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导读：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5篇)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龙源期刊网 cn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作者：王新生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06期【摘要】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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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第一篇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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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 作者：王新生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06期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是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屡屡受挫，毛泽东等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蓬勃发展，促使共产国际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开始以加强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第一至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的卓越才能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被认为是“有声望的领袖”。在毛泽东坚持正确主张而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时，共产国际进行了干预，要他们以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同他密切合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由四中全会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尽管这时毛泽东没有实际权力，但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仍然存在。

【关键词】中央苏区；共产国际；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6—0063—15 毛泽东等领导创建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中枢机关所在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也迁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近年来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对中央苏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一、毛泽东领导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战略方针的调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八七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号召“找着新的道路”[1]290。如何找着这条新的道路，全党将面临着无比艰辛的探索。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世界上尚未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先例，因此，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国革命模式自然就成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在八七会议前后组织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共产国际、联共（布）最看重的是广州起义，由四名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指导起义，他们是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中共中央军事部苏联顾问谢苗诺夫，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副领事哈西斯。广州起义是诺伊曼报请联共（布）最高领导机关，并经过斯大林的亲自批准后才举行的。

[2]169-171，173可见，当时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于占领广州这个南方最大的城市的重视程度。

1928年6月9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夕，斯大林在同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虽然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两个革命高潮”的“中间时期”，“广州暴动不是革命高

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第二篇

客观上国民党围剿力度空前强大，主观上由于博古李德的不正确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由李德仓促策划了突围转移方案。原方案是转而与贺龙他们的根据地合兵，另建一个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毛泽东的思想是把敌人拉到远离苏区后，中央苏区再重返井冈。但当时毛泽东已被实际上剥夺军事控制权。

在李德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多次突围，向贺龙靠拢，但被蒋识破红军战略企图。于潇水和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近半。尽管如此，李德还准备带军从渡长江北上，但蒋早已设重兵待歼红军。夺取遵义后，政治局对潇湘战役进行了反思，毛泽东重掌兵权。毛泽东决定西渡赤水，向敌人薄弱的贵西转移。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长征。石城一战失利，但之后四渡赤水，/>
长征不是一开始的战略规划结果。北上抗日也是在川西时才提出的。是红军根据革命形势的选择结果。

总之，长征开始是反围剿失利后的战略转移，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因敌我双方的战争形势，原来的战略不断改变发展，最后成为了长征。长征的过程才是长征最后形成的原因，非战略规划。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第三篇

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致使军委未能果断作出决策，反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蒋介石虽然调集了50万兵力。之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约占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主张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毙伤俘敌2000余人，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

1934年10月10日，沿红6军团前进的路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防守兵力薄弱，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徐占权说，调动100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没有适时举行战略转移，/>
[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订的战略战术原则，仓促举行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才被迫放弃在苏区内抵御敌人的原计划，为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徐占权认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经过多次反[围剿"斗争，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红25军，提前一个月实行战略转移。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在华利益不同与蒋的冲突不断加剧等严重问题、李德等人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经济迅速发展。在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是有可能的、湘鄂川黔苏区、恢复中央苏区。至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限制了红军的机动性:[这种主观主义，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反蒋力量。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博古。

第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虽然讨论过战略转移问题，反而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不能丧失苏区的一寸土地，红军奉命展开分兵作战、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结果为敌所制。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主张实行阵地战。

然而，红军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战略转移。"

第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拒绝了毛泽东向敌人后方进攻的建议，一方面，而后从外部实行反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结果不但未能收复黎川。

第二。6万余人，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徐占权解释说、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其中以50万兵力直逼中央苏区，一味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的进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全线抵御，踏上了长征之路，这种完全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然而，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拮据，红2。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要部队死守黎川。黎川战斗中，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自身却伤亡5000余人、主动地调动敌人，使得红军不能积极，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左"倾冒险主义断送了这样的有利局面，他们既没有胆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间隙让红军进行休整和补充、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瑞金出发、红6军团，反对人民战争，命令红军主力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寻战近两个月，主张纯粹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决定于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在敌人于9月底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时。另一方面，而是被敌人的气势吓倒，反对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在中央苏区难以继续支撑红军抗敌的情况下。彭德怀曾批评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四方面军，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准备到湘西北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

第一，特别是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表态，但由于意见不一致。李德提出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理论虎粉啡莠独霍靡。

第三，并坚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绝支援19路军，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壮大

习书记讲话心得体会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第四篇

[篇一:学习<习总书记讲话>心得体会]

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北京顺利闭幕。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第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5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进行了见面会，会上习总书记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学校组织我们集体学习了<习总书记的讲话>，习总书记的讲话令人振奋，我备受鼓舞。习书记讲话心得体会。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对生活有所向往，有所诉求，党自然就应该聆听群众的心声，关心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直以来，党始终把民生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党深深了解:只有把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问题解决了，才能下更大力气，更有效地解决其他更加复杂的问题。人民群众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就像鱼离不开谁一样。党会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关注民生，

长征故事读后感
当时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第五篇

[篇一:读<长征的故事>有感_500字]

二万五千里!这段惊心动魄的路程。见证了多少战士的生离死别，见证了多少人民的悲欢离合呀!这途中惊险不断，但是一一被战士们克服了。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长征的故事>一书中，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虽然，他们或不是名留青史，或不是大名鼎鼎。长征故事读后感。但是，他们为长征做出的一切，是功不可没的!在面对险峻的腊子口的时候，战斗指挥员们也束手无策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着办法的时候，一位叫李小猴的小红军出现了。他自告奋勇，担起了引路的工作。是他，在峭壁上钩住了一条绳子，得以让后面的人上去。当他回到这个山坳时，大家激动不已。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孩子，的草原，本以为有了希望，谁又能想到里面蕴藏着意想不到的困难。很多战士就这样倒下了，没有一句怨言。当他们把自己交给党的时候，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面对粮食的短缺，环境的恶劣，战士们又何尝不是风雨前进，风餐露宿呢?

也许，我们只能从书中或电视上了解这些感人的事迹，但完全可以想象的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阶级友爱。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不得不被红军的顽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动。然而我们能做更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用科技强国，以人才壮国。同学们，我们要卧薪尝胆，急起直追，用民族的伟大智慧迎接挑战，以祖国的兴衰为己任，为祖国的强盛奋斗不息。我们丝毫也不能陶醉在祖先创造的业绩中了，而是要自强、自立，创造二十一世纪的伟业。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当然，这需要顽强拼搏的精神。

顽强拼搏的精神并不是生来就有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具备的。而是需要经过持久的刻苦磨炼，才能逐步形成。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好:勇敢产生在斗争中，勇气是在每天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想要连跑带跳地把过去的一切文化遗产都得着，那是办不到的，这需要有坚定的顽强性和艰苦的劳动。我们青少年的箴言就是勇敢、顽强、坚定，就是排除一切障碍。

我们的祖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许多国家对我们国家虎视眈眈，想把我们挤兑下去，害怕我们的强大，甚至有些地方想搞分裂，搞独立。在他们进行这种丑恶行经的同时，我们更要勇敢面对。以极大的信心和毅力来面对挑战。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血肉一般不可分割。我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用长征精神充实自己。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国防，提高国家的实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显示中国的世界地位，让世界人看看中国的强大，不让外敌有机可乘。

同学们，老师们。我们从红军长征中收获了坚强、智慧、勇敢、自信、顽强、团结……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些品德付诸于祖国建设中去。把自己的成长、成材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立爱国之志，成报国之材。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世界的强国，我们的民族将成为宇宙的骄子，让我们携起手来，书写崭新的历史，奏响未来更有力的强音!

[篇六:长征的故事读后感]

本书由美人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1908、11——1993、5)撰写，他在二战时期和<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同在苏联担任战地记者，在与斯诺的交往中，索尔兹伯里坚定了撰写这部史诗的决心。1984年3月到6月，索尔兹伯里得了到中国官方批准后来到中国，开始从事研究和搜集有关长征的的资料，并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沿红军的长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访，这本书也许是第一部由外国人撰写的全面、系统描写长征的经典著述。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1934年10月16日，中共苏维埃中央红军从瑞金开拔，这一行动极为机密，除了最高决策者，绝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只是在最后才得到消息，事实上许多红军战士并不知道他们在进行一场战略转移(撤退行动对基层士兵是严格保密的)，而最高领导人对于红军未来的去向也没有明确的方向……长征开始前，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其中损失最惨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至28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两万人受伤，通向红都瑞金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落入了国民党手中……

红军在长征中所要面对的难困主要有三方面:蒋介石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围追堵截，同大自然的史诗般的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第三个困难也许是最关键的。)

长征开始时，八万六千多人从江西出发，林彪指挥的一军团和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担任前卫，五军团(由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二十六军部队组成，这是一方面军中最守纪律、最忠诚的部队。)担任后卫，当中是由新兵组成的第九军团、第八军团和中央纵队(中央领导人就在其中)、运输部队。战略转移的初期就像一场大搬家，大量的档案文件、印刷机、造币机和武器铸造磨具都被带在路上，挑夫承载的机器的重量大大超过了人的负荷，在崎岖的道路上每天还要行走几十公里，这种沉重的负担和远离家乡的前景导致了大量的逃亡，中央红军的行动也因此而非常迟缓，这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湘江战役(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3日)是长征途中红军遭遇的第一场大战，战役过后八万红军部队只剩三万人。惨重的军事失败造成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等人的不满，毛泽东通过采取一切可能的政治计谋即将重新取得他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

全世界和中国广大地区的人们对长征所知甚少，国统区的新闻报道通常不是失实就是消息严重滞后，蒋介石的情报工作也是失败的，他甚至认为他与之作战的仍然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实际上，红军和江西苏维埃政府早已被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们(中共党内“苏联派”，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治团体)掌控，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导着红军，而毛泽东已经在政治斗争中失势了，他的朋友和亲信们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排挤。

在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而之前曾召开了鲜为人知的“黎平会议”，已在实质上重新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上莫斯科的军事顾问李德仅仅列席会议，毛泽东重新掌权后，便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直到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从这一刻起便无可挽回的注定了。

红军进入了贫困的贵州，在这个中国当时最绝望的省份，蒋介石布置了四十万军队企图彻底消灭红军。但是他的对手毛泽东不愧为一个军事奇才，毛充满想象力，灵活机动，大胆果决的战略决策有效地误导和牵制了蒋介石的指挥，虽然在贵州境内东西南北的大规模运动使得意志顽强的红军部队都疲惫不堪了，然而，红军最后还是突破了重重包围，从贵州进入了四川地区。红军的胜利突围似乎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毛泽东古典主义式的军事奇谋，蒋介石和军阀部队的矛盾，红军成功的政治宣传和政策方针。值得注意的是，红军所到之处基本上都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帮助，当时所有的中国军阀部队都不能像红军那样维护贫苦无告的中国农民(相比苏俄革命时期的红军，中共的部队更加体谅和保护贫农的利益)，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了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的仇恨，支持着成千上万的农民进行着英勇的长征。

长征本身是一场灾难，是对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大多数经历过长征并且幸存下来的红军回忆长征时无疑会感到那是一场苦涩而艰辛的经历。那些来自南方产粮区的人们没有见过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和荒芜人烟的大草地。寒冷和疲劳消耗着人们的体能，失去知觉的人倒下后便再也站不起来了，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入万丈深渊或是在沼泽中消失。缺乏食物补给和野外生存技能导致饥饿的人们煮烧皮带或者在别人的粪便中收集有限的粮食，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会感到不适的无人区，而有时出于救人和决策者的需要，有些人还要反复几次地经历这些死地。千万不要轻易地赞扬人们的坚强精神，灾难就是灾难，这是大自然对人的折磨。

1935年6月25日，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了，毛泽东和张国焘在热烈、友好的气氛里再度聚首了。“但是在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毛和张都曾有过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分子的传统，这两个人在政策、性格和权力的看法上又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临时勉强调和的左路军和右路军北上了。但是政治分歧还是发生了，红军内部几乎进行了一场内战，最终，张国焘主导的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还是南下四川了，而右路军的一方面军主力最终成功北上，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吴起镇。一年以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残部和贺龙率领的二方面军也来到了陕北同中央红军会师。

当毛泽东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兴致盎然地写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诗句时，中央红军(一方面)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的长征部队，再加上沿途不断招募的新军，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六千余人(留在江西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广大群众则淹没在国民党部队残酷镇压的血泊中)。当然，走到最后并且幸存下来的人是革命意志最坚定，战斗力最顽强的人，他们是精锐中的精锐，主力中的主力。但是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在今后十三年残酷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这些久经考验的人还要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斗。

然而，历史似乎总是令人感到悲观的……

1959年6月，毛泽东在庐山上“冷眼向洋看世界”。

“冷眼……，革命英雄们的这次聚会，看来并没有多少诗意可言”。自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经济运动失败后，反“右派”的斗争开始了，毛和他的助手江青、林彪等利益集团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里整斗长征时期的老英雄们了:彭德怀、洛甫、刘英、王稼祥、朱仲丽、贺龙、薛明、肖克、李先念、杨成武、杨尚昆、朱德、胡耀邦、陈毅、刘少奇……当然血水浸染的死亡名单不只包括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家人，中国所有的社会精英和无辜百姓都受到了致命的冲击。社会道德沦丧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以惊人的方式迅速退化，动物精神充斥在所有人身上。革命是一头怪兽，当它由无数血肉喂养长大后，永不餍足的怪物就开始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自己的组成部分了……同样一个领导人，曾经努力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信念，如今变成了使中国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一切现有的成果和未来的希望似乎将被彻底埋葬了。“有限的权力导致有限的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无限的腐败。”极少数人的乌托邦最终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噩梦和灾难。

本书脱稿于1985年，时值邓小平掌权后的经济改革时期，作者当时显然乐观地看待中国的改革和新的方向，他对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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