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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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中国招生考试网http://www.chinazhaokao.com/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元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元朝(一)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传五世十一帝，历时九十八年。[1] 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开始对外扩张，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东夏、金朝等国。蒙哥汗去世后，引发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促使大蒙古国分裂。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2] 。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自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1] 元朝统一中国后持续对外扩张，但在出海征伐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时屡遭失利，如元日战争、元越战争、元爪战争等。元中期政变频繁，政治始终未上正轨。后期政治腐败，权臣干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导致元末农民起义。[3]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北伐驱逐元廷攻占北京，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灭亡。[4] 元朝废除尚书省和门下省，保留中书省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中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元代也推行了不少弊政，如诸色户计[5-6] 、投下制[7-8] 、驱口制[9-10] 、匠籍制[11] 、籍没制[12] 、人殉[13] 、宵禁[14] 、海禁[15] 等，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16-17] ，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18] 元朝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但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在文化方面，期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19]

　　元朝(二)

　　主要机构

　　中央

　　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下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

　　枢密院：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关。

　　御史台：最高监察机关。[84]

　　地方

　　宣政院：掌管佛教僧徒及西藏事务。

　　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

　　行省制度：管理地方具体事务。

　　行中书省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大元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西藏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85] 除河北、山东、山西由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元帝国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元代“行中书省”的性质，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早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带中书省的职衔，在外行使“省”的职能。灭南宋之后，行省逐渐转变成了一级地方行政组织，其首长也不再带中书省的官衔。[85] 行省下有道、路、府、州、县、基层行政设施。

　　行政建置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在消灭南宋前，忽必烈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开始行汉法，将中国的大都作为首都，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中书省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汉人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首都大都就是在刘秉忠等人的规划下建成的。此外，大元还建立了儒户这个户籍来保护和优待读书人。后来，又恢复了科举制度(不过名额很有限)，尊崇孔子。理学是元代科举的标准。从整个政权来说，元代并没有统一的“官方思想”，一般来说，蒙古统治者更多地信奉草原的萨满教与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86]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叶顺铁木耳(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87] 然而，其“汉法”施行得并不彻底。由于元帝国的覆盖面积较广，除中原地区外还包括许多其它地方，不少中亚汗国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员都不满忽必烈行汉法的举动，忽必烈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因此汉法并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88]

　　法律

　　元大都示意图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蒙古贵族和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84]

　　等级制度在封建制度里，贵族处于最高统治地位，当蒙古人侵占其他国家建立政权后，就出现了包括蒙古贵族在内的多个民族贵族并立的情况，这产生了帝国该由谁统治的问题。元朝为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统治权，采用“民分四等”的政策，把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这一政策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90

　　元朝(三)

　　在辽代，契丹人占领了草原，在中国的原来领土上，也据有今日内蒙古南部和山西、河北北部;整体言之，契丹人活动方向，主要在草原上继续扩张，据有的中国领土部分，只是契丹帝国的一部分。宋、辽之间，虽然敌对，却因为双方僵持，实际上是一个停滞的对峙。宋国只是同时几个国家中之一，然而在中国自己本土，宋人确实是一个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的朝代。

　　女真从东北崛起，挑战契丹，并没有得到契丹全部的领土和势力范围。在中国部分，女真的金代，统治了秦岭、淮河线以北的部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还是在南宋的治理之下。此前已经说过，辽、金在中国领土上的发展，是半殖民状态，他们从中国取得资源，有助于建立草原帝国，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领土;他们发展方向，依旧是在广阔的草原上，中国的部分领土，只不过是他们领土之中的一部分。老家是基地，征服的汉地是新获的领土：中国与草原帝国，重叠而不相同。

　　“元”是一个征服王朝

　　关于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与中国的关系，萧启庆认为，这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是中国的朝代。他的意见是对的。成吉思汗建立的庞大帝国，东到东北亚、西到中亚和部分的中东，南到印度半岛的大部分。蒙古大汗，是由若干封建的汗国，共同推举，作为共主。最初，成吉思汗的几个大儿子们，各自领有土地，称为四大汗国。中国部分，和蒙古草原东半边的老基地，所谓“腹里”，按照蒙古习惯，则由看家的小儿子拖雷管理。除了五个领地外，还有一些分封的小汗国，而且原来的四大汗国，经过两、三代，分分合合，也有许多变化。蒙古大汗国的各个部分，都逐渐和分封地的原有居民逐渐融合，接受了他们的文化，也容纳了地方的精英。在这一个多元、共存大集团中，中国虽然已经全部被蒙古征服，然而，只不过是蒙古大汗国中的五分之一，甚至只是较小的部分。

　　拖雷系统里有中国和“腹里”，其实并没有获得当家家长的地位。屡次选举大汗，常常是其他系统的汗，得到大汗的地位。忽必烈曾经和西方诸汗国争夺汗位，他并没有经过合法的推举，就自称为大汗;因此，西方诸汗国，共同抵制忽必烈，忽必烈的号令，不能行于自己领土之外。他与西部海都大王之间的争执，十分激烈;海都据有今日新疆一带的领土，恰好挡住了蒙古大帝国东方领土与西方领土的交通。

　　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代，等于是自成格局，在他治下的汉地部分，可以称为“中国”，他的朝代，可以是中国列朝的一部分。朱元璋建立明代，在中国历史上，元代终结了。但是蒙古人在旧日“腹里”，并没有被中国人取代。后元或是北元，继续存在。明代的中国，与蒙古之间建立了从东到西的边墙，这就是万里长城。许多人以为，这一条长城，就是秦始皇时代建立的边塞，其实，明长城划下的边界线，比较秦汉的边界，更向南收缩。

　　假如我们将大蒙古帝国，与忽必烈以后的元代分别处理，则蒙古征服的大部分地区，其历史不在中国进行。中国人不能将蒙古人征服的后果，揽为己有;也不必将忽必烈以后的元代，当作中国以外的历史。

　　元代的“二元”统治

　　元代统治中国，有相当部分，承袭了辽、金统治北方的方式。虽然，最初他们曾经打算将整个中国转变为广大的牧地;后来知道，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并不适于放牧，他们才搁下这个政策。元代的政府，终于逐渐倾向于两元的统治，一方面有不同来源的“签军(探马策军)”驻防在中国，以维持征服者的控制;另一方面，延续中国人传统的州县体制，相当程度地接受汉法，统治中国。这种二元制度，在辽、金也都执行过，只是元代中国，在南宋灭亡后，整个的中国疆域，都处于这一“二元”体制之下。

　　先说元代的中国人口结构。金代的政策，曾经将大量的汉人人口，迁往东北地区，女真的老家，补足他们男丁在外征战的劳力不足。女真的战士，以猛安、谋克驻防制度，在中国各地戍守;那些万户府辖下的女真和草原来的人口，相对于前面所说，移往东北的汉人，等于是内、外人口的交换。元代的中国，也有大量的“签军”，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西域，甚至有的来自今日中东地区的当地人口。例如，最近乌克兰附近的克里米亚事件，当时那里的人口，就有一部分签发戍守在元代的首都附近，称为“阿速卫”。今日云南，还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也是从中东近东，进入中国的“签军”后代。

　　族群同化，也是改变人口结构的情况之一。辽、金时代，就有许多汉人的地方武力，不属于中国管辖，自成势力;辽、金收编这些武装力量，给予“公”“元帅”等封号。元代承继这一传统，单单以河北、山东，真定至东平之间，就有十余家汉军“元帅”，他们长期与征服者合作;只要征服者不进入他们的地区，他们也愿意跟随征服者参加南征的任务。这些胡化的汉人，处于胡、汉之间，乃是人口中归属模糊的另一类。

　　除了因为政治因素移动的人口，还有蒙古与中亚、中东之间，因为贸易，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中国通称为“胡商”)大量地移入中国。今日南方的通商口岸，扬州、泉州、广州，都有一些家族是这些胡商的后代。经过同样的通商路线，许多汉人也因为贸易，进入东南亚，甚至于越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明初郑和下西洋，所经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小区;他们不是在明代才开始迁移;那些早期的移民，可能是在元代就纷纷移入广大的海洋地区。

　　战争带来人口分布状况剧变

　　女真和蒙古的征服过程，不仅战争中有大量军人的死亡，一般平民也死伤不少。成吉思汗征服过程，比女真时代杀戮更多。他崛起之初，兼并草原上的其他族群，倒是杀的少、收编的多，这才使得他的部落军不断扩大。但多次西征，以及南向征服中国的过程，却是不断地杀戮。蒙古铁骑，以杀立威;如果一个城市久攻不下，在破城之后，接着就是屠城。花剌子模破城时，死者数十万。在蒙古征服的战争中，大小城市被屠杀尽净的，不下二三十个。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疾病和饥饿，又会造成大量的死亡。因此，单单以战争本身而说，女真和蒙古的扩张，死亡不会少于千万之数。

　　蒙古扩张的时代，恰巧是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代。在欧洲，黑死病延续了三百年之久，造成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蒙古军的长征与戍守，各种大量军人移动，将黑死病带到中国北方的草原和中国本部。蒙古军队攻城，据说曾经将病死者尸首，用抛石器，投入围困的城市，造成城内的大量死亡。两军交锋时，伤者、死者的病菌，常使交战的双方军队，同时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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