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土司制度

导读：　云南的土司制度(共3篇)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

篇一:《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因此它是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压迫少数民族的制度。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

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 史，皆世袭"，"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司的疆城，五代时置二十州，包括沉、酉流域的南、北两江。宋初无变化，至淳 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地步 保其原地。元代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 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明代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土司必须服从封建王朝的征调。土司在其辖区内具有无上权威，为名符其实的"土皇帝"，自设总理、家政、舍巴、土知州、土中军等。自宋代开始，所辖最小行政单位为洞。

土司统治等级森严，用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主仆之分十分严格。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田沃土，舍巳头人可分平地。土民只能在山坡上开一块"份地"。在住房上，土司《纺柱雕梁，砖瓦鳞砌"，舍已头人"许竖梁柱，周以板壁"，土民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俗云:"只准 家政骑马，不许百姓盖瓦。"讨土司出巡时，仪卫颇盛，土民见之皆夹道拜伏，否则以 谴责诛杀勿论也。》土司自称化日本爵"，土民称其为"爵爷"、"都爷"，土司居住的衙署自称为化金挛宝殿"，其宿舍称"婪宫"，其妻要有"三宫六院"，其墓葬地称 "紫金山"，其花园称"御花园"，其宗柯称"太庙"。

残酷的刑法，是土司对土民实行野蛮残酷统治的重要手段。土司操有杀伐之权，其刑法有断首、宫刑、断指、割耳·挖眼、杖责等。土人有罪，小则知州长官治之，大则土司自理。

土司的残酷统治，给土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民生活的困苦，连封建王朝也不得不承认。

唐、宋时期，在鄂西民族地区推行和完备的羁縻政策，到宋、元交替时期，逐步发展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鄂西土司制度随着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实行改土归流而消亡。

鄂西土司制度的源流及其特点

宋朝的羁縻制度，是一种松散的统治制度。各羁縻州与宋王朝实际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到宋王朝衰微、统治力量削弱时，各羁縻州酋长开始不服从宋王朝的控制。“宋室既微，诸司擅治其土，遍设官吏，……威福自恣”（同治《来凤县志》）。加之宋代在鄂西土家族设置的六个羁縻州所统辖的地区不大，相当一部分地方仍为各强宗大姓所占据，他们同羁縻州的豪强趁宋朝衰弱而纷纷崛起，各据一方。如“施州卫所属覃田二姓，在宋元未分之前，其势甚盛，颇为边患。”（道光《施南府志》）在元朝统治施州之后，又叛服无常。元王朝为笼络这些豪强，遂广置土司，进行绥抚。到了明代，鄂西设置三十一个土司。明王朝为加强对土司的控制，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改施州为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管辖控制诸土司。同时又实行大土司管辖小土司，形成层层控制管辖的隶属关系。

土司制度与羁縻州政策的区别在于由松散的统治变为严格的控制；在承袭、纳贡、征调等政策方面，土司制度均有严格的规定，从而加强了对鄂西民族地区的控制。

土司制度的特点表现为：

全面实行土司统治云南的土司制度。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明王朝往往采用流、土分治之法；而在施州这类民族聚居之地，则是一概“统以土司”。

采用“卫所、土司”相结合的军事建制

明代土司职衔，分武职与文职两种。武职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司诸种，隶兵部武选，省都指挥领之；文职为土府、土州、土县诸种，隶属吏部验封，省布政司领之。鄂西地区土司建制只设武职。除土司之外，朝廷还在边缘地带，设置卫所，驻扎重兵。明王朝在鄂西地区采用“卫所、土司 ”相结合的军事建制，其目的在于强化对这一民族地区的控制与统治。

用高职官衔实行笼络云南的土司制度。

鄂西地区设有四个宣抚司、九个安抚司。据明朝官制，宣抚使为从四品，安抚使为五品，均高于或相当于知州（从五品）的品秩。这是由于鄂西地区土司，地介川、黔、湘之间，又处“溪峒深阻”之地，明王朝才不惜以高爵予以笼络。除对土官授以实职外，还对有影响的土司或在战争中有功的土司，授以虚衔，以示其宠。无论实职之高、虚职之宠，都是为了“易为统摄”，“奔走唯命”（《四裔考·序》）。“假重爵，命威制，服属其势”（《蛮司合志》）。

大多土司的隶属关系属宗族关系

划定隶属关系时，“令覃、田、黄、向诸大姓各有所属”。（《蛮司合志·湖广》）施州所属田、覃二姓，自“永乐以来，二氏子弟分为十四司，传之后世”（同治《来凤县志》），此即“部领蛮落”（万历《湖广总志·兵防三》）之制，其目的，在于维护土司对土民的世袭统治。

始行长官司与蛮夷司分设之制。宣德二年（1427年），设剑南长官司，隶忠路安抚司；摇把峒、上爱茶、下爱茶三长官司及镇远、隆奉二蛮夷长官司，皆隶东乡安抚司；东流、腊壁峒二蛮夷长官司，隶散毛宣抚司；西关峒长官司、西坪蛮夷长官司，隶金峒安抚司。土司武职， “皆以其酋长为之。先是，忠路安抚司等各奏，前元故土官子孙牟酋蛮，各拥蛮民，久据溪峒，今就招抚，设长官司，授以职事。兵部以闻，帝以驭蛮当顺其情，宜有等杀。兵部议以四百户以上者设长官司，四百户以下者设蛮夷官司。元土官子孙量授以职，从所招官司管属。皆从之”（《明史·湖广土司列传》）。这种以四百户作为区分长官司与蛮夷政司之法，从此作为一代定制推行全国，并为清朝所承袭。

土司的各项政治制度

土司官制及承袭。元、明、清三朝代的土官官职，可分为文官属与武官属两类。鄂西地区土司的职官，属于武官属。按其职位尊卑，入流的大致有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其秩位品级与各司官位多少，则因朝代不同而略有差别。到了清代，宣慰使司为从三品，宣抚使司为从四品，安抚使司为从五品，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为正六品。土官之属，有同知、经历、都事、吏目、儒学、教授、训导，皆以流官为之。清朝还设有土游击（从三品）、土都司（正四品）、土守备（正五品）、土千总（正六品）、土把总（正七品）等。以上均为朝廷命官。在土司统辖境内，还可自行任命官职，其职务有总理、家政、舍把、旗长、亲将、总爷、峒长、寨长等职。这些职务一般都由土司家族成员担任。

承袭，土司同封建帝王一样，子子孙孙世代相传，以保持独家统治特权。鄂西土司的承袭制度为封建世袭制，“所设宣慰、知州、长官，不问贤愚，总属世职”（《永顺县志》卷3），这种承袭制度是从古代发展而形成的，“自相君长”成为后世授世职的基础。到“唐初，溪峒蛮归顺者，世授刺史，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为授世职之始。宋参唐制……其酋皆世袭”（《明史·湖广土司列传》）。唐宋王朝，通过控制少数民族首领来达到控制少数民族人民的目的，沿用“以夷治夷”的羁縻之法，一律实行世袭，并用政令把世袭固定下来。后来，元王朝总结前代控云南的土司制度。

制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经验，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封予各少数民族首领，并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府、州、县设立土官，逐渐形成土司制度。明参元制，对湖广等地土司的承袭办法、手续作了严格的规定：“土官承袭，务要验封司委官体勘，别无争袭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图本 ，并官吏人等结状，呈部具奏，照例承袭。移付选司附选，司勋贴黄，考功附写行止。类行到任，见到者，关给札付，颁结诰敕。”作为湖广都司所辖的鄂西地区土司，也一循其例。云南的土司制度。

“承袭须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史·土司序》），这种承袭制度具有密切特殊君臣关系的作用。封建王朝由上而下进行控制，使土司臣服于王朝，土司接受册封后为朝廷命官，取得了对土民统治的合法权。封建王朝坚持“一朝天子一朝臣”，改朝换代之时，需要土司向新王朝贡表“投诚 ”、“归顺”，换取新王朝册封与颁发新的印信，才能成为新王朝命官。新王朝刚刚建立时，这样做对稳定边疆社会秩序、笼络少数民族首领都有好处。袭职者应持有袭职依据，这种依据元代为金、银、铜牌，明代为铜印，清代除土司印外，还需持有号纸。尤以清代的号纸最为完善和严密。

朝廷对袭位者是谁，一般没明确限制，原则上是“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替袭，胥从其俗。”（同治《来凤县志》）多数是父死子袭，子死孙袭，代代相传。土司有子则长子袭，无子则弟或婿、妻以及侄辈都可袭。

土司承袭的年龄朝廷也有所规定。明代规定为十八岁，清代改为十五岁。年幼不能承袭，必须由本族土舍或母能抚孤治事者护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规定土司职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明史·湖广土司传》）。自此，鄂西各土司均办学设馆，请汉学儒师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学习。

土司职官的升降

职级升降是封建王朝对土司控制的措施之一。新王朝建立后对来归附的前朝土司，首先是定职定位，实际上多数是复职复位。在土司定职定位后，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政绩考核，一般的奖励与参劾有之。随着职级升降，官司级别名称也随之变动。土司与流官待遇不同，流官可以按时升迁，有罪治罪，子孙不能承袭；土司不能按时升迁，有较大功过的一般就地升降，子孙可以承袭为世官。即使新旧朝代交替，也基本按此原则不变。

升降要有大功大过，结合战事胜败进行。明末曾被调到川东、荆州、房、竹一带镇压农民军的容美土司有“功”，得到“天子嘉其忠勤”的殊荣，由宣抚使晋升为宣慰使，容美属下的椒山、五峰、石梁、水浕四长官，都同时晋升为安抚使；唐崖长官元时有军功于朝，以武略将军授唐崖宣慰使世职，传给儿子，直到洪武四年（1371年）随廖永忠征蜀失败， 降为安抚使，后又因“多叛”，洪武七年（1374年）降为长官。由此可以看出：有大功于封建王朝则升，有大过于封建王朝则降。

朝贡

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中央王朝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王朝有专门部门负责管理朝贡 。在宋时由鸿胪寺负责，对朝贡土司以宾礼相待，引见皇上等，后改由礼部管理。

鄂西诸土司朝贡，有文字记载的始于宋时，到元明清时更为频繁。随着农业生产与商业贸易的逐步发展，各土司上层人物为密切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取得更多的“回赐”，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十分重视向朝廷“朝贡”。从宋到清的鄂西诸土司主要贡物是土特产品：如黄连、犀角、麝香、蜂蜜、茶叶、骡马等。鄂西诸土司的贡物历来质优，施南土司的贡茶因形色俱佳，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赐之以“皇恩宠赐”匾牌。朝廷为了施惠于土司，回赐之礼往往高于贡物价值，给予金银、珠宝、绸缎、食盐等。朝廷对朝贡与回赐都作详细记载。

朝贡的弊端自宋至明越来越突出：开始单一朝贡，继而以朝贡为主结合经商，进而以朝贡为次经商为主。清王朝建立后，改变了明代进贡的办法，把少数民族首领贡物折银两入库，就地交纳，表报入朝，且不给回赐。这一改革使鄂西诸土司进京的少了，只有容美土司田舜年及其儿子田旻如进京觐见过康熙帝。

朝贡制度无论对土司或中央王朝，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具有积极意义，客观上起到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朝贡作为土家族与中央王朝统治者，尤其是汉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有利于中央王朝与土家族地区的相互了解，进行物资与技术的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鄂西社会经济的发展。

赋税

在土家族土司管辖地区，开始并不承担向封建中央王朝纳税的义务。宋咸平元年（998年），富州刺史向通汉曾“请定赋税”，宋贞宗以荒服不征，没有准许。嘉佑五年（1060年），土家族土司所辖区域开始缴纳赋税，“出租赋如汉民”（《宋史》卷493））。交纳的方式为不丈量土地，不编丁口 ，其纳赋税定额，主要是土司归附时，自报认纳之数。明代更加重视对民族地区赋税的征收，把它作为王朝增加经济收入的手段，作为土司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清王朝参照明代赋税额度定数，并有所增加，遇到闰年，还需加征。鄂西地区土司不仅要向朝廷缴纳赋税，还要负担大田千户所一部分粮饷，并规定了各土司的负担数额（王承尧《土家族土司简史》）。

土家族土司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的印信，在经济上有时也享受减免赋税的优待。减负优待或因天灾，或因战事，或为示恩宠。

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属下的百姓就是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有的土司强征滥取，如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土家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和土司盘剥的双重压迫，生活于水火之中。

篇二:《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授与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原有地区和人民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曾实施于西南、中南及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很早。远在西汉武帝时，当时汉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郡县，但限于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具体情况，委派前往的汉族太守、县令对各少数民族不能进行直接的统治，于是就不能不对这些地区中原来的少数民族首领加以利用。汉代曾先后封了滇王、夜郎王、哀牢王，邛毂王、句町侯、漏卧侯、破虏旁邑侯、大汉都尉等等，使其仍按原来自己民族内部的方式，管理自己原来管理的地方和人民，隶属于汉王朝。这些接受汉王朝封号的少数民族首领，就成了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土官土吏”。利用少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在汉代称为“羁縻”。“羁”是马笼头，“縻”即牛缰绳。也就是说汉朝统治阶级将少数民族中的人民群众比作“马”和“牛”，充当马笼头和牛缰绳的是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分子，而抓住马笼头和牛缰绳不让马和牛跑掉的人则是汉王朝中央统治者。这种羁縻政策，到明代形成为完整的土司制度，虽然在某些现象上或具体措施的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土司制度实质上也就是羁縻之治，这自两汉以至明代的文献记录中，也都无不称利用“土官土吏”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为“羁縻”。

从汉武帝开始，历经蜀汉诸葛亮、西晋、东晋，都采取羁縻政策来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统治。自后，尽管南北朝时全国趋于分裂，西南地区也不例外，唐宋时期，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者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相对割据，但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如南北朝时有左郡左县、僚郡俚郡，唐宋有“羁縻”州县和土州土县以及峒等设置，多任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土吏，只是没有统一西南加以全面推广而成为完备的土司制度而已。

元朝重新统一西南，终于给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推行创造了条件。当时，元王朝先后授予各族首领以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官职，又在各族聚居的路、府、州、县设立土官土吏，等等。但由于元朝统一西南的时间比较短促等原因，土司制度只是初具规模。明王朝没有中断元朝对西南的统一，把土司制度发展到完备的境地，而清代基本上沿袭明代的制度。

明代在元代土司制度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在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的前提下，王朝中央先后也就少数民族首领原来所辖的地区建政，他们的子孙一般也不调离其辖地，并授予他们各种官职，给以符印通常都世袭职位；让他们继续统治原有的辖区和人民，不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及一切文化习俗。但也规定他们应遵守王朝为管理他们而制的法规条例，如他们承袭九品以上的必须由行省勘合，然后要亲自进京朝贡，最后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通过行省对他们有考核、升降、迁调和罢免的权利；他们必须按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向行省和朝廷承担各种经济负担，其武力量也须听从国家的调动，若有犯法或他们之间发生争执，也须听从朝廷的判决或仲裁。 明代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行政区域：一种是在各省腹地建立与全国内地相同的政权机构府、州、县，其中授予少数民族首领以官职的，一般加一“土”字，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等，这些土职一般称为土官；另一种是在各省边远建立不同于腹地的土司地区，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等，其中当官的大多是少数民族首领，称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等，这些土职一般称为土司。有的地区还有基本上介于腹地和边远的“御夷区”，其中既有土司，也有土官。土官土司以后又通常总称为土司，土司制度中的土职实际上包括土官土司两类官职。明代一般土官属文职，在省隶布政司，属王朝中央吏部；土司属武职，在省隶都司，属王朝中央兵部。其实土官也拥有土兵，土司亦掌其地方的政治、经济实权。明代职官等级最高为一品，最低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二级。土官土司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品级，如宣慰使从三品、宣抚使正四品、安抚使从四品、招讨使从四品、长官正六品，又如土知府从四品、土知州从五品、土知县正七品，这些土官土司名义上还应有一定的薪俸。明代西南地区以云南的

土官土司及其所属的民族成分最多，其中职位高的也最多，他们不仅遍及全省，而且职衔也最为完备。

土官土司所承受行省和朝廷定期或不定期的经济负担主要有三项；一是差发，相当于田赋课税，每年土官土司要向所在行省交纳一定数量的银子，作为国家地方财政的常年收入，但在腹地府州县土官地区是根据当地户口人丁和田亩多少直接征收的，而在边远土司地区只是规定一个数字来征收；二是朝贡，这是土官土司每隔一定时间和在承袭、庆贺、谢恩等时不定期向皇帝呈献贡品，云南贡品主要有金、银、象、马、犀角、琥珀、玉石以至大理石、蟒蛇胆、麝香、孔雀等等；三是征调，凡遇战事朝廷可征调土兵出征，土官土司要出人、出马并自筹粮饷。除上述这些所谓正规的负担外，各行省还要土官土司纳谷，朝廷要他们供输粮银等非法需索。但是，所有这些经济负担都出自各族人民群众。例如朝贡一项，由于明朝统治者对贡品索取无度，土官土司“无以报命，搜括土民，有即举首，多以破家”，甚至达到“鬻男贩妇，不充所值，因而逃亡”的地步。

改土归流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种政治措施，它开始于明初，后从成化到万历年间(一四六五——一六一九年)西南各省改流之事不断出现。清初也改流，而到雍正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时发展到一个高潮。以后直到民国年间，改土归流还在不断进行。但就在明清改土归流时，有的土官土司改而复设，有的改后复辟，有的保留了土官土司所属员司(如土目等)，有的根本未改并新授了一大批土官土司。这种情况的产生，是与王朝的封建性的阶级本质，以及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仍然发展不平衡分不开的。

直到近代，在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程度地仍有土司制度存在，其中以云南傣族地区保存得较完整，土司也最多。云南傣族土司继续世袭，制度尚较完整的，有一个宣慰司(车里)，四个宣抚司(干崖、南甸、陇川、耿马)，四个安抚司(芒市，猛卯、潞江、孟琏)，二个副宣抚司(遮放、盏达)，及一些长官司等。这些土司主要在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其相连地区，其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上还处在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各土司都有一套封建政治机构，他们不仅统治着这些地区的傣族人民，并程度不同地统治着当地的基诺、布朗、哈尼、佤、拉祜、崩龙、阿昌、景颇族等各族人民。除云南傣族土司外，在四川阿坝、甘孜、木里等藏族地区，凉山部分边缘彝族地区，云南红河南岸哈尼族和彝族地区，泸水六库和云龙、兰坪、鹤庆等部分白族地区，宁蒗永宁纳西族地区，武定和禄劝北部的部分彝族地区，滇东北和黔西北、黔西以至黔南部分彝族和布依族等地区，也都程度不同地保持着一些土官土司及土目。这些地区，除四川凉山边缘彝族土司地区，虽有若干封建制因素，但尚基本上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外，其他地区有的基本上保留着封建领主制，有的封建领主制浓厚存在，有的封建领主制仅存残余

篇三:《土司制度》

中国土司制度 摘要：中国的政治制度涉及面十分宽泛，从中央到地方行政无所不包，而在地方上，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土司制度，所谓土司，就是元、明、清各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官职，本文分土司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三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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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司制度简介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才渐次趋于强化。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 到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及清代，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兴起，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自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并在清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土司制度曾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民族地区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巩固边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土司制度毕竟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残酷剥削压迫人民，愈来愈腐败，故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

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出现在元代。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开始在南方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由中央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进驻各级地方政府，实现对多民族汉族的统治，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地区也

有达鲁花赤与土官共治。元朝土司制度统治的具体方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设立各种土司职务。元朝土司官职大者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诸职。

第二，任用各民族中的豪酋为各级土司土官。元朝比较广泛的任用南方民族的豪酋为土司土官，从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到路、府、州、县的长官大多以各民族中的豪酋担任。

第三，明确了土司的义务。元朝对所任用的土司都规定必须向中央王朝尽一定的义务，贡赋包括朝贡和纳赋两项内容。

第四，规定了土官的信物、承袭、升迁、惩罚的制度。元朝对土司的管理，从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到对土司的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以上反映出元朝的土司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只不过处在土司制度的初期阶段而已。明朝才是土司制度完善的时期。

明袭元制，并大为恢拓，将图司制度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基于南方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封建农奴制分散割据的

特殊情况，加之各民族豪酋的长期统治，采取“以夷制夷”为特点的土司制度。

明代是土司制度成熟的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士官职衔，一是改元代单纯的怀远、安抚为驾驭。【1】 土司职衔的确立。元代虽然设立了土司制度，但是没有单纯的为土司设官职，土司和流官都可担任。明政府完善土司制度的首要一点，就是分别土流，专门设置了区别于流官的土司职衔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凡府、洲、县各级官职由土司充任着均冠以“与”字，以区别流官，如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等。【2】 驾驭土司的手段。明代改安抚政策为对土司的驾驭，企图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牢固掌握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权。分三点：一是在土司继承问题上显示驾驭问题；二是从制度上规定，所有土司必须受地方文武长官的约束，这样就把土司的自主权压缩的很小；三是在土司衙门安插流官，以便对土司进行监视、制约。【3】

关于土司的俸禄，不如流官有俸银，皆以流官相同等级支给米，每月各支米俸如下：月二十六石者宣慰同知；月二十一石者：宣慰副使，宣抚司宣抚使；月一十六石者：宣慰佥事，宣抚副使，招讨使，安抚使，副千户；月一十石者：宣抚同知，长官司长官，宣抚佥事，副招讨；月八石者：副长官，安抚副使”。明朝对土官虽有

此规定，但实际上土官之俸米是取之于民，朝廷并不颁给，土官仍为无俸之官，只是在土官受罚俸处分时，则按月支米数受罚。 在承袭方面，明朝对土官的承袭规定甚严，前后变化较大，所有的明文法令皆在防冒袭及因承袭不明引起族人的争端。承袭的经过大概是：土司应将承袭之人依次呈报，在呈请袭职时，要取上司印结、本人宗支图及邻境保结方能承袭。根据《明会典》记载，明代各朝对土司承袭的规定是：1436年（正统元年）奏准：土官在任，先具应袭子侄姓名开报合于上司，候亡故，照名起送承袭。

在升迁与惩罚上，明朝对土司有考察制度，对土司实行升迁和惩罚。升迁途径有：军功，明代土司的升迁，以军功升官的最多；忠勤，一些土司“积有年老”，忠于职守，到一定时间给予升官；纳米，明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守大量军队，需要粮食，故采取“纳米升授”土司官职办法；进贡，土司以进贡取悦朝廷，从而得到晋升。惩罚办法有：典型，土司有罪，也与流官一样受到惩罚，而且惩罚也很严厉；革降，将违法土司裁革或降职；迁徙，把有罪土司迁到其他地方安置。[4]

清朝是土司制度走向衰微的时期。清代的土司机构大体都设置于顺、康、雍年间。在清代有新的民族首领归附，因此，清朝政府决定凡土司来降者，皆授原职世袭，雍正十年，在青海玉树地区进

行户口清查划定界限，将一百多个大小部落头人分别委任为土千户，百户，百长，又新增设七百多家小土司。在土司官职、承袭、朝贡、赋税、升迁、惩罚、限制等方面也制定有一套制度。其内容与明朝又有所区别。特别在清朝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残存土司的统治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司的势力大为减弱，只在形式上为土司统治，实际上是在清朝所设的各种流官机构的管辖之下。

改流后土司区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四川土司数有明显的增加，而湖广、云南却有减少，尤以湖广减少最多，与明朝的土司制度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说明清朝土司制度已经大大衰落，在南方民族地区推行了几百年之久的土司制度基本结束了。

三、土司制度的历史意义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在南方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封建民族政策，它产生的初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土司制度适应了当时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就必然对南方各民族社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总的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制度暂时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元、明、清三朝建立和推行土司制度的意图，主要是为暂时安定情况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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