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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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一
《E人E本调研称国内中高端商政人群需求强烈》

E人E本调研称国内中高端商政人群需求强烈

2011-03-29 12:32:14 新华报业网 【大】【中】【小】 评论：[0] 条

“E人E本尊重目标用户的使用习惯，主打以原笔迹手写为核心的操控、输入模式和基于原笔迹手写技术的各种办公应用。”方礼勇说。早在2005年时，E人E 本团队就做了大量用户调研，发现中国的中高端商政人群有强烈的移动办公需求，同时，超过80%以上的华人用户对流畅的中文手写情有独钟，特别是高端政商人士，其在移动办公环境中非常需要基于笔控输入的应用软件。

在两会现场，很多委员在使用着平板电脑进行工作。记者看到，在开会间隙，一些委员正利用iPad在查阅相关资料，而在多个小组讨论会上，有很多委员正在使用国产品牌E人E本平板电脑快速记录着相关会议内容、随手写下听会感想等。

在今年两会上，自去年起一跃成为IT届新宠的平板电脑“热”遍了全场。在“十二五”电子信息产业规划主题讨论中，每每谈及物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终端产业时，平板电脑被委员们屡屡提及，同时，记者注意到，委员们甚至在会议中使用起了E人E本能原笔迹手写记录会议内容的平板电脑。

事实上，包括平板电脑在内，在移动终端领域，国产品牌正抢先发力，抢滩移动互联网。

“E人E本尊重目标用户的使用习惯，主打以原笔迹手写为核心的操控、输入模式和基于原笔迹手写技术的各种办公应用。”方礼勇说。早在2005年时，E人E本团队就做了大量用户调研，发现中国的中高端商政人群有强烈的移动办公需求，同时，超过80%以上的华人用户对流畅的中文手写情有独钟，特别是高端政商人士，其在移动办公环境中非常需要基于笔控输入的应用软件。

少林方丈在两会上使用E人E本上网；女记者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拿iPad提问，多名记者拿E人E本记录发布会内容；两会现场，众多与会委员们在会议中使用能原笔迹手写的E人E本T3，快速记录着会议内容、处理工作邮件等……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E人E本平板电脑以明星姿态处处“亮相”、出尽风头外，在围绕“十二五”电子信息产业规划主题讨论中，每每谈及移动智能终端产业时，委员们也不时拿眼下大热的E人E本平板电脑来举例，有委员甚至建议，2011年应将E人E本平板电脑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并给予E人E本一定力度的扶持。

事实上，不同于过往在众多IT领域的“跟随”表现，E人E本围绕移动互联网，包括平板电脑在内，智能手机、通信运营等中国IT企业正抢先发力，布局国内移动互联网终端市场，以期赢得先机。

“E人E本尊重目标用户的使用习惯，主打以原笔迹手写为核心的操控、输入模式和基于原笔迹手写技术的各种办公应用。”方礼勇说。早在2005年时，E人E本团队就做了大量用户调研，发现中国的中高端商政人群有强烈的移动办公需求，同时，超过80%以上的华人用户对流畅的中文手写情有独钟，特别是高端政商人士，其在移动办公环境中非常需要基于笔控输入的应用软件。

业内专家指出，未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时代的全面到来，平板电脑E人E本必须在各方面与之相适配，而国产平板E人E

本在新技术、服务内容提供、应用的丰富等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

渠道评说e人e本差异化产品策略

□ 雨 田

在中关村，从上百平方米的展厅到几平方米的小柜台，无一例外被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填满。然而，海龙大厦2层却有这么一家品牌专卖店，在一米长的展柜里仅陈列着一款产品，相邻的展柜里同样还是只有一款产品。这家专卖店的装修以绿色为主色系，背光灯打出e人e本的品牌LOGO，展柜里摆放的是e人e本当下主打的T2产品，产品从外表看有点像电子书，实际却是一部国产平板电脑。

e人e本从去年年中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随之掀起了一股国产平板的电脑热浪。e人e本产品定位是政商人士，原墨迹手写功能声称更符合中国人的手写习惯。但和所有IT品牌做产品的思路不同，2010年全年壹人壹本公司总共就推出了两款产品，T1和T2。

在中关村电子卖场里，壹人壹本厂商的授权专卖店仅在海龙河鼎好各有一家，而且都是从去年下半年才正式投入销售。确切地说，在2010年下半年e人e本才逐渐活跃在市场上，与此同时，产品的公关宣传也同步展开。在iPad的强大压力之下，壹人壹本的产品和市场策略能起到什么效果呢？

体验式销售模式有待深入推广

“e人e本在经营模式上采取体验店形式，不但向客户销售产品，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北京壹人壹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方礼勇说，“我们在店面选址上比较倾向于一些高档商场，并且控制店面数量和形象，保证服务水平。”

壹人壹本公司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来自好记星，在产品铺货上，他们有很多成熟的渠道可以利用，这也是e人e本推广如此顺利，能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将店面覆盖到全国众多百强县的一个原因。e人e本毕竟不是好记星，两款产品的用户定位就完全不一样，这也决定了其无法完全复制好记星的渠道销售策略。

e人e本放弃了很多3C卖场甚至传统电子卖场，更多选择进驻一些大型商场，并且打算开设像苹果那样的体验店，现在已经有几家店面建成开业。然而在中关村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e人e本选择的还是普普通通的柜台销售，因为受到环境限制，店面自然没有体验店那么宽敞，以至于很多中关村渠道都不知道e人e本是什么，有些听说过的也一知半解。

方礼勇说：“海龙是我们在北京销售业绩最好的专柜，平均每月能达到600台出货量，我们不打算在中关村附近新增专卖店，这样做只会瓜分掉每家代理商现有的利润，进而影响店面的销售和服务质量。”

应该说，e人e本在寻求一种渠道销售模式的创新。不但控制店面数量，还对代理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价格设限制。以T2产品来说，目前全国的统一零售价是3980元，中关村最低渠道出货价格在3800元左右。如今电子产品利润空间已经很狭小，e人e本采取的限价政策应该说很好地保护了代理商的既得利益。

然而，体验式销售模式真正实施起来难度颇大。比如，某品牌笔记本代理商就发表了不同意见。体验店首先对店面面积有一定要求，得足够容得下那么多体验者；其次对销售人员素质要求高，比如正规苹果店体验店的每个销售人员都是一位技术专家顾问，而现在的IT销售从业人员很多连基本的电脑软件都不会使用；再次，体验式销售模式要在中关村电子卖场站稳脚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里的大环境就是你买我卖，经销商不负责售后。

现在e人e本中关村专柜主要开展的还是销售工作，有客人来了销售人员会拿出一台样机向其展示，跟苹果体验店提供的一对一服务还相差甚远。这点方礼勇也承认，并且表示像苹果那样的多功能体验店是e人e本的目标。

如果e人e本真能在中关村把体验坚持到底，是符合未来卖场发展的体验和展示定位的。将一定程度上起到改善整个中关村的大气候的作用。

差异化产品策略须依托产品创新和用户体验

e人e本刚问世的时候，公司团队对产品名称一直很困惑，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产品的归类都是“纸电脑”。在以苹果iPad为首的平板电脑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后，e人e本才将自己纳入了平板电脑的阵营。实际上，方礼勇认为，e人e本作为一款移动终端，并不能简单定义为平板电脑。暂且不讨论e人e本是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平板电脑，还是从产品本身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特色。

原墨迹手写技术是e人e本的特色，然而该技术的实现平台借助了日本Wacom公司的数位板，e人e本的外观设计则来自一位韩国的设计师，产品早期的人机交互界面由美国青蛙设计公司完成„„这些技术和工艺的加入，构成了e人e本产品，而这里面唯独少了中国人自己提供的技术、设计和创意。

e人e本所做的更多的是将现有的技术和资源进行整合。原墨迹手写技术不只是e人e本能做到，汉王旗下的平板电脑也能实现该功能，另外汉王平板电脑使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只要会用电脑的用户，就能很快上手平板电脑。对于e人e本来说，差异化的产品策略也要建立在不断创新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体验之上。

中关村一家电脑代理商说：“随着做代理的时间越长，代理的品牌也越多，我们对产品本身开始麻木，有时候甚至分不清楚这些品牌的产品有什么区别。e人e本在2010年销售业绩不错，一是产品定价在4000元以内，虽然不便宜但也不算太贵，对一些商务人士来说能接受。然而，2011年估计会有更多厂商加入平板电脑的生产，他们中有很多是国外知名大企业，这些厂商手里有很多可以生产研发平板电脑的技术资源和销售市场，而且他们的市场渠道更加老练，到时候像e人e本这样的平板电脑能不能扛住竞争还是未知数。”

其实中关村不少渠道对e人e本产品都有所耳闻，但也普遍反映，产品本身没有太大特色，第一眼看像电子书。对天天跟产品打交道的渠道来说，他们也希望能挖掘一些新鲜东西，争取更多的钱，而e人e本显然无法激起渠道更大的热情。

方礼勇说：“我们现在只想专注于一款产品，做好一款产品，比如有人建议我们加入触控技术，还有人建议我们多出几款不同外壳的产品，但都被我们拒绝。”的确，e人e本团队花费了6年左右时间，生产出了一款国产平板电脑，并且赶上了好时机，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但从长远来看，e人e本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研究，尤其他所面对的对手是iPad。对于一个品牌来说，差异化的策略更需要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支撑。

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二
《非公经济人士对健康政商关系的影响及其治理_韩阳》

2015年第5期

2015 NO.5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

Sum NO.82

总第82期

非公经济人士对健康政商关系的影响及其治理

韩 阳1，宋雅晴2

（1.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2.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昆明 650500）

摘要：在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中，非公经济人士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构建健康政商关系必须正视非公经济人士所出现的问题及所面临的矛盾。非公经济人士对政商关系畸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拉拢腐蚀官员，违规进入人大、政协，干预基层民主，争夺政策红利。政商关系背后存在一个复杂的博弈复合结构。导致政商关系畸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力过于集中，资本的逐利本性，政商领域的交叠，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构建健康政商关系，不仅要做好对非公经济人士的鼓励支持和教育引导工作，更要依靠法治的力量来厘清和解决突出问题。

关键词：政商关系；健康政商关系；非公经济人士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5-0042-06

在中国，政商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既复杂又敏感的话题。在古代社会，由于政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统摄作用，经济作为政治的附庸存在，政商关系虽然纠结但是不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政商关系越来越不可或缺，对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1]在中国，政商关系在不同时代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官与商之间的博弈从未缺席。在当代中国的政商关系中，非公经济人士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截至2015年4月底，我国私营企业有1653.8万户，个体工商户有5139.8万户，非公经济贡献了我国GDP的60%、国家税收的70%、企业总数的80%、新增就业的90%[2]。非公经济人士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经济人士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某些弱点和不足。”[3]构建健康政商关系必须正视非公经济人士所出现的问题及所面临的矛盾。

一、非公经济人士对政商关系畸变的影响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非公经济人士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非公经济人士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个别非公经济人士钻制度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尤其是进行非法的政治参与，破坏了政

DOI:10.13946/j.cnki.jcqis.2015.05.007收稿日期：2015-07-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AZZ001）

作者简介：韩阳（1988-），男，河南开封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宋雅晴（1990-），女，天津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治生态，损害了公共利益。这些问题给政商关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急需解决。

（一）拉拢腐蚀官员

通过发挥政府作用来发展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由于政府长期在资源分配中占据强势地位，在正常的商业秩序之外，有的商人凭借与政府及其官员建立的特殊关系来保持竞争优势。为了争取“政策性红利”、突破权力“关卡”，以及为不法经营寻求庇护，有的商人选择对官员进行利益输送。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商人就“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4]。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制度规范的日益健全，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有的商人拉拢腐蚀官员的手段更加隐秘和专业。党的十八大以来处理的落马官员的背后，总能找出相应的商人朋友圈，以至于“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牵出一大批官员”[5]。有的商人拉拢腐蚀官员的手段五花八门。交易型的政商关系从根本上危害着企业的健康成长。其结果是过强的外部激励会弱化企业内部治理动力与品牌建构能力。“交易型政商关系的实质是公权商品化，即以利益输送的方式贿买公共权力，以侵犯公共秩序或公共利益为前提和代价的。”[6]

（二）违规进入人大、政协

经济利益的不断发展，必将逐渐凝聚为政治诉求。作为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阶层，非公经济人士绝不会满足长期处于“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地位。近年来，非公经济人士参与政治生活的比例不断提高。据统计，在2010—2012年期间，私营企业出资人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高达42.3%，主要集中在县级和地市级[7]。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进入人大、政协，是为了致富思源，通过参政议政回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履行社会责任。但一些负面案例表明，个别非公经济人士加入人大、政协的目的不单纯：提高社会地位，满

足虚荣心理；维护既得利益，寻求政治庇护；结识官场盟友，扩张关系网络等。在这些非正确目标的指引下，个别“商人代表”“商人委员”已经偏离公共利益。在湖南衡阳的贿选案中，“56名省人大代表中有32人是民营企业家，占了一半以上”[8]。不合格的代表、委员不仅难以正常履职、发挥作用，而且会给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恶劣影响。在2004至2014年间发生的23起较大型、官方媒体通报的商人涉黑案件中，有10人曾出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个别动机不良的商人侵入人大、政协，不仅严重损害了人大和政协的形象，而且挑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冲击了法律和权威的底线。少数不法商人之所以能够成功进入人大、政协，与个别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把关不严有关。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增加税收，会放宽条件甚至没有底线地向商人“赠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额，致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三）干预基层民主

近年来，基层民主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中国民主发展的一道亮丽景观。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农村，村民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优质民主。非公经济人士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统计，早在2005年浙江省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先富能人当选村主任的比例高达60%至70%[9]。然而，由于竞争的加剧及相关制度的缺失，村官“贿选”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一些经济资源丰富的村庄，选票的价格表现为“随行就市”。这些地区农村的“富人”甚至不惜耗费巨资购买选票。虽然有的通过贿选上台的企业主的确有能力推动村庄经济与社会发展，但是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社会收益是不可取的。事实表明，选票的可收买性使黑恶势力有了染指农村政权组织的可乘之机，以暴力、恐吓等方式非法操控农村基层选举的情况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富人出身的村干部利用权力，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变卖土地等集体财产，造成了新的分配不公与社会矛盾。有的学者认为，基层民主存在着先富

竞逐的“魔”“道”之争[10]。

（四）争夺政策红利

非公经济人士不是铁板一块，有着鲜明的层次划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的量的差别，决定着不同层次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影响力的强弱。非公经济人士政治影响力由强到弱的排列顺序是：少数经济规模大或参与政府活动较为频繁的私营企业主＞中小私营企业主＞一般个体工商户。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非公经济企业通过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往往能够获得可观的政策红利。虽然非公经济体的规模大小不一，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争夺政策红利的冲动。不同体量的非公经济体争夺政策红利的态度和手段是有所区别的。大体上说，规模较大的非公经济企业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争夺政策红利，以谋求企业的发展；规模较小的非公经济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倾向于消极地寻求政策红利，以避免利益受损。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公经济企业而言，政策红利不仅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收入，而且是建立与政府稳定联系以获得“政治保险”的条件。然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一定是正向的。比如：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制定本行业的产品标准，使法定标准向自身倾斜，客观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并有导致垄断的可能。规模较小的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基本上没有上述争取政策红利的条件。虽然他们争取政策红利的目的主要是避免利益受损，但是有时候会迫使政府出台不合理的决策。例如：“在全国多个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司机对专车的自发性抗议大多导致了后者被政府判为非法”[11]。

二、政商关系畸变的原因

导致政商关系畸变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和法治建设存在缺陷，历史、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负面内容，官员与商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对权力的监督缺位或无力无效等。少数非公经济人士能够打破政商关系的平衡，撬动利益博弈的框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商人或官

员个人的不良品性和贪欲。其背后存在一个复杂的博弈结构，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

在当前政商关系的博弈过程当中，个别商人比较活跃，尽可能地影响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人事安排和资源分配。不少私营企业主虽竭力争取在政治上有所收获，但实际上对这种把政治作为企业经营必要内容的现实颇感无奈。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企业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终归是有限的，政府官员的意志和行为才是塑造政商关系的核心要素。“在政商关系这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掌握了大量权力，资源分配权力和审批权，所以长期以来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企业家就跟着官员屁股后面转。”[12]在政府权力面前，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组织的非公经济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对一些非法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恰恰反映了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与低效。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中，缺乏必要监督和制约的公共权力会有种种异化的表现。它们有：“官倒”形态、“国有资产私有化”形态、“公用事业与公共资源贱卖化”形态、“项目运作腐败化”形态”[13]。在这些异化形态中，制度漏洞从根源上引发了相关非公经济人士的野蛮竞争。非公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现行的治理环境，私营企业主不得不开展某种程度的“政治自救”。

（二）资本的逐利本性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追求利益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动因，利益原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准则。“追求经济利益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参与政治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动因。”[15]在私营企业发展的初期，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接近政治、靠近政府来反映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以获得政府的关注、支持和帮助，为他们在经济上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具有重大分配性质的公共政策领域和宏观调控领域，他们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来影响政府决策，希望为企

业的发展谋求更好的法治或制度环境。但是，由于经济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制度建设跟不上步伐，资本的逐利本性得到刺激，异化手段层出不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政商关系的畸变与异化不是当代中国所独有的现象。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其政商关系的腐败程度都比较严重。香港在廉政公署创立之前，经济飞跃与腐败横行几乎同时发生。政商关系的畸变与现代化转型进程存在一定关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意味着新阶层的出现和新利益诉求的表达”[16]。如果现有的规则不足以容纳这些利益诉求，那么不断增长的利益诉求将会颠覆、排空、置换现有的规则秩序，混乱无序和野蛮竞争将会成为常态。这是政商关系畸变的深层次原因。在政商关系博弈的过程中，如果双方不断地毁弃规则、突破底线，那么这些负面影响最终会反噬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商领域的交叠

在前现代社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摄地位。“一切事务都被打上了政治的印记，没有独立于政治的领域，不容忍与政治秩序不协调的秩序，政治权威具有支配一切、规范一切的功能。”[17]在前现代社会中，很多经济问题往往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不仅配置资源，甚至能够直接创造财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最为基本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从领域合一状态向领域分离状态的转变”[18]。这种转变的结果是，不同领域的基本特征和轴心是不同的。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是公平，具体表现为“权”；在经济领域，人们追求的是效率，常常落实为“钱”。任何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都希望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至少是通过参与政治谋求企业更大的发展。“因为人们在这两领域的复合需要，使得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纠结在一起，这正是政商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原因所在。”[1]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的国家和地区，“拥有政治关系并处于能够操控局面的状态成为了一个比个人

创业更安全、更可靠的致富道路”[19]。这就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利用政治手段去实现经济目的。由于经济手段见效慢，政府更倾向于用立竿见影的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这就使得政商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四）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领域不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么数千年政治文化所孕育出的特殊逻辑是中国政商关系的独特遭遇。在整个中国古代，“人们从政治的角度理解经济事物，从政治需要出发解决经济问题”[17]85。以至于在传统封建社会，商人长期地位低下。在2000多年的政商关系传统中，中国商人一直没有走上前台，也没有政治地位。在“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经济人士尤其是非公经济人士很难获得同政府官员一样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甚至“最小的官都比最大的企业家神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有的商人用尽一切办法和政府扯上关系的原因。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实现物质和生存需求满足之后，会自然萌生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深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商业精英，倾向于通过政治参与来追求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影响力，满足自身荣誉、名声、社会地位等较高层次需求，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承认和尊敬。

三、构建健康政商关系的对策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构建健康政商关系，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进一步做好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一）继续做好对非公经济人士的鼓励支持当前个别非公经济人士热衷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这既反映出资本逐利本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有政策对非公经济发展助力不足。在有的地方和领域，政府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迫使民企经营者不得不“以利益输送的方式贿买公共权力”[6]。破解

当前政商关系畸变问题的关键措施，是要用各种手段加大对非公经济人士的鼓励和支持。首先，要关注非公经济人士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引导。其次，要把对非公经济企业的公平待遇从“口头”放到“地头”，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再次，进一步做好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除了有针对性地解决非公经济人士所面临的具体困难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发挥法治作用，进一步界定产权、统一市场，促进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以法治方式厘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和界限，保障非公经济人士享有基本权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也是最为根本的鼓励和支持。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政商之间的人情关系才能逐步转化为法治关系；政商之间才不会是勾肩搭背，也不会是“背靠背”；政商之间才能建立新型交往模式，实现良性互动。

（二）以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政府行为厘清政商领域的界限，既不能只靠政府官员和非公经济人士的道德自律，也不能仅靠运动式治理，而是需要建构一套常态化的机制。在现代政商关系中，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责是为企业提供规则、服务、平台和环境。政府应该列出权力清单，详细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及如何去干。“权力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清单以外就是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进入的范围。”[20]清单的“可视化”压缩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权力异化空间，使公众和企业监督行政权力成为可能。权力清单的另一面是责任清单。在对政府权力进行“可视化”界定的同时，政府应履行哪些责任也就清楚了。近年来，随着反腐高压的不断升级，一些官员和企业的接触不断减少。“不接电话、不批文件成为一些官员应对商人的常态。恨不得和企业一点关系都没有。”[12]从深层次看，一些官员的“软拒绝”行为是庸政懒政怠政现象抬头甚至蔓延的表现。责任清单能够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在经济管理中

的具体责任。这些责任以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布，非公经济人士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以此问责相关部门及其官员，维护企业的正当利益。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原则，实际上是把政府权力的运行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来。

（三）以负面清单明确企业行事边界

法治意味着所有社会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共同接受法律的约束。在政府行为受到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约的同时，企业的行事边界也需要得到进一步厘清。企业的第一要务是获取经济利益。列出负面清单可以规范企业或商人的盈利行为，可以厘清哪些是法律不允许做的。除此之外都是法律允许的，企业或商人都可以放手去做。负面清单的正面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负面清单给企业或商人的行事范围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警戒线。如果企业的行为踩过了这条线，那么就是违法，就必须接受相关法律的制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负面清单能够让非公经济企业与人士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产生相对明确的预期，在法治的框架内不断调整和规范自身的行为。其次，负面清单不是试图把企业行为限制在某一领域。实际上，负面清单最大的效果是帮助企业提高效率。对于企业来说，时间就是效率，更短的时间意味着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使企业更好地创造效益。对政府而言，负面清单意味着削减了政府行政许可的权限，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寻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面清单的价值在于让企业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这种法治上的努力，给出官商交往的制度遵循，正是为了塑造透明、公平、公正的良性官商关系。”[21]

（四）强化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教育引导习近平强调：“加强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教育引导，什么时候都不可放松。”要对非公经济人士进行全方面、多维度的教育引导。教育引导内容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时事政策，道德、法律和社会责任教育等。要重

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三
《全球视野下的新商业伦理》

全球视野下的新商业伦理

《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 牛文文

一、“商业五伦”：企业家的社会定位问题

很高兴今天来到南开，跟大家探讨一个困扰我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天津是中国近代史上文化和商业的发源地之一，实在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我们讲一个什么问题?“全球化下的中国商业伦理”。实际上是讲企业家阶层的定位感，讲企业家的伦理感。企业家或者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成熟的商业社会没有什么疑问，已经不是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或者说始终没说清楚。企业家这个阶层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定位模糊，说不清自己是谁。伦理问题最基本的是首先要知道“你是谁”，哲学首先讲本体论，再讲世界观、方法论。本体论是最重要的。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在哪里，别的人在哪里，然后才能知道你要到哪里去，用什么方式去。所以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伦理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定位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

企业家在任何社会下，都有自己的利益相关者，我把它归纳为“企业家的五伦”。实际上就是一个伦理关系，你要根据这五者之间的关系来定义自己。我们以一个企业的诞生来看这些关系关系：首先有个人有了一个商业上的主意想要去实现它，这个人可能就是个企业家；你要想实现这个主意，可是很可能没有钱，你就要去找钱，找投资者。有了钱，有了主意，你就要去找更多人帮助你实现，于是就有了员工；然后人、钱和思想的结合，就生产了产品或服务，就有自己的消费者、客户以及供应者、竞争者；最后你不管从事任何商业，哪怕是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你一定也是在地球的某一个地区开始的，你就会有一个商业的社区和政府。企业家、投资者、员工、客户以及政府，这就是“商业的五伦”。在这五种关系中，企业家在哪里?你如何处理与其他四者的关系?这就是最致命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做企业，做商业，最根本的问题从几千年前，到100年前，到30年前，到现在，一直没有讲清楚。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直不能说清楚的问题。现在要说清楚也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可以把围绕这个问题的基本困惑给大家展开讲一下。

二、从古代到近代一直困绕中国社会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兄弟》，是余华写的?你看《兄弟》上半部的时候，可能没什么感觉，那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时代。看《兄弟》下部的时候非常地难受，反正我是非常难受。余华在书的后面有一句话，他说这本书写的年代是一个“伦理颠倒，众生浮躁的时代”，写的是改革开放这20多年，企业家从出现到毁灭的这个过程。他完整地写了这个过程，用小说家的方式写。用“伦理颠倒”来形容这个商业时代，我不同意他的这种观点，后来我听说一些企业家也不同意。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伦理颠倒”，那时人们

被迫脱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上下级之间所有的关系都乱了。但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是一个“伦理颠倒”的时代，这表明中国的新商业时代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时代。伦理就是一个秩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不清楚，企业家在一个新兴阶层社会里到底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到底自己跟其他的阶层是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的传统就是“士农工商”，“商”是末流。几千年来大家争论来争论去，“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社会需要它做一些东西，但是商人是受鄙视的。著名的《盐铁论》，就是在争论“商”的作用、地位。几千年前，商业在中国尽管已经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乃至近代意义上的商业社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资本家或者是商人，(所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种意义的资本家或者商人作为社会主流，所以古代中国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李嘉诚先生2003年的时候在汕头做过一个演讲，我有幸去现场听了一下。他讲了一个“奉献的艺术”，核心的意思是说，你在中国做企业，不在于怎么赚钱，不在于你怎么成功，最重要的是你商业成功之后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做商业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商业成功之后该怎么办。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企业家的老祖宗范蠡，三次散尽家财，改姓埋名，最后还是带着西施泛舟出海。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社会在骨子里是不容纳商业人士的。你如何跟社会和谐相处，这是一个绝大的命题。关键是说商业成功之后，你要怎样适应中国社会。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开国元老富兰克林，他是商业成功之后，积极“入世”，用商业的原则改造社会。所以美国的社会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塑造起来的。你必须成功，做给上帝看，这个就是他们的商业伦理。

近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起过波澜，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回到100年前》，中国历史老是断层，100年前中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全都忘记了。翻开这100年的中国社会史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世上无新事。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的进步、30年的商业创造很多都是1878年到1908年这30年经历过的，我说的是两个30年的中国企业家史。100年前的那个30年正好是中国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转型的30年，第一次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家和商人，第一次有洋人。官、商、农、洋这四种角色，就是在100年前出现的。100年前刚刚出现企业家的时候，天津是发源地之一，天津和上海是两足鼎立。

那个时候中国企业家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一个著名的商人说，“振兴中国首在商民”，“他日中国之能信服外人，维持全局者，必在商民”，相当自信。100年前是一个乱世，中国人民的信心跌到了低点。商人自己认为自己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核心角色。1900年有一本《湖北学生界》杂志里说，“我国之贱商数千年矣，不保商而扰商，不利商而剥商不止。无怪乎商权常落入外人之手，需用供给不适其度，国势日益萎靡不振也。”他们把几千年来落后的原因归结到商人的头上。当时两个著名的商业资本家的一本书(《经商要言》，说得也很乐观，“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那个时代是中国人真正崛起的时代，商人也觉得自己的时代来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乐观吗?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2006年是他诞辰100周年，在南通有一个庞大的纪念会。他清末中了状元后不做官，而是回家乡南通去做实业，所以人家叫他状元实业家。他经商很成功，但一直说自己“言商而向儒”，“父教育而母实业”，“吾为中国大计而自贬”，“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态，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商学院应该开一门课，带学生参观100年前的商业遗址。这非常重要，你去看无锡荣家的梅园，你再去看南通，南通的规划建设到现在还是非常发达的。当时日本人看了中国南通，不敢在中国搞纺织业，因为它从实业、教育、土地、交通都是一条龙的。张謇要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他要雪中国社会不能自治之耻，他要救中国。对做商人，他内心非常矛盾，不是很自信的，是不感荣耀的：我是天天在说商业的事，但是我的内心是向儒的，我仍旧是一个士；我现在做实业，未来终究是要做教育的。后面这句话就说得更清楚了：我是为了救中国而自贬。也就是说他内心里一直认为做商业是一种不怎么荣耀的事情，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思想在做商业的。

100年前的天津很发达，北洋面向世界的实业全部在天津。北洋统治中国的时间非常长，北洋系的商业在当时非常发达。举两个例子，盛宣怀和周新民，一官一民，实业规模都很大。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法是“南张北周”，“南北四公子”，张謇和周新民两个都是排行老四。在思想上是他们有困惑的。回想100年前的天津商业史，什么都尝试了，但什么也没留下，真是叫灰飞烟灭。就像到郑州的古城，一层一层被黄河泥土覆盖了，表面上什么遗迹也没有了。100年前这些人对商业的认识就不清晰，这些人自己想救中国，最后被战争和政治一层层地覆盖了。

100年后看，企业家在社会各阶层的定位问题到底清晰了吗?解决了吗?我个人认为还是没有解决。首先是政商关系，“企业家离政府多远才安全”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老问题。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很紧张，互联网上提到企业家、财富、富豪这样的话题，几乎是一片喊打声，搞了30年的市场经济，公众和企业家的距离越来越远。本土企业与外国企业也即华商与洋商的关系，100年前，大部分学者都受这个问题困扰，洋商和华商的关系非常尖锐；100年后的今天，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在中国土地上未来谁将是主角，还在争论中。到底企业是谁的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还是股东的企业，还是社会的企业?困惑还是存在的。

三、黄金年代 过去的30年，可以说是中国人做企业的黄金时期，或者说是黄金年代。什么意思?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边缘到主流、从本土到全球，基本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非常不容易。由于这个阶层的出现，中国社会也第一次超越了单靠农业维持社会和政府运转的漫长历史。中国传统观念上，做商业的人从来不受尊重，你老是排在末尾，你的权利就容易被侵害，中国社会是最喜欢打商人主意的了，一有经济危机，就习惯“驱末就本”，把商人打回去让他们去做农业。这30年，我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业黄金时代”，它的核心就是企业家慢慢地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阶层。

“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社会受尊重的主流人群”，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的口号。我们的杂志是1985年创刊的，1985年是什么时期?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是1984年开始的。这个杂志就此应

运而生。这个杂志是《经济日报》和当时的厂长经理研究会(即现在的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共同创办的，杂志酝酿创办时拟两个名字，一个叫《中国厂长经理》，一个叫《中国企业家》。后来还是我们国家当时一位很有魄力的副总理拍板，说就叫《中国企业家))吧。我们经常回忆这段历史，这个杂志的名字就预示着中国社会将增添一个新的阶层。大家要知道，在中国要是叫“家”意味着什么，艺术家、军事家、政治家，但是企业家在1985年那个时候只能叫“厂长经理”或者“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者”，很久以来也没叫“企业家”，后来才慢慢允许叫“家”。所以在这个30年中，有赖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第一次接纳了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能够独立地存在，成为社会主流的阶层。

在庆祝杂志创刊20周年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这个使命完成了，于是提出了新的口号，“使中国企业家成为全球商业俱乐部中受尊重的主流人群”。你在中国社会是主流了，你在国际社会是不是受尊重的主流?但是，看来我们太乐观了，“成为中国社会受尊重的主流人群”，这个历史阶段还没有过去，我们的第一个使命还没完全完成。

在这一轮经济调控中，不少企业出事了，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一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改革开放过程中企业家作用和地位的争论，是对企业家定位的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关于发展的共识被打破。原先说企业家是致富英雄，带头先富起来，我们大家慢慢发展经济，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开始反思社会是不是给了企业太多的东西，企业是不是侵害了社会太多的东西?郎成平教授写文章说，中国现在是人吃人的社会，这一句话说得很难听。他也不认为企业家是英雄，最多是保姆，甚至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我们杂志做过一期封面报道，叫《最后一批莫希干人》，通过对国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的调查，发现还没有进行管理层持股改制的企业，企业发展和企业家安全都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把他们比喻为“莫希干人”。这些企业的企业家有一部分已经退下来了，比如长虹的倪润峰，大家会恭喜他，说你平安落地了。可是像三九的赵新先、伊利的郑俊怀，就没有能够平安落地。至于那些雄心勃勃想要整合一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比如德隆的唐万新、科龙的顾雏军，几乎全部失败了。企业家进入多事之秋，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在狱中》，算来算去有七八个著名的企业家在狱中度过了2006年的春节。后来杂志又做了个封面报道《为财富辩护》，把为几个著名企业家辩护的名律师都找到了。他们回忆，这些企业家在出事后都很不理解，很有情绪，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为社会做贡献的英雄。但是，社会已经倾向于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企业和企业家。实际上，在法律上那些标准以前也一直严格地存在着，只不过大家心理上觉得“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会进步，不会按照过去制定的法律标准来要求现在的企业。社会是在变，只不过不完全是按照企业家希望的感觉在变。企业家需要重新认识社会与环境。换一句话说，就是要重新研究和分析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企业和企业家是一个什么定位，是一个什么伦理。

不光中国是这样。27年前，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给哈佛校董会的年度报告中对哈佛商学院提出尖锐批评：

“过去20年来，随着企业规模和复杂性日益上升，管理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精细。社会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必须符合公众的新的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说管理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为股东效力，而是要运用领导力

来协调股东、客户、员工、供应商的要求乃至公众及其政府代表的要求。——如果商学院忽略了这种责任，那它们就只不过是方法的传播者。”

博克校长是个法学家，他上任后认为哈佛商学院的办学宗旨有问题：你们天天研究为股东效力，研究怎么赚钱，但商业不应该只是一个效率工具，商学院不仅要培养提高效率的管理者，他还应该是一个谈判的大使，应该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一个协调大使。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看来就是不一样，他们倾向于从权利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问题。你赚钱是你的事，但你不能影响了其他利益相关者。

要知道，美国可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这种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啊。

四、全球几大商业伦理 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不断地调整，不光是中国，全世界也是这样。商业伦理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所谓商业价值观，其实就是企业的本质问题——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张五常特别推崇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科斯有一篇重要文章，叫《企业的本质》，里面就讲企业是什么，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他不是在讲商业伦理，商业这个事情难就难在文化，它是艺术不是科学，不同国家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对商业有不同的理解。

现在全世界最盛行的商业价值观，是美国的华尔街商业价值观，也即股东至上，股东回报最大化。在“五伦”中间，它最重视股东。美式商业，是以华尔街的交易所为中心来展开的，把分散的社会资本通过交易所集中起来，再投资到企业中去，再由专业的管理者来具体运作企业，这样就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是人类商业史上的一大进步。但这样的体系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分散的投资者如何约束管理者，委托一代理关系如何维系。股东利益最大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反映。它是一种基本信条，是一种商业价值观，是超越于企业制度之上的价值判断。做商业的人，做管理的人，你只是打工者、代理人，必须始终把股东价值最大化当做自己经营企业的第一原则。只有这样，分散的投资者才能放心地把钱投入到企业中去。美国前几年搞了个《萨班法》，要求大企业的CEO、CFO签字承诺不欺骗投资者，否则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个东西把许多海外企业吓住了，不敢到纽约交易所上市，现在听说又在酝酿修改，适度放宽。美国就是这样，股东至上。而且他们把这一套推广到了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凡是吸引跨国资本投资多的地方，也就是美式商业伦理盛行的地方。

欧洲不是这样，欧洲是所谓的社会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企业要讲社会价值，企业实际上是社会的一个车轮子，它不是利润最大化的。它要照顾社会和谐与就业，所以欧洲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没有美国那么高，相反工会很强大。董事会要有员工代表，董事会之外还有监事会。这几年一些中国企业到欧洲并购企业，普遍领教了这种商业文化的厉害。企业明明亏损，但要裁员很困难，工会不同意，社会有压力。人力成本很高，裁员的成本更高。如果你在49岁后解雇一个员工，你要付给他从49岁一直到退休所有的工资，而且是一次性赔付给他，一分钱也不能少。

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四
《全球政商领袖峰会背景介绍》

全球政商领袖峰会 The Performance Theatre

群英荟萃·集思广益

网址：

一、全球政商领袖峰会简介

全球政商领袖峰会（The Performance Theatre ,简称TPT）是由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于2000年创立并举办的顶尖级精英交流盛会。大会每年都将聚集各地跨越不同学科、领域的世界级思想家、政治家、商业领袖、文化宗教学者，凭借其强大的顾问委员会提供的全球政治经济资讯背景，共同探索解答当今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如能源开发、区域合作、生产消费、货币政策、城市发展、文化交流等，共谋发展契机。

在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受到了全球各个国家政府、组织及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界决策研讨世界经济文化问题最重要的非官方聚会跟进行私人交往、商务洽谈的场所。西方舆论由此将它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并称为“非官方的国际经济最高级会议”。

二、全球政商领袖峰会的目标和战略核心

全球政商领袖峰会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全球政商领袖峰会，为来自不同领域的领导者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鼓励他们藉此机会积极研讨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存在的问题，分享彼此经验，开拓新颖视角，促进国际经济文化合作。其战略核心是联合未来的领导者及决策者协力合作，为下一代美好的生活群策群力，谋求共同发展。

三、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宗旨

以集思广益为宗旨的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强调多元化交流，每届峰会都有数十位国家元首跟政府首脑、数百位部长跟二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政治、经济、金融、财政、文化、艺术、教育、新闻等领域人士参加。通过激发灵感，鼓励与会代表们勇于应对现今商业挑战。峰会要求政商界领袖高瞻远瞩，放眼未来三至六年，预测潜在威胁，先发制胜，成功应对全球商圈的挑战。

四、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的独特价值体现

1. 集思广益：个人参与，彼此分享，收获共同经验。

2. 群英荟萃：集合社会各界精英，包括商界领袖、艺术家、政客、运动员、科学家及演员。

3. 无拘无束，坦诚交流：小型峰会，近距离交流，无幻灯片或传统的独角演讲。

五、全球政商领袖峰会的举办形式

一年一度的全球政商领袖峰会每年都会选择最具区域代表性的国家或城市举办，力求让TPT的足迹走遍全球。从2000年挪威卑尔根市开始，伦敦、莫斯科、布达佩斯、奥斯陆、沃尔夫斯堡、圣彼得堡、孟买及华盛顿、威尼斯，世界各大城市都见证了峰会的历程。

六、全球政商领袖峰会的特点

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将选取各类与主题相关的引人深思的议题，安排世界顶尖级政商领袖精英通过互相交换场次、群体讨论的组织形式展开。其特点是推翻了传统的“幻灯片+说教演讲”的研讨模式，采用“小圆桌讨论”，全体参与、开放辩论、有效领导等面对面的互动参与形式，争取聆听各方声音，求同存异，激发灵感，群策群力，让与会代表的沟通更为自由、直白、有效。

七、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

作为TPT的举办方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组织，由欧洲Xynteo环境战略公司董事长奥斯瓦尔德·布杰拉德博士于2000年创立。十年间，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激发商界领袖的想象力，实现创新式增长，鼓励他们扩大战略构想，不仅着眼于季度业绩，更能为股东及社会传递长远价值。在过去的时间历程中，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扩大其他地域范围，不断扩大TPT的国际影响力。

八、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顾问委员会

全球政商领袖峰会有强大的顾问委员会支持，顾问们就峰会的年度计划重点及内容提出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委员会主席为英国 BP公司前首席执行官 Loid Browne布朗勋爵。

九、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全球合作伙伴

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合作伙伴阵容强大，包括世界各大知名公司，他们以不同方式为会议出力。主要合作伙伴有：

 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公司 Gazprom

作为世界头号天然气生产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 Gazprom

的子公司，该天然气出口 司成立于 1973 年,已成为世界最

主要天然气出口商，主要向欧洲各国及独联体国家提供天然

气。

 壳牌集团 Shell

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作为能源及石油化工的全球性集团，业务

逼布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雇员总数过万。集团由石油天然气

勘探生产的“上游部门”和石油化工生产的“下游部门”组成。

其业务也包括再生能源、氢能源等领域。

 印度塔塔集团 Tata Group

塔塔集团是印度有着最古老历史的大规模新型跨国企业。集团

业务包括卡车、电信和钢铁等七大领域，通布世界六大洲，雇

员约 350.000人。

 美国瑞德集团 Lazard

美国瑞德集团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金融咨询及资产管理公

司，其业务遗布北美、欧洲、亚洲、澳洲、中南美洲 24个

国家的 39个城市。成立于 1848年的瑞德集团的服务对象

包括企业、合股公司、机构、政府及个人，为其提供企业

并购、重组、融资及资产管理方面的专业建议。

LAZAR

D

十、 历届峰会回顾：

2010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威尼斯峰会概况

2010全球政商领袖峰会于10月份在著名的水城威尼斯成功举办。此次峰会的主题是“明日成长的桥梁”。包括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多名各国高级别政界人士、多名世界著名公司跟企业地代表还有经济学家、科学家、记者、宗教界跟非政府人士在水城威尼斯聚集一堂，研究跟探讨当今世界经济地现状跟前景，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地合作与交流肯定。

来自意大利外交部长弗朗哥〃弗朗提尼先生的欢迎辞

尊贵的嘉宾们，

我很高兴2010年全球政商领袖峰会在威尼斯举行，这是一座神奇的水城，富于历史文化传承，并且典雅精致。

你们齐聚这里讨论可持续增长这一对现在和未来都至关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学习并领悟如何将富足的福祉恩及全世界，并重视自然资源。

你们每一位以及你们的行为都对经济趋势和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你们每天忙于市场开发，投资决定并关注其社会影响，并且深知我们要面对的威胁和挑战。

在与会期间，你们将分享观点，提出新的方案并展开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我欢迎所有的商界领袖、研究机构、政府、代表、科学家以及研究员，并感谢你们的到来

愿你们在这里的两天收获颇丰并深感鼓舞，融入威尼斯迷人的气氛中。

Franco Frattni

意大利外交部长

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五
《2013年第四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辑录》

祝：web2.0时代传媒何去何从

2013第四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7月12日至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办。本届大讲堂邀请5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100多所高校的近35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长江学者、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教授祝建华7月15日上午在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演讲。

祝建华教授以"数据驱动新闻：大数据时代传媒核心竞争"为题，为学员介绍了大数据时代传媒形式和内容的转变，并且指出主流媒体如何避免边缘化。

为更好地理解web2.0时代新媒体的多样化问题，讲座初始，祝教授为学员详尽地梳理了400多年来传统媒体的演进模型。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无法第一时间接触到各处发生的新鲜事情，所以人们需要依赖专业的媒体来提供信息，同时媒体也需要依赖某些专业信息源，这便是传统媒体在过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任何一个新的潮流都是有它的当代背景和历史背景的。"祝教授指出，"21世纪的新概念层出不穷，蒸蒸日上的技术已经开始占领中央舞台。"

祝教授认为，web2.0时代的到来使所有传统媒体受到了重大冲击。现代传播模式中不仅出现了更多的意见领袖，也增加了不少新闻媒体。在传统媒体意见领袖依旧活跃的情况下，web2.0时代，草根、政府、公司机构等社会组织也纷纷加入意见领袖的队伍，对舆论产生影响。同时，更多的新媒体也开始充当新闻媒体的角色，与传统新闻媒体展开竞争，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触摸媒体等。但不可否认，仅有草根不足以撼动整个传统媒介系统，同样，仅通过新媒体，受众也难以获取足够可信的信息源。因此，web2.0时代在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媒体的情况下，实现了信息源、意见领袖、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传统的媒介形式也逐步被驱赶至传媒的边缘。

那么，如何避免传统媒介的边缘化？祝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概念——数据驱动新闻。祝教授提到，中国每天都有各式各样富有争议的事件发生，但这些事件并非全部通过传统主流媒体而被受众所知晓。传统的主流媒体不能跟自媒体竞争新闻的速度，也无法在新闻的多样性上取胜，但传统媒体有大量专业性极强的新闻记者，其业务素质是大多自媒体不可比拟的。祝教授建议，传统媒体可借助这一优势，充分利用数据驱动新闻作为信息整合工具，来实现媒体竞争的突围，避免被边缘化。

陆小华：媒体融合式变革需要三个路径

2013第四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7月12日至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本届大讲堂邀请5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100多所高校的近35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陆小华7月16日在第三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演讲。

陆小华以"传媒的融合式变革：趋势与路径"为主题，向传媒学子们讲述了新传播格局的趋势和发展思维，并根据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传媒界的发展新问题和学术界的研究空白点，希望能引起传媒学子们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与研究。

他指出，当今媒体正在进入一个大融合的时代，媒体要取得成功，重要的不是自身有多强，而是与谁合作。媒体与哪些部门"嫁接"，如何"嫁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够运营成功。在媒体大融合的时代，媒体需要依循三个路径或思维进行整合：

首先是垂直整合。这并不是指简单的纵向一体化，而是要以新理念进行垂直整合，从而适应体系竞争。例如战争要获得成功需要从单兵、团队、合成、协同，最后到体系的一系列建立整合，才能获得胜利。当今媒体中，手机系统与硬件制造业就是典型的垂直整合案例。 陆小华认为，苹果公司从亏损走向领先，主要做了四项选择：专注移动需求、定义智能终端、构建应用体系、跨界垂直整合，这其中就体现了苹果公司在垂直整合上的成功。苹果公司凭借产品的强大功能为运营商吸引用户、运营商，最后达到整合运营商和整合内容提供者与广告服务的效果，构建了新的"生态系统"。

其次是跨界复用。实现媒体跨载体多终端分发，内容在多平台复用，从而适应载体变革。目前，短信媒体化、泛媒体化、四屏协同都是跨界复用的典型案例。中国人率先把短信变成媒体方式，今天中国人短信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为短信媒体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捆绑或者跨界复用的基础。

跨界复用可以给单一的媒体提供时效互补平台、功能互补平台，可以使媒体获得更多的价值增值。全媒体便是利用这样一种横向协同、横向利用的思维，以内容与入口捆绑，形成分享平台效应，其中入口包括了用户、浏览器、搜索、输入法、客户端、微博等。 最后是替代选择。即以新的技术和传播方式等实现原有功能上的传播多元化，甚至以难以想象的功能实现传播多样化。新媒体在这个方面的核心特征包括满足人性需求方式的多形态表达，优化传播效率的持续低成本替代，适应生活方式变化的便利性驱动，产品设计的体

验优先取向，界面人性化操作简便化的技术实现原则，从感官延伸、愿望立现到能力拓展的设计思维这六个方面。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重要区别是体验优先，但目前人们多是泛泛地谈体验优先，缺少具体深入的研究。例如，微博页面上的广告是动态好还是静态好，出现时间多长才能既不让人厌恶又能达到广告商所需的传播效果?这个就缺少研究分析。

此外，陆小华还强调，挖掘出人性的潜在需求，并形成新的需求方式，是传媒界和学术界研究关注的核心点。

童兵：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的生存之道 2012第三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7月16日至29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本届大讲堂邀请5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100多所高校的近35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童兵教授 7月16日在第三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演讲。

童兵教授首先界定了何为主流媒体，他认为，传统主流媒体掌握资源多，市场份额大，背后有党和政府的坚强支持，但他们的主流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发行量和收视率不是一家媒体主流与否的决定条件，比如，英国的传统政经大报《泰晤士报》，政商界人士必读，影响辐射高端人群，但它的发行量也就几十万份。去年因为窃听丑闻关停的《世界新闻报》，发行量达到280多万份，却是著名的"小报"，称不上主流大报。

近年来，传统主流媒体不断受到新媒体的挑战，如何能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引领舆论导向，成为摆在传统媒体面前的一道难题。童兵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只有做到以下几点，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动。

首先，主流媒体应该关注重大问题、国计民生，回应民众关切，不回避、不缺位、不失语。有时，网络谣言的传播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传统媒体的集体沉默。

其次，始终发挥重大影响，不断提升说服力和舆论引导的水平。要正视两个舆论场的存在，尊重社会的力量和民众的意见，努力使官方舆论和民间舆论形成合力。

对于非主流媒体，童兵教授认为，要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敏锐把握社会思潮，民心所向，服务读者的需求。同时也要争取在市场中获得好的表现，占据一席之地。他说，有些报业集团内部，经常用盈利的报纸去补贴亏损的报纸，这种做法非常不好，应该让市场决定一家媒体的生存与死亡，逐渐完善正常退出机制，淘汰一批经济效益差的媒体。 最后，童兵教授寄语现场的新闻学子，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慎思慎文，分析又分析，比较又比较，思考又思考。

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六
《品牌报告》

政商人士是主流人群篇七
《附表去年8月以来四川被调查或失联的政商人士一览表》

附表去年8月以来四川被调查或失联的政商人士一览表

时间 人物 主要情况

2012年8月 成都工投集团董事长戴晓明 官方未正式发布消息

2012年12月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央纪委调查

2012年12月 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 官方未正式发布消息

2013年1月 成都建工集团董事长张俊 官方未正式发布消息

2013年3月 四川金路集团董事长刘汉 涉嫌窝藏、包庇罪

2013年3月 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 官方未正式发布消息

2013年4月 成都兴蓉集团董事长谭建明 涉嫌个人违纪

2013年6月 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央纪委调查

2013年6月 成都市锦江区(微博)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吴涛 官方未正式发布消息 2013年6月 成都国腾实业董事长何燕 涉嫌非法经营

2013年7月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公司董事长李广元 官方未正式发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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