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珠子灯

导读：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一《汪曾祺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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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一
《汪曾祺介绍》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散文《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经历

汪曾祺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颇为沈从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说《灯下》经沈先生指导并推荐发表，即后来成为名篇的《异秉》，从 1949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20多本小说、散文专著问世，还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作品中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散文颇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他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写的反映家乡旧生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篇。自己满意亦为评论界、读者称道的作品有《陈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职业》，表现下放张家口劳动的《葡萄月令》和京剧《沙家浜》等，可谓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汪曾祺于1939年离开故乡出外求学，直到1981年10月才回到久别的高邮，此后又于1986年10月、1991年9、10月间再次回邮讲学探亲。魂萦故乡、情系故乡，对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关爱，家乡人的心目中，汪曾祺为人为文，确实是“文章秋水芙蓉，处世和蔼可亲，无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自述语录和自述诗

1、“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

2、自述诗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文与画》；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范进中举》；文集：《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端午的鸭蛋》被选录人教版初二下册语文教材。

艺术评价

1、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 ”，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2、小说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

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人物轶事

1、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2、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他那随意漫谈式的小说，是一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二
《汪曾祺评论》

汪曾祺

人物评价

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汪曾祺同别人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接受过西南联大正规的高等教育，当属科班出身。他虽也喜欢做学问，但同那些大学者不同的是，他多半陶醉于辞章考辨之类的“小学”，做的是阐幽发微的工作。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继承明清散文传统和五四散文传统，倾心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的文章，同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也息息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深厚、从事过京剧编剧的汪曾祺，深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和布莱希特标榜的“间离效果”的西方现代理论，加上个人身世浮沉的沧桑之感，促使他不去追求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而是以含蓄、空灵、淡远的风格，去努力建构作品的深厚的文化意蕴和永恒美学价值。他长于江南，定居于京城。翻阅他的作品，不乏风和日丽、小桥流水的江南秀色和小四合院、小胡同的京城一景，极少见到雷霆怒吼、阔大无比的壮观场景。汪曾祺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即兴偶感，娓娓道来，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小品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人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狂泻喧腾的大瀑布之美固然可敬可畏，然而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不是让人忘掉精神疲惫而顿感其乐融融吗？汪曾祺把自己的散文定位于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正是适应了中国读者文化心态和期待视野的调整。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

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自述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汪曾祺[2]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绝美的比喻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迷惑人的高手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即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宣扬着复苏的人性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 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随意漫谈

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三
《现当代文学资料》

鲁迅 沈从文 汪曾祺（受戒） 白先勇（游园惊梦）

鲁迅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有两个弟弟，字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鲁迅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后与《药》、《故乡》等小说名篇一同收入小说集《呐喊》。毛泽东评价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的精神的发扬人。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作家，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之一。 鲁迅一生的著作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论文、散文、翻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且介亭杂文》《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6）《而已集》（1927）《三闲集》《二心集》（1930）《南腔北调集》（1932——1933）小说集：《彷徨》《呐喊》（1918——1922）《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1934——1936）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真实地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小说

1893年，伴随着鲁迅祖父下狱，周家陷入困顿，年幼无罪的鲁迅生平第一次尝受到了艰辛和白眼。十五岁时父亲重病，作为长子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为挽留父亲的生命忍辱负重，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经历让鲁迅刻骨铭心。这期间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这些无疑有重要的影响。十六岁父亲终于去世，巨大悲痛和对庸医巨大痛恨之余，鲁迅对治病救人、除人痛苦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这影响了他以后选择职业。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有四年多，曾经经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成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地亡故了。”这些经历，成为他人生的出发点，也使他终生不能忘怀。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性格，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在晚年谈到身后事时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谈到他的论敌，他对许广平说：“让他们怨恨去，我是一个都不宽恕的。”所以毛泽东在评价鲁迅时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也正是这不屈的性格，使他有分明的爱憎，使他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傲岸精神。

读鲁迅的小说，开始你会感到阴冷。譬如祥林嫂，那么一个健康而勤快的农妇，怎么

会在习俗的偏见与众人的冷酷之中沦为乞丐，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在《药》里，一个爱国志士为国牺牲的鲜血，却被患肺痨病的人蘸到馒头上拿来当秘方吃。一个农村无产者的阿Q，其实是很有劳动能力的，却在众人的藐视和自己的自欺之中莫名其妙的成为别人的替死鬼。看起来中国社会已完全缺乏人性，只会把活活的人变成僵尸，连一点“生”的气息都没有。鲁迅就像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样，不惮以最犀利的笔触揭发中国文化的阴冷而缺乏人性的一面。但鲁迅却还是一个最炽热的爱国者，这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

《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将内在的苦闷，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

鲁迅敢于打破现实的和传统的禁忌，直言不讳的撕破统治者的道具和遮羞布，把血淋淋的现实揭示出来，虽然这有时显得很残忍，但这总比让人麻醉而沉沦要好的多。就《狂人日记》而言，狂人从历史的文字中看到的是“吃人”二字。在历史的风云人物中，他们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都是以一个个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中国的儒家学说发展到最后也是以消灭人性而达到极致。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把人当成一个个牲口而戗灭。二十四孝图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灭绝人性的画卷。到了近代，曾国藩一时成了显学，他对同胞不惜大加杀戮而染红了自己的顶子，对外却没有丝毫的刚肠嫉恶的气节。鲁迅看透了这一切，他从不标榜作为导师和方向，他带给我们的是思考，这思考是紧紧围绕人性的，孔乙己，祥林嫂，这些底层人物悲惨的命运无不凝聚着他深刻的同情和关怀。

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评价）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很少批评外国侵略者，而只批评自己的民族。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勇敢的面对现实，确确实实的“活”着，不自欺，鲁迅认为是头等大事。 鲁迅同时倡导“拿来主义”，外国的一切东西都可以拿过来，并且“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要使自己成为这些东西的“新主人”。（吕正慧评价）

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叶圣陶评价）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评价）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苗族[1]，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并在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文学作品中描述苗族。由此我们看出沈从文在心底深处是把自己当苗族人看的。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

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10]

创作题材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11]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5人物评价编辑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汪曾祺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其散文《端午的鸭蛋》和《胡同文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

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欢乐情绪是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息息相通的。《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

贾平凹：“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沈从文：“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沈从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有思想也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黄裳：“他的一切，都是诗。”

轶事典故编辑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被誉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四
《汪曾祺简介》

汪曾祺

姓名：汪曾祺

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0

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

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他与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

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受戒》 汪曾祺借自己的理想为人们未经压抑自由生长的天性作了一个绝美的比喻。《受戒》中芦苇的清香轻衬的那块忘俗的天地，幽静寺庙中小和尚明子青涩拘谨少年的影子，农家女小英子水乡里养出来的率性天真，《受戒》是乡土自然清新得不容许一粒灰尘的呼吸，它把一直在其中自自在在行走.生活.哭哭笑笑.说话的故事的淳朴人们的美揭发出来，带着不留余地的罪恶，让读者徒然心羡怅然向往那种原始的自由和恣意。它激起的更多的是对那种迥然不同的美的遥不可及的遗憾，深沉到伤及人的自信。作为狭隘空间中的文明人，我们少有超越理性的天性，那些被称为冲动和错误，或是蒙上了不真实的色彩，所以猛然间停住脚面对一片梦般叫你心有戚戚的美的影射时，才发现有种天赋很早就被遗弃了。这是来自《受戒》的暗示。

汪曾祺是个迷惑人的高手，他尽由自己不紧不慢地茧中抽丝，便让读者适应了遥远的故事。作者力求的不仅是内在的美的本质，他还把这种意思组织得和谐生动，轻松灵动的整体，征服的就不仅是人的思想，还有感觉了。他选择的是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加清新活泼的语言效果。关于高邮水乡，作者显然是倾注了热情，带着最亲切的回忆和最深刻的理解来描绘她的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生灵活现的人和人们，只不过没有尔虞我诈的心计，没有追名逐利的欲望，没有太多的琐碎和市侩，怎样是最透明的它就是怎样。这种全新的意境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那男女主人公更是集中了这种"朴实"的菁华，他们是简单自由的，却更尊重天性。我们不妨这样看待《受戒》：它虽然是雾里盛开的花，但它毕竟宣告了另一种花开的样子，既使不可企及，雾里观花也是安慰。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脚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它有存在不可多得也并非完全脱离现实，像没有沾烟尘的野外的风，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这样一股不合时宜的空气，它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样子

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和索取，但同时更有最简单的付出和给予。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论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人的生存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这种心灵世界的虚空。人的脸上始终是面具，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 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

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梁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正是这种随意漫谈，自然地营造了小说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人的生活方式是世俗的，然而又是率性自然的，它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同时又有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汪曾祺善于通过地域风情的描写，衬托那种纯朴的民俗，而明海与小英子的纯洁的爱情，也通过这种地域风情的描写，表现得纯朴、温馨、清雅。所以，虽然是表现理想境界，汪曾祺的笔调也不会失之甜俗，而是清雅之中隐隐有一点苦味：例如，明海为什么会出家呢？他和小英子的纯洁爱情乃至这个桃花源一样的世界能保持下去吗？（文本中作者将明海和小英子的年龄处理的很模糊，并尽量使人感觉他们的年龄很小，颇让人捉摸）„„尽管作者将之进行淡化处理，这个理想世界中仍夹杂着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只是不像《边城》的结尾那样明显。 《受戒》中表现的就正是传统文人追慕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作者是爱世间的，对之有无法割断的牵系，在态度上也就特别宽厚通脱。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中，肯定不占主流地位，也不可能以完整的形态呈现，由此散落在民间世俗世界中，与被遮蔽的民间文化建立了某种关联。与这种生活态度和人生立场相配合，在审美上他也追求一种民间传统艺术趣味，如年画，如乡曲，在大俗中弥散出一种萧散自然的神韵。 这种特有的气氛与韵味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作品的语言。《受戒》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其行文如行云流水，潇洒自然中自有法度，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

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汪曾祺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

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1]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小时候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写小说，受到当时为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的指导。1943年毕业后在昆明、上海执教于中学，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到北平，任职历史博物馆，不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五
《世界文档》

第二章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审美世界

一般通行的文学理论都把现代小说当作是围绕着情节和人物创造的文本,认为小说就是叙事,通过叙事来生发出一个富有象征性或者寓言性的社会意义。汪曾祺的小说观迥异其趣。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批评类文章。《汪曾祺全集》(八卷本)收录其散文作品四百一十余篇,其中大致可以归为文学理论批评类的就有一百七十四篇,占其散文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汪曾祺多次引用法郎士在《文学生活》第一卷的序言里的一句名言自况:"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35]P73-74汪曾祺的评论文章一开始就自觉地致力于文艺理论与话语的本土化:大多采用形式自由的随笔体,内容上包罗文艺,形式上自由洒脱,风格堪称"美文"。"我写的评论是一个作家写的评论,……可以说是印象派评论。"[36]P53其文论既本土化,又现代化;旁征博引的文风、注重直觉感悟的真知灼见既能指导写作,又能用于批评。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叙述方式与结构特征,以及他天真竟永的文学观、文化观,乃至他不同流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典范。让我们一起走进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审美世界。

第一节"小说是回忆"

汪曾祺认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37lP46i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就是听一位慈祥智慧的老人在夕阳下讲些有意思的故人往事,耐听、耐品、飘逸、清甜,那些太浓烈的、让人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人与事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云淡风轻。如汪曾祺所言小说应该是"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25]P77。这位老人经受沧桑,颇有学识;再加上博闻强记,人情世故,世

俗风情,信手拈来;最难得的是还很会讲故事,其小说舒缓有致,诗意盘然,自有一份坐看云起的达观与通透。

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小说背景取自"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38]P93—94。不过,"我写的最多的还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我在上海住过近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汉住过一年,一篇也没有留下"[39]P195。故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汪曾祺一直魂牵梦绕。这个江南小城有他童年生活所有的幸福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异禀》、《八千岁》、《职业》、《故里三陈*陈小手》等等,他写得最好的也是这些属于童年回忆的作品。其次是昆明生活,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求索、欢乐和伤感,《老鲁》、《鸡毛》等小说就是建构在西南联大时的昆明生活上。还有一些作品离现实的关系较近,或以北京市井、剧团、张家口农科所为背景,这里面大多作品写得不是特别成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回忆中的故乡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审美体验?汪曾祺自言"远事模糊近事真"?回忆是一种拉远距离的凝视和选择,他是有意识地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喧嚣与浮躁。清醒而冷静地审视是非恩怨,超然而淡泊地评判那些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人、物、事,它们曾经打动过作者,"间离"了多少年往回看,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叠印起来。经过作者艺术和审美地过滤,只沉淀下醇美,使得小说拥有了平淡和谐的诗意境界,最终形成了汪曾祺独具个性的氤氲艺术世界。其实,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个作家"[4eiP225的汪曾祺与京派同中有异。汪曾祺主张"要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而且强调"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路子应该更宽一些"[4i】P289。京派文学所具备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远避政治斗争和商业势力的态度;乡村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以及比较成

熟的抒情体讽刺体小说样式等特征到了汪曾祺这里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有论者将沈从文、汪曾祺、阿城、贾平凹等名字串连起来,认为他们一脉相承,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小说极重要的一个支流@。其实,在沈从文之前也应该加上废名。汪曾祺曾将沈从文和废名联系起来:"废名是一位被忽视的作家。……废名作品数量不多,但是影响很大,很深,很远。我的老师沈从文承认他受过废名的影响。"[421P454将这些小说家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明显而直接的师承关系,而是考虑到他们处理题材的方式、叙述方式、精神气质的相似性。例如小说语言上呈现出一派自然清新,小说内容主要写的是乡村或边城的普通人生以及小说文本大都是散文化、诗化小说等等。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与废名笔下那略带点儒雅气的田园之梦不同,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主调是"爱、美和自由"。边城山水自由地抚摸着健康而烂漫的生命,这里的人们依照自然的节律快乐意气地生活,在青山绿水之间游戏歌唱,既没有文明人的儒弱迂阔,也没有大城市的势利枯萎。湘西世界是一片非文明浸染的自由而快乐的生命乐园,它有着自己的生存规则,是一方自得自足的天地。废名的小说里哀愁和悲喜的东西多一点,沈从文小说里人们坚忍和健康多一点,汪曾祺小说则是清甜和欢乐多一点。这是因为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也倾向于和谐欢乐,四十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浮躁凌厉"之气。老年的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关注生活中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也不习惯对现实生活进行严厉的拷问,他公开声明"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8]P95。汪曾祺还讲:"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轫性。"[43]Pio4其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皮实",他们随遇而安,经历了苦难的考验进而体悟到生之乐趣,这种生活态度透露出生命的坚籾与顽强。汪曾祺的小说创造出一片没有权利浸染的纯朴而宁静的乡土, 一个近乎童年美好记忆般和谐而温馨的存在。如果说四十年代的汪曾祺作品中还有个人灵魂的漂泊与探索,如《复仇》,那么八十年代那些作品则祛除分裂色彩的火气,呈现出

一派宁静与和谐。他将笔触投注到自己的"故乡"江苏高邮的村镇上,《受戒》和《大淖记事》里的乡土自然且随和,除净文化、历史、伦理等诸多外在社会化符号,体现出天人合一、与自然相亲相爱的感觉。《受戒》里的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身上洋溢着健康与活泼;《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由于保安队长刘号长的侵入而出现波折,但正义和善良很快驱逐了丑恶。在汪曾祺小说中,乡土之梦是不容许有任何丑陋的东西介入的,即使偶尔出现,也只能成为暂时性的因素,对整个的和谐与恬静并不能构成威胁。汪曾祺曾说他写小英子受到过老师沈从文笔下那些农村少女翠翠、三三、夭夭等的潜在影响,但他又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并没有察觉到受了沈从文的影响?;写完后,他才觉得这篇小说"有点象《边城》"[44]P338—339,就如同"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451P352 —样。汪曾祺童年曾在庵赵庄的农家见过小英子一家:"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幵放爽朗,身体姿态的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发散着一种青春的气息。"[MP336《受戒》里除了小和尚明海,其他人物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大英子还在汪家带过汪曾祺的弟弟。"小和尚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是我自己初恋的感情。"[46]P314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汪曾祺,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追忆起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初恋,他用恬淡的心绪和美丽的文字完成了对这个旧情旧梦的叙述。在《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文昌阁"夏天一地浓阴,秋天满株黄柿",化纸之地,冷寂清幽,自有一番世事随风而逝、万物入火皆灭的疏朗与豁达;而化纸的老白则是:"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看似实写,其实是想象中故乡老人的独居生活,仿佛是作者在找寻昔日温馨浪漫的居家生活以及自己感伤中揍着甜蜜的心情。文昌阁是一个宗教性质的场所,帝君和化纸炉是它的主体。不同的风物,暗藏着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命运。正是对老白这个云淡风轻的方外之人的回忆,才激活了汪曾祺笔下的文昌阁。深谙绘画的汪曾祺将中国书画中"抟虚为实"、"计白当黑"的领悟倾注在小说上,故事的写实、对于现实问题的追问,不再成为最受关注的对象。"小说是回忆"的小说观,也影响了汪曾祺小说的开篇布局。"古人

云:'自古文章争一起。'孙犁同志曾说过:开头很重要,开头好了,下面就可以头头是道。这是经验之谈。要写好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47]P8'在小说《受戒》中,汪曾祺如此开篇:"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这"、"这个"、"那个"等等方位词语,经常被^曾祺用在小说的幵篇或者一个段落的台:在这个并不能包括汪曾祺小说所有此类现象的表格中,汪曾祺总是采取对小说中的世界、人物远距离描述的姿态,一种对于所讲述的事情的熟悉感经由这些词汇被呈现出来,仿佛这些人与事就在眼前。汪曾祺小说里的经验大多来自童年记忆,四十年代初,他就写了《花园》,深情地回忆儿时生活。步入老境,他写了《异秉》、《受戒》、《大淖记事》、《故里杂记(三题):李三?榆树?鱼》、《故乡人(三题):打鱼的?金大力*钓鱼的医生》、《晚饭花(三题):珠子灯?晚饭花*三姊妹出嫁》、《故里三陈(三题):陈小手*陈四?陈泥鳅》、《故人往事(三题):戴车匠?收字纸的老人?如意楼和得意楼》、《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幽冥钟?茶干》、《小学同学》等作品,或者纯粹地怀旧,或者由眼前景物勾起对往事的回望,重温童年旧梦。因为有一颗童心,他的小说比废名显得明朗欢快些,比沈从文多了些儒雅气质和文人情调。可以看出,汪曾祺的小说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美学经验,既有着乡土本身所提供的经验,也浸润着文人传统所氤氲出的境界。当然,对于汪曾祺而言,此童年也不是彼童年,而是隔了几十年的重重迷雾往回看的。对此他自己非常清醒:"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80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汪曾祺小说总体美学趋向于和谐。这种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相洽相融,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质朴真纯。这些作品中没有环境作为异质性的力量对人的压迫,如同产生于城市环境中的现代主义的某些作品那样。人的心灵也没有分裂性的漂泊与冲突,和谐除净了一个人在路上可能会发生的那种对自我与内心世界的探寻。和谐易导致和平优美,也会泯灭尖锐与深刻。现代城市经验进入作品中的异己、孤独、挤压、变形、恶心等等,在这样的文本中是找不到的。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六
《人教版八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卷》

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期末考试卷

（总分：100分 时间：120分钟）

一（26分）

1.用诗文原句填空（10分）

（1） ，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

（2）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无题》）

（3） 秋色连波， 。（范仲淹《苏幕遮》）

（4） 不畏浮云遮望眼， 。（王安石《登飞来峰》）

（5） 天街小雨润如酥，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6）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7） ，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8） 落红不是无情物， 。（龚自珍《己亥杂诗》）

（9） 《过零丁洋》中“ ， ”表现出文天祥的气节和

舍生忘死的生死观。

2.给加点字注音，根据拼音写汉字。（4分）

招徕（ ） 众目睽睽（ ） xī利（ ） 挑xìn（ ） ．．

班级开展“背起行囊走四方”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相关任务。

3.下列关于唐人草书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

A.草书是汉代张芝始创的，到东晋发展到第一个高峰，至唐代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B.唐代草书的名作有孙过庭的《书谱》、张旭的《古诗四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

C.清代刘熙载评论《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着，婀娜愈刚健。”

D.张旭的书法富于变化，神出鬼没，唐代韩愈盛赞它“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4.小凡同学在阅读孙过庭的《书谱》时，读到庄子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不

觉有所感触：相比朝菌和蟪蛄的目光短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天地自然广阔，请用

正确的行楷字，将庄子的名句抄写在田字格里。（3分）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5.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小娟在报纸上看到下面的突变，图标的主体创意造型来源

于甲骨文“旅”字的变形与及传统的印篆艺术。变形的“旅”字表现出一幅怎样的画面？请

用自己的话加以描述。（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万里路]

6.小丽对秦淮文化进行实地探访，来到乌衣巷，留意到了一幅楹联：

上联：一巷月朦胧 欲问乌衣何处去 下联：万家春旖旎 且看_____________

下面选项最适合填在横线上的是（ ）（2分）

A.此间紫燕来 B.此间来紫燕

C.紫燕此间来 D.紫燕来此间

7.小丽探访期间，适逢夫子庙景区为防止游人参观拥挤，采取单向流动的方式游览参观，小

丽主动承担了去夫子庙景区志愿者服务工作，在A出疏导人群。这时，遇到一位大爷向她

询问怎样去文德桥。如果你是小丽，应当如何指引老大爷？（3分）

老大爷：小同学，你好！请问怎样才能到文德桥呢？

小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44分）

（一）阅读下面的古诗文，完成8~12题。（16分）

【古诗阅读】

行路难（节选）

【唐】李白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1）“闲来垂钓碧溪上”一句，用了___________(填人名)的典故。（1分）

（2）说说最后两句诗中的加点字“破”、“挂”的妙处何在。（2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古文阅读]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

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

记之而去。

（选自柳宗元《小石潭记》）

是时残阳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犹红洲边，已而潭左方红，已而红

在莲叶下起，已而尽潭皆頳①。明霞作底，五色忽复杂之。下冈寻筏，月已待我半潭。乃回

篙泊新亭柳下，看月浮波际，金光数十道，如七夕电影②，柳丝垂垂拜月。无论明宵，诸君

试思前番风雨③乎？相与上阁，周望不去。适有灯起荟蔚中④殊可爱。或曰：“此渔灯也。”

（选自谭元春《三游乌龙潭记》）

【注释】①頳（chēng）：红色。②电影：雷电之光影。七夕电影：指作者二游乌龙潭遇雷

雨时情形。③前番风雨：指二游乌龙潭事。④荟蔚：茂密的草丛树林。

9.解释下列语句中加点词。（4分）

（1）潭中鱼可百许头（ ） （2）是时残阳接月（ ） ．．

（3）已而潭左方红（ ） （4）相与上阁（ ） ．．．．

10.用“/”给文中画线部分断句，只断一处。（1分）

适 有 灯 起 荟 蔚 中 殊 可 爱

11.用现代汉语翻译下列句子。（4分）

（1）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2）下冈寻筏，月已待我半潭。

12.结合文章写景的内容，分析【甲】【乙】两文情感的差异。（4分）

（二）阅读《喂——出来》选段，完成13~17题。（14分）

不久，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了营业许可证。许多原子能发电公司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签订合

同。刚开始时，村里人都有点担心，生怕会出什么事情。可是，“填洞公司”派人对他们进

行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洞，即使过上几千年也绝不会对地面上产生什么危害。此外，

村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呢。大家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也就放心了。并且，从城里通到这个

村庄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也很快地建成通车了。

卡车在公路上奔驰着，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许多铅做的大箱子。箱盖在这个洞的上方自动

地打开，原子能反应堆的废料就倾泻到这个洞里。

外交部和国防部把那些用不着的机密文件连同保险柜一块儿扔了进去。随车前来执行监

督任务的政府官员们，很轻松地谈论着打高尔夫球的事情，而那些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则

一边扔着各种文件，一边谈论着弹球房的事情。

看上去，这个洞似乎永远也填不满似的。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

并且，也许越往深处洞的直径越大吧。“填洞公司”的经营规模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起来。

在大学里做传染病实验的那些动物的尸体被运来，并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无人认领的流

浪者的尸体。有关方面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铺设大量的管道，以便把城市里的废物和污水

全都排放到这个洞里去。这个办法要比向海洋排污高明多了。 这个洞使得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们感到了极大的欣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只

顾拼命地扩大生产规模，从而给城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害。可是，要想治理这些公害却相

当困难，无论是谁都感到很棘手。并且，人们都只愿意在生产性企业或商业公司工作，谁也

不愿意天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打交道。然而，现在人们都认为，这个社会问题将由这个洞来．．．．．．

逐步地加以妥善解决。

订了婚的姑娘们都把从前的那些日记本丢进了这个洞里。还有的人把从前同恋人一起拍

的照片扔进了洞里，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的恋爱。

警察把那些伪造得极其巧妙的假钞票没收来以后，也统统交给这个洞处理，从此便可万

无一失了。而犯罪分子们则把各种犯罪证据都悄悄地扔进了洞里，以为这样就能逍遥法外了。

不管是扔进去什么东西，这个慷慨大方的洞全部一视同仁，照收不误。这个洞任劳任怨

地给整个城市洗刷着各种肮脏的东西。渐渐地，海洋和天空又变成了美丽的蔚蓝色，远远地

看上去就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样。

在这瓦蓝瓦蓝的天空下面，新建造的高楼大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接连不断地竖了起来。

有一天，一位工人爬在一幢正在施工的大楼顶上工作，他铆完了一颗铆钉之后，便放下

工具稍微休息一会儿。忽然，他听到头顶上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喂——出来！”

13.用简洁的文字概括选文的内容。（3分）

14.文中加点词语“这个社会问题”指什么？（2分）

15.结合语境，谈谈你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理解。（3分）

这个办法要比向海洋排污高明多了。 ．．

16.分析划横线的句子在文中的作用。（3分）

17.“看上去，这个洞似乎永远也填不满”，人们真的能够一直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吗？

结合下面材料，阐述你的看法。（3分）

【连接材料】 南京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6000吨，水阁、轿子山等垃圾填埋场正面临饱和压力。不

过，这一状况将得到缓解。目前，南京江北生活垃圾转运站已经试运行，每天压缩、转运垃

圾800吨左右，未来日处理量最大可以达到1500吨，而且，从这里转运的垃圾将全部被焚

烧发电。预计再过两三年，南京的生活垃圾将基本告别填埋方式。

（选自2015年6月5日中国江苏网相关报道）

（三）阅读下面文章，完成18~21题。（14分）

故乡的元宵（节选）

汪曾祺

一天快过去了。

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上了灯，才算。元宵元宵嘛。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叫灯节。

灯节要过几天，十三上灯，十七落灯。“正日子”是十五。

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大妈（大伯母）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

的白明角琉璃灯，还有一张珠子灯。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一屋子灯光，明亮而

温柔，显得很吉祥。

上街去看走马灯。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又来了。”走马

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马、人（兵）的影子，但也能看它转几圈。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

一个，点了蜡烛，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很欣喜。

乾隆和的走马灯并不“走”，只是一个长方的纸箱子，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小人

连着一根头发丝，烛火烘热了发丝，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

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整个画面

表现的是《西游记》唐僧取经。

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

轱辘，可以拉着走。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脸是圆的，眼睛是弯弯的，像人的眼睛，还有

两道弯弯的眉毛！绣球灯、马灯都是买的。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有一个篾制的架

子，架子上有一根竹竿，架子下有两个轱辘，手执竹竿，向前推移，球即不停滚动。马灯是

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虾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

是小孩玩的。

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看围屏。硬木长方框，约三尺高，尺半宽，镶绢，上

画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灯节前装好，一堂围屏约三十幅，屏后点蜡烛。这实际上是照得

透亮的连环画。看围屏有两处，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一处在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炼

阳观画的是《封神榜》，火神庙画的是《三国》。围屏看了多少年，但还是年年看。好像不

看围屏就不算过灯节似的。

街上有人放花。

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天上有一盏红灯笼。竹篾为骨，外糊红纸，一个长方的筒，里面点了蜡烛，放到天上，灯笼是很好放的，连脑线都不用，在一个角上系上线，就能飞上去。灯笼在天上微微飘动，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使人有一点薄薄的凄凉。

年过完了，明天十六，所有店铺就“大开门”了。我们那里，初一到初五，店铺都不开门。初六打开两扇排门，卖一点市民必需的东西，叫做“小开门”。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放一挂鞭，几个炮仗，叫做“大开门”，开始正常营业。年，就这样过去了。

18.作者写元宵节一共罗列了哪几类灯？（3分）

19.作者为什么单独成段，较为详细地介绍看围屏的习俗？（4分）

20.汪曾祺散文语言平淡而有味，请结合这一特点，体会下列句子的表达效果。（4分）

（1）它虽然不“走”，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要不，叫它什么灯呢？

（2）有人放高升（起火），不多的几支，起火升到天上，嗤——灭了。

21.体会文章结尾“年，就这样过去了”蕴含的思想感情。

三（30分）

22.严厉的背后也许蕴含着温柔，坚强的背后也许藏着脆弱；成功的背后往往有艰辛，平凡的背后有时是卓越；故事的背后可能是另一个故事，风景的背后可能有另一番风景„„

请以“________的背后”为题写一篇作文。

要求：（1）先将题目补充完整（整个题目不超过8个字），再根据题意写作。（2）不少于600个字，诗歌除外，文体不限。（3）不得出现真实的人名、校名。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七
《第八章 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八
《人间送小温》

“人间送小温”：汪曾祺的人

生境界

林超然

给人的感觉，汪曾祺似是中国当代文学一根特别放松的神经。 除了他的《闹市闲民》、《老学闲抄》、《富贵闲人，风雅盟主》之类直接立意为“闲”的篇什，像《家常酒菜》、《人间草木》、《淡淡秋光》、《随遇而安》、《岁朝清供》、《昆虫备忘录》、《自得其乐》、《草木春秋》、《书画自娱》、《胡同文化》等也都有一条鲜明的“闲”的精神纵轴。 但是，“清闲安适，悠游自足”的汪曾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 青年时代的他也灰心、苦闷、刻薄过，对人生、世界保持着戒备，一些文字非常紧张、冰冷。

座上客，花花绿绿，发亮的，闪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堂倌）都无动于衷。他的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乱之中来去，他不是走，是移动。他对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轻蔑，他讨厌。连讨厌也没有了，好像叫许多蚊子围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让我想起死！（《风景》） 这不像我们熟悉的汪曾祺，似乎是另外一个人。悲哀、彷徨，看不到前路上的光亮，形成这种矛盾的思想现实，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那时，他的一些作品弥漫的甚至是悲观主义。

很多时候，汪曾祺的切入点是“草花”，而不是蜚声四方的“名品”： “草花”需要做一点解释。“草花”就是“草花”，不是“花草”的误写。北京人把不值钱的，容易种的花叫“草花”……我的散文多轻贱平常……这真像北京人所说的“草花”，因名之为《草花集》。散文是“家常的”文体，可以写得随便一

些。（《草花集·自序》）

不只是散文，汪曾祺的小说、诗歌、文论、剧本，当然也包括他的书画作品，都不会少下“悠闲”的身影。在众人看来，“悠闲”正是汪曾祺的独特身份、独特价值。他的一切作品都仿佛是背着手在尘世的各种景致里自在漫步，没有什么能惊扰他的节奏。事实上，汪曾祺把小说也列为家常文体了，从中我们读不到太多的技巧，其结构设计遁于无形；人物不是在故事里进出，而是随性、任意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作家或别的外力支配；作品的语言多无雕饰，大都直接采自生活现场。

汪曾祺真正的转变应该是发生在新时期。尽管他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名篇问世的过程都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总算有机会进入公众的阅读视野。植根于游戏心态的《受戒》写成后，有一段时间只在他两三好友中间传看，这种“地下模式”也正合“玩”的规矩。因为恰好出现在大家刚从“十年动乱”的伤痛中抬头之际，“悠闲”的《受戒》恰好能被高雅阅读、大众趣味同时接受。如此热烈的鼓呼和簇拥，几乎也“规定”了汪曾祺之后的主要创作路向。 差不多与《受戒》接踵的《徙》，展现的其实是更为沧桑、深邃的汪曾祺。《徙》写的是“未徙”，作品中充塞着个人行动的挫败，有太多的“重要性”、“意义”彻底消失，作品主调滑向凄清，跌入失望，比之情感氛围较为滞重的《八千岁》、《陈小手》、《天鹅之死》、《珠子灯》、《八月骄阳》等，其批判力道可谓绝无仅有。作品凄美大于淡泊，愤懑大于平和，压抑大于解脱，讽世大于超然。

汪曾祺曾为《中国作家》画过一幅画，并题了一首诗。诗云：“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暮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此诗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和《论语》中的《侍坐章》有极近之旨。为什么写作？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对于这个人来说，艺术是一种逃避；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一种征服。汪曾祺后来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给人间“送小温”，他告诉人们生活是有诗意的、人类是有光明前途的。

“送小温”的想法也使汪曾祺主动走下作家的神坛，径直走到匹夫匹妇中间。

中国文学曾有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反对写“身边琐事”、“个人感情”，殊不知琐事中往往包藏着一个大世界。《王四海的黄昏》中的王四海是个走江湖的，一边表演力胜牯牛，一边卖膏药。他力胜牯牛是假的，卖的膏药也是假的，这在江湖人中是惯见的骗术，而骗术终会有败露之时。这一天，王四海和老牛摔了几个回合后，他从牛的身后窜出，扳住牛角，大喝一声，牛竟然没有倒。可就在他绕场、运气还没有接近老牛时，那牛“吭腾”一声自己倒了。王四海没有尴尬地逃去，而是选择一个人留了下来，继续卖膏药，这次卖的是真膏药。他开了膏药店，还有了一个白胖的儿子。人得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纳入礼的规范，才能做一个真正的人。汪曾祺正是在一种散漫的叙事里偷偷加进这番叮咛的。

汪曾祺善于把朴素的人物和朴素的美对应起来。人物可以是不声不响的，但在不声不响之中总深隐着一种况味——人的弱点、时代的弱点，总被他心平气和地隐蔽到安静中。小说《捕快张三》直接改自《聊斋志异》。结婚半年的捕快张三经常出外办差，年轻的媳妇空房难守，竟和一个油头光棍勾搭上了。张三丢一根麻绳，要媳妇自己去死，媳妇说行，但得打扮打扮。媳妇到里屋去打扮，张三在外屋慢慢喝着酒。

一会儿，媳妇出来了：眼如秋水，面若桃花，点翠插头，半珠押鬓，银红裙袄粉缎花鞋。到了外屋，眼泪汪汪，向张三拜了三拜。“你真的要我死呀？”“别废话，去死！”“那我就去死啦！”媳妇进了里屋，听得见她搬了一张杌凳，站上去，拴了绳扣，就要挂上了。张三把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叭叉一声，摔碎了酒杯，大声叫道：“回来！一顶绿帽子，未必就当真把人压死了!”这天晚上，张三和他媳妇琴瑟和谐。夫妻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辈子。

作家在小说之后有“按”：“蒲松龄述此故事时语气不免调侃，但字里行间流露同情，于此可窥见聊斋对贞节的看法。聊斋对妇女常持欣赏眼光，多曲谅，少苛求，这一点，是与曹雪芹相似的。”封建礼教杀人的例证，汪曾祺见得多了。杀人的是时代，而不是某一个人，所以作家在结构故事的时候也不对某一个人剑拔弩张。

汪曾祺的悠闲正是他的精细。他说：“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他多次坦言：“我的小说不能扛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

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汪曾祺当然也画得好“丈二匹”，但他站进了“悠闲”的队伍。要知道，在这个时刻飞奔着、来不及充分喘息的当代，他这种“悠闲”的强调未尝不是一份提醒。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8日

汪曾祺散文珠子灯篇九
《汪曾祺与古代文言小说的不解之缘》

汪曾祺与古代文言小说的不解之缘

【作者】陈 芬

【内容提要】

汪曾祺的小说继承了古代文言小说的文学精神和艺术旨趣，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出鲜明的传统特征。本文从题材、审美风格、语言、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汪曾祺与古代文言小说的不解之缘。

【关键词】 汪曾祺；古代文言小说；题材；审美风格；语言；结构

汪曾祺的创作可谓是“晚翠花香”，年逾花甲的他在新时期又重操旧业时，《受戒》、《大淖记事》、《故里三陈》„„大放异彩，让人应接不暇。这些小说大多情节冲淡、白描入神„„用水洗过一般清新质朴的语言叙写单纯无邪的青春和古趣盎然的民俗。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小说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样式之一的笔记小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而汪老本人也表示曾受《世说新语》、《梦溪笔谈》等作的影响颇深。于是乎，批评家们比较普遍地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与古代笔记小说是一脉相承的，并为其冠以“新笔记小说”之名。其实，除了笔记小说，汪曾祺的创作还受到了传奇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作的影响。汪曾祺与古代文言小说有缘，而不仅与笔记小说有缘。本文拟从题材、审美风格、语言、结构等四方面人手，系统阐释汪曾祺小说与古代文言小说的不解之缘。

一、题材

汪曾祺小说的题材与古代文言小说相近处甚多。这不仅表现在其作品《蚰蛐》、《瑞云》、《黄英》、《陆判》等作品就分别据《聊斋志异》的《促织》、《瑞云》、《黄英》、《陆判》改写，《螺蛳姑娘》据《搜神后记》的“白水素女”故事改写，也表现在其它并不取材于古代文言小说的作品。汪曾祺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它对维系民族情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那达慕、刁羊、麦西来甫、三月街„„”，[1](P108)他对那些随笔记之、不事雕琢的风俗画小说兴趣甚浓。“从《荆楚岁时记》直至清朝人写的《一岁货声》之类的书都爱翻翻。”[1](P10１)，宋元人笔记中有许多是记风俗的，这都是他最有兴趣的部分。他放在手边经常看看的一本书即是古典文学出版社的(东京梦华录)，将两宋的风俗汇为一册，在展示汴京各色人等、风俗民情的同时，也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与其阅读重点相似，他的小说也大都放在风情民俗的细致描叙上，展示出“地方式”的独特生存样式的原生状态。而极少用笔墨去勾勒时代框架、描摹社会的大背景。如《大淖记事》一共写了6节，开篇即向读者缓缓讲述大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直至第4节才将主人公推向读者；而《陈四》全篇4千多的文字竟用了3千多来写迎神赛会的民俗风情；(幽冥钟》则干脆没有人物与情节，主要讲承天寺的寺容寺貌，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的民间传说等。

二、审美风格

注重回忆是古代轶事小说家总体特色的倾向，若干轶事小说都以“旧闻”、“旧事”为名，如《曲洧旧闻)、《武林旧事》等。[2](P358)沈括在《梦溪笔谈·自序》中也表示过这样的意思：这是一段关于他交游圈内一群人往日的闲谈，一杯浓茶、一段沉香„„一段令人消魂的回

忆。“回忆”描述已经逝去的时空中的人物、风俗、社会、历史的一鳞半爪，这样就可以拉开作者与生活的距离，去除浮躁而娓娓道来。[2](P358)汪曾祺也是将回忆作为其审美创造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认为小说即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1](P119)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大多反映的是三四十年前的旧事：一个悠远的童年、一个美丽的黄昏或一只在蓝色的早晨永远逝去的白鹤„„(受戒)即是将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呈现到了读者面前。他的作品即是“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然后借助文学形式将回忆固存、物化，在把“回忆”告诉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检查生命，这样更能反映创作主体的个性、人生体验和哲学思想。 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大量赏心、消闲之作。明代胡应麟说：“《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2](P163)就指出了《世说》的基本审美追求即超越实用而旨在陶情。而沈括于《梦溪笔谈·自序》中也曾表示此乃“无意于言”的产物„„这类小说有自身独立的品格：远实用而近娱乐，不再附属于“道”、“理”，不再受命于与自身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它是作家个人性情的间接而真实的展示，是作家品味生活、参与生活的途径之—。汪曾祺对这种闲适之作是认同接受的。一方面，他认为“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亲朋好友看的，茶后酒边、聊资谈助”，“因此只是随笔写去，如‘秀才撰写家书’”[2](P361)，另一方面，他也确实将其作为基本审美追求而践行于创作。汪曾祺作品的题材大都是不期而遇、随感而发，并不刻意去图解什么。给他带来声誉的《受戒》问世就很偶然：“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想起来了，我就写了。”[1](P24)，据汪曾祺说，写之前跟一些朋友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而他回答：“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情感的需要吧。”[1](P24)这种审美旨趣是让人们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中咀嚼思想意蕴的隽永；在民俗风情、天光水色中体味生活内涵的丰厚；在作品的意趣氛围、行文遣词中领略审美韵味的悠长。

三、语言

汪曾祺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本有用极简洁的笔墨写人事的传统，如《世说新语》、宋人、晚明至清代的文人笔记，所有这些作品他都很喜欢。《世说新语》的语言是“简约玄澹，真致不穷”，[3](P177)《梦溪笔谈》虽广为涉及科技材料，有些记叙又与事功相关，但绝无迂腐的学究气，也无一点故作的庄重严肃，其记叙如友朋相对，平易亲切，明晰简洁„„自不待言，汪曾祺的写作语言是往清淡、谐谑、简洁、闲适性方向靠拢和认同的。这种“闲话”方式主要表现为言约旨远和谐谑意味。

《蒲桥集》总述汪曾祺的文笔道：“记人事，写风景，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松，滋味近似。”

《受戒》中，明海看着小英子踩荸荠留在田埂上的一串脚印，傻了，“他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4](P236)语言简洁质朴，却令人回味无穷。《复仇》中全篇短句，却在铿锵有力的节奏中完成了复仇者与仇人关系的转化过程。笔墨经济，却又含蓄蕴藉而意境高远。作者善于用淡泊、简约之笔，欲说还休，留给读者空白、细细咀嚼的机会，从而达到化淡为浓的效果。短小的篇幅中富含丰润的意蕴。

《世说新语》中设有《排调》一门，较为集中表现了魏晋名士 语言吐嘱的幽默与戏谑性；《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亦有诙谐之美，幽默意味，亦谐亦雅。如《聊斋志异》卷十一《司札吏》嘲讽“暴谬之夫”，却非正颜厉色的抨击，而说得极为有趣，蕴藉幽默。有评论家论及汪曾祺的文章，也说他“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作者有意将作品的表里构成一种错位。表面上叙述是口语随和的，而实际表达的内容是庄重严肃的；叙述的语言貌似客观冷静，而实

际上浸润着作者的评价和认识，涵蕴着作者的情绪。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常能使人忍俊不禁的调侃意味。如《异秉》的结尾处，陈、陶二相公知道了王二发财的“异秉”后，马上去蹲厕所，作者写道：“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解大手的时候。”[4](P222)《故里杂记·鱼》中桶匠对着庞家晒的鱼说：“真是鱼有眼睛，谁家兴旺，它就往谁家盆里跳啊!”[4](P328)表面上叙述淡泊，却由于引而不发，便产生了浓重的谐谑韵味，达到了“不工而工”的效果。

四、结构

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方面与古代文言小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间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东汉初年桓谭在其《桓子新论》中亦有类似见解：“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3](P175)从以上两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小说体制的两个特征：一日短，二曰缀。短者，就其篇幅而言；缀者，就其编纂方式而言。《世说新语》、《酉阳杂俎》等编纂大体与此相符。篇幅短小、以类系事，“采掇综叙，明畅不繁”。[3](P179)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都篇幅短小。他认为短才有风格，“牺牲了一些文字，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1](P118)这样就可以用极经济的篇幅纳极丰富的内容。汪曾祺对古代文言小说的编纂方式也是有借鉴的。从形式上看，他喜欢三篇一体：《故里三陈》、《故里杂记》、《故乡人》等„„认为三篇才够“一卖”。从整体创作看来：他的小说实际上就是由若干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篇什构成的一个个组合体，其结构方式和规模极似古代文言小说集下辖的“门类”。如他的《故乡人》、《职业》、《迟开的玫瑰和胡闹》等构成了其笔下“忧伤的世界”，集中呈现了下层劳动者的凄苦命运；“欢乐的世界”有《受戒》、《岁寒三友》、《安乐居》等，呈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生命高度和谐的世界；还有《异秉》、《晚饭后的故事》等表现小市民的庸俗、愚昧„„

在具体篇什的情节结构上，古代的部分文言小说表现出不拘一格的随意性。汪曾祺主张写小说要信马由缰、随行随止，反对那种寸步不离、犹恐失之，生怕把事儿写丢了的作法。在他的小说中，大都没有清晰的结构脉络，而只是依靠内在节奏网络布局。如《珠子灯》、《求雨》、《钓人的孩子》、《职业》等篇在当时即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

以上我们从题材、审美风格、语言、结构等方面讨论了汪曾祺对传统的继承，它是古代文言小说对作家潜移默化和作家有意识追求的结果。

汪曾祺以其“温柔敦厚”的艺术气质，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撇开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纠缠，超越了悲怆愤怒的文坛主旋律，把一种久违的民族文化传统带给了当代中国。他那些古意盎然的小说值得我们珍视!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晚翠文谈[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2]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4]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M]．漓江出版社，1993．

【原载】 《浦松龄研究》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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