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传读后感

导读：　瞿秋白传读后感篇一《《瞿秋白传》读后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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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传读后感篇一
《《瞿秋白传》读后感》

《瞿秋白传》读后感我不算是个爱读书的人，也向来对中国的近代史没什么兴趣，这是我第一次读人物传记，也是第一次试图去了解一位早期革命工作者，进而接触到部分中国早期革命史。一开始就选择读《瞿秋白传》，或许完全是个意外。因为在时间与空间的偶然，让我遇到了《多余的话》，从而造成我对产生这位先生必然的好奇，于是翻遍整个书库，找到了库存唯一的一本《瞿秋白传》，开始对秋白先生作更客观更深入更进一步的了解。“要想了解瞿秋白的一生，你不能不看《瞿秋白传》。”这是某篇书评的第一句。是的，我看对书了。“想为大家辟出一条光明的路，却因为多余的话一度被误为多余的人。五四风云人物书系·《瞿秋白传》，36年悲剧人生说历史误会，从容就义是书生，74载烟云过尽见个人性情，细节还原真秋白。”这是《瞿秋白传》腰封上的两句话，当然，我拿到这本书时并没能看见它，但在网页图片上见到时着实感受到了编辑推荐的诚意。确实，这位从容就义的人物是个书生，一个坦率的书生，他把自己称为“半吊子文人”；确实，这本书还原了一个真真切切的秋白，个人性情充分表露，思想精神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以前出版的一些小册子和论文，多半侧重于介绍瞿秋白的文学活动，而陈铁建先生所著《瞿秋白传》比较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他的生平事迹，从各个侧面描述了这个历史人物。瞿秋白先生是一位有个性、有特点的人，作者力图通过描写他的多样的兴趣、复杂的感情，展示他的生活。书中写了他对母亲的深情，他对母亲自杀的悲怆；写了他去俄前夕的父子情、儿女情，写了他的两度婚恋；写了他与茅盾、鲁迅的友谊。人物传记，一要真实，二要生动。瞿秋白一生虽然短促，但将他经历的种种，一一考证确凿，并非易事，本书所记瞿秋白生平是准确的。《瞿秋白传》包括十五个按人物各个人生阶段划分的章节和瞿秋白生平活动年表及后记，是一本非常成功的传记，准确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瞿秋白先生生平,也为此作了很好的解读。陈铁健著《瞿秋白传》是党史研究的一项意义重大的卓越的科学成果。在“四人帮”统治时期，瞿秋白曾因在牢里写了《多余的话》，道出了心中的委曲，大受污蔑。其意仿佛告诉人们，革命烈士只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口吐八股，不能说半句真话。陈铁健看不惯这一班专门欺负已死先烈的好汉。“四人帮”统治刚一结束，就撰写《重评〈多余的话〉》，对瞿秋白这个充满争议的遗篇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这是瞿秋白以文

人卷入政治漩涡因不改本色产生的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这个分析与自有这个遗稿以来所有各方人士的看法大异其趣，不但思想新颖，而且非常合理，受到了茅盾、丁玲等前辈作家和党史学界的热烈称许，一时成为话题。中央专案组特邀陈铁健参加瞿秋白案的复查工作，并起草复查平反报告。他因此获有机会遍读公安部从1954～1964年十年间办理瞿案的全部审讯记录数十卷以及其他档案材料，访问了所有与瞿案有关的人员，并到长汀察看了当年的囚室和刑场。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本传记无疑是精神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因为它恢复了瞿秋白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光辉形象，表现了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公平正直的态度，也是使党史研究成为科学跨出的大有意义的一步。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概括说就是杨尚昆同志在1985年纪念秋白就义50年时代表中共中央讲的四句话：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瞿秋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他的代表作品有： 《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多余的话》等。他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并在1923年6月15日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从小极爱读书，勤于钻研。他增提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文学、史学、哲学。否则又怎么能算一个中国人呢？"主修俄语的他，无论每天多忙，一定要按照自修的课程表完成德法英功课，不到深夜不止。作为一名书生，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谋求当时有志青年发展之路。这些都值得我好好反思。读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十年读书路，难道只为换回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进入大学，是否意味着停止读书？当然这些并非指教科书。人们常说用理论武装自己。我想这理论当下指的应该是能塑造我们健全人格的，对我们灵魂深处有所启迪触动的先进理论。作为新一代的学生青年，我们确实应该多读书，不仅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更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有所思考。漫漫人生路，我们需要坚定的信仰指引我们，不偏离人生的正轨。作为

新一代的青年，我们也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紧密的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是建设国家的栋梁，关注国家的发展并以之为己任是我们应该做到的。瞿秋白不是完人。他生在一个发展不健全的社会里，自然存在着弱点和不足。本书没有回避这些问题，而是力求在毫无歪曲的前提下，明晰地指出这些弱点和不足。作者写道：“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响是庞杂的、多方面的。清末以来流行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对他都有影响。从今文经学到佛学，从改良主义到实验主义，从整理国故到文化救国，都溶入了这个青年学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青年时代的瞿秋白未能找到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答案。“苦闷到了极点时，只有那无法排遣的悒郁陪伴着他，‘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江南、童年、苦与乐、悲与欢，已如过眼云烟一去不返，然而却不曾忘却：以酒为友，寻求麻木，折梅为伴，高洁自许，也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慰藉，一种在无限漫长的苦闷彷徨途程中的短暂的小驻，调子是颓唐的，愁苦的。” 瞿秋白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有理论上的勇气和胆识，但是他自己也看到了自己和中国知识界的不足。他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的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瞿秋白是一个失败的政治领袖。作者在书中写了这样两段话：瞿秋白是一介书生，论文著书，倚马可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几个人能够超出他之上。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作为一个理论家、宣传家，乃至革命教育家，瞿秋白的才智洋溢，绰有余裕。但是作为政治家，特别是作为政治领袖，则嫌大不足。在纷扰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漩涡中，他还缺乏临危不乱、遇变不惊、随机处置、举措适当的气魄和能力，而容易产生犹豫摇摆，甚至举措失当。应该说，他的这个弱点，在他一生中，都没有完全克服，不能不是他终生引以为憾的事。瞿秋白的一生生前曲折，死后不得安宁。一会是烈士，一会是叛徒，一会再平反。历史也许就是在这样的闹剧中发展的。正应了瞿秋白自己所说的一句话：“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 ”　　 认识瞿秋白，无论如何都躲不过他的《多余的话》。如何认识《多余的话》也就成了如何认识瞿秋白的关键。我赞成这样的认识：“瞿秋白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他本该以革命烈士形象结束生命，但是他却残酷的自我剖析，把真实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接受历史最公开的审判'。作为政党的领袖，在你死我活的内战时期，瞿秋白的坦率可说是幼稚，他写《多余的话》不是政治遗言，而是一首散文诗。”事实上，在读《多余的话》时，我不了解它有怎样的历史背景，也不清楚中共的发展史。很惭愧地说，我甚至不知道曾在中国的革命高潮中有着这样一位领袖人物，所以，完全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细读，就像在倾听一个人的独白。即便不能明白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想我当时是能感受先生的内心情感的，甚至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些文字那般坦然真切，我无法不用心去体会——在《告别》里有这样的话：“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读到这里，我想，或许在这个世界活着，或多或少都会有假面具，只是，先生的假面具太过于沉重，沉重地让人忍心再继续在他享受那所谓的痛快时有所言语。 　　 瞿秋白在临死之际坦然无情地解剖自己，为后人留下了近百年之谜。按照通常我们所接受的“英雄”的概念，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的确难以重叠在一起。在死亡来临之时，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阳光之下，他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让人费解的是，《多余的话》总是让人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这就为把他污蔑为“叛徒”留下了口实，后来即使许多善良的人为他打抱不平时，也不能不用惋惜的口气，感叹于作者的低沉消极。这恰恰说明，瞿秋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文本，一个难以解说的生命。 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我们没有经历过他的时代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他的内心，去感受他所产生的种种情绪。当他的时代渐渐久远之后，处在世纪之交的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年轻的目光平静地看待他。 在解剖文人与政治的矛盾之后，在隐隐约约流露出对党内残酷斗争的厌倦之后

，“烈士”的称号对于瞿秋白已变得无足轻重。他十分清楚，作为错误路线领导人而被解除职务后，这些年来，即使活着的他，早已被那些正掌握着领导权的人视为“异类”。因此，他可以从容死去，却是以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个人，而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人。事实正是如此。虽然自己会从容慷慨地走向刑场，瞿秋白却不愿人们在他身后把他作为“烈士”： “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们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话》） 陈铁建先生认为“：这样的文字，它很特殊，一般人呢不大容易理解，有的呢，甚至像丁玲说的，甚至有些浅薄的人，他会拿有些话作为话柄，加以误解，甚至曲解，所以丁玲的话是不幸而言中，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是没读懂，因为没有瞿秋白这样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这种复杂性，不了解这个真相的话，很难理解，怎么会，共产党的领袖写这样一个东西呢？”　　 瞿秋白在临死之际坦然无情地解剖自己，为后人留下了近百年之谜。1990年，曾经和瞿秋白一起在苏联当国际代表的陆定一说：“《多余的话》也反映了秋白同志的内疚，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 都知道共产党内斗争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瞿秋白到苏区工作后，依然被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打击斗争，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的是，亲眼目睹了王明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失败，当他提出随中央机关“长征”要求时，被数次断然拒绝。那些“党内同志”要用“甩包袱”，“借刀杀人”的手段，来地排除异己。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我们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的悲哀、低落的情绪，他不能在这其中谴责对他的不公，因为毕竟是共产党内部的事情，只能用“滑稽剧结

瞿秋白传读后感篇二
《瞿秋白传读后感》

《瞿秋白传》读后感

读完《瞿秋白传》后，心中颇不宁静。想起他在《多余的话》中的一句"我要休息，休息，休息。"是的，他可以问心无愧的休息。可是作为一名读者，他在我心中所激起的惊涛又怎么会使我平静呢？ 作为第一位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做整体宣传，第一位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第一位研究中国革命一般性和特殊性，第一位尝试用马克思注意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革命斗士，他值得被我们称颂。他也曾表示是"历史的误会"让他成为人们心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架。我们真的要感谢这"历史的误会"，正是这个误会，让我们领略了人性的光辉、崇高的精神、高尚的节操，同时也带给我诸多对自我、人生、社会的思考……

瞿秋白从小极爱读书，勤于钻研。他增提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文学、史学、哲学。否则又怎么能算一个中国人呢？"主修俄语的他，无论每天多忙，一定要按照自修的课程表完成德法英功课，不到深夜不止。作为一名书生，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谋求当时有志青年发展之路。这些都值得我好好反思。读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十年读书路，难道只为换回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进入大学，是否意味着停止读书？当然这些并非指教科书。人们常说用理论武装自己。我想这理论当下指的应该是能塑造我们健全人格的，对我们灵魂深处有所启迪触

动的先进理论。作为新一代的学生青年，我们确实应该多读书，不仅为了丰富自己的学识，更是为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人生有所思考。漫漫人生路，我们需要坚定的信仰指引我们，不偏离人生的正轨。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们也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紧密的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不久的将来，我们就是建设国家的栋梁，关注国家的发展并以之为己任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瞿秋白身上敢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最令人有所感触的。每过一个阶段，他会反思自己。他曾坦白"没有当好党的领导人，犯了很多的错误，犯过盲动主义错误，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在《多余的话》中，他对自己的一生，从出身、教养、经历，思想到世界观及革命关系，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尤其是对自己思想感情的负面阴影做了坦诚的曝光和无情的轰击。虽然在"文革"时期，被某些人曲解为"一个叛徒的白皮书"，但这无法掩饰磨灭瞿秋白他那非凡的磊落和无畏的真诚。正如他也曾说"我即将就义，即将成为烈士，我离开队伍已经很久很远了"，但是那文中却无一字是对信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亵渎。他的自我批评，体现的是人性伟大而不可遏制的自觉和复苏。我想，只有一个襟怀坦荡的人，才能拥有自我批评精神，才敢于自我剖析，这种行为只会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我人格境界。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介绍者，他的理论素养有目共睹，但恰恰是他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坦承自己在马克思理论上的一知半解，坦承自己有许多"弱者道德"。这种事实求是，自我批评的精神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人们的敬仰。

试问，我自己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能否对自己真诚。当人们争相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时候，我是否能还原一个本真的我，勇敢面对社会？一日三省吾身，我能否面对真实的自己，思考自己的得失、对错？我想这不应该仅仅是思考，更应该付诸于实践。

瞿秋白身上所体现的爱国主义情怀，无所畏惧、坚决与恶势力抗争和不屈服的精神也值得当下的我们学习。或许有人会说，当下是和平年代，没有外敌内贼，革命烈士身上体现的精神没有现实意义。其实不然，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将会碰到许多不和谐。我们是否能及时勇敢站出来指出？

当瞿秋白面对迫害时，他依旧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坐在草坪上，对着侩子手微笑着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有些人虽死犹生，因为他们的精神不朽。岁月抹不掉历史的痕迹，瞿秋白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瞿秋白传读后感篇三
《悲壮而崇高的人生——读《瞿秋白传》有感》

瞿秋白传读后感篇四
《多余的话 瞿秋白》

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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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

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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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

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

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

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

瞿秋白传读后感篇五
《瞿秋白小传》

瞿秋白小传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1102 张静 110701228 瞿秋白，原名瞿双，1988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

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

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

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1924年，瞿秋白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女性，一个是在年初和他结为夫妻的王剑虹，不幸的是王剑虹在同年的7月就病故了，还有一个便是他的学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杨之华。后者和前夫沈剑龙自由恋爱，她是大家闺秀，又有新女性的热情，拥护妇女解放，渴望志同道合的感情。王剑虹去世后，杨之华对瞿

秋白的崇敬渐渐转变为爱情，和自己丈夫已经从思想上，感情上都分道扬镳了，她鼓起勇气向瞿秋白表白了心迹，瞿决定和她一起回老家与丈夫离婚，在萧山三个青年经过一夜的交谈，达成共识，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沈剑龙和瞿秋白结为朋友。

这段惊世骇俗的感情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试着通过这段并不漫长但是非常浓郁丰富的爱情写出两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的理想与追求。在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中，他们因觉悟而革命，因革命而相爱，因相爱而勇敢，因勇敢而从容。作为革命者，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青年，他们为纯真爱情和美好生活投入了全部热情。10年对于历史和人生都很短暂，但这段10年的感情留给历史和人生的影响却十分长久，对我们的感动也很强烈。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瞿秋白传读后感篇六
《《瞿秋白传》首发式在宁举行罗志军出席首发式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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