农民个体素质的差异，民主法治化的进程需要以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为先决的条件。在实现农民富裕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了带头人的重要作用，曹氏在书中也提到了几个典型，凡是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必然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们往往以身作则，并且能够以自己的影响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农民，必须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认识并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③。这在农村中不乏事例，就连东部富裕农村也有这样的典型，例如华西村的前书记吴仁宝。可以说涵盖人情、威权、关系等要素的感情依赖系统在农村的作用仍然要比民主、法治、规范为要素的制度依赖要更加明显。但是对于制度的依赖是不可偏废的，我们不能保证这样的先进典型会时时处处出现。其实在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主导的不是政府而是广大农民，如何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积极性，这应该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总之，民主法治虽好，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却不能僵化的适用。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中所说：“自由就像美味佳肴或者甘醇美酒一样，对于能够受用它的强健体制，它能起到滋补作用，而对于虚弱娇柔的体质，不但不能滋补，反而会折磨、摧残和毒害机体”。 ④

政府职能变换与乡村治理模式

乡镇级别政权以及村委会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权小、位卑、责重。从曹氏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对于这一级别的干部普遍印象很差，而对于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普遍认为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边执行不力。但是乡村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是在完全执行上面的命令，或者是严格的完成上峰部署的任务和指标。这一级的政权仿佛像是双面胶一样，上面指责其办事不力、作风粗暴。而民众又对其给自身施加的负担不满意。究其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没有充分考率到地区的实际，例如农民普遍抱怨的集资摊派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官员牟取私利，但更多的是基层政权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正常的运转，而很多不切合农村实际的政策更加加剧了财政的困难。曹氏曾在书中举例一个不到3万人的贫困小村每年用于订阅报刊的费用就达12万元，而且一些冗余的机构设置着实没有必要（比如河南某县的对台办）。义务教育的费用也是基层政权财政支出的大头，约占75%的比例，但是必须自筹经费。还有办公、工资开支使得基层财政赤字非常的严重，而这些负担也逐渐落在了农民的肩上。摊派造成的如此负担也反映了我国基层政权所属地位的尴尬，基层政权只是作为上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单纯的执行命令，而无自己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贯彻执行的能力。在僵化执行某些不合理的命令之时必然会导致干群关系的激化。如何使得基层政权有更大的自主，如何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更好的贯彻实施应该是日后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基层政权财政的窘迫，所谓的第二财政或者说是执法经济成为了某些地区的现象。曹氏在此书中也有列举，主要是拥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滥用手中权力进行罚款，而这种执法经济在加重农民负担的同时更加激发了干群矛盾。此外政府一系列不合理的发展规划也成为了这一现象的诱因。上一级别的政府盲目模仿东部沿海富裕农村的致富手段，大力进行乡镇企业的建设，但这些建设的资金如何而来？还是只有从农民手中赚取。但是该类地区的自然经济条件和东部差距明显，造成投入产出比例失调，企业效益低下，而政策的制定者却从不为决策的失误而负责，造成的亏损也只好由农民买单。还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主要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绩考核标准，官员只能以此举作为政绩的投资，这样的成本也只好让农民承担。曹氏为此提出了乡镇自治、减少行政级别的意见，但对基层权力扩大之后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没有进行论证。

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所谓社会转型，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人们之间相互结合方式和原则的转型⑤。我们要让农民从乡土的束缚中走出，和市场经济更好的融合。曹氏著此书之日距今已有十年，中国的农村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三农问题是个系统化、社会化的问题。它已不仅仅植根于乡土之中，现在它又和城市化紧密相连。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不仅从人身上脱离农村，更是从心理认同上脱离乡村，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够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便利。每年这一亿两千万的人流大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由自古的官民二元结

构走向了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建设对农村劳动力的迫切需要，同样城市企业的产品也对农村市场迫切渴望。如何让农民致富并让民主法治的习惯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来，观念的改变极为重要，经过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我们的农民习惯于自给自足，习惯于狭小人情网络之间的交流，就连生产交换也局限在很小的空间之内。市场经济的习惯和意识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因此如何引导农民观念的转变是政府应该注重的。由于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农民形成了善分不善合的性格，但是分散的农业经济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单个农民的耕地规模小，生产率较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而且分散的农业不利于形成规模化的经营，也不易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品牌，此类的农产品便不能获得定价权。我们的政府在此应该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体意识，鼓励他们的合作和守约，并为他们的联合创造出有利的条件。可以仿照工会建立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集体性组织。

城市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单纯的农业无法使农民增收，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转移包括就地转移和离地转移.就地转移主要是兴建乡镇企业和指导农民进行农副业的加工，而离地转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进城务工。我们的政府需要用制度的手段使得农民流动起来，使得农民逐步的摆脱对于农村经济的依赖，逐步以工商业作为自己的主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进城务工和新建小城镇是两个主要的途径，但是仅仅给予城市居民的身份却是远远不够的，使得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公民才是最重要的，要让进城务工人员逐步享受到和城市公民一样的生活保障，并解决他们对于医疗教育和住房的渴求。工资和薪金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户籍更不是最主要的。我们的政府应该建立社会抚慰机制，要使得农村居民真正从心里上融入城市、寻求归属感。我们的政府应该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的予以扩展，并为务工人员创造一个公平合理、自由施展才能并没有歧视性的就业环境。使他们有融入城市的主体意识，而不是被动的被吸收。但我们也要考虑到流动之后的隐患，比如农村劳动力的不足造成的粮食安全，耕地的闲置以及社会治安问题。从长远来看，建设小城镇，逐步的调整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的差异、改变我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发展反向配置的矛盾才是最为根本的。

总结

研究中国的实际应该走出书斋，多参与社会的实践，不仅要读纸面的书，更要去阅读社会这本无字的大书。学人应该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不是一味的解释概念和照搬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大城市的现代化，更应该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对于面临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的中国，我们更应该脚踏实地，了解民生、关注民生，为社会的发展、民众的需要而积极的探索。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三：有谁懂得农村？——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有谁懂得农村？——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韩德强

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城市其实是乡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辈，大多数今天的城里人都还是农民。遗憾的是，农民的孩子一进城往往就把农村给忘了，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城里人。偶尔回到乡下，也不再关心农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赞美田园的与世无争，散发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满脑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却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劳作。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想关心农村的人也由于话语体系的缺失而对农村一知半解。我生长在水乡小镇，有许多农民亲戚和朋友，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也试图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变迁，但总是失于零碎、片面，不能形成稳定的、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无法从一些现象来推断整体。所幸者，中国还有这样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学者，身居九十年代末喧嚣浮躁的大都市，却只身一人遍访中原大地，给我们展示了农村社会的结构、现状和困境。书如其人。一个不起眼的书名，《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正如曹锦清教授的外貌一样平凡；一部注定将成为解读转型期中国的问题和前景的传世之作，正如作者内心一样博大、深沉、智慧。我读着这本沉甸甸的日记体著作，就如同跟随作者进入了“调查现场”，触摸到了农民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和希望，并且随着作者的目光和思绪，与作者进行着推心置腹的长谈。感谢你，曹锦清教授，你帮助了每一个真正关心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真切地了解我们身处的大地，理解活跃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了可以沟通的桥梁，更将使人们睁眼认识自身的历史方位。我们常说，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农村问题之所以越积越多，是与主流话语体系将其排斥到不可理喻、不须理喻的边缘地带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农业产出一度增长迅速。更重要的是，承包制由农村进入城市，推动国有企业的重大制度变革，奠定了体制改革的基调。问题是，承包制虽然解决了部分农村问题，却引发出更多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似乎有着根本冲突。一味地赞美、肯定包产到户，势必将掩盖新产生的问题。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不断加重；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越来越高；农村超生率难以下降；农村干群关系越来越形同水火。为什么？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吗？众多媒体无意中在作这样的引导。因为这样做既省事又安全，还符合老百姓的直接感受。然而，接受调查的乡村干部认为，“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根据作者的调查，造成内地农民怨声载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县乡两级吃皇粮的人员增长了三五倍；二是各级各类机构不断追赶现代化，建大厦、买小车、配大哥大，公务开支大量增长；与此同时，各级干部追求高消费，吃喝、奖金、福利的出处又往往落到农民头上，例如通过要求订阅报刊杂志，加大罚款力度等；三是显示政绩，“大跨度、超常规”，拓马路、拆旧房、修宾馆，以及不切实际地要求各乡各村都办企业，造成大量资金无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在乡村两级政权上，村管小学经费，乡管初中经费，县管中学经费，乡级财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学、初中教师的工资，成为农民负担的基数；第五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腐败：贪污受贿。我曾经奇怪，如果说其他各项涉及到各级官员的素质，其行为监控的难度很大，那为什么中央不能一刀切压缩县乡村各级政府的编制呢？曹教授也给我提供了满意的答案：县乡两级政

权负担着每年安排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的压力，还得给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这就使精简机构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内地大多数县乡工商业不发达，有头脑有野心的人只能在官道上进取。这批人有文化，有见识，有社会关系，有组织能力，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组织性因素。事实上，由于机构过度膨胀，内地干部的工资水准很低，刚分配到岗位上的年青人尚未掌握实权，没有多少油水，升迁的出路日益狭窄，他们已经积聚起很大的社会不满。当然，从底层农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机构膨胀，是现代化冲动型消费，还是显示政绩，这都说明官员们替农民办事是虚，专谋一己私利是实，都属腐败之列。真是够水平。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农民疾苦的关心上。即使解决了腐败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仍然无法通向农业现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一些农机专业户收费为各农户提供机耕、机播、机割，但仍不能产生大量人均剩余，农民仍然只能得个温饱。而另一些地方则由于土地规模过小，农户又无力支付机耕费，又回到了牛耕马拉的时代，连温饱都困难。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吗？欧洲各国现代化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可以输出到北美，北美东部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可以向西部拓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将欲何往？欧洲、北美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破产的中小农场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能不能提供同样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一切都不现实，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何在？如果农业不能现代化，可以设想工业现代化单骑突进吗？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建议：“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曹锦清承认，有人会认为这一建议是在“痴人说梦”，但他强调，“上述思考与建议是我长久思考的结果。”在我看来，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邃洞察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梦想式的建议，恰恰说明了农村问题的严重和深刻。没有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奇妙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设计，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导，改变农民的日常行为方式，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向现代化。这也许是梦想，但是人类的前进必须要有梦想。如果我们连梦想的勇气都没有，那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人类恐怕都会无可救药地沉沦到现实的深渊中去。事实上，至少曹锦清是现实的，为什么多个曹锦清就只能是梦想呢？我之所以对《黄河边的中国》爱不释手，还不仅因为它梳理了农村的问题和出路，还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部深度写真集，更因为它时时让知识分子的各种时髦理论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曹锦清的判断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动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就此而论，《黄河边的中国》除了给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处境的分析框架，还将三农问题纳入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给不谙农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现实感。

（《天涯》杂志）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四：思想汇报―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思想汇报—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注：黄河边的中国为党课所列读本）

摘要：这次中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考察散处在黄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内的农民与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实际反应与变化。学术界用“社会转型”这一范畴来分析这一尝试一切人都卷入气馁的历史性变革，但那个在解题中的“社会转型”到底是个什末样的社会形态，这个将要转型的“社会形态”又具有怎样的性质，谁也说不清。然而我隐约感到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正酝酿着一场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

感想：作者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观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式我更加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中国现代化目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图经济速度所制约的。

摘要：中原幸存调查第一站——d乡l村。

河南乡村蹲点调查的第一个点，k县的d乡l村：对刘氏家庭进行的调查：户主52岁，党员，复员军人，为人忠厚，务农。妻48岁生有三女一男。长女已出嫁，次女做过保姆如今在开封农场打工。幼女小学毕业后在家务农，幼子在读初中。按恰亚诺夫家庭生长周期学说，该家庭者处于生长的鼎盛时期。在未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这一代人中，这种家庭人口规模很是普遍。中午老刘备酒菜相款待。虽然我们反复叮嘱他在他家站住期间与他们平时一样的吃，但还是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些菜，吃饭时我们要留的妻子女儿一块上桌来吃，老刘说乡下没有这个习惯。村民请客吃饭妻女不上桌，这一风俗习惯在八九十年代

的江浙一带似已破除。这一习俗的保存欲消除死于乡村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家贫困户也姓刘，户主现年50余岁，人挺能干，生有两子，长子在长春某大学读书，次子在县重点中学读高中。他家的贫困，主要是妻子身患重病，一病就是十几年，到处求医，一是费了工时，二是高额的医疗费用把他彻底拖垮了，妻子去年病故，腹下两万余言的债务。户主对他家的不幸在于似乎一无抱怨：“老婆患病总想治好她虽然死了，也算对得起她。所借之钱慢慢还就是了，如今唯一的心愿，是让二个孩子能大学毕业，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像我这样辛苦一辈子。”第三家贫困户大门紧闭。户主姓周，四五十岁，地能有比较懒。同样一亩地亩产只有别人的一半。家里像个狗窝，但填饱肚皮没有什末大问题，实行土地家庭承包之后，绝大多数的农户，生活水平比从前提高了。发财的只是少数。浙一带几乎没有乡村企业，发财的几乎，不是搞建筑承包，就是搞粮食买卖。在这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的落伍者，似乎是有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而是懒惰，三是疾病。

农民认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好，对现行的土地分配与使用制度并没有感到有何不便之处，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改进的要求。这几年，经历过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对分田到户所带来的变化，有两个共同的感受。一是生活水平确实比过去提高了，而是人比过去自由多了。

感想：改革是自觉能动的过程，改革所引发出来的诸多利益，要求要广泛升入地分析显示对改革是有积极作用的。

摘要：中国的百姓，既要富裕又要安全还要一点平均主义，至于这三大目标能否与怎样协调，这是一个令理论家与政治家们头痛的大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一半接受了这个有自由、有竞争、有贫富差异的新秩

序，但中、老年那一代人，无论他们目前的社会处境与地位如何往往用原有的社会标准来衡量，评价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若要他们真的退回到那个安全的好无人身自由，平等的普遍贫困的公社时代去恐怕极少有人会赞同的。

承包之下的小农经济入狱达四场的关系，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确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内地广大农民十分缺乏进入全国性大市场的经验。

摘要：在河南大学讲演，一再谈传统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时典籍试读，二是实证调查。因为一切传统都是产道现代并同意到人们细腻、习惯、风俗与制度中去获得因素。江河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方能对“活传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中国古代社会只有两种组织，一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一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其余一切社会中间组织查不多是模仿家组织原则构建的。三、任何一个小农家庭都处于四重关系中。一是与土地、与自然的性质交换关系。二是利用学员与情感相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关系。人情交换关系大量侵入现代政治过程，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及党政腐败的一大文化根源。小农只有预计是想交换的经验，参与国内、国际大市场的交换经验尚待创新，新的组合组织或是一条出路。

通过阅读这本《黄河边的中国》我对转型过程中的红果社会有了一点了解。对农村社会状况多了些认识。作为新一代大学生要了解社会，了解环河边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的现代化，以农业现代化最为关键，任务繁重。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盖盖，始于农村，始于公社集体耕作制的驻东非处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确实解决了农业产量与农民生活长期停滞不前的大问题，但其所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与文化后果，一部分已开始显现，一部分还

深藏在未来的发展之中。所以对农村社会实际状况与问题做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五：中原纪行,窥斑见豹——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徐素素：中原纪行，窥斑见豹

——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徐素素

批语：我的祖籍也在驻马店，而且我还在那里“上山下乡”几年，故有亲切之感。

曹老师的书写于十年前，许多情况已有所变化，比如三农问题的缓解。所以，听说曹老师不愿重印此书，觉得需要重新审视一些问题。

本周冰点文章说了一位驻马店籍的北大博士，以中原农村为例所写的博士论文，可供参考。当然论文的问题也不少。

你认为大多数农民是乌合之众，愚昧自私懦弱等，结论恐怕过于简单了。不妨看看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等刚刚写的一篇“走转改”报道，写的是红旗渠所在的豫北林县，或许对你有所启发。

一

《黄河边的中国》，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描述分析了中部内陆地区农村的发展状况。作者主要探访了开封市到驻马店市一带，我的家乡正是在驻马店市。

平时讨论中国现状的时候，我向来不愿与同学提起自己的家乡。大约因为我周遭的同学，基本都来自城市或者沿海的发达城镇。他们对于从媒体上接触到的内陆农村地区，大抵只有些许的同情心——他们的城市里出现的众多底层群体，包括农民工、街上卖艺者、乞丐、盗窃团体很多都是来自我们省。我不喜欢听到别人谈论起家乡时用诸如“穷”“人多”“人贩子和造价”之类的字眼，那会刺激到我关于家乡的复杂情感。

曹锦清教授书上所写所悟，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熟悉的家乡过去与现在。 二

三农问题是很大很棘手的问题，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详略得当的记录于细枝末节处向我们展示了90年代中期的河南农村。记录与随感式的议论相结合，其中许多点睛之笔，读来振聋发聩。即使放在今天，书中所记怪象乱象，仍旧或者已换了形式存在于中原大地，亟待整改。

90年代中期，沿海地区由于在地理位置的优越和历史原因，农村得以迅速发展商业化农业和工商业。东西经济差距迅速拉开。河南地处中原，首当其冲感受到来自东部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冲击。脱贫致富的想法，上下基本一致。但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却出现了“工业生产落后，农产品走不出去，教育条件低下，官场浮躁腐化”的乱象，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都面临瓶颈。急功近利以致弄巧成拙的例子层出不穷。

三

作者在走访过程中，深入观察并试图发掘类似问题的本质并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我也有几点感触。

（1）为民做主

从小我就听过“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似乎对于农民而言，真正为他们做主的，本就应该是官吏而不是自己。所谓的村委会，名义上为村民自治委员会，实质上是乡里指定的干部组成。我们现在常常嘲笑共产党的基层民主是一纸空文。但事实上，基层民主在农村的推行，确实困难重重。即便让村民自己推选，大姓压过小姓，大家族压过小家族，根本无法保证完全民主。有人在上级有关系，那他就更容易当上村支书，但反过来，村支书如果在上面没有关系，那么他任上的利民工程无法得到有效的支持，就不能真的带领村民致富，自然也就不能得到拥戴。

这是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下来的问题。思想不转变，即便推行直接民主，也是问题重重。作者曾经说解决这一问题，第一要有保障基层民主的机制，第二要培养农民“自己作主”的意识。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似乎到现在为止，仍然推行滞缓。

（2）人情网与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是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一个表现。即便是现在，不管是批房权证、生病住院、孩子上学这类的大事，还是办年货这样的小事，都是有“熟人”好办事。家人对人情网之看重，人情网之繁复，让我每每十分头疼和不解。

拿我的家庭来说，我的姥姥有四女两二，奶奶有两儿两女，虽然早已迁到城镇居住，但在老家仍旧有很多亲戚走动频繁。算来与我们家有较为密切联系的亲戚就有上百人，这还不算父母的朋友、同事等。这些人里有教师、医生、公务员、商人等等。根据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理论，这个人情网使我们

在家乡办事都算得上便利，用我们那里的话说是“吃得开”，当然这也保障了我健康安全长大并接受正规的教育。

人情网是古老文化的遗留物，但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韧的生命力，大概就在于他“吃得开”。正如书中所言，上面的制度制定的初衷或许很好，但是却不能完全考虑到农村和城镇的实际情况。而制度不能“入乡随俗”给予保障的地方，人情网却能给予最随机应变的保障。

熟人社会的规律是经济学家不能用某些学说框住的。人情网在农村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农民更倾向于相信熟人，而不是法律或者是国家制度。地方官员不能将人情网置之度外，办事自然无法完全按律执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如果能多考虑地方上这种人情网的存在，或许政策会更可行一点。

（3）小农经济的联合

抛开阶级的讨论，我们可以从这些年的发展中看到，在和平年代，村民更容易形成“马铃薯说”当中所描述的松散关系，大家可共苦不能同甘，无法联合起来形成效率更高的共同体。这与农民只顾眼前利益的特性有关。南街村的特例也似乎在证明，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能人来强行整合资源、批判私有化，才能使大家在共同体里长久合作不发生矛盾。

在这里，我觉得必须承认大多数农民就是乌合之众。他们愚昧自私懦弱，工于算计忙于攀比，如果不是被逼到极致，他们不会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懒惰和不信任让他们不愿联合起来做那些有利于所有人的事（譬如水利设施和打井）。这也正是他们的合作经常以不欢而散的方式结束的原因。而政府忙于应付上级检查评比，官员忙于夸耀政绩，资金的匮乏也使利农基础设施的建设缓慢。直至如今，河南旱涝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家乡的水利设施仍是摆给上级看的“空壳子”。既然是利于生产的好东西，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仍旧只是应付检查的“样子货”，我也觉得非常费解。

以上所述，皆为自己所写感想，望指正。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六：一部全面深刻地反映中部农村情况的著作——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七：浅论电视对乡村的影响——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浅论电视对乡村的影响——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吴艳林

在《黄河边的中国》里常有这般情景：“农家堂屋里半裸的挂历女郎占据了原来属于吉庆有余的年画的位置”；“依门而立的农家女精心涂抹着指甲油，想把自己打扮得像城里人一样”；少男少女的房间贴有大陆、港台、外国的明星海报„„当然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在少男少女的生活方式上，还表现在农村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乡村是个封闭的社会，他是中国传统生活习惯的得以保留的最后“堡垒”。那么是什么力量将它逐渐的现代化呢？乡村与外界交往的渠道是媒介。而对于乡村来说，电视是最重要的单向交流渠道。它深深的影响着乡村的文化，经济，知识。它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下面以我所在的村子的变化来说明电视对乡村的影响。

我来自农村，对乡村的电视发展有些了解。80年代末，我家里有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那是母亲的嫁妆。当时在整个乡里只有这么一台电视。每日一到晚上，乡里方圆几公里的村民都会到我家看电视，有的为了抢到好位置提前两小时到，稍微远的甚至骑着自行车来。听说那时很火的是《霍元甲》，《雪山飞狐》，《封神榜》。家里总是人山人海，挤得快喘不过气。我本是超生的孩子，从小是躲着别人长大的。家里经常来这么多人。我很容易暴露。于是每次等到客人来时，我就被抱到楼上。幸好我从小不爱哭。客人在时从没哭过。因此也没被发现。后来人实在是太多，家里太小，他们就将电视搬到了屋外。乡亲们就站在院子里看电视。想起那场面真壮观。后来父母厌倦了繁多的客人，将电视卖给了邻居，从此重心转移。邻居家就成了人们聚集的地方。人们逐渐富裕了，很多人家都买了黑白电视，接着又是彩电，VCD，DVD。现在几乎每一家都已经拥有了至少21寸彩色电视，还有自家的数码转播器，能够提供四十个电视台。有的甚至有外国台。这让没有出国机会的村民们长了见识。他们看到了外国人，看到了外国的生活情况。电视的普及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电视——交流

我在上边已经提到，在80年代初，当我家拥有乡里为一台电视时，乡里几公里的民众都到我家看电视。白天他们干了一天的农活，晚上还可以聚集在一起看电视，聊聊天。谈资除了粮食收成，天气的变化，家长里短外，还可以是《封神板》中的姜子牙，雷震子，还可以是电视中的繁华的城市生活。等到回去后，来看电视的乡民还可以向没有看的人讲解。乡民都有种被尊重的心理，而这种心里可来自自己对话题的主导权。而这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也很乐意向别人讲解自己所看到的内容。电视给乡民们提供了聚集的机会，同样也给他们提供了平时交流的谈资。在这方面电视起到了促进交流的作用。然而到电视普及时，情况就变了。每家都拥有自己的电视，乡民们可以呆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他们累了一天，晚上就希望呆在自家屋里看看电视，娱乐一下。取代了饭后聚集一起的谈天说地。普及后的电视在家庭交流方面起到了作用，但却分散了乡民。使得他们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家庭。 二，电视——面子

80年代，电视在乡里是一种奢侈品。能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是一种荣耀。它就像谁家的房子修得大、台阶修得高，谁就有地位一样。它是一种自己在乡民中地位的象征。拥有一台电视是很受崇拜和尊敬的。因此电视又和面子有所挂钩。记得乡里一户人家第一次买彩电的时候，围观的人都唏嘘不已。以至于到后来电视成为了一种必备的嫁妆。在村里，搬进新家，结婚。别人看的就是他家有没有买彩电。有彩电的人家当然是面子足足的。声音开得大大的，离老远也能听见。可想而知，当年母亲嫁到我家的时候是多么的风光。

三．电视——知识，文化，凝聚感，认同感

随着电视的普及，乡民们看的不再只是《封神榜》之类的电视剧，他们开始关注新闻。中央一套的《焦点访谈》在农村的收视率很高。由于其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很受乡民们喜爱。当然随着节目的丰富性，出现了以知识传播为主要目的节目。一些科普性，有关生理卫生，有关农业，有关教育等的节目开拓了村民们的视野。这些电视节目给广大百姓带来了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去年乡里还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种植西红柿，准备向沿海销售，但还是由于技术原因亏本。这至少说明他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从原始的小农经济转向了合作化的市场经济。后来又兴办起了养殖场，一直经营到现在。电视在民族凝聚力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四川地震发生后。母亲说他看了电视后哭了好几次。当募捐的队伍到乡里时，乡民们都争相捐献。今年六十华诞天安门阅兵游行的现场直播更是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感。在乡村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感的加强方面中央一套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中央一套的传播信号很好，几乎都能收到。我记得即使我家里收不到本省的电视台时，也能收到中央电视台。对于其内容，李彬老师说：“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不会有谁认为只是中央电视台给自己一人看的，大家无形中都会意识到全国正有千家万户在收看这个节目。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仪式，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才共同建构了一种同一个民族国家认同感。”对于每天人们都要看的天气预报，李彬老师还说，每天都在屏幕上出现全国地图，于是在人们心中就出现了“全国——棋盘”的意识，就逐渐产生了民族的认同感。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比较独立，单位只是家庭。但电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历史缺陷。如果没有电视这种有效的让人们接触到外边世界的媒体，人们只局限于自己身边的小圈子，就会缺乏一种“全国——民族”的意识。

四、电视——潮流

格拉斯•凯尔那在《媒介奇观》里说媒介奇观就是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我想它的前半部分定义很适合电视在乡村的影响。乡村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电视将城市和乡村的两种文化融合，就形成了一种交合的文化。在《黄河边的中国》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家都买了电视，洗衣机，房子逐渐别墅化等。最受电视影响的应该是乡村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乡村文化意识不浓，容易受到城市文化的感染。最能体现的应该是他们房间里贴着的明星照，嘴里哼着的流行音乐，身上穿着的牛仔裤„„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电视里的城市消费习惯。电视将城市的生活消费习惯带到了农村，而少男少女们是这些东西的首先接受者，但乡村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和需求。大部分少男少女出门打工，去体验电视里看到的城市生活，

并找机会插入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这导致大部分年轻人出门打工，留在乡里死守土地的是一群老人。但这些打工者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于是，“这批‘既回不了乡村’又‘进不了城市’的新一代农家子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并且受到歧视和排斥，农民工孩子上学等难等随之而来的问题又亟待解决。电视既带来了追逐现代生活方式的潮流，也带来了年轻人涌入大城市的潮流。

电视的对乡村的发展起到了催促作用。它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带来了科技知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农村走向现代化。但是农村社会仍然是一个很容易受媒体感染的地域。村民是一个知识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会对外来的意识形态不加辨别的吸收。如果这些意识形态是符合社会提倡的主流，当然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如果这些东西不是这样的呢？必然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这就需要我们的媒体（当然目前在乡村起主导作用的是电视）能够在引导方面做出努力。媒体的好坏，对农村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八：乡土中国的“关系”研究——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黄河边的中国读后感篇九：《黄河边的中国》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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