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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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篇一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对清王朝的命运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传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乱舞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和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1]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科举制度说成是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可见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下面从三个方面试述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1. 废除科举制度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影响

中国自秦以来，“百代尤行秦法政”，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2000多年，中央集权制度在王朝建立初期的确有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运行高效、维系社会稳定等作用，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其中由于其长期运行所形成的周期惯性以及体制内缺乏外部竞争压力所导致的封闭、腐朽等特性使得许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科举制度的废除正是如此，操之过急而又未找到更为合适的选拔官员人才的替代性制度。

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措施中，兴学堂、奖游学是清末新政取得明显成效的措施之一，清政府原来预期在1901年废除科举，而科举妨碍学堂的推进和开展是导致提前废除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科举考试尽管在晚清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考试内容开始转向时

务，四书五经的地位受到质疑，但四书五经仍然是考生作答、考官阅卷得分的主要参考依据，考生对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法律等实用学科由于考试不怎么考依然没有多大兴趣，在晚清的会试科考中，居然出现过将拿破仑解释为“拿着破烂轮子”这样的笑话，科场士子对世界名人国际局势尚且如此无知，更何况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就已经开办，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大的多，1903年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2]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加顺天乡试的学生果真有7人中举，这还不包括改用他名无法查实及返回本省参加乡试中举者。这说明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巨大地位利益与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新式学堂培养近代技术型人才的目的存在尖锐的冲突，为了改变世人重科举轻学堂的趋向，清廷没有选择通过将学堂所学内容与科举考试逐步挂钩、录取标准从人文型知识分子向技术型、管理型知识分子转变，而是选择了立即废除科举的办法。先是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等五位地方大员会奏《请废科举折》，认为“臣等默观大局，孰察时趋，觉现在威迫情形，更甚昨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十年莆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视，岂能我待。”奏折指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沦音，停罢科举。”废除科举制度在当时“强邻环视，岂能我待”的严峻形势以及新政对技术型人才迫切需要的时刻而作出的不得已选择。

废除科举促进了近代意义上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废除科举后，近代新式教育获得空前发展，全国各地的新学堂数量大增，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开办，现代教育体系开始逐渐建立，传统的“读书做官”教育模式开始解体，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和独立成为现实，通过新式学堂培养出的人才开始进入社会各行各业，它使教育与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个方面人才结合起来，教育向着更加多样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2. 废除科举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科举制度一旦废除，这意味着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运行机制开始戛然而止，读书人一时难以适应，清代科举一度为一百多万人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一旦这种生活方式不复存在，会使这一百万多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他们对清政府由原来的效忠支持开始转向不满和反对，而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摆脱了对清王朝的人身依附，士人阶层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的消亡，意味着清王朝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不复存在。

读书人失去了科举入仕、读书做官的进路之后，必须寻找其他安身立命的退路，他们开始把注意力从古典文章的记忆注释转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开始接受西方涌入的各种思潮，逐渐形成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团体，他们中很多人迅速倒向了革命派或者成为地方士绅、督抚以及立宪派的坚定支持者，还有些读书人为谋求生路加入了新式军队，他们由于接受了革命派的主张，对满清政府的强烈不满使得他们成为武昌起义爆发的主力军。

总之，科举制度起到了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解决读书人生计出路问题的作用，废除科举制度意味着读书人这一群体由自上而下进入上流社会的管道中走出来被迫开始游离在社会中的各个角落，梦想和希望的破灭使他们由清王朝的支持者变成了它最终的掘墓人。

3.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的影响力超过了任何一项制度设计，亨廷顿指出：“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

为模式。”[4]或者说制度是人们共同约定的行事规则，它不是一种弹性的、脆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刚性的、坚固的构架。规则对事不对人，既然已经制定，就得共同遵守，除非对规则进行更改。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科举制度就具有其他制度所不具备的超常稳定性，其中也出现过短暂的中断，比如晚唐八十年间，只有四年停举，除非万不得已，科场年年照开。宋代以后，科举制度已经成为“帝制时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一项政治及社会制度”。经历过元代的先废后开的反复比较，到明清两代，科举制度进入成熟阶段，更为稳固和连续，开科取士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社会大事。即使遭遇战乱和大灾等不可预测的事件，也要易地开科或次年补行。例如1900年发生“庚子之变”，无法正常进行科举考试，但就是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在河南的情况下，1901年12月还下令次年要补行辛丑（1901年）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乡、会试。有人曾感叹道：“在如此仓皇播越之中，而对下年之乡、会试，尚兢兢注意，足见当时视取士之典尚为郑重。”[5]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程度，而科举制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并得以延续的制度基础，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虽然在激烈程度上不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但从长期的影响来看，其冲击力度绝不亚于这两次大规模的运动，我认为废除科举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了影响：

（1） 传统学术格局的打破，儒家独尊地位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以

科举制度废除篇二
《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废除篇三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及反思》

科举在中国影响深远，具有维持封建社会统治、选拔人才、促进教育、繁荣文化、保持社会流动等功能，也有内容僵化、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等弊端。作为封建社会的选官制度，它不适应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缺乏理性地直接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乡村教育停滞、城乡差距扩大、选官制度缺失等问题令人们重新审视科举制的作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西方仿效科举制度而实施的文官制度，可见科举制影响的深远。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时过百年之后，学术界对此事做历史性的反思，依然缺乏最终的结论，颇具争议。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提出“为科举平反”，部分学者如龚友德则反对平反。本文试就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的一些事件予以讨论和反思，敬请批评。

一 科举制的功用及弊端

科举制度发端于隋朝，兴起于唐朝，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科举制具有人才遴选功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和察举制。唐朝以前，选拔官员主要依靠世卿世禄制或察举制，前者的选拔标准是血缘关系，后者则靠德行和才学，但更关键的在于得到权贵的赏识和举荐。大批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官府，形成与门阀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他们打破了士族的政权垄断，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权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吏治腐败。这些官员有学识，是当时的国家精英。这些人才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第二，科举制度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科举制的实施，把官吏选用大权集中于中央，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加强了君主的中央集权；由于科举考试的存在，全国想要做官的人都全力适应皇帝制定的标准，从而能够加强思想的统一，例如，明太祖读《孟子》后，大发脾气，把孟子赶出孔庙，后来虽然同意恢复孟子在孔庙中的神位，但仍命令儒臣检删《孟子》。君主通过删除不利于自身统治的思想、以符合自身利益的内容为答案等手段，选拔符合封建统治的人才，并借此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为封建统治服务，从而做到“天下英雄如吾彀中”。

第三，科举制具有社会教化和文化繁荣功能。教育、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够享受这一权利。科举制度实施后，儒家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这对于仕子们认识、了解、研究儒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许多读书人，即使考试落第，还可以在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来谋生，这不仅给读书人提供了生活的收入，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受功名利禄的吸引，读书人也空前增加，不分城乡，皆多读书之人，正是“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大批的诗人、词人，如“三苏”，也是进士出身，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的教化作用。对其他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科举制度也有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科举制的公平原则，“其公平竞争机制，使有才学者能够脱颖而出”，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时代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事实是很多的。

当然科举制度也是有弊端的，总结起来有以下方面：

第一，科举制度的僵化行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科举制，在其初设时，隋唐时期注重文词诗赋，对文化的促进提高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唐诗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块瑰宝；宋朝时，也有较发达的理学、文学和史学，但明清以后，由于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致使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大多数成为范进式的庸才腐儒，流弊无穷，影响到了社会的各阶层。由于功名的诱惑，大批读书人不能静心学习，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以考试为指挥棒致使太学教育受到科举考试的弊病；宋朝，只重科举取士而忽视学校育才，助长了侥幸奔竞的风气，士子们无心学问，士风学风败坏，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

第二，科举制影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科举制以儒学为考试内容，从而导致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四书”在观念上成为学问的全部，自然科学技术则被视为无足轻重乃至与传统利益相悖逆的东西。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三项出现在科举制度行星的时期，但火药和指南针都难以找到发明者，可见科技发明的不被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成后，因“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而遭冷落；李时珍历试不中后，潜心从事医学研究，但他的《本草纲目》写成后无人问津，甚至在他去世后朝廷仍然不许刊行，“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对自然科学技术不仅不懂，而且不屑一顾，盲目排斥”。

总之，科举制度既有其存在的优势，又有种种弊端。当人类进入到近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的科举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其考试内容始终停留在儒家学说上，因而与近现代的工业文明脱节，既无法教育出先进的科技人才，反而科举出身的官僚们鄙视科学，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承袭千年的古老制度，它自身也体现出了一些最初没有被人们发现的弊端，比如科甲朋党的形成与发展，所谓座主、们省、同年等新的称谓的出现，一个读书人，不以教授他知识的老师为恩门，却以录取他的主考官为恩门，不看重同窗苦读的同学关系，却看重同科及第的同年关系，这显然是重利轻义的表现。唐朝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也体现了科举制度下的党争问题。

二 废除科举制后的社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给清末和民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农村教育的停滞。最初，人们预测，“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不过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中国传统教育投资是比较低的，而新式学堂教育的投资则比较大，办学经费遇到了困难；出于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的教育体制的不信任，家长们也不再热衷于将学生送进学堂，他们甚至担心“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业，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这样，在农村，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

第二，科举制扩大了城乡差距。在科举制度下，士人趋于乡村—城市—乡村间的流动模式，遍布乡村的士人从乡村流入城市，最后又从城市回到他们心理与情感上真正认同的人生归宿——乡村，这种流动模式维持着城乡文化一体同步发展。科举废除后，传统士绅区城市就读，调走了文化资源，乡村文化开始衰落，他们区城市就业，则抽走了乡村的资金，乡村经济开始贫穷。从教学内容看，各类学堂中学的是法政、医学、工业、和外语等专业，学农业的很少。新式学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培养的是适应城市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城市谋生，而在农村无法就业。“科举制虽以一纸诏书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农村建立，这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就业，也带走了乡村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第三，考试与选官的脱离。科举制担负着为政府选拔人才作为官员的任务，科举制度在

中国建立起了一个从政治录用到政治角色养成的行政录用机制，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下沟通、沪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废止后，在选官制度上出现了缺失。民国时期，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南京政府设立考试院，但它已无法像中国古代一样组织全国规模的大型选官考试了。

三 反思

鉴于科举废除后的种种后果，清末民初即有人主张为科举平反：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公开说“复科举便！”；杜亚泉说：“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孙中山则说“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胡适认为“（科举）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

2005年，刘海峰在《书屋》杂志上撰文《为科举制平反》，主张为科举制平反，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遇到了诸多的反对声。如龚友德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上作《质疑“为科举制平反论”》，反对“平反”。本文在此提出几个问题抛砖引玉：

第一，关于科举制废除后的乡村教育停滞问题。乡村识字率的下降被用来论证科举制的废除是历史冤案，在我看来还缺乏足够的理由。科举制垂千年而立，因而其一旦废除，导致农村教育出现缺失，这是可以理解的。以妇女裹脚为例，当人们提出要解掉妇女的裹脚布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了抵制解脚令的情况，甚至个别妇女宁愿自杀也不愿放脚。乡村教育问题也是这样，学堂在农村的兴办面临困难，因而导致农村识字率下降，这个问题不是教学内容所造成的，而是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造成的。

第二，关于科举废除后的城乡差距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的城乡差距小，与其说是差距小，毋宁说是城市发达程度较低：尽管在宋朝以后中国的城市就有较大的发展，毕竟缺乏现代的工业、金融业、商业等现代要素的支撑。近代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是中国的城市在欧风美雨下走向同化，而农村则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封建生产关系下无法良好发展的结果。其解决之道，在于促进农村的发展，而不是归因于科举制。

第三，科举制巩固封建皇权，为专制社会的苟延残喘补充活力。这种理由也不成立，论者据此反对为科举制平反，缺乏理性思维。这一论调建立的前提在于科举制仅仅能够为封建皇权服务，但事实上，英美的文官制度是学习中国的科举选官建立的，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科举制仅仅作为封建专制的附属品。

第四，科举制是否扭曲人性?这是关于科举制是否能真正起到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作用的反思。刘海峰教授等学者认为科举制选拔了大量的人才，而反对者如龚友德教授则认为“科举制确实选拔了一些优秀的官员，但另一方面为此而被它淘汰、扼杀、扭曲的各类人才何止千万倍”，且许多人才也不是科举培养出来的。尤其科举目的是选拔官员，而考试内容是测试记忆理解，因而考试内容与职业是脱离的。教育只能为选官服务，使人才发展畸形化。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提高身阶、实现自身发展的路径，同时，由于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意义过于重大，以至于人性的被扭曲。在高考恢复的最初几年，也出现过因为高考失败而轻生的现象。而今，高考不再是人们成才的唯一途径时，就没有为高考而轻生的现象了。可见，我们可以批判科举制度成为进身唯一途径、成为人们的唯一希望时，大大地扭曲了人

性，但因此而不要科举、直接否定科举，未免过于简单化。同时，我们仅仅将孔乙己视作科举制度下的一个可怜虫，未免看问题太简单化了吧？如果我们要让知识分子从事耕作炼铁等重体力劳动，他们真的比孔乙己更胜任吗？

科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垂垂千年，它是适应自然经济条件的一种教育考试方式，在近代社会，由于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文化危机，在缺乏理性的深刻认识的条件下被匆忙废除，终于出现了诸多不曾预料的消极后果。然而科举制的废除自有它不适应新形势的弊端，现在，我们以加强对科举制的研究和再认识，以便科举制的公平精神得到新时代的发挥，以便考试起到促进学习的功能。

科举制度废除篇四
《浅论清代科举制度的废除》

浅论清代的科举制度的废除

11历史师范班

范天文

201124143113

【摘要】：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在中国前后存在了1300多年，它的存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是近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是科举制度本身危机重重致使废除科举制势在必行。科举制废除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我国教育近代化和价值观的转变,但同时科举制度废除后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清代 科举制度 特点 废除 影响

【正文】：

科举制度由隋朝开创，期间经过唐宋两朝的完备，是隋朝以后的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汉代已有考试取士之法，但系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定制。隋文帝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唐代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又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武则天亲行殿试，并增设武举。其由皇帝特诏举行者称制科。诸科之中，惟进士科为常设，最为重要。宋以后各朝科举制仅有进士科。唐宋进士科主要考试诗赋。到了清代，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 晚清时期，买官鬻爵和科举舞弊现象屡禁不绝(早在明景泰五年就出现了“捐官”制，买官一度被合法化)。当时中国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功名的，不是去当幕僚，就是经商做买卖。当幕僚要托关系，会走后门；经商则自然需要一笔本钱，这两者对于众多的下层民众来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鸦片战争之后，“船坚炮利”的西洋舰队让国人猛醒。

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此时，科举考试已改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科举为利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骛，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廷诏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终于在1905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分离。

清代是我国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以来的最完备时期。清朝的科举制度分院试（或称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进行。院试在府城或省直属卅治所举行。院试之前有两次预备性的考试，一次是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另一次是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者不论年龄都称为“童生”，所以由童生参加的院试又名为童试。院试分岁试和科试两种。岁试合格者称“进学”，具备生员的身份，一般称为秀才、附生或相公。岁试成绩分六等，一、二等方可参加科试。科试成绩也分为六等，也是一、二等才可以参加乡试。在岁、科两试中考在高等的秀才，由国

家供给廪膳，称为禀生。禀生之外增加的叫增生。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称为大比，所以乡试之年又称为大比之年。考期在秋季八月，故称“秋闱”。发榜之时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桂榜”。凡是国子监和地方学校的生员都可参加乡试，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称乙榜，也叫乙科。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同时也有了参加会试的条件。

会试是全国性的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春二月由中央六部之一礼部主持，在京师即都城的贡院举行，因此又称“礼闱”或“春闱”。发榜时正值杏花开放，故称“杏榜”。乡试在子、卯、午、酉年，会试在丑、辰、未、戌年。参加者都是各省的举人，取中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同年四月进行，由皇帝亲自主考。殿试是唐代女皇武则天首创，到宋代成为定制。它是皇帝笼络读书人，加强皇权的办法，是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结成门生故吏之关系，使天下士人都成为天子门生的措施。清代殿试地点在今故宫保和殿。应试者是贡士，考中者统称进士。发榜时用金色榜面，故称金榜。所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就成了读书人的理想目标。进士分三甲放榜：一甲称赐进士及第，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俗称鼎甲；二甲称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殿试之榜称甲榜。一个人在乡试、会试、殿试都考取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

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千年古制，十年改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应考十九年、刚被赐进士出身的康有为，痛斥科举使国人闭塞愚盲。过去闭关自守，愚弄国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开，万国交通，竞逐富强，生死存亡之时，再以科举闭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国灭种，则指日可待。“„„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国事危急，“立国育才，所关至大”，康有为提出了变通科举、兴办新学、徐废科举的主张〔6〕。此时西学出身的严复，也认识到中国不变法则亡国，而不废八股又不能变法。梁启超说得更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科举积陋已久，变科举、倡新学、开民智、求人才，在当时已有共识。庚子之乱后，清廷变法新政，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要求变通科举，其中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袁世凯则疏列十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中的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终于到光绪三十一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待最后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诏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制度曾为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虽然这种流动能力极为有限，但对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使皇权和绅权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中国社会也因此保持秩序的长期稳定。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摧毁了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使社会的上层与下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造成了长期的消极作用。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局面不复存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

【参考书籍】：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高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实录》，孙铁的《影响中国历史100事件》。

科举制度废除篇五
《浅议科举制度废除之得失》

浅议科举制度废除之得失

摘要：１９０５年，在中国废除了有着１３００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这一文官考试选拔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自身的弊端日益显现，并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滞碍，在一些仁人志士的疾呼下，被迅速废除了。但是这一制度的骤废，虽然对中国的教育制度的革新及其它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由于其仓促的废除而无对应的替代制度，导致社会动荡，政局更加腐败、混乱，并最终使得清政府顷刻间土崩瓦解。

关键词：科举制度　废除　得失

样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在形势逼迫和社会舆论压力之下，１９０５年８月（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宣布废除科举：“著即自丙午科（１９０６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至此，在中国实行１３００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向了末路。

三、科举制度废除的得失及教训

一、科举制度的由来及作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起着功不可没的作用，曾被人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开考，始于隋炀帝时期，它是在废除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办法后，吸收了汉代察举制度的某些合理成分，用公开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封建官吏。国家统一设定考试的内容、科目、时间，通过公平竞争，不论门第出身，选取成绩优异者为官，这就是科举制度。唐代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已被视为正途。唐以后，除元代外，历代王朝都继承了科举制，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达到了鼎盛时期。从隋炀帝大业元年（６０５）科举制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废科举行学堂，科举制度在中国走过了长达１３００年的漫长历史，肯定有其自身的优势，也必然有其合理性内核，如报名公开、考试公平、择优取仕、机会均等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起

的作用有如下几点：首先，机会均等、平等竞争。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一种公平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益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的统治。其次，社会上下层的流动，不仅有利于统治阶级不断地补充新鲜的血液，而且对于社会的稳定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最后是有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以及文化统制。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就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考试内容进行学习。

二、科举制度的废除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史上乃至世界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近代，其平等、公开和择优录用政府官员的方式为欧美乃至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效仿。但是，在古代社会，它毕竟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联系，最终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的，并成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文化专制，排斥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种‘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所需要的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久而久之，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规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

到了近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其弊端则更加显现出来。鸦片战争后，西学也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也如飓风般裹挟而来。一些爱国人士在民族危机的加深下，为了救国救民，转而学习西方，并开始了一次次的改革尝试，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这对科举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遇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危机。僵硬，腐朽落后的考试内容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通过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无裨国用，士子们所学的儒家经义不能救国。晚清时期，教育同社会实际需要脱轨，并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科举考试被视为众矢之的，罪魁祸首。到了２０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各项措施的次第推行，在一片非议声中，废除科举提到日程之上。１９０１年，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要求逐渐废除科举。而袁世凯、端方等人则主张迅速地取消科举制。这

科举制度在时代的呼声中倒台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意义。它的废除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和转型，为新式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它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作用是巨大而深刻的。为此，各个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评论这一历史性的举措。《万国公报》对中国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称赞道，“取数十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柢固附属物一旦拔弃之，是真中国历史上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

科举废除后，更多的人进了新式学堂，这使得科举附庸的学校教育获得了极大地解放。各色各样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教学内容上，也增设了与时代发展相适宜的国文、史地、美术、音乐及自然课科学方面的课程。新式学堂的迅速发展，是教育功能多样化，教育对象普及化，并造就了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技精英分子。现在科举考试不再是获得仕途的唯一途径，知识分之逐渐地从封建官僚政治的束缚下

解脱出来，并通过报刊、学术活动等议论国事，影响政治。

科举制度的废除让当时的中国告别了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时代，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新时代。但是科举制度的骤废，的确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难怪乎曾在科举废除之前激烈抨击科举制度的思想家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却开始了新的反思。如严复在一次演讲上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出古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一，造成社会文化层的断裂，社会整合能力弱化，导致清王朝最后覆灭。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中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作均起到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的局面不复存在。士绅阶层被迫向其他社会阶层分途流动。

第二，选官制度紊乱，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政局动荡混乱。科举制度废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并没有建立起公开、刚性和持续化的选官制度，致使选人没有标准，用人无尺度，做官无限制。重新采取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讨官跑官、任人唯亲、植党营私等弊病就变本加厉。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

科举制度其实就是一种考试选才制度。对它的评价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而应该还他一个真实的面目，也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但应该看到其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同时更应该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的内核，即公开、公正、公平。我们当今的各种考试制度正式沿用了科举制度的考试形式，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日臻完善。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第一中学校）

◇　胡广强

2009.No15２３

科举制度废除篇六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清末民初社会的影响》

第26卷第1期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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