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导读：　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共6篇)毒胶囊案例分析毒胶囊案例分析一、事件简介。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胶囊里的秘密》，对“非法厂商用皮革下脚料造药用胶囊”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时，要使用含铬的...

篇一: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毒胶囊案例分析

毒胶囊案例分析

一、事件简介。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节目《胶囊里的秘密》，对“非法厂商用皮革下脚料造药用胶囊”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时，要使用含铬的鞣制剂，因此这样制成的胶囊，往往重金属铬超标。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

因为有些药品对人体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有较大的刺激性，所以需要用胶囊包起来才便于服用，胶囊作为药品的重要辅料同样也会被人体消化吸收。在调查中调查者发现，这小小的胶囊里却隐藏着大秘密。儒岙镇位于浙江省新昌县，是全国有名的胶囊之乡，有几十家药用胶囊生产企业，年产胶囊一千亿粒左右，约占全国药用胶囊产量的三分之一。药用胶囊是一种药品辅料，主要是供给药厂用于生产各种胶囊类药品。调查者在当地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里的胶囊出厂价差别很大，同种型号的胶囊按一万粒为单位，价格高的每一万粒卖六七十元，甚至上百元，低的却只要四五十元。 在新昌县卓康胶囊有限公司，一名销售经理透露，他们厂生产的药用胶囊主要供应东北、江西等地一些药厂，所用原料主要就是明胶，因此胶囊价格悬殊跟明胶原料有很大关系。在前后长达8个月的调查中，记者走访了河北、江西、浙江等地的多家明胶厂和药用胶囊厂，发现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和江西弋阳龟峰明胶公司两家明胶生产企业，采用铬超标的“蓝矾皮”为原料，生产工业明胶，然后套上无任何产品标识的白袋子包装，通过一些隐秘的销售链条，把这种白袋子工业明胶卖到浙江新昌地区，这种铬含量严重超标的工业明胶由于价相对便宜，被当地一部分胶囊厂买去作为原料，生产加工药用胶囊。这种被检出铬超标的药用胶囊最终流入青海格拉丹东、吉林长春海外制药等药厂，做成了各种胶囊药品。

根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记者调查中掌握的线索，记者分别

在北京、江西、吉林、青海等地，对药店销售的一些制药厂生产的胶囊药品进行买样送检。检测项目主要针对药品所用胶囊的重金属铬含量，经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反复多次检测确认，9家药厂生产的13个批次的药品，所用胶囊的重金属铬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规定2mg/kg的限量值，其中超标最多的达90多倍。

二、官方评价与结论

1，卫生部

2012年4月21日，卫生部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积极配合药监部门，召回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相关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检验不合格批次药品，立即暂停购入和使用相关企业生产的所有胶囊剂药品。卫生部部长陈竺今天下午表示，药物胶囊重金属限量早有标准。“毒胶囊”曝光后，有患者自行打开胶囊，只服用药粉。对此陈竺表示，服用胶囊药品一定要遵医嘱。企业家、科学家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卫生部发出《关于配合召回和暂停使用部分药品生产企业胶囊剂药品的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积极配合药监部门召回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相关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检验不合格批次药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立即暂停购入和使用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相关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所有胶囊剂药品，待检验合格后方可购入和使用。

2，公安部

“毒胶囊”事件曝光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部署河北、浙江、江西、山东等地公安机关介入侦查，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查处工作。截至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已立案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名，查封工业明胶和胶囊生产厂家10个，现场查扣涉案工业明胶230余吨。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会上指出，“毒胶囊”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安机关迅速有力坚决打击“毒胶囊”犯罪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力度，彻查“毒胶囊”犯罪。尽管目前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打击“毒胶囊”犯罪活动是保卫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餐桌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公安机关的职责使命所在。各地公安机关一

定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毒胶囊”犯罪的现实危害，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此类犯罪。

3，国家药监局

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获悉，该局公布第一批抽检结果，根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和部分省食品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报告，修正等9家药品生产企业使用的胶囊铬含量超标，并责成相关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违法违规企业予以严肃处理。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全面开展药用明胶和药用空心胶囊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要求药用空心胶囊企业严格原料把关和质量检验，严防工业明胶流入药用胶囊生产环节；要求药品生产企业从有资质的企业采购药用空心胶囊，严防不合格药用胶囊流入药品生产企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坚决维护公众利益，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

4，最高人民检察院

“问题胶囊”事件发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当即指示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及时掌握情况，关注事态发展，派员督办事件背后的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日前向全国各省级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从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和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查办“问题胶囊”事件背后渎职等职务犯罪的重要性，增强大局意识和政治敏锐感，主动与有关部门加强联系配合，发现和查办“问题胶囊”事件背后的渎职等职务犯罪。目前，河北、浙江、江西、山东等省检察机关已迅速行动，采取有力措施介入事件的调查工作。

5，当地政府

据浙江省新昌县委宣传部发布新闻，截至2012年4月15日18时，新昌县已紧急查封媒体曝光涉嫌使用工业明胶制作空心胶囊的相

关问题企业，公安机关已对4名企业负责人实行控制。据央视报道，在2012年4月15日，河北省相关机构的执法人员赶到河北薛洋明胶蛋白厂现场进行执法。蹊跷的是，当执法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厂房车间突然起火，后来，经过当地消防部门扑救，大火已经被扑灭了。目前，该企业相关的工作人员已经被公安执法人员带走协助调查。

6，修正药业

央视报道有所失实，修正药业高级副总裁王之光对此回应，央视送检的批号生产日期在新国标实施之前，此前铬元素含量并未纳入检测范围。 王之光强调，央视报道有所失实，作为制剂生产商，其明胶空心胶囊外壳由药品包装供应商提供。央视送检的羚羊感冒胶囊供应商目前暂时未能确定，而其公司在选择明胶空心胶囊供应商时非常谨慎，且供应商也需要提供相关的产品合格文件。

在央视曝光“问题胶囊”4天后，涉事药企业之一的修正药业通过官方网站于19日发布“关于疑似铬超标羚羊感冒胶囊处理进程的通告”，称目前已经召回199件疑似铬超标羚羊感冒胶囊，并通过网站对公众表示歉意。在这份通告中，修正药业称央视15日曝光此事后，他们立即全面召回并封存批号为100901的涉事羚羊感冒胶囊。据了解，该批次产品主销往吉林地区，共有199件，通告中说，目前修正药业羚羊感冒胶囊生产线已全部停产自查，同时安全小组已展开内部质检、采购、流通等环节的检查和责任追溯，并积极配合国家药监机构对胶囊产品的检验。

三、个人对事件的观点与看法。

事件曝光至今，几乎没有任何一家涉事企业主动对外发布事件的进展，也没有企业站出来回应民众的关切，但电视广告却照播不误，当事企业对其社会责任的漠然令人气愤。

毒胶囊事件不仅使被曝光的9家企业名誉扫地，整个中国医药行业也面临一场公关危机，声誉和形象受到重创。在惨痛的教训面前，药企有必要检讨和反思，那种长期存在的，以明星代言加广告狂轰滥炸拉动销售、重销售轻技术研发、重单向宣传轻与利益相关者沟通的经营

模式。一个真正的品牌一定是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坚守企业社会责任、重视与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沟通，仅仅靠明星代言和广告以及自我标榜无法打造持久的品牌。

毒胶囊横行，源于企业集体道德失守和监管失范。从报道中来看，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品胶囊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为了逃避监管部门的追究和打击，原料供应企业明知道自己是用工业废料生产“工业明胶”，却强迫胶囊生产企业同自己签订“食用明胶”供货合同以推脱责任，而胶囊生产企业为了图便宜居然毫无异议；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药品生产企业，明知道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危及患者身体健康，竟然也无所顾忌地投入药品生产使用。明胶厂、胶囊厂、药厂，对“有毒胶囊”的来龙去脉都心知肚明，却集体失守了企业的责任底线，心照不宣地开展合作，这也暴露出监管的死角和盲区。比如用废旧皮鞋熬制工业明胶，相关的当地卫生、工商、公安等部门，是否都尽到了管理职责？比如铬超标的空心胶囊已经流入了修正药业这样的大企业，当地的食药监局等相关部门又都是如何做的事前监督与检查？何至于相关管理与监督、检测部门的专业设备还不如记者的采访有效？媒体曝光问题药品，何尝不是在曝光行业问题监管。

毒胶囊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管理问题，而是道德问题，是部分医药企业和胶囊生产企业串通一气，为追逐利益罔顾消费者人身安全，丧失道德底线的丑闻。如果说，工业原料堂而皇之地进入药企成为治病救命的药品令人震惊，那么，从毒胶囊曝光到现在当事药企应对公关危机的态度则更令人失望。

从毒胶囊事件不难看出，只要企业没有社会责任，那就好比企业商人没有流着道德的血液。可是包括修正药业在内的许多大型制药企业出现的毒胶囊，不仅仅使企业陷入信任危机，更是在道德上给予谴责。【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试想一下，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和缺乏道德的企业怎么能够把老百姓的生命健康问题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也许今天是铬超标，明天也可能公开造假药，制毒品！反正只要有经济利益，一切皆有可能。

篇二: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毒胶囊事件的案例分析

毒胶囊事件的案例分析

自古以来，我们在受伤或者是生病的时候，都习惯于向医学求助，吃药打针，以求战胜病痛，延年益寿，医药一直都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与生命紧密相连，说是关天的大事亦不为过。而谁又能想得到，这些用来救命的良药，会有一层剧毒的外衣呢？

2012年4月15日，央视报道河北、江西个别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进行脱色漂白和清洗，随后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浙江新昌县药用胶囊生产企业，这些含有毒物的毒胶囊，最终流向药品企业，进入消费者腹中。

而这起毒胶囊事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一样，它的发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严重践踏道德和法律的行为如何能够潜伏几年不为人知，如何才能避免此类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是xxxx

毒胶囊，是指用工业皮革废料来做成药用胶囊。从工业皮革废料变成药用胶囊，经过多次的工序，辗转几个厂家，最后进入到流通领域，被千千万万的人们消费，这其中经过的关卡无数，却没有一个关卡真正的起到了把关的作用，用廉价有毒的工业明胶替代价格较高的食用级明胶，这样明显有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事情却在默认当中变成了行业的潜规则，就像之前的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鸡蛋，地沟油一样，拷问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良知，也是我们的管理制度和法律的威严！

一件商品，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生产到销售流通，应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阻止这些有毒的东西进入人们口中的。就毒胶囊来说，以工业明胶的价格采购食用级明胶，可能吗？显然不合理的价格后面是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心知肚明的吗？就算采购人员被蒙蔽，那么相关的检测手段没有吗？检测原材料重金属超标不是什么难事，就是检测成品药用胶囊的重金属含量，也应该是每一个有责任的厂家理当做的事情，但是这些层层检测之下，超标的药用胶囊一样是一路绿灯的顺利进入消费流通领域，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显然是利益，暴利驱使人们铤而走险，暴利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这不仅仅是毒胶囊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原动力，同样也是相关事件的屡禁不止的源头。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资本论》当中说的很明白，资本天性是追逐利益的，当有300%的利润的时候，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然而这并不是此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唯一原因。资本的逐利性自古以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在监管制度和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此类事件出现的机会就很少，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拥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之外，西方相对完整的社会诚信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国家经济腾飞之前，这样的事情也很少发生，因为当时人员的流动性很小，社会关系网相对固定，违反道德会导致原有的社会评价降低，而重建良好信誉的成本就相对很高，而现在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比较薄弱，重建也相对容易，这样导致那些人们在道德方面的约束大大削弱，也就是我们的普遍感觉到现在人们的诚信不如以前，社会道德水平整体下降的原因。

只是我国的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想要建立起每个人的完整的社会诚信评价机制，将一切社会生产生活纳入这个体系之内谈何容易，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却不是一朝一夕可

以建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立法，有效执法，就成为当前最有效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不够完善，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很多违法的行为，换个地方，换个领域又可以继续。就像这次的毒胶囊事件，我们国家现有的立法就存在可操作性差，罚款数额难以认定，不足以从根本上让制假及参与制假厂家失去再次制假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立法工作不完善的地方。然而立法是一件长期的事情，法律对于瞬息万变的生活来说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在法律滞后，道德约束力量严重削弱的今天，加强监管力度就成为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了。

我们国家的监管制度一般分为社会监管和管理部门监管。社会监管已经在很多起事件中表现出了它的力量，网络作为社会力量的集合，在推动社会进步，传达民意方面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手段。网友们聚沙成塔的力量，见微知著的火眼金睛，已经为我们揪出了贪官无数，对于数不胜数的无良生产厂家而言，人民群众无处不在的双眼是约束他们最强大的力量。但是对于某些相对专业的领域，没有专业设备和知识的普通民众就很难有效的介入监管了。

就毒胶囊事件而言，没有专业的检测工具，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胶囊当中的铬超标，对于工业明胶与食用明胶的区别也是这起事件之后才普及的知识。显然社会监管对于毒胶囊的监管几乎不可能，而相关的部门监管力度又很薄弱，监管手法也相对单一，对于生产厂家的原材料来源，以及生产成品的质量检测，基本都只能靠厂家的自律，这对于药品这样关系到人们健康生命的重要产品仅仅靠厂家自己的道德观显然是不够的。在大陆的毒奶粉事件出现之后，香港政府的迅速行动，对于相关食品的检测和公布结果都非常的及时，很快就挽回了香港市民对于奶粉及相关奶制品的信心，而相对的，在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4年，国产名牌的蒙牛伊利牛奶依然屡出状况，内地人民对于奶制品和奶粉的信心依然不足，表现在市场上就是各种外国品牌的奶粉占有几乎全部的中高端市场，比邻香港的广东人民热衷“走粉”（走去香港购买奶粉），淘宝上奶粉代购比比皆是，说明的都只有一点，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依旧不能让人满意。在毒胶囊事件已经发生之后，我们的药品监管部门是否能做到恢复消费者信心，保证下次不再出现同类事件呢?

毒胶囊事件，作为2012年上半年的药品安全领域的重大事件，注定要被载入史册，而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沦丧，看到了无良厂家的无所不至的违法行为，看到了部门监管的严重缺失，看到了相关立法的滞后漏洞，这些都不是仅仅在毒胶囊这单个事件中存在的，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在，我们应该做的，除了进一步加强从业人员的道德教育，补充立法细则严格执法之外，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行为应该是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检测方法。

篇三: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2015毒胶囊事件反思

第1篇：毒胶囊事件的深刻反思

毒胶囊事件却再一次让我和我可怜的同类目瞪口呆。我的“性本善”的同胞啊，看到老人跌倒了你不扶也算了，看到被两辆车辗压后奄奄一息的小悦悦你不抱也算了，我理解你，你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也相信你，那不是你的本意，不是你内心的表达。

可是，现在，面对毒胶囊，我的“性本善”的同胞啊，你又作何解释（

看看吧，我的亲亲的祖国，你的一位名叫重庆子衣的美丽的女诗人在怎样的无奈和疼痛中写下了这样的诗行：“在五毒俱全的现实里，我们还得对着祖国说爱／还得对这个剧毒中的国度／说着泪水，忧虑，说着应该说着的赞美”！

从地沟油到苏丹红，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我们能吃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到如今，连治病救人的药也不能吃了！我曾经说过，口水是诗，下半身是诗，废话是诗，试问，还有什么不是诗？而现在，我只想问，我亲亲的祖国啊，还有什么能吃？

第2篇：毒胶囊事件的反思

1、胶囊市场供需关系：本来，空心胶囊市场供大于求，在原料成本的巨大差别下，一些不良企业，为暴利铤而走险。于是便有了造劣、卖劣的专业链条出现。

2、相关法令法规不健全，执行力度较差：与造劣、卖劣的专业链条对应的是法律法规的弱化。空心胶囊以前是按药包材管理，近年才划归辅料管理，在《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对药包材的监管要求比较明确，而对辅料的要求相对较弱。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中，有关方面完善了对胶囊用明胶的详细规定，并制订了一些新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版标准中对于“明胶空心胶囊”有七大详细要求。而此次事件却表明了《中国药典》对“明胶空心胶囊”规定的苍白与无力。

3、监管模式存在问题，多部门交叉无法明确责任：监管流于形式、以“罚”代管也是积习已久，“无利不跑”、“脚软难跑”等现象长期存在。“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容易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带来责任认定模糊、相互推责等问题。正如胶囊事件中，胶囊本身不是药，生产胶囊的企业可能是质监部门在管，而胶囊最终会被用作药品的包装，药品又由药监部门管。将社会事务拆解成了不同的环节，交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多头管理的方式必然容易产生职责不清的问题，监管难以无缝对接。再加上政府协调不力，才会导致此类事件频发。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监管模式，即便此次的监管部门受到了处罚，依旧不能从源头解决问题。

4、公关利益复杂，利益共同体的攻守联盟战略“漂白”问题根源：“毒胶囊”事件曝光后，接二连三出现一系列怪象，比如药监部门不承认媒体送检的检测结果，涉案工厂放火烧毁有关资料，嫌疑药厂不承认不道歉，分管县长表态只谈功绩不言过。

树倒猢狲散，没有人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企图毁灭证据撇清关系。问题明摆着，就是有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时间可以换空间，时间也可以混淆黑白，因为背后看不见的手，是一支“牵手观音”之手，能量大着！等待利益共同体的攻守同盟，是中国熟人社会的特色！

“毒胶囊”简单问题被复杂化，表明我们的监管体系，我们的执法部门以及企业之间，都在和一个看不见看得见的“利益”，结成了共同体，一旦危机来临，他们会做出应激反应，从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不是找出问题的根源和根本解决的办法，而是将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保护的更加密实，更加安全而已。

5、意图息事宁人的荒谬专家论调：在一起公共事件中，当政府缺位、责任方封闭、媒体无力时，面对一堵堵“隔离墙”，公众往往倚重于专家的独立建言与释疑解惑。但在“毒胶囊事件”中，“专家”的表现乏善可陈。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呼吁大家“要冷静，不必恐慌”，一日数粒铬超标胶囊无碍的言论，被网友讽为“故作天真”。这与3年前北大教授“上访户多有精神病”的言论如出一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吃少量铬安不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本来就不该使用工业明胶毒胶囊的原则性问题。科学姿态丢掉，公言身份也尽失，混淆是非的言论引来舆论汹涌。

6、即使事件曝光，惩戒软弱无力甚至不了了之：很多国家对于食品安药品的监管都非常严格，比如日本，政府的严厉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如果政府自身环节出了问题当事人一定被开除，有刑事责任还要负刑事责任；此外，涉事企业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在这种监管惩处体制下，犯错误的代价非常高，因此对于企业与政府人员都有很强的威慑力。

第3篇：“毒胶囊”事件的反思

2015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本期节目《胶囊里的秘密

》，对“非法厂商用皮革下脚料造药用胶囊”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时，要使用含铬的鞣制剂，因此这样制成的胶囊，往往重金属铬超标。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

一、从毒胶囊事件曝露的问题：

1、胶囊市场供需关系：本来，空心胶囊市场供大于求，在原料成本的巨大差别下，一些不良企业，为暴利铤而走险。于是便有了造劣、卖劣的专业链条出现。

2、相关法令法规不健全，执行力度较差：与造劣、卖劣的专业链条对应的是法律法规的弱化。空心胶囊以前是按药包材管理，近年才划归辅料管理，在《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对药包材的监管要求比较明确，而对辅料的要求相对较弱。在2015年版《中国药典》中，有关方面完善了对胶囊用明胶的详细规定，并制订了一些新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版标准中对于“明胶空心胶囊”有七大详细要求。而此次事件却表明了《中国药典》对“明胶空心胶囊”规定的苍白与无力。

3、监管模式存在问题，多部门交叉无法明确责任：监管流于形式、以“罚”代管也是积习已久，“无利不跑”、“脚软难跑”等现象长期存在。“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容易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带来责任认定模糊、相互推责等问题。

4、公关利益复杂，利益共同体的攻守联盟战略“漂白”问题根源：“毒胶囊”事件曝光后，接二连三出现一系列怪象，比如药监部门不承认媒体送检的检测结果，涉案工厂放火烧毁有关资料，嫌疑药厂不承认不道歉，分管县长表态只谈功绩不言过。

树倒猢狲散，没有人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企图毁灭证据撇清关系。问题明摆着，就是有人不到黄河不死心，时间可以换空间，时间也可以混淆黑白，因为背后看不见的手，是一支“牵手观音”之手，能量大着！等待利益共同体的攻守同盟，是中国熟人社会的特色！

“毒胶囊”简单问题被复杂化，表明我们的监管体系，我们的执法部门以及企业之间，都在和一个看不见看得见的“利益”，结成了共同体，一旦危机来临，他们会做出应激反应，从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不是找出问题的根源和根本解决的办法，而是将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保护的更加密实，更加安全而已。

5、意图息事宁人的荒谬专家论调：在一起公共事件中，当政府缺位、责任方封闭、媒体无力时，面对一堵堵“隔离墙”，公众往往倚重于专家的独立建言与释疑解惑。但在“毒胶囊事件”中，“专家”的表现乏善可陈。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系统专家孙忠实呼吁大家“要冷静，不必恐慌”，一日数粒铬超标胶囊无碍的言论，被网友讽为“故作天真”。这与3年前北大教授孙东东“上访户多有精神病”的言论如出一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吃少量铬安不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本来就不该使用工业明胶毒胶囊的原则性问题。科学姿态丢掉，公言身份也尽失，混淆是非的言论引来舆论汹涌。

6、即使事件曝光，惩戒软弱无力甚至不了了之：很多国家对于食品安药品的监管都非常严格，比如日本，政府的严厉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如果政府自身环节出了问题当事人一定被开除，有刑事责任还要负刑事责任；此外，涉事企业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在这种监管惩处体制下，犯错误的代价非常高，因此对于企业与政府人员都有很强的威慑力。

反观中国，制假、渎职的成本却非常低。出事之后，大官被免职，隔一段时间又可以复职，一般官员若被党纪政纪处分，对其生活也没有影响。

二、药品监管机制亟待改革：

第一，监管部门权力的制约（分权制衡）与责任的明确：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安排是行政权一权独大的格局，而监管者行使的权力就是一种行政权，这种行政权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尽管中国也有人大（立法机关）和法院（司法机关），但由于没有确立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立法和司法机关无法构成对行政机关的有效制约。相反，行政机关经常凌驾于立法和司法机关之上。由于立法机关本身就是由许多行政官员组成的，司法机关又没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它们受制于行政机关注定不可避免。

麦迪逊说，尽管人民是制约所有权力的最终力量，但人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可能天天去看着掌权者，因此必需有适当的制度安排来限制权力，而这主要是分权制衡，包括横向的三权分立（让不同的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纵向的联邦主义（让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相互制约）。这一原理的基本逻辑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或者用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来对抗野心”。如果我们承认监管者会有野心的话，那么必须让其他同样有野心的人来制约他们。

在很大程度上讲，监管部门即使规则的制订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监管者基本游离于司法之外，偶尔身陷囹圄的几个监管者不过是九牛一毛。由此看来，立法、执行（监管部门）、司法机构的分权制衡对有效的监管制度来说尤为重要。

改变多头管理，向相对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由于食品的产业链太长，我国的地域范围大，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不可能也不必要将食品安全的监管统一在一二个部门。应该重点解决食品监管职责过于分散的状况，将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相对集中，权责进一步明晰，并通过建立一种有效率和权威的协调机制提高监管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因此，可以考虑在现行的部际食品安全联席协调会议的管理架构上有所突破；进一步探索多种管理模式，将对品种的管理和"划段"管理结合起来，明确边界和衔接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信息的沟通和共享，职能上尽可能避免交叉。

第二，市场本身有效的运行和完善。药品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这是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说的（

另外，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国家的药品定价机制。物价部门通过三番五次的降价并希望药品的价格能够降价，他的出发点和初衷是好的，但这个政策并不符合我国药品产业。如果一个药品当馒头卖时，那么必然的结果是每一家药厂是想着怎么把药品成本降低，而不是把质量提高。市场机制本身不健全，不完善，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下，企业没有动力去做好药，去做高质量的药品，而恰恰有动力去违法违规做低质量的药品。

热衷于建设法制轨道，单纯依赖严刑峻法来解决我国药品行业存在问题的做法见物不见人，失之于没有考虑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确保市场本身的运行与完善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第三，法律的执行强度需要加强，真正做到执法必严。法律的尊严是执行出来的，而不是制定出来的。无论多严密、多完善的法律，还必须经由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正确施行，才能真正发挥其保障食品安全的强大规范作用。执法不力的问题不容回避。从我们了解并研究的一些案例看，由于失职或渎职等执法不力造成的案例不计其数，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成为我国监管部门执法中的一个顽症。

现代法治要求我们“精兵简政”，以最小的行政监管成本，解决市场经济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出现了类似于生产有毒药品胶囊的案件，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必须立即辞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独立的调查小组，深入调查各个环节出现的腐败问题。

要做到依法行政，就必须注重对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制订严密的工作纪律和内部审批程序、完善行政执法人员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大案要案领导集体决定制度，不断强化执法和执法监督，使法律法规落到实处。

第四，监管方式的创新。①举报制度：美国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内部人把内部的现象揭发出来。要求各地建立食品安全举报制度，鼓励内部相关人员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暴露给监管部门，在这样的体制下，监管部门就不必面临每次被媒体跑在前面的尴尬。②“连坐制”：针对现在很多药品和食品行业有产业聚集效应，比如浙江新昌，一个镇上有40多的胶囊企业，面对这样的情况采取一种区域限制的做法。如果一个专业村或者镇发现了有生产经营反复的、严重的违反违规现象，将整个村镇生产经营者都驱逐出市场或限制其在市场的活跃程度？③多元化监督渠道：其实，市场的竞争力量和消费者的“地方性知识”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的（部分）监管，这些甚至是成本更低、效果更好的选择。

从政府、企业直至消费者三个方面建立其严密的监管防线，达到行之有效的监管功能。

对于毒胶囊事件，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严肃依法查处，并对体制缺陷部分做出改革，确保人名群众的利益。也只有如此，才能杜绝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泛滥。积极调整相关政策，加速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篇四: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2015廉洁自律个人总结

第1篇：个人廉洁自律总结

根据工委、纪检部门的具体安排，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上级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指示，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要求，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本职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同奖惩”。现结合本人的实际将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一、本人廉洁自律执行情况

1、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增强了自觉执行党风廉政规定的自觉性。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有关廉政建设方面的规定政策。切实把为人民服务，致富一方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上级纪检部门的有关要求，经常性的学习党纪法规和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学习中纪委提出的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六项规定”、“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提高自身思想修养，与党中央和上级保持一致，以此端正工作作风、生活作风。

2、正确对待权力，认真履行好职责。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落实情况，做到制度之内“不缺位”，制度之外“不越位”。切实履行好自己工作职责，能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一年来，没有违反廉政规定和制度的行为。本人住房是九九年拆旧建新自建房，居住至今。对家人能严格要求，严以律己。妻子在教育战线工作，我们能经常交换意见，互相督促，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为家庭谋私利，从事个人经商活动。在公务活动中由本人经手的事务，一律经主要领导审批同意，本人不自作主张。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能抓好落实，同志们能经常进行思想交流，互相鞭策，互相促进。在财务工作管理方面，先请示申报，再逐级审批，杜绝了违纪违规事件的发生。

3、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积极配合主要领导做好工作。能够同工委、办事处一班人团结一致，密切配合，勤奋工作。真正做到该做的事情积极去做好，不该做的事情不去管闲事，该忙的忙，不该忙的不忙。廉洁自律，保持共产党员本色。按照工委、纪委和上级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对照各项规定：（1）、没有收受过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2）、没有到任何单位和企业报销过属于自己支付的费用；（3）、没有违背“十个严禁”、“三个不准”的规定；（4）、没有拖欠公款、将公款借给亲友或违规到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5）、保持了艰苦朴素，没有奢侈浪费和到过高档娱乐场地消费活动；（6）、没有驾驶公车。

二、今后廉洁自律工作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认真学习十六大五中会精神并深刻领会其思想内涵，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实际工作。要认识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保证。平时，要经常性地学习上级纪检部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自觉接受廉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做到警钟长鸣，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二要以《党风廉政责任书》所规定的内容和要求为行为准则，认真贯彻执行。具体工作中，在有关程序和细节上公开透明，严格政策，为经济发展和服务人民群众用好权，把好关，要在廉政责任书的基础上加以细化，明确个人及本人所联系的部门执行好廉政制度的具体规定，坚决杜绝吃、拿、卡、要等违纪行为。

三要对所联系中心、办的同志进行经常性思想沟通，及时把握本单位廉政建设执行情况（

总之，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和个人廉洁自律方面，我严格执行了有关的制度规定，无一例不廉洁行为发生，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我要继续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个人及所联系中心、办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争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第2篇：个人廉洁自律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作为一名机关党委委员，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我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对政府机关党总支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负总责，各支部书记各负其责的工作方法，依照《×××二oo三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三项工作实施安排意见》，通过各支部的共同努力，使本人分管责任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为维护我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将上半年以来本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分管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情况总结如下：一、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一)进一步提高廉洁奉公意识，密切干群关系上半年来，我始终能够清醒认识到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努力坚持清正廉洁。本人在工作中能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根据年初责任分解，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根本上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勤政为民，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自觉履行职责，确保责任制执行到位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分解的要求，我严格要求分管各单位扎扎实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工作。各单位都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从而保证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在我的指导下，分管各单位都能够严格按照上级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教育引导本单位干部职工，使领导干部都能做到廉洁自律，确保了各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正常。(三)坚持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贯彻落实廉洁自律方面的《条例》、《规定》，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坚强的防线，按照“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经常深入分管的各单位，掌握基层动态。工作中，不搞花架子，不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对每一项决策，总是慎重行事，发扬民主，坚持调查研究，务必使工作决策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正确性。在生活中，心系基层和人民群众，总是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在扶贫捐款活动中，自己积极带头，充分发挥领导表率作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带头作到，教育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发扬艰苦奋斗

的优良传统，自觉经受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不以权谋私，不腐化堕落，经受作官的考验，过好权力关，金钱关、人情关，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从不利用职权之便大吃大喝，更没有用公款出入过歌舞厅。也没有利用职权收受他人钱财，不公车私用，不奢侈浪费，不以权谋私，保持国家公务员的本色，不断充实完善自己。二、分管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落实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负起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

今年上半年，根据县委、纪检安排，责成由我对政府各经济综合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各经济综合部门主要领导对所管辖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并明确了各自的主要职责。各职能部门都按要求成立了党风廉政建设领导机构，做到领导、机构、人员“三到位”。要求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从自身做起，带头执行责任制，带好班子，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在承担责任，履行职责，督促和检查责任落实等方面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二)分解任务，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把各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落实到每一位主管领导身上，划分责任区，并明确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要任务的责任领导，都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的形式落实到人，坚持统一领导，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在“合力”上下功夫。同时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责任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三、认真落实责任追究制度，把责任追究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关键环节抓紧抓好。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细则》强化责任追究是今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点工作。在明确追究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对领导干部不履行岗位职责、发生重大经济损失、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违纪案件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县监察局、县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局依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组织处理，严重的给予开除公职处分。今年上半年来，通过县监察局、人事局对存在违纪问题的1xxxx干部进行了处理，其中对xxxx侵吞国家扶贫物款的一名领导撤销行政职务处分，对xxxx违反《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行为人员给予开除公职处分。通过责任追究，把责任制的各项规定落到了实处。上半年来，本人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离上级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些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本人有决心继续加强对分管部门的领导，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坚决完成20XX年度下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任务，为促进我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不懈努力。

第3篇：个人廉洁自律总结

一年来，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我能够认真贯彻党委纪委的有关精神，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促进了工作，提高了思想认识。现就本人一年来执行廉洁自律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学习，始终绷紧廉洁从政这根弦

长期以来，我注重把廉政建设理论学习同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结合起来，浓厚学习氛围，增强学习效果，不断增强自身的素质，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今年来，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深刻领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意义和科学内涵，正确树立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严格遵守《廉政准则》的各项规定，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思想的侵蚀，牢固树立“情为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

二、狠抓督促检查，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一是开展经常性的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利用检查指导工作、召开会议之机，见缝插针，教育法检公司等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要紧密联系政法工作的实际，教育广大政法干警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做到立党为公、执法为民，消除“官本位”意识，防止和克服特权思想。认真开展“公正执法树形象活动”，政法各部门认真查摆问题，找准重点，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实际，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从群众最希望政法机关做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不希望政法机关的事情改起，完善各项工作制度，认真落实公安部门的便民措施，确实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便民、利民。同时，在广大干警中开展“争先创优活动”，组织开展学习郑培民、汪洋湖、任长霞等先进典型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接受监督意识。通过加强对政法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增强了政法干警的法制观念，提高了执法水平，逐步把政法队伍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业务精通、执法如山的钢铁队伍。二是帮助指导政法各部门把廉政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针对不同的部门的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帮助他们分析形势，制定措施，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廉政教育、监督查究制度化，使广大领导干部有令可行，有禁可止，规范约束了干部的行为，杜绝了“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从机制上保证了政法各部门规范有序地运转。

三是加强源头治理，推进部门作风的建设。政法各部门根据自身特点，深入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推行公开、便民、利民的办公流程，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严格落实公安部门的“五条禁令”、检察机关的“六条禁令”，强化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各单位在单位内部实行量化考核管理，层层签订责任状，强化职责和任务，实行工作责任风险抵押金制度，推行首问负责制和错案查究制度，切实提高行政效率，转变过去那种“冷、硬、横、推”的街门作风。同时，作为政法委书记，本人还经常深入各部门进行调查、座谈、听汇报等，摸准吃透有关情况，掌握廉政建设的第一手材料，并解决个别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预防了违法违纪问题和不正之风现象的发生。同时对于责任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时向县委、县政府的一把手，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汇报，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促进查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严以律己，真正做到廉洁自律

其身正，不令则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廉政建设中，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一年来，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暂行规定》、“四条纪律”、“八项要求”、“六不准”等要求，自觉维护自身的良好形象。一是正确对待权力，不搞以权谋私。始终按照工作权限

和工作程序履行职责，坚持公平正直，不循私情，珍视和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作为单位的班长，我坚持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原则，做到总揽不包揽，果断不独断，平时注重发挥领导班子成员的作用，主动协调好各种关系，日常分工明确，放手支持副职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既交任务、压担子，又出点子、作后盾。凡重大、重要问题坚持集体研究决定，坚持广开言路，放开思想，容人之言，容人之过，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形成千斤重担大家挑的工作局面，形成团结一致干事业的良好班子形象。作为一名县委常委，认真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处处维护班子团结。在工作上，虚心向领导和同志们学习，积极主动地向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工作，争取他们对工作的支持，积极加强与人大、政府和政协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的沟通，加强协商与联系，求同存异，增加共识，共同把全县的政法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全力维护全县的社会政治稳定。

二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坚持用领导廉洁自律规定约束自己，要求他人，“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从不搞特殊，不讲排场，不以领导身份自居，高高在上。讲政治，讲实话，不做与自己共产党员身份不相符的事情，不讲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言论。做到“三管住”：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在干部选拔任用等问题上，严格执行干部任用的有关规定，选贤任能，唯才是用，唯才是举。在单位财务上，坚持做到量入为出，节约开支，自己不多报不滥吃请，严把财务关，将有限经费用在工作上。严格要求亲友和身边的人。经常告诫自己的亲戚朋友，教育他们懂得自尊自爱，明白自己是体育场干部的亲属、工作人员，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更不能对外提我的名字以炫耀，以我的名义以谋私利，打着领导的旗号办私事。一年来，由于加强了教育和管理，亲属、朋友、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对我的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没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

一年来，在勤政廉政方面，本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和人民的期望，自我感到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决心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更加廉洁从政、克己奉公，勤政为民更加坚定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并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始终保持共产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为全县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再立新功。

第4篇：廉洁自律个人总结

作为一名基层单位的管理人员，一年来我按照《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的要求，牢固树立廉洁从政的意识，严格遵守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利，做到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现将一年来自己的廉洁自律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高认识，增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

廉洁自律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作为单位主管，我能牢记责任，在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中，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始终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不正之风当作大事来抓，从严要求自已。对党风廉正建设在思想认识上达到“四个明确”，即：明确党风廉政建设是深化改革、做好本职工作的现实需要；明确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齐抓共管，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明确作为领导干部的责任内容和要求；明确如果知法犯法，贪污受贿就必然受到法律责任追究。

二、强化学习，提高自身修养和素质

保证廉洁，强化党性意识，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放松学习，思想就会落于形势，就会丧失先进性，就会使精神世界留于低级趣味，就难以抵挡各种诱惑，政治上也就不可能成熟。担任林业公司支书以来，面对林业及园艺管护工作及安全工作，我深刻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一方面狠抓专业知识，开拓进取，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三、规范制度管理，保障廉政建设

作为基层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严格执行有关要求的同时，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完善干部廉洁承诺制；其次是健全材料管理制度，特别是在采购管理上，严格执行公司的有关规定，坚决杜绝一切暗箱操作。教育党员干部强化自律意识，要求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办事，杜绝吃拿卡要。

四、存在的问题

在自我主观世界方面需进一步提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坚持原则，在个别小问题上有所忽视和放松，表现在工作方面不够深入细致，认识有待深化等现象。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加强学习，增强服务意识，强化自律、自警和自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把好政治关、权利关、金钱关，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力争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新突破，新发展。

篇五: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2016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第1篇：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1)必须是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认定一个人是否刑事被害人，应当首先看其被侵犯的权益是否合法权益，也即其权利和利益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2)必须是直接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直接，则将受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人排除在外，如被害人的近亲属，其因为犯罪行为心灵上也受到了创伤和打击，同时可能伴随着被害人的医药费等物质损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只属于一般诉讼参与人，法律没有赋予其当事人的地位。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明确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同时赋予被害人多项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我国人权保障刑事改革的重大进步。刑事被害人拥有当事人地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在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的刑事犯罪冲突中，他是当然的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惩罚的要求。

二、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立法状况

西方流传着一句法谚：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但是，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被告人的角度着手而很少关注到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被害人不仅受到犯罪行为的一次被害，在诉讼过程中乃至之后还可能受到二次被害或者更多。

随着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人权保障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权利逐渐受到重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乃至国际公约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表现，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关于保护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建立对被害人金钱资助的制度。第二阶段是加强对犯罪被害人间接和直接的帮助，具体表现为非营利性组织如英国的被害人支助、美国的被害人支援的全国组织等开始向被害人提供间接和直接的援助。第三阶段，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或改进法律确立被害人的权利。目前，随着国际范围内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世界各国在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上已形成诸多共识。

从权利保护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主要是：(1)控诉权。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启动公诉程序。(2)诉讼参加权。为使司法程序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应当让被害人在涉及其利益的适当诉讼阶段出庭陈述其观点和有关事项以供考虑。各国立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参加权都有不同的规定。(3)知悉权。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享有知悉权。(4)援助权。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从法律援助的时间、途径、内容和对特殊被害人的适当照顾几个方面详细确立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有所忽视，但是在当代被害人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纷纷改变了做法。(5)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被害人隐私的保护，其旨意是能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的“第二次被害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有关被害人保护的特别立法之中，都体现了保护被害人隐私权的内容。(6)处分选择权。在国外，在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有国家公诉机关的干涉，被害人可以享有相对完备的实体处分权利，比如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放弃部分权利。(7)赔偿和国家补偿权。对被害人给予不同形式的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国对此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立法潮流。

总体说来，国外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是当前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理论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应当是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这三个主体构成的“三元结构模式”，而非只定位于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二元结构体系”，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具有真正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对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是加强刑事法律中的人权保障，实现刑事司法全面正义的需要。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维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一直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主要方向，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

随着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意义的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规定，具体概括为以下几种权利。(1)报案、控告权。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是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控告人的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有保护被害人安全责任的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2)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的此项权利，实践中是否允许被害人委托代理人做法是不一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委托的代理人可以是律师、被害人的监护人、亲友及人民团体或者被害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为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3)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审查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认为具有符合法定的回避的理由时，有权申请其回避。这一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重要意义。(4)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法庭审理权。被害人有权在法庭审理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可以向有关的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对法庭上出示的物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意见；可以申请通过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勘验；可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有权与被告人互相辩论。(6)异议或申诉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强奸案被害人可以选择是否出庭；被害人报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存在问题

通观我国立法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诉讼领域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些措施也是很有力度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明显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没有予以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而正是由于被害人地位获得，确立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2)对被害人的诉权限制太多，保障不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不够。(3)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在司法实务中，对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有的由地方政府给予适当补偿，有的由被害人单位给予救济，有的由某种援助团体予以资助。(4)对被害人的赔偿范围过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赔偿仅仅是一种“填平式的赔偿”。对加害人而言，没有惩罚性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没有抚慰性赔偿。此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5)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过于空泛。在法律援助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中，没有对被害人如何进行法律援助的内容，以至于讲到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人们只知道对被告人有法律援助。(6)民事赔偿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一并审判，而不能提前进行，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6)国家补偿缺位。目前，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尽管各地都有对被害人实施国家补偿的做法，但由于法律没有关于如何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明确规定，也没有将被害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不一，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国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对策

被害人及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广泛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在立法上和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对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为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和实现司法公正，针对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被害人援助

许多被害人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或者某些特殊原因而不能有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强化我国被害人的法律援助主要是：(1)对法律援助权予以明确规定。从宪法高度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规定被害人享有和被告人相对应的法律援助权，比如对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而自己参与诉讼能力较差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诉讼代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被害人应当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2)司法实践要细化援助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当将被害人法律援助纳入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框架中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律师应当为被害人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的物质便利和法律上的帮助，如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设立被害人误工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制度、被害人出庭期间的休假制度、为出庭被害人提供与他人隔离的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的被害人室等。(3)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济制度。主要是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的体系，充分尊重被害人的人格。所以，我国有必要设立被害人人权问题研究机构和被害人保护机构。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等国家早已成立了“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在财力还不够强的我国普遍建立这种机构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我国被害人的人权却急需加强保护。因此我们不能再等待，国家各级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设置的信访机构，可以增设窗口，承担对被害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不同质，其在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方面有先天的不足。民事侵权之诉中尚且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为何较之社会危害性严重许多的刑事案件，如强奸、猥亵、侮辱等行为，被害人只能就直接物质损失获得赔偿，这一制度显然不合理，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三)赋予被害人提起国家补偿的权利

所谓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国家在法定情形下加以补偿的制度。从社会的角度讲，在犯罪分子无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时，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适当的补偿，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避免被害人过激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从国际上看，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确保被害人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也是值得借鉴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制定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还没有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规定：无法从犯罪人或是其他来源获得物质保障的、因故意犯罪受重伤的被害人及因故意犯罪死亡的被害人的遗属，有权利获得国家补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它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国家应尽最大力量实现犯罪人对刑事损害的赔偿，如果犯罪人本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国家应当尽可能使有赔偿能力的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合理地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对于不具有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的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可取自国家司法机关对犯罪人判处的罚金和变卖罚没物品所得的钱款，亦可以按一定比例提取来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的罚款、没收的非法钱款和变卖没收的非法物品所得的钱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四)完善被害人赔偿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从被害后果中获得恢复，平复被害人的心理，消除和缓解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冲突，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进而有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全。

借鉴国外立法与司法经验，完善被害人的赔偿制度主要是：(1)将犯罪人赔偿损失可以从轻处罚作为一项基本规定。在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时，不但要考虑赔偿损失的数额，而且也要考虑犯罪人对赔偿损失的态度和所做的努力。(2)将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和假释结合起来。(3)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对某些没收的犯罪工具，可以用来优先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仅仅拘泥于犯罪人的没收财产，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证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4)加大对犯罪人逃避赔偿责任的惩罚力度。(5)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法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被害人人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证刑诉的公正，能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日趋完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心也已遭受巨大的痛苦，尊重被害人的人格，避免对被害人的人身和人格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不仅是保证刑事司法顺利进行和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也是缓解被害人的痛苦，防止其产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的必要条件。在被害人中，有一部分人尤其容易因诉讼程序本身再次受到伤害，比如性犯罪中的女性被害人、未成年的被害人等。日本在2000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规定：当证人(包括)被害人有可能看到“显著的不安或紧张时”，可以允许陪同人陪伴作证；可以在证人与被告人之间设置屏风等物以使相互看不到对方；可以让证人待在法庭以外的其他房间，通过连接设置在该房间和法庭的录像装置进行作证。因此，我国的刑事司法要在这方面给予改进，从法律层面赋予刑事被害人足够的尊重和尊严。比如，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开报道；对性犯罪被害人在侦查、调查时应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行询问，询问中应进行适当的安抚，并对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国可借鉴日本的规定，在审判程序中加强对易受伤害被害人的保护，防止其再度受到伤害。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尤其是1996年刑诉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规定，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势在必行。

如何对待被害人，是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各项制度必将日趋完善。

第2篇：浅析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刑法效益的提高对我国构建法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主要针对刑法立法效益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研究和探讨。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的效益还不太理想。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刑法的实施效果来分析，刑法法律体系不协调，刑法实现程度不高，刑法立法质量偏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法的立法效益。因此，对于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的研究有其必要性。

一、刑法立法效益的简析

(一)刑法立法效益

要想对刑法立法效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首先就要了解立法效益的概念。目前关于刑法立法效益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现阶段大家普遍认同的立法效益概念是从立法者和立法工作角度来衡量，主要看立法者设定立法的目的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简单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差。但是，不能想当然地将刑法立法效益理解为刑法立法的成本与收益之差。由于刑法的特殊性，既关系到刑法立法的时间、刑法的监督成本，同时，还关系公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以及刑法的立法质量等等。所以，在对刑法的立法效益定义时，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各个方面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正确地理解刑法立法效益。

(二)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

刑法立法效益主要表现为刑法立法收益除去刑法成本以后，所得的净收益。因此，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刑法立法效益。刑法的立法活动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修改和认可刑法的行为。可是刑法在制定、修改和认可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般而言，刑法立法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就是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所消耗的成本，包括立法机关以及相关机构所支出的全部费用、立法调研费用、机会成本、法律草案或文本的制作费用以及宣传教育费用，如：立法的工资、机构建设费用、误工费、食宿费、办公设备费用以及相关的福利费用等；而间接成本是指由于刑法立法可能不合理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因刑法立法不合理而导致民众对法律及立法者的消极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刑法权威和尊严所带来的损失；二、基于立法者的法学素养或立法技术等原因使刑法缺乏可适应性，而必须进行较大修改而再次耗费的成本；三、立法者制定出的刑法存有疏漏而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其次，以刑法立法收益为其价值追求的刑法立法效益。从某种角度上讲，所有的立法活动，都是以立法收益的取得为目的的，同样，刑法立法活动也不例外，其作为资源耗费活动，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较大或者是良好的收益，如经济收益、社会收益以及政治收益等等，所以要想有刑法立法效益，就要有刑法立法收益。为此，在实践中，必须要通过刑法立法收益的取得来获取良好的刑法立法效益，在保证成本的前提条件下，立法收益越大，就会产生更大的立法效益。因此，刑法的立法效益是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的。

二、刑法立法效益之内容

(一)经济效益

刑法立法的经济效益，要求我们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立法质量，达到预期的立法效果，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既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也要符合社会目的。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重视立法的经济效益是刑法立法效益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一般来讲，刑法立法效益的主要内容及其组成部分是刑法经济效益，其可以通过相应的经济指标来表示，与其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相比，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显性作用。首先，刑法经济效益可定量预测立法效果以及立法目标，为人们从事各项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导和框架，既减少了成本，也降低了风险，使其确定性提高，为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其次，刑法立法活动还以立法机制为前提，量化经济效益，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出台相关的刑事法律，不仅可以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遏制刑事违法结果的进一步拓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各项社会活动正常进行，为我国经济市场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进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政治效益

刑法立法的政治效益是指刑法立法在维护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中而取得的效益。例如：我国刑法106条的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武装叛乱、暴乱罪的，从重处罚。根据刑法113条的规定，犯武装叛乱、暴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56条的规定，犯本罪，除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刑法立法通过刑法的制定，加强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有效地对我国人民进行保护，从而来实现刑法的政治目的。

(三)社会效益

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就是以刑法立法为基础，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影响。对于刑法的社会效益要用辩证的理论去分析，在使用和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合理应用，不可以随意地滥用和扩张，这是刑法使用之道。因此，要保证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要做到以下三点：一、要加强对刑法的学习和研究，丰富和加深对刑法的理解和把握，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和正确贯彻刑法规定的原理、原则；二、要掌握各种具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使用刑法；三、及时发现刑事立法关于具体犯罪规定中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从而有助于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健全。

三、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因素

从我国刑法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影响刑法立法效益发挥和提高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刑法立法成本

简单来讲，刑法立法成本囊括了太多的资源支出，如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通常我们将其划分为立法成本、立法监督成本以及实施成本。

首先，立法成本。在我国，由于刑法立法工作艰巨而又漫长，在这项长期的工作中，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文本费用、办公费用以及立法者的工资等等，这些固定的支出，都是其中所必须要承担的部分。尤其是在刑法不断地修正和出台的过程中，其相应的成本也会相应地增加，进而刑法立法成本就会增加，自然刑法立法效益就会受到影响。

其次，立法监督成本。立法监督成本对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刑法立法活动，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影响刑法的实施；二是缺乏对刑法立法结果的实施效果的监督，制约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三是由于相关的成本投入较少，导致刑法监督体系不完善，从而大大限制监督的充分和有效发挥。

再次，实施成本。在刑法实施过程中，其成本内容主要包括利益格局的耗费以及刑法制度结构的耗费等支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又可称之为违法成本支出以及守法成本支出。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这部分费用都是由组织或者是公众来投资，并不是由国家承担。由于组织、公众不愿意增加投入，客观上影响到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和发挥。

(二)刑法立法质量

从本质上将，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刑法立法的质量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是我国构建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刑法立法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刑法立法效益的高低。首先，在刑法立法中，立法政策、立法程序、立法体制以及立法思想都会影响到立法质量，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和考察，提高刑法的前瞻性。其次，还有一些非立法因素的影响，如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法学研究以及法治模式等，在刑法立法中，根据相关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水平，启用高素质专业人才，规范立法体制。

四、提高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一)建立刑法立法成本控制与管理机制，合理控制刑法立法成本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刑法立法的成本控制机制。传统的刑法立法管理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方式，其所构成的社会管理，不仅成本高，而且执行力度不强，大大影响了刑法立法的效益。因此，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要尽量地减少成本支出，增强刑法立法成本的控制和管理意识，完善相关的控制管理机制，科学合理的设置控制目标，积极构建立法成本分析体系，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同时，还要合理调控范围，避免一些社会因素的介入导致刑法的张狂，杜绝刑法惰性的产生，保证刑法的补充性、谦抑性、威严性以及内敛性，提高其经济性，以免刑法立法调控范围的随意扩大和消极萎缩，进而保证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二)科学处理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保证刑法实施效益的提高

在刑法制定后，刑法立法者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刑法制定、出台后的实施效果，加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保刑法在实践中的顺利展开，促进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的高度协调，尤其是刑法中的条例不可以与其他的任何法律发生相互的冲突，造成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另外，虽然单行刑法或者是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会使得刑法立法成本增加，但是如果没这些相应的条款，那么刑法立法效益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刑事立法问题上，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要分析其可能的耗费和收益，从而保证其实施收益适合于刑法立法。

(三)构建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规范刑法的运作

要想促进刑法立法效益的发挥和提高，就要建立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国家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加大投入，增强刑法立法监督力度，在立法过程中，规范相关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活动。与此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刑法立法在整体上存在不足之处，虽然政府对此比较重视，也确立了一些立法体制，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切实保证我国的刑法立法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刑法立法效益。

(四)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强化公民法律意识

我们必须要加强宣传和教育，实现全民的普法教育，强化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特别是在一些新刑法出台和实施后，其中的利益关系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所以，要想保证出台的新刑法能够被公民良好的遵守，就要要求公民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进而才能体现刑法的意义，提高刑法立法效益。

(五)合理配置刑法立法资源，提升刑法立法效益

在立法活动进行中，社会资源的消耗是必然的，如果资源在该领域被使用，那么其他领域就不可能再分配到这个资源，尤其是在我国立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加强对各个环节的分析，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资源结构，强化刑法立法，加强经济投入与法律投入的分配与权衡，从而有效地推动刑事法治的建设，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四、总结

总而言之，在刑法立法活动中，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素质，规范刑法立法程序，保证刑事立法及其实施的有效性，最终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

第3篇：浅谈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

论文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构成条件

论文摘要：共同犯罪简称共犯，它是相对于单独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

这里的人一般指的是自然人，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抑或是两个以上的单位乃至一方是自然人一方是单位均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当然，不论是自然人或者单位，要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都必须符合犯罪主体的资格。一般来讲，作为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却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去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主体的单位也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和团体。如果是非法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实施犯罪的，则不能认为是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而应当认为是自然人相互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

（二）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共同犯罪行为的主要含义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犯罪行为，即他们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独犯刑法的、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在多人实施的共同行为之中，有的人实施的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其他人利用该行为实施犯罪，则此人的行为便不是共同犯罪的行为，在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构成共同犯罪。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尽管在具体的分工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一个共同的犯罪目标将他们的单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犯罪活动整体（

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根据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大多表现为共同的作为，也有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还有共同不作为的形式。

（三）犯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彼此之间的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在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对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共同犯罪的故意虽然与单独犯罪的故意有别，但亦包括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个方面。首先，就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个共同犯罪人都不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某种犯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与自己一道在共同实施该种犯罪。（2）各个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结合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说明，各个共同犯罪人不仅在主观上都有犯意，而且有犯意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犯意相互沟通、彼此协调，从而使得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次，就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共同犯罪人是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决意与他人共同协力实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对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第4篇：简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思考

论文摘要：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怠于履行职责有时候危害是社会公益。依照现行的行诉法相关规定，原告资格取得以与自身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为前提。但在公益受损害的案件中，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受益者，不会提起诉讼。为了社会公益的维护，支持公民对与自己权利无直接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特定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实属必要。

一、行政公益诉讼定义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中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通过对西方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和法理思考可知，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公益行政诉讼构建之必要性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法理分析

1、司法对社会公共性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司法权是用于保护权益的，包括私权和公权。公权行使过程中侵犯公共利益从表面上分析对个人权益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害，公民不能以个人名义对此提起诉讼。但无救济便无权利，法律对公共权利的保护不应是一种真空状态。

2、私权利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在使行政权日益无限扩大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时，也导致了效率低下、妨碍了公民行使管理国家、主张自身权益的权利。我们需优化公权和私权的配置，借助私权，运用司法审查，制约公权。

3、传统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法谚“无利益即无诉权”以“诉的利益”为拥有诉权的前提，但我国公民法制观念不断更新，理念的进步也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好了观念基础，法律本应不断更新以适应社会现实。

(二)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如教育环境方面，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主管部门、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开发、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因为公益的保护，在两型社会当中应该主要是靠人们对公益的自觉维护和对法律的自觉遵守来实现的。但是两型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完全依靠自觉是无法实现公益的。我给公益诉讼的定位，它是行政管理和执法的一种有益补充。之所以定位为补充，因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公益诉讼，但是公益通过管理或者执法等途径得到维护。公益的诉讼保护实际上不仅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有关，跟刑事诉讼关系也一样大。

三、公益诉讼的起诉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特别提到了环境公益诉讼，在界定原告资格时，主要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根据这样的规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律明确规定才能取得原告资格，有关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无需法律特别授权。以前理论界一直呼吁的公民和企业组织被排除在原告资格之外，体现了立法者对滥诉的一种担心。公民没有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他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进来：一是通过向有起诉权的机关提出控告检举；二是对于损害公益的行为，受到影响的公民可以就其本人受到的损害提起诉讼；三是在法定机关或者有关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中，积极提供证据材料，证据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没有明确提到。但是，刑事诉讼法已经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诉，这也说明检察机关事实上已经依据刑事诉讼法取得了部分民事公益诉讼权。

普遍被认同的一个观念是，公益诉讼不仅具有纠纷解决、公共利益权利保护、不当行为纠正等功能，还可借以形成社会公共政策、制约公权。与此相应，目前比较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的违法成本将大大增加——当生产企业向食品中添加非法添加剂时，向河水中排放高污染生产物质时，将不得不有所顾虑，因为公益诉讼随时可能找上门，并且让他赔个底掉。但到底谁有权利提出公益诉讼？学者普遍认为，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均可提起公益诉讼。但在相关法律条文中，一直未有明确规定。此次民诉法拟规定社会团体可提起公益诉讼，“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以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将会更容易。”专家认为，公益诉讼主体的确立，将更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以环境公益诉讼来说，环境公益诉讼可更有效地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和约束环境行政权力，防止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以及行政权力违法寻租的现象，最终达到保护环境、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法规规定，我国公益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其中，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是开展非营利性实际工作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后者的活力与作用有目共睹。目前，我国的多数环保组织都属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特征

(一)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

有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可以是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是与被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国内许多人主张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是人民检察院，或者是包括人民检察院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有的人主张公民个人也应当是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笔者认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包括国家机关、检察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律师事务所、律师、普通公民。检察机关应当成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机关。检察机关既可以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也可以作为“公诉支持人”支持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这对于我国遏制日益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益无人代理的现象是极为必要的。律师和普通公民关注社会公益、提起公益诉讼的行为应当受到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近几年国内引起全社会关注、促进了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的许多公益案件，都是由律师和普通公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另外，无论政府支持的妇联、残联、青联、共青团、工会，还是以高校科研机构、工商登记企业形式出现的各类环保组织、文化组织、人权组织，都应该向国外NGO组织学习，不断促进公益诉讼的发达。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通过以上对各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可知，尽管海外公益诉讼的表现形式和称谓不尽一致，但却有许多共同特征：第一，各国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基于维护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且宽泛不一，但是扩大参与行政过程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其权益直接或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直接或间接相对人，甚至任何人，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第二，利害关系的不特定性。民众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公共利益，对于普通民众诉讼往往只有不利影响，而无直接利益上的损失。允许在该相对人不愿、不敢或不便提起诉讼之时，普遍民众为了公共利益之维持而向法院提起民众诉讼。第三，可诉对象的双重性。民众诉讼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在国外并不仅仅指针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若是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普通民众诉讼亦可对此抽象行政行为起诉。第四，受案标准的严格性。民众诉讼必须依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为前提，严格民众诉讼受案范围，以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构建

受案范围需借助于一定的科学的方式予以明确的划定，这种方式越科学，受案范围的确定就越可却。各国对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以判例确立受案范围，如英、美、法等国。但大多数国家是以制定法确定公益案件的受案范围，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律列举的方式。一种方法是明确事项列举的方式，我国法律应结合使用上述两种方式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1。概括性规定先是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然后规定只限于对法律明文规定的事项可以起诉

再在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逐个列举可由法院受理的公益案件，这样就可以让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法律不断完善、公民法治意识逐步提高、法治日益进步的情况下逐步扩大。

2。列举

应采用明确事项列举的方式将目前在国有资产保护、环境资源、行政垄断等作为或不作为领域中严重侵害公益情形：(1)国有资产流失。(2)社会、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3)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问题。(4)行政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5)涉及财政资金运用的侵害公益行为。(6)违反行政公开制度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为。(7)被认为侵害公益的抽象行政行为。(8)法律法规允许起诉的其他侵害公益的行政行为。

第5篇：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一、沉默权的历史渊源和定义

沉默权(privilegeof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讯问官员的提问依法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因此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讯问官员则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此项权利的权力。简单地说，沉默权就是不回答问题的权利。沉默权最初形成在英国，13世纪以后，在英国的宗教法院、星座法院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强令被告人就犯罪宣誓供述，被告人拒绝回答时就要受到刑讯或处罚。在这种程序中，不是由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是否有罪。因此，公民的权利从根本上是得不到保障的，这引起国民的强烈反对。1639年英国的李尔本案，在这一案件中李尔本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反对星座法院法官的纠问宣誓，两年后终于被议会裁决认可，并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得以确认。美国首先移植这一制度，并首创米兰达规则，使刑事沉默权制度在程度上得到了保障。1963年3月3日深夜，一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影院工作的女孩(18岁)下班回家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她面前。一名男子从车里钻出来，一手抓住其胳膊一手捂住其嘴，将她塞进汽车后座，把手脚都捆住后，在车内将其强暴。该女孩被放开后，马上跑回家给警察打电话报警。根据她的描述，警察于3月13日将米兰达抓获。抓获后，警察将被告进行了“排队”，受害女孩当场指认米兰达就是罪犯，米兰达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一份供认书，还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以米兰达的供认书和招供情况为证据，法院判决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兰达不服判决结果，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上诉，终获成功，这便是美国刑事诉讼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联邦最高法院从此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在米兰达规则中，只有前三条与米兰达一案有关，而规则第四条，即如果嫌犯请不起辩护律师，法庭应免费为其指定一位律师的规定，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裁决而确定下来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人所共知，金钱不是万能的，可请律师辩护，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百多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是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在后来的克拉伦斯·伊尔·吉迪恩盗窃案中，才最终确定并最终形成了米兰达规则的第四条。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宣告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德国经过纳粹期间的惨痛教训以及《联邦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格尊严的要求，是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来实现的。

沉默权的发展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认识到沉默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因此都在其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28条、第133条分别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可取得。任何时候，当被审查人要求作陈述，预审法官应立即听取。本款所规定的告知，应记入笔录。”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各个质问拒绝供述。”这说明沉默权利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潮流。

二、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的《法经》六篇直到唐代的《唐律疏议》，我国的封建法典逐步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实施专制统治的统治阶级把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破坏了社会安全与秩序的臣民，在诉讼活动中只能成为一个遭受拷问、提供有罪供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客体。封建社会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后才能定罪，为了能够取得有罪的口供，而广泛的采用刑讯方法。有时候甚至对证人或原告实施刑讯，不仅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这样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下，都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是封建社会不注重人的权利，而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的必然结果。而在新

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制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子必须坦白自己的罪行，否则就要加重刑罚。尽管这一政策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看到，这一政策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沉默权要求被告人对讯问官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能因此而受到追究。如果一个被告人仅仅因为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就被处以法定刑罚更重的刑罚，这显然不符合沉默权保护被告人权利的精神。而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犯罪后要么选择坦白，获得从宽处理；要么选择不坦白，被从严惩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

三、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

以及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我国《刑事诉讼法》反复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取的是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即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一客观标准是建立在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国以前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引导司法人员努力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减少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诉讼证明是司法人员通过对搜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来重现案件事实。由于证明材料具有有限性，逻辑推理具有主观性和间接性，重现案件事实并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因此，要实现绝对性认识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刑事诉讼之所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采取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与我们的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观一定可以真实的反映客观。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认为通过司法人员的努力追求，可以真实的还原和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也即是认为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为了能够把案件的事实绝对的查清，也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客观材料，这也是完成理性认识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不仅要收集完备的书证和物证，更重要的是获得被告人如实的供述，因为被告人是案件的最直接参与者，或者可以说被告人是案件的主角，只有得到被告人如实的供述，才有可能使案件的本来面目真实的还原出来。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并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这是与我国刑事诉讼的方法论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相适应的。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英美法系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百分之百真实的还原出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概然性，而不会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诉讼的各个环节都是同一的，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与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也是相反的，在英美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是无法达到的；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做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这里，证明标准不仅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此外，还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在英美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

(三)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是一致的，无疑这对迅速、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供述义务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举证规则，也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并且助长了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过分依赖的心理，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这一规定和刑讯逼供的关系，在下文中会详细阐述。

(四)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制度的冲突

如果赋予了被告人沉默权，那就必然会面临着一种情况，那就是大量的刑事案件将有可能出现零口供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追求彻底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一旦欠缺了被告人供述这一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都将面临无法彻底还原案件真实面目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部分的案件都将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因为存在疑点而不得不“存疑不起诉”，使得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在侦查阶段作为解决的办法，通过加大侦查工作的力度，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物证、书证，用其他详实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将被告人推上法庭，必然会使侦查工作的难度大大的增加，相关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将呈几何级的递增，同时对侦查人员提出更高的专业技能要求。目前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要依靠口供来寻找突破口，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主观色彩的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某些证据比如凶器等，没有口供再高的侦查技术也很难查清。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客观原因，比如天气的变化，人的生老病死，物品的灭失损毁，都会让案件的关键证据灭失，无法收集和提取。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侦查工作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也无法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因此在客观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这个大前提之下，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将使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大量的犯罪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障碍即是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的冲突。

四、沉默权的重大意义和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之潮流。有人说过：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天性，因此从道义和伦理上讲，每个人都不愿意说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更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从世界范围考察及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来看，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包括无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免受到国家强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护。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放置至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沉默权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定国体、政体、公民权利等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一切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法律均应与其保持一致，并不得与之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宪法权利。

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涵。因为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意见自由”或“表达自由”，被称为人类的“第一权利”，这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政府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现代的言论自由应包括以下几层内涵：(1)公民说与不说的自由；(2)说这个与说那个的自由；(3)这样说与那样说的自由。其中，第一层内涵“说与不说”的自由是第二层与第三层涵义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说与不说”的自由，以前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这项“自由”体现到刑事诉讼中，就应是当事人享有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而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其实质就是供述与沉默的自由，也就是沉默权。沉默权作为一项“消极”的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被告人在陈述与沉默之间有权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法律不应强迫被告人进行陈述；强迫陈述所得的证据应认定为非法。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的写入了宪法，这是历史的飞跃、法治的进步、人权的胜利。而沉默权，则是人权的最低标准和人权的最低保障。

(三)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与文明，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体现。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那么就不得让对受追诉的人协助履行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受追诉的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承认受追诉的人的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否则，受追诉的人就会成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既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在纠问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称为“证据之王”和“最佳证据”，在证据运用上强调“无供不录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片面夸大了。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导致了刑讯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讯的广泛适用。沉默权的诉讼理念却恰恰相反，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四)沉默权是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最低公正标准

酷刑对司法公正的危害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已基本废止肉刑，严防酷刑已被各国法律所确认。特别是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或文件，其中主要的有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55年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准则》、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确立了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等主要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这些准则，基本理念是国家在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过程中，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严防酷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五)确立沉默权也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

1994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立场。该决议第16条建议各国立法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我国已经签字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另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7条亦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缄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或母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和盘诘证人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

(六)确立沉默权能有效防止冤狱的发生是根治刑讯逼供的良药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的行为。刑讯逼供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前者如封建留毒的影响、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办案人员素质低、侦查任务重人员不足、刑侦技术不能适应需要、法律监督不够等；后者包括侦查机关认识错误、主观唯心主义作怪等。在有些刑事案件当中，通过采用刑讯手段，固然加快了办案速度，实现了破案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但刑讯逼供造成的不利后果，却不是提高某些案件的办案效率所能比拟的。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勃兰代斯说过：“我们的政治是威力强大无所不至的教员，教好教坏，它都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民。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如果政府自己犯法，就会滋生对法律的轻蔑，引诱人民各行其道，把自己看作法的化身。”我们一方面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默认其存在；一方面要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又在损害具体案件中的个体权利，这种把个人权利与由个人权利组成的社会的整体利益相互分离甚至对立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刑讯逼供伤害的是具体个人的人性，但动摇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和人民对国家法治的希望与信任。刑讯逼供虽然针对的是案件中的个人，但它影响的却是全社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错放可能是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而错判不仅冤枉了一个好人，而且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社会成本上的差异不言自明”，“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更有甚者，当刑讯逼供被异化为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时，它却非常容易被运用这种手段者易当成牟取私利、损害人民的封建专权。有些滥用权力者，已经彻底忘记了办案的宗旨，甚至把办案作为他们牟取政治、经济或者其他非法利益的借口，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刑讯逼供并否不能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即使它可以为某些案件查明真象带来一定的帮助，但这种帮助远远不及刑讯逼供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由于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为追诉官员的取证增设了障碍，追诉官员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逼取认罪口供来获取有罪证据，他必须充分收集其他证据，这就为查明案件真实，防止冤假错案提供了保证。这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果冤狱太多，社会就难以长久稳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要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如实回答。同时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些规定从表面上看是要禁止刑讯逼供，但实质是在包庇、纵容、认可刑讯逼供。从某种偏激的程度上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换句话说“抗拒从严”的政策必然导致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必然导致各类冤假错案的发生。有资料显示，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约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1584名领导干部被追究领导责任，其中刑讯逼供案件下降了1。6%，那么刑讯逼供案件是多少，无从知晓。然而，被查处的案件仅是刑讯逼供事件的冰山一角，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还有多少刑讯逼供问题呢？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案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从客观上来看，除非造成嫌疑人重伤或死亡等严重后果的情形外，其它刑讯逼供的行为，是无法查证属实，也无人去查证属实的！近年来，媒体接连曝光了多起冤案，特别是佘祥林案件，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11年前，湖北省京山县人佘祥林因“杀妻”被判处死刑，后因证据不足，被湖北高院发回重审，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被杀”妻子再现人间，“凶手”丈夫终洗不白之冤。2016年4月1日，佘祥林被变更强制措施。走出高墙，佘祥林说：审讯中他遭遇了刑讯逼供，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水喝，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最终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被迫招供。还说：“有人制造冤案，还不是一个两个，很多”。这一让人拍案而起的案例用近乎残酷的事实，再明白不过的说明了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和沉默权的意义。

五、我国引入沉默权所必须进行的相关改革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沉默权制度虽好，但它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制度，沉默权制度的运行，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相配合。笔者认为，与沉默权制度相呼应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刑事证明标准如何规定的问题。

在沉默权起源地的英美法系国家，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另外一方面，将刑事诉讼的有罪证明标准确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是说，确定一个被告人是否有罪，并不要求把案件的真实面目彻底还原出来，只要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将一切合理的怀疑排除，即可以判定被告人有罪。因为从客观上讲，把案件的真实面目彻底还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被告人完全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可能性更几乎为零。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有罪证明的标准，是与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相适应的。

要引入一项先进的制度，不仅仅要全面详细的引入该制度本身，还应该把与这项制度配套的相关制度一起全盘引入进来。不顾一项制度运行的相关环境，孤立的引进一项先进制度，让它在没有配套环境的情况下运行，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如果我们孤立的引入沉默权制度，而不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那么如前文所述，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沉默权制度的精神所在——保护人民大众的权利也无法实现。

所以，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必须进行从询问方式、法律援助到证人保护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而最重要的改革是刑事诉讼的有罪证明标准的改革，抛弃现在过于理想主义的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引入一种全新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标准，以及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商榷。

第6篇：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分析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种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严重影响的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社会转型期，未成年暴力犯罪案件的急剧增加尤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只有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和控制才能有效的减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发生。

论文关键词：暴力犯罪社会转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否认的是，我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都在逐渐的显现。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从一个轨道转到另一个轨道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青少年犯罪暴力犯罪问题在我国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呈现出犯罪成员低龄化、犯罪形态团伙化、犯罪手段暴力化、犯罪方式智能化等特点。如之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合肥少女毁容案”等一系列的未成年人暴力恶性案件的发生，更是凸显了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的严峻性。

犯罪作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消极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是社会关系失调、社会结构不平衡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未成年人在人格塑造、观念形成、心理健康和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正处在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家庭影响、社会环境都对其个人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城乡文化的激烈碰撞，家庭模式的改变、贫富差距的增加、教育保障的不完善等各方面因素都极大的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产生着影响，无疑对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与社会压力，在这些压力的影响下，如果未成年人的自控能力较低并不能得到及时调试，则其极易通过暴力犯罪这种途径缓解内心的压力与失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未成年人获得各类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加之如微博各种实时性、交互性极强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一些宣扬不正确价值观的信息在网络上泛滥。由于未成年的心智发育特点，大多数未成年人不具备独立应对必要的知识与判断能力，过度沉迷与这个虚拟的社会中，极易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不良的影响，从媒体或网上接触到大量的不良信息，使其成为不良信息受害者或甚至被网络中一些别有所图的人所利用。未成年人心智水平发育不成熟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又模仿力极强，在长期不良信息的腐蚀之下，一些未成年人往往就会在性格上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并且残忍好斗、思想简单，在发生矛盾或纠纷时不知道如何去正确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而去模仿电视、电影、网络中的暴力情景，拉帮结派，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二)家庭因素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基础，不完整家庭、不和睦家庭均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消极的影响，成为导致未成年人暴力违法犯罪的主要诱因。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步解体，有的青少年因家庭暴力、单亲家庭、留守家庭和家境贫困等原因，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缺少管教，容易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有的家长对孩子

凡事迁就、纵容放任，认为只要孩子过的开心就好，往往使其形成自私任性、蛮横霸道的不良品行。如在一些家庭中，由于父母感情不合甚至离异，造成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得不到基本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孩子往往因为在亲情上得不到关爱，导致他们在成长中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性格偏激，产生暴力倾向。通过暴力侵害他人的手段，宣泄自身对家庭矛盾的不满，甚至将对自身家庭幸福感的缺失，归咎于对社会的不满，通过暴力犯罪手段报复社会，以达到内心的平衡。

(三)情感上的不成熟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传媒对爱情主题的热衷以及各种成人话题的泛滥，对当代未成年人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恋爱人群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占优势，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如过早开始性交往，遇到挫折往往会不知所措，很容易走向极端。由于性心理发展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失恋”或者遇到感情上的竞争对手时大多十分敏感，极易对“背叛者”、“挑战者”产生仇恨的情绪。在这种心态的怂恿下冲动的采取报复行动。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导致暴力性犯罪的发生，或为满足各种“恋爱”过程中的各种开支，在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下，通抢劫等暴力手段来获取非法利益。

(四)学校教育存在问题

在我国当前学校教育尚存在者明显的不足。在应试教育和高分教育的模式下，一方面学校重视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造成了未成年人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的淡薄，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受到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长期不好学、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被老师和学校放弃，导致了他们更容易自暴自弃。一些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课业压力较轻，又缺少对在校生的监管，导致一些学生日常便沾染了吸烟、喝酒、旷课、打架等不良行为。这些学生与社会的不良青少年接触后，极易被引诱而走上犯罪道路。

(五)进城务工未成年人文化素质较低并缺乏监管

由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存在，到大城市务工未成年人逐步增加。由于这些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各地政策法规对其保障不尽完善、甚至存在着一些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性政策，造成他们就业困难，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多在小歌厅、私营小餐馆等场所从事保安、服务员等经济收入底、工作环境差的工作。在这类场所的工作过程中，由于管理的不正规与不完善，加之日常所接触的人员情况复杂，流动性差，使这些本身没有较高文化素质同时又缺乏明辨是非能力的未成年人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体系的构建

转型时期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全方面入手，形成合力，才能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

(一)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

社会和学校要转变以往只重视未成年人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培养的错误做法。在学校或社区中应建立心理辅导岗位，对未成年人在思想上进行引导，情绪上进行疏导。对父母离异等家庭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不歧视，要更加予以关爱，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多与他们进行沟通，防止他们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而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二)净化社会环境，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传播渠道

加强对歌厅、网吧等文化活动场所的管理，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一些不健康的服务项目和黄色音像制品及赌博游戏等低俗文化影响。同时，应多建立一些以知识性和健身为主要内容的娱乐场所，拓展未成年人的课余生活方式，引导未成年人把精力投放到有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上来，远离不良环境以减少违法犯罪。

(三)加强对未成年人管理和教育

学校应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开设法制教育课、心理教育课。促进在校学生的全面成长，使在校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具有不良行为的学生注意加以教育、引导，并及时与其家长进行沟通，使家长也要发挥好对子女的监护、引导和管理作用，不能因为工作忙或其他各种原因而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后就不管不顾，或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对孩子思想成长上的关心。同时，学校还应加强与学校所在地的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改善学校周边的治安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让在校未成年有安全感，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四)加强对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的管理

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可能的为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创造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对雇工单位进行严格要求，在雇用年满16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应当具备相应的管理、登记制度，采用实名制。以便能够对这些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进行实时的监控，对不符合雇佣未成年人条件或者雇佣未成年人从事非法行为的企业坚决予以处罚，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有关保障未成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的相关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和个人愿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劳动技能。

篇六:毒胶囊,案例,因果关系
2015汇报材料结尾

第1篇：汇报材料结尾用语

一、如何写好汇报材料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期间，李锐和林一山两个人被要求一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的意见。当时，林一山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是三峡工程的“上马派”，担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是“反对派”。听汇报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26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汇报，两人都做了认真准备。林一山先汇报，讲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很多，难免漫无边际。李锐汇报不到半小时，重点突出，要言不烦，反而让听者印象深刻。两人汇报完后，虽然听者的倾向已基本形成，但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没有轻易作出决断，而是说：“再给三天时间，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材料交来。”第三天，两人交了卷，林一山写了两万字，李锐写了八千字。到第三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锐的材料意思清楚，重点突出，论点可以服人，还对与会人员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

向领导汇报工作，看似很平常，实际很重要。汇报得好不好，一是体现着汇报人的素质，二是关系到能否真实地反映汇报主体的实际工作水平，三是有时关系到能否赢得上级领导的支持，四是关系到汇报人的形象和声誉。所以，任何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十分重视这件事。要汇报得好，首先要把汇报材料写好。尽管汇报时未必要照本宣科，但写好汇报材料却是汇报好的一个基础。那么，怎样写好汇报材料呢？

（一）要把握好汇报材料的结构

1、标题。（汇报单位、内容）

2、正文。（先扼要总述、后具体展开。一般包括工作情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今后的设想等内容。）

3、结尾。（以上汇报……，敬请批评指正）

4、日期。（不能丢年月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汇报材料的主标题后有日期，最后不用落日期。

最后如要落日期是有要求的，以材料最后一句话为基准，下空两行，自右向左空两个字符，不要随意落日期。

大家掌握了汇报材料的结构和分类，下面就开始讲汇报材料的第一个问题，如何写好工作汇报材料，这是要讲的重点，如何写好典型汇报、也就是经验材料，只讲要点。

第2篇：汇报材料范文结尾

尊敬的教师进修学院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你们好！

校本培训是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做好校本培训工作能更好地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能全面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根据教师进修学院《关于做好2015-2015学年中小学（幼儿园）校本培训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在本学年10月份我校申报了《教学经典案例，经验心得主题沙龙》的校本培训项目。11月份经教师进修学院审核通过，我校就积极开展了校本培训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专家的引领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校本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下面，仅就机构、制度的建设和活动开展这两个方面的情况向各位领导和专家作简要汇报：

一、机构和制度的建设情况

1、建立校本培训领导小组

为确保活动有序开展，学校成立了校本培训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统筹管理校本培训工作；教研室主任任为副组长，负责具体管理校本培训工作；做到制定方案有实效，落实规章有依据，开展活动有秩序。

2、建立校本培训考核小组

为了确保校本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学校成立了考核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教科室与教导处主任为副组长，三个学科组组长为成员，考核小组既有中层，又有教师代表，确保考核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原则。

3、建立校本培训考核制度

为严肃校本培训的学习纪律，确保校本培训的学习质量，保证学习时间，使我校的校本培训工作能有条不紊地开展，特制定《方宅完小校本培训考勤制度》。考核制度兼顾纪律性与人文性，考核结果与学校的评优，教师晋级，学校绩效工资相挂钩。

二、活动的开展情况

1、项目的申报

本学年的校本培训项目申报早在开学初期就开始讨论了，结合学校教师的实际情况，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以“教学经典案例，经验心得主题沙龙”为培训主题，目的是促进教师的教育科研能力的提高，促进教师对自己的教学与管理进行反思与总结，在培训过程中参训教师会在同伴的发言中学到有用的东西，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2、项目活动的开展

本学年我校的校本培训活动共进行了六次活动，每次活动都能做到有组织、有主题、有成效。

（1）校本培训系列之一——从教生涯之最

第一次校本培训是在2015年11月份，当时的活动主题是由钱校长亲自确定的，定为“从教生涯之最”。钱校长之所以确定这个主题，主要是为了让学校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价值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当前，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倦怠感，再加上近几年学校分配了许多年轻的新教师，进行此主题的培训是想让老师们在活动中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从而在内心里喜欢上教师这种职业。

为了这次活动能够顺利开展，教导处通过调整教学，空出周三下午（11、10号）的课程，全体教师到淳徽交界的渔排上举行校本培训的开班仪式以及校本培训活动。在风景秀丽的环境中，各位教师不论教学年限的长短，都把自己最难忘、最感动、最成功、最后悔等等的教育往事作了交流，许多故事十分的感人，有的令人深剩童丽红老师《用爱洗涤蒙尘的心灵》让我们看到教师拥有的一颗温暖的爱心，让我们感受到教师爱的伟大力量；余峰老师在双休日深夜步行几十公里山路，陪着孩子

的家人寻找离家出走的学生，让我们感到教师肩头担子的沉重；方圣贵老师的故事从他18岁开始从教一直讲到现在，让我们看到了教师这个职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来的发展史，让我们看到教师地位的一步步提高，感受到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

第3篇：企业汇报材料结束语

人群拥挤，交通繁忙，商品交易，吵闹的娱乐和各种应酬宴会造成了城市生活的喧哗景象。早在古罗马时，因货运马车铁轮压在铺石路上发出的铿锵声而破坏睡眠以至惹怒的人们制定法律以控制车轮的运行。另外，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城市也限制马匹和马车的行走，以保障居民的睡眠。

过去的噪声问题是无法与现代社会因噪声带来的困扰相比拟的。现今的噪声负荷和机械的嘈杂声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它们不仅造成人们的烦恼，而且也危害到人们的健康。这一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重。

认定噪声作为严重危害健康的公害是在近代。接触有害噪声带来的健康影响现今已被看作十分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目前的大中城市中，主要有以下噪声源：

（1）交通运输噪声。城市交通业日趋发达，给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捷和舒适，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不能不看到，随着城乡车辆的增加，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的增多，机车和机动车辆的噪声已成了交通噪声的元凶，占城市噪声的75%。据统计表明，北京是世界有名的噪声污染城市。虽然城市车辆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噪声程度却比日本高出1倍。特别是一些临街的建筑，受害极重。

（2）工业机械噪声，这也是室内噪声污染的主要来源。由于各种动力机、工作机做功时产生的撞击、摩擦、喷射以及振动，可产生七八十分贝以上的声响。像纺织车间、锻压车间、粉碎车间和钢厂、水泥厂、气泵房、水泵房，这些声响都比较严重，虽然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降噪处理，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机器本体上所产生的噪声。

（3）城市建筑噪声，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建设迅速发展，道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筑开发、旧城区改造，还有百姓家庭的室内装修，都造成了城市建筑噪声。建筑施工现场噪声一般在90分贝以上，最高达到130分贝。

（4）社会生活和公共场所噪声。比如公共场所的商业噪声、餐厅、公共汽车、旅客列车、人群集会、高音喇叭等。据统计，社会生活和公共场所噪声占城市噪声的14%。

（5）家用电器直接造成室内噪声污染。随着人们生活现代化的发展，家庭中家用电器的噪声对人们的危害越来越大，据检测，家庭中电视机、收录机所产生的噪音可达60至80分贝，洗衣机为42至70分贝，电冰箱为34至50分贝。近几年家庭卡拉OK机广泛流行，有些人不顾他人的幸福，沉醉于自我的享受之中，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噪声的污染强度。

从全球看，约有1、2亿人患有致残性听力损伤。在欧洲半数多居民生活在噪声环境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夜间承受的噪声可干扰其睡眠。

噪声的严重危害还表现在影响人们的阅读能力，干扰人的注意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及记忆力。这些在表达方面的缺陷有可能引发事故。80dB以上的噪声可能增加借故生端的行为。社区噪声与精神卫生问题方向的联系通过居民平静睡眠受到干扰，精神症状发生率和精神病院住院数目而得到证实。噪声能够导致听力损伤，妨碍彼此的联系，它可干扰睡眠，对心血管和心理和生理造成不良影响。此外，因噪声会降低完成某项工作的效率，并在社会交往的行为中易表现愤怒，令人心烦的反应和行为改变。听力损伤的主要社会后果表现在正常条件下理解表达能力的下降，这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障碍。在发达国家听力损伤对于工作安排构成一个最受影响的问题之一。在这些国家的城市中由于社区噪声的影响而使此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小学数学，尽在社区噪声是一种非工业的噪声，也可称为环境噪声，居住区噪声亦可称家庭噪声。室内噪声的主要来源包括通风系统，办公机械，住房用具和邻居的噪声。邻居的噪声一般指住宅附近的餐厅、咖啡馆、实况播放的音乐和录音带音乐、体育比赛、儿童游戏尝停车场和吠叫的狗声。对大多数人而言，在日常生活持续接触的环境噪声平均水平在70dB就不会导致听力损伤。成人耳朵所耐受的一时性噪声水平可达140dB，但对儿童则永远不得超过120dB。交通运输，如高速公路，飞机和铁路的不断发展产生着更多的噪声。为此，许多国家颁布法规限制来自铁路、公路、建筑工地和工厂排放对社区噪声的影响水平，但没有一个法规涉及街道的社区噪声，可能由于对它的限定、测量和控制存在诸多困难。这方面的情况也和缺少此类噪声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知识有关，从而使预防和管理此类问题存在障碍。

1999年3月在伦敦召开WHO专家工作组会议，发表了社区噪声问题指导文件，其中包括社区噪声的指导性限值，并列出因噪声导致的烦恼和听力受损伤的健康影响：

户外生活区，50～55dB，16小时可致烦恼；

住宅居室内，35dB，16小时影响彼此谈访的理解；

卧室睡眠时，在30dB，8小时影响下，会造成干扰、烦恼；

在学校上课时，教室受35dB的影响，对教学产生干扰。

第4篇：汇报材料结尾怎么写

写汇报材料，是向上级汇报反映情况让上级了解下情，或请求上级帮助下级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汇报材料可以是口头汇报的脚本，也可以是供上级阅读的书面材料。汇报材料写得好不好，不仅会影响领导的决策，也会影响到上级对下级的帮助。要提高写作“汇报材料”的质量，需要注意“清、重、实”三点要求。

一、清

“清”就是思路清晰。汇报材料不管是供书面交流还是供口头交流，上级组织或领导在看或听汇报材料的时候，也在思索材料所讲述的事实、所分析的问题，同样存在一个思维过程。如果汇报材料写得不符合思维习惯，就会让人觉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摸不着头脑。因此，汇报必须理清思路。

理清思路，首先就是要理清汇报的顺序。《周易》说：“言有序。”所谓“序”，就是思路有条理而不紊乱。在汇报材料中的表现，就是谋篇布局，安排层次段落、开头结尾、过渡呼应等合理有序。汇报顺序既有常规顺序，也有非常规顺序。英国文学家约翰&183；巴洛兹说：“一颗宝石跟一块普通石头的区别并不在本质，而在于分子的排列——结晶的方式。木炭和金刚钻是一样的，但在外观上和效用上，它们的差别可多远啊！珍珠所含的成分，没有一种是不能在最粗糙的蚌壳中找到的。”这就告诉我们：说同样一件事情，如果顺序安排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常规思维习惯来说，在叙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应在时空立体上展开。汇报的顺序可以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开端——发展——结局；介绍某个空间对象的时候，常常是按照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或者由上到下（由下到上）、由左到右（由右到左）等；介绍某个人物的时候，常常是由过去到现在，或者由现在追溯到过去；介绍某个单位事迹的时候，常常要把事迹分成几个方面，在划分事迹类型的时候，常常是先政治，后业务，论说某个道理常常是在事理的平面展开的，比如，整体与部分、属性与关系、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因果与条件、必然与或然等等。

对非常规思维习惯来说，汇报材料如果要按照非常规的思维过程写，那就需要注意两点：一要了解阅读汇报材料者的思维习惯；二要注意按这种非常规思维习惯来说，是否能够取得更好的汇报效果。比如，向领导汇报某件事情的做法，既可以按通常习惯，先介绍干这件事情的经过，再介绍干这件事情的结果（效果）（

其次，要注意材料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包括：因果关系、并列关系、递进关系、条件关系等等。如果汇报材料能够把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表述清楚，那就能够帮助阅读汇报材料者扫清阅读的思路障碍，准确把握汇报材料所要传达的有关信息。

如何理清思路？最常用的办法是反复推敲，列出提纲。列提纲要由大到小，一级标题下要有二级标题，二级标题下面要有三级标题提纲列得越详细，汇报起来思路就会越清晰。列出不同级别的提纲，一定要注意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上下级别的提纲是推论关系的，还要考虑它们是否具有推出的必然性。在同级标题之间，还要注意它们是否具有不相容的关系，如果出现了全同、交、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就表明提纲之间存在着逻辑混乱，必须修改，不然就会把思路搞乱。如果前后内容存在一定跨度，在内容转换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过渡句，使内容衔接自然，反之，则容易使听汇报的人觉得突兀，跟不上汇报者的思路。

第5篇：汇报材料结尾

相信如果没有上党课，没有受到党的教育，我的思想动机仍然停留在当时的错误上。入党动机的正确与否，对党的事业的关心与否，对党的忠诚与否，并不是通过入党先后、时间长短来考察的。也许，我并没有像那些最早入党的同学那么优秀，是因为自身的素养不够，对党的要求认识不够，对党的理论学习不够，对党的精神实践不够。但是，从现在开始，从踏进神圣的党课教室开始，我一直在虚心学习，认真实践，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而且时刻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准备经受各种考验，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时间在一点一滴流逝，我也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一如既往不断努力，一方面，不断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加强实践锻炼；另一方面，时刻进行自我总结，自我反省，时刻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尽早成长起来，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后我也恳请党组织不断的考验我。

第6篇：汇报材料结尾

沧海横流，方显公司本色。公司人有善于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在困境面前沉着应战的优良传统。天降大任，责无旁贷。从优秀到卓越是一个过程，企业的终极目标是基业长青。路就在我们脚下，机会就在我们手中。让我们以海纳百川的气魄，风雨同舟，一路前行！200X年即将结束，新的一年又将来临。金鸡交好卷，黄犬送佳音。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公司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位朋友、各位嘉宾致以新年的问候；向敢争敢拼、锐意进取的全体同仁致以新年的祝贺；向长期在幕后为公司的发展事业默默奉献的所有家属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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