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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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一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著名的长征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徐占权认为，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

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

第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第四，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第五，仓促举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而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二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

绍兴县马鞍镇中学 黄耕辉

【关键词】长征 党的民族政策 彝族 藏族 宣传 实际行动

【摘要】红军长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长征二万五千里，红军经过的极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当时特殊的国内形势，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尖锐。因此，能否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决定着红军长征的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新课程实施以来，历史教材作了大幅度的改编。其中红军长征的内容叙述得非常简略，令人非常遗憾。笔者认为这段历史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有感于 此，写作此文。

毛泽东主席有两句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1个省，不仅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无数次击败敌人的围追堵截，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战争奇迹，也谱写了一曲红军与少数民族人民可歌可泣的篇章。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有90%的路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经过了苗、瑶、壮、水、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羌、回、东向、土、裕固等少数民族杂居和聚居的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十分紧张。当红军要通过彝族时，当时一位国民党官员曾预料：红军绝对过不了彝族区。而事实恰恰相反，红军不仅顺利地经过了彝族区，而且在彝族区撒播了革命的种子。红军在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红军为什么能够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呢？笔者不揣浅陋，冒昧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便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积极有效的宣传工作是红军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有力武器

红军长征时，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内容是，1、宣传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歧视，红军旗帜鲜明地将各民族平等、团结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为了让少数民族人民尽快了解红军的宗旨和主张，党和红军采用指示、宣传、布告、标语、口号、歌曲、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将党的民族政策公布于众，使宣传工作取得实效。2、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维护群众利益。红军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前，都针对性地对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指战员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例如在回族地区，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指示：在营区内禁止使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同时，党和红军还严格执行群众纪律，注意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为防止任何违纪行为的发生，党中央成立了专门的纪律检查团、检查队，在宿营地段检查纪律的执行情况。

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对少数民族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他们与红军势不两立，对红军做了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宣传，譬如说宣扬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红军是土匪，妄图离间红军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使红军没有立足之地，最终被消灭。红军每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要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他们写标语，发传单，广泛宣传红军与少数民族血肉相连，是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以此反击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树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正面形象。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党领导下的红军是这场战争的

胜利者。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率领先遣队红一师到达俄瓦垭口，这里是彝族居住区。刘伯承命令部队广泛张贴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内容是：“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广大彝族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格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红军的大力宣传缩小了与彝民的距离，使彝人感到红军与国民党确实天差地别，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刘伯承、罗炳辉等红军将领还通过面对面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做少数民族首领的思想工作，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语重心长地对沽基家支头人小叶丹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把压迫你们的人消灭，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们应该结为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打汉官，不要自己打自己。”小叶丹深受感动和教育，抛弃了原来想利用红军消灭其它两大家支的念头，接受刘伯承的建议，成立了彝民红军沽基支队，在留下的红军政委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支联合起来，于1935年在冕宁县中心乡萨塔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誓师大会，提出了“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敌”的战斗口号。彝民支队发展到1000多人，坚持了5年的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的中央红军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也是如此。

贺龙率军到达中甸县城边归化寺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借助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进入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番民群众以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慌逃散。尤望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以现金按价照付，决不强制。如有不依军令，或故意障碍大军通行者，本军也当从严法办。”红军还写下许多标语：番民们，不要听信谣言，红军是番民的好朋友！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保护人民！红军保护土司头人生命财产！抗日反蒋！在红军的广泛宣传下，躲进深山里的藏民陆续回来。由此可见，红军的宣传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少数民族人民已不再相信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红军与藏民的关系密切起来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红军的亲民举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935年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理番一带。红军进驻茂县以后，很快就颁布了《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报告》：一、消灭贼娃子邓锡侯。二、红军不杀一个番民。三、取消一切捐税款子。四、一不拉夫二不抽丁。五、开仓把粮分给穷人。六、番民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七、番民自己武装自己。八、番民自己组织政府。九、买卖自由公买公卖。十、番民自己信教自由。还发布了《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告回番民众》、《回民斗争纲领》等文告，进一步阐述党的民族政策。在《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中公开提出：“反对汉官以番人江山压迫番人”。红军还在县城和交通要道的墙壁上、石崖上写上醒目的标语：番、夷、羌、回民族自由解放万岁！回、番、羌、夷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废除苛捐杂税！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打倒土豪劣绅，分了田地，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红军还以羌、汉人民喜闻乐见

的文娱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在茂县城西、索桥等地演出了以“打倒反动军阀”和“斗争地主、土豪分田地”为内容的歌剧，在茂县城西坪头村教唱《红军三大任务歌》。

在红军进入羌族地区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曾一面勾结羌、藏族封建统治集团，妄图进行武装阻止。一方面散布谣言，恐吓群众，大肆挑拨民族关系，驱逼群众离寨上山，不准在村里留下粮食和牲畜，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妄图置红军于绝境。但是羌族群众看到，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践踏群众的庄稼，不派款派粮，买卖公道，态度和气，关心群众疾苦。群众没有盐吃，红军就把自己有限的食盐发给群众；群众没有衣穿，红军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还帮助群众挑水、打柴和种地。由此可见，红军的正面宣传击败了国民党的反面宣传，正义战胜了邪恶，真理战胜了谬误，事实戳穿了谎言。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到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二、红军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少数民族的热爱，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红军到达少数民族的地方之前，国民党对红军进行大肆污蔑，并和当地的反动封建主勾结，威逼当地群众烧粮烧房，胁迫群众上山躲藏，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企图置红军于死地。红军上至指挥员，下至炊事员，严守革命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动少数民族一粒粮食，宁可在外受冻，也不擅自进入老乡家门。

红军先遣队出发前，毛泽东向刘伯承交待：红军一定要体谅、尊重彝民兄弟，对少数民族执行开明政策，要通过红军的实际行动，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彝人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先遣队到达彝族地区时，遭到围攻，彝人弓箭射击，开枪打击，红军绝不还手，尽量避免与彝人冲突。红军到谷麻子附近时，几百名彝族青壮年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逼近红军。工作团团长萧华和通司向一个头人耐心地阐述红军宗旨和借道北上。为表示诚意，还送给这位头人几支步枪和一只手枪。红军还打开监狱，释放“犯人”，把身体虚弱的彝族同胞的锁链给砸开，逐个往外背。红军不怕脏和累，开仓济民，欢迎彝族小伙子参军，刘伯承还主动与小叶丹结为兄弟。这些都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扫清了道路。

中央红军经过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时，也同样遵守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为他们做好事。红军的所作所为，获得了他们的真心拥护。

1935年8月，朱德率领左路军来到黑水、芦花一带。这里居住着藏族同胞。他们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躲到山里去了，把一片片成熟的青稞撂在那里，不敢收割。朱德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并组织部队替藏族同胞抢收青稞。朱德头顶烈日，脚穿草鞋，带头拔麦。官兵们看总司令都亲自干，个个干劲十足。朱德要求大家拔下的麦子放在原地，不要放错，以便藏民回来认领。还吩咐大家拔麦后把麦穗垛好，垛成圆锥形，以免被雨水淋坏。藏民站在山上，看红军在自家麦地拔麦，以为红军要把麦子拉走。当他们看到红军拔完后，又垛好，就打消了恐惧和疑虑，纷纷跑下山来向红军表示感谢。所有部队都按朱德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也没有去动他们留下的东西。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被单撑起来当帐篷，露宿在树底下和屋檐下。粮食没有了，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次年4月，朱德看到一片片肥沃的土地，正等待耕耘，就组织部队帮助藏民把地种上。红军的实际行动，使藏民深深地体会到红军根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而且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红军是一支好部队。朱德还和享有崇高威望的格达活佛畅谈革命道理。格达活佛表示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赶制御寒衣服，支援红军北上。由于格达活佛出面做工作，藏民和红军一起捻毛线、织

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帮助红军捕鱼、打猎，教红军识别可食的野菜，在朱德的务实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毛羊裤。

总之，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都为少数民族做好事，赢得少数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少数民族人民从误解到理解，最后主动帮助红军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使红军能顺利地通过他们居住的地区，完成战略转移。

三、一些少数民族人士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些少数民族人士在了解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之后，千方百计为红军提供方便，为红军筹粮，提供住宿等。这些都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6年5月，红二军团在贺龙率领下离开中甸，部队于5月下旬翻过德荣、巴安交界的晋山，进抵仁波寺附近时受阻。一位名叫扎西的藏族小伙子被贺龙派去与仁波寺众僧谈判，谈判进行的很顺利。这样，红二军团顺利的通过了仁波寺，筹集到了急需的粮食、药品等物资。对于扎西的帮助，贺龙深表谢意，称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藏族知识分子。扎西还答应亲自担任贺龙的藏语翻译，随红军北上。在长征途中，扎西扶助红二军团征服了藏巴拉山、欧巴阔山和别寄隆山。他还帮助红军说服了好几座寺庙，并向沿途村庄进行宣传解释和动员工作，使跑上山躲起来的群众回了家，一个个村庄升起了袅袅炊烟，溢满了欢声笑语。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回合后，扎西回到了原籍。后来国民党反动军队以“通匪罪”为名杀害了他。

长征期间，涌现了不少象扎西那样的人物。一些少数民族人士出于对红军的热爱，自愿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他们跋山涉水，长途行军，和红军同甘共苦，为红军的胜利前进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红军队伍本身比较强大，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长征前，全国红军已经扩大到30万人，成为除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和杂牌军）以外最强大的一支队伍。长征中，红军战士表现了对党的赤胆忠心，他们把人们寄托的期望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他们奋不顾身、顽强战斗、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使其成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战斗集体。

总而言之，红军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才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可见，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途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避免了大量有生力量的消耗，另一方面也在少数民族地区撒播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那些受苦受难的少数民族青年参加了红军，也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为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提供了保证。

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加落后。国家已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利用西部丰富的资源开发建设西部。国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缩小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想，在不远的将来，这个美好的蓝图必定能够描绘成功。 参考书：《永恒情谊——长征与少数民族》

《长征途中的毛泽东》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三
《红军长征中为何没中过埋伏》

红军长征中为何没中过埋伏

在长征的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是为什么呢？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原来，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红军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这要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早有远见。提前培训电讯人员，掌握破敌密码独特方式。

早在1929 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那时，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而且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百，所以，红军在长征中才能多次避过敌人的口袋阵。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不过，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四
《雪山作证：红军长征为什么要找那么一条难走的路》

雪山作证：红军长征为什么要找那么一条难走的路

2011年05月29日 16:34:47 来源： 新华网【字号 {HYPERLINK \l ""|大】【】【】【】

四川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前的红军广场（5月13日摄）。位于宝兴县境内的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红军攻克宝兴，翻越夹金天险，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故事，在壮丽的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了弘扬红军精神，宝兴县于2005年修建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县城内青衣江畔，占地约5000平方米。整个纪念馆由红军广场、主题雕塑和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连环画护栏三大部分组成。纪念馆建筑面积1350平方米，厅内展出很多珍贵的红军手书和遗存文物；红军广场的主题雕塑高8.5米，表现了红军将士在当地藏族同胞的带领下，翻上夹金山顶的情景。这些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当年翻越夹金山的艰辛与红军将士互助友爱，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领航中国·红色足迹）雪山作证

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９日电（记者朱玉、肖春飞）【解说】历史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律，那就是——所有的发现，都起源于好奇。

近８０年前，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把困惑的蓝眼睛投向了一支正在翻山越岭的部队。

这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发现了红军。

他对这支军队分外感兴趣，他想弄明白，这支部队为什么在中国版图上进行如此漫长的迁徙；什么力量让他们高擎红星，走了一万多公里。

为了探明真相，他甚至到这支队伍驻扎的陕北走了一趟，站在将士们中间，他的高个子和高鼻子都十分抢眼。

斯诺怀着好奇，把自己带着红星的八角帽，戴在刚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头上，并为毛泽东拍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在发表时，编辑在毛泽东的照片旁，为西方读者加了注释：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２５万美元。

从此，在长征中一路播撒理想种子的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世界的视野。 这时，红军的名字，从井冈山的红土中诞生，不过６年。

面对这样的队伍，这位美国记者屡屡发出疑问：是什么样的理想，什么样的目标，使他们置生死于不顾，跟随那面红旗一路前行，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

还有一句话是斯诺没有问出的：红军为什么要找那么一条难走的路呢？

2011年05月29日 16:34:47 来源： 新华网【字号 】【】【】【】

四川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展出的红军使用过的武器（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同期】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党史专家 陈胜华

实际上在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数倍，数十倍于我们的敌人。尽管红军从原来的被动转为主动，但是你真正要战胜敌人的这种围追堵截，付出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某种角度这样去理解，红军有的时候为了避免

和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必须选择一种非常艰难的道路去前进。这就包括过草地，翻雪山，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说没有人烟的地方，共产党真是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人类发展史上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困难。

【解说】红军帽出现在西方报刊上的六十多年后，２００１年，一本名为《人类１０００年》的书出版。

跨越千年之门，人类有百般回顾。哪些事、哪些人是经过漫长岁月，还被世人追寻不已的呢？

由２４名西方学者组成的小组，从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中评选出一百件重要事件。

一百件重要事件，一千年的时间跨度，目的就是要向世人解释，当时的沧海如何变为今日的桑田的。

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入选了三件。

长征，与罗马教会颁布历法、爱因斯坦发表能量守恒定律、ＤＮＡ链的奥秘被解开、“阿波罗”号登月等事件一起，被认定为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评选与几十年前的斯诺不谋而合。这个曾经走近过长征的记者热情澎湃地写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疑问，你都必须承认，长征是伟大的。”

伟大的长征，是这些身体瘦削但灵魂高尚的人们，用脚板和意志丈量出来的。 在毛泽东诗句中，这一缕山脉有个诗化的名字，叫千里岷山。实际上，它北起甘肃岷县，南至四川茂县，南北贯穿达５００多公里，四川境内主要为岷山的中段和南段，是岷山的主体。

就在这群山附近，红军遇到了长征以来最为艰难的道路：雪山和草地。

四川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展出的红军穿过的棕背心（5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这就是那条曾经被红星照耀过的道路。

当时，这里几乎没有路，模糊得几乎认不出的艰难小路，是背盐的人踩下的。 就在那个年代，这支衣衫褴褛、势单力薄的军队，曾从这里走过。

１９３４年的一个夜晚，红军主力挥别故乡父老，渡过江西于都河，走向万水千山。

在攀登雪山前，绝大多数的红军没有见过雪。这里不是江西苏区遍布茂林修竹的山丘，而是云遮雾挡、海拔四五千米的大雪山。

【同期】四川省宝兴县红军文化研究者 姚世康

还有这个气候变化很大，我们现在这个６月，在夹金山５月、６月基本上雪不容易看见了，即使有雪也是在山顶，但那个时候，几十年前，气候确实是非常寒冷的，那个５月、６月山上有雪是常事，而且经常是过山的时候，冰雹、雨雪同时发生。

【解说】红军还面临另外一个困难。在抢渡金沙江时，天气闷热难挨，红军官兵大多是单衣单裤，有的还穿着短裤，后来为了快速向泸定桥奔袭，官兵们把多余的衣物全丢掉了。

【同期】老红军 王道金

特别是穿得很少。那个时候，部队过金沙江天气热，你突然一下要过雪山，外面就这么冷。那个时候要打仗，每人就有一个被单子，夹被子。这个夹被子也是盖的，冷了也可以披在身上当衣服。所以就靠那个夹被子来过雪山。

【解说】后人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到底有多少人在夹金山及以后的大雪山上倒下，今天，已经无法精确统计。来自南方的战士，没有任何应对雪山的心理准备。他们预先想到了路滑、寒冷、疲惫，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死亡。

2011年05月29日 16:34:47 来源： 新华网【字号 】【】【】【】

红军精神 代代传承 四川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前的主题雕塑（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 摄

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不愿意丢下那些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战友，背着这样的大锅和尽可能多的食物，很多炊事员在雪山顶上坐下，就永远不能再站起来了。

现在，红军士兵的遗骸，已经融入大山。但他们艰难跋涉留下的脚印，雕塑一般嵌进中国革命史。任时光飞逝，谁也无法将其抚平。

类似冰爪一样的脚码子，是绑在鞋上的防滑工具，它就是当年红军曾在夹金山风雪中行走的铁证。

在今天，即使有了盘山公路，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翻越夹金山，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姚世康多次翻过夹金山，刚开始骑马，后来坐车，到了山顶，就举步维艰，每走一小步都很难受。

红军翻越夹金山的故事，后来被选入中学课本。

这是一幅为中国人熟悉的永恒画面。连成一线的红军相互搀扶，爬向山顶。 这些面容朴素的红军，这些到达或未到达目的地的人们，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后代用什么样的敬仰目光仰望着他们。

长征的意义，在这样的仰望中，也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慢慢显现出来。

【同期】四川省宝兴县红军文化研究者 姚世康

红军那么多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生死的考验，翻这个夹金山，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极限的挑战。所以我感觉红军翻越夹金山是一个惊天地泣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五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大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击败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连续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

一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二 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 三 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袋干粮》，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红军人参救母》

一渡赤水后，红军来到走马坝，适逢贫农方少周家六十九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由于家境清贫，缺乏营养，加之老病缠身，没有东西吃，家里只有青菜萝卜，老人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一家人束手无策，要医无钱，欲救无药，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正在这时，住在方家的一位红军营长得知方母病重，他主动进屋去看望病人，只见老人快要死了，不由想起他挂包中藏了许久给自己老弱多病的母亲吃的人参给了那位方家的老母亲吃。方家的老母亲服了参汤以后，脸色转也红润，晚上又连服两次，病情大有好转，全家老小喜不自禁，连连感谢红军，这位红军营长也露出笑颜。虽然后来这位营长走了，可方家三辈人始终念念不忘红军营长“赠参救母”的恩情。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六
《红军长征的行列中为何会带上一名外国传教士》

红军长征的行列中为何会带上一名外国传教士

80年前，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史诗——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西行漫记》（英文原著名《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从此成为世界了解红军、了解长征乃至了解中国的最著名的作品。

很少有人知道，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之前，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英国籍瑞士传教士，名叫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境内，他与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扣留，随后与这支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

1936年4月，薄复礼在云南境内被红军释放。他用三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并将文稿送回英国出版。

埃德加·斯诺是采访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后，写成《西行漫记》，他笔下的长征是“完成时”，更完整、系统；而薄复礼则记录了他跟随长征队伍的18个月，是“进行时”，提供了更多可以感知的细节。他用这样的细节，第一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关于长征的一个特殊视角。

正如萧克在《神灵之手》的第一版中文印本《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序中所写：“他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一个侧面。”

还原长征中这十八个月的故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寻找薄复礼开始。

寻找薄复礼

在《西行漫记》的序言里，埃德加·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1984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写作计划来到中国。

索尔兹伯里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写出一部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著作，是他的多年夙愿。此前，他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酝酿和准备。

索尔兹伯里在中国完整地重走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路，沿途考察采访，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许多中国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正如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时任人民解放军科学院院长萧克将军时，索尔兹伯里听到了一个参与了长征的外国人的名字——薄复礼。

萧克告诉索尔兹伯里，他和薄复礼相识是在1934年10月初，薄复礼跟着红军走了18个月。“他帮助过我们”，萧克对索尔兹伯里说。

后来，萧克在给索尔兹伯里的信里还诚挚地写道：“如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薄复礼是谁？为什么能让一个中国的将军这么记忆深刻？带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和一连串的疑问，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美国，开始寻找薄复礼。

很快，索尔兹伯里找到了早已绝版多年的《神灵之手》。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这本书只被当做一个英国传教士中国经历的口述自传，没有什么影响，其中与长征相关的部分更是被长期忽略。 在阅读完这本书后，索尔兹伯里完全明白了萧克要寻找这位英国传教士的原因。他满怀兴奋地跑到英国去寻找薄复礼本人——这个人的传奇经历和富有趣味的故事，可能被他那本远算不上畅销的自传掩盖了。

此后的故事，萧克在《神灵之手》一书中文版序中写道：

索尔兹伯里先生办事很认真，回国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薄复礼的那本书。后来他又跟踪追寻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他们交谈甚久，气氛融洽。索尔兹伯里转达了我的问候。事后，索尔兹伯里寄来了他们交谈时的合影。

有意思的是，《神灵之手》的中文版其实并不是翻译自索尔兹伯里寄来的那本。

在同索尔兹伯里聊起薄复礼之后，萧克本人也动了寻找这位“长征国际友人”的念头。不少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专家、学者得知此事后，也积极帮助查阅有关史料，并提供寻找线索。非常意外，在山东省博物馆朽坏的地板缝里，工作人员严强发现了一本侥幸躲过“文革”的英文版书籍。其书名直译为《抑制之手——为基督在中国被俘》。

书的作者正是薄复礼，那个书名是1936年出版时第一版的名字。

这个书名多少反映出了那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负面看法，但翻阅书中的内容，却能够明显感觉出，作者对红军的看法绝非负面。严强等人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并将其文本送交书中提到的红六军团原领导人王震、萧克等老将军。

1984年秋天，萧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他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老朋友。经过多方努力，我国外交人员终于在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找到了他。

薄复礼当时住在英国曼彻斯特，他给我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回了信，介绍了他本人的近况，还委托他们向萧克“转达热忱的问候”。

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薄复礼已经92岁了。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七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作者：刘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一簇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余泽鸿同志送给她的结婚礼品”；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刘鼎（阚思竣）。

纵队司令变节

“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蒋介石对刘湘的“剿匪”态度非常恼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现在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努力”，但始终以不伤其自身实力为前提，因此，密令宜宾（第六区）专员冷薰南、泸州（第七区）专员裴刚负责招降红军干部，“剿、抚”并举，以“抚”为重。遵照裴刚指令，叙永县县长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秘捕并送泸州关押，并写密信给王逸涛，以逼其“投诚”。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称为王部。”国民党《新蜀报》对王逸涛的叛逃进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区专员秉承蒋（介石）、贺（国光）意旨，设法招抚，两次派员深入王之滇边老山„„推诚招抚，王逸涛因不赞成共匪策略，遂下决心投诚反共„„来泸隐居专署密室，由专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1935年11月7日，刘湘电令宜宾、泸州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除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给委外，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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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涛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担任朱德警卫员是老红军。因此，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他担任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叛变，使中共梅硐区委雪上加霜。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1935年3月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由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的地方党委和政权组织。此前，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此时的梅硐山区已是血雨醒风、乌云密布。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政委徐策在战斗中牺牲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挺身

而出，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率领红军纵队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以使川南战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痛斥。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宾专员冷薰南在致长宁县长李鸣和的电报中称：“查余匪系该县红硐场人，虽不谙军事，然志向坚决，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枪也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12月27日，王逸涛在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也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强分子”。不甘心失败的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红，因为他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红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王逸涛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红）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红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有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第二天又来到黄二嫂家搜查，目的是专门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

新煜、复妹弄在窖坑里，敌人把窖坑打开来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因为窖坑是女红军住过的„„这时两个女红军已换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群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群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山区地处长宁、珙县、兴文三县交界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团团长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刘湘时也称：“查南六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长、兴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发给甲乙两种门牌，以为秘密组织之证据。甲种则供匪藏匿，与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种则代探军情，担任采买。故其飘忽，经过毫无障碍。”因此“部队搜剿，甫经出动，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具体籍贯不祥。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长宁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还兼任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八
《为什么飞夺泸定桥会在长征历史上意义重大》

为什么“飞夺泸定桥”会在长征历史上大书特书？ 1935年1月下旬到3月上旬，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闪转腾挪，为的就是要把蒋中正的追兵甩掉，不过，蒋中正也不是吃干饭的。红军逼近贵阳，转而直插云南，屁股后面始终跟着大批甩不掉的追兵，直到5月初，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才总算暂时松了一口气。安全当时担任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的话来说，就是“尾随之敌”，被甩开了七天的路程。

5月17号，红军进驻泸沽，军委决定由红一团为基础，组成北上先遣队，为主力部队做战略侦查和开辟道路。红一团是全军的先锋，干的是逢山开路、遇水填桥的工作，前部正印先锋官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具体执行该战斗任务的大将是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几天之后，红一团夺取了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为红军大部队渡河打开了通道。按照老话来说，安顺场是不详之地。72年之前，甚至同样也是在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数十万大军来到这个地方，准备渡过大渡河北上，没想到就在这里全军覆没，如今，红军再次会不会也遭遇石达开一样的结局呢？对于历史，蒋中正和毛泽东都不陌生。

聂荣臻回忆说，当时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了，看来蒋中正决定要把历史重演，不过毛泽东就是要改造历史。5月27号，继红一团之后，红一师的二团和三团也都过了大渡河，耿飚从师长李聚奎那里得知，毛泽东和林彪也到了渡口，由于安顺场只能靠渡船运送军队，渡河能力有限，军委决定迅速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泸定桥索桥是前清的康熙朝修的，当时大渡河横亘在汉藏两地之间，给双方的货物运输交换造成了诸多不便，大渡河两岸的货物经常是堆积如山。更重要的是大渡河天堑给军队调动带来巨大的麻烦，一来二去，铁索桥便诞生了。

康熙皇帝御笔亲提了“泸定桥”三个大字，自此泸定桥就成为四川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说这么一段往事，大家就更加清楚，为什么“飞夺泸定桥”这一节，会在红军长征历史上被大书特书，也就更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长征》这首诗之中，特别会提到这次渡河，所谓“大渡桥横铁索寒”，没错，这是一场胜仗，但并非谈笑却敌，云淡风轻。当时的情况是不想办法渡河，只有死路一条。

红军长征是为了什么篇九
《长征名单上为什么最初没有毛泽东？》

长征名单上为什么最初没有毛泽东？

“最初，‘左’倾错误领导人是不打算让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在周恩来的极力争取下，才允许毛泽东参加长征。”记者日前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采访时，听党史专家介绍了史学界已经确认并向社会公开的这一历史认定。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说，在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993年出版的伍修权著《我的历程》和《康克清回忆录》中，已经公开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伍修权当时担任李德的俄文翻译，他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与朱德总司令谈到了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的问题。《康克清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对话：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据党史专家介绍，1934年9月是决定干部长征去留

的关键时候，项英、陈毅等人确因工作需要和患病、负伤的原因，被决定留在苏区。但是，博古等人带有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的机会，尽量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等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

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毛泽东，博古、李德最初也不打算让他和中央机关、红军主力一起转移，并在9月中旬把毛泽东派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在1983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

在1986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中，时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写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他甚至被剥夺了工作

的权利。

凌步机说，长征前夕毛泽东是走是留的决定，不仅事关个人的安危，也关系到党和红军、中国革命的命运。周恩来与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并说服了博古。毛泽东最终踏上了长征路，使党和红军有了兴旺的机遇和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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