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

导读：　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共2篇)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非常荣幸参加上海钢联[0 00% 资金 研报]的活动，正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想法。首先我讲两个自己的亲身感受，你现在在上海如果找一个精致一点的餐馆吃顿饭的话，大概比日本的东京要贵40%。上个月我去了一趟台北，他们跟我订的是凯悦，订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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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 第一篇

2016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非常荣幸参加上海钢联[0.00% 资金 研报]的活动，正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想法。首先我讲两个自己的亲身感受，你现在在上海如果找一个精致一点的餐馆吃顿饭的话，大概比日本的东京要贵40%。上个月我去了一趟台北，他们跟我订的是凯悦，订的是行政套间，住了三个晚上，最后他们结账的时候，总共不到一万两千新台币，包括这三天的吃饭，大概是五个新台币换一个人民币，这个价格，大概杭州凯悦大概只能住一晚上。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现在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整个产业现在托不起昂贵的金融地产，也就是金融地产在经济中所收的租太高了，把整个产业耗干了。把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可贸易品一个不可贸易品，不可贸易品对可贸易品的价格非常贵。当年日本也是这个情况，用日元计价的国内的财富，那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很多东西都买回来。

当然接下来日本20年经历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资产通缩的过程。这20年日本有运气好的一面，也有运气不好的一面，从运气不好的一面来讲，日本刚好赶上了一个全球化的周期的高点。在20年中不断有新兴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中间，最开始是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然后是前苏联，当然最主要的是2001年之后中国的入世，这么大一个要素的经济体融入到全球的经济的范围之内。

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全球在这二十年中间，可贸易品的生产率提高非常快，所以它可贸易品的价格，在这二十年中间是不断的往下走的。某种程度，放大了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扭曲，某种程度也加剧了日本这20年资产通缩剧烈的程度。 当然日本也有非常幸运的一面，日本做得很好的是什么？

它的资本输出做得非常好。实际上它某种程度上讲，从宏观上讲，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宏观对冲的交易结构。它在这20年中间，大量的资本输入到几个新兴经济体，包括东亚、中国为中心的这些蓬勃发展的地区。最大限度的吸取全球化扩张的红利。某种程度上有效的对冲了国内的收缩。所以日本的GNP在20年来没有萎缩。

虽然跟整个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来讲，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弱。你可以看到日本经常项目的盈余，一直到2012年，经常项目的盈余还是非常健康的。当然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的直接因素是中国经济的衰退。但是总体来讲，日本的GNP，它整个经济，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在海外，实际上有另外一个快速增长的日本经济，两者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对冲。

当然中国未来面临的情况没有这么幸运，包括我们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国有体制的对外的资本投资的体系，我就不展开了，恐怕我们未来所面对的更多的是一个负担，更多的是

透支我们未来预算财政的赤字，而不是收获红利的过程。当然这是中国可能面对的压力。所以中国面对的核心问题，其实跟当时的日本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不可贸易品，对于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非常高。集中的体现就是汇率和人民币计价的国内资产价格出现了严重背离。这两个东西只能保一个。

所以从大的方向讲的话，中国未来的方向，包括当前政策方向的选择的话，是努力的去纠正汇率和国内资产价格之间背离的状况。拿两者尽可能走向一个收敛。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这可能是中国从中长期来讲的话，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汇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冲突的话，从本质上讲，它根植于实体上是实体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报酬率。与资产价格之间严重冲突。如果你靠金融杠杆托住国内昂贵的资产价格的话，抬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的话，同时又想获得一个实体资本回报率向上的趋势的话，这相当于一个人站在地球上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面一样，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出现一个杀手级的产业革命，一个整体性的新兴产崛起，但是这样的场景很难想象。

从全球历史的经验看的话，汇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调整过程来看的话，全球有两个极端的个案。我们看日本的情况，日本在90年国内的资产泡沫以后，资产通缩发生以后，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后，这20多年中，日元对美元一直可以说是一个强势货币的状态。日元对美元基本上80-120这样一个区间，被限定在这样一个区间波动，没有偏离这个区间。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资产通缩。

另外一个极端是俄罗斯的例子，俄罗斯是2011年的时候，最繁荣的商品周期顶点的时候，莫斯科的房子换算成美元来看的话，在全球国际化大都市中间，应该说非常的贵。到现在，莫斯科的房子，莫斯科的房价，以卢布计价的莫斯科的房价，比2011年又上涨了10%。但是卢布兑美元的价值，汇率，在过去四年中跌了50%。中国未来将怎样实现货币的价值和国内资产价格背离的状况，中国会走向什么样一个路径呢？一个是名义汇率要往下贬一点。然后国内的资产价格要出现一个价值的通缩。最终两者找到一个新的均衡。中国会偏向于哪个方向，我觉得是目前整个市场大家最集中思考的一个问题。从名义汇率角度上来讲，中国因为处在全球老二，所以某种程度来讲，本国的货币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特别是今年经历了去年的8.11，以及今年1月4号两次人民币汇率闯关之后，造成了非常明显的全球性的万亿风险释放之后。所以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未来的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某种程度上讲，不在是由自己说了算了。

当然市场有很多传言，特别是二月份，说中美之间，有一个关于汇率的默契，根据事后市场的演变来看的话，这很有可能是一个事实。我个人知道的信息，现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方，应该对中国有明确的要求，也就是说未来人民币的每一步动作，或者每一个想法，都必须和我进行事前的沟通，然后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机制和方法。这应该是有非常明确的信号。

也就是中国不和市场沟通，像去年8.11或者是今年1月4号那样，进行汇率市场化闯关，从未来场景来看，这个出现的概率基本上没有了。今年人民币整个市场汇率运行状况来看，我觉得有非常明显的特征。你们看今年美元很软，人民币和美元相勾住。某种程度上讲，今年上半年，人民币也释放了一定的贬值的压力。

我们看到人民银行所计算所参考的货币指数。今年贬值了7%，同期美元的指数，也贬值了6.6%，两者大体相当，所以这样一种美元弱势，可能是双方的新的汇率关系，双方都可以接受。

如果美元未来进入一个上升波段的话，我想人民币与美元在一定程度进行脱勾。前提是一定不能出现全球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也就是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指数必须保持相对稳定。这个可能是形成的一种所谓的默契。这个在今年的状况下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突出。

这么一个默契，说明中国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可能作为一个主要的调整方向。也就是货币价格和本币价值之间，未来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会拉长。意味着我们讲的中国未来作面临的资产价格的通缩可能不再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个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

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未来集中讨论的是什么？是这种调整的资产通缩，未来调整的方式方法时间和节奏的问题。

应该讲，我们参考以前的西方经济体的债务周期调整规律来看的话，还是有明显的共性的。大体上会符合一个调整节奏的逻辑。第一步，就是整个债务周期调整的一般路径第一步都是从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结构开始的。这个逻辑非常好理解，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一个经济体经历一个债务周期末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表征，就是国民经济中间，政府、企业、金融，只有金融部门在拼命的加杠杆，这是共同表征，非金融经济杠杆，其实是处于被动上升的状态。可以简单看一下2008年前面5年的美国经济各个部门的债务率的变化。

特别是最后5年，一年中间整个债务率的上升的贡献，金融部门内部所增加的杠杆，达到了70%。非金融部门的贡献只有30%。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中国2012年之后，我们所谓金融自由化加速的进程，跟2008年之前，前面5年美国所走过的历程，某种程度上非常相似。就是我们看到的金融的空转，就是大家通俗的讲，资金在脱实入虚。金融开始独自的繁荣。

2012-2013年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到今天，是琳琅满目的披着所谓金融创新和互联网金融马甲的互联网金融财富管理平台以及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交易的结构。

金融同业的交易合衍生的交易，在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形成中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为什么整个宏观金融管理者开始有一些害怕有一些担心呢？

是因为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它特有的特征，也就是说金融部门的自身杠杆上升的状况，真实的状况，现在宏观金融的管理者来讲，它不能实时的掌握，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银行做一笔10个亿的围外的话，管钱的机构，可能底下要做一个40亿的产品。

结构化的产品，才能把这个围外的交易结构，它委托的成本才能对冲掉。否则根本做不平。但是领导看到的数据可能就10个亿，看上去很多金融交易的结构非常的正常，就是金融同业之间的交易，银行对非银。但是实际上底下都有很多灰色的管道衍生出来，通向第三方的财富管理平台，或者所谓业内非常流行的嵌入式投资顾问的管理，杠杆很快就加上去了。

去年股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警示的信号。因为报给领导参阅的数据非常正常，我们看到的就是银行对于非银的收益权转让的结构，不到三万亿。但是一旦进入杠杆清理的时候，发现杠杆越清越多，最后导致股票市场出现系统性的崩溃。

因为中国金融体系有自身非常强烈的体制性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二元经济的体系，国有企业和政府的经济组织，有非常强的吸附金融信用资源的强大的吸引力。低成本的大量的占用了大量金融信用的资源。所以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的话，如果不进行主体属性的改造的话，推进金融自由化的单边突进的话，造成的后果一定是混乱。

造成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把国有企业和政府的经济组织变成一个又一个的资金的掮客和影子银行。过去2012年之后的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膨胀，一个加速的过程，很清楚的反映了这个事实。这个数据应该从总量的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看到2012年之后，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大概膨胀了81%。而整个名义经济的总量只上涨了39%，中间差不多有一倍的落差。【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

所以金融既然不能从实体的回报中获得足够的收入，越来越多的只能通过金融的交易来创造价差。通过增加杠杆，通过加大错配，通过有意识的低估金融的风险，在一个越来越烂的地基上面靠金融交易的积木搭建起来一个越来越高的资产楼阁。

所以今天曾经金融改革的推动者面临着与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我们今天都不避讳讨论一个问题，中国今天金融运行的状况还是不是一种金融压抑、金融供给不足，还是一种严重的金融供给的过度？

当事人的压力非常大，因为这关系到对过去5年甚至过去10年中国的一个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的评价。应该来讲的话，从事后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宏观管理【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

层来讲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金融部门的杠杆累积，他们不能有效真实的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整个债务调整的一般路径，第一步一定是金融系统内部的杠杆结构开始。这种金融内部杠杆的结构，金融降杠杆的过程，会逐渐引致资产价格缩水的压力和债务通缩的压力。这种压力下才有可能促使非金融部门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债务重组的进程。

这个道理应该非常的简单。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在讲去产能，如果你的产品的价格是在一个不断上涨的趋势中间，哪个工厂愿意率先关闭自己的产能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债务重组也一样，如果我能够在这个融资市场上非常低的利率，非常便利的借到大量的钱，我的资产市场还在高位，我的土地拍卖非常的流畅。怎么可能把债务合约的相关利益人都请到谈判桌前，大家一起来商量缩减债务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可能展开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应该说整个逻辑下来的话，这是按照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走。首先金融部门的压杠杆产生的通缩的压力，会促使非金融部门进入实质性的债务重组的谈判。

这种非金融部门，当然对于中国来讲，对于西方来讲可能主要面对的是私人部门家庭去杠杆的问题，债务重组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讲，是国有经济部门和类政府的实体组织的债务充足的问题。这种债务重组的话，一定会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下行的动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宏观风险。

怎么样应对这样一个宏观风险呢？

对于大萧条之后的整个的全球的宏观政策层来讲，大家最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一整套避免经济陷入长期箫条的所谓超常规的货币和财政的方法。所以现在市场，大家对于所谓中国式的QE，中国式的量宽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为什么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在过去这几年中间往背后缩，不出手呢？我觉得核心的问题是时间窗口没有到来。因为你的整个资产还在高位的时候，大家没有压力的时候，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是不可能跑到前台的。因为这个价格它谈不拢，大家谈判的成本非常高，价格的打折，利益的出让，这方面的事情根本是谈不拢的。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讲，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决策者来讲，未来的腾挪的空间，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整个资产市场的价格缩水的状态和程度。

所以这样一种调整的话，对于金融杠杆，对于整个资产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择的方向来讲，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各类资产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是我们金融杠杆和负债边际不断的上推。现在可能正在经历的是一个反过程。资产的价格是由边际的力量所决定。

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 第二篇

经济蓝皮书：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5年12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6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2015年全球经济总体温和复苏，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全球贸易增速依然处于金融危机以来的较低水平。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面对下行压力加大，及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挑战，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持续扩大，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扩大，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应把“稳增长、增效益”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加快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认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1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要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2016年半年度经济形势分析】

机制，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应继续实施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5年初以来，全球经济总体保持了温和复苏态势，但经济增速不及此前预期，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较低水平。

蓝皮书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预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投资逐步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速水平回归，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持续扩大，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扩大，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主要考虑是：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在加快，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态势仍将持续；国内投资基数已经很大，投资增速将回归常态；消费总体仍将保持平稳。预计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7%，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1.9%。

201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剧。在此形势下，2016年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十分必要。当前应把“稳增长、增效益”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需求方面的直接作用；适当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基建投资方面的先导作用和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加快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适度扩大地方财政税源；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工作，认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应继续实施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合理适度加速。推动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金融改革，加快利率传导机制和资金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管。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建立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改善金融结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快金融机构治理体制改革，改善金融宏观审慎风险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要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曾经被视为经济过热源头的房地产业，再次成为稳定经济增速的调节器

蓝皮书指出，2015年6月以来，随着央行降准降息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房地产销售形势持续回暖，1~9月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7.5%，增速较前8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持续较快推进，使城镇住房需求，特别是大中城市住房需求持续增长。房地产销售回暖迹象显现，带动投资出现筑底企稳迹象。专家认为，大城市存量住房消化任务完成后，住宅开发投资活动必然会逐步增加。与房地产市场相关度较高的建材家具、装修装饰及家电等消费也会逐步反弹。曾经被视为经济过热源头的房地产业，再次成为稳定经济增速的调节器。 新的政策探索期“四期叠加”

蓝皮书指出，要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来解决，也就是要从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的顶层设计层面来解决，寻找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从而寻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2015年党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编制，以及2016年初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启动和实施，将会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将会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其中，特别是作为“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这三大国家战略的布局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将会充分利用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凝聚起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同时，作为“十三五”规划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贯

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使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将成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所经历的3次上升过程来考察可知，相关的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在第一次上升过程中，1982~1984年，正值“六五”时期的第2、3、4年；在第二次上升过程中，1991~1992年，正值“八五”时期的第1、2年；在第三次上升过程中，2000~2007年，正值整个“十五”时期，以及“十一五”时期的第1、2年。参考这种情况，“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和实施，有可能积蓄起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向上的力量，有可能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这样，2015年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十三五”时期有可能进入新常态下的新一轮上升周期。新一轮上升周期不是单纯地让经济增速适度回升起来，更不是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回升。要借回升之势，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更好地实现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奋斗目标。

以上分析只是一种可能性，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十三五”时期，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新问题，还需要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25~27日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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