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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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永的黄词

　　下面是www.chinazhaokao.com中国招生考试网小编整理的柳永的黄词，供大家参考!

　　作为宋代文人的一种特异的典型，柳永奇特的人生遭遇以及他具有创新意义的词作，都是令人深感兴趣的，因而他留给后人研究的内容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艳情词的创作，约占柳永作品总量(据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的整理，有212首)的一半。围绕柳永艳情词创作的长长短短、是是非非，从柳永生前一直绵延至今。本文试图从生活的背景上来探讨柳永艳情词创作的实际缘由，并力图揭示出柳永的这类创作所内涵的一种因生活所迫的无奈与凄凉及其显露出的柳永的人格理想与现实要求的强烈矛盾性。在本文中，“生活”之于柳永将更多地意味着它最基本的生存意义上的内容，而非仅指一种起居交往的环境或创作意义上的那种体验或感受。n

　　北宋仁宗时代经济的繁荣发展，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富庶，繁华的燕乐歌舞化的都市生活以及伴之而起的大量的娱乐休闲场所的出现;仕途宦涯中的偃蹇坎坷，上层官僚士人的非难排斥，由之而个人精神上的抑郁和悲哀，尤其怀抱着的那种强烈的关于心灵的抚伤慰痛的需要和欲望;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在音乐上的独特造诣以及性格上的那种既随意又谨慎的洒脱。以上三方面的原因，经常地出现在我们思考和判断柳永艳情词创作的话语范围之内，这当然是正确和不可忽视的;但如果不谈或少谈柳永的生活对其创作的制约与影响，有时就很难周到圆满地解释诸如柳永为何长时间地流连声色而不能自拔等问题，甚而我们无法在意识中整合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柳永的形象来。a

　　一般地说，个体的言行态度和行为模式，总是浸染于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与道德规范之中的，除非特殊怪谲的遭际或人格，个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就只能是那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与道德的继续和加强。虽然我们无法确定柳永是否生长在京都的浮艳虚华的世界里，也无从准确知晓他最初创作艳词情曲的动机和意趣，但据正常的推论，出身士大夫家庭的柳永，是应该了解当时上层社会正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也应该清楚他的“偎红倚翠”式的“浅斟低唱”将会给他的仕途生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与影响——或许他早就知道先他一个多世纪的温庭筠因为“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由是累年不第”(《旧唐书·温庭筠传》)的潦倒命运。可是柳永似乎有悖于这种常理，他的大量的艳词情曲的创作，触犯了他本该遵守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越出了他当时的常识性的范围，违背了他应遵守的游戏规则，以致凄凉一生，落魄而终。但如果轻易地认为这是柳永对世态的愤慨和蔑视所致，或进而认为这是柳永叛逆精神所遭到的悲剧性毁灭，情况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YoH

　　作为一名通俗词人，柳永在市民阶层获得了自己最大的满足和荣耀，而同时却失缺了作为一名封建士子所不可少的来自上层社会的欢心与保护。他以刺激的言论和行为表明了自己对士大夫理念的公然蔑视与反叛，而纵观他的事迹又不能不叫人怀疑这言论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发自于他内心的真情实感。他一方面用笔裸露着自己短暂而难忘的粉红的惬意与自由，一方面却用心去咀嚼自己黯淡的政治生命中那难堪而久长的凄凉和痛苦。民间与宫廷，游冶生活与功名事业，似乎使柳永处在一种非荣即辱、非贵即贱的两难境地之中，然而这种两难又似乎并非是他艰于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从未决心哪怕是打算过要放弃对中举对功名的渴望与追求，即便他在浪迹花衢、流连勾栏之时，也并未真正忘情于此，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强烈地孜孜以求的劲头和志在必得的信心：o.Y]

　　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似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征部乐》)x?3柳永的黄词

　　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长寿乐》)aOHg

　　所以，对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的一段心迹，与其说流露了那种放浪的蔑视与恣情的叛逆，还不如说是曲尽了一位才情横溢的士子在遭难失意后的一段幽情、一种无奈、一份悲凉，或许它本身就是柳永的一种借红粉知己的柔情来抚慰自己遭伤受害的心灵、以待时机再折桂冠再登鳌头的生活上的权宜安排。zy

　　在以出仕为己任的传统社会与家庭中，柳永并没有以一个超凡脱俗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一开始，他就无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如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叛逆”式的英雄事业，他一段时间内的出格言行，也只具一种姿态而非心灵上的意义，他的人格与精神早已在封建的价值观念中被浸染得沉甸甸、湿淋淋的。将自己的壮志与才华消耗在歌台舞榭、秦楼楚馆之中是非他所甘的，而寄情山水、采菊东篱又非他的秉性所能。他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功名的早日到来，不管他是强求自己还是随意人生，他都天生般的虚无了自己所可能产生蜕变的时间与空间。尽管我们不可妄测柳永一转而及第的真正缘由，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以某种行为或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悛改之情、恭顺之意，他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步的，而且他暮年为官(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约生于987年，中进士第为1034年)这一事实就说明他的翻然悔改是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日的。宋代的一些杂史笔记中所记载的有关柳永求仕晋进的近乎谄媚巴结的言行举动，就是他本心追求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表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柳永晚年的作品中积淀着那么多深切的悔恨之情，而不见其抒发自己为官之前所尝尽的难以忍受的屈辱和失败滋味的深层原因。所以，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把柳永的艳情作品放在“蔑视”和“叛逆”这两重放大镜下去加以扩张膨胀，无疑都是一种过分自信或他信的做法。8j

　　柳永在平民社会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敬意，却使得他在人格和仕途上付出了同等的代价(或许还远远不止这些)，特别是当他自认为或被认为成了某种象征性的人物之后——这既有来自民间的善良的渲染与夸大，也有柳永个人虚荣心的默认和造作——事态的发展就已经超出了他思考力所能及的范围了。终于，在来自市民阶层与上流社会的两强态势的冲撞挤压下(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载柳永“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一样，不是一种期待，就是一种贬抑)，柳永走完了既是自己所为又非自己所愿的终身为词名所累的人生之路。Xb

　　既是自己所言所为，又非自己所思所愿，这其中必有其难以割弃难以摆脱的原因。换句话说，在柳永艳情词创作的背后必然有某种不可抗拒的需要或欲望存在。oE"A

　　柳氏家族为源远大族，远的如柳永的六世祖、闻名于唐代的柳冕不论，就柳永的父辈言之，其家世就颇为壮观：其夫柳宜为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赞善大夫;其五位叔父宣、寘、宏、寀、察皆为官为宦，其中至少柳寘、柳宏是进士出身。另外长兄三复是1018年进士，次兄三接是1034年进士，皆为郎，工文艺，与永三人，时号“柳氏三绝”。再有三接之子 是1054年进士，曾任太常博士。柳永之子淇是1046年进士，曾任著作郎、陕西司户参军、大理寺丞等。'dbo&

　　尽管柳氏一门官僚辈出，但似乎并不煊赫富贵。王禹偁在《送柳宜通判全州序》里曾这样描述过柳宜的困顿状况：.HXri

　　困于徒劳，居低摧穷辱之中，有死伤疾病之事，旅鬓生雪，朱衣有尘，知其气业者共惜之。>W7柳永的黄词

　　这或许与他秉正严明的为官态度有关：$'o

　　在霸国时，褐衣上疏，言时政得失，李国主器之，累迁监察御史，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忌之。*'P

　　另外，在《柳府君墓碣铭序》中，王禹偁还曾述及为时人所称道的柳崇(柳永祖父)的德行和柳宜的孝行：%(l^2

　　公(崇)以行义著于州里，以竟严治于闺门，乡人有小忿争，不诣官府，决其曲直，取公一言。诸子诸父，动修礼法，虽从宦千里，若在公旁，其修身训子者如此者。I#B

　　初公之捐馆也，博士(宜)方按狱于沂，闻讣号绝，徒跣冒雪而行，以至于济。时有诏，不听吏守三年丧。博士负衰绖诣登闻院，上三章，乞护丧终制，寝而不报。又扣丞相马，泣诉其事，虽不得请，君子是之。Ci

　　由此亦可想见柳永的家庭教养是极严格而又极具封建伦理色彩的。o5?"

　　无论是从身世教养还是从家庭经济状况上看，柳永都没有用来支持和保证自己流连花街柳巷、过狎妓吟唱生活、一心一意创作艳词情曲的条件和可能。由求取功名的封建士子到以作词谱曲为生的通俗词人再到暮年及第的封建官员，柳永是如何过渡、完成这种转变的，由于材料的残缺，我们难详其底。但如果我们有理由确认年轻的柳永在家乡习成举业之后，便到京城参加考试以期踏上仕宦之路的话，那么以下的推论也许就是可以接受的。br

　　初涉京都的柳永为功名而来，虽说京城燕乐歌舞、冶荡旖旎的生活在他聪慧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也似乎并未立即引起他的兴趣和激情——尽管他并不讨厌那种环境和生活。然而第一次进士考试的失败(原因难详)，肯定给了这个“少有俊才”的年轻人一个始料不及的沉重的打击。名落孙山，对封建士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不幸和羞辱，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属庸才之列而有从此断送自己政治生命的危险，即便是隐在背后的家庭与亲友也将因此而蒙受精神上的耻辱，更何况对于有着“良好”家世和教养的柳永呢?或许是为了消解自己的满怀愁怨和沮丧，或许是羞于见自己的家人亲好，总之，柳永迈进了他本不该涉足的世界。命运的安排有时是叫人哭笑不得的。柳永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考场上不为人所赏识的才华，却在青楼綺户间闪烁出了迷人的色彩。他那对新事物的敏捷感悟与接受能力以及他在音乐上的超人的天赋，使得他在周围人们的狂喜的欢呼喝彩声中，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激动而忘情的柳永，似乎找到了知音，找到了宣泄郁闷的工具，找到了表现自己能力与价值的场所和方式。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年之后，他便成了京都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通俗词曲的创作者和评论家。《石林避暑录话》卷三中便有“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这样的记载。D)

　　然而，柳永声誉雀起之时，便是他厄运到来之际。当恃才自傲的年轻人发觉自己在艳情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的时候，一切对他来说已为时已晚。Rtd^

　　虽说柳永流连汴梁坊曲间，是与豪贵公子的恣情纵意的寻欢作乐有别，但不管怎样，他这一段浪迹红尘的经历，已经不自觉地把他自己置于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从身世和教养来说，柳永都应属于士大夫行列(这也是柳永所自命的)，然而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在士大夫阶层看来，无疑是一种同营垒内部的大逆不道的背叛。撇开表面上的“薄于操行”“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不说，最让官僚士大夫们的恼怒和不能容忍的，是柳永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对“贱民” 的那种宽容和欣赏的态度(其实，对柳永来说，那仅仅只是对描写对象和心境的接近而已)。如果承认或接受柳永的既成事实，那无疑会对自己的声誉和地位有所污损。在宋人的一些杂记、随笔中，我们会了解到：柳永因为自己的那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在考中进士、临轩放榜的关头，被号称“留意儒雅，务本向道”的宋仁宗斥责而名落孙山;又因为自己的词作中有“彩线慵拈伴伊坐”的内容，因而在去拜见宰相晏殊请求擢用的时候，受到讥讽冷遇;还是因为自己的那些流行的曲词，在被人举荐晋用的时候，“物议喧然”，遭到来自同僚和上司的种种非难与压制……所以，特权阶层有特殊理由认为，必须抛弃柳永而捍卫自己的利益。除非柳永痛改前非、翻然悔悟，“重新” 回到上流社会所界定的人格和地位上来，否则，社交和晋进的大门将永远为之关闭，他将永远被视为一个不务正业的堕落的书生而受到谴责和防范，更不用说在上流社会上找到一席立身之地、企求得到金钱和精神上的资助与庇护了。(

　　如前所说，柳永的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封建色彩极浓的家族，从观念意义上说，社会统治者的意志也是为这样的家族所认同和保持的。在这个传统性极强的家族眼中，柳永“不光彩”的出格的言行是有辱门第的，有悖于整个家族的信仰和期望。无论是从祖辈、父辈的美好的遗风余韵上，还是从家族成员的利益需要上，他们都不可能给家族带来麻烦的柳永以任何宽恕的理由和借口，而强大的社会舆论也肯定使整个家族成员处于一种尴尬难堪的境地之中，使他们蒙受着自己不堪蒙受的耻辱，承担着自己不愿承担的责任。可以想见，由此而激起的代表家族意志的愤怒(远不是恨铁之情)也肯定是极其冷峻而严酷的，他们最直捷的行动也许就是断绝了与柳永的包括经济上的任何方面的往来与联系，甚至不排除以不肖子孙的名义逐拒柳永于族门之外——因为家族的利益必须维护，书香门第的荣誉不容玷污。有一种奇怪而有趣的现象也多少可以让我们猜测到柳永与其家族亲人间的情感破裂程度之深之重：在所能接触到的文籍中，我们竟找不到柳永与其家族亲人间保持往来联系的如相互间的和诗和词或赠序别文之类的材料，甚至连问寒嘘暖的家书也无只言片语的记载。是由于当时文化人的疏忽而致使其散逸，还是因为此类文字的价值不大而不屑载录?我想，不管怎样，牵涉到当时的一位有影响有争议的文化人的材料，哪怕仅仅是提供给人们作茶余饭后的话柄和谈资，都有它存在的必要与可能。所以，我宁愿把上述现象视作一种柳永在家族生活中所遭受到的艰难悲苦的佐证。r

　　柳永的这种凄然一身、无依无傍的悲况，一直伴随他到辞世之际。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p%bVY

　　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G^__'

　　弥留之际，无人可以嘱托，何其悲矣!客死他乡，无后为其殡葬，何其惨矣!qi-O

　　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柳永的游冶生活曾得当来自社会某个方面的有力庇护和帮助，他那并不富裕而又极具封建道德色彩的家庭也不可能为他提供条件与方便。既然无望于社会和家庭，而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柳永又必需一个生存的保障来源(以图再试)，所以，柳永便只有以一己的音乐才能和文学智慧，在教坊乐工、歌妓群中讨生活了，这一点很相似于他的前辈温庭筠。艳情词约占柳永全部作品的一半，这其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既表明柳永陷入舞榭歌台时间之久(生活范围狭窄)而难以摆脱，更表明来自上层社会与封建家族的歧视和排斥之酷之烈。柳永属于主观的词人，但他却不曾像他的浪漫前辈那样无拘无束地漫游过，只是到他晚年进第、被放官之后，才相对多地宦游过一些地方并创作了为士大夫们所称道的所谓“雅”的“羁旅行役”之词。于此，我们仍然可以寻找到柳永生活拮据的痕迹——其实在柳永的艳情词中不乏许多为赚资财的应求应好之作。(在《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及《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都意外而又合情合理地传递一个真实的信息：柳永为生活而填词作曲。)不能想象，除了不可抗拒的生存需要外，还有什么能使柳永坚持近二十年并给他带来不尽坎坷、羞辱与凄凉的艳情词创作。或许也正是因为以作词谱曲为谋生的手段，才造就了柳永的“专业词人”的荣耀与地位。\Q+v

　　柳永的一段浪迹花衢、流连勾栏的风流倜傥的生活及其创作，不管是因了怎样的原因(仕途失意、主观性格)和条件(市况民风、才情禀赋)，都有意无意地带有挑衅与反叛社会权势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意味与倾向。对柳永个人来说，在民间与宫廷、游冶与仕途、词艺与功名的选择上，既没有像他的前辈温庭筠那样在心灰意冷之后潜心致志与前者，更缺乏像他的后来人关汉卿的那种对后者的坚定勇敢、毫不妥协的决战精神，而是在两者之间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直至最后泯灭背叛个人的浪漫性格而向功名权贵投降。柳永一生因词成名，也一生为词所累，晚年的一句“一生赢得是凄凉”，道尽了柳永潦倒寂寞、悲风苦雨的人生滋味。凝视着柳永渐行渐远的模糊的身影，我们似乎体味到了别一类的文化人在传统社会中安身立命的艰难与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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