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

导读：　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共2篇)人生 回忆(600字)作文精选作文:人生 回忆(600字)作文 人生是一颗糖，当幸福，快乐时，味道是草莓味；当难过，烦闷时，味道是苦涩的咖啡味。也许，人生就是这样，有苦必有甜。但是，我想付出努力汗水的汗水苦涩也你能变得香浓。 回忆是一幅幅唯美，寂寞的画，亲人的话语是一阵暖暖的微风，拂在脸颊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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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
人生.回忆(600字)作文

精选作文:人生.回忆(600字)作文 人生是一颗糖，当幸福，快乐时，味道是草莓味；当难过，烦闷时，味道是苦涩的咖啡味。也许，人生就是这样，有苦必有甜。但是，我想付出努力汗水的汗水苦涩也你能变得香浓。 回忆是一幅幅唯美，寂寞的画，亲人的话语是一阵暖暖的微风，拂在脸颊上时，有的只是温馨的气息。但也或许是一场雨，将你淋落得无法在绽放拿下一个笑容。 风的到来，留下了你迷人的气息。 “在我笑时，你能与我一起分享，但在我哭时，麻烦送上一声关怀。“这句话有它其中蕴涵所在的意义。因此，我很喜欢，它带来温馨，快乐，还有那寒意-----悲伤。记得那日午后，你摔倒了，我正好路经此处，看到了这一幕，走了过去，问你痛不痛。你却笑着对我说道：”不痛。“但我知道，你很痛，却极力忍住，给我回了个极灿烂的笑脸，我也回了个笑容。但他却不知道，这时的笑容是比哭还要苦涩的。只是，我的痛苦不想再给他人带来痛苦。 下了一场雨，送给一首歌。 我极力忍住委屈的泪水，想你顶撞，但我却没注意到你的头发早已跑出了几根讨厌的白发，而一怒之下，跑出了房间。在后面隐隐听见几声，似乎是叫我的名字，但我却头也没回的继续向前跑。这时，我心中是难过的，我与他有太多误解，而在彼此之间，永远隔了一道门，但我却不知道，我有多么不了解他；他也不知道，我一直多么努力，却一直将心中的苦涩常于心中。 人生是甜甜的，但当品尝于其中，竟还有淡淡的苦，而还有另外一种味道，那便是我努力转化的香浓。初一:熊月琴

篇一：回忆人生

回忆人生

有一种东西，叫回忆。 回忆在六岁。扎着两根羊角辫，在街口痴痴地望着橱窗里的洋娃娃出神。 回忆在七岁。阳光下，红领巾鲜艳明媚。而更灿烂的是我的脸，前所未有的虔诚。

回忆在八岁。父母的争吵冲击着我的心。好怕。

回忆在九岁。天空阴云密布——爷爷用自己向我诉说着死亡的邪恶。 回忆在十岁。生日晚会上，我默默地许下对未来的希冀。

回忆再十一岁。父母吃着我烧焦的菜，甜蜜地笑。

回忆在十二岁。手捧着获奖证书，我沐浴着成功的阳光畅快的笑。

回忆在十三岁。考上重点中学的喜悦与离开父母的忧伤参半，我忽然好想又好害怕长大。

回忆戛然而止。 伫立在回忆的终点，我憧憬着人生的新起点„„

篇二：回忆录-回忆人生

回忆录-回忆人生

回忆录就是人生中的一部历史故事，有时候是倒叙，有时候是激情昂扬，偶尔还会在奔流过后停滞一下，不过最后还是留下灿灿金色足迹！

传承我们的使命，记录人生的变迁过程，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人们，所经历的人生起落之大，悲喜情感之强，具是后人难以想象和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历史，历史场景变动频繁，过程激烈，也不免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我们记忆的存史活动极为重要。

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合理化的因素，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从横的方面看，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场，都是整体过程中的一个断面，印象深刻的是一些具体事件和个别情节，所以在回忆往事之中还必须具有一种历史整合的能力，否则我们个体记忆的历史印象是支离破碎的。从纵的方面看，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价值体系已经与过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非评价标准也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这些变化随着我们的生活同步发生，在改变我们头脑中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往往会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记忆方式，把现在的合理性移植到过去的合理性上，产生一种“合理”的历史遗忘。因此，能否以现在的认识高度，重新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反省事实，也是维护历史真实性，客观记录历史的思想能力。 也许没有子女在身边，但是还有我们的关怀：并不是只有一双手

搀扶着彼此，选择我们就是选择一份依靠，一种快乐。一本回忆录，会让你享受无穷的快乐，曾经的美好回忆，想来都感觉似乎就发生在眼前。父母希望的不只是他们彼此的关心，更需要你们子女的关心。小小的投入，收获的是无限的幸福，何乐而不为。

我们力求成为回忆录行业里的领先者和领导者。

--华商正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篇三：人 生 的 点 滴 回忆

人 生 的 点 滴 回忆

年我中专毕业后，我放 我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教师，88弃都市里发展的机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家乡支教，这一教就是27年，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里，我迷茫过痛苦过、甚至想放弃教育从事其它行业。可是初衷的梦想使我默默地前行。因为我父母没有文化，她们也知道文化的重要，可是生活所迫使我一次次无奈地选择辍学。一次偶然的机会，母亲步行他乡卖东西，巧遇一位母亲正撵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我母亲感慨地说：你们还强迫孩子上学，我闺女成天想上学我都不让，那位母亲顿时发火：“你太傻了，为什么不让孩子去读书呢，咱们这一辈没有机会上学那就算了，绝不能让孩子再是文盲”。母亲听后，发誓一定让我回校去读书，我就这样在停停上上中读完了小学。初中时，生活条件略微好转，但母亲为了生活，她老人家从没有歇息过。在我的记忆中，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很短很短，甚至感觉还没有来得及亲热，好好享受母女间那种幸福的感觉，我们娘俩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了，这是我一生的遗憾，这种遗憾折磨我数年，现在自己独处时还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挽留住母亲的生命，为什么母亲劳累一生没有享受一天的幸福，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失败！假如上天

篇四：人生回忆录【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

人生回忆录

说起回忆录，好像是名人或作家的专利，在一定的时间内回顾自己的人生，而我，也写回忆录，是回忆小学时光的。

今天，无意中翻开了小学毕业时的同学录，思绪仿佛电影厂里的老胶片一样，把我带回了小学毕业那年的那一天，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都买好了同学录，准备请同学填写，为的是给自己的小学时光做一个完美的回忆。 在同学们各自忙于填写的时候，我悄悄将自己的梦想填写在这同学录上，同时也为自己的梦想埋下种子：“最喜欢的电影、音乐、电视、颜色、名言、食物、动物??同时，也有长大后的梦想”。

幼稚的我们将它一一填写上去。而现在，再翻开这一页一页的记录，我发现一切都已改变，曾经那些最喜爱的早已改变。我想：等将来，上高中、大学的时候，现在最喜欢的也许已经被抛诸脑后。其实，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

世界在变，时间在变，而我也在变。

后记：车轮碾过的春天，此刻浮现在我眼前，一遍一遍。时间在变，世界在变，原来消逝的不仅是春天，还有我深刻的记忆。

篇二: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

历史回忆与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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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的不抵抗问题

“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验，他在事变中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则是其20世纪30年代前期倍受国人诟病的缘由。张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谓蒋介石有过不抵抗指示的传言（这并不意味着蒋当时的思路和张有本质的差异，也不能开脱蒋介石作为政府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表示蒋介石当时对东北不拥有决策的能力，这是自述很有价值的部分，印证了包括新公开的蒋中正特藏档案在内的有关记载。在表示要由个人承当不抵抗责任同时，张强调，他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关键在于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目标判断有误，没有意识到日本攘夺整个东北的野心，主观上希望息事宁人，结果导致大局的失误。张的这一说法为《张》书作者所接受，并作了反复论证。

不能简单说张学良的这种说法是避重就轻，当时张的不抵抗政策确实和判断上的失误有关，但是，如果仅仅用判断失误来解释，又不足以让人信服。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中村事件发生后，他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事变爆发当晚，又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3]19日、20日，张两次对舆论表态：“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4]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5]22日，在日军侵略行动向东北全境扩展时，他仍指示所部“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6]由以上张一系列表态看，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并不是毫无所觉，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抵抗必败的判断，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如果说“九·一八”当时还存在息事宁人的可能的话，在日本已经占领东北广大地区并向锦州发动进攻时，依然执行消极抵抗政策就更难以自圆其说了。锦州是中国在东北的最后象征性政权所在地，日本进攻锦州是其囊括东北的最后一战，同时也是张学良表明抵抗态度的最后机会，此时已经根本不存在对日本在东北行动目的的判断问题。但是，面对全国舆论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国民政府的抵抗表态，张学良仍屡屡以饷械为由加以推脱，以致锦州只是作了一点象征性抵抗后即迅告放弃。其实，当时张学良控制的华北地方政权拥有基本独立的

财政支配权，在国民政府已经在财政上加以支持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缺钱缺枪实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当时给吴稚晖的一封信很能说明问题。1931年12月30日，锦州被放弃次日，张在致吴函中说道：“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7]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国民政府电报中明确谈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8]明显将华北安危的考虑放到东北之上。

循着上述两函电透露的思路，其实可以发现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一些症结。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拥兵入关，最重要的后果是造成了蒋、张的势力分配，张学良取代冯玉祥、阎锡山获得对华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这使张在面对日本时，政治判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基地，与其把华北精兵强将投入毫无希望的东北对日作战中，不如保守华北的既得利益，这是张致国民政府电及致吴函中隐约透露出的信息，揆诸当时的政治格局，这一判断对张学良乃至对日本人其实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是这显然不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顾后。

当然，张学良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变后一再强调的，“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9]，其潜台词即是，东北的责任应由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负起，而当时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政府还只是张皮，无论其地位、实力、意愿，都承担不了在东北作战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要张独任巨艰，确实也有点勉为其难。所以张学良当时曾感慨系之：“现在须将国内先统一，外侮自然减退”。[9]事实上，张学良如果要为自己辩护或者想为自己辩护的话，强调这一点也许远比强调判断上的失误更有说服力。 无论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张学良说他当时对日本判断出现了问题，其实，当时发动事变的日本军人何尝又对张学良的反应有多少把握。张学良意外于日本军人的狂妄野心，日本军人或许也意外于东北的不抵抗，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合力的结果，一方力量的消失当然就意味着另一方力量的伸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蒋介石解释1928年济南事变时为何留1个团守济一段话其实很值得张学良参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则万万不会有希望，何况其所激起对方贪欲的危害，往往更远远大于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许当时张学良对日本的判断不一定是失误，失误的是他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记载看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判断的缘由。因为在这些判断里面，包含着太多我们不可知的境域。

二、1933年张学良辞职问题

1933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北上会晤张学良，决定张学良辞职，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对张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回忆个人历程的文章】

洗心革面正是由此开始，但对当事者而言，这肯定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因此张自述中说这是蒋处心积虑要夺他的兵权就很可以理解，而《张》书本着尊重传主的态度对这一说法也予以肯定。不过书中紧接着又提到，第2年张归国后，蒋将军队又交还张氏。由于书中未对蒋这一做法的背景、动机、目的做出交待，多少让人感到前后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也有研究者曾经提到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重张的声威，但和10几万军队相比，被迫辞职的张学良当时可以提供的资源似乎未必那么充足。

深入观察一下热河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开始觊觎紧邻东北的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原属东北军系统，此时归张学良为首的北平绥靖公署管辖，于公于私，张对热河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汤玉麟面对日本压力和诱引，首鼠两端，公开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来进攻，我只有后退„„，‘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有这么多的军队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热河居于屏障华北的地理要冲，汤玉麟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华北地区的安全。鉴于此，1932年，蒋介石连电张学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热河，指其为“以后治乱关键”[12](559)。但张对触动汤玉麟这一东北系老人不无顾虑，更担心此举会触动日军，危及平津，未如计采取行动，对此，蒋深为遗憾，在日记中责张“不足与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态度更是激烈，8月份发出鱼电，公开指责张学良在居实力、地利之便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13]同时其本人也立即请辞。

汪精卫态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处身与张交涉第一线有关，张的一些要求令他不胜其烦。当然，这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怼。汪的亲信陈公博回忆，6月间，汪精卫与宋子文曾专程赴平与张学良商议对热问题，“而张汉卿只和汪先生见过一次面„„他若装病不出门也罢了，而他夜里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汪的鱼电发表后，全国大哗，政府首脑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权益之争情况下，闹出辞职风波，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颇有点责任政治的味道。最终蒋介石由于担心“激成北方将领之怨愤”[15]，在汪、张之间还是选择了张学良，汪精卫称病住院、上山、离国，而张学良则由蒋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转任新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代蒋任委员长。这一结果，汪精卫虽然去职，却博得了一定的政治声名；张学良实力未损，但“九·一八”以来遭受的舆论压力却更沉重；而出兵热河的国家安危大计，则在张、汪的吵吵嚷嚷和蒋的捣浆糊中无疾而终。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张学良对中央军北开还有抵触，担心影响到其对华北统治，而蒋对张这一态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做出高姿态后，即以张的态度顺坡下驴，热河防御仍然是糊里糊涂。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热河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势不妙，一面紧急向热河增兵，一面请中央军北上增援。此时，蒋介石却又开始拿腔作调，他对张学良前次不欲中央军北上的表

态耿耿于怀，致电张学良表示：“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队恐友军多虑„„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12](599)大敌当前，蒋、张却斤斤计较得失，予日军以可乘之机。 2月下旬，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由于准备不周，军无斗志，中国在该地区10多万大军很快全线崩溃，素有天险之称的热河10天之内即沦于敌手。对这样的惨败，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张学良自己也知道难辞其咎。3月6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引咎辞职，9日，蒋介石抵保定晤张，同意张辞职。热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领导责任，蒋介石个人责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卫之鱼电，又有蒋的种种表态于前，在当时南京对华北军事没有实际控制权的情况下，究竟不能让其负主要责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说：“热河不过旬日即告失陷，张学良作为华北军事实际负责者，事先无应变之方，事发后又优柔寡断，以致一败再败，丧师失地，自有无可推卸的责任。”[16]其下野实属顺理成章。把张学良说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蒋介石蓄意布置的阴谋的牺牲品，和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隔得远了一些，历史不能因人而写。

三、“西安事变”问题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得享盛誉的根本原因，作为以其自述为基础写成的一本传记，有理由期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澄清事变中的一些疑团。但是，《张》书并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关于事变的描述还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忆录，没有对近年出现的新资料、新成果做出回应。

试举两例：

其一：“西安事变”后期，在放蒋问题上，以往多认为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张》书采纳这一说法并使用了有关回忆。但根据近年公开的资料看，中共方面、杨虎城对放蒋其实早有预闻。1936年12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到：“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17]这里透露出的杨虎城以及周恩来的态度否定了不少回忆文章与此相径庭却栩栩如生的说法，至于后来因在放蒋条件上出现不同意见导致放蒋时间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释所谓张在释蒋后杨、周的莫名惊诧。

其二，根据传统也是本书采用的说法，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在“西安事变”前曾经有一段相当密切的时期，只是由于张、蒋在对日问题上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决裂，根据是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有很多拥蒋的表示。其实，这是低估了张学良的政治能力。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8]所谓以“一个领袖”拥蒋，甚至为蒋介石立铜像之类，其实大抵不出“敷衍”范围。正因此，张学良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蒋介石政治对手胡汉民函中就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8]，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书信，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19](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

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19](296)可见此时张对蒋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这些，蒋当然也不是毫无所知，1936年9月，贺衷寒向他报告：“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20](143)两日后，蒋在日记中对此作出反应：“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0]对张的戒心灼然可见。

贺衷寒所说的张学良与苏联接触传言，根据近年学者的研究，绝非空穴来风。1936年间，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等频繁接触，酝酿西北大联合，虽然以中共及张学良为基础，联络各地方实力派在西北发动反蒋的设想未得到苏联的认可，但中共和张、杨等接近，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无论从苏联与中共关系抑或本身国家利益上，都是其乐于见到的，而得到一个实力大国苏联的支持，也为许多地方实力派梦寐以求。正如中共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的：“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232)张学良更曾明确表示：“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

立。”[21](143)注意到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的背景，对全面认识“西安事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对“西安事变”发动背景的判断。研究者分析指出，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近，导致其对与苏联这一实力大国接近的期望，而中共的抗日态度，又可能导致中国的抗日运动“极大地发展起来，并促成抗日战争的爆发。结果，苏联必定会因支持中共和反对日本占领东北而支持他张学良收复东北的斗争。”[21](228)其实，不管表面承不承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与中共的接触，都包含着寻求与苏联接近渠道的潜在动机。毕竟，实力的因素往往更能进入政治家的视野。

注意到苏联这一无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对“西安事变”发动与解决，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释空间。从具体的事件经过看，苏联并没有鼓励张学良的行动，在致中共的有关电文中，对张学良也没有表示出多少信任，从防范日本北进威胁其本身安全角度出发，苏联十分强调保持中国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对蒋介石的重视要远远超过张学良。但当时只通过中共与苏联接触的张学良不可能有机会知道这一点。因此，如果张学良推断苏联可能支持他的话，这并不奇怪。

与中共的接触，对苏联的期盼，为张学良的反蒋之举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当然，导致冲突最后爆发的还是蒋介石的顽固“剿共”之举，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对东北军的监视姿态、调离东北军的威胁，直接影响到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控制，使张学良一触即发的利矢终于在双十二离弦。而事变爆发后的苏联因素，又对事变的最后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及心理影响，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再加忽略的。出于种种原因，张学良在自述中对一些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记载就是空穴来风，从更清楚、更准确把握历史真相的目标出发，更有进一步加以厘清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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