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导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共4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之所以用1587（万历十五年）为标题，是因为正是这一年所发生的表面上看似末端小事情，却是引发种种问题的机缘，是加速王朝破灭的导火线。正如作者开篇所言：“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

本文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成考报名频道为大家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供大家学习参考。

篇一:《《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之所以用1587（万历十五年）为标题，是因为正是这一年所发生的表面上看似末端小事情，却是引发种种问题的机缘，是加速王朝破灭的导火线。正如作者开篇所言：“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

看起来作者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但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损害链条上的其他人的利益而被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在此之前，我片面地认为张居正是一个阴险狡诈，唯利是图的人。阅读之中，才发现任何一个能在历史长河中被筛选出来的人，都不能用好坏来擅自评论。读到张居正，我感到世态之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何以如此？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

在教育小皇帝上面，张居正可谓是殚精竭虑。所以万历从小便将这样一个长者敬为“智慧的象征”，而在处理政事上面的果断与周全，则更加巩固了张居正在皇帝心中的崇高地位。连虔诚信佛的太后，都会在张居正的劝说下，将准备修筑涿州娘娘庙的私蓄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桥梁，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一切都按照这样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那么万历皇帝必然会成为一位贤明的君主，在年少时期所表现的才智，以及来回步行十余里为民求雨的毅力，都可以表明这一点。 然而，正当万历皇帝步入二十岁的年纪，准备大展抱负的时候，群臣在张居正死后对他的批斗清算给了他近乎致命的一击。

信念的突然破灭致使这位皇帝做出了过激的举动，一味敷衍了事。

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8岁），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

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难免有为世事所牵绊。但这些个人的私欲引起的问题，恰恰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随着张居正一件件不为皇帝所知的事情被揭露出来，万历皇帝皇帝惊恐地发现，在清廉与道德的伪装下，张居正竟然是一个狡猾贪婪之徒，满嘴的道德仁义，私下做的却是另外一套，更令万历所不能容忍的是，张居正对于别人奉承其为当今的伊尹竟然安之若素。张居正是当今伊尹，那自己岂不成了无道之君太甲了？

一旦翻出这些旧账，张居正的形象就已经彻底的颠覆，而群臣的态度又是如此的激愤，于是再去回想过往的一切的时候，便会不自觉带上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即便是曾经美好的回忆，也都变成了阴谋的表象。

对张居正的清算，一直持续了到了其死后的第五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的1587年。这件事除却消耗了无数的时间精力，更让万历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痛苦，甚而对过去二十年所建立的道德价值观念产生巨大的怀疑：首辅尚且如此，那其他人呢？

本来张居正的离世，就让万历失去了过去十几年形成的依托和庇佑，而群臣对于张居正的彻底清算，同时也是对于他所熟悉的那一套的原则的一次颠覆。这一件事情，无疑将皇帝推向了更深的困境之中，举步维艰。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道德何以成患？我认为道德是虚无备有成文规定的，合理既是真理。在每个人的生平中，之所以这些佼佼者未能施其才智，就在于道德的强大，不允许人犯错（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万历皇帝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不愿意妥协，但是也并不能采取强硬的立场。正是在这件事情上的一拖再拖，让皇帝彻底认清楚了自己的位臵：他已经不再是国事的处臵者，而仅仅只是是处臵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从而在后来的处理国家政事的时候，采取了消极怠工式的“无为而治”。

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然而，

也正如鲁迅所说，可怜之人亦必有其可恨之处。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身为一国之君却不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一位皇帝，纵有再多无处安放的才情，再多恩怨纠结的难言之隐，也无法掩盖其昏庸的事实。

然这一切都只因制度已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至天子，都无不为其牺牲品。

读罢，一个以道德（软骨）支撑，而无视法律（硬骨）的王朝，应该是维持不了多少长的，引以作者言：“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篇二:《《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读《万历十五年》之感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万历这个年号本身过去的就很平庸，除了万历末年与努尔哈赤的几场决定性战役，几乎可以略过，而至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则更是可有可无。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这个“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的寻常年份，被黄仁宇先生以敏锐、独到的视角挖掘出来，抽丝剥茧，因小见大，在细枝末节中为读者勾勒出一个老大帝国的缩影。 书中以万历年间的一些重要任务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来深刻的剖析明朝的太平景象下隐藏着多么大的危机；封建制度在当时并没有病入膏肓，反而庞大而有序，却在本身不可遏止的慢性病里，走到了穷途末路的边缘。

在这个国家，聪明敏感的万历皇帝作为制度的必需品，他勤政治国，张居正不让他写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被“囚禁”在紫禁城里，孤独无援，在当时强大的封建道德观念束缚下，没有朱厚照任性放纵、一意孤行的勇气，只能消极怠工，苦闷至极，与廷臣进行着数十年的僵持。

在这个国家，大权独揽的张居正努力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赋税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可谓鞠躬尽瘁，却也言行不一，奢侈腐化，最终因触犯文官集团而人亡政息，死后家败名裂，境况可谓凄惨。而“温良恭俭让”的首辅申时行尽管忠于职守，调和“阴阳”，不断妥协让步，却也不得不黯然辞官回乡。

在这个国家，刚正不阿的海瑞则如巨石投进了一池死水。他能够直言抗命、守忠尽孝，像卫道士一样在奉行中庸之道的官场里卓尔不群，不断“惹是生非”，被人仰慕却无人效仿，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

再加上在贫病交迫中死去的将领戚继光，在狱中自刎的名士李贽，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对此，黄仁宇先生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在序言里写道：“这种情形，断非个人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以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其中，最为重大的一件事便是立储君时候和群臣们的对立，常洛是长子，按照惯例，是应该毫无争议的被立为太子，然而万历皇帝更想要立的却是自己喜爱的皇贵妃郑氏的儿子长洵，但是在群臣的眼中，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情。但是万历皇帝在这样一件事情上面也不愿意妥协，但是也并不能采取强硬的立场。因为“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的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书中的万历皇帝虽然名义上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在道德和传统的约束之下，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权力的象征，一个空具形体的傀儡。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万历十五年》中表明，一层不变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惟有全方面的改革全社会的参与才能奏响时代的新音！联系到当今社会，我们只有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才能拾级而上，日新月异。

篇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也可以这样写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本书的著作主旨在书中最后可以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而本书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个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把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对这本书的读后感叹，多是赞誉有加，总的说起来一句话，便是“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那原因想必也是很少有人能这样观察历史，当然也很少有人这样写历史。“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成为书中的名言，被复叙和引用。 从特征上说，《万历十五年》将看似枝微末节，易于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纠葛，成为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由以证明政治的混乱实为人祸。

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关于这本书，作者自己也有所谈论。这里摘引几段《自序》，便知道作者的写作和认知态度：“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这其实是长话短说，黄仁宇先生在书中，还留有许多历史评论：“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但是现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对中国明朝历史素无研究，但说出的话却很中肯：“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 本书选取了明代历史上很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并未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然而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青萍之末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一、关于本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而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答案当不应如此。但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使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只能由少数人看懂的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是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扁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们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理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二、关于本书中的稳定与体制

作者以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为横断面深刻剖析了中国封建传统社会的一些根本弊病。今天看来，事隔四百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仍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

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三、关于本书中的儒家

黄仁宇先生明确指出本书着重批判的是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至其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黄仁宇先生还提醒读者，不要误以为本书作者在为明朝一个昏庸皇帝辩护，他的本意是揭示出整个社会机制具有比统治者个人(皇帝)更为强大的力量。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

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书中所称的“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可谓典型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三次罢官，固然有刚直不阿得罪权贵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不切实际僵硬保守的执政风格也招致天怒人怨。他的思想表现出典型的儒家道德本位与平均主义特点，却缺乏法治社会的“正义”概念。他不能理解明清之际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将之视为“刁风”而大力扼制。只是碍于他的“清廉”名声，朝廷才不得不勉强授予他个把闲职。

《万历十五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戚继光，他的悲剧一生也同样折射了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戚继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他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通观整个万历朝，与他命运相同的武将何止一人，另一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所屈杀的袁崇焕。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带有普遍和必然的性质，是儒家保守的治国思想合乎逻辑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就尖锐地指出，儒家礼教是用“数不胜数的礼仪枷锁卡着中国人从胎儿到死祭的生活。琐碎之极，尤其是一切细节都得信守不渝，简直到了无以伦比的地步。”“这种礼的理想所作的美学式的冷冰冰的控制，把一切从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责任义务，尤其是乐善好施的义务，都变成了僵化的符号仪式。”这种形式主义无疑是帝国腐朽的表征之一，也是一种文化其生命力衰弱的表现。

而儒教将“礼”的修养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只能培养出扭曲的人格。礼教使人的道德修养的重点由内在的精神过程转向外在的行为方式，由内容转向形式。由于注重外部行为在形式上是否合乎“礼”，就必然使对内心真实信仰的关心退居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礼教的各种繁文缛节不合常情，很难做到，因而在现实生活常流于空洞的教条。为了不至于违反或亵渎神圣的礼教，人们只好阳奉阴违，相率以伪。原则与现实的这种不协调，造就了大批自觉或不自觉的伪君子，欺世盗名之辈，再不然就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书呆子或者人格分裂者。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今人多以此话为偏激而不取，然细察鲁迅本意，他所说的“仁义道德”应该指的就是儒家的一套伦理价值观念，鲁迅无非是用文学的夸张语言揭出了一个事实：儒家礼教违反人性。纵观整个封建时代，可以说，儒教是失败的。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还是一种伦理学体系，都表现出较低的思维水平。或者毋宁说，表现出比较原始的思维水平。

如果我们拿西方哲学来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儒学的根本缺陷。儒学没有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有的“自然法” (即人的自然权利) 概念。虽然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充斥着

“自然”这个字眼，但这跟“自然法”毫无关系。西方社会正是从“自然法”概念中引申出了自由与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而在儒学的字典中，是根本找不到“自由”、“权利”这类字眼的。

可以断言：儒教与近代资本主义进程是格格不入的。

总而言之，《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篇四:《海底两万里读后感800字》

　　海底世界美轮美奂，色彩缤纷。

　　1866年的一天，海中莫名其妙地发现了怪物，怪物袭击了成百上千条船只，法国政府决定派出“林肯”号来追击怪物。海洋动物专家阿隆纳克斯教授跟随“林肯”号出发，结果，在船上碰见了他的两个好朋友，分别是鱼叉王尼德•兰和孔赛依，他们跟随全体船员出发远征。最终他们碰到了怪物，但是子弹、炮弹、鱼叉，对怪物根本没用，怪物用强大的高压水枪击中了“林肯”号。海底两万里读后感800字。阿隆纳克斯教授被强大的水流击入水中，当他将要绝望的时候，一只强壮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他，他转头一看居然是孔赛依，

　　第二天他们醒来的时候，却发现尼德•兰也在怪物的背上。尼德•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章鱼或独角鲸，而是一艘地地道道的潜艇。他们想跟里面的人取得联系，可是一行行铆钉严丝合缝的“躺”在他们的前面，孔赛依急得又咒骂又跺脚。突然，潜艇上的盖板打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人头，他看见他们惊讶了一声又消失不见了。过了片刻之后，七八个蒙面人将他们押进了又黑又神秘的潜艇，关进了一个房间。海底两万里读后感800字。一位船长走进他们的房间，他们都很愤怒，就用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各自从头到尾讲了自己的经历，可是那位船长说了几句他们听不懂的话，就把门关上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奴役进来了，尼德•兰非常愤怒，紧紧地掐住了奴役的脖子，死不放手。一会儿，船长又进来了，他用法语对尼德•兰说：“尊敬的尼德•兰先生，请您保持冷静！”他们都惊呆了。从那以后，船长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于是他们跟神秘的船长开始了一段惊险神奇的海底旅行，他们目睹了海底火山喷发的壮观景象，登上了未有人到达过的南极，领略了美丽又充满危险的海底世界。然而，船长为什么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呢？“鹦鹉螺”号潜艇最终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都是个谜。

　　《海底两万里》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大作。我读了以后，明白了要向“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内莫那样，当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曾经吞没了成千上万条船只的大海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冷静、直率、勇敢，用智慧和科学去跟无边无际的大海拼搏，遇到困难时要有一颗百折不挠的心，内莫船长这种勇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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