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舍离 读后感

导读：　断舍离 读后感篇一《读后感《断舍离》》 ...

本文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成考报名频道为大家整理的《断舍离 读后感》，供大家学习参考。

断舍离 读后感篇一
《读后感《断舍离》》

断舍离 读后感篇二
《“断舍离”读后感-- mervin》

“断舍离”读后感

看到这本书我才第一次听说“断舍离”这个概念，“断舍离”是让我们在生活中“丢到无用的东西”，用“断舍离整理术”来给身心减负。

可能大家看见“断舍离”三个字可能会和本书的译者一样首先会想到山下英子的《断舍离》一书，这本书是将断舍离的思想运用到工作中，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舍弃思维5秒钟，9成工作变轻松”，让大家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更高效、有效的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合上书之后，脑海里一直浮现的一个关于重要度和紧急度的表格，告诉我们真正要做的工作只有两成，本书里有一个高频词语“IN BASKET”，还有一个略显呆萌的主人公黄金崎，黄金崎所犯的错误我觉得好多身在职场的人都不会犯，但我们可能会犯黄金崎没犯的其他问题，身在职场我们所犯的错误往往是想太多，做太少，没有合理的安排工作，而使自己工作非常辛苦，却问题百出。

本书从深思力、风险管理力、人脉力等各方面告诉我们要为自己肩负，要舍弃，才能轻装上阵，更加高效的工作，四章的书从初级阶段讲到高级阶段，并让自己控制“无用的思考”，反观自己，我们长被工作、生活所累，并不是生活和工作本身有多么让人辛苦，而是我们想太多，为工作和生活加了很多重量，我们把那些无用的思想放下，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可能会更轻松。

断舍离的思想对我来说很新颖，而且这个工作方法也有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地方，我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结合书中给的方法，争取有效率的进行工作。

断舍离 读后感篇三
《【学习】《断舍离》读书笔记》

断 舍 离

[日]山下英子 著 PPT DESIGN BY @初梦想24

什么是断舍离？

绝不需要的东西

购物时三思而后行 不需要的东西就不接受 只添置必需的物品 断 断 •••

废物

收拾没用的破烂儿 卖掉、赠送物品 缩小喜好的范围 舍 舍弃多余的 •••

l

i 对物品的执念

脱离执念

了解自己，爱上自己 心情愉悦 离 脱离•••

断舍离 读后感篇四
《《断舍离》读书笔记》

断舍离 读后感篇五
《【Nancy分享】读书笔记--《断舍离》》

断舍离 读后感篇六
《断舍离读书会分享》

断舍离 读后感篇七
《关于“消费文化”的一点读书心得》

关于“消费文化”的一点读书心得

经过对指定论文的研读及相关资料的查找，我对消费主义、视觉文化等概念所构成的研究主题形成了一定认识。于此完成读书报告，将自己的所学所想进行分享。

“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消费社会”在西方学术界常被替换使用，但中国的学者往往赋予“消费文化”以正面的含义，而对“消费主义”持有明显的批判态度，认为后者具有强烈的道德贬义。由于本文将以中性的视角进行分析，故选取“消费文化”作为文章关键词，但不否定其与“消费主义”的部分意义重叠，并不完全否定“消费主义”同样具有合理成因及正面影响。对于消费主义文化的实质，各国学者说法不一。从社会学角度上看，消费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杨魁[1]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全球性文化-意识形态，是指一种生活方式。刘桂军[2]指出，消费主义文化作为活动和意识的合体，不仅仅是指人们的一种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观念下支配的生活方式及实践活动，还是一种正在全球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我认为消费主义文化也是一种价值观，是身处消费社会的人们以追求日益丰富的商品和服务作为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标志的生活态度。而“消费社会”则是现今处于消费文化下的社会环境的总称，强调“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形态，以及这种形态所伴生的欲望文化、享乐主义，以及人们对中产阶级和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强烈追求。本文将针对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成因、表现、影响及应对态度进行讨论。

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

对于消费文化的形成原因，学术界一直存在各种声音。在我所学习的文献中，有以下结论。首先，就其出现的前提来说，Rassuli和Hollander[3]曾总结出三个条件：第一，人们或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消费生活超越了生存消费的水平；第二，人们通过交换，而非通过自己生产，来获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第三，人们往往通过消费生活方式来判断他人或自己。而Belk[4]则从反面进行分析，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消费文化产生的传统障碍包括：第一，低收入和与世隔绝；第二，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反消费主义的观念和宗教等；第三，害怕引起妒忌。结合正反两方面说法，我认为消费文化兴起的必要前提条件包括：收入水平提高至一定标准、生产生活方式及国家政策制度的变革、对消费文化的心理束缚和社会禁忌的消失。除了前提条件外，消费主义由可能变为现实则需要更大诱因。对此，学术各界说法不一，结合文献研究和中国国情，可以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

1.资本的引导

爱德华·傅克斯[5]曾经这样评论：“没有一个思想领域，也没有一个生活领域不充斥着资本主义的需求，不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影响。”根据“资本操纵论”范式，资本为自身增值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借助广告和大众媒体等构成的文化工业[6]，创造了有关“幸福”“快乐”和“消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主导权[7][8]，人为地刺激和制造了各种“虚假”的需要

[9]。这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段文章，描述了美国在经历经济萧条时期前，国内铺天盖地的

华美广告所营造出的社会氛围。广告主题无论是轿车、住宅还是生活用品，总能看到脸上洋溢着夸张笑容的人物形象，引导人们去感受消费所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让人们体会国家的快速发展和物产丰富，并教会人们——个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可以通过大量的消费获得持续提升。这一切的背后当然是脆弱的支撑和最终化为泡沫的经济，受到伤害的自然是民众自身。但又有哪些国家可以避免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黄平[10]认为，消费主义的“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节”之中，从而无止境地追求高档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陈昕[11]指出，消费主义的特征之一是由大众媒介推动和扩散的、把所有人（不分等级、地位、阶层、种族、国家、贫富）都卷入其中的当代高消费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李金蓉[12]认为，消费主义适应了资本增值的需要，是资本增值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资本增值的一种主动的文化策略。结合现在的时代背景，英国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扩散对全球化进程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消费主义为跨国公司及其经济全球化获得了文化空间和心理认同，从而推进了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西方资本、商品及营销理念都大量进入中国，消费主义对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协调作用，动员人们购置本不需要的商品。斯克莱尔指出：“（消费主义）通过动员大众的’需求本能’，’意识首领’便创造出’幻想的’或’虚假的’需求，他们劝说人们去’购买，不要满足于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去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真正的和历史性的需求’”[13]。由于大众传媒的全球渗透，消费主义的力量得到极大增强，“当前能够对全球资本主义带来威胁的唯一文化反对派只剩下了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绿色和平运动”。

此外，由西方传入的现代贷款消费制度为消费文化在中国的盛行提供了极大促进。如果说传统朴素的消费欲望属于“量入为出”，现代的人们熟练运用信用卡、贷款进行消费的行为则可用“寅吃卯粮”来形容。陈昕指出了实际的高消费和观念性高消费的差别。前者是消费者随着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欲望逐步走高；而后者则是脱离可支配收入基础、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的跨越式消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行观念性高消费，一方面导致经济负担加重，另一方面也因购买过多不需要的产品而造成浪费。如今年轻人中很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名曰“断舍离”，是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所提出的概念。“断”指不买、不收取不需要的东西，“舍”指处理掉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离”则表示舍弃对物质的迷恋，让自己处于宽敞舒适，自由自在的空间。这一概念除了提倡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外，也反映出现代人过度膨胀的消费欲望所带来的拥挤不堪且充斥着无用之物的生活空间。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消费文化的盛行和人们自控能力的缺失。

2.攀比情结

除了上述情况外，郑红娥则列举出中国的特殊之处：过分重视“面子”消费，职位消费盛行，集团性或公款性消费泛滥[14]。对此我联想到中国由于“面子”和“送礼”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礼品“过度包装”现象。只要以送礼为目的，不论是食品、保健品还是工艺品，都会用工艺精美、体积巨大的礼品盒进行包装，甚至具有喧宾夺主之嫌地在礼盒内配上价值高于礼物本身的各种附赠品和装饰点缀。这使得产品价格虚高，却仍引得人们争相购买，只为送礼时面上更有光彩。这是对资源的浪费，也是远超出人们生存需求的购买欲望，是十分

明显的、带有负面色彩的消费文化。不论是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权力腐败及其衍生出得各种“潜规则”，都是人们在借助各种手段进行攀比，是构成消费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因。

对于这一点，可以与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提出的“炫耀性消费”结合理解。在他看来，超出了生存的基本需要的消费均属于有闲阶级，而超越了使用目的之外的消费则属于炫耀性消费。过去只是少数显贵的有闲与炫耀性消费，逐渐成为现代人普遍效仿的生活方式。值得强调的是，炫耀性消费是需要被见证的，否则则无法实现“炫耀”的价值。对于这个观点，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相似的说法。在不同研究中，所提出的被模仿的对象包括有闲阶级、中产阶级、上流社会、明星偶像等，但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即是能够负担高额消费，在社会其他阶层的追随过程中保持他人难以企及的、而且不断提高的生活档次，包括从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中所体现出来的高昂价格、高贵品质或高新科技。人们这种对于对更高品质生活的不断追求，其目的在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展示给其他人看，包括其下阶级的人和同一阶级的人。而对于中下层阶级的人来说，他们需要对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进行效仿；沟通他们的则是大众媒介。“许多媒体和广告，实际上就是承担了把有闲阶级炫耀性消费传达给整个社会的中介功能。”[15]吴果中[16]对民国时期《良友》画报广告进行分析，认为其广告营造的家庭空间和性别空间，均是通过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来表现幸福与时尚。这些广告赋予商品各种品味与地位的象征意涵，并通过商品的消费行为对这些意涵进行转移，使消费者从中搭建文化想象和意义认同平台，从而引导消费文化的意识潮流，构建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意义空间。

对于消费者来说，在他们与相同阶级的人，如邻居、同事等进行比较时，为了从自身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中构建体面的社会形象而不得不强制自己遵循更高的常规标准；而对于比自己阶层更高的人，人们会尽力跟随和模仿，不断尝试实现更高的标准；对于高阶层的人也面临同样境况。从社会宏观环境来看，每个层面的体面标准都在不断提升，即使已经超出了自身能够承担的程度。从个体角度中，每个人都具有不断追求更优越的生活的冲动；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人人均有追求体面的、高质量的生活状态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内在期盼，因为消费本身总是与一定名望、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密切相关。消费不仅仅是购买产品和服务；它已经从人维持社会生活的必需行为发展成了代表个体社会地位的一种特殊的交往过程。

3.消费偶像的带动

洛文塔尔提出了“消费偶像”的概念。他认为战前传记文学集中于“生产偶像”，是一些“给予型”的任务，包括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等；而战后则转向了“消费偶像”，包括体育明星、电影明星、流行歌星等“索取型”角色，尤其是对他们的私生活（消费习性、个人爱好、社交活动等）的展现。这一点在中国也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近年来，个人传记和自传类的书籍中，著名主持人、电影明星、歌星及一些其他娱乐圈名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科学家、政治家及文化名人的传记则十分鲜见。对于明星的传记和自传，往往也是图像多于文字，通过大幅经过修饰的写真照片和对个人生活的详尽描述博得“粉丝”和普通读者的喜爱。娱乐周刊、八卦杂志的发行量日渐攀升，手机上安装的新闻软件中也是娱乐新闻占据了最大篇幅。这些书籍、杂志和软件中所描画的是娱乐界名角光鲜优雅的生活方

式，有时更与特定商品相联系，“传达出某种特定的消费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激发了公众追求消费品及隐含在气候的生活方式的冲动”[15]。

消费偶像的生活被标榜为“有品位的生活”；然而这实际上是把特定阶级的特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预设为所有人共同向往的目标，让人们追求着并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1934年的中国被社会各界公定为妇女国货年。在这一年中，妇女被推至国货运动的前台，成为运动的主角，承担起振兴国货的责任。王强的文章[17]中做出了这样的引述：“现代中国的摩登姑娘，太太们，哪一个不是成了洋货商店的好主顾”，女大学生“酒非威士奇不喝，茶非咖啡不饮，烟非英美舶来品不吸”，“内地及劳动的妇女，为都市妇女之马首是瞻，竞相模效……她们只知怎么的超过时代侈华，怎样博得人们美的赞许，而不知她们所用以美化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该买的？”这些评论指出的除了当时女子追求“洋货”而不乐于支持国货的状况（需要指出的是，这其中也有男性和社会环境本身的责任，而非女性单方面的“不爱国”），更说明了人们追求不属于自身的生活方式的状态。都市女性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内地女性则追求都市女性生活方式，这样环环相扣换来的是国货的衰微和自身经济负担的加重。而对于国外也同样如此：朱丽特·斯戈在《过度花费的美国人》一书中，描绘了今天的美国消费者是如何将那些收入远在自身之上的人作为参照群体的。电视广告和各类影视剧中所宣传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中上阶层甚至富裕阶层的，但电视观众将其视作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竞争性消费的强化下，美国人的消费水准不断上升，但却无法赶上被攀比者财富和消费的上升速度，因此消费者的焦虑、挫折和不满在增长。“美国人在消费竞赛中陷入了无理性怪圈”[18]。

4.国家政策变化

王宁[19]提出了“国家让渡论”，分别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无法形成消费主义的前提条件及改革开放后国家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首先，建国初期，国家为了实现从极度贫穷的农业国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转型的目标，自50年代起制定和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采取抑制消费、加大积累的政策；1953年起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人们只能获得基本消费品；此外，国家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大力鞭挞贪图享乐的思想；最后，国家还实行了以“大锅饭”为特点的平均主义收入分配制度。这些政策导致人们的消费欲望受到了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上的限制，人们的消费能力控制在较为稳定的水平。然而改革开放后，国家为了迅速摆脱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激发人们生产劳动积极性的政策，包括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消费品产业比重；发展商品经济，走市场化道路，“体制外”消费资源开始获得流动空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逐渐放松对消费生活的话语控制和制裁，鼓励居民进行消费；打破平均主义政策，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此外，传统的对个人进行社会评价的主要标准也从过去的政治评价转向经济评价，消费成为新的获取“正面”社会评价的方式之一。“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相互攀比的社会土壤得以形成，欲望水平获得了提升的社会动力。”[19]

在我看来，国家政策制定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否利于人民。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较为严格的政策制度和宣传内容，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进行发

展，也避免了消费主义形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那时的产品和消费行为都是极端简朴的，但其中蕴含的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然而经过最艰难的发展初期后，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人们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也为了国家的不断前进，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市场开放和鼓励消费。这导致消费主义不可避免地作为经济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在中国登陆，实现社会的世俗化。消费社会给人们更新更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给经济社会注入活力，但也带来了攀比、焦虑和迷茫。这是社会转型期国家与市民的隐性契约。在各种变化的细处之上，是国家的让渡民生自由的结果。

5.社会环境变化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概念，他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写道：“在那些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的一切均呈现为景象的无穷积累。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转向了表征”，并指出“景象即商品”。纵观中国社会商品市场数十年发展所经历的变化，可以发现，曾经朴素的产品和广告早已演变为具有品牌光环、带有各类延伸含义的形象，其符号价值远远超越了本身的使用价值。奢华名表所代表的是高端的生活水准和审美品位，不断更新换代的电子产品所代表的是走在科技前沿的眼光和消费能力，一线品牌的时尚服饰则代表了对潮流的敏锐目光和高层次的消费选择。通过名模的展示和明星名人的代言，人们争相对这些景象进行消费，其本身就是商品和资本。

景象商品具有引人注目的外观，让人们在视觉上首先被俘虏，商品类目的繁多让人目不暇接，商场内部的华丽装潢让顾客体验不断提高，不自觉地拔高自己的消费标准，以获得最好的感受和最令自己满意的商品。现在的商场或盈利场所无不求大、求全或是求特色：求大如更加宽敞的门面和更齐全的货品力图营造出消费场所的舒适和便利；求全如书店与咖啡店的结合，服装店、餐馆、电影院、娱乐场所的结合，旅游景点与餐饮业、礼品店的结合等等，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消费机会和消费选择，充分利用商品互补的优势进行全方位的营销；求特色则如监狱甚至卫生间为主题的特色餐馆，充满古典和宗教气息的书店，以及用昏暗光线和晦涩风格打造出的潮流服装店等。这些设计早已脱离对商品本身真正使用价值的推广，却越来越成为商家竞争的手段，也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支持。此外，近年来在网络技术的发展、电脑和手机软件的推广以及网友的热情支持下，各类电商平台、点评网站、团购折扣活动等都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一切无不在为消费服务，无不营造出消费文化的社会氛围。继多年前广为人知的“月光族”一词后，近两年开始流行“剁手党”，专指沉溺于网络购物的人群，名字取自“再网购就剁手”这类口号。然而与许多其他流行语和流行群体一样，“剁手党”并非真的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而是在这样自嘲的口吻下继续进行消费活动，每天用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浏览各类购物网站，并在活动促销中买下大量不需要甚至用不完的商品。

景象社会和景象商品的出现，并非是简单地由于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和商家营销手段而出现，这是整个社会形态的变迁。吸引消费者购买的，是让他们产生强烈兴趣和占有欲望、并让他们（在表面上获得的）满意度最高的产品。对此周宪[15]认为，“景象社会的出现，从文化角度说，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商业化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扩张渗透所致，进而形成了商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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