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导读：　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共3篇)《万历十五年》期末小论文2013 — 2014 学年第 一 学期班级： 13级国际金融本二学号： 13110123051姓名： 武旭东任课教师：分数： 评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篇一:《《万历十五年》期末小论文》

2013 — 2014 学年第 一 学期

班级： 13级国际金融本二

学号： 13110123051

姓名： 武旭东

任课教师：

分数： 评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 批阅日期：__________

“平淡”的《万历十五年》

近期拜读了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书名虽为“平淡”，但实则不然。

在这一年，我国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例如：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

1. 万历皇帝开始以头晕、无法行走等理由停止早朝和经筵的第二年

2. 对皇储的确定问题进行斗争

3．前任首辅张居正去世五周年

4

5．明末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去世

6．京察之年（六年一次），现任首辅申时行对人事进行了很小的变动，稳定了文官们

7．在这一年之前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之后，于1588年剃发为僧

8．山东省的三千农民由于饥荒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信徒大有增加

9．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派兵征讨失败，申时行没有对此事仔细追究，这位酋长是努尔哈赤

10．日本的关白丰田秀吉侵占朝鲜(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11．西班牙“无敌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12.······

总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一片“混乱”的景象，而这种种事件正是为明朝乃至日后中国的中国都埋下了隐患。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介绍改革的政治书，也是一本记录改革的历史书。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积极探索，致力与改革和创造。然而，他们最终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

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万历皇帝为何倦怠？原因有两件事，第一，他的文官不允许他废长立幼，并与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第二，他在张居正事件之后，发现文官具有“阴”，“阳”的两重性，即阳为道德，阴为私利。

万历皇帝为何无法达到他心中所想的废长立幼？因为我们帝国依靠强大的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来公正的权衡，书中称之为“宪法危机”，帝王已经无法依靠宪法来制约，或者说万历他本人无法依靠宪法来制约，因为宪法的不完善性，也因为道德的过于强大。

万历十五年，中华大地的物质文明已经持续向前发展，丰饶的江南已经初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的帝国的法律和组织机构却没有随之改进，事实上也无法改进。因为，阻止其前进的，乃是大明帝国以文官为基础的整个官僚体制。 王朝的积弊，大学士张居正早有体察。于是，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权高望重，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以推动王朝的进步。然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确实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以图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这个官僚体制下文官们敏感的神经。但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不敢妄自抗议，张居正也只能以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各方的压力，置己身名誉于度外。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果然，张居正死后不久，便被清算，改革完全中断。

一代名辅张居正，这个倾尽一生来进行制度改革的人，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制度对他的排挤。

首辅张居正在制度下灭亡，万历皇帝在制度下倦怠，而首辅申时行却游走于制度间，巧妙的躲避了雷区。此时万历皇帝已对政事已然倦怠，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却坚持着一项枯燥而乏味的工作——经筵。他企图依靠自己的诚意来维持中立，依靠道德上面的胜利保持地位。他在大臣们和皇帝之间周旋，他想依靠自己的中庸之道来化解矛盾。因为他看到了张居正的失败，看到了帝王制度的关键。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这个是申时行对于帝国制度的理解。

但是，皇帝和大臣的纷争，首辅申时行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于两方的压力，他

的诚意也用尽，他的中庸已经破绽百出，终于，他辞职了。

中央集权，中央对于地方很多边远县份的实际情况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从而形成文官的派系。文牍，文官凌驾在武官之上，帝王兵力衰弱。

抗倭英雄、执意军事改革的将领戚继光，最终也是潦倒落魄，因为其在帝国疆土里面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如此，文官势力就不会允许他那么做，所以，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就连明末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也是郁郁而终，他或许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绝不容许他去创造什么新的社会法则。最后，他也以失败告终而出世。

人称海青天的海瑞，是个清官、好官，但为什么他却处处被排挤？为什么皇帝要罢他的官？为什么哲学家李贽说他对王朝的危害要大于一些贪官？

海瑞是复古派的，主张以封建传统道德去规范那些日益腐化的官僚，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自然容不得他撒野。而复古的海瑞自然也想不到，在大陆的彼端，一场空前的大工业革命呼之欲出，天赋人权的学说正含苞待放。所以，李贽说的也不完全是错的，在某种意义上，李贽是对的！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这不光是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等人的失败与悲剧，也是整个帝国的失败与悲剧，因为我们的大明帝国正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黄仁宇先生主张大历史观，提倡“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认为历史的进程在总体上有一定的趋势，作者以万历十五年左右，这一段时期的整体悲剧来说

明代旧的制度不合理的必然性，来说明应有另一种制度顺应历史潮流诞生，而这种制度是不是民主，或是怎样的民主，还未可知。

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篇二:《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在史书上几乎无事可记，一本以一个极其平常

的年份作为书名的书，想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波

澜，但是，这本书，我却读得惊心动魄，它引

发了我对中国当下整体命运的思考。就个人而

言，读此书确实启迪收获良多，这也就是对我(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了。

黄仁宇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应该是他的“大历史观”了，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里，这种观念初露端倪。在此书中，作者以明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的横断面，展示社会的各个层面，揭示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症结所在，并逐一描述处于这个社会背景下的人们――无论是皇帝，文渊阁首辅，高级将领、文官，思想家，无论他们进步抑或保守，无论善恶忠奸，最后的结果，统统无法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都逃不脱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描述是令人震撼的。明万历十五年，表面上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剖析这样一个历史断面实在是令人沮丧的，而古为今鉴，现代人未尝不能从中得到若干启示，而有了“大历史”这样一个宏观工具，我们更可以对近现代中国发展曲折看得更清楚透彻。

如黄先生所言：叙事不妨细致，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各章节中，黄先生正是逐一细致叙述社会各阶层中的人和事。王小波评《万历十五年》曾说：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化国家来。有位学者认为这话极其精到。他认为：1587年的大明帝国，就是处于一个“儒学的罐子”笼罩中，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封建体制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一个极其完备成熟的高级阶段。自汉朝，儒学即已被统治阶级尊为经典，成为统治的有力工具，而后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又经宋朝程朱理学派的增加完备，至明朝又有王阳明的心学派之争，但都脱不了四书五经的道德伦理窠臼。

我们的国家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明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方式即是将几百万个作为社会主体的乡村均衡的分割，以每一个乡村为单位，构成近乎自治的集团。尽力打击富户豪绅，为了避免失去平衡，在这个集团中，以儒家简单粗线条的抽象道德取代法律，以善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并非合法或非法。不鼓励任何先进的生产力或者技术，因为这会带来社会失去平衡，同时也解决不了因为新的生产力或技术带来的立法问题和技术问题。由此我们不难得知为何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无法成长，为何始终重农轻商，商业没有繁荣的土壤，为何先进的科学技术无法生枝蔓叶。而即便如明朝初年进行过的币制改革――发行的大明宝钞无法兑现，由此可能带来的金融财政的发展完备就更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当时的封建国家始终处于没有外界干扰的环境中，这种国家的管理体制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但外界的扰攘一旦来临，马上就显出了这种管理方式是多么低效和无能。当年倭寇的横行正可谓是这种国家体制落后脆弱的一个小小侧证。

处于统治核心的万历皇帝，曾踌躇满志，励精图治，想做一个尧舜之君，可是接连的挫败使他明白，他所有的努力尝试都是无用的，他只需要去做一个叫皇帝的符号，他只要在形式上成为万民的表率即可。这是他为这个以儒家道德治国的国家应尽的义务。至于他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做太子，甚至要求死后与心爱的妃子共葬一处，那都是非分的。心灰意冷的万历皇帝用消极的方式对抗这一切――即几十年不临朝，由此被认为是最懒惰的皇帝。内阁首辅张居正凭借自己的权高望重，以吏治为出发点，试图重塑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以推动王

朝的进步。然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这个官

僚体制下文官们敏感的神经，他们所奉行的原

则：确实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以图保持政府

和社会的整体均衡。但他们迫于张居正的权威，

不敢妄自抗议，张居正也只能以一身挺立于合

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各方的压力，置己身

名誉于度外。在一个以威权代替法治的王朝，

张居正为自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果然，

张居正死后不久，便被清算，改革完全中断。

抗倭英雄，锐意军事改革的将领戚继光最终也潦倒落魄，因为其在帝国疆土里面推行的整套措施已经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维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而如海瑞这种期待以个人的道德力量为楷模，继往圣绝学，打击阳奉阴违的虚伪儒学道德，就更是只能碰撞得头破血流。因为当时的道德只能是表面的东西，谁能期冀这样的幌子能使人完全摈弃私心自利的阴暗心理呢？

而书中所写的人物，无一不是制度的牺牲品。“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

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篇三:《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读《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作者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Ray Huang），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在大陆发行后，引起强烈反响。曾有看过此书的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 以下是本书开头的一段：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这种对历史的叙述方式，与我们接触过的专业性历史书籍大有不同，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我国的传统史观。正史历史著作，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正史中，往往带有国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绪夹杂在里面，与别史、杂史、野史等不同），几乎所有的正史书都是以传统史观进行平铺直述的叙述。而黄仁宇的这本书，是一部明史研究专著，是学术性著作，但其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他淡去历史中浓厚的政治色彩，从人物的角度来透析时代，他以自己的方式叙说着历史的真相。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并非是那种单调、格式化的形式！

细读《万历十五年》，震撼于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的独特观察视角。中国大陆正史著作，在古代大致为编年体、断代史，按时间、朝代记述这一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内容；在现代，于大陆的传统史观的影响下，作家著历史亦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写。历史课本亦如此，如在新课改前，高中历史教材的编排就是按照时段顺序来，在每一时段中，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内容。新课改后，历史课本在编排体例上有了显著的变化，它改变了以往的编年体例，以专题模块形式取而代之，但编排过程中依旧围绕传统史观进行。在黄仁宇先生的书中，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一种“大历史观”，也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写道：“当年，在我国

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万历十五年确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而黄仁宇正是以这一年为支点，将明朝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他围绕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使海瑞、总兵戚继光、名士李贽等中心人物，用他们带有悲剧色彩的一生，折射出帝国走向衰亡的过程。

明神宗万历皇帝年幼时受到元辅张居正悉心而严历的教导。年轻时励精图治，他曾坚决抵制臣僚腐化，也常常和内阁学士讨论历史上治乱兴亡之迹。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越来越抵触张、冯二人的束缚。不久，张居正去世并被清算，大伴冯保被驱逐出京，万历终于掌握了政府的大权。但万历始终无法摆脱文官集团的约束，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在与文官集团产生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矛盾，遂以消极怠政予以报复，自万历十四年开始间接地罢免早朝后，“深居二十余年”，到晚年“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

张居正是一个精明干练，很有手腕的杰出政治家。他充分利用了太后对他的信任，皇帝对他的依赖，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但由于他的改革严重损伤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让他们感到空前的压力，因此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无人敢动，死后神宗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人亡而政息，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申时行是张居正的继任，他从张居正的倒台中吸取教训，又深谙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于是以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调和各种极端；做和事佬，缓解皇帝与文官的紧张气氛。申时行的一生虽平淡也不乏政绩：他用人有方治理黄河，阻止了明朝与蒙古部落的战争等等„„但申时行在处理皇帝立储问题时，仍因态度不坚定而激起了文官集团失望与不满。最终，申时行背着“十足的两面派”与“卖友误君的小人”等骂名默默下台。

海瑞从小深受母亲教化，性格刚毅正直，是明代有名的清官，深受百姓爱戴。(万历十五年最触动我们的内容)

在任苏州巡抚时期，怀着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别的愿望，海瑞大力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与高利贷问题。土地问题是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明王朝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使得高利贷无法避免。因此以海瑞一己之力对抗社会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海瑞以毕生精力为国尽忠、为公众服务，虽成为公众眼中的大英雄，却因刚正不阿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遭到排挤与批评，最后在痛苦中死去。

戚继光、李贽也是如此。戚继光是明朝最有才能的将领，训练新军，完善编制，开创战法，力保外敌不敢犯境。然只因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也随之被革职，晚景凄凉，一贫如洗。而有自由倾向的哲学家李贽也无法理解，以为数众多的官僚去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为何不容许他去创造新的社会法则？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

黄仁宇先生就是用近乎于历史小说的笔调描绘了万历年间的历史图卷，以这种以小见大的形式，表达了他独特的历史观念，让我们对明朝体制的结症有了清晰的认识与理性的思考。

本书是严谨的，又是有趣的，风格介于学术著作与历史评论之间，漫谈、调侃、讽刺、幽默的语言盈于其中，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首辅申时行因为一时的妥协放过了剿灭皇太极的机会导致后来的明朝被皇太极所灭，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等。这些例子不是作者凭空杜撰或臆造的，作者无论在叙述或是举例时军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而治学严谨正是大陆史观中极度重视的。作者对历史的厚积薄发和驾轻就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谙熟洞然与透辟分析，都显示出其“史实”与“史识”的完美结合。

本书中作者的观点是新颖的，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比如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

可以领导仓促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这是带有冲动性质的道德迸发，固然值得赞扬。但若是一个政府具有高度行政效率，具有周密的法律体制，就不会接二连三地在危难关头仅仅可以依赖道德观念。口头上公认的，叫“理想”，不可告人的，叫“私欲”。道德理想与私欲构成了文官的双重性格，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文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精神自诩；另一方面，体制上又有那么多漏洞，给人极大的诱惑。一旦当道德变成谎言，对私欲无法抑制时，便出现了借道德名义，来满足私欲。因此，长期以德治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

“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这也是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法律。

中国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已愈益保守僵化，大明王朝是以程朱理学来指导文官统治国家，“存天理，灭人欲”，明朝后期道德和“礼”发展到畸形。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如张居正1577年其父去世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交锋。这场交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然而形式上却是礼仪性的。张居正的政敌要求他应当遵从四书所说父母三年之丧的原则，去职丁忧。然而年幼的皇帝需要他的辅佐，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必须使他留任。然而在“礼”的规定面前，这一切理由都是苍白的，最后皇帝为了使他留在身边，不得

不援引先例特许“夺情”慰留。当儒家德治发展为教条主义，反倒成了枷锁、桎梏。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人，在道德和制度双重管制下，一个个都败北，万历十五年的传记，其实就是完败史。张居正是强人政治的代表人物，雷厉风行，独断而立，最后他成为道德的牺牲品；海瑞是个人道德的楷模，恪守本分，尽职尽责，但他最后成为制度的牺牲品。“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与儒家德治相对应是法家的法治思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代表人物有韩非，主张“不务德而务法”以及法、术、势相结合。法家思想在秦朝得到了实践，但由于重法而轻德，导致秦朝二世暴政而亡。

如何协调德法？中国古代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例证。在当今社会，国家倡导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建设，德治属于精神文明建设，制度和文明并举，共建和谐社会。故而，以古鉴今，大到治理国家，小到老师治理班级，德法应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更不能偏废。

本书让人深思的除了德法之术外，还有其独到写作方式，“视角独特、一返常规、以小见大、不失严谨”，是本书的写作方式，正是这种写作方式，震撼了大陆历史学术界，正是写作创新，给我们当头棒喝。同样的历史内容，黄仁宇先生以独特的方式挖掘出了不同的结论，同样的内容，有些人却能够创新，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经常震惊于别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经常感叹“原来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让别人震惊？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我们习惯了人云亦云，我们习惯了墨守常规，我们的锐气被日渐吞噬，我们的创新精神在日渐消退„„是什么蛊惑了我们趋于平庸？是什么消磨掉了我们在各自领域内的灵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或许我们在一颗上进的心，一颗创新的心，一颗活到老学到老的心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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