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调研目的

导读：　立法调研目的(共6篇)立法调研提纲(初稿)《陕西省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立法调研提纲1、立法需求。《陕西省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立法的原则、目的和意义，立法应重点解决的问题。各地在地下水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2、地下水管理体制。现行全省地下水管理体制的利弊；当前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哪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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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调研提纲(初稿)
立法调研目的 第一篇

《陕西省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立法

调研提纲

1、立法需求。《陕西省地下水资源管理条例》立法的原则、目的和意义，立法应重点解决的问题。各地在地下水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

2、地下水管理体制。现行全省地下水管理体制的利弊；当前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哪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立法中再明确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地下水管理机构管理职责划分；在地下水管理中应如何协调划分国土、环保及水利部门的职能。

3、地下水管理规划。地下水规划管理制度实施与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设立哪些管理措施；市、县是否要编制地下水资源发展规划和站网建设规划；编制的内容包括哪些；编制时如何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需要；其审批权限和程序应如何规定。

4、地下水开发利用管理。如何规范地下水施工单位资质管理；地下水管理机构参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竣工验收如何规定；废井封填如何具体实施。

5、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包括地下水超采区划分、禁采

区限采区划分、地下水超采治理主要措施等。

6、地下水资源保护。在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面沉降易发区、生态脆弱区、渭北岩溶区地下水保护以及地下水涵养与补给方面需要设立哪些管理措施；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地下水污染预防及水质保护方面应行使的监督管理职能。

7、地下水监督管理。在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与水位控制、地下水取水许可、地下水水质保护、地下水监测等方面需要设立的监督管理措施。如何让加强农灌井、分散取用地下水的管理和监督。

8、在水资源的动态监测中，特别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动态监测，有关部门需要如何配合。 发现水量、水质情况发生变化如何进行动态监测，以及按什么时效、程序及时向政府、水利、环保等部门报告情况。

9、地下水动态通报、预报向社会发布的权限如何规定。

10、如何实行动态监测资料共享，哪些重要规划、重点项目建设以及水资源管理使用的监测资料需由哪一级地下水管理机构审查。对于无偿提供资料需要何种界定？

11、地下水监测是否要原则划定环境保护范围，如何划定保护范围。

12、对于采矿等地下工程对地下水的影响管理，应该规定哪些管理和补偿措施。

13、对于地源热泵等新兴利用地下水的行为，如何规范，如何管理。

14、农村地下水、地热水、矿泉水的合理管理。

15、取水审批制度和取水许可制度的界定。

16、需要规范的其它事项。

立法调研
立法调研目的 第二篇

关于开展民办教育立法调研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三个开发（度假）区教育局、阳宗海风景名胜区、倘甸产业园区和轿子雪山旅游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县（市）区的积极努力下，我市发展民办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在领导重视、政策支持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为了使我市重视发展民办教育工作进一步法制化，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拟在2012年——2013年开展我市民办教育立法工作，现将有关前期调研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召开辖区内部分公、民办学校校长、公、民办幼儿园园长、教师代表（民办为主）座谈会，按《昆明市民办教育立法调研问卷》的相关内容征求意见。

二、在召开座谈会的基础上，对征求意见情况按《昆明市民办教育立法调研问卷》的内容进行汇总后，在调研问卷上加盖教育局章于11月21日上午12：00前（传真）上报昆明市民办教育服务中心，同时请报送汇总的电子档。

联系人：陆丽萍、杨玉梅 联系电话：0871—5160856 电子邮箱：kmmbjy@126.com

附件一：《昆明市民办教育立法调研问卷》

昆明市民办教育服务中心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昆明市民办教育立法调研问卷

＿＿＿县（市）区

参加座谈的公、民办学校校（园）长＿＿人，教师代表＿＿人。辖区内＿＿所民办学前教育幼儿园，在园幼儿＿＿人，民办学前幼儿占比＿＿%；＿＿所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学生＿＿人，民办义务教育学生占比＿＿%；＿＿所民办高中阶段学校，在校学生＿＿人，民办高中阶段在校学生占比＿＿%，辖区内民办学校（幼儿园）教师共计＿＿人。

一、我市发展民办教育工作有没有必要立法？

二、目前，我市民办教育立法有哪些基础条件（或优势）？

三、我市发展民办教育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立法？

四、我市民办教育立法内容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2015青少年"网瘾"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开题报告
立法调研目的 第三篇

青少年"网瘾"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开题报告

一、研究背景

丰富多采的网络世界，为广大青少年益智广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不过面对良莠不齐的网上咨讯，针对年轻一代进行的辨别和自律能力的教育却显得有些滞后。

目前我国整个互联网法律体系缺乏权威性的法律依据，立法远远落后于互联网的发展，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网络安全保护也没有单独的明确的立法。

据调查，近年来，青少年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持续攀升并向低龄群体渗透加大，中小学生沉溺于网络的现象比比皆是，青少年网络犯罪率也在逐年上升。

青少年大多是在校求学时期，所以针对网瘾问题，教师、家长都应承担起教育和监管的责任，分析其网瘾形成的具体原因，结合其成长目标，与其进行及时的沟通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养成正确的网络行为。

所以从青少年自身心理、生理特点出发，探究青少年网络行为背后的原因，明确教师、家长、社会在青少年网络行为过程中应担负的职责，使青少年趋利避害，自律、自主、健康、合理地使用网络，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将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青少年网络行为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但大多侧重于对行为的管理，而针对青少年上网的心理、生理动机的研究较少，一旦出现网瘾问题，堵的较多，而疏的较少，所以造成了当面不上网，背着就上网；行为不上网，心理有网瘾；越不让在网上干什么就越想干什么；平时管着上不成网，一有机会昏天黑地地上网等恶性循环现象，所以青少年网瘾成因的深层研究工作很有必要。

二、选题意义及价值

通过研究找到青少年沉溺网络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有效的根治网瘾。

端正学生、教师、家长的网络观，既不"谈网色变",杜绝网络，也不使孩子一味地沉溺于网络世界而与现实脱节，同时要学会趋利避害，正确认识"网络"的双面性，既使青少年通过网络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汲取到更丰富的知识，也使青少年有效避开网络的负面效用，使网络正真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利工具。

使教师、家长找到孩子网瘾的根源，然后因势利导，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变害为益，使孩子养成正确的网络观与网络行为，达成健康成长的目标；也使网络行为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关注网络的管理、运作，同心同力，打造"绿色、健康"的网络世界。

三、概念范围与支撑理论

（一）课题研究的概念范围

1、网络行为：在网络上从事的一切活动，主要包括访问网站、收发邮件、上传和下载、即时通信、聊天、论坛、网络游戏、流媒体视频和Telnet 等。

2、网瘾：网瘾指上网者由于长时间地和习惯性地沉浸在网络时空当中，(

3、动机：是指由特定需要引起的，欲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指一个人想要干某事情而在心里上形成的思维途径。同时也是一个人在做某种决定所产生的念头。还是一个人心里和行动一致的一大倾向，理念实施的组织源头。

4、流行心理需求：一种想要被社会认可的需要。动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内驱力，一个是诱因，内驱力是来自个体本身的，是内在的一种需要，诱因是来自外界的，既有内驱力的作用，个体自己看到别人喜欢，于是也想要拥有，也是一种想要和大家保持一致的从众心理。

5、因势利导：顺着事情发展的趋势，向有利于实现目的的方向加以引导

（二）理论依据

1、主体教育理论。主体教育的过程必须把受教育者当作主体，唤起受教育者的主体意向，激发受教育者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教育成为主体的内在需要，成为主体自主建构的实践活动。

2、人本原理。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

3、个人控制理论。在个人管理中，个体既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传统的管理方法分为法律方法、行政方法、经济方法、教育方法等，这些依赖于人去制定政策，去实施管理。人是社会人，但我们认为人更是一种理性人，是风险规避的，即我们更加愿意做出利己的行为，所以个人很难去采取类似法律行政这些可能具有惩罚性的方法对自己实施自我管理，那我们就需要借助社会或他人来完成对自身的控制管理，而最有效的管理即是利己与控制的结合。

四、研究问题及内容

（一）、"网瘾"成因探究：

青少年一般上网的时间段、地点、相与人群。了解青少年上网时间与学习、作息安排时间之间的关系，时间段与地点是否在教师或家长监管的范围中，与哪些人群在一起，会受到什么样社交圈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会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因素。

青少年在网络上从事的主要的活动内容及时间分布。了解青少年上网的动机及他们想从网络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得到哪方面的满足，了解上网时间在一天时间中所占比例，确定对青少年成长影响的大小。

青少年在网络上交流的对象群及谈话的主要内容。了解青少年的社交圈并加以归类，归纳青少年选择朋友圈的因素，找出青少年交流的主要话题，并进行先后排序，找到网络交流诱惑力所在。

青少年在网络上点击最多的网站。明确各网站所占比例，排序然后找出网瘾所在。

青少年喜欢这些活动或网站的动机及原因。找出网瘾之后的深层心理因素。

青少年网络活动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网瘾对青少年成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分布及排序。

（2）、应对策略探究：

教师应对措施。教师对网络知识的了解，对学生上网情况的把握，对学生网瘾背后心理因素的分析及所采用的教育管理策略及其有效性的研究。

家长应对措施。家长对自己孩子上网时段、地点、人群的了解，对孩子社交圈的了解，对孩子上网的态度及管理，对孩子关注内容及需求的把握。

学生自控措施：学生上网经历的总结，沉溺与自拔的的原因，从中找出摆脱网瘾的有利因素。学生学习状况与对自身的认同度，学生对自身未来与现状的认识，学生对上网的认识。

社会监督措施：学校网络建设情况，学生家庭状况，学生生活环境、交往人群及周边环境中的网络普及情况、网吧分布运营情况，有关部门对网吧的监管力度。

五、研究目标

（一）目标分析：

1、通过调查，掌握青少年网络行为的普遍规律，包括其兴趣、时间、地点、人群，主要上网活动类型等。探究其网络行为的深层心理动机，解决好"网瘾"的内因问题，为后面的应对策略的制定打好基础。

2、通过走访，了解家长与教师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关注度与掌握程度，了解学生周边的网络环境，解决好"网瘾"的外因问题，调度各方积极因素，及时杜绝诱因与危害。

3、个例跟踪调查：通过调查、分析、引导、前后教育对比，验证杜绝网瘾的的具体操作方法，并使其步骤化、最优化、实践化。

（二）具体目标

1、教师目标：

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学习相关网络知识并及时传输给学生，认识到网络的双面性，并能把握住学生网络行为教育的关键，对学生进行多方引导，使之自主、自律、健康、合理地应用网络。探索总结出网络行为教育的有效方法与步骤并在实践中能因材施教，灵活应用。而且通过研究养成深入学生的好习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家长目标：

促使家长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孩子，配合老师正确应对网瘾问题，学习一些必要的网络知识，针对孩子的需求进行正确的引导与教育，防微杜渐，消除网瘾的诱因。

3、学生目标：

使学生正确认识网络，不断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杜绝网瘾，使网络成为自身丰富知识、拓展能力、健康成长的有效工具。

六、研究对象

在校学生及家长与班主任老师

七、研究原则、方法、途径

（一）研究原则：

1、民主合作原则：选定两个班级，说明研究目的，与学生、家长、班主任及时沟通并取得支持与配合，力求调查内容的真实与准确，能准确反映调查目的。

2、隐私保密原则：对学生、家长、教师分别采用单项调查发，对调查中涉及到的个人隐私内容要承诺做好保密工作，不泄露，不外传。

3、点面结合原则：针对50名同学做一般规律性的研究与总结，对2名个例采用跟进与教育引导前后对比法，对家长与班主任采用访谈法，力求点面结合，把握住课题涉及到的主要因素与方面。

（二）研究方法：

1、理论学习法：掌握有关网络知识，特别是要有针对地了解和掌握与学生所关注的网络有关的知识。学习一些与网络相关的当代教育心理学，以便更好地分析和把握学生网瘾形成的心理动机。

2、试卷调查法：形成学生及家长"学生上网状况"调查问卷，在两个专业共两个班中进行调查、分析、总结。

3、实地走访法：走访周边网吧，了解学生上网状况及所从事的相关的网络活动内容。

4、查阅资料法：通过网络查阅相同案例，找到摆脱网瘾成功与失败原因。

5、个案跟进法：在学生中确定网瘾个例，与家长配合，进行跟进调查，实践、摸索、总结摆脱网瘾措施。

（三）途径：

1、试卷调查：针对两个班50名学生进行。

2、试卷调查：针对10名家长进行。

3、访谈法：针对3名班主任进行。

4、个例跟进法：确定两个同学进行。

5、案例比较法：通过网络相同案例比较分析。

6、总结归纳：对材料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形成总结报告。

八、研究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15年1月20日---2015年2月22日）确定研究对象，制作调查试卷，确定跟进个例，形成实施方案。加强理论学习，掌握相关网络知识与心理教育学知识。

首先确定针对我校2015级与2015级两个班，共50名同学进行网络行为调查研究，其次针对幼师班10名同学的家长进行网络知识与家长对孩子上网状况了解程度调查，再次确定两个班的班主任李*与张*走访，进行网络知识掌握与对班级学生上网状况掌握程度及采取措施的探讨。接着确定两位学生王*与郭*进行个例跟进准备。完成开题报告与方案，制定调查问卷，走访内容。同时学习《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青少年心理学知识，查阅最近3年的全国青少年网络行为调查成果，掌握相关网络知识及心理、教育知识。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调查走访阶段（2015年2月23日—2015年4月30日）走访周边网吧，对学生及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及个案分阶段走访与调查。针对群体及个案进行教育管理。

数据分析形成报告阶段（2015年5月1日--2015年5月15日）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形成相关专项报告，对个案跟进状况前后分析对比。对采取的教育管理措施进行分析评价。

第三阶段：总结形成成果阶段（2015年5月16日—2015年6月15日）：对所得材料进行整合，完善成果，形成分析报告、论文与结题报告。

九、成果表现形式

课题以分析报告为主要成果，另外还有结题论文

十、课题研究保证条件

1、保证课题研究时间

学习既研究，工作既研究，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课题的研究与落实，以保证课题顺利完成。

2、课题经费 :自费

2015领导班子个人整改方案
立法调研目的 第四篇

方案一：领导班子个人整改方案

这次“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通过系统学习理论，认真对照检查，深入进行党性分析，我感到自己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能够自觉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执行党委的决议，较好履行了职责，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但对照党员先进性标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素质能力与履行职责的要求有差距。长期从事政治工作，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还不够全面，特别是在全面推进改革，加快建设信息化政府的情况下对信息化知识学的不够，钻的不透，与政管兼通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有时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站位还不够高，视野还不够宽，方法还不够活。

2、精神状态与形势发展的要求有差距。对分管的工作有时抓得还不是很紧，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有时考虑的还不是很细，有时对一些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工作有时不够积极主动，在探索特点规律、总结经验做法、搞好服务指导等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3、工作作风与求真务实的要求有差距。近年来，自己下基层的次数虽然不少，但下去后跑面比较多，蹲点相对比较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麻雀不够。有时抓工作重布置，轻检查督导，跟踪问效不够。【立法调研目的】

4、廉洁自律与拒腐防变的要求有差距。在这方面虽然没有大问题，但对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严格要求还有差距。如，在具体事务方面有时碍于情面，有的老领导、老同事找来，也有打招呼、照顾关系的现象。请吃、吃请的情况也有，接收土特产的情况也有。

二、改进措施

一是强化学习意识，在提高素质能力上下功夫。充分认识学习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提高素质能力的紧迫感，切实把加强学习作为第一位的需要，把提高素质能力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学习理念，养成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切实把增强综合素质、提高执政本领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学习途径上，注意把参加集体组织的学习与个人自学结合起来，一方面积极参加集中组织的学习活动，认真落实规定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要结合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制定好个人自学计划并认真抓好落实，争取多挤一些时间、多学一些东西；在学习内容上要注意把政治理论学习与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在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要多看一些管理科学方面的书籍，不断吸纳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强新本领。在学习方法上，要注意把学习与运用结合起来，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每年围绕机关政治建设和分管的工作确定1至xxxx课题进行研究，让课题牵引学习，努力让学习进入思想、进入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

二是强化职责意识，在争创一流成绩上下功夫。坚持把保持党员先进性落实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当中，认真做好职责范围内和上级交办的事，自觉做到不回避矛盾，不推卸责任，不计较个人得失。根据党委分工，今年我分管的工作除以前的司法、群众工作的外，又新增了纪检、卫生、计划生育和教育培训等工作。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决心加倍努力地工作，决不能因工作量增大而降低工作质量和标准，努力使自己分管的工作多为单位“争光”，少让领导“分心”。

三是强化服务意识，在转变工作作风上下功夫。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起来，把实现、维护、发展好单位的稳定统一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可能地多下部队，多到基层蹲点，坚持深入实际，认真解剖“麻雀”，切实掌握第一手材料，积极探索基层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努力为党委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是强化党性意识，在保持政治本色上下功夫。经常对照《党章》和党员领导干部先进性标准检查自己的言行，切实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严格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常养公仆之心、常修为官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坚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初、慎微。在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的同时，积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主动地接受组织、领导、群众和职能部门的监督，使自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两个务必”的要求，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和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

方案二：领导班子个人整改方案

按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本人分管工作，针对学习调研、征求意见、分析讨论环节梳理出的问题，围绕20xx年年交通工作目标，提出以下整改方案。

一、道路运输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整改措施：⑴正确处理公路建设与发展运输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发展运输的重要性。

作为交通部门我们要牢固树立“公路建设是基础，发展运输是目的”的思想，充分认识道路运输在交通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增强加快发展道路运输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实现道路运输业的跨越式发展，公路建设在规划、设计、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到运输生产和运输组织的需要，尽可能将公路规划、建设与运输站场的布局结合起来，运输管理部门要根据公路建设的进展及时规划运输线路，组织客货运输，使公路建设与道路运输相互推动，协调发展。

⑵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提高市场集中度，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以准东地区煤电煤化工及木垒县工业园区产业带动为契机，全面优化运力结构，大力发展大型物流运输，针对全县道路运输市场经营主体分散，市场集中度偏低，经济运行质量不高的现状，以培育龙头企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通过重组、联合、兼并、股份制等形式，继续壮大新疆远方运输木垒分公司、木垒县宏远运输公司、木垒县顺达运输公司等龙头企业，同时培育新的龙头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全面提升道路运输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成为自治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⑶加快交流信息化平台建设。

针对木垒地处偏远，客源货源相对较少，货运信息不畅的现状，在积极发展农村客运和城市公交客运的同时，要加快交通信息平台建设。目前，木垒县尚无一家成形的货物信息配载中心，货运信息不畅，配载能力低，货运空驶率高的现象比较突出，要充分依托乌昌地区枢纽的优势和奇台天和市场、木垒商贸城等商业、物资、通讯等部门联手，建立货物配送中心，加快商品流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数，逐步建立信息化、组织化、网络化的货运服务体系，构建现代化物流网络，同时加大客运车辆GPS安装使用力度，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市场管理，促进自治县道路运输经济健康发展。

⑷进一步优化运输环境

一是在乌昌一体化的平台上建立统一的道路运输市场，破除区域壁垒，优化道路运输环境，多以服务、教育为主，积极培育道路运输业健康有序发展；二是抓好政策落实，清理规管收费项目及标准，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三是不断提高交通行业，尤其是司乘人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员素质；四是进一步加强运输企业对车辆的有效管理，转变“重收费、轻管理”的经营理念，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服务意识和加快发展的紧迫感。

⑸进一步加大公路管护力度。

一是多方筹集资金，确保对公路管护的资金投入；二是加大治理公路“三乱”执法力度；三是建议县委县人民政府协调各乡镇（村）及各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公路管护工作；四是进一步完善公路管护机制；五是进一步提高管护人员素质。

⑹以人为本，构建和谐道路运输，提升服务品质。

一是认真落实“三关一监督”的工作职责，完善安全监管制度，健全安全监管网络，鼓励和推广运输企业安装GPS或行驶记录仪，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从源头到全程的监管，着力推行诚信体系建设，开展诚信经营，文明经营活动，以安全、诚信、便捷、优质的服务，推进道路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切实落实运输企业（包括个体运输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实行运输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强化其安全责任意识和承担事故赔偿的能力，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违规违章经营的运输企业和经营户，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整改期限：20xx年-20xx年

二、交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监督制约和惩戒机制还不够完善，或多或少损害了行业文明形象。

整改措施：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交通领域预防与惩戒腐败体系。一是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定出台上相关制度，分解廉政责任，增强可操作性，为交通系统全面深入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依据。二是坚持“标本兼治、源头监管，注重预防”的方针，强化工程建设和道路运输两个市场监管，切实把好工程招标投标、施工项目变更、行政审批等重点环节，形成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的机制。三是加快具有交通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拓宽途径，加强引导，树立典型，形成清正廉洁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为推进交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整改期限：长期

三、交通系统学习培训教育力度不够，制约机制，激励机制还不够完善。

整改措施：一是制定、完善和坚持每周学习制度；二是加大对交通系统的思想教育，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服务质量；三是创造机会外派交通系统干部职工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四是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力度，以创建文明单位、示范窗口等载体，提高行业文明程度；五是把好用人关，录用专业人才，优中选优，充实干部职工队伍。

整改期限：20xx年12月

四、全县交通系统反分裂斗争教育不够深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对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

整改措施：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教育，不断增强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维稳意识。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契机，按照中央、区、州、县党委关于维护新疆稳定和维护木垒县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扎实有效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充分认识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牢固树立政治意识、阵地意识、责任意识，旗帜鲜明地与民族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最终实现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渗透得到有效遏制，工作机制不断完善的目标。

整改期限：20xx年12月

五、有时坚持民主集中制不够，与班子成员协调沟通不够，没有充分发挥好班子成员的整体能动性。

整改措施：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把党的先进性不断引向深入。首先，本人要从讲党性原则的角度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带头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今后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决策要敢于挺身而出，加以制止，对各种不利于团结和谐的现象要敢于出面，坦诚相见，真正以一身正气维护好风正心齐的良好氛围。其次，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取得群众信任的第一要素。本人作为我县交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更加以身作则，更加廉洁自律，更加勤勤恳恳干事，更加清清白白做人，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公仆形象感召和凝聚人民群众团结一致、艰苦创业。第三，本人要带头转变作风，自觉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关心干部职工，解决实际问题；要带头艰苦奋斗，工作中少讲客观原因，少讲条件回报，多讲党性，多讲责任，多讲奉献，以实干的精神推动交通发展目标的实现。

整改期限：20xx年12月

方案三：领导班子个人整改方案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通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学习教育，认真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和建议，与大家交流谈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并自我剖析，使我不仅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认清了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为切实搞好整改工作，提高自身素质，制定如下整改方案：

指导思想及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改造，党性水平得到提高，能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的出版物发行事业奋斗终身的原则，重点从思想、本职工作、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执行能力五个方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订整改方案。

一、思想方面

问题1、思想理论学习不够深，有时只顾忙于一些具体的工作，自觉主动在挤时间学习不够，闲时学一阵子，忙时学的少，有时看报纸也是看看大标题，结果对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新问题理解还不深，使理论水平不能尽快得到提高。原因：一是思想上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二是时间观念不强，没有把点点滴滴的零星时间利用起来。

整改措施：1、提高对政治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只有理论上的坚定与清醒，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与清醒，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有高的理论水平，必须进一步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并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2、认真执行党员干部的学习制度，积极参加党员的学习，参加单位的集体学习。3、自觉搞好自修学习，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做到三个落实，即学习时间落实，学习内容落实，学习效果落实，反对图形式，走过场，从本周开始，记读书笔记，每周不少于两篇。整改时间：边整边改，从即日起，认真落实上述措施，争取在短时期内内政治理论水平有进取的提高。问题2、政治理论方面的内容看得多，市场经济理论，法律知识，电脑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等钻研得少，结果使得知识面不够广。原因：一是在思想对领导干部应具备全面的素质，掌握更多的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是从事党务、行政工作的，只要政治理论功底厚实就行，其他方面的知识多少知道点就可以过得去，二是工作比较忙，有时间难以抽出时间去学习其它方面的知识。

整改措施：1、加强学习，提高对掌握科学文化等方面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同时教育本单位同志要做到一专多能，多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2、适当增加集体学习科学文化等内容的时间，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充分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整改时间：边整边改，从下个月开始。

问题3、思想上有畏难情绪。由于单位是一个清水衙门单位，许多困难一时难以解决，特别是经费困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整天跑着要钱，想办法创收，结果收效不大，致使许多该办的事情无法办，教职工的一些实际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得到解决，尤其是老同志的药费问题，子女就业等问题，我觉得同志的困难如同自己的困难一样，常常使自己有一种思想压力，其结果，使自己在有些时候产生了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原因：思想认识上不够清醒，不能正确地，很好地处理困难与工作之间的关系

整改措施：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树立正视困难，不怕困难，解决困难的勇气和信心。2、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拓进取意识，为更好地开展创收打下坚定的思想基础。整改时间，边整边改，从即日起，消除畏难情绪，积极大胆在开展工作。

二、作风方面问题

1、谦虚谨慎的思想作风坚持的不够一贯。比如在廉洁自律方面，有自满情绪。认识不到位，总认为我们做的不错，而且多次受到上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表扬，什么超标准和违约的事我们从未敢，也没有条件去做，这样就不自觉地产生了自满情绪，以致

在廉洁自律方面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原因：一是对中纪委等有关廉洁自律规定学习不够，对《党章》、《准则》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学习不够，掌握不牢。二是求真务实的作风不够扎实，满足现状的思想不同程度的存在。

整改措施：1、进一步加强《党章》、《准则》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学习，提高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2、克服满足现状，不思更大进取的思想情绪，形成良好精神状态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工作作风。整改时间：边整边改，一个月内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实，自己工作中努力做到不骄不躁，谦虚谨慎。问题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得还不够。一是自我批评不够经常，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多，在其他情况下作自我批评少；二是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会上批评得多，平时及时批评少；三是批评别人打不开情面，不够大胆，怕伤害同志间感情。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原因：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认为目前整个大气候也就如此，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一定就解决问题，二是认识比较片面、模糊，怕开展批评影响团结，影响同志们的积极性。

整改措施：1、提高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性的认识，这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任何时候都不能丢。2、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从团结愿望出发，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坚持原则，敢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又要注意对同志的批评方式，要有与人为善的态度，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此，要求党总支、各支部、各党小组要制定出具体的制度或措施，组织好党的民主生活会，保证民主生活取得更好的效果。整改时间：边整边改，从即日起，消除顾虑，打开情面，大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不断发扬光大。

三、工作方面问题

1、抓创收工作不够有力。主要表现为胆子不大，不敢采取诸如负债经营，贷款办事等举措，由于没有经费，许多该办的事不能办。原因，一是思想解放不够，积极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不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做得不太好。二是对于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理论结合我们的实际工作做得欠缺，以致于创收工作效益不高。整改措施：1、进一步克服因循守旧，怕风险的旧思想，树立开拓创新，敢担风险的新观念。2、加强市场经济理论的学习，并运用这些理论指导创收工作的实际，理出适合本单位情况的创收思想，并能采取多种有效途径，加大创收工作力度，加大内部管理，增加创收效益。3、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制定出必要的制度和措施，鼓励大家为创收工作出谋划策，并能积极投入到创收的实际工作中去。

整改时间：边整边改。从现在开始，要加大创收力度，争取在半年内增一些有效创收办法、创收途径。问题2、抓行政后勤工作改革的力度不大，在水电、车辆、服务、安全等方面管理不得力，致使一些工作出现一些漏洞和失误。在有关考核和分配方面，还制定出更加公平，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原因：对行政后勤工作，认为有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具体抓就行了，结果对这方面的事情，过问不及时，指导不具体，督促不得力。

2016法治信仰调研报告
立法调研目的 第五篇

法治信仰调研报告

逾二十年的全民普法工作在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时代的要求、人民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表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部门对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认识不高，对这项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有些公民甚至党员干部，法律意识不强，时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皇皇一个“法有关系亲疏之分”“法为有权者所用”的现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国民教育中侧重公民义务的教育，忽视了公民权利的教育；侧重法律条文的单向灌输，忽视了法律素质的养成。

时代在发展，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权利、尊严，关注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关注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因此，人们渴求公允、善良的期许就大部分寄托于法律来平衡，也因此，构建法治信仰就成为法制建设事业的基础和贯穿于实践中的灵魂因素

一、构建法治信仰应在法制实践中教育引导群众

首先是立法环节。在社会管理的多数方面现行立法层面仍处在构建枝干的阶段，实践中很难发挥有效应对社会实质需求的作用。例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需要的行政收费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政务信息公开法等，都还没有制定出来。同时，地方各级权力机关的立法作用发挥不明显，欠缺主动立法的理念和信心。地方权力机关本身就应该是一级重要的立法机构，是基本法律有效实行的推动者和监督者，地方性法规应该是最具有鲜明特色的法治宝典，成功的地方性立法又能为国家立法技术的不断完善提供最鲜活的素材，但可惜的是现实的地方权力机关的行政性质偏重，法律人才缺乏，日益成为一个彰显单一职能的议事机构，甚至惟命是从，此现状完全有悖于宪法规定。通过立法来呼应群体需求，既能深化有法可依，又能为群众的法治信仰提供对应的保障。

其次是执法环节。由于我国的体制原因，政府承担着大多数的社会执法功能，对侵权行为的司法救济也往往与行政权力的实施不构成自然过渡，因此，依法行政必须成为政策执行者、执法者的首要工作原则。行政权来源于法律的确认，行政权的实施必须以法律(这里指广义的法律、规章)为依据，当法无明确规定时，则应以法的原则、精神为依据，在涉及到公民群体或个人时，则必须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不能为行政权的便利实施去人为地宽泛地、想当然地解读甚至遏制。人民群众在亲历的涉法实践中也将以法的规范、法的理念来审视事情本身，来审视相对方的法治素养，在最终的公正结果面前受到法的教育。

违法必究是一种法律结果，更是法律评价状态。只有任何违法行为都受到法律追究，才能真正实现法的社会平衡意义。这里首要强调的是执法者违法的自纠自查和社会监督，自纠自查必须以系统内的独立部门来负责，这既是一种司法技术层面的帮助，又是一种行业自律的管控；社会监督是执法者的外围监督，是以相对方合法利益为依据的精准衡量，也是人民群众参与法治建设，培塑法治信仰的积极能动，能较好地实现法制的社会目的。执法者首先要确保自身行为符合法的界定、要求，同时要依法对待相对方，切实尊重相对方的一切合法权益，确实如此才能获得令畅政通的社会效应。

二、构建法治信仰应牢固坚持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促进法治的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是“良法人人遵守”,程序正义是“良法”的组成部分,又是“人人遵守”的重要原因。只有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平等对待才会自觉遵守法律,而程序正义恰恰要求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平等公正。在这里之所以将程序正义单列出来强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国情，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传统法律文化和观念之中“重结果轻形式”，是中国法律的一大特点，“中国人寻求的是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的鲜活事例比比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完善，公民民主意识、法制观念的日益增强，人们已经逐渐给予程序公正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有些法律知识有限的普通百姓，对裁判结果正义与否的判别标准，通常是从制度上看法定的程序是否得到保障和贯彻，因此程序公正才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如果程序的设计和实施公正，那么大多数情况下做出的实体处理会是公正的；程序公正也有着独立的价值，它本身体现着民主、文明、法治和人权的精神，并不依附于实体公正的实现而存在。良好的程序公正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应该公开透明，具有鲜明、完备的形式逻辑。第二，应当保证各方法律地位平等，不允许搞差别待遇，不允许剥夺任何一方的争辩诉讼权利。第三，必须使裁决者处于独立和中立地位。第四，应当为对立意见提供正面交锋和辩论的机会。只有坚持程序正义才能较好地引领法治公信力的构建，才能最终保障法制正义的实现。

三、构建法治信仰应尊重并切实保障律师的作用

人民群众在自身权益受到威胁、侵害时需要律师的介入，律师能为代理方的利益认真地为当事人辩护，能够起到牵制公检法部门行为不超出法律的作用。而这样的程序反而能够赋予相关结果以足够合法性，进而可能起到避免代理事宜的深度恶化，甚至起到防范再次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积极作用。

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中律师也能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服务政府决策。通过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政府有关政策文件和行政措施的审查，保证政府依法行政；二是参与领导接访。为领导的回复和决断提供法律保障；三是参与突发事件善后工作。在事件各方的后续处理中以法律来平衡；四是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这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行政权效能的有益尝试。

律师目前在我国是较为独立的具体法制事件参与方，其基本职业要求是司法制度和当事人利益之间的调节者，律师工作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因此，我们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充分尊重律师在各类纠纷、案件中的代理、辩护职能，将其作为实现法律公平公正意义的有益介入者，切实摒弃自身单纯的矛盾、对抗意识，为提升法治公信力创造良好条件。

律师最好的“名片”是担当社会责任,做法治社会的倡导者、建设者、维护者、推动者。尤其在为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而据理力争时,折射出律师扶弱助困、匡扶正义、勇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社会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法律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正如战国列子所说“国者，必须以奉法为重。”只有建设成为法治社会，我们才能向法治的小康社会奋进。

（编辑：华华）

2016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立法调研目的 第六篇

第1篇：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引言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及其诉讼地位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一)刑事被害人界定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1)必须是合法权益遭受到侵害。认定一个人是否刑事被害人，应当首先看其被侵犯的权益是否合法权益，也即其权利和利益是否受到法律的保护；(2)必须是直接遭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直接，则将受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人排除在外，如被害人的近亲属，其因为犯罪行为心灵上也受到了创伤和打击，同时可能伴随着被害人的医药费等物质损失，但是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害人；(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二)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在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只属于一般诉讼参与人，法律没有赋予其当事人的地位。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明确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同时赋予被害人多项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我国人权保障刑事改革的重大进步。刑事被害人拥有当事人地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对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最深刻的感受，在解决其利益遭受侵害的刑事犯罪冲突中，他是当然的权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主体，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补偿的欲望，而且更有着使对其实施侵害的犯罪人受到法律惩罚的要求。

二、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立法状况

西方流传着一句法谚：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但是，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被告人的角度着手而很少关注到已经受到伤害的被害人，被害人不仅受到犯罪行为的一次被害，在诉讼过程中乃至之后还可能受到二次被害或者更多。

随着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人权保障的发展，刑事被害人的权利逐渐受到重视。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是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乃至国际公约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化进程的表现，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关于保护犯罪被害人权利的政策和措施主要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建立对被害人金钱资助的制度。第二阶段是加强对犯罪被害人间接和直接的帮助，具体表现为非营利性组织如英国的被害人支助、美国的被害人支援的全国组织等开始向被害人提供间接和直接的援助。第三阶段，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或改进法律确立被害人的权利。目前，随着国际范围内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世界各国在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上已形成诸多共识。

从权利保护来看，被害人的权利主要是：(1)控诉权。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被害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启动公诉程序。(2)诉讼参加权。为使司法程序满足被害人的需要，应当让被害人在涉及其利益的适当诉讼阶段出庭陈述其观点和有关事项以供考虑。各国立法中对被害人的诉讼参加权都有不同的规定。(3)知悉权。从上世纪60年代起,英美澳及欧洲各国纷纷制定了有关保护被害人的法律，规定了被害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享有知悉权。(4)援助权。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从法律援助的时间、途径、内容和对特殊被害人的适当照顾几个方面详细确立了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有所忽视，但是在当代被害人学运动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纷纷改变了做法。(5)隐私权。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被害人隐私的保护，其旨意是能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的“第二次被害人化”。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以及有关被害人保护的特别立法之中，都体现了保护被害人隐私权的内容。(6)处分选择权。在国外，在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自诉领域，由于没有国家公诉机关的干涉，被害人可以享有相对完备的实体处分权利，比如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或放弃部分权利。(7)赔偿和国家补偿权。对被害人给予不同形式的经济赔偿或补偿，各国对此已经形成了普遍的立法潮流。

总体说来，国外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加强是当前刑事诉讼立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理论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应当是由国家、犯罪人、被害人这三个主体构成的“三元结构模式”，而非只定位于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二元结构体系”，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应当具有真正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对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是加强刑事法律中的人权保障，实现刑事司法全面正义的需要。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长期以来，维护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一直是刑事司法活动的主要方向，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

随着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意义的认识深入，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个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权利作了规定，具体概括为以下几种权利。(1)报案、控告权。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报案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是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接受；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控告人的安全。报案、控告权及侦查、检察、审判机关负有保护被害人安全责任的规定，有利于保护被害人人身、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2)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权利。由于原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害人的此项权利，实践中是否允许被害人委托代理人做法是不一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委托的代理人可以是律师、被害人的监护人、亲友及人民团体或者被害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明确规定，为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3)申请回避权。被害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审查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认为具有符合法定的回避的理由时，有权申请其回避。这一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地位被立法承认后增加的诉讼权利，对案件的公正处理有重要意义。(4)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5)参加法庭审理权。被害人有权在法庭审理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可以向有关的证人、鉴定人发问；可以对法庭上出示的物证、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发表意见；可以申请通过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勘验；可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有权与被告人互相辩论。(6)异议或申诉权。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诉。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强奸案被害人可以选择是否出庭；被害人报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应当为其保守秘密。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配置存在问题

通观我国立法关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在诉讼领域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些措施也是很有力度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明显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没有予以界定现行刑事诉讼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而正是由于被害人地位获得，确立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2)对被害人的诉权限制太多，保障不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诉权制约私诉权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私诉权制约公诉权重视不够。(3)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在司法实务中，对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无法得到赔偿而造成生活极为困难的被害人，有的由地方政府给予适当补偿，有的由被害人单位给予救济，有的由某种援助团体予以资助。(4)对被害人的赔偿范围过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赔偿仅仅是一种“填平式的赔偿”。对加害人而言，没有惩罚性赔偿，对受害人而言，没有抚慰性赔偿。此外，未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明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5)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过于空泛。在法律援助的具体规定和要求中，没有对被害人如何进行法律援助的内容，以至于讲到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人们只知道对被告人有法律援助。(6)民事赔偿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启动后才能一并审判，而不能提前进行，只有为了防止刑事审判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6)国家补偿缺位。目前，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尽管各地都有对被害人实施国家补偿的做法，但由于法律没有关于如何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明确规定，也没有将被害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不一，标准混乱。

四、完善诉讼权利配置，强化我国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对策

被害人及诉讼参与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广泛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外在立法上和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熟的经验。他们的做法对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现状，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为保障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和实现司法公正，针对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有必要重新构建并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被害人援助

许多被害人由于其特殊的诉讼地位或者某些特殊原因而不能有效行使诉讼权利，甚至还可能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强化我国被害人的法律援助主要是：(1)对法律援助权予以明确规定。从宪法高度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权给予明确，同时在刑事诉讼立法上规定被害人享有和被告人相对应的法律援助权，比如对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而自己参与诉讼能力较差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诉讼代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被害人应当缓、减、免诉讼费、鉴定费等。(2)司法实践要细化援助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当将被害人法律援助纳入法律援助制度的总体框架中考虑，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律师应当为被害人参与刑事程序提供相应的物质便利和法律上的帮助，如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设立被害人误工补偿制度、对被害人的人身保护制度、被害人出庭期间的休假制度、为出庭被害人提供与他人隔离的休息室或者设立专门的被害人室等。(3)建立对被害人的社会救济制度。主要是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建立经济援助的体系，充分尊重被害人的人格。所以，我国有必要设立被害人人权问题研究机构和被害人保护机构。有些国家，例如美国等国家早已成立了“国家犯罪受害者调查”机构。若要在财力还不够强的我国普遍建立这种机构是有许多困难的，但我国被害人的人权却急需加强保护。因此我们不能再等待，国家各级司法机关、立法机关以及监察机关设置的信访机构，可以增设窗口，承担对被害人的免费法律咨询援助。

(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赋予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有必要的。毕竟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同源不同质，其在保护被害人民事权益方面有先天的不足。民事侵权之诉中尚且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为何较之社会危害性严重许多的刑事案件，如强奸、猥亵、侮辱等行为，被害人只能就直接物质损失获得赔偿，这一制度显然不合理，而确立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制度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三)赋予被害人提起国家补偿的权利

所谓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国家在法定情形下加以补偿的制度。从社会的角度讲，在犯罪分子无法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时，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适当的补偿，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避免被害人过激行为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从国际上看，新西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确保被害人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也是值得借鉴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制定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还没有制定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可以规定：无法从犯罪人或是其他来源获得物质保障的、因故意犯罪受重伤的被害人及因故意犯罪死亡的被害人的遗属，有权利获得国家补偿。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它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国家应尽最大力量实现犯罪人对刑事损害的赔偿，如果犯罪人本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国家应当尽可能使有赔偿能力的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合理地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对于不具有前述两类赔偿能力的犯罪人所造成的损害，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赔偿费用可取自国家司法机关对犯罪人判处的罚金和变卖罚没物品所得的钱款，亦可以按一定比例提取来自海关、行政机关、工商管理机关收取的罚款、没收的非法钱款和变卖没收的非法物品所得的钱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四)完善被害人赔偿制度

在刑事诉讼中解决好对被害人的赔偿问题，可以有效地使被害人从被害后果中获得恢复，平复被害人的心理，消除和缓解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冲突，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进而有于实现诉讼目的，维护社会安全。

借鉴国外立法与司法经验，完善被害人的赔偿制度主要是：(1)将犯罪人赔偿损失可以从轻处罚作为一项基本规定。在考虑赔偿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时，不但要考虑赔偿损失的数额，而且也要考虑犯罪人对赔偿损失的态度和所做的努力。(2)将赔偿损失与缓刑、减刑和假释结合起来。(3)进一步完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对某些没收的犯罪工具，可以用来优先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而不仅仅拘泥于犯罪人的没收财产，以此来最大限度地保证犯罪人的经济赔偿能力。(4)加大对犯罪人逃避赔偿责任的惩罚力度。(5)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法定赔偿范围。

(五)尊重被害人人格，避免其再度受害

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有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保证刑诉的公正，能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要求，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日趋完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其财产已经蒙受损失，身心也已遭受巨大的痛苦，尊重被害人的人格，避免对被害人的人身和人格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不仅是保证刑事司法顺利进行和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也是缓解被害人的痛苦，防止其产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的必要条件。在被害人中，有一部分人尤其容易因诉讼程序本身再次受到伤害，比如性犯罪中的女性被害人、未成年的被害人等。日本在2000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规定：当证人(包括)被害人有可能看到“显著的不安或紧张时”，可以允许陪同人陪伴作证；可以在证人与被告人之间设置屏风等物以使相互看不到对方；可以让证人待在法庭以外的其他房间，通过连接设置在该房间和法庭的录像装置进行作证。因此，我国的刑事司法要在这方面给予改进，从法律层面赋予刑事被害人足够的尊重和尊严。比如，对受害者不应抱有轻蔑指责的态度，对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情应避免传播、限制公开报道；对性犯罪被害人在侦查、调查时应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进行询问，询问中应进行适当的安抚，并对其隐私进行保密。另外，我国可借鉴日本的规定，在审判程序中加强对易受伤害被害人的保护，防止其再度受到伤害。促进被害人人格尊严的恢复，使其重归社会。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世界范围内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立法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尤其是1996年刑诉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规定，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势在必行。

如何对待被害人，是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建立并完善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进步的标志。笔者相信，随着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各项制度必将日趋完善。

第2篇：浅析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刑法效益的提高对我国构建法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本文主要针对刑法立法效益问题进行了简单的研究和探讨。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的效益还不太理想。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刑法的实施效果来分析，刑法法律体系不协调，刑法实现程度不高，刑法立法质量偏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法的立法效益。因此，对于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的研究有其必要性。

一、刑法立法效益的简析

(一)刑法立法效益

要想对刑法立法效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首先就要了解立法效益的概念。目前关于刑法立法效益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现阶段大家普遍认同的立法效益概念是从立法者和立法工作角度来衡量，主要看立法者设定立法的目的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简单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差。但是，不能想当然地将刑法立法效益理解为刑法立法的成本与收益之差。由于刑法的特殊性，既关系到刑法立法的时间、刑法的监督成本，同时，还关系公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以及刑法的立法质量等等。所以，在对刑法的立法效益定义时，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各个方面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正确地理解刑法立法效益。

(二)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

刑法立法效益主要表现为刑法立法收益除去刑法成本以后，所得的净收益。因此，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刑法立法效益。刑法的立法活动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修改和认可刑法的行为。可是刑法在制定、修改和认可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般而言，刑法立法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就是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所消耗的成本，包括立法机关以及相关机构所支出的全部费用、立法调研费用、机会成本、法律草案或文本的制作费用以及宣传教育费用，如：立法的工资、机构建设费用、误工费、食宿费、办公设备费用以及相关的福利费用等；而间接成本是指由于刑法立法可能不合理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因刑法立法不合理而导致民众对法律及立法者的消极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刑法权威和尊严所带来的损失；二、基于立法者的法学素养或立法技术等原因使刑法缺乏可适应性，而必须进行较大修改而再次耗费的成本；三、立法者制定出的刑法存有疏漏而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其次，以刑法立法收益为其价值追求的刑法立法效益。从某种角度上讲，所有的立法活动，都是以立法收益的取得为目的的，同样，刑法立法活动也不例外，其作为资源耗费活动，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较大或者是良好的收益，如经济收益、社会收益以及政治收益等等，所以要想有刑法立法效益，就要有刑法立法收益。为此，在实践中，必须要通过刑法立法收益的取得来获取良好的刑法立法效益，在保证成本的前提条件下，立法收益越大，就会产生更大的立法效益。因此，刑法的立法效益是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的。

二、刑法立法效益之内容

(一)经济效益

刑法立法的经济效益，要求我们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立法质量，达到预期的立法效果，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既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也要符合社会目的。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重视立法的经济效益是刑法立法效益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一般来讲，刑法立法效益的主要内容及其组成部分是刑法经济效益，其可以通过相应的经济指标来表示，与其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相比，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显性作用。首先，刑法经济效益可定量预测立法效果以及立法目标，为人们从事各项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导和框架，既减少了成本，也降低了风险，使其确定性提高，为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其次，刑法立法活动还以立法机制为前提，量化经济效益，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出台相关的刑事法律，不仅可以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遏制刑事违法结果的进一步拓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各项社会活动正常进行，为我国经济市场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进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政治效益

刑法立法的政治效益是指刑法立法在维护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中而取得的效益。例如：我国刑法106条的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武装叛乱、暴乱罪的，从重处罚。根据刑法113条的规定，犯武装叛乱、暴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56条的规定，犯本罪，除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刑法立法通过刑法的制定，加强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有效地对我国人民进行保护，从而来实现刑法的政治目的。

(三)社会效益

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就是以刑法立法为基础，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影响。对于刑法的社会效益要用辩证的理论去分析，在使用和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合理应用，不可以随意地滥用和扩张，这是刑法使用之道。因此，要保证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要做到以下三点：一、要加强对刑法的学习和研究，丰富和加深对刑法的理解和把握，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和正确贯彻刑法规定的原理、原则；二、要掌握各种具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使用刑法；三、及时发现刑事立法关于具体犯罪规定中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从而有助于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健全。

三、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因素

从我国刑法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影响刑法立法效益发挥和提高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刑法立法成本

简单来讲，刑法立法成本囊括了太多的资源支出，如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通常我们将其划分为立法成本、立法监督成本以及实施成本。

首先，立法成本。在我国，由于刑法立法工作艰巨而又漫长，在这项长期的工作中，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文本费用、办公费用以及立法者的工资等等，这些固定的支出，都是其中所必须要承担的部分。尤其是在刑法不断地修正和出台的过程中，其相应的成本也会相应地增加，进而刑法立法成本就会增加，自然刑法立法效益就会受到影响。

其次，立法监督成本。立法监督成本对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刑法立法活动，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影响刑法的实施；二是缺乏对刑法立法结果的实施效果的监督，制约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三是由于相关的成本投入较少，导致刑法监督体系不完善，从而大大限制监督的充分和有效发挥。

再次，实施成本。在刑法实施过程中，其成本内容主要包括利益格局的耗费以及刑法制度结构的耗费等支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又可称之为违法成本支出以及守法成本支出。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这部分费用都是由组织或者是公众来投资，并不是由国家承担。由于组织、公众不愿意增加投入，客观上影响到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和发挥。

(二)刑法立法质量

从本质上将，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刑法立法的质量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是我国构建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刑法立法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刑法立法效益的高低。首先，在刑法立法中，立法政策、立法程序、立法体制以及立法思想都会影响到立法质量，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和考察，提高刑法的前瞻性。其次，还有一些非立法因素的影响，如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法学研究以及法治模式等，在刑法立法中，根据相关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水平，启用高素质专业人才，规范立法体制。

四、提高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一)建立刑法立法成本控制与管理机制，合理控制刑法立法成本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刑法立法的成本控制机制。传统的刑法立法管理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方式，其所构成的社会管理，不仅成本高，而且执行力度不强，大大影响了刑法立法的效益。因此，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要尽量地减少成本支出，增强刑法立法成本的控制和管理意识，完善相关的控制管理机制，科学合理的设置控制目标，积极构建立法成本分析体系，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同时，还要合理调控范围，避免一些社会因素的介入导致刑法的张狂，杜绝刑法惰性的产生，保证刑法的补充性、谦抑性、威严性以及内敛性，提高其经济性，以免刑法立法调控范围的随意扩大和消极萎缩，进而保证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二)科学处理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保证刑法实施效益的提高

在刑法制定后，刑法立法者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刑法制定、出台后的实施效果，加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保刑法在实践中的顺利展开，促进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的高度协调，尤其是刑法中的条例不可以与其他的任何法律发生相互的冲突，造成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另外，虽然单行刑法或者是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会使得刑法立法成本增加，但是如果没这些相应的条款，那么刑法立法效益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刑事立法问题上，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要分析其可能的耗费和收益，从而保证其实施收益适合于刑法立法。

(三)构建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规范刑法的运作

要想促进刑法立法效益的发挥和提高，就要建立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国家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加大投入，增强刑法立法监督力度，在立法过程中，规范相关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活动。与此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刑法立法在整体上存在不足之处，虽然政府对此比较重视，也确立了一些立法体制，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切实保证我国的刑法立法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刑法立法效益。

(四)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强化公民法律意识

我们必须要加强宣传和教育，实现全民的普法教育，强化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特别是在一些新刑法出台和实施后，其中的利益关系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所以，要想保证出台的新刑法能够被公民良好的遵守，就要要求公民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进而才能体现刑法的意义，提高刑法立法效益。

(五)合理配置刑法立法资源，提升刑法立法效益

在立法活动进行中，社会资源的消耗是必然的，如果资源在该领域被使用，那么其他领域就不可能再分配到这个资源，尤其是在我国立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加强对各个环节的分析，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资源结构，强化刑法立法，加强经济投入与法律投入的分配与权衡，从而有效地推动刑事法治的建设，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四、总结

总而言之，在刑法立法活动中，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素质，规范刑法立法程序，保证刑事立法及其实施的有效性，最终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

第3篇：浅谈共同犯罪的构成条件

论文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构成条件

论文摘要：共同犯罪简称共犯，它是相对于单独犯罪的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

这里的人一般指的是自然人，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犯罪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抑或是两个以上的单位乃至一方是自然人一方是单位均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当然，不论是自然人或者单位，要成为共同犯罪的主体，都必须符合犯罪主体的资格。一般来讲，作为自然人构成的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如果一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却利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共同去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主体的单位也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能够成为犯罪主体的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机关和团体。如果是非法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实施犯罪的，则不能认为是单位构成的共同犯罪，而应当认为是自然人相互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

（二）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

所谓共同犯罪行为是指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的目标，彼此联系，互相配合，结成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共同犯罪行为的主要含义包括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共同犯罪人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犯罪行为，即他们各自所实施的行为都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独犯刑法的、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在多人实施的共同行为之中，有的人实施的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其他人利用该行为实施犯罪，则此人的行为便不是共同犯罪的行为，在他们相互之间也不构成共同犯罪。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尽管在具体的分工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一个共同的犯罪目标将他们的单个行为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犯罪活动整体（

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根据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大多表现为共同的作为，也有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还有共同不作为的形式。

（三）犯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

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彼此之间的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在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对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共同犯罪的故意虽然与单独犯罪的故意有别，但亦包括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个方面。首先，就共同犯罪的认识因素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个共同犯罪人都不仅认识到自己在实施某种犯罪，而且还认识到有其他共同犯罪人与自己一道在共同实施该种犯罪。（2）各个共同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共同犯罪行为结合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与共同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一方面的内容说明，各个共同犯罪人不仅在主观上都有犯意，而且有犯意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犯意相互沟通、彼此协调，从而使得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次，就共同犯罪的意志因素而言，其主要内容包括：（1）各共同犯罪人是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决意与他人共同协力实施犯罪。（2）各共同犯罪人对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都抱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

第4篇：简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思考

论文摘要：行政机关滥用职权或怠于履行职责有时候危害是社会公益。依照现行的行诉法相关规定，原告资格取得以与自身有法律上直接的利害关系为前提。但在公益受损害的案件中，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受益者，不会提起诉讼。为了社会公益的维护，支持公民对与自己权利无直接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特定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实属必要。

一、行政公益诉讼定义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中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通过对西方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和法理思考可知，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公益行政诉讼构建之必要性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法理分析

1、司法对社会公共性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司法权是用于保护权益的，包括私权和公权。公权行使过程中侵犯公共利益从表面上分析对个人权益并没有造成直接的损害，公民不能以个人名义对此提起诉讼。但无救济便无权利，法律对公共权利的保护不应是一种真空状态。

2、私权利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在使行政权日益无限扩大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时，也导致了效率低下、妨碍了公民行使管理国家、主张自身权益的权利。我们需优化公权和私权的配置，借助私权，运用司法审查，制约公权。

3、传统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法谚“无利益即无诉权”以“诉的利益”为拥有诉权的前提，但我国公民法制观念不断更新，理念的进步也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好了观念基础，法律本应不断更新以适应社会现实。

(二)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在中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如教育环境方面，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主管部门、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开发、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因为公益的保护，在两型社会当中应该主要是靠人们对公益的自觉维护和对法律的自觉遵守来实现的。但是两型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样完全依靠自觉是无法实现公益的。我给公益诉讼的定位，它是行政管理和执法的一种有益补充。之所以定位为补充，因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公益诉讼，但是公益通过管理或者执法等途径得到维护。公益的诉讼保护实际上不仅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有关，跟刑事诉讼关系也一样大。

三、公益诉讼的起诉问题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特别提到了环境公益诉讼，在界定原告资格时，主要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根据这样的规定，国家机关依据法律明确规定才能取得原告资格，有关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无需法律特别授权。以前理论界一直呼吁的公民和企业组织被排除在原告资格之外，体现了立法者对滥诉的一种担心。公民没有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他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参与进来：一是通过向有起诉权的机关提出控告检举；二是对于损害公益的行为，受到影响的公民可以就其本人受到的损害提起诉讼；三是在法定机关或者有关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中，积极提供证据材料，证据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没有明确提到。但是，刑事诉讼法已经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诉，这也说明检察机关事实上已经依据刑事诉讼法取得了部分民事公益诉讼权。

普遍被认同的一个观念是，公益诉讼不仅具有纠纷解决、公共利益权利保护、不当行为纠正等功能，还可借以形成社会公共政策、制约公权。与此相应，目前比较突出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的违法成本将大大增加——当生产企业向食品中添加非法添加剂时，向河水中排放高污染生产物质时，将不得不有所顾虑，因为公益诉讼随时可能找上门，并且让他赔个底掉。但到底谁有权利提出公益诉讼？学者普遍认为，检察院、行政执法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在一定条件下均可提起公益诉讼。但在相关法律条文中，一直未有明确规定。此次民诉法拟规定社会团体可提起公益诉讼，“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以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将会更容易。”专家认为，公益诉讼主体的确立，将更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以环境公益诉讼来说，环境公益诉讼可更有效地抑制环境侵权行为和约束环境行政权力，防止行政不作为、滥作为以及行政权力违法寻租的现象，最终达到保护环境、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法规规定，我国公益社会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其中，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是开展非营利性实际工作的组织形式，在实践中，后者的活力与作用有目共睹。目前，我国的多数环保组织都属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特征

(一)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

有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可以是与被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也可以是与被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国内许多人主张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能是人民检察院，或者是包括人民检察院在内的有关国家机关，有的人主张公民个人也应当是公益诉讼的当事人。笔者认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应当包括国家机关、检察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律师事务所、律师、普通公民。检察机关应当成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机关。检察机关既可以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也可以作为“公诉支持人”支持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这对于我国遏制日益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益无人代理的现象是极为必要的。律师和普通公民关注社会公益、提起公益诉讼的行为应当受到大力提倡、鼓励和支持。近几年国内引起全社会关注、促进了公共利益、公共福利的许多公益案件，都是由律师和普通公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另外，无论政府支持的妇联、残联、青联、共青团、工会，还是以高校科研机构、工商登记企业形式出现的各类环保组织、文化组织、人权组织，都应该向国外NGO组织学习，不断促进公益诉讼的发达。

(二)行政公益诉讼的特征

通过以上对各法治国家行政公诉制度的考察可知，尽管海外公益诉讼的表现形式和称谓不尽一致，但却有许多共同特征：第一，各国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基于维护公益的需要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且宽泛不一，但是扩大参与行政过程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其权益直接或间接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直接或间接相对人，甚至任何人，均可依法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第二，利害关系的不特定性。民众诉讼中，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公共利益，对于普通民众诉讼往往只有不利影响，而无直接利益上的损失。允许在该相对人不愿、不敢或不便提起诉讼之时，普遍民众为了公共利益之维持而向法院提起民众诉讼。第三，可诉对象的双重性。民众诉讼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在国外并不仅仅指针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若是行政主体的抽象行政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普通民众诉讼亦可对此抽象行政行为起诉。第四，受案标准的严格性。民众诉讼必须依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为前提，严格民众诉讼受案范围，以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

(三)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构建

受案范围需借助于一定的科学的方式予以明确的划定，这种方式越科学，受案范围的确定就越可却。各国对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不完全相同，有些国家以判例确立受案范围，如英、美、法等国。但大多数国家是以制定法确定公益案件的受案范围，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律列举的方式。一种方法是明确事项列举的方式，我国法律应结合使用上述两种方式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1。概括性规定先是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然后规定只限于对法律明文规定的事项可以起诉

再在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逐个列举可由法院受理的公益案件，这样就可以让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在法律不断完善、公民法治意识逐步提高、法治日益进步的情况下逐步扩大。

2。列举

应采用明确事项列举的方式将目前在国有资产保护、环境资源、行政垄断等作为或不作为领域中严重侵害公益情形：(1)国有资产流失。(2)社会、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3)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问题。(4)行政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5)涉及财政资金运用的侵害公益行为。(6)违反行政公开制度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为。(7)被认为侵害公益的抽象行政行为。(8)法律法规允许起诉的其他侵害公益的行政行为。

【立法调研目的】

第5篇：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立法调研目的】

一、沉默权的历史渊源和定义

沉默权(privilegeof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讯问官员的提问依法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因此而受到法律的追究，讯问官员则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此项权利的权力。简单地说，沉默权就是不回答问题的权利。沉默权最初形成在英国，13世纪以后，在英国的宗教法院、星座法院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强令被告人就犯罪宣誓供述，被告人拒绝回答时就要受到刑讯或处罚。在这种程序中，不是由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而是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是否有罪。因此，公民的权利从根本上是得不到保障的，这引起国民的强烈反对。1639年英国的李尔本案，在这一案件中李尔本以“自己不能控告自己为由”反对星座法院法官的纠问宣誓，两年后终于被议会裁决认可，并在1898年的《刑事证据法》中得以确认。美国首先移植这一制度，并首创米兰达规则，使刑事沉默权制度在程度上得到了保障。1963年3月3日深夜，一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某影院工作的女孩(18岁)下班回家时，一辆汽车突然停在她面前。一名男子从车里钻出来，一手抓住其胳膊一手捂住其嘴，将她塞进汽车后座，把手脚都捆住后，在车内将其强暴。该女孩被放开后，马上跑回家给警察打电话报警。根据她的描述，警察于3月13日将米兰达抓获。抓获后，警察将被告进行了“排队”，受害女孩当场指认米兰达就是罪犯，米兰达也供认不讳，并写了一份供认书，还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以米兰达的供认书和招供情况为证据，法院判决米兰达犯劫持罪和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和30年。米兰达不服判决结果，在狱中多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写信上诉，终获成功，这便是美国刑事诉讼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联邦最高法院从此明确规定：在审讯之前，警察必须明确告诉被讯问者：(1)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3)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4)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在米兰达规则中，只有前三条与米兰达一案有关，而规则第四条，即如果嫌犯请不起辩护律师，法庭应免费为其指定一位律师的规定，则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在1963年作出的另一项重要裁决而确定下来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被告人在法庭受审时，有权请律师为其辩护。人所共知，金钱不是万能的，可请律师辩护，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百多年来，此款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是保护了有钱人的人权。在后来的克拉伦斯·伊尔·吉迪恩盗窃案中，才最终确定并最终形成了米兰达规则的第四条。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宣告了“无罪推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德国经过纳粹期间的惨痛教训以及《联邦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格尊严的要求，是通过增设《刑事诉讼法》来实现的。

沉默权的发展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认识到沉默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因此都在其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28条、第133条分别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可取得。任何时候，当被审查人要求作陈述，预审法官应立即听取。本款所规定的告知，应记入笔录。”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1条规定：“被告人可以始终沉默或对各个质问拒绝供述。”这说明沉默权利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潮流。

二、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我国历史上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的《法经》六篇直到唐代的《唐律疏议》，我国的封建法典逐步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法系。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实施专制统治的统治阶级把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破坏了社会安全与秩序的臣民，在诉讼活动中只能成为一个遭受拷问、提供有罪供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客体。封建社会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特别重视被告人的口供，必须取得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之后才能定罪，为了能够取得有罪的口供，而广泛的采用刑讯方法。有时候甚至对证人或原告实施刑讯，不仅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这样的刑事诉讼体系之下，都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这是封建社会不注重人的权利，而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的必然结果。而在新

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制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要求犯罪分子必须坦白自己的罪行，否则就要加重刑罚。尽管这一政策对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应该看到，这一政策与沉默权的基本精神是相背离的。沉默权要求被告人对讯问官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不能因此而受到追究。如果一个被告人仅仅因为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就被处以法定刑罚更重的刑罚，这显然不符合沉默权保护被告人权利的精神。而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犯罪后要么选择坦白，获得从宽处理；要么选择不坦白，被从严惩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

三、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

以及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我国《刑事诉讼法》反复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采取的是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即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标志是：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这一客观标准是建立在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国以前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对引导司法人员努力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减少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刑事诉讼证明要求“结论唯一，排除一切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诉讼证明是司法人员通过对搜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来重现案件事实。由于证明材料具有有限性，逻辑推理具有主观性和间接性，重现案件事实并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因此，要实现绝对性认识是十分困难的。

我国刑事诉讼之所以强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采取彻底真实的客观标准，与我们的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观一定可以真实的反映客观。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认为通过司法人员的努力追求，可以真实的还原和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也即是认为一切案件事实都是可以绝对查清的。为了能够把案件的事实绝对的查清，也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客观材料，这也是完成理性认识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不仅要收集完备的书证和物证，更重要的是获得被告人如实的供述，因为被告人是案件的最直接参与者，或者可以说被告人是案件的主角，只有得到被告人如实的供述，才有可能使案件的本来面目真实的还原出来。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如实供述的义务，并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这是与我国刑事诉讼的方法论和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相适应的。

(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和方法论

英美法系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将过去发生的事情百分之百真实的还原出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由于取得证据的方法有显著不同和区别，证据只能产生程度不同的概然性，而不会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在诉讼的各个环节都是同一的，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与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也是相反的，在英美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是无法达到的；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做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这里，证明标准不仅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此外，还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在英美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需要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

(三)中国刑事诉讼活动中被告人的权利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这些规定，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是一致的，无疑这对迅速、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供述义务不仅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和举证规则，也无助于取证行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并且助长了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过分依赖的心理，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这一规定和刑讯逼供的关系，在下文中会详细阐述。

(四)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制度的冲突

如果赋予了被告人沉默权，那就必然会面临着一种情况，那就是大量的刑事案件将有可能出现零口供的情况。在我国现行的追求彻底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下，大部分的刑事案件一旦欠缺了被告人供述这一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都将面临无法彻底还原案件真实面目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大部分的案件都将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因为存在疑点而不得不“存疑不起诉”，使得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在侦查阶段作为解决的办法，通过加大侦查工作的力度，尽可能多的收集相关物证、书证，用其他详实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将被告人推上法庭，必然会使侦查工作的难度大大的增加，相关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将呈几何级的递增，同时对侦查人员提出更高的专业技能要求。目前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要依靠口供来寻找突破口，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主观色彩的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某些证据比如凶器等，没有口供再高的侦查技术也很难查清。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客观原因，比如天气的变化，人的生老病死，物品的灭失损毁，都会让案件的关键证据灭失，无法收集和提取。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侦查工作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也无法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因此在客观真实的刑事证明标准这个大前提之下，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将使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和审查起诉工作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大量的犯罪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因此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障碍即是刑事证明标准与沉默权的冲突。

四、沉默权的重大意义和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沉默权制度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的最低公正标准，是最低的人权保障，是实现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不可抗拒的世界进步之潮流。有人说过：人都有自我保护的天性，因此从道义和伦理上讲，每个人都不愿意说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更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从世界范围考察及司法实践的迫切要求来看，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

(一)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

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包括无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免受到国家强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护。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放置至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沉默权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规定国体、政体、公民权利等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一切法律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它法律均应与其保持一致，并不得与之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言论自由成为公民一项重要的基本的宪法权利。

沉默权是言论自由的固有内涵。因为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意见自由”或“表达自由”，被称为人类的“第一权利”，这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政府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现代的言论自由应包括以下几层内涵：(1)公民说与不说的自由；(2)说这个与说那个的自由；(3)这样说与那样说的自由。其中，第一层内涵“说与不说”的自由是第二层与第三层涵义的基础，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而“说与不说”的自由，以前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这项“自由”体现到刑事诉讼中，就应是当事人享有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而陈述与不陈述的自由，其实质就是供述与沉默的自由，也就是沉默权。沉默权作为一项“消极”的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被告人在陈述与沉默之间有权进行完全无约束的选择，法律不应强迫被告人进行陈述；强迫陈述所得的证据应认定为非法。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庄严的写入了宪法，这是历史的飞跃、法治的进步、人权的胜利。而沉默权，则是人权的最低标准和人权的最低保障。

(三)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

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与文明，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体现。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那么就不得让对受追诉的人协助履行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受追诉的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承认受追诉的人的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否则，受追诉的人就会成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既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在纠问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称为“证据之王”和“最佳证据”，在证据运用上强调“无供不录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片面夸大了。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导致了刑讯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讯的广泛适用。沉默权的诉讼理念却恰恰相反，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

(四)沉默权是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最低公正标准

酷刑对司法公正的危害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已基本废止肉刑，严防酷刑已被各国法律所确认。特别是二战以后，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或文件，其中主要的有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1955年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准则》、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确立了禁止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等主要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这些准则，基本理念是国家在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过程中，防止国家滥用权力，严防酷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五)确立沉默权也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

1994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立场。该决议第16条建议各国立法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并且从警察或司法机关进行首次侦讯开始有权知悉受控的内容。”我国已经签字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另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7条亦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假定无罪、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缄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或母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和盘诘证人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

(六)确立沉默权能有效防止冤狱的发生是根治刑讯逼供的良药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追诉者对被追诉者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的行为。刑讯逼供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前者如封建留毒的影响、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办案人员素质低、侦查任务重人员不足、刑侦技术不能适应需要、法律监督不够等；后者包括侦查机关认识错误、主观唯心主义作怪等。在有些刑事案件当中，通过采用刑讯手段，固然加快了办案速度，实现了破案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的效率。但刑讯逼供造成的不利后果，却不是提高某些案件的办案效率所能比拟的。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勃兰代斯说过：“我们的政治是威力强大无所不至的教员，教好教坏，它都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民。犯罪是可以传染的，如果政府自己犯法，就会滋生对法律的轻蔑，引诱人民各行其道，把自己看作法的化身。”我们一方面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默认其存在；一方面要保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又在损害具体案件中的个体权利，这种把个人权利与由个人权利组成的社会的整体利益相互分离甚至对立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刑讯逼供伤害的是具体个人的人性，但动摇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基础和人民对国家法治的希望与信任。刑讯逼供虽然针对的是案件中的个人，但它影响的却是全社会。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错放可能是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而错判不仅冤枉了一个好人，而且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社会成本上的差异不言自明”，“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更有甚者，当刑讯逼供被异化为一种可能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时，它却非常容易被运用这种手段者易当成牟取私利、损害人民的封建专权。有些滥用权力者，已经彻底忘记了办案的宗旨，甚至把办案作为他们牟取政治、经济或者其他非法利益的借口，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刑讯逼供并否不能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即使它可以为某些案件查明真象带来一定的帮助，但这种帮助远远不及刑讯逼供本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由于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为追诉官员的取证增设了障碍，追诉官员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逼取认罪口供来获取有罪证据，他必须充分收集其他证据，这就为查明案件真实，防止冤假错案提供了保证。这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果冤狱太多，社会就难以长久稳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要严禁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如实回答。同时奉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些规定从表面上看是要禁止刑讯逼供，但实质是在包庇、纵容、认可刑讯逼供。从某种偏激的程度上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换句话说“抗拒从严”的政策必然导致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必然导致各类冤假错案的发生。有资料显示，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民警违法违约案件5526起，涉及民警7716名,1584名领导干部被追究领导责任，其中刑讯逼供案件下降了1。6%，那么刑讯逼供案件是多少，无从知晓。然而，被查处的案件仅是刑讯逼供事件的冰山一角，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还有多少刑讯逼供问题呢？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案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从客观上来看，除非造成嫌疑人重伤或死亡等严重后果的情形外，其它刑讯逼供的行为，是无法查证属实，也无人去查证属实的！近年来，媒体接连曝光了多起冤案，特别是佘祥林案件，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11年前，湖北省京山县人佘祥林因“杀妻”被判处死刑，后因证据不足，被湖北高院发回重审，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被杀”妻子再现人间，“凶手”丈夫终洗不白之冤。2016年4月1日，佘祥林被变更强制措施。走出高墙，佘祥林说：审讯中他遭遇了刑讯逼供，经历了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水喝，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最终在极度疲劳、困乏之下被迫招供。还说：“有人制造冤案，还不是一个两个，很多”。这一让人拍案而起的案例用近乎残酷的事实，再明白不过的说明了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和沉默权的意义。

五、我国引入沉默权所必须进行的相关改革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沉默权制度虽好，但它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制度，沉默权制度的运行，有一系列相关的制度相配合。笔者认为，与沉默权制度相呼应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刑事证明标准如何规定的问题。

在沉默权起源地的英美法系国家，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另外一方面，将刑事诉讼的有罪证明标准确定为“排除合理怀疑”，也就是说，确定一个被告人是否有罪，并不要求把案件的真实面目彻底还原出来，只要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将一切合理的怀疑排除，即可以判定被告人有罪。因为从客观上讲，把案件的真实面目彻底还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被告人完全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可能性更几乎为零。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有罪证明的标准，是与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相适应的。

要引入一项先进的制度，不仅仅要全面详细的引入该制度本身，还应该把与这项制度配套的相关制度一起全盘引入进来。不顾一项制度运行的相关环境，孤立的引进一项先进制度，让它在没有配套环境的情况下运行，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如果我们孤立的引入沉默权制度，而不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那么如前文所述，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不能判定被告人有罪，大部分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沉默权制度的精神所在——保护人民大众的权利也无法实现。

所以，我国引入沉默权制度，必须进行从询问方式、法律援助到证人保护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而最重要的改革是刑事诉讼的有罪证明标准的改革，抛弃现在过于理想主义的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引入一种全新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有罪证明标准，以及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商榷。

第6篇：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分析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种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严重影响的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社会转型期，未成年暴力犯罪案件的急剧增加尤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只有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和控制才能有效的减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发生。

论文关键词：暴力犯罪社会转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不可否认的是，我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都在逐渐的显现。中国社会正在处于从一个轨道转到另一个轨道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时期，青少年犯罪暴力犯罪问题在我国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呈现出犯罪成员低龄化、犯罪形态团伙化、犯罪手段暴力化、犯罪方式智能化等特点。如之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合肥少女毁容案”等一系列的未成年人暴力恶性案件的发生，更是凸显了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的严峻性。

犯罪作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消极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是社会关系失调、社会结构不平衡的一种具体表现。由于未成年人在人格塑造、观念形成、心理健康和行为习惯等各方面都正处在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家庭影响、社会环境都对其个人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城乡文化的激烈碰撞，家庭模式的改变、贫富差距的增加、教育保障的不完善等各方面因素都极大的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产生着影响，无疑对未成年人形成了巨大的心理与社会压力，在这些压力的影响下，如果未成年人的自控能力较低并不能得到及时调试，则其极易通过暴力犯罪这种途径缓解内心的压力与失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未成年人获得各类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加，加之如微博各种实时性、交互性极强社交网络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一些宣扬不正确价值观的信息在网络上泛滥。由于未成年的心智发育特点，大多数未成年人不具备独立应对必要的知识与判断能力，过度沉迷与这个虚拟的社会中，极易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不良的影响，从媒体或网上接触到大量的不良信息，使其成为不良信息受害者或甚至被网络中一些别有所图的人所利用。未成年人心智水平发育不成熟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又模仿力极强，在长期不良信息的腐蚀之下，一些未成年人往往就会在性格上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并且残忍好斗、思想简单，在发生矛盾或纠纷时不知道如何去正确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而去模仿电视、电影、网络中的暴力情景，拉帮结派，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

(二)家庭因素的影响

良好的家庭环境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基础，不完整家庭、不和睦家庭均会给未成年人的成长造成消极的影响，成为导致未成年人暴力违法犯罪的主要诱因。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步解体，有的青少年因家庭暴力、单亲家庭、留守家庭和家境贫困等原因，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缺少管教，容易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有的家长对孩子

凡事迁就、纵容放任，认为只要孩子过的开心就好，往往使其形成自私任性、蛮横霸道的不良品行。如在一些家庭中，由于父母感情不合甚至离异，造成孩子缺少家庭温暖，得不到基本的家庭教育。这样的孩子往往因为在亲情上得不到关爱，导致他们在成长中形成不健全的人格，性格偏激，产生暴力倾向。通过暴力侵害他人的手段，宣泄自身对家庭矛盾的不满，甚至将对自身家庭幸福感的缺失，归咎于对社会的不满，通过暴力犯罪手段报复社会，以达到内心的平衡。

(三)情感上的不成熟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传媒对爱情主题的热衷以及各种成人话题的泛滥，对当代未成年人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恋爱人群的年轻化趋势非常明显。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占优势，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如过早开始性交往，遇到挫折往往会不知所措，很容易走向极端。由于性心理发展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失恋”或者遇到感情上的竞争对手时大多十分敏感，极易对“背叛者”、“挑战者”产生仇恨的情绪。在这种心态的怂恿下冲动的采取报复行动。因“争风吃醋”而大打出手，导致暴力性犯罪的发生，或为满足各种“恋爱”过程中的各种开支，在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下，通抢劫等暴力手段来获取非法利益。

(四)学校教育存在问题

在我国当前学校教育尚存在者明显的不足。在应试教育和高分教育的模式下，一方面学校重视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造成了未成年人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的淡薄，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受到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而长期不好学、成绩差的学生往往被老师和学校放弃，导致了他们更容易自暴自弃。一些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课业压力较轻，又缺少对在校生的监管，导致一些学生日常便沾染了吸烟、喝酒、旷课、打架等不良行为。这些学生与社会的不良青少年接触后，极易被引诱而走上犯罪道路。

(五)进城务工未成年人文化素质较低并缺乏监管

由于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存在，到大城市务工未成年人逐步增加。由于这些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各地政策法规对其保障不尽完善、甚至存在着一些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性政策，造成他们就业困难，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多在小歌厅、私营小餐馆等场所从事保安、服务员等经济收入底、工作环境差的工作。在这类场所的工作过程中，由于管理的不正规与不完善，加之日常所接触的人员情况复杂，流动性差，使这些本身没有较高文化素质同时又缺乏明辨是非能力的未成年人容易被别人拉拢、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计后果等，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转型时期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体系的构建

转型时期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预防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全方面入手，形成合力，才能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

(一)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

社会和学校要转变以往只重视未成年人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未成年人健康人格的培养的错误做法。在学校或社区中应建立心理辅导岗位，对未成年人在思想上进行引导，情绪上进行疏导。对父母离异等家庭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不歧视，要更加予以关爱，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多与他们进行沟通，防止他们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而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

(二)净化社会环境，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向上的信息传播渠道

加强对歌厅、网吧等文化活动场所的管理，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一些不健康的服务项目和黄色音像制品及赌博游戏等低俗文化影响。同时，应多建立一些以知识性和健身为主要内容的娱乐场所，拓展未成年人的课余生活方式，引导未成年人把精力投放到有健康向上的娱乐活动上来，远离不良环境以减少违法犯罪。

(三)加强对未成年人管理和教育

学校应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开设法制教育课、心理教育课。促进在校学生的全面成长，使在校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具有不良行为的学生注意加以教育、引导，并及时与其家长进行沟通，使家长也要发挥好对子女的监护、引导和管理作用，不能因为工作忙或其他各种原因而认为把孩子交给学校后就不管不顾，或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对孩子思想成长上的关心。同时，学校还应加强与学校所在地的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与联系，改善学校周边的治安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让在校未成年有安全感，防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四)加强对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的管理

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可能的为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创造一个优良的成长环境，对雇工单位进行严格要求，在雇用年满16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应当具备相应的管理、登记制度，采用实名制。以便能够对这些外来未成年务工人员进行实时的监控，对不符合雇佣未成年人条件或者雇佣未成年人从事非法行为的企业坚决予以处罚，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有关保障未成年外来务工人员的权益的相关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和个人愿望，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劳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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