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

导读：　杜拉斯篇一《杜拉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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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篇一
《杜拉斯》

杜拉斯篇二
《杜拉斯》

百科名片玛格丽特·杜拉斯，生卒：1914-1996。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籍贯：法国一个堪称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坦荡走入通俗读者群体的严肃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一个富有传奇人生经历、惊世骇俗叛逆性格、五色斑斓爱情的艺术家。另有同名《机动战士高达》机体——杜拉斯个人概述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年4月4日-1996年3月 3日），法国作家。 又译玛格丽特·莒哈丝。1914年玛格丽特·多纳迪厄生于印度支那嘉定市（即后来越南的西贡/胡志明市）。她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当地人小学的教师。她有两个哥哥。在印度支那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成了她创作灵感的源泉。 　　1943年她自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父亲故乡的一条小河的名字 - Duras 杜拉斯。杜拉斯在大学里学过数学、法律和政治学。毕业后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政府殖民地部当秘书，后来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加入共产党； 　　1955年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她的成名作是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年）。后来作品中,她通常描写一些试图逃脱孤独的人物。她早期的作品形式比较古典，后期的作品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并赋予心理分析新的内涵，给小说写作带来了革新，常被认为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但遭到作者本人的否定。 　　1984年，她的《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的文学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如《广岛之恋》（1959）《情人》（1992）。同时她本人也拍摄了几部电影，包括《印度之歌》和《孩子们》。杜拉斯的一生,就是她不停创作的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充满着酷热、暴风雨、酒精和烦躁不安，对话和失语、闪电般的爱情等等。描述杜拉斯很难: 温柔还是暴躁？天才还是自恋狂？（参看劳尔·阿德莱尔的杜拉斯传《玛格丽特·杜拉斯》）她自己写到:"我是作家。其它的都尽可忘掉”。她在作品中叙述了“说”的需要、艰难和恐怖。“试着”写作，就像“试着”去爱一样，心里明知道永远也不可能达到。不可能的爱情和对爱情的追求,是她作品的重要主题。 她的小说经常围绕着一个爆炸中心，通常由一个瞬间的暴力场面引起叙述。广岛与爱情，死亡和肉欲象征地糅合在一起。“毁灭，她说”。这种语言又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大海一样的音乐，围绕一个主题无穷的变幻，倾诉和欢庆，控制和失控。玛格丽特·杜拉斯与1996年3月3日逝世，葬于蒙帕纳斯公墓。个人经历　玛格丽特·杜

拉斯(1914-1996)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1914年生于法国统治越南时代西贡市北郊的朱登地方。18岁首次返回祖国法国。在巴黎在大学攻读法律、数学、政治学。但却立志要做小说家。1942年出版处女作《厚脸皮的人们》，接着又出版《静静的生活》、《太平洋的波堤》、《吉尔布达的水手》等小说。当法国掀起新潮热潮后，法国文坛也随而产生了新小说运动。他也因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麾狄拉特干达毕业》而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曾获文学奖。1959年名导演亚兰勒纳请她为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广岛之恋》撰写电影剧本。这部作品在法国大受欢迎，创下很高的票房纪录，而她的名字也传遍世界。之后她编剧的另一部片又获大奖，她的名气更响了，她的小说纷纷被改为电影。1966年她开始了导演生涯。 杜拉斯以小说《厚颜无耻之辈》(1943)开始她的文学天涯，她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且尤其注重文体，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她早期的小说《太平洋大堤》(1950)充分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还有不少作品也是以印度支那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等充满了镜头般的画面和口语式的对话，因此，大都被改编成影片；后来的小说如《塔吉尼亚的小马》(1953)，《琴声如诉》(1958)，《洛尔·V.斯坦的迷醉》(1964)等则善于打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因而使她一度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其实她的小说只是在手法上与新小说类似，重视文体的诗意和音乐性，但在构思方面却大不相同，她在作品中描绘贫富对立和人的欲望，是在以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现实。杜拉斯在戏剧和电影方面同样成就卓著，她分别在1965、1968和1984年出版了三部戏剧集，在1983年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 　　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岸派”的成员，她不仅写出了《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这样出色的电影剧本，而且从1965年起亲自担任导演，从创作优秀影片《印度之歌》(1974)开始，每年都有一两部影片问世，而且有不少获得了国际大奖。 杜拉斯的六十余种作品始终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其中最著名的是杜拉斯在七十岁时发表的小说《情人》(1984)。在这部十分通俗的、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里，她以惊人的坦率回忆了自己十六岁时在印度支那与一个中国情人的初恋，荣获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并且被译成40多各种文字，至今已售出250万册以上，使她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1996年3月3日，星期天。深受欢迎的

法国当代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走完了81年的生命旅程。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具有一个预言般的名字--《这是全部》。写作风格　杜拉斯的文笔与独特风格使许多当代女作家为之着迷。她们拜倒在杜拉斯的脚下，把她的作品当作《圣经》，她们因为有一些令人心碎的感情经历与生活痛苦而自以为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源于女性的姐妹般的共鸣，她们写作时把杜拉斯的作品放在工作的桌子上，她们刻意模仿杜拉斯式的优美、绝对而神秘的句子：“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她们模仿的诸如此类的句子与腔调，事实上只是王道乾的译笔。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有足够的距离，语言的障碍更成距离。自始至终，杜拉斯是一个法语作家，一个典型的感性而又不可捉摸的法兰西女性。在阅读那些拙劣的杜拉斯文本的仿制品时，不由自主感叹：读懂她才是真正的敬佩。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称“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老天，它怎么可以被随意模仿。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写出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情人》并凭此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其时，她已70岁了。对于15岁半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的渡船上与中国情人相识相爱的那段经历，70岁的女作家仍写得饱含激情。因为时间的尘封、记忆的积压以及作家对历史俯瞰式的洞察力，这激情被表现得丰富深邃、充满张力。这种非线型的、把故事寓于情绪之中的如泣如诉的写法对传统的文学阅读是当头一棒，全世界的读者都惊奇于这种杜拉斯式的写法。爱情故事之中交织着在殖民地家族创业失败的背景、对母亲与兄弟的爱与恨，青春的希望与绝望。所有的这些形象这些感情都以极端而惨痛的语言来表现，悲怆而低沉。它们使人想到当作家年轻时，或者盛年时，未必能获有如此表达悲剧的力量。一个女人在她白发苍苍时回首她的青年时代，对爱的恨的可能都付之平静而温

厚的一笑，时间打磨、削平了一切极端化的情绪。如果是一位女作家就不一样了。爱的更爱，恨的更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法其实就是诗。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使这诗显出一种隧道般的幽深与霹雳般的亮度来，简直能杀人。爱情历史　　包括少女时代在越南与30岁的中国情人为世界所共知的爱情故事在内，杜拉斯一生的每一段时间，都在欲望、爱情、激情和写作这几样内容上迂回、旋转着上升。 　　1935年，21岁的杜拉斯在巴黎的法学院读书时就浪漫史不断，她当时正是个漂亮而放荡的少女。 　　1939年，杜拉斯与罗贝尔·昂泰尔姆结婚，对方是她前一个情人的好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兄长和朋友。 　　1942年，她认识了迪奥尼·马斯科洛，对他一见钟情，觉得他是“美男子，非常美的美男子”。她施展全身魅力征服他。最后两个人都爱上了对方。半年后，玛格丽特引见迪奥尼认识了昂泰尔姆，三个人的关系明朗化，从此和平相处了段时间。 　　接下去的10年之内，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她，而她依旧过着自己渴望的、充满爱情、欲望和激情的矛盾的生活。直到70岁依然如此。那一年她认识了不到30岁的大学生杨·安德烈亚，他很快成为她最后的一个情人，一直陪她走完了82岁人生。　杜拉斯当时年近古稀，昔日风韵荡然无存，酗酒，怪癖，乖戾，当然也有可爱的时候，但人人都是敬而远之。扬·安德烈亚，27岁，身材瘦高，同性恋，有种病态的羞涩，不声不响。杜拉斯把他养在家里，给他买圣罗兰衣服，要他打字，洗碗，开车，陪她上电影院，到海边兜风。两个人在一起时，杜拉斯使用的也是杜拉斯式的语言，爱他的时候，她说：扬，你跟我一起走了吧；恨他的时候就说：我的东西你一点也得不到，别痴心想要什么了。她反对他的一切交往，不许他多看一眼男人（扬是同性恋），也不许他多看女人一眼（因为是扬的异性），扬的母亲到巴黎看扬，扬也是偷偷去见面，还要掐准了时间回去。扬一时在她身边，一时宣告失踪，不留一句话，不打一个电话，杜拉斯竟日辗转不安。但每次扬还是回来了。就这样，两个人一起生活了16年。是爱情吗？不是爱情吗？至少像爱情吧，像一首法国歌曲唱的。当杜拉斯带了扬·安德烈亚到处抛头露面时，有一名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到了1996年3月，杜拉斯长眠在巴黎巴那斯公墓里，全世界知道杜拉斯的人终于可以说，这确实是杜拉斯的最后一次爱情了。 　　“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她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

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这是198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在题铭中所说的一段意味深远的话。她曾经对最亲密的女友说：“真奇怪，你考虑年龄，我从来不想它。年龄不重要。”每个人都可以说同样的话，但那只是一句话罢了。对于杜拉斯来说却不。她的说和做，会真的是同一回事。杜拉斯经典语录　　1..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 　　2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3 喜欢只写过一部小说的作家。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圣经》、米什莱、夏多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拉辛、波德莱尔，觉得萨特和波伏瓦都不是作家。 干吗要介绍作家呢？他们的书就已足够。 　　4 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 　　5 我在想，人们总是在写世界的死尸，同样，总是在写爱情的死尸。 　　6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7 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8 作家是难以忍受的，他杀人、做坏事。 　　9 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可人们仍在写。 　　10 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中心，没有路，没有线。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 　　11 关于酒, 　　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 　　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动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 　　12 关于爱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象的。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杜拉斯篇三
《杜拉斯经典语录》

　　1..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 　　2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3 喜欢只写过一部小说的作家。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圣经》、米什莱、夏多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拉辛、波德莱尔，觉得萨特和波伏瓦都不是作家。 干吗要介绍作家呢？他们的书就已足够。 　　4 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 　　5 我在想，人们总是在写世界的死尸，同样，总是在写爱情的死尸。 　　6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7 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8 作家是难以忍受的，他杀人、做坏事。 　　9 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可人们仍在写。 　　10 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中心，没有路，没有线。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 　　11 关于酒, 　　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 　　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动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 　　12 关于爱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象的。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同性恋像癌症一样是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 　　13 关于女人 　　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 　　杜拉斯，我烦透你了。 　　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

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我长得太矮了，太平庸了，大街上永远也没有人回头看我了！ 　　14 关于衰老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 　　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象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 　　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颜是被摧毁了。”

杜拉斯篇四
《杜拉斯》

杜拉斯

西北一條龍

目 录

玛格丽特·杜拉斯 .................................................................................................................... 1

第一章 不可模仿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 2

第二章 距离或绝望 .................................................................................................................. 7

第三章 杜拉斯作为一个情人的历史 ...................................................................................... 9

第四章 杜拉斯:话多的女人 ................................................................................................... 12

玛格丽特·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4.4-1996.3.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富于个人魅力的女作家之一。在读者心目中，她俨然已成为法国味的一部分。她的作品包揽小说、剧本和电影三种叙事方式，雅俗共赏，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本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在印度支那度过生命最初十八年的时光。炎热杂乱的殖民地，窘迫变迁的家境，忍耐偏执的母亲，放荡骄纵的大哥，温情落寞的“小哥哥”，如此种种影响了杜拉斯一生，在她日后创作中刻下深深的烙印。

1932年，杜拉斯回到法国，进入大学学习政治、法律和数学，毕业后成为法国政府殖民部的秘书，著书立说，宣扬殖民帝国的伟大与完美。战争期间，她与丈夫参加了抵抗运动，并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丈夫不幸被捕，遭到流放，险些命丧黄泉。但杜拉斯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甚至将自己的寓所变成了党小组的聚居地。在被驱逐出党后，她依然宣称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积极介入法国时政大事：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希望，不停地把希望放在无产阶级身上。

作为一位作家，杜拉斯的创作态度是相当严谨的。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之中，她的个人风格日渐明朗，语言富有乐感，“在叙事的力量中蕴藏着一种颠覆的力量”（阿兰·罗伯-格里耶）。1943年，她以杜拉斯为笔名发表第一部小说《无耻之徒》，从此步入文坛。1950年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广受好评，入围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她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小说和十多部剧本。1984年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情人》为她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情人》为杜拉斯带来了巨大声誉，却也让读者误以为她是一个只热衷于卿卿我我的通俗作家。其实，杜拉斯风格独特，断裂、急促、重复的词语在她的笔下充满了美丽与震撼，蕴涵着诗歌的力量。杜拉斯在晚年用忧伤的语气说：尽管绝望，还要写作，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写作，那是怎样的绝望啊，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法国的评论界说：杜拉斯的作品不是女人的作品，它们是如此的强悍有力。

杜拉斯早期的作品形式比较古典，后期却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并赋予心理分析新的内涵，给小说写作带来了革新，常被认为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但遭到作者本人的否定。尽管如此，杜拉斯的作品一直深受学术界的关注。读过《劳儿之劫》之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撰文《向写了《劳儿之劫》的杜拉斯致敬》，展开对这部小说的精神分析解读。女性批评家、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瓦也在专著中对杜拉斯作

品的主体进行总体考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专门研究机构，如由法兰西研究院资助成立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协会，它每年举行两次专题研讨会，并出版专著讨论杜拉斯作品。 杜拉斯不仅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其中多部被改编成电影，如《情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夏夜十点半钟》等。她自己也创作了许多剧本，1960年为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写就的剧本使她扬名世界，该片参选了当年戛纳电影节，获国际影评家协会大奖，还荣获了第14届英国电影学院奖联合国家奖。她创作的剧本《英国情人》则获得1970年易卜生奖。

1996年，杜拉斯去世，举国哀悼，法国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刊文悼念。

如今，杜拉斯可称当代作家中得到国际译介和研究最多的作家之一。时值中法文化年，法国文化部和外交部首次大规模挑选中国合作者，合作出版百种翻译图书，杜拉斯作品系列得到高度关注，十种入选其中，作家的地位与影响可见一斑。

一个堪称当代法国文化骄傲的作家，一个引导世界文学时尚的作家，一个坦荡走入通俗读者群体的严肃作家，一个与昆德拉、村上春树和张爱玲并列小资读者时尚标志的女作家，一个富有传奇人生经历、惊世骇俗叛逆性格、五色斑斓爱情的艺术家„„ 本系列收进已故著名翻译家王道乾先生的多个译本，并由法语界、文学界备受推崇的优秀翻译家桂裕芳、谭立德、施康强、王东亮等携手打造，内文插页、腰封均附杜拉斯不同时期照片，结合杜拉斯作品从始至终的自传色...

第一章 不可模仿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要做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读者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对语言的敏感，对激情的欣赏能力，怀有深刻而复杂的心理体验，对于异类形象的理解与包容„„是，又不是。即使在那本轰动全球的《情人》出版以后，即使有大多数人终于认识这位晦涩难懂的女作家原来是当之无愧的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那种深情与多义性仍使透彻了解与评介作家的工作成为一种不可能。

杜拉斯的文笔与独特风格使许多当代女作家为之着迷。她们拜倒在杜拉斯的脚下，把她的作品当作《圣经》，她们因为有一些令人心碎的感情经历与生活痛苦而自以为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源于女性的姐妹般的共鸣，她们写作时把杜拉斯的作品放在工作的桌子上，她们刻意模仿杜拉斯式的优美、绝对而神秘的句子：“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

只有我一个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她们模仿的诸如此类的句子与腔调，事实上只是王道乾的译笔。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有足够的距离，语言的障碍更成距离。自始至终，杜拉斯是一个法语作家，一个典型的感性而又不可捉摸的法兰西女性。在阅读那些拙劣的杜拉斯文本的仿制品时，不由自主感叹：读懂她才是真正的敬佩。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称“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老天，它怎么可以被随意模仿呢？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写出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情人》并凭此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其时，她已70岁了。对于15岁半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的渡船上与中国情人相识相爱的那段经历，70岁的女作家仍写得饱含激情。因为时间的尘封、记忆的积压以及作家对历史俯瞰式的洞察力，这激情被表现得丰富深邃、充满张力。这种非线型的、把故事寓于情绪之中的如泣如诉的写法对传统的文学阅读是当头一棒，全世界的读者都惊奇于这种杜拉斯式的写法。爱情故事之中交织着在殖民地家族创业失败的背景、对母亲与兄弟的爱与恨，青春的希望与绝望„„所有的这些形象这些感情都以极端而惨痛的语言来表现，悲怆而低沉。它们使人想到当作家年轻时，或者盛年时，未必能获有如此表达悲剧的力量。一个女人在她白发苍苍时回首她的青年时代，对爱的恨的可能都付之平静而温厚的一笑，时间打磨、削平了一切极端化的情绪。如果是一位女作家就不一样了。爱的更爱，恨的更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法其实就是诗。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使这诗显出一种隧道般的幽深与霹雳般的亮度来，简直能杀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少女时，曾经美丽动人，中年始却因酗酒而形容枯槁。是否像她在《洛尔·瓦·斯泰因的谜狂》中写的那样，“这个女人是自己毁了自己，又是为了什么要毁了自己？”在《情人》里，杜拉斯说：“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认为，这样说：绝望先于存在而存在。因为绝望才存在，才感知存在。一切从绝望开始。这是杜拉斯式的句子，她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要么她想得到的无限的多，要么她从未得到过。 为什么要酗酒？杜拉斯说：“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人们缺少了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

杜拉斯篇五
《杜拉斯《情人》》

情人，如此多娇

【内容摘要】杜拉斯的《情人》是作者自己少年时代经历的叙述，小说深刻的展示了一个被生活所迫的而变得破碎不堪的家庭和他们破碎不堪的感情。在扭曲的家庭关系下，每个人的情感也备受折磨。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杜拉斯都给我们迎头痛击。小说到处都充斥着冷漠，可是怀着冷漠的心去写故事的杜拉斯内心其实不平静，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

【关键字】亲情 爱情 现实

杜拉斯的《情人》，是一篇让人读起来绝望的小说，为什么少女美好的初恋，温情的亲情在她的笔下变得肮脏，不可靠，充满着暴力，但是也是这种轻描淡写的暴力却震撼着人的内心。这种暴力有着吞噬人心灵的力量，在读了之后对爱情、生活都有了阴影。我想只有充满故事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有震撼力的文章，而这本来也是杜拉斯本人少年时一段经历的自传。正因为写于故事发生的几十年之后，所以情节是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转换，而情感或多或少会受当下情绪的影响，这是“一部粘贴在一起的来自不停时间与空间的文字段落”①。我觉得《情人》有意味的地方不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情欲萌发进而发泄的故事，它的意味在于一位饱经沧桑的的中年女人，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再去审视这段恋情，并且把它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爱与恨的挣扎，情与欲的纠葛，在湄公河的堤岸上上演着。在扭曲的殖民社会下，使得小姑娘的家庭备受折磨。在扭曲的家庭关系下，每个人的情感也备受折磨。在和情感扭曲的女孩的恋爱中，情人也备受折磨。就这样大家相互折磨彼此也相互发泄情感。女孩的母亲和父亲远去他乡，却在越南过着穷困的日子。母亲渴望过上富裕的生活，却遭遇丈夫的去世。她满怀希望的买了一块土地，却被贪官所欺骗，几经抗争却毫无结果。于是她把心里的怨气发泄在了小姑娘和小哥哥的身上。其实小姑娘的母亲不是不爱她和小哥哥，而是生活已经将她心中的爱消磨的所剩无几，她只能把无能为力的母爱给与大哥。对于小妹和小哥哥，她已经无力再去付出她可怜的母爱。可是她也没想到，她这样的偏心给小妹的心理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小妹嫉妒没出息的大哥所得到的爱，因此使小妹对大哥本来就有的恨加深了。而在我看来，小妹的越轨行为，也是对母亲的一种对抗。既然你在意不我，那我就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让你失去我。这种心理在小说中也有体现：

从今以后，家里人再也不应该过问她可能遭遇的一切。就让人们从 他们手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所有这些他们都再也不应该知道。 论是妈妈还是哥哥，他们全都不应该知道。从此以后，这将是他们的命 运。这念头已经足够使他在这辆黑色的里摩辛轿车里伤心落泪。②

这段话可以看出杜拉斯心中的怨气，她这么说其实恰恰表现出她渴望家人的关心和爱护。她想通过伤害自己而去变相的伤害家人，所以也使她形成了故意去伤害亲密的人从而感受对方给自己的爱的心理。其实我们周围也不乏这样的人，面对自己所爱的人，她就是要故意的伤害，而且表现出不在乎。而这样的人其实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她害怕自己的真心得不到真心的对待，所以她干脆就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小姑娘对母亲如此，对情人也如此。她想用一个女儿的情感去对她的母亲，却得不到母亲像一个妈妈的爱。所以她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并在书中表

达着对母爱和亲情的不在乎。她也想用一个女人的情感去对情人，可是也怕这位“风月场上的老手”践踏她的真情。所以她对他说：爱他，也爱他的钱。这是一个少女的叛逆，少女的不成熟。所以小姑娘和中国情人之间的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金钱和肉体的交换，而是情欲和报复的碰撞。当然钱肯定会是其中的原因，但并不是主要的。杜拉斯还有两个哥哥，大哥沉溺于吸毒、赌博，在外面受了气，就以小哥哥和小姑娘为他发泄的对象。他恶毒的对待小姑娘和小哥哥，也肆意的挥霍母亲对他的溺爱，他想尽办法的折磨着家人，因此小杜拉斯就越恨他。她恨不得杀掉他，可是这种恨却不仅仅来自于哥哥的本身。母亲的偏爱使得小小的她产生了深深地嫉妒，因此那种嫉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着仇恨的小妹。

在读小说的时候，感到里面的人无一不是悲哀的，他们的人生都不完整，他们都忍受着生活的痛苦。着其实也就是生活的现实，从一个女作家的书里读这种现实真的很让人发毛。尤其是当知道了这是作家自己的故事叙述，就一直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情来读。那种忐忑好像是在窥探别人的隐私，想从中知道点什么，又害怕看到赤裸裸的现实。我想，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作者写的实在是很现实，她揭开了美好的东西的皮，让我们看到了里面只不过是生满蛆虫的肉。

小姑娘和她的家人之间的情感表现在书中是变形的，但是放在生活里来考量，却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小姑娘对妈妈的又爱又恨，对大哥的恨之入骨，对小哥哥的似乎超越了兄妹之情的爱。这些情感和平常人家的爱似乎不同，这种关系在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看来都是一种冷漠的亲情。可是怀着冷漠的心去写故事的杜拉斯内心其实不平静。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

杜拉斯的《情人》有很多深层的意义，每个人解读的意义不同、深浅不同，感受也会不同。然而无论怎么理解，都让我们对那个神秘而风情万种的杜拉斯产生着极大地兴趣。我们努力的去探寻那位，有着故事的女人笔下的故事，并不断地把故事中的人和杜拉斯本人相结合。尽管她一再的告诉读者不要把这些混为一谈。但是读者还是乐此不疲，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最后我发现，对杜拉斯本人你的好奇冲淡了我对小说的理解。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故事的本身。而当我在看了杜拉斯本人的一些生平之后，我更是无法下笔去写我读到的故事。但是我想这不是杜拉斯本人的自传，那它也许会失色一些。

【参考书目】

①《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户思社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②《情人》.[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戴明沛 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杜拉斯篇六
《玛格丽特 杜拉斯》

杜拉斯篇七
《杜拉斯的情人(英文_)》

THE LOVER

Part I

ONE DAY, I was already old, in

the entrance of a public place a man came up to me. He introduced himself and said:'I've known you for years. Everyone says you were beautiful when you were young,

but I want to tell you I think you're more beautiful now than then. Rather than your face as a young woman, I perfer your face as it is now. Ravaged.'

I often think of the image only I can see now, and of which I've never spoken. It's always there, in the same silence, amazing. It's the only image of myself I like, the only one in which I recognize myself, in which I delight.

Very early in my life it was too late. It was already too late when I was eighteen. Between eighteenand twenty-five my face took off in a new direction. I grew old at eighteen. I don't know if it's the same for everyone. I've never asked. But I believe

I've heard of the way time can suddenly accelerate on people when they're going through even the most youthful and highly esteemed stages of life. My ageing was very sudden. I saw it spread overmy features one by one, chan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aking the eyes larger, the expression sadder, the mouth more final, leaving great creases in the forehead. But instead of being

dismayed I watched this process with the same sort of interest i might have taken in the reading of abook. And I knew I was right, that one day it would slow down and take its normal course. The people who knew me at seventeen, when I went to France, were surprised when they saw me againtwo years later, at nineteen. And I've kept it ever

since, the new face I had then. It has been my face. It's got older still, of course, but less, comparatively, than it would otherwise have done. It's scored with deep, dry wrinkles, the skin is cracked. But my face hasn't collapsed, as some with fine features have done. It's kept the same contours, but its substance has been laid waste. I have a face laid waste.

THE LOVER

Part II

So, I'm fifteen and a half. It's on a ferry crossing the Mekong river. The image lasts all the way across. I'm fifteen and a half, there are no season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have just one season, hot, monotonous, we're in the long hot girdle of the earth, with no spring, no renewal.

I'm at a state boarding school in Saigon. I eat and

sleep there, but I go to classes at the French high

school. My mother's a teacher and wants her girl

to have a secondary education. 'You have to go to

high school.' What was enough for her is not

enough for her daughter. High school and then a

good degree in mathematics. That was what had

been dinned into me ever since I started school. It

never crossed my mind I might escape the mathe-

matics degree, I was glad to give her that hope.

Every day I saw her planning her own and her

children's future. There came a time when she

couldn't plan anything very grand for her sons

any more, so she planned other futures, makeshift

ones, but they too served their purpose, they

blocked in the time that lay ahead. I remember my

younger brother's courses in book-keeping. From

the Universal Correspondence School - every

year, every level. You have to catch up, my mother

used to say. It would last for three days, never four.

Never. We'd drop the Universal School whenever

my mother was posted to another place. And begin

again in the next. My mother kept it up for ten

years. It wasn't any good. My younger brother

became an accountant's clerk in Saigon. There was

no technical school in colonies; we owed my

elder brother's departure for France to that. He

stayed in France for several years to study at the

technical school. But he didn't keep it up. My

mother must have known. But she had no choice,

he had to be got away from the other two children.

For several years he was no longer part of the

family. It was while he was away that my mother

bought the land, the concession. A terrible business,

but for us, the children who were left, not so ter-

rible as the presence of the killer who would have been,

the child-killer of the night, of the night of the

hunter.

The Lover-Duras

The Lover (French title: L'Amant) is an autobiographical novel by Marguerite Duras, published in 1984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It has been translated to 43 languages. It was awarded the 1984 Prix Goncourt. The Lover is also a 1992 movie based on this novel, directed by Jean-Jacques Annaud and starring Jane March and Tony Leung Ka Fai. The cast also included Lisa Faulkner. The film was nominated for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Cinematography.

Summary of the movie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ench colonial Vietnam, The Lover reveals the intimacies and intricacies of a clandestine romance between a pubescent girl (Jane March), from a financially strapped French family and an older, wealthy Chinese man (Tony Leung Ka-Fai). The story is narrated by Jeanne Moreau, portraying a writer looking back on her youth. In 1929, a 15 year old nameless girl is traveling by ferry across the Mekong Delta, returning from a holiday at her family home in the village of Sadec, to her boarding school in Saigon. She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a 32 year old son of a Chinese business magnate, a young man of wealth and heir to a tidy fortune. He strikes up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girl; she accepts a ride back to town in his chauffeured limousine. Compell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her upbringing, this girl, the daughter of a bankrupt, manic-depressive widow, is newly awakened to the impending and all-too-real task of making her way alone in the world. Thus, she becomes his lover, until he bows to the disapproval of his father and breaks off the affair. For her lover,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the depth and sincerity of his love, but it isn't until much later that the girl acknowledges to herself her true feelings. Duras' real-life Chinese lover was named Lee. The last she heard of him, he became a born again Christian and loved his family very much. He died and was buried in the same city in Vietnam where Duras first met him. Duras was only 15 at the time of her love affair, which is the age of the heroine in the novel.

Marguerite Donnadieu, better known as Marguerite Duras (French IPA: [maʀgə'ʀit dy'ʀas]) (April 4, 1914 – March 3, 1996) was a French writer and film director. She was born in Saigon, French Indochina (now Vietnam), her father died,her mother raised her with her two brother , they were very poor,the mother went practicly mad, she ( the mother) use to beat her children and even made marguerite a sort of prostitute.when she got 18 she went to France, her parents' native country, to study law, but became a writer instead. She changed her name in 1943 for Duras, the name of a village in the Lot-et-Garonne département, where her father's house was located. She is the author of a great many novels, plays, films and short narratives, including her best-selling, ostensibly autobiographical work L'Amant (1984),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Lover. Following the making of a film of the same name(s) (1992, L'Amant, The Lover) based on her work, Duras then published a slightly different work,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Other major works include Moderato Cantabile, also made into a film of the same name, 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 and her film India Song. She was also the screenwriter of the 1959 French film Hiroshima mon amour, which was directed by Alain Resnais. Duras's early novels were fairly conventional in form (their 'romanticism' was criticised by fellow writer Raymond Queneau); however, with Moderato

Cantabile she became more experimental, paring down her texts to give ever-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what was not said. Sh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Nouveau roman French literary movement. Her films are also experimental in form, most eschewing synch sound, using voice over to allude to, rather than tell, a story over images whose relation to what is said may be more-or-less tangential. She died at 81 from throat cancer and is interred in the 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

In The Lover and The North China Lover, Marguerite Duras writes about first love. Both novels ar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ng Duras’ adolescent experience in the then French colony of Vietnam where she was born in 1914. Her father died in 1918, leaving her mother, a teacher occupying one of the lowliest positions in the colonial hierarchy, to tend for Duras and her two brothers.

Both of these novels paint a poignant picture of Duras’ miserable upbringing. Her family was pitted into dire poverty after her mother was lured by the corrupt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to putting all her savings into the purchase of a worthless plot of land, subject to flooding by the sea. ‘It’s here we are at the heart of our common fate, the fact that all three of us are our mother’s children, the children of a candid creature murdered by society’, Duras writes, ‘We’re on the side of the society which has reduced her to despair. Because of what’s been done to our mother, so amiable, so trusting, we hate life, we hate ourselves’. Feelings of shame and anger towards one another and the outside world, enveloped in the fear of not having enough to survive on economically, thereafter tarnished the lives of Duras and her siblings.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girl’, i.e. Duras herself at age fifteen and a half, lounging on the ferry crossing the Mekong river, ‘wearing a man’s flat brimmed hat, a brownish-pink fedora with a black ribbon’, attracts the interest of the very elegant rich Chinese man inside the big black limousine. ‘...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be in my life, that event, the crossing of the river’, she relates. The sudden attraction is mutually shared and they instantly become lovers. ‘He’s a man who must make love a lot’, Duras reveals, ‘I’m very lucky, obviously, it’s as if it were his profession, as if unwittingly he knew exactly what to do and what to say’. Day in day out, his formidable chauffeur diligently comes to fetch her from the boarding school. But the love story that develops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what one might guess to be an older man’s fetishistic attraction for a ‘little white girl’ or an ‘impoverished white lay-about’s scheme to exploit a Chinese millionaire. His bachelor’s quarters not only represent the locus of their boundless intimacy but also a safe haven which enables them to escape from their respective predicaments.

In The Lover, Duras’ Goncourt Prize (the Goncourt is the best-known French literary award) novel, one senses a strain of resentment in the author’s tone. It is as if she is telling the love story (her love story) without really wanting to, as though she felt compelled to write as an attempt to stop this experience from recurring in her mind. ‘I often think of the image only I can see now, and of which I’ve never spoken’, Duras relates at the outset, ‘It’s always there, in the same silence, amazing. It’s the only image of myself I like, the only one in which I recognize myself, in which I delight’. But she holds back from delving into the emotional breadth of their love story, choosing instead to depict it in a minimalist way: ‘Because of his ignorance she suddenly knows: she was attracted to him already on the ferry. She was attracted to him. It depended on her alone’.

In this novel, Duras tends to defy her emotions ‘it’s taken for granted I don’t love him, that I’m with

him for the money, that I can’t love him’, she asserts, ‘it’s impossible, that he could take any sort of treatment from me and still go on living. This is because he’s a Chinese, because he’s not a white man’. When he takes her famished family out to dinner, for example, they all behave as though they have granted him a favour in accepting his invitation and treat him as though he were an inferior person, showing contempt for his envied wealth.

In The Lover, Duras resists from overtly acknowledging the strength of her great love. She abstains from revealing her emotions to her lover and sharing them with her readers. When, in tremendous desperation, he confronts her about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ir love as being against the marital arrangements set out for him by his family, she resists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grievous situation and simply says to him that ‘I agreed with his father. That I refused to stay with him. I didn’t give any reasons’. In this version ‘the girl’ tastes and lives out the fruits of first love while tacitly accepting its annihilation. But at the end, as she bids farewell to the big black limousine majestically ‘gazing’ at her (with the lover inside) on the steam boat departing for France, she realizes how much she has withheld: ‘She’d wept without letting anyone see her tears, because he was Chinese and one oughtn’t weep for that kind of lover’.

And it is with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Lover simply scraped the surface of things that Duras resolved to do justice to the true colours of their love story in The North China Lover. Upon discovery of his death, Duras explains in the prelude ‘I stopped the work I was doing. I wrote the story of the North China lover and the child: it wasn’t quite there in The Lover, I hadn’t given them enough time. This book is a novel containing many features of a screenplay, such as the meticulous visual descriptions of possible settings, since Duras hoped that it would ultimately be recaptured on film (which it was in 1992 by director Jean Jacques Annaud).

Still written in her typical disjointed style (for this is not an author for smooth transitions), in this version Duras handles their love story with great care and tenderness. Instead of objectifying her protagonists as ‘the girl’ and ‘the Chinese man’, Duras calls them ‘the child’ and ‘the North China lover’, identities that inevitably suggest the youth and innocence, the care and protectiveness enveloped in their intimacy. She comes to grips with her sorrow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novel and takes great pains to transcribe into words an ecstasy of love reduced to the harsh process of separation.

The North China Lover effusively articulates the emotional breadth of ‘the wild happiness of first love and the unrelieved, incurable pain of having lost it’. Realizing that ‘the two are merged in the pain of love’, the child ‘talks to him, she tells him she will always love him. She thinks she will love him all her life. It will be the same for him too. They have both ruined themselves forever’. It is no surprise, then, that at the moment of her departure, the child already mourns the sense of lifelong loss, ‘the strange tragedy of betraying the destiny they realize was theirs’. And when he does telephone her years later, this time she is brave enough to include her own reaction: ‘He heard her crying on the telephone. And then from further off, probably from her room — she hadn’t hung up — he could still hear her crying’.

Both of these novels are essential works of contemporary French literature; neither is necessarily ‘better’ or ‘more finished’ than the other and together they form a masterpiece. The first lays out the

杜拉斯篇八
《水意象-杜拉斯《情人》解析》

在生命的长河中徜徉

——试论杜拉斯小说《情人》中的水意象

杨晶

（常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164）

【摘 要】《情人》中，水意象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引发了人们对于深层价值观的思考。除了河流，冲洗，眼泪这些不同的水的形式之外，甚至作品的风格都能体现出水的流动韵律感。对于水意象的分析，就是为了找出隐藏在这些“水”形式底下的深层意义，详细解读水意象的作用，揭示生命循环不止，水既是治疗伤痛的良药，使人自由，给人希望；又具有强大的毁灭性，使人绝望。

【关键词】水意象；流动写作；救赎；自由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以《情人》(l’amant)获得一九八四年的龚古尔文学奖(le Goncourt Prix)。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描述了在法属殖民地白人女孩与富有的中国人之间深层而绝望的爱情。在这部作品中，不同的水的象征意义引发了人们对于深层的价值观的思考。“在文学里水既是一个审美关照的对象，又是一个表情达意的意象。作为一个意象，水是文学家笔下最富活力的精灵，具有开放式与多元化的比喻意义和象征意义。”实际上，水是可以治疗重大伤病的灵丹妙药，给人希望，使人向往自由，追逐欲望，但留下的印记同样也是不可消除的；它是平复伤痛的一种办法，同时本身也是使人无法忘却的一种痛苦；它甚至可以是一种流畅的表达方法。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还特别指出作为一种物质想象的源泉，“这是一种比火更女性更均匀的本原，这种更为稳定的本原，它通过更隐蔽，更简洁，更简单化的人性力量而具有象征性。”在《情人》中，水意象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仅仅局限于书中开头和结尾出现的河流，同时也要参考那些哭泣的人们的眼泪，两次大冲洗，甚至新小说的特点。对于水意象的分析，就是试图找到隐藏在各种“水”形式底下的深层意义。

（一）、河流的二元对立意义：生发和毁灭

首先来看下水最丰富的象征意义：河流。对于河流这个主题，可以进行一系列有力的阐[2][1]

释。白人小姑娘和中国情人之间的爱情，以湄公河边的相遇开始，以小姑娘乘船离开西贡码头结束。纵观整部小说，河流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杜拉斯的笔下，河流呈现出矛盾的二元对立特性，它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

（一）、河流是创造者，象征着对自由的追求，对欲望的追逐。

水是万物的起源。河流生生不息，具有生发万物的力量。这种创造性的力量可以被诠释为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欲望的追逐。“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3]11渡河这个重要的场景，可以让人联想到自由这个主题，这是小姑娘追求解放，追逐欲望的重要阶段。在横渡湄公河的渡船上相遇后，小姑娘接受乘坐中国男人的车子回西贡。因为她这样认为：“这是她第一次避开她的家做事，有一次开始，这也成了永远的回避。从此以后，她发生什么事，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3]43“不论是母亲，或是两个哥哥，都不会知道了。”[3]43-44小姑娘登上渡船，就是离开了母亲之河。因为“母爱具有强大的保护及吞噬力。女儿只有把母爱力量通过审视、疏导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才能挣脱母亲的樊篱, 完成真正的自我实现”

[4]。所以我们可以说河是童年和成年的边界，越过这个边界，就标志着童年的结束，小姑娘迈出了摆脱母亲权威争取自我解放的第一步。《情人》以海上旅行作为叙述的终结，小姑娘离开她哭泣的情人，开始一段海上长途旅行，从而开始其在地球另一端的新生活。大海见证了小姑娘摆脱过往的樊笼，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决心。过往被牢牢地封锁在内心深处，水带走了一切，但是还是留下了痕迹，这些痕迹绝对不会被抹去，而且会转变为记忆以及经历。“水”创造了让人思考的空间。在海上的旅行使小姑娘知道，和情人之间存在着爱情以及真正的天堂就是我们失去的天堂。然而生活在继续，就像一直往前流淌的水。正是处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她才明白了这个意义。从启示的角度来看，故事在海上结束，正是为了回应时间就像流水，不断向前，永不停滞，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被改变，被冲淡。变化流动的水还是一剂催化剂，象征着不断生发的欲望。湄公河见证了小姑娘和情人之间的首次相遇。在这里，中国人窥视着小姑娘，小姑娘以奇怪的成人装扮诱惑着情人。湄公河的激流象征着小姑娘和中国情人之间不断涌动的欲望，渡船上的相遇必定会发展为肌肤之亲。在小姑娘和情人第一次在情人的单身公寓发生关系时，大海象征性地出现了，“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3]47“大海汇聚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3]53大海的欲望激烈席卷了这对情人，使得他们沉醉其中。

（二）河流是毁灭者，变幻不定，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流水无情。善变的水是灾难之水，具有毁灭万物的力量。水能够冲击一切：物质，信仰，甚至生命。拉斯给我们展示了这条致命之河的启示录般的场景。湄公河被描述为野性的暴躁

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拦其流向大海的永恒之路：“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3]13这幅可怕的景象将很快使得小女孩

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条水路感到害怕，她说“害怕钢缆断开”，“被冲到大海里去”。[3]13

通道看上去是无害的，然后马上就宣示出它摧毁一切的力量，在小姑娘和她的中国情人的身上留下了印记，这对情人慢慢被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吞噬，正如作者所描述的，能把一切带到它的路上，“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3]24包括爱情。这正启示了小姑娘和情人之间爱情的必然悲剧结尾。此外, 渡河的当地艄公，使人想到了希腊神话中冥河上的船夫卡戎，他将亡灵从悔恨之河直接运往遗忘之河，每次摆渡，作为回报，都要牺牲一些东西。小姑娘的渡河之旅，正是以纯真的童年生活为代价，来换取通往成年之路的过渡。一切都注定了这对情人悲惨而可怕的未来。因为湄公河不是通往遗忘之河的悔恨之河，它不会通向更好的生活，而是通往虚无，它注定是“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3]13就像情人之间的爱情注定消亡。流水无情，除了具有摧毁一切的狂暴力量，还是诱人死亡的罪魁祸首。在小姑娘回国的航程中，她忆起纱沥地方长官的儿子从船上跳下，水魔吞噬了他。水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使人绝望，黑暗中的大海诱发小姑娘也产生了自杀的想法。

二、流动写作(écriture courante)的不拘风格之美。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风格恰到好处地遵循让·李嘉多(Jean Ricardou)的哲学理念，他的原则是：“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种叙述的探索冒险。”杜拉斯将此理论应用于自身的写作实践中。在《情人》中，该原则正是通过意识流体现的，既是对公众承认文学传统，同时又是反抗传统小说严密组织合理安排的线性结构。语言像意识一样，是流动的。这种新的写作手法在写作之时像一条河流一样，自然而然从一处流到另外一处。1984年9月28日，接受贝尔纳•毕沃(Bernard Pivot)采访的杜拉斯在法国2台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Apostrophes》中，杜拉斯使用了“流动的写作”这一词语来描述她的写作特点：“所谓的流动写作，我说的是一种几乎漫不经心但是文字奔流而出的写作方法，它不急于叙述事物，而是抓住事物。我说的是词语的顶峰，这是一种在顶峰流动而出，不失去想要写的，使想要写的更快出现的写作方法，因为当我们写作时，很快就忘了一切，这是悲剧。有时这很可怕。”流动的写作是一种理想的写作方式，是藉由一股看不到的力量将不同的要素充满想象力地融合在一起，不拘泥在某个事物，也不加以区分，这正是杜拉斯一直追求的。而在《情人》中，她最终实现了这种写作方法，像流水一般流动自如的文体，不断向前流动而去，句子流畅，节奏或断续或连贯，具有独特的韵律之美，叙述方式模糊不清，叙述视点在不同人称之间转换，文章段落之间无必然的逻辑联系，充满了无拘无束之美。从这个意义上[6][5]

来说，对于杜拉斯，流动写作是一种最终的报复形式，是为了摆脱传统小说的各种限制。流动的笔法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物，都不加区别，不加选择的带着它们向前流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使得作者的潜意识浮于表面，从而让人浮想联翩。

三、冲洗的救赎意义在于摆脱限制，追求自由，给予幸福和希望的憧憬

在《情人》中，杜拉斯描写了两种不同的“冲洗”的形式借以表达“水”的救赎意义。首先，为了摆脱社会压迫和限制，我们应该注意到小姑娘进行仪式般冲洗的象征意义。这是在情人公寓里几次出现的为小姑娘的冲洗，这种肉体的擦洗实际是象征着带走一切的担忧，带走一切的精神的不纯洁。“他把血擦去，给我洗净。我看着他做这些事。”[3]48在和中国情人每次发生关系后，小姑娘总是象征性地用水受洗，这是对于她混乱的生活和母亲对她期望落空的赎罪和宽恕。很明显，水是一种净化之物，它使得小姑娘克服了通往成人世界的障碍，跨越了从小姑娘-女人的门槛。从这个层面，小姑娘仪式般洗涤的水的象征意义就转变为对于社会限制的自我精神解放。另一次，是全家趁哥哥不在家的时候对家里的一次大冲洗。这样的冲洗场景描述向我们展示了把全家从毁灭和悲伤中解救出来的希望。再看下这次冲洗的另外一个意义：象征着幸福的一刻，但是转瞬即逝，正如普鲁斯特(Proust)在《追忆逝水流年》(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所描述的品尝玛德莲娜蛋糕时那种精神上的狂喜。的确，这刻的幸福即是通过家里那个刽子手（大哥）不在家，通过水流四溢孕育生命的新篇章来展示出来的。母亲明确表示冲洗房子是为了“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3]73这也就是说，水成为治疗深植在家庭里面不能痊愈的重大苦痛的良药。“把它全浸在水里象花园那样”[5]73,“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3]74,这些生动地对水的比喻，灵活地描写了正在被洗涤的房子。家成了能够容纳幸福和希望的场所。在冲洗房屋的场景中，传达出一种真挚的快乐。与其称之为冲洗，不如说是净化。流动的水使得家庭的压力消失了，并且创造出一种快乐的氛围。这里，母亲少有的露出积极的一面，小姑娘对母亲的那种柔情被极致地体现出来。总之，水作为冲洗功能的象征意义突出了双重的乐观情感：一方面，是小姑娘摆脱过去的束缚，是幸福；另外一方面，是家庭向未来打开希望之门，是希望。

四、眼泪是感情的积淀和释放。

在这部小说中，眼泪也是水层面的同义词。实际上，对人物的眼泪的处理方式不是笨拙的，因为它重在强调在不可言说的慌乱，痛苦，暴力，爱情，快乐，无力等人性的特点。杜拉斯故意表现之，为了让人了解人内在的软弱：中国男人的哭泣可以理解为害怕和软弱，“他呻吟着，他在哭泣”，“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3]47而小姑娘在中国男人面前的哭泣可

以理解为她痛苦的生活和不幸的家庭。母亲哭，“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世”。[3]71小哥哥在黑暗中的哭泣可以理解为他受到的不断的戏弄以及大哥对他施加的家庭暴力。这一切都可以解释每个人员哭泣的原因，他们随着生活变迁所造成的内心之旅呈现出来了。每次安静地流淌的眼泪是为了学习如何更好地准备和适应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况。小姑娘在海上旅行时的哭泣，“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她一时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3]136这让人联想到阿尔弗莱·徳·缪塞(Alfred de Musset)著名的剧本《不能和爱情开玩笑》 (On ne badine pas avec l’amour)，爱情是神圣的，不能容许别人亵渎它。而小姑娘的眼泪正是为了治愈经历了真实感情所带来的必然的痛苦。由此，作为哭泣出现的水使人发现事实真相，从而更加珍惜对于过往经历的回忆。流泪是因为绝望，流泪也是为了慰藉，眼泪能够给人力量以对抗不幸。

最后结束对于水的象征意义的分析，《情人》中水的象征意义强化了阐释意义，甚至是重现了互相对立但又互相调和的事实。所有的水的象征意义表现为四种形式——河流，流动写作的风格；小姑娘身体的洗涤和对于家庭的大冲洗；人物的眼泪。这四种形式展示了水的不同的象征意义，揭露了人的特性，生命的自然循环。

参考文献：

[1]李德民.象同喻反：水意象的辩证解读[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0（2）：23-26.

[2]（法）加斯东·巴什拉. 水与梦 论物质的想象[M]. 顾嘉琛,译.湖南：岳麓书社，2005

[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情人》 [ M]. 王道乾，译.上海： 译文出版社，2005

[4] 蒋慧珍. 精神分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母女关系[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87-89.

[5]Jean Ricardou 《Pour une théorie du nouveau roman》[M]. Paris. Edition du Seuil，1971.

[6]Apostrope. Par Bernard Pivot. Antenne 2. Paris 28 Semptembre 1984.

Immaterial Water: An Analysis of Water Imagery in Marguerite Duras’ l’amant

Abstract: In the l’amant, water image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arouse our reflection on values. Water can be remedy to eliminate the pain, gives people hope and liberates people.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analyze all forms of water, such as writing style, water shower and flushing, tears and river. It has tried to explore the deep meaning which is covered under the water forms to reveal the cycle of life.

Key words: water imagery; écriture courante; redemption; liberty

杜拉斯篇九
《杜拉斯《情人》》

bride新娘； groom新郎； groomsmen 伴郎； bridesmaids伴娘； marriage witness证婚人； emcee/officiator司仪；guests来宾； photographer摄影师； priest牧师； flower girl持花少女；ring bearer男花童； caterer承办酒席者；杜拉斯的《情人》有个无人不知的开头，一个男子从大厅另一头走来，对我说：比起您年轻时候的面容，我更喜欢您现在备受摧残的脸。一个垂垂老妇与一个青壮年的男人，这画面何等荡气回肠，以至于被全世界女文青奉为圭臬。试着想一下，如果这个开头换做一个老妇在大厅长椅上自言自语：“我年轻的时候还不错，但现在老了更美。”读者大概只会感慨：嗯，这个老太太心态倒还蛮好的。

杜拉斯篇十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班级：09汉语言（二）班

姓名：宋梦捷

学号：090101020055

杜拉斯《情人》的形象学分析

形象学是比较文学里比较新兴的学科。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异国相对于主体而言应该属于他者范畴，即不同于主体的排他性质。文学类异国“形象”中包括虚构的梦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观反映，无论如何这类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实却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为这里的“形象”“是经过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要研究“形象”不仅仅是要研究“他者”，还要分析主体。

杜拉斯以西方人的视角赋予东方独有的格调，通过塑造一些次等的东方形象及与具有优越感的白人之间的模糊却真挚的爱情，强调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必然联系。本文主要以文本内部研究为主,旨在从“情人“中的异域场景和人物形象两个方面分析“情人”中的形象学意义。

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父母是法国小学教师，受殖民主义宣传的影响, 从法国来到当时的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她本人则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她的青少年时代,直到十八岁时才回到法国巴黎。东方文明和异域情调、印度的民风民俗,都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正如《杜拉斯传》中写到：印度支那殖民

地,已经成为了她生命的底片。特殊的异国身份让杜拉斯对印度支那怀有特殊的感情。她视之为故乡,童年的回忆也成为杜拉斯将来创作中的重要源泉。然而杜拉斯看待这一故乡的眼光却是复杂而暧昧的。这根源于作者双重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属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处的越南人。杜拉斯从小就生活在贫穷、混乱、暴力的家庭中,她是穷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生死线上顽强挣扎的越南底层人民,并对他们的苦难极为同情；但她又是白人殖民者,可以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那些挣扎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并有意无意地赋予被殖民者特定的本质。杜拉斯既处于西方权力分配的弱势地位,又在东方场域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位臵。这种双重性。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殖民的背景下,欧洲女人深陷种族、性别、阶级的模式中。作为女人,她们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从属于男性,男性是她们理所当然依赖的人。作为白人妇女,她们是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 她们从这个世界上获得了相当的特权。

东方并不是实在的东方,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东方有有弗洛伊德的东方、达尔文的东方、歌德的东方、雨果的东方、拿破仑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它从来就不是客观、纯粹的东方,它是被西方东方化的东方,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他者。杜拉斯作为从小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人,东方的热带气息早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她意识的中西方人的身份认同是不可能丢弃的,因此在她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种族主义的眼光和观念。半个世纪过去了,旧时印度支那的风光,对杜拉斯来说依然清晰

如昨日。

“渡船四周的河水齐着船沿,汹涌地向前流去,水流所至。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卷去。不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 死狗, 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水风信子的泥丘,都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在杜拉斯的心目中,湄公河是那么充满力量, 充满生命的激情和欲望, 它让她感到惊奇,也有些许的恐惧。波涛汹涌的湄公河就像血液似的注入了杜拉斯的心底。还有独特的亚热带气候,同样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而在旱季, 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余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明亮的。白天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捣得粉碎,尤其是夜晚, 更加美丽,充满了魅力,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发出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在这片土地上,季节的界限是如此分明,白昼与夜晚的景致是如此不同,在杜拉斯看来,是专属于东方异域的奇特景象。还有那喧嚣的城市,就像电影的音响放得过大,震耳欲聋, 城市就如同一列充满噪音的火车,熙攘的人群,炭火的叫卖声,说话声, 刺耳的木拖鞋声;还在城市中充溢着的各种气味,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 烧炭发出的气

味,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恍然臵身于原始而神秘的亚热带丛林里,恍然回到了杂乱落后的法属殖民地。西方意味着文明的生活方式,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被现代理性牢笼禁锢了的场域。东方却犹如魔域桃源:未开发的河流,森林和旷野,炎热的土地上横陈着赤裸裸的声色诱惑。这块野性盎然,浸润着肉欲的大地,现代文明的尸布尚未完全覆盖它, 它的泥土里还蕴藏着生命的种子。是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使杜拉斯与那些在法国培育出来的白种女人完全不同。

就如杜拉斯在“情人”里描写的那样:“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念的地位。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在杜拉斯的眼中,这是一片完全不同于西方欧洲风情的东方土地,它充满了生命的热情与活力, 它也孕育了热情大胆的杜拉斯,它的确是她生命的底片。她热爱这片热土, 她也在笔下无数次的描述它,然而,这种爱是矛盾的, 也是复杂暧昧的。因为作为一名西方殖民主义者, 她始终是一个观察者, 始终是一种俯视的态度, 在她内心深处, 她对这一切是接受的, 同时也是排斥的。比如她对中国饭店的描写:“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 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我们来到最清净的一层楼上, 也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从这里看出, 杜拉斯始终无法放弃作为欧洲白人的高雅和优越感, 在她眼里, 中国饭店就像百货市场一样嘈杂是无法安静就餐的。还有像野狗那样肮

脏可厌、 像乞丐那样盲目无理的人潮,还有刺耳的木拖鞋声,说起来像是在吼叫的中国话等等,这些描写无疑或多或少的都打上了种族的烙印。

《情人》里的白人女孩正是在印度支那的环境中浸染出来的新人,她在殖民地上出生、成长,比任何宗主国来的妇女都要更有活力、叛逆精神。她汲取了东方大地的精华,燃烧的欲望, , 同时, 她又具备白人特有的智慧和主动性。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她坚定的想要成为作家,毫不羞涩的追求和享受性的快乐。杜拉斯笔下的这个白人小女孩独自站在风雨飘摇的渡口, 被东方男人仰视着。在殖民地, 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家境富裕的华人竟然在一个未成年的白人女孩面前手足无措,他是胆怯的。这里有种族差异,他不是白人 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正是在对自己的自我欣赏和自恋中,她一次又一次地展现自己的外貌与着装, 她不厌其烦地唠叨自己的粉、口红、香水、香皂、头发、帽子、裙、带、鞋。她无视道德和羞耻感, 她细腻地描摹着男性无法体验的为女性才有的生活、体验、感觉, 她毫不掩饰对于自己女性或美的特征的向往、沉醉以及这种外貌和着装之下的自己的欲望。白人女孩以其强烈的主体认知屹立于整个作品中。相反, 混血儿海伦•拉戈奈尔与之形成明的对比。海伦长得很美丽,却没有主见,她无法主宰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寄宿学校白白地消耗着青春和美貌。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不走,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海伦意识不到她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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