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语录

导读：　吴敬琏语录(共3篇)中国经济学家语录大全2005: 中国经济学家语录大全 zt[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 于2005-12-26 11:16:22上贴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 ...

本文是中国招生考试网（www.chinazhaokao.com）成考报名频道为大家整理的《吴敬琏语录》，供大家学习参考。

篇一:《中国经济学家语录大全》

2005: 中国经济学家语录大全 zt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 于

2005-12-26 11:16:22上贴

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 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ZF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吴敬琏语录。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ZF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

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海归论坛 )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吴敬琏语录。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ZF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 ～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吴敬琏语录。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

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吴敬琏语录。

——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篇二:《厉以宁,吴敬琏终于说实话了》

厉以宁吴敬琏终于开口说实话了

2014年11月29日，请国人记住这个日子，在这一天，中国经济学界的俩大佬——厉以宁、吴敬琏不约而同开口说实话了，虽然“犹抱琵琶”。

中国经济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到今天，终于走进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二十年的粗放式发展，污染了环境，耗尽了资源，牺牲了几代人的健康；而高科技和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我们几乎都没拥有。由于宏观经济战略决策的重大失误——把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当做经济支柱产业来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业成为中国一枝独秀的第一支柱产业，超高房价和超高地价带来的巨额暴利让国家、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奋不顾身投身到用水泥、钢筋和沙子堆砌的财富狂欢盛宴中，全然不顾百姓收入低下的基本国情，更忽略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大潮。大浪淘沙，等欧美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之后，留给中国的只有一堆水泥、钢筋、沙子、砖头和四个车轮子。在中国城乡遍地奔跑的万国牌汽车让老百姓暂时忘却买不起房、看不起病的痛苦，尽情享受着拥堵着但快乐着的“小康生活”，对现实的天量的能源消耗和潜在的致命的能源危机视而不见。

搜狐网很敏锐，很有战略意识，很忧国忧民。2014年11月29日，搜狐网在北京举办了“2014年搜狐财经变革力峰会”，邀请数十位学界、政界和企业界大佬把脉把脉中国经济，“深思改革，评说金融，指点货币、房价、股市、雾霾的未来之路。”

在此次峰会上，中国经济学界第一大佬，自诩“国师”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并第一次说出了以下最重要的实话：“我们过去这几年，实际上是没有按照经济规律来增长，很少国家能够多年维持在10%以上的增长，这是超高速。甚至8%、9%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不符合经济规律。超高速增长有什么弊病呢？我们现在都看见了，第一，资源过度消耗；第二，生态破坏；第三，产能过剩；第四，低效率；但更严重的是第五个，就是错过了最佳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时期。”

对比前些日子厉大国师“中国房地产没有饱和，农民还有需求”的言论，再看看厉大国师及其嫡传弟子二十年来对中国宏观经济决策出的“高招”及其成效，厉大国师说出上段实话，马后炮放的真响亮，把国师的责任推卸的一干二净，“变脸”艺术可谓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

厉大国师还说：“我们只要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结构调整了，比什么都好。”在中国经济即将迎来空前危机前夕，厉大国师想逃避罪责，这番话是说给谁听呢？

另一经济学界大佬吴敬琏在峰会上表示，放松银根坏处大，用高投资来支撑的高速度或者超高速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速下降期，要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结构失衡导致效率低下，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

吴敬琏在发言中说：“核心问题是要提高经济效率。使得经济效率提高在支持增长中能够取代投资又占了更大的分量。这就是说要提高增长的质量。所谓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粗放的增长方式，实现一个集约的增长。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经济的盈利性。”

他认为中国经济真正要找到出路，就是要按照十八次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扎扎实实的推进改革。这条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2014年11月29日，请国人记住这个日子，在这一天，中国经济学界的俩大佬——厉以宁、吴敬琏不约而同开口说实话了，尽管是马后炮。

12月1日 13:53

篇三:《吴敬琏对话青木昌彦》

吴敬琏对话青木昌彦

中国学者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84年以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体制

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改革》、《比较》杂志主编。曾在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客座研究员或客座教授。 青木昌彦

日本学者

1962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青木昌彦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得学会熊彼得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主持人语

6月间，《财经》杂志与日本最大的经济新闻杂志《日经商务》在北京联合主持了吴敬琏与青木昌彦的一次对话。

两位分别是具代表性的中国经济学家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读者对于吴敬琏已经非常熟悉。青木昌彦则是备受尊重的日本经济学家，长年任教于世界一流学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非常活跃。学术取向上，青木昌彦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家。他一方面重视东亚国

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另一方面，他特地在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到日本以亲身体会“另一种转型”。青木昌彦的论文与著作在90年代以后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有深刻的影响。

在此次对话中，吴敬琏与青木昌彦两位学者谈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范式变迁的挑战，谈中日经济合作的必然与必要性，谈中日两国专业人士应该为促成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做何贡献。他们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不仅有经济学家的学术素养，更有学者的良心。

中国经济：旧模式与新模式

吴敬链：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继续沿用旧模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中国无法承受，恐怕世界也无法承受。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还是在于制度。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 青木昌彦：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但如果政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我认为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发挥法治的作用

青木昌彦：吴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天能够与您讨论当前一些重要问题，我很高兴。记得我与吴教授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上。当时在朱镕基副总理的领导下，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在财政改革、央行作用、商业银行改革、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虽然人均GDP还有很大的空间，但能源消耗占全球第二，贸易量占全球第三，中国已经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现在人们比较关注日中间的一些冲突，就这个问题，一会儿我想与吴教授谈一谈。但总之，我想谈的并不限于日中两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视野下日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日

本有许多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面临一个比较关键的改革转折时期。美国学者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到底应如何判断这些问题？现在中国国内官员、学者、舆论有不同看法。您有何见解？

吴敬琏：我同意这一判断，即在20多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要点在哪里？国内国际有一些讨论，但可能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完全讨论清楚。这也是我最近考虑的主要问题。

20多年的改革打破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市场力量在逐渐发挥作用，原来被闲置、被抑制的各种资源能够发挥其作用。中国有几亿训练有素的、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过去由于城乡分割而被禁锢，不能从事自主的经济活动。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如果劳动力本身不能被解放出来，也就无从谈起有效利用其他资源。打破计划经济首先体现在人能够作为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自主地发挥作用，各种自然资源自然会被更充分地开发和利用。 经过20年的高增速发展，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年来的增长大体上还是采用了工业化早期的增长方式，即依靠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来支持增长。我认为，20年来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的事实，已经预示着这种哈罗德-多马式增长的局限性。此次从2000年以来的增长高潮很快就造成全面资源短缺。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今非昔比，原材料、燃料乃至海运价格飞涨很快就波及全世界。中国政府多年来号召要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但迄今成效不大。转变增长方式是正在制定中的2006年至2010年规划中一个最基本的议题。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继续沿用旧模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中国无法承受，恐怕世界也无法承受。

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还是在于制度。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从“破”的角度来说，计划经济体制虽然被打破，但各级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还有很大权力。最近几年比较尖锐的问题如土地、信贷等，从制度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到，根子都还在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资源配

置权力过大。而从“立”的角度来说，当前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各种制度安排还处于非常幼稚的水平。

以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即市场制度为例，沿用道格拉斯诺思理论来划分的话，中国的市场交易形态大体上处于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中，还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第三方执法(即由法院来保障合同的执行)的层次。即便在市场发育得最好的浙江地区，根据去年我在浙江所做的调查，还是依赖于社区关系、商会组织、同乡会组织来执行合同。为什么浙江人在全世界都只与浙江人打交道？原因正在于此。诚信系统无法建立，欺诈行为横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也正是因为如此，服务业目前在中国很难有大的发展。中国目前强项在制造和装配，因为与物打交道(实现物质变换)不需要像与人打交道(实现交易)那么复杂有效的制度支持。目前中国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还是太弱，所以只能靠拼资源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来支撑增长。

青木昌彦：我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关于经济交易理论的观点。他认为经济交易中最重要的是合同关系。物与物的交货、清算都是交易双方间的一种约定。合同的执行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商人之间人格化的信用关系在一个给定的有限的区域内可能会有效率，但如果是放在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中，则信用关系必须演化到非人格化的层次，而这种演化必须以法治为前提。法治要实现第三者执法，以国家权力来保护私有财产以及合同的执行。在市场从人格化到非人格化的演变过程中，政府必须是有效的、具执行力的。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不过，虽然政府不能不“强”，但如果“过强”，也可能使公众利益受损。我认为取得平衡的关键是发挥法治的作用，由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国的制度变迁一定要朝向更加民主法治化的方向演进。

接下来在演变方向上，我有三个假设。

第一，建立“法治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在保证合同的履行、私有财产的认定及保护方面，政府不以人为的协调而以中立的法律来执行制度的实施。

第二，一党执政下的“利益协调”政府。在这里，政府的作用与其说是“中立”的，不如说是“主动”的。然而，其主动性不再表现在曾经出现过的从农业向工业加速转移资源时那样，而表现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协调上。目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在加速，所得分配制度急需改革。中国政府目前在“三农”政策上的一些方针和思路体现了这一需求。据我所知，一些国家在其历史上有过一党长期执政的现象，如日本、瑞典、以色列、意大利等国。相当一部分这类国家在解决社会所得分配问题上有过很成功的经验，说明一党长期执政并不一定会构成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障碍。中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既得利益团体，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平衡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常常是相互冲突的诉求？ 第三，倒退。中国目前国有资产民营化过程中无疑有许多腐败现象，导致颇多人士对于市场化方向本身也出现了疑虑。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今后中国制度引进的方向？ 吴敬琏：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三农”也就是农村的落后、农业的停滞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这其实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曾碰到的问题，但能不能解决，取决于如何判断及采取何种对策。因为存在“三农”问题，所以中国西部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都较低。这种现象恐怕还会存在相当长时间。要避免落后者更落后的恶性循环，必须调整政策。

1994年改革以后的财政体制存在一个缺陷，即各级政府财源及职能过于分散，造成相当多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地方化。中国的法院体系中没有类似英国巡回法院的设置，讼案由各级地方法院审理，法院断案水平因地而异；法官则由地方任命，法院经费及设施由地方提供，司法地方化的现象很明显，其结果是在审判中出现保护偏袒本地企业的地方保护主义。要改变这一趋势，就需要把司法权力和相应的财政权力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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