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ushishi

导读：　xushishi(共4篇)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刘兴林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于辞赋和散文兴盛，而文人诗相对消沉的时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手法，而叙事艺术前所未有，开启了后世乐府叙事诗的先河，影响到魏晋建安文人诗、南北...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xushishi(一)

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刘兴林

汉代乐府民歌产生于辞赋和散文兴盛，而文人诗相对消沉的时代，数量虽然不多，但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赋比兴的手法，而叙事艺术前所未有，开启了后世乐府叙事诗的先河，影响到魏晋建安文人诗、南北朝乐府诗和唐代文人乐府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现实主义精神

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与《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一脉相承。其实质在于根植于现实的生活，表现现实的人生，用朴实的手法，朴素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汉乐府民歌大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现人民的痛苦、愿望和爱憎，对封建权贵作大胆的揭露、讽刺、抨击和抗争；对下层社会父子不能相保、兄弟不能相保、夫妻不能相保等，作出细致地描绘；对战争造成的灾难和兵役徭役造成的痛苦作出真实地反映；对爱情遭受的压抑和女性遭受的遗弃表现出深沉的忧患。以其广泛的生活题材，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出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和广度，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作品源于情感的郁积，不得不发，因情而生文，并非为文而造情，故语言朴素生动，情感真实充沛，不待雕琢，自然成文。与汉代的京都田猎大赋内容上的歌颂功德，粉饰太平，艺术上的华而不实，辗转模拟相比较，更可以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可贵。汉代乐府民歌促进了文人诗歌的复苏，使它们展现出新的风貌。后世文人诗歌创作中，建安作家借古题写时事的古题乐府，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以及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都继承了这种创作精神，在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创作中，汉乐府民歌承前启后，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和影响。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某些作品或用夸张抒情，如《上邪》；或用拟人叙事，如《战城南》；或用寓言说理，如《枯鱼过河泣》；或创造非现实的情节意境以寄托理想，如《孔雀东南飞》的结尾；不同程度地具有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浪漫色彩。

二、叙事艺术成就

先秦时代的诗歌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古逸诗，都属于抒情诗的范畴。《诗经》民歌中的《卫风·氓》、《郑风·溱洧》和《豳风·七月》等，是具有一定叙事性的诗，但缺乏具体展开的故事情节，只能是叙事民歌的萌芽。楚辞《离骚》被认为是屈原的自叙诗，但叙述只是为抒情服务的框架，从根本上说，《离骚》是中国第一篇最长的政治抒情诗。汉乐府民歌除《上邪》等个别作品之外，一般都是叙事诗，叙事的内容和形式都远远超过《诗经》民歌，将中国叙事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汉乐府民歌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截面加以详细地描述，注重细节的刻画和人物语言的描写，故事情节简洁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譬如《平陵东》揭露官府、官吏在光天化日之下拦路绑票，勒索钱财，情节简单，却清楚地交待了地点、环境、事件、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妇病行》以“三哭”连缀成的故事情节悲悲惨惨：病妇托孤，“泪下一何翩翩”，是一哭；丈夫上街买食，“泣坐不能起”，“泪不可止”，是二哭；“孤儿啼，索其母抱”，是三哭。通篇如泣如诉，令人顿生同情。《东门行》截取一个贫困家庭中短暂而典型的场面，写一个城市平民在饥寒交迫中铤而走险。主人公出而复回，本不想铤而走险。但看到家中无吃无穿的困境，便又坚定决心，“拔剑东门去”。妻子甘愿忍受贫困的煎熬，苦苦阻止丈夫；丈夫不甘忍受煎熬，毅然决定抗争。冲突中显示出“逼迫为非”的道理，夫妻不同的性格也刻画得很突出。《上山采蘼芜》截取一对离异夫妻山路中相遇的一幕，情节十分简单，通过人物对话，使昔日弃旧迎新的情形，两位女性的容貌和织绢的情形，以及男子的后悔心态等，【xushishi】

都跃然纸上。《陌上桑》截取生活中最富于冲突性的场面展开描绘，矛盾更为集中，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挖掘也更为深刻。《孔雀东南飞》采用复线交叉的纵向叙述方式，通过完整而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命运，使中国叙事诗的成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汉乐府民歌多用第三人称的叙述统摄全诗，诗中多采用人物对话或独白，恰到好处地穿插抒情性的旁白，往往画龙点睛，激起读者的共鸣。多种语言形式与行为细节相配合，有助于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推动情节的发展。

三、赋比兴的传统

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民歌所创造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直叙其事的“赋”用得最多，如《战城南》、《平陵东》、《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等都是。用“比”的作品数量较少，质量却很高。譬如《上邪》开头直抒胸臆，是“赋”，抒情主人公一口气列举五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用来比喻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则是连珠炮般的“比”，抒发感情淋漓尽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早见于《文选》和《玉台新咏》，题为班婕妤作。《玉台新咏》中诗前小序说：“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汉书·外戚传·班婕妤传》只说作赋自伤，全文收录其赋，未提及作“怨诗”之事。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李陵、班婕妤的诗均为后世所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诗系乐府古辞。诗中层层比喻，环环相扣。以“霜雪”比“齐纨素”，以“齐纨素”喻美女之待嫁；以“明月”比“合欢扇”，以“合欢扇”喻美女之既嫁；以“怀袖”喻恩爱，以“微风”喻柔情；以“秋节至”喻爱弛，以“夺炎热”喻情移；以“弃捐”喻抛弃，以“箧笥”喻冷漠；直到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才将寓意点明。意象美好，喻意切至，忧郁凄清之美充溢于字里行间。汉乐府民歌的起兴有的作为环境烘托，有的作为统摄全诗的关目，自然贴切。《陌上桑》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起兴，如清水之托芙蓉，奠定了全诗的喜剧基调。《孔雀东南飞》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写灵禽之失伴侣，奠定了全诗的悲剧基调。

四、杂言与五言句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自由的句式增强了叙事、写景和抒情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杂言诗后来发展为唐代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中出现完整而成熟的五言诗，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五言诗比四言诗每句多一个节拍，便于组合单音词和双音词，寓变化于整齐之中，适应了社会语言的发展。如《陌上桑》、《怨歌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成熟的五言诗。汉乐府民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的童谣已是定形的五言，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谓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已经受到怀疑和否定。钟嵘《诗品·总论》中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可见五言诗首先成熟并流行于乐府民歌，然后才为文人所吸取。《杂曲歌辞》所载辛延年的《羽林郎》，无论人物或情节，都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曹植的《美女篇》主题虽然更新，而内容却直接脱胎于《陌上桑》。这些都是文人五言诗向民歌学习的明证。中国文人诗正是因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艺术营养，才产生出象《古诗十九首》那样文情并茂的“五言之冠冕”。

五、多种表现手法

1、对比反衬。对比反衬的手法在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中表现突出。譬如《上山采蘼芜》，通篇都是新人与故人的对比。一是容颜对比：“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二是境遇对比：“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三是劳动技能即织绢能力的对比，包括质量的对比：“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数量的对比：“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最后是结论的对比：“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通过对比，新人和故人的差别一目了然，故夫的后悔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露出人们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显示出女性地位的卑微可怜。《陌上桑》第三解罗敷夸夫一节，虚夸出仪表堂堂、官运亨通的夫婿，用意就在于与猥琐好色的使君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阻止他非礼的念头。《孔雀东南飞》中也有不少对比。譬如铺写太守家准备迎亲的热闹排场，与刘兰芝自作“嫁裳”的冷落凄清，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刘兰芝与焦仲卿曾经发誓：“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本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焦仲卿与刘兰芝重逢之时因误解而相责难：“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既是重复前时的比喻，又是意含讽刺的对比。

2、顶针联珠。顶针又称为联珠，是一种辞格，即用前句结尾的词语做后句的开头，使前后句子首尾蝉联。无论用于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够使内容衔接紧密，环环相扣。《诗经》和楚辞尚无此格，在诗歌创作中或当起于乐府古辞。譬如《平陵东》，采用三三七的句式，每三句为一小节，节与节之间全用顶针。用“劫义公”、“两走马”、“心中恻”三个词组联系四个小节，一气呵成，连绵不断，又显得跌宕有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

这首诗的前八句用顶针，每两句一顶，用“远道”、“梦见、”“他乡”三个词语联系八个句子，由起兴到梦幻，如行云流水，格调清新而深沉。顺便提及，诗的后十二句也很有特色。枯桑兀立，却能够感受天风的刺激；海水动荡，却能感受天气的寒冷；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苦自知的感受，生动而耐人寻味。“入门”二句用他人的家庭情趣来反衬自己的孤独，自然而别开生面。后八句叙述鱼腹传书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与前八句的梦幻描写相照应，显出凄清的浪漫情调。

3、铺排、夸饰和烘托。铺排、夸饰和烘托是汉乐府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陌上桑》里有集中的体现。《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三》，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将它辑入《玉台新咏》，亦题为《艳歌罗敷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题为《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命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但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以上第一解（段），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罗敷体态容貌之美，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是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以上第二解，写五马太守相戏，罗敷严辞相拒。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

以上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以拒太守。

《陌上桑》是一首民间故事诗，叙述采桑女秦罗夫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作品采用铺排、夸饰和烘托的表现手法，利用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聪明、机智的采桑女形象，歌颂了劳动妇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同时揭露了五马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官僚权贵的荒淫无耻。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xushishi】

以自明。赵王乃止。”这个创作背景传说未必可靠，但它与《陌上桑》先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明豪门权贵掠人妻女，当时已是严重而普遍的社会问题。辛延年的《羽林郎》与此相似，揭露一个“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的霍家奴，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是借以讽刺权贵窦景及其豪奴，可见罗敷的遭遇在当时决非偶然。 《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诗中的五处铺排在语义上全是夸饰。夸饰即夸张的修饰手法，《诗经》中已有先例。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穿戴十分讲究，似乎不必采桑。她的夫婿率领千余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何用妻子辛苦采桑呢？以常理推论，则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夸饰。尤其是民歌，作者喜爱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加到她身上，完全是正常的艺术处理。夸夫全属虚拟，以显示出罗敷的智慧。不夸夫则不足以拒绝使君，盛夸夫婿的气派、官职和堂堂仪表，使使君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也就镇住了使君，阻遏了他的非礼。众人忘情地观看罗敷的美貌，以至于“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以俏皮话为夸张，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切勿仅以好色论之。

烘托如烘云托月，不作正面描写而注重侧面烘托，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陌上桑》中的烘托最为特色。开篇的起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二句是环境烘托，为主人公的出场泼洒一片灿烂，有清水芙蓉之妙。器具、发型、耳饰和衣着的铺写，烘托出秦罗敷的容貌体态之美，令人想见于言外；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全都为罗敷的美貌所吸引，驻足观看，忘乎所以，只因观看了罗敷的美貌，回到家中竟然都对妻子发怒，进一步烘托出罗敷的美妙绝伦。诗中对于罗敷的美貌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也就没有丝毫具体的限制，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去随意想象，形成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眼目中共同的美。这种烘托手法为后来的诗人所借鉴和运用，曹植《美女篇》中“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然脱胎于此。第二解“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写马匹原地踏步，徘徊不前，正是烘托车上的太守惊羡罗敷的美色而不能离去。第三解罗敷夸夫，夸气派，夸官职，以及结尾的“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也都有烘托的成分，“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二句，才是正面描写。结尾戛然而止，矛盾冲突还未见分晓，给读者留下悬念，留下思索的余地，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深入的开掘。

艾青的叙事诗创作
xushishi(二)

艾青的叙事诗创作

考察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新诗自诞生之日起便明显呈现出抒情诗与叙事诗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或许是受了周作人“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观念的影响，新诗发轫期盛行的是“抒情主义”，抒情诗创作热闹非常，叙事诗创作却门庭冷落，以至于孙玉石曾发出“叙事长诗是新诗初期相当荒寂的一个部门”的感慨。即使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出现了朱湘近千行的叙事长诗《王娇》；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也以其《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和《蚕马》三首叙事佳作，获得了朱自清“叙事诗堪称独步”的高度评价，“功绩甚至超过了一向收到赞誉的抒情诗”(谢冕语)，为中国现代叙事诗创作开创了相当高的起点。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1926年，朱湘曾无比自信地宣称“叙事诗将在未来的新诗上占最重要的位置”(《北海纪游》)，尽管“最重要”的豪言未能完全变为事实，一个“叙事诗的时代”还是随着社会历史的波诡云谲与风云突变而到来了。艾青正是在这一时期初登诗坛，其叙事诗创作，掀开了中国新诗史上光辉的一页。1943年，茅盾在总结抗战以来叙事诗创作成绩时曾指出：“目前已有的长诗，倘从风格上来说，那么，可以说是我们有了艾青的、田间的，以及柯仲平的三种风格。”“我是比较中意‘艾青体’”。创作能成为一“体”，或许是能够给予一位诗人的最高评价了。

艾青晚年曾撰文《谈叙事诗》，在全面总结自己叙事诗创作的基础上系统地阐释了其叙事诗观：“纯粹的叙事诗，也不是押韵的故事，押韵的小说。主要还是诗的要素在起作用。所谓诗的成分，就是抒情的成分。叙事诗如果排除了抒情的成分，就变成押韵的故事，押韵的小说了。„„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加浓厚的抒情。过分的抒情，就成为抒情诗；情节太曲折离奇，又妨碍抒情。一首好的叙事诗，应该是叙事和抒情结合得恰到好处。”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论》中，他再次强调“叙事诗也同样要有较多的感情的分量；叙事诗，或者基于想象的情节的诗，总是比较能感动人。叙事诗离不开虚构的成分；虚构的成分，就是想象的成分。”艾青叙事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将叙事和抒情恰到好处地结合，以“叙事形象意象化”(骆寒超语)的艺术技巧、相对单纯的情节、出色的场面描写、鲜明的镜头感、“散文化”“口语化”的语言风格，融入对人生、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如实反映时代与生活，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热情而忠贞地追求崇高的艺术风格和人类理想。

艾青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作《会合》不是一首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也不是单纯的抒情诗，但已经初步显露出他日后诗作(不仅是叙事诗)的若干特点。从情节上看，这首诗仅仅是描写了一次留法东方少年们的集会，不可谓不单纯；开头仅用四行便充分调动了全身的感官，融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于一体，在包容了巨大信息量的同时营造出秘密集会紧张而又令人亢奋的气氛；诗句中蕴含着少年因政治激情而躁动不安的心情，以及随时都可能爆发的青春活力，而艾青扎实的速写功底足以支持他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充满动作感的画面，宛若电影特写镜头；“灯光”与“黑影”的强烈明暗对比，则显示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德加、雷诺阿，特别是马奈对艾青的巨大影响，为他日后诗作中选择“太阳”“黎明”作为中心意象埋下了伏笔。

随着第一首叙事诗《一个拿撒勒人的死》(以下简称《拿撒勒人》)在狱中问世，一个属于艾青自己的“叙事诗时代”到来了。诗人晚年回顾创作历程，列举出《一个拿撒勒人的死》《马槽》《九百个》《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雪里钻》《黑鳗》《藏枪记》等九部作品，同时指出《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的父亲》《在浪尖上》等以抒情为主的作品中也有相当的叙事成分(当然，他有意回避了一些不愿提及的作品，或是由于其“失败”，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关于《拿撒勒人》，他认为“事情写得很具体”，“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九百个》则“有意识写得抒情一些”，“《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都是抒情成分较浓的叙事诗，都是靠想象写出来的”，对于这三首作品，诗人的满意之情虽未明言，却隐约渗透在字里行间。艾青早期的三首叙事诗(《拿撒勒人》《马槽》《九百个》)【xushishi】

均取材于《圣经》或《史记》中的故事，与中国现代叙事诗初创期多表现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的取材特点相吻合；平心而论，叙事长诗这种古朴典雅的诗歌体式也的确适合表现这些内容。但诗人在对已有的传说、故事文本进行加工再创作时也是颇费心机的。特别是《九百个》，取材于《史记·陈涉世家》中对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叙述，作者在司马迁惜墨如金、寥寥千余字描写的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加以适度的虚构，敷衍出数百行的巨制。诗中第二部分对农民苦难的控诉、第三部分对秦朝当权者的骄奢淫逸以及第四部分陈胜吴广的内心独白最具特色，而“我们啊！永远是/土地的儿子/江河的儿子”的呐喊，延续着艾青自《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创的主题，并贯穿其创作生涯的始终。第五部分中吴广与军官搏斗场面的描写，同样充满力与动作感，在早期新诗中堪称独步。值得注意的是，在《九百个》问世(1935年)前几年，茅盾同样创作了一篇取材于大泽乡起义的短篇小说《大泽乡》(1930年)。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主要采取了两个秦朝军官的视角，同样辅以大篇幅的心理描写，而语言亦颇具诗意，某些部分若分行来读，可以看做是一首不错的叙事诗。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九百个》的创作是否是受了《大泽乡》的影响，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这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两位文学巨匠同时选择大泽乡起义这一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情节张力的事件进行“古今杂糅”的再创作，并不约而同地从心理角度进行艺术探索，无疑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和艺术原因。

《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以下简称《第二次》)两首抗战时期的诗作，历来被视为艾青叙事诗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他“叙事形象意象化”追求的突出代表。艾青叙事诗观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对“虚/实”之间关系的合理调配。从抗战初期开始，他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摄影主义”，即那种“由想象的贫弱，对于题材的取舍的没有能力所造成的现象”，因此他倾向于淡化情节和矛盾，把更多的经历放在场面的描写和气氛的营造上。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某些诗作中亦不能免俗。他晚年坦言自己的诗作“凡是按照事实叙述的，往往写失败了”，可惜的是，他最后一首叙事诗《四海之内皆兄弟》还是犯了这个错误(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他最糟糕的一首叙事诗)。相较于《九百个》中的陈胜吴广、《吴满有》中的吴满有和《索亚》中的索亚，《吹号者》中的号手和《第二次》中的伤兵都是“无名英雄”，正如《第二次》结尾所说：“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的/——即使标出了/又有什么用呢？”但这些“无名英雄”带给读者的震撼并不亚于那些大名鼎鼎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甚至更强烈地撼动了读者的心灵。在具体身份上，号手和伤兵无疑是“虚”的，特别是号兵，“好像只是对于‘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太理想化了的注解”，但这个“虚”背后却是无比的“实”——即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缔造了可歌可泣历史的人民(对于艾青来说，特别是与土地最为亲近的农民)；而在具体的描写上，则更是坚实异常：号声中夹带着的“纤细的血丝”、那颗“旋转过它的心胸的子弹”和“号角滑溜的铜皮上”映出的血与面容、“曾经拿过锄头又举过枪的手/为劳作磨成笨拙而又粗糙的手”，以及“被大斧所砍伐的树似的倒下了”的烈士的身影。在虚虚实实之间所体现出的美学风格，正是“崇高”。西方美学家们认为，“崇高”最早的表现在于古希腊史诗与悲剧中，由此可见，“叙事诗”的体式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崇高感”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叙事诗是表现“崇高感”的最佳诗歌体式。在高乃依看来，悲剧表现“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而这些表现内容的核心即“人所遭遇的巨大灾难”。艾青在《诗论》中宣称：“苦难比幸福更美。苦难的美是由于在这阶级的社会里，人类为摆脱苦难而斗争！”中国人民为抗拒苦难而作出的巨大牺牲，正是艾青诗作(不仅是叙事诗)中崇高风格的根源。

尼采说：“荷马式人物的真正悲痛在于和生存分离，尤其是过早分离”，“对于他们，最坏的是要死，其次坏的是迟早要死。”对于人类而言，最大的苦难莫过于死亡的威胁，而艾青的诗作中往往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在早期作品里，《大堰河》中“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拿撒勒人》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特写，以至于《病监》中“死神震翼的逡巡着你/蜜蜂般嗡嗡的牧姆的弥撒”，甚至在他少有的爱情诗《古宅的造访》的结尾，那“木制的挂钟”催促主人公离去的“急促的鸡鸣的音调”，也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欧洲民间传说中死

神的形象，还有穆索尔斯基那首著名的《荒山之夜》。至于《九百个》中“迟到者法斩”的生命威胁、《春》中“来自郊外的墓窟”的春意、《吹号者》和《第二次》中英雄中弹倒下的特写镜头(是否会让你想到罗伯特·卡帕那幅著名的摄影作品《倒下的士兵》)，还有这些冷冰冰的诗题：《死地》《死难者画像》《悼词》《挽歌》„„无一不昭示着“死亡”在艾青诗作中的特殊地位。面对死亡，人无非有两种选择：要么听天由命，要么奋起抗争。艾青在抗战初期曾连续创作了三篇散文：《乡居》中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妇，她的三儿子出门打仗十年，“已经两三年没有消息了”(言外之意是他可能已经战死)，“但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竟那么平静，像述说一只鸡死掉一样，似乎在她的观念里，战争是一种再平凡不过的，而且是宿命的事”。《坠马》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那匹从城墙上坠下的茶黄色战马痛苦的抽搐和倔强的仰头，面对它，作者反问道“它不是比英雄的史诗似的行动更加值得诗人去讴歌吗？”而《埋》中在江边整齐排列的十二座烈士坟，不由得使人联想起《第二次》结尾那些“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可怜的土堆”。将三篇散文连起来读可以发现，它们构成了一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是普通的中国百姓走出连年混战带来的麻木、走向民族独立战场的深刻写照。卡西尔曾说过，“整个神话可以被解释为就是对死亡现象的坚定而顽强的否定。”艾青不仅仅满足于对以死亡为最惨烈表现形式的“苦难”的暴露与控诉，还热情讴歌那些为摆脱苦难而作出巨大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普通人，并由此生发出崇高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支撑着木制的拐杖”的伤兵才会在诗人心目中“比拿破仑的铜像更漂亮”(《向太阳》)。

最后，还应该提一下艾青晚年所不愿提及的《吴满有》。这部作品曾经名噪一时，但很快沦落为评论家和诗人们腹诽的对象——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在政治和伦理道德上的错误选择，更是由于诗作在美学风格上的尴尬。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艾青自己，因为在那个号召诗人们努力探索或实践如何“去把大鼓书、道情等等的形式和西洋近代的叙事诗的形式综合起来，造成为一种新的叙事诗的形式”(穆木天《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的问题》)，或是宣称“广大的民间所流行的民歌，山歌，歌谣，小调，弹词，大鼓，戏曲„„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应向他们学习，虚心用苦功去学习”(萧三《论诗歌的民族形式》)的时代，任何人都不会无视社会巨变对文艺带来的强烈冲击和革新要求，更何况艾青本来就是怀着“诗人应该为了内容而变换形式，像我们为了气候而变换服装一样”的理念而从事创作的；尽管他曾坦言自己“过去是不重视民间文艺的”，但幼年乡间的民间手工艺、民间美术和小戏对他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那个“七窍喷烟”的红胶土人头塑像，或许就是促使艾青走上美术之路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接触到陕北的秧歌、信天游和剪纸时，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写下《窗花剪纸》《论秧歌剧的形式》等论文。然而，他用民歌形式去创作《吴满有》《藏枪记》却失败了，这里面固然有作者自己总结的种种原因，但他所忽略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民歌形式及语言与贯穿其叙事诗作品的题材趋向和崇高风格的不相称，没有找到能使两方面相得益彰的契合点。朗吉弩斯曾说：“选择恰当和壮丽的词藻可以有惊人的效果，既能吸引又能感染听众„„因为他本身能够使风格雄浑，绮丽，古雅，庄严，劲健，有力，授给它一种魅力，有若最美丽的铜像上的古色古香。”而他解放后进行的惟一一次民歌体叙事诗创作《黑鳗》所取得的意外成功，原因也在于民歌形式和语言适合这种来自于民间传说的题材。因此，当诗人晚年重读《黑鳗》，会“感到惊奇”，并称它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其实，创作《黑鳗》时已经年过不惑，早已算不得“年轻人”，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说明用民歌体创作并取得了相对较好效果的《黑鳗》是自己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异数”。其中的苦涩与无奈，是值得我们细细体味的。（宋嵩）

叙事诗用诗的形式刻画人物，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它通过写人叙事来抒发情感，与小说戏剧相比，它的情节一般较为简单。这种体裁，用诗的形式和体裁，又有故事、人物等小说的内容，而且情景交融，兼有抒情诗和小说的特点。这种诗情节完整而集中，人物性格突出而典型，有浓厚的诗意，又有简练的叙事，有层次清晰的生活场面。写作叙事诗，要对社会生活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以人物形象显示生活的本质，展示时代的精神和力量。通常包括英雄歌谣，史诗，话剧等形式。这种题材我国古代已有，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等。它的结构形式主要分为纪事型、感事型、情节型这三种叙事结构。当中叙事诗在不同的叙事结构，它的叙事视角（全知叙述角度、限制叙述角度）有所不同，叙事方式 多种多样。著名的国外叙事诗有《巴特里克·史宾斯爵士》、《兰德尔王》、柯尔律治的《古舟子之咏》、《杰西·詹姆斯》和《弗朗基与约翰尼》等。 如：琵琶行。

）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中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歌体广告中的叙事诗式广告
xushishi(三)

诗歌体广告中的叙事诗式广告

叙事诗是一种用诗的形式来描述故事和描写人物形象，以反映现实和抒发感情的诗歌。有一般的人物、故事、情节。它虽有叙事文学的一般特点，但与小说、戏剧又有明显区别。它一方面要叙述故事，一方面又要抒发作者对人物、事件的强烈思想感情。所以它是叙事与抒情的结合。作为叙事诗型广告，有较为具体的叙事，注重内容的实在性和写实性，有时还具备一定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形象，但叙事中的跳跃和省略较大。而且，往往是着重对商品或劳务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如产品的形态、色彩、工艺等特征进行生动的描述，给人以鲜明具体的广告形象，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物，从而获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如马雅可夫斯基为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写的两首广告诗：(一)身体、肚子、智力，需要的一切东西，国营百货公司都能提供给你。不必怀疑，也无须深思，买各种妇女用品只有上国营百货公司。(二)从城乡各地来到这里，不必要东寻西找，磨破鞋底。到国营百货公司，样样都能买齐。对路、迅速，而且便宜!马雅可夫斯基为“鸡心”烟卷写的广告诗也是属于叙事诗：“鸡心牌”烟卷气味香喷喷。劲儿很大，就像黄金价格那样平稳。除了莫斯科农产品公司别家买不到!又如杜甫在四川居住时，为大邑出产的白瓷写的“广告诗”：大邑白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酒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大邑白瓷的轻巧、坚强、白皙、清脆等可爱之处。但更多的叙事诗型广告不仅叙事，亦兼抒情，如福特汽车开车礼让公益广告诗：每一天，当我驾车飞驰此地 快车道上行人匆匆和穿梭的车辆，进行一场输不起的赌博昨天，当我漫步走过见她无助的伫立路口默默等待不知何时轮到属于老年人过街的时刻有一天，当我不再年轻或许也将徘徊此处望着随风而逝的巨兽缓缓叹息或是暗自垂泪明日，当我驾车飞驰此地我想，应该停车让她慢慢走过 此广告诗抛开一般性的宣传口号，通过一个汽车司机的真情悔恨，反映城市交通中车不让人的问题，以一位老妪的路口遭遇，唤醒汽车司机的良知，倡导礼让行车、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尚。 又如西门子公司为150周年庆贺活动所写的广告诗：寻人、寻物、寻过去„„——西门子公司150周年庆贺活动150年的历史，150年的辉煌。岁月悠悠，西门子这个名字，曾为多少人向往。在我们庆贺这15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想起了他们：——我们的前辈那些40年

代西门子的老雇员们；——我们的老用户那些最早接受了西门子的知音们；——我们的老产品曾为中国人民带来欢乐的功臣们。我们希望找到他们——听听他们的感受，理解西门子的含义。我们想把那些老产品请回来，让历史延

续„„我们请求您的帮助!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寻找：或许您的祖父曾是西门子雇员，或许您的邻居仍保存着他们的 第一台收音机，或许„„请将您的发现及时通知我们，与我们一起保存即逝的过去，这将是您对公司150岁生日最丰厚的献礼。为此，我们——以西门子的名义，感谢您! 全诗从过去说到现在，抒发了对顾客的殷殷真情，于叙事和抒情中，宣传了本企业，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公关宣传。

石壕吏原文及翻译_石壕吏阅读答案_作者杜甫
xushishi(四)

<石壕吏>作者是唐代文学家杜甫。其全文诗词如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石壕吏原文及翻译_石壕吏阅读答案_作者杜甫。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石壕吏原文及翻译_石壕吏阅读答案_作者杜甫。
[前言]
<石壕吏>唐代伟大诗人杜甫著名的“三吏三别”之一。五言古诗通过作者亲眼所见的石壕吏乘夜捉人的故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注释]
(1)暮:在傍晚。  投: 投宿。石壕村:今名干壕村，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
(2)吏: 官吏，(3)逾(yú):越过；翻过。走:跑，这里指逃跑
(4)呼:诉说，叫喊。一何:何其、多么。怒:恼怒，凶猛，粗暴，这里指凶狠
(5)啼:哭啼。苦:凄苦
(6)前致词:指老妇走上前去(对差役)说话。前:上前，向前。致:对……说
(7)邺城:即相州，在今河南安阳。 戍(shù):防守，这里指服役
(8)附书至:捎信回来。书，书信。至，回来
(9)新:最近，刚刚
(10)存:活着，生存着。且偷生:姑且活一天算一天。且:姑且，暂且。偷生:苟且活着
(11)长已矣:永远完了。已:停止，这里引申为完结
(12)室中:家中。更无人:再没有别的(男)人了。更:再
(13)唯:只，仅。乳下孙:正在吃奶的孙子
(14)未:还没有。去:离开，这里指改嫁
(15)完裙:完整的衣服。“有孙”两句一作“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
(16)老妪(yù):老妇人。衰:弱
(17)请从吏夜归:请让我和你晚上一起回去。请:请求。从:跟从，跟随
(18)急应河阳役:赶快到河阳去服役。应:响应。河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原河南省孟县)，当时唐王朝官兵与叛军在此对峙
(19)犹得备晨炊:还能够做些伙食差役
(20)夜久:夜深了。绝:断绝；停止
(21)如:好像，仿佛。闻:听。泣幽咽:低微断续的哭声。有泪无声为“泣”，哭声哽塞低沉为“咽”
(22)明:天亮之后。登前途:踏上前行的路。登:踏上。前途:前行的道路。登:踏上
(23)独:唯独、只有
[译文]
“我”傍晚投宿石壕村，有差役夜里来强征兵。老翁越墙逃走，老妇出门查看。差役吼得是多么凶狠啊!老妇人是啼哭得多么可怜啊!“我”听到老妇上前说:“我”的三个儿子去邺城服役。其中一个儿子捎信回来，说两个儿子刚刚战死了。活着人姑且过一天算一天，死去的人就永远完结了!“我”家里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只有个正在吃奶的孙子。因为有孙子在，他母亲还没有离去，他母亲进进出出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老妇虽然年老力衰，但请让”我“跟从你连夜赶回营去。赶快到河阳去应征，还能够为部队准备早餐。”夜深了，说话的声音消失了，隐隐约约听到低微断续的哭声。”我“天亮临走的时候，只同那个老翁告别。
[鉴赏]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写了差吏到石壕村乘夜捉人征兵，连年老力衰的老妇也被抓服役的故事，揭露了官吏的残暴和兵役制度的黑暗，对安史之乱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读杜心解>，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这十三句诗，不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也决不是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读者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可能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
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儿，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喂奶给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两句，有的版本为“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所以县吏是要她出来的。)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民为邦本”，把人民整成这个样子，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诗人杜甫面对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却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最突出的一点则是精炼。陆时雍称赞道:“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就是指这一点说的。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寓褒贬于叙事，既节省了很多笔墨，又丝毫没有给读者概念化的感觉。诗中还运用了藏问于答的表现手法。“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概括了双方的矛盾之后，便集中写“妇”，不复写“吏”，而“吏”的蛮悍、横暴，却于老妇“致词”的转折和事件的结局中暗示出来。诗人又十分善于剪裁，叙事中藏有不尽之意。一开头，只用一句写投宿，立刻转入“有吏夜捉人”的主题。又如只写了“老翁逾墙走”，未写他何时归来；只写了“如闻泣幽咽”，未写泣者是谁；只写老妇“请从吏夜归”，未写她是否被带走；却用照应开头、结束全篇、既叙事又抒情的“独与老翁别”一句告诉读者:老翁已经归家，老妇已被捉走；那么，那位吞声饮泣、不敢放声痛哭的，就是给孩子喂奶的年轻寡妇了。正由于诗人笔墨简洁、洗炼，用了较短的篇幅，在惊人的广度与深度上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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