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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2016-11-28 12:39:53 推荐 来源:http://www.chinazhaokao.com 浏览:

导读: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共8篇)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陈伯钧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战役以后,五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一篇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

陈伯钧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后,红军有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次战役以后,五月来了一个猛烈的“扩红”运动,红军增加了四、五万人。把部队整编了一下,将老部队改编成大师,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师团。敌人失败后,也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知道这样“长驱直进,分进合击”还是奈何我们不得。所以敌人改变战略,训练部队,加强侦察活动,训练登峰队,搞了一些山地作战的东西,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总的战略叫做“堡垒政策”。第五次总“围剿”,包括政治“围剿”、经济“围剿”、心理“围剿”、文化“围剿”。不但这样对付我们,而且还这样对付他自己区域里反对他的人。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前,我们还有一些行动:一方面在北线继续坚持斗争;另方面又组织了东方军,打了连城附近十九路军的老虎师长区寿年这个师,接着打洋口、延平,一直打到福建水口附近,威逼福州。那时十九路军感到威胁很大,于是陈铭枢就写信给蔡廷锴说: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因此他主张与我停战,联合我们反蒋,和我们讲条件。以后就搞什么生产人民党,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候北线敌主力蒋介石的部队正向苏区边境集结,待机进攻,于是三军团就从福建撤回来了。五军团去接应,开到顺昌后也撤回来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们没有利用。

第五次反“围剿”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从洵口一战到团村,这是第一段。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我们由福建转回来,在洵口打了一个遭遇战,把敌人第六师十八旅消灭了,黎川敌三十六师增援以后,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本来这一仗打胜了,照老规矩就应该把部队集结在附近,看敌人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再行动。因为我们是采取内线作战的办法,集中兵力打它一路,各个歼敌。但是没有那样办,而是想要把黎川搞过来,到白区去打硝石,想借此叫敌人撤出黎川。这时敌人战法就变了,打到一个地方就到处筑工事。十三师到资溪桥袭击了一下,敌人根本不理。总想到外线去求战,求战不得还要回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开脚一步就走错了。后来敌人从黎川向前推进,本来那时敌人并不是“堡垒主义,向前推进”,因为黎川到团村还有四十里路远,他们是要“逐段跃进”的。这一仗本来很好打,但是没有打好。因为只有三军团的四师、五师,五军团的十三师以及九军团的第三师和第三十四师,共五个师,兵力不足。刘伯承同志曾与李德两个人争论,刘建议一军团是否可东调,但是话未说完,李德就大发脾气。很明显,当时东边是三军团的四师和五师担任

突击,十三师除一部分参加突击外,主力担任掩护,西边只有第三师担任突击,力量不雄厚。结果东面虽把敌人突垮了,西边却突击不上去。敌人在山上,我们就去攻山,战术上也有缺点,蝟集一处,队伍未展开,敌人一摔手榴弹,我们伤亡很大,最后只好撤退。这一仗不但没有打好,而且还牺牲了四师师长张锡龙、三师师长吴高群。如果当时东西两面一、三军团集中,组成两个有力的拳头,东西夹击,就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一部约三个多师消灭。以后敌人又进攻德胜关,因我军的英勇作战,终于把敌人阻止住了。

第二阶段,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非常恐慌,在北线加紧构筑碉堡,令其主力向闽北前进。先向福建进军,把苏区的北边暂时守起来。其主力沿光泽、邵武、顺昌前进,每师距离四十里。这是我们歼敌的好机会。可是我们没有出击,这是很失策的。这时教条主义者有些歪道理,他们说什么:福建的敌人比蒋介石还危险„„。我们在山上望了两个月,蒋(光鼐)、蔡(廷锴)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帮他们的忙,以后他们那里就发生了问题,十九路军没有几个月就完全垮了。

所以,这一点在政治上是很大的错误,就是军事上也很不应该。就是不帮助十九路军,能把蒋介石的主力打垮也好。结果蹲在那里,非常机械,非常被动。本来十九路军和我们讲联合,我们日用百货、盐巴也还不困难,还有一点办法。十九路军一垮,蒋鼎文就到福建当总司令,我们就四面被围了,一点办法也没有。这完全是机会主义,完全不懂得辩证法的关系。

自五次战役开始到福建事变这一阶段,不但没有搞出什么名堂,反而将主力分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甚至往堡垒地域里钻。福建事变发生时,把一军团拉到神岗、党口去进攻堡垒地域,最后敌人形成四面围攻,又把一军团拉到福建,打了一个温坊战斗,聊以解嘲自慰。一个月就行了二十八天的军,真是劳累已极,使主力疲于奔命。

第三阶段,就是广昌战役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拼命主义,是拼命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苏区北线的敌人是以占领广昌来号召其他地区的敌人向我们实行总的进攻,因此教条主义者也就以广昌作为苏区的大门来拼命,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战略上的合围形成以后,就开始向广昌进攻,而这些外行的军事家——教条主义者,也就在这个地方搞拼命主义,以主力对主力。敌人有十一个师,由罗卓英指挥,正面十华里,沿着旴江两岸的丘陵地带构筑碉堡,步步向前推进。我们则集中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预先也在这一带地区筑了很多碉堡,以堡垒对堡垒,准备拼命决战。敌人在狭小的正面上以重兵搞我们,我们则对敌实行短促突击。敌人在旴江左岸前进,碰到我们短促突击时,马上停止,以一个纵队在原地作工事,另两个纵队则沿河上已架之桥梁,转移到右岸前

进;等到在右岸又遇我短促突击时,又转到左岸前进。如此反复辗转前进。所以刘伯承同志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不叫打仗,叫做“滚仗”。这样由甘竹到广昌四十华里,整整“滚”了十八天,敌人有时每天前进四华里,我们没有搞到什么东西。那时李德、博古都来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指手划脚,搞了十八天,最后还是把广昌失掉了。

这就是说,这些教条主义者们认为:你们说我不行,我就是要搞一下给你们看看。九个师对敌人十一个师,敌人有高武器——飞机和远武器——炮兵,我们这样的同敌人拼命,敌人是最欢迎的。结果我们只有撤退,最后还是失掉了苏区的大门——广昌。

第四阶段,就是广昌战役之后的分兵把口和高度的阵地抗击战。自广昌撤退后就是分兵把口,一路是三军团第六师和红十二一师抗击周(浑元)纵队,守老营盘、高兴圩之线;一路是八军团,抗击薛(岳)纵队,守古龙岗;一路是五军团,抗击霍守义部,守头陂以南地区;还有一路是三军团,守广昌通驿前大道,抗击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而一军团则转移到东线(福建)去了。分兵把口,也是阵地战的最高峰,其中以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为代表。广昌战役后,敌人深入了苏区腹地,就一步一步推进,开始用飞机轰炸,以后打炮,以后是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完全是正规的一套。我们也是做工事、筑碉堡、安鹿寨、埋地雷,再就是等敌人进到近距离时以手榴弹、步枪、机关枪一齐开火,以及用小部队从翼侧突击。敌人欺侮我们没有重兵器,就是远距离冲锋时,也采用营方队的密集队形;而我们的手榴弹,各种枪炮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开火,这就完仝要靠干部战士的英勇善战。敌人的汤纵队在高虎脑一仗伤亡四千多,我们自己也损失不小,班以上的老战士也剩不多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连续作战一年之久,就是在阵地上过日子,在房子里睡觉的时间很少,毫无休整。连以下的干部差不多三个月要全部换一次,以后完全靠干部打,补充上来的新兵连训练都来不及。所以,虽然对敌人有很大的杀伤,但我军自己的元气也受到相当损伤。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法在战略上说是很盲目的,而又毫无自信地自欺欺人地要与敌人拼消耗,想从此来转变敌我形势。正如毛主席说:“这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我们那几个制造枪弹的简陋工厂,哪里能抵得上敌人的汉阳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呢?何况敌人还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帮助。

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之后,退到了驿前。三军团四、五师加上五军团三十四师,在一起作战。过去敌人总是先来飞机,以后打炮,搞七、八个钟头后,步兵才正式攻击。在驿前作战,我们自己就上了敌人的当。我们三个师,右边是四师,中间五师,左边三十四师,都是以一个团占领阵地,两个团在后面。我们的阵地构筑得很好,一道、二道、三道,也算是一个防御地带,有的工事做得很不错,

文化学习、休息、隐蔽、进出道路等都有,还有隐蔽的火力点。那时候就是鼻子对鼻子,敌人和我们的距离很近,而且工事以外还有侦察部队,所以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我们的人抓他们的人,他们的人也抓我们的人。敌人的炮兵阵地只离我们有千把米,完全暴露,每天进行试射,我们对之毫无办法,但我们坚守,敌人也没有办法。结果敌人改变了高虎脑、万年亭的打法。清晨,飞机先从广昌起飞,飞机一响,就是信号,炮兵就打。炮兵一打,于上半夜就运动到我们的鹿寨前面的部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立即投入冲锋。这样一来,我们的短促突击根本就用不上,部队还没出得去,就被敌人火力封锁住了;第二梯队还没有上来,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敌人突破哪个地方,就占领哪里,构筑碉堡进行巩固,口子不大,叫做钻隙进攻。这时我们第一线被突破了,第二线来不及组织防御,接着第二线也被突破了,第三线也跟着被突破了,这一天敌人就前进了十几里。这样一来,我们左右两翼的部队就都向左右转成了侧面阵地,敌人又以另一支部队向我侧面进攻,我们就无法坚持了。驿前战斗证明:我们没有总的预备队是很大的缺点,在敌人突破后就没法应付,结果一下子把三道阵地都丢失了。总之,这种办法都是消极的、呆板的,违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结果不论部队怎样英勇,终于失败。

第五阶段就是西线掩护战。驿前战斗失利后,就变成了西线掩护战。因为北线、东线都被敌人突破了,当时更威胁我们的就是西线。西线就是兴国,那时只有陈毅司令带着地方部队和第六师阻止着周浑元纵队,力量比较单薄。驿前战斗后,五军团十三师就到西线增援第六师。以后一军团在高兴圩想以第二师实行夜间突击,没有成功,就调走了,只剩下五军团在那里与敌人对峙。敌人每打一个地方,就在前面做工事,后面修马路,就象前面一个乌龟壳、后面一条尾巴似的。我们在这里和敌人共对峙了几个月。以后,就退到兴国以南,准备长征。本来在西线掩护战时,就应提出准备长征,但那时没有搞,仍只是提出击破敌人等老一套的办法。

总而言之,第五次反“围剿”,一直打到底也没有痛痛快快打好一仗,所以很失策,完全处于被动。教条主义者的理论就是:“由战斗的胜利开展战役的胜利,由战役的胜利开展战略的胜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我们说:主要是搞好战略指导,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以一定的战役战斗的胜利来完成战略上的任务。即使某一个战役打不好,也无关大局。但是教条主义者根本是外行,根本不是真正的军事家,最多是懂些班排长的战术技术动作。李德这个人狂妄自大到什么程度?他在瑞金和林老等中央同志讲班进攻,讲短促突击,他就是搞图上作业比较熟悉,其实完全是外行、空洞的家伙。

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不管在哪里,原来都是可以粉碎敌人的进攻的。第一阶段本来可以粉碎敌人。第二阶段本来也可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实在不行,就是当敌人四面合围形成后,我们不和他鼻子顶鼻子,退一步让他,区域还大,也还有回旋余地,可以消灭一路、二路。就是苏区都不行了,没有办法,也还可以跳出去,到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之间的地方打他们。再不行也可以向西边跑,到赣西、湘南、迂回到敌人的侧后,也一样可以打破“围剿”,取得胜利的。总之,这些大的战略眼光,教条主义者都没有,只是在那里毫无办法地挨时间,被动挨打,毫无前途地进行战争。因此,教条主义者在战略战役指导上是傻到极点。敌人反而还聪明些,懂得“竭泽而渔”。第五次反“围剿”,从战术技术来说,过去我们没有打过阵地战,没有搞过对空防御,这次学了一点;但从整个战略指导上来说,是错误的,开始是冒险,以后是拼命。对部队来说,我们部队发挥了高度的战斗能力,发挥了高度的勇敢精神,我们自己也经过了一些锻炼。如果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有正确的军事路线,加上英勇顽强,我们相信是可以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的。第五次战役是不会失败的。但由于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虽然有那样好的基础,有那样好的部队,有那样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却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结果是被迫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严格地说,长征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按照教条主义者的想法认为是有一点准备的,如长征以前八月七日派六军团(弼时同志带着)从湘赣苏区遂川县横石地区出发,到湖南、贵州与贺龙同志会合,建立湘鄂川根据地。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先遣部队,利用在与贺龙同志会合的过程中勘察一些路线,搜集些情况,供给些资料,以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此外,长征前也补充了一些新兵,动员了一些人等。长征开始准备由中央苏区撤出,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结果没有做到,因为有几项最基本的工作没有搞。

首先,在政治上没有准备。在准备工作中没有政治动员,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说是军事上的被迫。党内党外都没有深入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的干部。那时五军团是由陈云同志(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给我们传达的。那样大的行动,没有政治动员就是最大的错误,就没有了精神准备,官兵的积极性就没有办法发挥到最高度,一遇到困难就不但不能克服,反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倾向。如果早就作了政治动员,各种倾向就会防止和容易纠正。

其次,在军事上准备也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好好地搞。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就是光搞阵地战,不搞运动战。也不打遭遇战。没有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抢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训练准备。主力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退出兴国,十月十七日就走了。在补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二篇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摘要:红军连续在4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胜利,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惨遭失败,本文为你揭开其中的原因和真相。 正文:说到长征,就不得不提及第五次反围剿,要不是现状岌岌可危,红军又怎么有必要开始如此水深火热的长征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次反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采取游击战术,并且摸透了国军的弱点,主动放弃大部分苏区,将兵力集中,一举击败国军总指挥张辉瓒的18师孤军,并将此人活捉,后被割头示众。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战术设计得当,利用了国军支援缓慢的弱点,各个击破,给国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重大胜利。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且调动了欧洲日本的军事顾问,组织了30万大军参与作战。这次红军的对手实力大大增强,损失也大大增加。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军自行退出苏区,利用国军撤退的机会,红军趁机穷追猛打,结果战果显著,无疑还是赢下来了,只是这次赢得十分不光彩。第四次反围剿无疑是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也是最了不起的一次胜利,消灭敌军近3个师,仅俘虏就一万多名,缴获枪支1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此次战役,毛泽东已经被撤销了总政委职务,李德尚未接班,周恩来刚刚接任政委职务,朱德是实际上第一指挥官。蒋介石对此围剿战评价:‚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对比上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窥见一斑:张辉瓒死了,指挥官不再完全没有谋略;老蒋亲自领兵,解决了支援差不团结协作的问题;经过了四次围剿,

国军步步为营,基本解决了环境影响,减小了间谍干扰。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或许红军方面的因素来的影响更大些。 首先是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

其次是政治资源的破坏: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

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最后是领导人员的错:在这里不得不谈谈王明这个人:192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再说说博古,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间,他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1933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从中看出这还与李德这人有着相当大的关联,他是当时‚最高三人团‛中负责军事部分的,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由此可见,李德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消极

避战,逃跑主义的战术直接葬送了红军。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既然中共犯下如此错误,是什么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答案毫无疑问,是遵义会议。此会议的具体内容:1.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3.常委再进行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会议意义非凡,可谓是共产党性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这个3人团代替了以前的3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总结而言,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注释:参考文摘《五次反围剿的真相》,整合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三篇

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发布时间:2011-12-28 09:59 作者:黄道炫——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1933年—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当时“左”倾中央实行的军事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已为历史学界广泛注意,本文不予赘述。作为一场跨时一年,交战双方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导致战争成败的因素当然不仅仅在某一方面,而应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本文试对以往研究中未充分得到重视的因素作一初步探索。[1]

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2]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3]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4]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5],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6]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7],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8],“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9]。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10]用心既狠且辣。

对应着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1],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12]蒋介石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如他所说,红军“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避实击虚,蹈瑕抵隙,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不管有几远距离,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这就是他们的智谋,而‘超巅越绝,不畏险阻,耐饥忍渴,不避艰难’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13]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14]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为此,蒋明确告诉部下:“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15]应该说,蒋采取的这一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承认简直就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老战术[1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1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18],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19]。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20],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21]。在蒋一再督促下,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22],福建573座[23]。“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24],第六路军922座[25],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5000余公里。大量的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严密的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同时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四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26]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27]。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28]

持久消耗、碉堡战术,核心是稳中求进,这一方针蒋介石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坚决予以贯彻。“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29],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30]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31],“总须稳扎稳打为要”[32]。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33];“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34]。蒋的这一方针和他惯常指挥作战时“看地图是越看越近”[35]的做法有很大差异,体现出他对此次“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但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当然,战争过程中具体战术执行不会一成不变,国民党军在稳中求进总方针下也不是一味保守。1934年3月,国民党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部队准备向广昌挺进,红军窥破对方意图后,集中主力部队“有在白舍、三坑、三溪之线与敌决战之决心”[36],以五、九军团在外围佯攻,牵制对方兵力,一、三军团大胆插向国民党军右后方,准备侧击其阵地右翼,断敌后方,在敌混乱中伺机歼敌。此时国民党军刚刚完成战略展开,6个师的主攻部队集中在南丰以南方圆20公里左右区域内,声气相通,配合便捷。在红军全线攻击下,顽强固守,同时积极准备利用兵力集中优势,全线发动反扑。蒋介石致电前方,同意陈诚主动出击计划,指示对红军要“相机猛击其侧背„„设法歼灭之”[37]。13日,在红一、三军团深入敌后向国民党军后方部队发起进攻时,国民党军各部全线反击,“一时战事骤转激烈,各阵地炮火之猛为剿匪以来所未有”[38]。红军由于部队深入,处在国民党军环形阵线之中,骤遇反击,准备不足,迅遭失利。国民党方面战史后来总结此役:“匪军常集中其大部,对我一点,施行猛烈攻击,以求其突破或包围之成功。此种时机,匪军弱点,即在处处不能对我主攻,故处处均感虚薄。此次匪以伪一三军团主力,猛攻我杨梅寨夏师阵地时,我全线不顾一切,果敢出击,致使匪虚弱部分,均被我击破,其主攻部分,亦被我截断,全线遂不能不总崩溃。”[39]陈诚的这一反击和跃进战术给林彪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时数次谈到,国民党军“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因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40]在稳步推进、持久消耗总方针基础上,国民党军能够不失时机地大胆出击,积极把握主动作战的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其整体战略的主动性和威胁性。

二、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41]。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42]。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43]。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并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44]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45]“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46]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加强。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第三、四次“围剿”期间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的发生,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期间,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

国内外环境的好转使蒋介石可以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南京政府先后出动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47]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对苏区形成空前压力。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约7.6万余人,地方红军约3万人,部队总兵力仅10万余人,[48]国民党军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蒋布置于北路用于主攻的即有28个师、5个旅,红军经过分兵防御可用于与之对抗的兵力不到对方的1/5,正如中共中央判断的,在兵力上“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49]。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加上武器和补给优势,使国民党此次“围剿”较之前几次有了更多的资本。

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也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50]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有密切关系。当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67师399团团长、79师235旅474团团长、6师18旅36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6师18旅36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51]凤翔峰一役,470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52],但仍能守住阵地。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13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53]。李德则注意到,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54]。

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尤其是主力部队第三路军指挥官陈诚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月初,红三、七军团根据福建事变的新形势,进入福建,包围沙县,威胁闽北国民党军防线。红军的行动,引起蒋的很大不安,1月中旬,蒋要求第三路军主力迅速进军福建建宁,一部留守现地,同时“第三十六军速

向西移,以第四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二师、第九十三师编为一路,向沙溪、龙冈进展”[55],对兴国方向保持警戒并相机发动进攻。由于第三十六军辖第五、第六、第九十六三个精锐师,主力东开,三十六军西移,将使第三路军形成东、中、西三个兵力点,造成严重的分兵局面。对此,陈诚提出意见:“第三十六军不必西移”,认为该军“一时难以抽调,俟第三路军主力占领建宁后,该军可推进至康都,协同完成南丰康都建宁封锁线,并相机策应主力,向广昌进展。”[56]强调在现地保持强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性,实际仍隐然以广昌为所部主要作战方向。同时,不赞成由龙冈一带向兴国进兵,表示部队“只能推进至富田,如向兴国进展,由泰和经沙村为妥”。[57]对此,蒋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陈的建议,指示顾祝同:“预定三十六军及四十六师、十三师将来之进展计划均照所拟办理。”[58]改变了原来的分兵计划。

1月底,福建境内对十九路军的战事基本结束,红军虽攻占沙县,已难以再掀波澜,鉴于此陈诚再电蒋介石,建议第三路主力部队留在江西境内,巩固黎川东南战线,“届时取建宁或广昌,均较为易”[59]。2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仍然坚持令其“设法早占建宁或泰宁”[60]。同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坚决主张:“此间决先解决当面之匪,再用交互前进法,向建宁进展。”[61]坚持主力留在黎川东南作战。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由于福建十九路军已被击垮,红军有限兵力不足以影响福建全局,此时离开主攻方向向福建增兵颇有不得要领之感,而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是当时双方进退的要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离开,一旦黎川丢失,则其已经获得的先机将一朝尽失,因此,蒋介石坚持进占建宁的主张颇有昧于大局、轻重倒置之嫌,而陈诚的主张显然更具主动意义。所以陈诚强调:“此后我如得一地一城,即不再为匪有,保障民众,不为匪用,不得迟缓,实万全之策也。”[62]面对陈诚的抗命举动,蒋介石不以为忤,权衡再三后,次日复电陈诚,肯定其“所见甚是”,同意“照办”[63]。此后,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始终保持在广昌、石城一线。而在国民党军进攻压力下,2月中旬,红三军团也被迫返回江西广昌一带,国民党军再次抢得先机。

福建方面东路军也有同样的战例。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64]。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65]。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66]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较为凶狠,但在汤部兵力并不占绝对优势情况下,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并未追究。东路军有关战报也明确肯定:“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67]应该说,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战争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这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及作战基础的上述变化、加强,为其赢得第五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三、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68]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69]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70],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71],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72]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73],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

女参加田间劳动[74],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75],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群众自己的劳动力”[76],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77]。

由于后方劳动力异常缺乏,苏区中央制订的优待红军家属规定难以正常执行,红军家属由于缺乏劳力,土地常被迫弃耕。万泰县的刘士进,“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分到的六十二担田,前年已荒了十担,今年又荒了六担„„现在有好久没有米吃。”[78]汀州红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79]勉强能够执行优红条例的地区,也是不堪重负:“瑞金隘前区,据区土地部的报告,那边每一劳动力每月要帮助红军家属做十六天工。”

[80]如此紧张的劳力使帮工时间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瑞金有红军战士回家后看见家属困境“竟有出眼泪的,同时后方同志看见也就不想去当红军了”[81]。红军家属的窘境,既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也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形紧张。

人力缺乏对扩红工作影响至巨。由于前线出现大量牺牲,大量补充红军在所必需,但后方人员补给可选择余地愈来愈小,在此背景下,扩红动员工作开展艰难:“一般党团员对扩大红军工作是很消沉的,自己也怕当红军。”【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82]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的扩红指标都难以如期完成,1934年5月,一贯勉力走在前面的江西省也出现了“惊人的落后”[83]的现象,到5月20日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二十。[84]这种普遍难以完成计划的情况,虽然当时苏区中央一再以“没有具体的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加以解释,但客观地看,人力资源的异常匮乏无疑是主要原因:“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还要进行突击,这当然不现实。”[85]

在苏区中央罔顾事实、动辄以政治帽子威胁完不成任务者背景下,各地突击运动中强迫命令屡屡发生。胜利县“硬要全体干部去当红军”,结果“干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个别的自尽”。[86]有些地方扩红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反正大门关上了,群众要跑也跑不了)”[87]。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

三、四”[88]。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

[89]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十六岁以下的占百分之一,四十岁以上的占到百分之四,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90]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

[91]。

由于战斗损失巨大,大量老兵以及指挥员战斗减员,许多新兵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培训就不得不投入前线,对部队战斗力也有很大影响。红五军团13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仍使其进行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就有九人脱靶”[92]。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93]。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94]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土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95]

除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外,苏区物质资源也呈现十分困窘的局面。粮食是生存的基本,中央苏区粮食本可自给并略有输出,但经过数年战争,粮食生产受到影响,1933年春,已出现严重缺粮问题,陈云在1934年间谈到:“去年青黄不接时,因为某些地方缺乏粮食与缺乏全盘及时的调剂,再加上奸商富农的抬价及囤积,曾经威胁了我们。”

[96]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粮食问题更形严重。加之国民党方面对苏区实施粮食封锁,严厉规定:“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97]同时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98],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99]。这些,更加剧了粮食的紧张局面。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

[100]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101]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102]。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103]。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104]。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

中国历史第80课测试卷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四篇

中国历史第八十课测试卷

姓名: 日期: 分数: 课题: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一、多项选择题(20题,每小题3分,共60分)

1.中央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 )

A.10:4 B.20:3 C.30:3 D.50:7

2.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苏区执行正确军事战略的领导人是( )

A.周恩来、朱德 B.王明、博古

C.毛泽东、朱德 D.博古、李德【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3.在前四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毛泽东采取的战略方针有( )

①大兵团伏击歼灭敌人; ②打运动战;

③避敌主力,诱敌深入; ④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4.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重点进攻的是( )

A.湘赣革命根据地 B.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C.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D.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5.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博古、李德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的口号是( )

A.御敌于国门外,不丧失守土 B.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C.逐次转移,各个击破 D.敌进我退、敌疲我扰

6.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 )

A.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B.国民党吸取了前四次失败的教训

C.广昌之战红军伤亡严重 D.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

7.“王明路线滔天罪,五次‘围剿’敌猖狂,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红军急切上征途的主要目的是( )

A.准备北上抗日 B.保存实力,进行战略大转移

C.红军的一种战略战术 D.扩大革命根据地,传播革命火种

8.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提出红军放弃去湘西,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 )

A.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B.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C.摆脱敌人前堵后截的危急 D.使部队得以休整

9.“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首诗是朱德为纪念遵义会议而作。“群龙得首”是指遵义会议确立了谁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

A.毛泽东 B.陈独秀 C.博古 D.邓小平

10.下列有关遵义会议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彻底肃清了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B.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C.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D.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例行会议

11.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组成三人军事小组,除毛泽东外,另外两人是( )

A.周恩来、朱德 B.朱德、王稼祥

C.周恩来、王稼祥 D.周恩来、张闻天

12.长征途中,红军打破敌人追剿计划的战斗是( )

A.四渡赤水河 B.巧渡金沙江 C.飞夺泸定桥 D.强渡大渡河

13.长征途中,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是在( )

A.四渡赤水河后 B.渡过金沙江后 C.强渡大渡河后 D.翻过夹金山后

1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泽东《七律·长征》诗中“大渡桥横铁索寒”指的军事行动是( )

A.渡过湘江 B.四渡赤水 C.巧渡金沙江 D.飞夺泸定桥

15.下列哪一项正确反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的一部分( )

A.金沙江—→夹金山—→乌江—→大草地—→泸定桥

B.乌江—→大草地—→泸定桥—→金沙江—→夹金山

C.乌江—→金沙江—→泸定桥—→夹金山—→大草地

D.泸定桥—→夹金山—→乌江—→大草地—→金沙江

16.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在( )

A.井冈山 B.甘孜 C.吴起镇 D.会宁

17.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是( )

A.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B.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

C.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扼杀革命的企图

D.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牵制了敌军的力量

18.下列有关红军长征的意义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为争取革命新局面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B.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

C.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D.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19.“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首诗反映了( )

A.长征路上红军的艰难 B.南方八省红军游击战的艰苦

C.抗日战争的艰辛 D.解放战争的困难

20.自1934年以来,在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领导人有(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A.叶挺、项英 B.刘少奇、陈毅 C.项英、陈毅 D.刘少奇、叶挺

二、材料解析题(1题,共20分)

2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草地的气候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

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续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黏黏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们。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儿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微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权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是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动不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翁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

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儿,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

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广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户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腋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攀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王愿坚《七根火柴》

(1)根据材料中无名战士的形象,推测这位无名战士在长征过草地途中受过那些苦?

(2)火柴是很平凡的东西,无名战士为什么要用生命的代价珍藏一盒火柴?无名战士有哪些优秀的品质?

三、问答论述题(1题,共20分)

22.简述自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这一年来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主要经历。

上海交大刘统教授系列精品文章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五篇

刘统: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历史真实不应掩盖 遵义会议的决议里,毛泽东是排在第三位的。实际上,排名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权,这个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从被冷落的边缘化,重新回到核心,这才遵义会议的核心意义。

受访者: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997),《华东解放战争纪实》(1999),《中原解放战争纪实》(2003),《唐代羁縻府州研究》(1998),《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2004)等。

【以下为采访正文】

红军长征初期是一次仓促的战略转移

问:在传统的史观中,总是认为长征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进行长征,共产党也有自身的原因,比如在苏区的一些措施,损害了当地经济,造成了经济危机,进而转变成政治危机。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刘统:现在谈起长征,主要是从历史传统讲的,一般都是高度赞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其实红军长征在历史上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到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为什么呢?第一是路线错误,白区丢掉了100%,红区丢掉了90%。”说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危害中国革命最大的一次。

毛泽东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时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什么会有第五次‚围剿‛呢,因为前几次围剿红军,国民党军队都因投入不够而失败。当时蒋介石在忙着统一,忙着对付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军阀,主要精力集中在各路军阀上,所以江西的红军不是最大的威胁。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正确,

国民党军队在江西苏区屡次被红军打败。总的说来,国民党在前几次围剿中失败,一是兵力投入不够,二是决心也不够坚定,遇到一点挫折就撤退了。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当时得苏区中央局夺去了军权。但这个责任不在王明和博古,责任在苏区中央局的政治局委员们,主要是任弼时和项英的责任。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只剩下一个空头的中华苏维埃主席。但是不久,张闻天、博古和李德来了,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是共产国际和王明任命他们负责。当时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唯命是从,他连审查核对的工作都没做,甚至不敢找共产国际核实一下,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把军权交给了李德。这样的话,在中央苏区就形成了‚三人团‛的指挥——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但实际上周恩来的身份只是个管家,政治上的决定权是博古,军事上的决定权是李德。

博古、张闻天到了瑞金之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江西苏区搞苏维埃化,搞模仿苏联的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的经济体制、宣传体制等等,把苏联那一套搬到了苏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苏区政府的编制大大的扩张,脱产人员急剧增多。本来江西苏区就是江西最贫困的地区和农业区,在搞了这种苏维埃化之后,大大的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在四次反“围剿”之后、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江西苏区的中央财政已经出现了凋敝、破败的迹象了。

苏区的中央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黄道炫写的那本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曾经对江西苏区后期的经济状况做过一个很详细的论证。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设,假设第五次反“围剿”依然由毛泽东来指挥,能不能打赢?我们综合论证的结果是:谁指挥也打不赢。为什么呢?第一、蒋介石下了决心了,集中了一百万绝对优势的军队要彻底消灭苏区;第二、蒋介石改变了策略,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用大量的精力来安抚老百姓,恢复苏区的正常生产。

而当时的苏区第一是因为战争的消耗,第二是人力过度的动员,小孩、老人,是男人都去当了兵,无人种地,使得当地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部队叫‚少共国际师‛,肖华17岁就当了这个师的师政委,他底下的兵都是群娃娃兵,因此叫少共国际师。所以当时苏区的动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男人都上战场了,谁还种地?瞿秋白被捕后,宋希濂跟瞿秋白谈话,瞿秋白跟他谈共产主义的思想,革命的理想。宋希濂就反问说“我所过红区之处,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请问,你们的革命理想如何实现?”瞿秋白无言以对。

李一氓写的回忆录的时候,也提到当时苏区的状况,说‚我在瑞金待着,那么多的地都荒着,但是我们的干部在后方每天都无所事事。后来到了延安才想起来大生产,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些脱产干部都动员起来去种地呢‛?这就说明当时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中央苏区都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但是,苏区为什么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还没有自动崩溃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周恩来他们掌握着最主要的财源——赣南的钨矿。赣南的钨矿从1932年开始开发,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一共给中央苏区提供了650万银元的收入。钨矿生意当时是共产党人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做交易,共产党在苏区开钨砂,陈济棠那边负责采买,转手出口。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长征之前陈济棠主动跟共产党谈判,希望与红军停战。这就是号称‚鸽子飞了‛的罗塘谈判。罗塘谈判之后,陈济棠让开路让共产党突围。这也是为什么红军在长征初期,十万人的队伍带着坛坛罐罐,居然还能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原因。陈济棠和共产党有这样的交易,而且在红军大迁徙前正好达成了这个秘密协议。蒋介石对陈济棠放走红军是非常愤怒的,这也是周恩来主导的一次成功的统战活动。

当时的中央苏区情况是很糟糕的。政治上,它的政府机构太大,脱产人员太多;经济上,收入蒸发太多,财政破产;军事上,李德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也导致红军的重大伤亡。但是这些困难都还不足以让博古、周恩来他们决定突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主要的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司令莫雄把蒋介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消灭红军的作战计划,通过情报人员秘密的送到了瑞

金。所以周恩来、博古他们看到了蒋介石这个秘密计划之后,在几天之内就仓促决定长征的。

遵义会议使得毛泽东重返高层领导岗位

问:红军长征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北上抗日”,现在对这个口号争议也挺大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口号的?

刘统:正如前述,长征实际上是一个仓促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走到哪里去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北上抗日‛的口号,而且长征的全过程都是走一段看一段的。长征亲历者董必武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董老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在长征开始的时候知道要走两万五千里,要走过那么多的无人区,要走过那么多的雪山草地,很多人会不会跟着走那么远呢?还真不好说。

如果说长征为什么开始向西行动,因为长征之前,为了分散国民党军得注意力,中央派了两支队伍去探路,一支是方志敏的队伍,叫‚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向北行动,陷入国民党军得包围,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率领的红军第六军团成功了,到湘黔边界跟贺龙会合了。所以长征第一步实际上是突围,想到湘黔边界去和贺龙会合。因此也不难理解开始长征时,中央把坛坛罐罐都带上,本来他们是准备搬家的。但是到了湘江,因为中央纵队和坛坛罐罐的束缚使得行动迟缓,造成了红军的重大伤亡。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在湘江之战里,红军伤亡的不是多数,逃亡的是多数。主要是出发前征发的挑夫、新兵逃跑很多。但是过了湘江之后,主力部队还是保留了,应该说红军的骨干部队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多大损失。一、三、五、九军团是中央红军里最核心的部队,这些部队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看到那么多逃兵,主要领导人博古就已经崩溃了。

红军进入贵州后,党内高层矛盾日渐尖锐。没有指挥权的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个人就密谋策划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提议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一次很神秘的会议,它没留下档案,没留下记录。既然邓小平说他参加了会议,他就是去做记录的,为什么遵义会议没留下记录呢?张国焘在红军会合之后就追问遵义会议,说你们开的遵义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不知道,到底合法不合法?毛泽东他们一直是不肯把具体、真实

的过程告诉张国焘,所以估计遵义会议的记录早就被销毁了。到了1958年,中央从莫斯科买回来一批共产国际的档案,但是这些档案一直没有处理过,到了80年代才发现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陈云说这个提纲是他搞的,也就是说遵义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到80年代才现身。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很神秘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报通讯断绝的情况下,是共产国际没办法插手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使得毛泽东重返高层。所以遵义会议对毛泽东个人来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问:以前教科书上面讲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其实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刘统:不,有这么回事。遵义会议的决议里,毛泽东是排在第三位的。实际上,排名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权,这个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从被冷落的边缘化,重新回到核心,这才遵义会议的核心意义。但是不是像我们过去历史上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好像是当了第一把手,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周恩来是第二把手,但是拥有指挥权。毛泽东是协助他们两人工作的。

遵义会议其实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的方针,出发的时候说是去跟贺龙的部队会合,建设湘西根据地。到了遵义会议,又说要建立川南黔北根据地,就是说要在川南当地安身。结果因为受到了川军和滇军的夹击,所以红军被迫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就是依靠赤水河(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在川军和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这就是为什么要红军路线那么乱,为什么要沿着赤水河跑来跑去的原因。 张国焘、毛泽东的路线之争

刘统:跟张国焘会合以后,红军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当时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中央就跟张国焘发生多次争论,张国焘的意思就是在当地川西北藏区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毛泽东、张闻天他们这些政治局多数人主张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为什么中央要这么想呢?刘伯承元帅在1961年有一个谈话,我在《北上》那本书里也引用了,就是刘伯承跟毛泽东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去哪儿,毛泽东说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因为共产党要想发展,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你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得抗日,你要

2016党的光辉历程和苦难与辉煌思想汇报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六篇

党的光辉历程和苦难与辉煌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组织:

在党的90周岁生日那天,长沙市人才服务中心流动党委给我们每位党员赠送了军旅作家金一南将军所著的《苦难辉煌》一书,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心情,每天不管工作多么累,睡觉前还是习惯看看《苦难辉煌》,感受下革命先烈的奋斗精神。《苦难辉煌》就好比一部中国革命的近代史,把我们带到那艰难困苦的岁月。全书记述了中国***从红色革命的苦难到廿十世纪的辉煌,从东亚病夫到奋力崛起的中国龙,以革命为起点,从苦难困苦最终走向辉煌!正如大作家冰心写下的感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20世纪初的东方,中国***、共产国际、中国***、日本军阀这四大力量,展开了半个世纪的生死角逐。连共产国际都没想到中国会出来个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在腹背受敌的苏区三次成功的反围剿,力挽由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博古指挥的反围剿连连惨败的局面,打出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中国***得以独立自主。这其间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以及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不断的叛变,中国***如浴火凤凰!困境即是赐予,从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就开始了最深沉的苦难,也是最辉煌的开始。众多的***人,为了****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谱写出动人的一部从苦难到辉煌的光辉历史,他们的英勇事迹已载入史册,他们的意志将被我们世代承传。

书中也写了蒋介石和他的八大金刚。蒋至死都在念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个一生勤俭,爱才如命的黄埔军校校长,***的最高领导人,一个高高在上的领袖人物却没有宽大的胸襟去包容自己的手下,一味的用金钱去讨好他的追随者们,这也许正是导致他失败的一大诱因吧,最终导致了他隔岸相望,终老他乡难归故土!其实蒋的八大金刚也有令人可敬之处,他们个个都是一代名将,特别是压轴金刚陈诚的军事素养和个人才能,直至今日都被后人所推崇。虽然他们气盖云天和英勇骁战却最终也败给了***的队伍。

我从书中读到了那个年代的那一代人的精神,早已抒写成一个符号,定格在了历史的天空中!无论是哪一方的人物,在他们终其一生中,殊途虽未同归,但历史有交叉点就有共同点,每一方领导人和将领们皆在较量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他们的才华。金一南将军在书中记录的每一个风云人物,他们的赫赫战绩,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已随岁月流逝,但他们那种为了事业终其一生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一代伟人的功与过,早已盖棺定论,每一个事件都是历史的烙记,历史不会改写,每一个人物都深深铭记在历史的长卷中。

中国***的诞生、成长、壮大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在那段苦难的岁月里,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3万7千名***员、工农群众和进步人士壮烈牺牲,制造了白色恐怖。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了悲壮的万里长征。书中写到:“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数十万大军左跟右进,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的精神与非凡的气概。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不屈不挠的***人。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长征的艰苦以至于多年后许多伟人回忆起来都有切肤之感。书中说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天赐良机,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人的英勇献身。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光芒并不是在***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最辉煌的时候迸射出来的,而是在***人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在前景最黑暗的情况下,***人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国历尽了百年的历程。瞿秋白说过“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开我的翅膀。”列宁讲过“忘记过去,就意为着背叛。”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能获得腾飞的翅膀?当我们在享受着今天的物质、金钱带来的富足生活时,我们更应当翻开历史去看看,去充实一下心灵的空白,去缅怀一下无数先烈,告慰一下心灵那片空白。

当今,中国的崛起已是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是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追赶时代发展潮流。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但历史从来没有被割断,也不可能割断。我们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能够从先辈们的奋斗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如果我们不仅能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肩膀之上,也能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肩膀之上,那么未来我们去完成的,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读了《苦难辉煌》这本书后我感觉个人太渺小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确实来自不易,想想中国***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用流血牺牲铸造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现在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够克服呢?读《苦难辉煌》使我更加坚定了党性和信仰,获得了坚强与勇敢,将更加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汇报人:

2016年2月6日

2015筑梦中国第二集解说词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七篇

《筑梦中国》解说词——第二集 中流击水

【解说】 在北京中山公园南门不远处,静静伫立着这座保卫和平坊。它的前身叫克林德碑。克林德是德国驻华公使, 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多次屠杀和绑架中国公民,清政府却要为他的死谢罪道歉,建立牌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兴奋的人们推倒克林德碑,把它搬到中央公园,并改名为“公理战胜碑”。善良的中国人认为,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国际公理一定会还中国人以应有的尊严。

然而,几个月之后,巴黎和会传来的消息击碎了人们的幻想。公理没有战胜强权,民族复兴的梦想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

第二集 中流击水

【解说】 1919年5月4日的午后,北京天安门前的平静被打破,成百上千的学生汇聚这里,高喊着“还我青岛”“惩治国贼”的口号。

原来,被中国人民寄予厚望的巴黎和会,传来了这样的消息——不仅中国代表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提案统统被否决,并且英、美、法、日、意五大国商讨分赃的结果要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屈于压力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人愤怒了。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集会游行,五四运动爆发。起自北京源于学生的这场运动,迅速蔓延开去,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采访】 郭俊英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馆长

五四运动的性质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就是从领导阶级的成分上来讲它的一种转变,跟以前的一种不同。

【解说】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的北京大学旧址,如今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地。

当时,众多先进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深深失望,他们继续寻求救国的真理。

西方的各种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多党制也曾在民国初期的十多年里相继引进,但这些东西既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也没有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此时,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宣传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蒙昧与专制。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唤醒了一代青年,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革命先驱李大钊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社会理想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共鸣。

在反复的比较中,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采访】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年多的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速度最快、影响面最广、对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触动最深的一个时期,有了这个思想前提才有可能催生共产党这个组织。

【解说】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共十五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这艘画舫上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大会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这个新生的政党,将会引领中国未来民族复兴的航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采访】 曲青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呢?我想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点是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第二点是有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第三点是有了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就是要采取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

【解说】 从西方搬来的各种各样的尝试都失败之后,中国人民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按照马克思列宁指明的方向,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个使命,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一百八十多次,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有了更深的认识,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革命力量蓬勃发展。1926年7月9日,在嘹亮的军歌声中,十万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北洋军阀的统治面临崩溃。正当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同盟者的枪口却突然调转了方向。

【字幕】 1927年4月12日

上海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

武汉 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

【解说】 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三十一万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严酷的现实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深深地记住了鲜血换来的教训。

【解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在南昌起义后举行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党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它许多地区的起义相继打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绝地反击。

巍巍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在这里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通过艰难探索,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28年到1930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论著,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中国革命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采访】 徐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少将

1933年夏季,中国的红色政权当时有十几块大小根据地,总人口将近一千万,国民党政权也不可能容忍你根据地发展壮大,一再进行“围剿”。

【解说】 中央红军先后四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3年秋,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解说】 这座叫做《艰苦岁月》的雕塑,因多次被收录课本而为人们所熟悉。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作品本是雕塑家潘鹤为纪念解放海南而创作的。可雕塑送到北京,立刻引起彭德怀等几位元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这破衣烂衫的老少红军和那似在耳畔的悠扬笛声,再加上他们嘴角的微笑,恰好是艰苦而又充满希望的长征岁月的最好诠释。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接连突破敌军数道防线,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当时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次年十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抵达陕甘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的胜利结束,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在我们党、军队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陕甘革命根据地是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

【解说】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短短四个月内,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2015红色故事演讲稿
刘统,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 第八篇

第1篇:红色故事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当您走进位于河北隆化县城的一座烈士陵园,一个场景立刻会展现眼前―――身着军装的他,昂首挺胸,左手高擎炸药包,右手紧握拉开的导火索,英勇无畏,气壮山河……他就是年仅19岁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董存瑞。

今天,就让我们在烈士的铜像下,回到1948年5月25日的战场…

那天下午,董存瑞所在的六连正对隆化中学发起第二次总攻。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面,抬不起头来。原来,这是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来的6条火舌。狡猾的敌人,在桥上修了一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我军冲锋的道路。这时,董存瑞和战友们纷纷向连长请战,要求把这座桥型暗堡炸掉。但爆破手们都无功而返。董存瑞看到战友的伤亡,再次挺身请战。“你已经几次完成爆破任务了……”不容副连长说完,董存瑞抢着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任务不只是炸几个碉堡。现在隆化还没有解放,怎么能算完成任务呢?”副连长和指导员商量了一下,对董存瑞说:“好,你去吧,千万要注意隐蔽。”董存瑞紧攥拳头说:“放心吧,不完成任务就不回来!”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着腰冲了出去。桥型暗堡里,敌人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耳边掠过。但董存瑞沉着机智,仍在忽左忽右地爬着。敌人的机枪打紧了,他就伏下不动。敌人的机枪稍一停,他就飞似的向前跃进几米。突然,敌人的机枪又集中朝他打过来,他的腿受了伤,鲜血直流。但他仍抱着炸药包猛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哪儿也没有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 董存瑞急得直攥拳头。

这时,身后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总攻的时间到了。大批的部队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桥型碉堡上的砖头一块块被推开了,子弹像急雨一般向冲锋部队射去。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不行,必须马上把暗堡炸掉,否则有更多的战友要倒下,也会影响整个战役。想到这里,董存瑞毅然决然地将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炸药包,紧紧贴住桥型暗堡,右手猛地一拉导火索,巍然挺立,纹丝不动,像是一尊雕塑。就听董存瑞高声喊道:“为了新中国,冲啊!”刹那间,一声巨响,地动山摇。敌人的桥型暗堡被炸得粉碎。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歌声回荡在陵园的上空,也缭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谢谢大家!

第2篇:红色故事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下面我为大家演讲的名字叫《鸡毛信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有个放羊的孩子叫海娃,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天,给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爸爸,拿出一封信,要海娃马上给八路军送去。这封信上粘着三根鸡毛,海娃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最最紧急的信呀!

海娃揣好信,赶着羊下山了。还没走到山口,就远远地看见来了一队日本兵。”怎么办?信藏在哪儿呢?”他一眼看到了老绵羊的大尾巴,灵机一动,把信拴在羊尾巴下边,大尾巴一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海娃刚站起来,鬼子就来到了身边。

“小孩,你的干什么的?实话说,不然杀了你!”

“我是放羊的嘛,呜呜呜,我是放羊的嘛。”海娃故意装作害怕的样子哭起来。

鬼子看了看这群羊,来了坏主意。他把羊都扣了下来,海娃呢,被逼着给他们赶羊。

天黑了,敌人来到一个小山村。村里找不到一个人,也找不到一颗粮食。鬼子们都饿疯了,就叫黑狗子们去杀羊。一个歪嘴黑狗看中了那头老绵羊,上来就抢。海娃眼看自己心爱的羊被拖走杀掉,恨死了敌人。可他更担心鸡毛信,它就绑在老绵羊的尾巴底下啊!

老绵羊好像看出了海娃的心思,四条腿往地上一撑,歪嘴黑狗怎么也拉不动,累得出了一身臭汗,只好去抓别的羊。海娃总算放了心,又在盘算着怎样逃走。

天刚蒙蒙亮,鬼子就挥着大洋刀,带着队出发了。还没走过几个山头,只听”轰”的一声,走在前面的几个黑狗子倒在地上。原来他们踩上了民兵埋的地雷。海娃真想笑,可没敢笑出来。

“小孩,你的前面的开路!”鬼子是要海娃赶着羊,在前面踩地雷。这里的路海娃太熟悉了,他把敌人引上了一条小山路,自己越走越快。敌人都气喘嘘嘘的,越落越远。

“小孩,你慢慢地开路!”海娃干脆飞跑起来。

叭!叭!鬼子开枪了。海娃一头倒在草丛里。他知道,这里离八路军住的地方不远了,就大声喊起来:”鬼子来啦!鬼子来啦!八路军叔叔,快打呀!”

果然,八路军叔叔开火了。海娃一高兴,爬起来就想跑,刚跑几步,就昏倒了。一个八路军叔叔忙跑过来:”唉呀,这不是海娃吗?”

海娃睁开眼,吃力地说:”叔叔,羊……老绵羊……鸡毛信……尾巴……”话没说完,又昏过去了。

等他醒来时,他已经睡在热炕上了。八路军叔叔告诉他,靠着那封鸡毛信送来的重要情报,八路军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好多鬼子和伪军。八路军叔叔又送给海娃刚缴获的两个牛肉罐头。海娃的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谢谢大家!

第3篇:红色故事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喜爱上了阅读红色故事和革命诗歌,从这里我了解了近代中国历经磨难的风雨沧桑,感受了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曲折历程,也明白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热血豪情。

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夏明翰,每个熟悉的名字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长征、抗战、解放、改革,每段历史都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故事。从红色经典中我读懂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卓绝,读懂了林海雪原的孤胆雄心,感悟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激情豪迈,也感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大气磅礴。长征路上的严峻险阻,八年抗战的艰难困苦,白色恐怖下的千回百转,南征北战的荡气回肠,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一首首雄壮的诗篇,是镌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朽丰碑,是见证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历史画卷。

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感慨万千,展望祖国的明天,我们信心满怀。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高山仰首,大海扬波,大地溢满了新世纪的朝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感谢历史的选择……1921年7月,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传出巨人的呐喊,犹如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拔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亮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革命之火。从此,炎黄子孙们的理想有了归依,有了值得托付的导航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后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共产党又带领我们走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几代中华儿女聚集在鲜红的旗帜下,挥舞着银镰披荆斩棘,奋发进取,为铺就强国之路,用实践的巨笔描绘出一幅幅崭新的画卷,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九十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亚洲睡狮已经雄起,东方巨龙正在腾飞,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还是少先队员的我们是党的接班人,稚嫩的双手要勇敢地承担起历史重托,我们是跨越世纪的新一代,是21世纪的真正主人。革命的精神不能抛弃,它依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制胜法宝,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与祖国、时代的命运联系起来,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品德,发扬创新精神,掌握实践能力,勤奋学习,立志成才,共同谱写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崭新篇章!

谢谢大家!

第4篇:红色故事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开始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福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1934年7月,红七军团进入福建,在闽赣苏区休整补充后率先北上,进入闽浙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团会合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地区遭到敌军的疯狂围攻,最终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壮烈牺牲。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八万多人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三万多八闽儿女参加这个伟大的历史性壮举。在长达一年多的战略转移过程中,八闽儿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胜利到达陕北的,已经不足三千。湘江之战,以闽籍指战员为主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18团承担断后任务,血战十天,以全军覆没的代价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7000多人几无所存。在祁连山脚,西路军血洒河西走廊,红五军团悲歌高台城下,数千名历经雪山草地考验的闽籍红军指战员马革裹尸。在遵义城下,在赤水河畔,在金沙江边,在大渡河头,在皑皑雪山,在茫茫草地,在六盘山,在直罗镇,到处都洒下了八闽儿女的鲜血。(这是先遣队在那样的历史大背景前提下而进行的)

一个远离喧嚣的偏僻的小山镇-----赤溪,距城关53公里,四面环山,峰峦叠起,每座山峰都在溪中长出,山清水秀,正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叶,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你们这样的幸运,在头上压着三座沉重的大山剥夺了他们的幸福感,或者说是给生活带来了痛苦。他们为了解脱这些痛苦,就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国家,他们抛投骨,洒热血。

今天你们生长在红旗下,特别在这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你们就很难体味到那时的背景,残忍,是的,现在我就讲讲,我们赤溪镇的一些党史吧。

赤溪是一个小山镇,三十年我们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但是,便于革命志士开展活动的好环境,因此,我们全镇上下基本掀起参加革命风,据完全统计有108人参加革命,比霍童镇还多三个,真是一个奇迹啊。

由于这几天我都在忙于陈荣凯副省长要来我们镇里调研工作和《文革宁德知青篇》文稿一书的征稿活动,很多精力都被用在这方面,于是今天就简单地聊聊几点有关我们赤溪镇的党史吧。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军团长寻淮洲,政治部主任刘英,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与闽东工农红军叶飞、叶秀藩、范式人等领导人,于1934年8月21日9点许,在阳谷村会师,先遣队首先传达了党中央重要指示对闽东党政军的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同时也促进了闽东革命形势发展。这个队伍有6000多人马,拥有大炮、枪支弹药、无线电等设备,当时住杂暴满了夏村、桃源、赤溪三个村庄,并给我们留下50多幅标语在古民居墙壁上(连兴座、巫济业厝),遗憾的是至今已只有三条依稀可见。第二天,凌晨,由我闽东游击队队员引路,从龙案岭出发,途径班竹、社洋,然后又直入福安磻溪、康厝,于下午两点左右攻下福安重镇穆阳镇,最后,当天我闽东游击队员原路返回。今天我们站在这块碑子面前,就足以让我们揭开当时闽东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序幕,开展重温阳谷北上抗日先遣队和闽东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旅游,对宣传革命历史,发扬红军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结束四年游击战后,还根据当时先遣队传达精神要求,闽东特委动员1600多人参军,经过一周后且动员了4000多人,挑选了1500名。经过军事训练后,于1938年开往前线,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解放初期,这些队伍不是牺牲在抗日战线上,还是牺牲在抗美援朝战线上,最后回乡的也只有12个老红军,迄今已全部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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