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何要长征？

导读：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一《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一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1935年1月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大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击败了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连续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

一 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二 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最后到达陕北不足三万人。但这是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它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 三 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袋干粮》，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红军人参救母》

一渡赤水后，红军来到走马坝，适逢贫农方少周家六十九岁的老母亲卧病在床。由于家境清贫，缺乏营养，加之老病缠身，没有东西吃，家里只有青菜萝卜，老人已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一家人束手无策，要医无钱，欲救无药，只有死路一条了。可正在这时，住在方家的一位红军营长得知方母病重，他主动进屋去看望病人，只见老人快要死了，不由想起他挂包中藏了许久给自己老弱多病的母亲吃的人参给了那位方家的老母亲吃。方家的老母亲服了参汤以后，脸色转也红润，晚上又连服两次，病情大有好转，全家老小喜不自禁，连连感谢红军，这位红军营长也露出笑颜。虽然后来这位营长走了，可方家三辈人始终念念不忘红军营长“赠参救母”的恩情。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二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著名的长征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徐占权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徐占权解释说，一方面，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抗日反蒋运动日益兴起、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

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徐占权认为，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博古、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照搬外国经验，反对人民战争，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黎川战斗中，红军防守兵力薄弱，毛泽东认为应放弃黎川、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不能丧

失苏区的一寸土地，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第二，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正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

第三，反对运动战，主张实行阵地战。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动地调动敌人，而只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敌人出碉堡而实行“短促突击”。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彭德怀曾批评说：“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第四，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而是继续主张同强敌拼消耗。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但由于意见不一致，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第五，仓促举行战略转移，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而后从外部实行反攻、恢复中央苏区。然而，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也没有采纳毛泽东让红军主力牵制敌军至湖南的建议，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三
《也说红军为何长征》

也说红军为何长征

山东省成武二中历史组 盛昌华 27420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为何要长征？如果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还进行长征吗！综合多种看法，我认为红军长征是必然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同中国的国情有关

中国不同于俄国，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中心论的道路，但中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大都聚集在大城市里，因此城市里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如果把城市作为革命的重心，革命力量根本无法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1927年，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并且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阶级是一个受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革命性特别强，是无产阶级坚强的同盟军。这些都是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决定性因素。1927年的三大起义失败后，中共已经认识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要性。中共把军队转入到农村的目的就是为革命积蓄力量。而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大都建立在南方，处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岂能容忍红军在自己的身边坐大！为此，他多次对红军发动“围剿”，就是想把红军斩尽杀绝。所以，南方反动势力比较强大，不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蓄和发展。相对来说，西北地区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比较薄弱，很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积蓄和发展。抗日战争中，抗日根据地力量迅速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在中国能够成功。

二、是当时国内的政局所迫

随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建立，他相继合并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打垮了张作霖的北洋军阀政府，并于1928年通过张学良“东北易帜”，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接着又通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相继打败了国民党的新军阀。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相继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围剿。虽然红军的前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但是苏区地盘缩小得只剩瑞金、兴国等几个县，面积由5万多平方千米减去1万平方千米左右，这就使红军没有回旋的余地。加上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王明的“左”倾错误，导致根据地经济濒临崩溃，使红军缺乏继续坚持斗争的物质条件。由于苏区面积缩小和人口锐减，红军兵员得不到补充，军队只有突围向外发展。

三、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宣言，提出“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当时中共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方，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党领导的南方红军必须实行战略大转移，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抗日前线。

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李德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坚固的阵地。进攻受挫后又实行消极防御，结果红军奋战一年多，没能打退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指挥权，开始游击运动，变逃窜为机动行进，再后来有目的地向陕北进军。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四
《红军长征中为何没中过埋伏》

红军长征中为何没中过埋伏

在长征的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是为什么呢？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原来，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长征期间，红军能在无线电侦察中取得杰出成就，这要归功于中共中央对电讯工作早有远见。提前培训电讯人员，掌握破敌密码独特方式。

早在1929 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那时，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而且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百，所以，红军在长征中才能多次避过敌人的口袋阵。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不过，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五
《红军长征为何不中埋伏？蒋介石至死不明真相》

红军长征为何不中埋伏？蒋介石至死不明真相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

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

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六
《红军长征[课件ppt]》

红军为何要长征？篇七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 作者：刘仕雄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

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一时间，战争乌云密布，“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国民党重兵向宜宾一带集结，妄图将红军纵队一举消灭。恰在这时，已有数月身孕的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红行走困难，不能再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其隐藏在长宁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李桂红1911年出生在江西寻乌一个贫苦家庭，不满4岁时父亲就死了，母亲把她卖给一个吹喇叭的家庭当童养媳。红军打下寻乌县城时，她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就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21岁时就成为会昌县麻州区委书记、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被中央政府授予“扩红模范”称号，“在会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在川南艰苦的斗争中，李桂红与红军纵队政委余泽鸿结为夫妻。“一簇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余泽鸿同志送给她的结婚礼品”；阚思颖是南溪县一个富裕家庭的小姐，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任上海中央特科交通员，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任党的交通总站秘书，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刘鼎（阚思竣）。

纵队司令变节

“刘湘曾经向部下表示过他对红军入川的原则：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生存，就虚与周旋，绝不对消；„„”蒋介石对刘湘的“剿匪”态度非常恼怒，“发来急电斥责刘湘，声言若再后退拿总指挥官是问。”现在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刘湘则表现得非常“努力”，但始终以不伤其自身实力为前提，因此，密令宜宾（第六区）专员冷薰南、泸州（第七区）专员裴刚负责招降红军干部，“剿、抚”并举，以“抚”为重。遵照裴刚指令，叙永县县长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妻子秘捕并送泸州关押，并写密信给王逸涛，以逼其“投诚”。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1935年9月13日电示各部：“现川滇黔边区赤区，由前伪政治部主任之余匪泽鸿指挥，战斗能力已失，加之王之努力反共，川南剿匪军事自必急转直下，肃清当在指顾间矣„„”同时，蒋介石命令“将王逸涛通缉案撤销，各军政机关、各部队，以后文告电令及报载关于川南残匪，应一律改称余泽鸿匪部，勿再称为王部。”国民党《新蜀报》对王逸涛的叛逃进行了大肆渲染：“目前第七区专员秉承蒋（介石）、贺（国光）意旨，设法招抚，两次派员深入王之滇边老山„„推诚招抚，王逸涛因不赞成共匪策略，遂下决心投诚反共„„来泸隐居专署密室，由专署代呈委座，准予反共自新„„”蒋介石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1935年11月7日，刘湘电令宜宾、泸州专员：“顷奉委座号蓉行参战电开，拟康处长泽全节放王逸涛，请予以川南招抚特派员名义，发派赴第七区潘司令官处，专报招抚事宜等除准照办，经费由行营发给并给委外，并暂由陈师长万仞指挥。”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返回本版推荐给好友发新贴回 复

王逸涛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岗山根据地时担任朱德警卫员是老红军。因此，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他担任了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的叛变，使中共梅硐区委雪上加霜。

宜宾专暑密电

中共梅硐区委是1935年3月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由中共川南特委组建的地方党委和政权组织。此前，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此时的梅硐山区已是血雨醒风、乌云密布。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政委徐策在战斗中牺牲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政治部主任余泽鸿挺身

而出，担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率领红军纵队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以使川南战事平息，好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痛斥。

余泽鸿是长宁县梅硐乡人，在1929年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余泽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煅炼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多次面临生死考验而英勇不屈。1935年8月6日，宜宾专员冷薰南在致长宁县长李鸣和的电报中称：“查余匪系该县红硐场人，虽不谙军事，然志向坚决，曾一再宣言：‘有三支枪也要革命’，确系共党中坚分子„„”12月27日，王逸涛在接受《江安通讯》记者采访时也称：“在泸州川南师范时，（泽鸿）即与我私交极好，我脱离匪部后，曾多方派人赴泽鸿处劝其来归，同做反共工作，不料泽鸿执迷不误”、“在泽鸿本人，本事极好，若得反共，不啻为国家民族增一坚强分子”。不甘心失败的王逸涛加紧搜捕女红军李桂红，因为他知道李桂红是余泽鸿的妻子，只有抓住了李桂红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王逸涛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红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红是江西口音，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红）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红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红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有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不甘心扑空的敌人第二天又来到黄二嫂家搜查，目的是专门搜查窖坑。“我（余世敏）和余

新煜、复妹弄在窖坑里，敌人把窖坑打开来看，是我们三个人住在里面，因为窖坑是女红军住过的„„这时两个女红军已换掉在松林里去了。”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群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群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山区地处长宁、珙县、兴文三县交界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团团长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刘湘时也称：“查南六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长、兴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发给甲乙两种门牌，以为秘密组织之证据。甲种则供匪藏匿，与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种则代探军情，担任采买。故其飘忽，经过毫无障碍。”因此“部队搜剿，甫经出动，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具体籍贯不祥。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长宁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还兼任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

红军为何要长征？相关热词搜索：红军长征 粟裕 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